CDT编者按：2025年10月1日—10月31日，距离李文亮医生去世已2018—2048天。这位在武汉新冠疫情期间因为说出真话成为悲剧英雄的普通眼科医生并没有被民众遗忘，为公共安全与健康充当“吹哨人”成为他闪亮的墓志铭。在李文亮医生留下的微博的评论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写下日记”，“诸多双耳朵仍铭记着他吹出的悠长哨响”，网民们在这里和李文亮医生一起分享和倾诉自己的生活与命运。正如一位网名为“一朵默默绽放的花儿”的新浪网友所说：“李文亮微博成了‘互联网哭墙’，一个安放人们良心的地方。”

因为李文亮的微博随时可能被网络审查部门下令删除，中国数字时代对李文亮医生微博下的网民留言每日片段精选备份，直到该微博账号被关闭为止。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李文亮医生微博下的留言区：

2025年10月1日—10月31日：

漂亮用户7985651268: 老李啊 我现在去吃炸鸡了，你吃了饭没啊？想你

这是麦德居替: 不在巨鹿路，也会在其他路……万圣夜快乐，老李。

本人叫志伟: 李医生，5年多了，我过得好惨啊，阳过之后身体断崖式下降（您更惨)在您这希望碰到好心人，借我两三千元，我现在全家买农村合作医疗都没钱了。我会还的，但不敢承诺几时还。有人问：现实中没亲戚朋友吗？其实穷人现实中的亲戚朋友都是穷人，我们底层之间都是相互几百几百的借。一旦遇事就扛不住。

爱做健身的冰美式: 睡不着，搜了疫情期间的视频来了，晚安李文亮医生

_溢呀溢呀轰: 李医生，医疗寒冬来了，现在医生毫无尊严，12345投诉一切，好累，坚持不下去了

小学姐-: 李医生您还好吗，这个世界怎么了，在天之灵救救云南犬化野人小孩吧，让坏人通通受到惩罚

就想一飞冲天: 云南小孩乐乐这么多天没消息，看到云南要降温了，不知道他有没有穿上衣服，一直没有新动态，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被解救，好难过

嘟嘟嘟嘟Superman: 李医生，我作为一个妈妈，天天看着云南那个小孩不给衣服穿被当成狗在地上爬，但是又救不出他，现在一点下落都没了，真的很揪心，每天看到我的宝宝我就会想到那个孩子，天气已经这么冷了，不知道他怎么样了，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好无助

飞虹2893352513: 今天看了郑智化的事，就突然想到了你，来看看，愿大家安好

从头学起de博客: 老李啊，郑智化的道歉，让我觉得一阵悲凉。

是我80105: 李医生，最近看到一只北京的小边牧遭受虐待。三四个月大的小女狗，本在幸福的家庭出生，因为最聪明听话取名叫小书包。500低价出售给北京一户人家，原主人以为会过上幸福的狗生，没想到是小狗噩梦的开始，呼吁大家不爱请别伤害，希望早日成立动物保护法！希望地球更好

刘小熙日常: 李五岁，你在干嘛，今天玩的开心吗？

糖喵小十一崽崽爱粑粑麻麻: 李医生，这是今天的伊豆。再次祝您的家人，余生喜乐

落叶知秋2855: 李医生，巨匠杨振宁先生离世了

sketchvision: 五年了 好想回到你还在的时候五年变了太多了…流了好多泪

O在想什么呢: 李医生，俺又来了，每次遇到烦事没有进展的时候我都回来这说说，每次说完都会有改善。最近在秋招，9 月投的到现在还没消息，找工作好难啊，心仪的岗 o(╥﹏╥)o 都竞争好大，还有就是漫长的等待是折磨的，等笔试链接等面试…等一个 offer_(:з」∠)希望会变好吧加油(ง•̀•́)ง

骏马奔驰L:现在回想起来，2024年的生活都已经成为奢望了

RainsCleari: 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Livefree_: 李老师，月入6千的合同工和月入3千的编制要选择哪个

zjkl-: 有时候想想这样的世界，如果没有一丝牵挂，早登极乐也好，这个世间普通人实在太辛苦了

棉小默: 李先生，来微博看看那几年怎么过的，发现以往微博里的自己，那么灵动，情感丰富，溢出屏幕的热情，现在怎么都跟行尸走肉一样了。希望在另一个世界安好

末梢的阳光: 咦，李老师今天是你生日吗？生日快乐！

我是年糕妈: 好巧今天过来看看，那就生日快乐

冰城的丹妮: 大家都在祝你生日快乐，今天是你生日吗？那就生日快乐，现在你的老家盘锦，应该是海鲜很肥的季节了。

今天是幸福快乐小狗: 今年的祝福依然在～李医生生日快乐

Yi-meng: 40岁生日快乐

呱呱不秃头: 今天刷2020年考公的常识题，有关于疫情的题，评论区都是缅怀你的

这是麦德居替: 亮哥，刚才清理手机内存时，在电话联系人里翻出了爷爷，他已经过世快三年了，跟他最后一次通话是四年前，这大概意味着，我快三年没有主动用电话联系任何人了，心里顿时产生了一丝酸楚……

新鲜的杨树叶子: 李医生，如果我在单位遇到了不公正的事情，而且有人确实存在违法违纪问题，我应该奋力还击吗？

思念20220319: 李医生，又是一个中秋了，真的有另一个世界，有来世吗？好想我的儿啊，他好久没来我梦里了……

妍嬷嬷7: 李老师，国庆回了一趟老家，因为老家没有亲人也没有房子了。所以，很多年都没有回去过了。这次回去，老家的小路和树木全都跟记忆中的不一样了。仅剩的一点房子的痕迹也被树叶和青苔覆盖了。很多人也跟记忆中变得不一样，更加的苍老佝偻。突然接受了那个事实，没有亲人等待的地方再也不是我的老家了。

蜕变初见: 李医生，时间过的好快，疫情至今快六年，我也净身出户带着女儿快六年，从她幼儿园到现在小学五年级，我非常非常努力，不想她颠沛流离，在疫情期间高价贷款买了房，不曾想现在形势每况愈下，负债累累，这些年为了女儿为了房贷身心俱疲，真的好累好累好累，可我又觉得活着就是希望，李医生，你说对吗？

立夏小蚊: 李医生，好久没留言了，今年经历太多了，很多事不顺利，这国庆节逛街，发现店铺越关越多了，经济好似好差，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啊

Olafydevastating: 我来纽约看你了

人不能停止思考_: 李医生，父亲在中秋夜里突然离世了，不用再忍受病痛了，希望在那个世界安好。

向内探索的Ginger: 5年过去，世界并没有变好，而我也在变老。有时候看到认识的人的离世新闻，竟然也不觉得那么难过。这是个解脱，是个不值得留恋的，不能待太久的世界。

无可奈何wghh: 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想念妈妈的夜晚，同时来看看你

朱二小的二岁情怀: 李医生，这两年真的挺难的

MarkSteven马: 李医生越来越扮演着精神耶稣的角色了，大概我们需要这样的

CDS档案 | 李文亮

CDS档案｜新冠病毒事件总汇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中国劳工观察：是一家位于美国的独立非营利性 501(c)(3) 组织，成立于 2000 年。在过去的 20 年中，中国劳工观察“一直致力于监督和报告工厂的劳动实践，倡导工人权利，创建社区，建设集体行动能力，并与工人、社区、政府和其他合作伙伴分享知识”。

一、星巴克华南门店的“隐形劳动”：学生工、无偿培训与合规风险

今年初，星巴克美国公司曾爆发过一系列的劳资冲突。近日，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观察 (China Labor Watch, CLW) 也对中国星巴克进行了调查。

他们以卧底调查与问卷方式，对广东及周边地区二十余家星巴克门店进行实地走访，并访谈了 110 名一线员工。中国劳工观察发布了一份报告《星巴克华南门店的劳动与合规风险》。报告结果揭示了星巴克在中国南方地区的劳动管理现实与其品牌所宣称的“尊重与公平”之间的落差，指出公司在用工结构、工时制度和员工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系统性风险。

报告封面

报告发现，星巴克门店的运营高度依赖兼职工和学生工，其中周末兼职员工占比高达 60% 至 75%。疫情结束后，公司明显减少了全职员工的招聘，以“支援调配”和弹性排班维持运营效率。这种低成本、高灵活性的用工模式，使大量员工被排除在社会保险、公积金及假期制度之外。

中国劳工观察特别提到，星巴克学生员工群体名义上是“勤工俭学”，往往却承担与全职员工相同的工作职责。然而，他们却领取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时薪（约 18 元人民币），也无加班费和年终奖金。部分门店要求学生工签署放弃工伤保险的条款，这与中国的《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险法》相抵触。报告指出，这些学生用工安排“处于法律与执法的灰色地带”，甚至可能构成对“勤工俭学制度”的滥用。

调查还发现，广东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疑似未经政府批准实施“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即以季度为周期计算总工时，打破每日 8 小时、每周 40 小时的上限。部分员工称曾被要求签署“同意书”，虽形式上自愿，但员工实则难以拒绝。该机构认为，这种未经明确审批的做法，可能违反《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办法》第 7 条，增加了法律风险。

报告指出，新入职员工需完成约 9 小时的线上必修培训及数周实操培训，但均未获得工资补偿。部分门店甚至将培训视作“入职考验”，培训过程强度高、期限严苛，却被归入“非工作时间”。这违反了星巴克自身《员工管理政策》中关于培训时间属于工作时间的规定，也与《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第 153 条相冲突。

除培训外，受访员工普遍反映无偿加班现象严重，特别是在闭店清洁环节。休息制度亦未落实：虽合同规定“每工作两小时可休息 15 分钟”，但实际执行为“每四小时 10 分钟”，且需主管批准。部分员工表示，“连上厕所都要报备”，店内高压工作文化盛行。

报告还指出，星巴克员工普遍未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也缺乏独立申诉途径。多数员工不清楚公司内部的正式申诉机制。中国劳工观察认为，这与星巴克在《商业行为准则》中“提供安全、保密且便捷的申诉渠道”的承诺不符。虽然未发现明显的性骚扰或暴力行为，但“主管训斥新人”的现象被认为“偶有发生”，显示权力结构的不对称。

最后，中国劳工观察提出七项改革建议，包括停止未经批准的综合工时制、为所有员工缴纳社保、确保加班补偿、支付培训工时、加强安全检查、建立独立申诉机制及鼓励工会参与。他们表示，星巴克若希望在中国维持“社会责任领导者”的形象，必须让“商业行为准则在实践中得到贯彻”，让员工的现实体验真正与品牌叙事接轨。

二、中俄联手多次试图削减联合国人权机构预算

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多边国际组织，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政治博弈平台。

通常，媒体和智库等机构往往关注联合国安理会等机构中的国际政治博弈。然而，国际人权服务社 (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Human Rights, ISHR) 近日发布了一份报告，揭示了一个公众很少注意的战场——联合国大会第五委员会。报告表示，第五委员会是负责联合国行政和预算工作的委员会，原本被视为技术性机构，如今却成为地缘政治角力的核心。

报告封面

报告指出，以中国和俄罗斯为首的国家，正在通过制度性手段削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人权高专办，OHCHR）的财政基础，以削弱该机构的作用。

报告表示，在联合国的三大核心支柱——“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和人权”中，人权支柱历来最为资金匮乏。该机构研究发现，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仅获得联合国经常性预算的不到 7%，占联合国总预算（包括预算外捐款）的不到 1%。2024 年和 2025 年上半年，该机构的实际预算被削减了 13% 和 27%，多项调查与培训项目被迫延迟或取消。报告引用联合国人权高专伏尔克·蒂尔克 (Volker Türk) 的话指出：“这些削减直接影响了在实地促进和保护人权的能力。”

国际人权服务社称，第五委员会的预算谈判早已超越技术层面，成为各国推动自身政治议程的渠道。中国、俄罗斯通过影响“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ACABQ) 等关键机构，使其建议对人权经费进行“比例失衡的削减”。在正式谈判中，这些国家常以“寻求效率”或“发展优先”为由阻挠共识，从而削减对国别调查、公民权利和民间社会参与的资金。

与之相对，拉美和部分西方国家则在谈判中积极捍卫人权预算。报告指出，“这些国家在预算程序中成为抵抗少数派”，但其政治与外交资本有限，难以撼动由中俄主导的议程结构。

在报告调查所访的 37 名外交官与联合国官员中，多数受访者认为中国是“在人权资金问题上最具敌意的国家”，而俄罗斯则扮演了“公开搅局者”的角色。中国更倾向于在“闭门场合”施压，在“上游”技术机构中影响决策，并在第五委员会中阻止任何扭转削减的努力。报告指出，中国常通过“77 国集团和中国”(G77+China) 施加影响，打包以“支持发展”为名推进反人权立场，实质上是试图重塑联合国人权议题的定义框架。

与此同时，中国与俄罗斯在第五委员会内部合作削减针对缅甸、叙利亚等国的人权调查预算，并推动削弱“公民及政治权利”授权。国际人权服务社指出，这种趋势“正将联合国从以普世人权为基础的体系，转向一个以国家主权为核心的体系”。

此外，报告同样批评美国的政策转向——特朗普政府时期的预算削减及其后的会费拖延导致联合国 22% 的常规预算出现缺口。美国以“反以色列偏见”为由削减人权拨款，并取消对人权高专办的数百万美元预算外捐助。这种行为被视为“无差别、无针对性的削减”，进一步动摇了联合国整体财政稳定，也给中俄在预算体系中扩张影响力创造了空间。

因此，国际人权服务社提出了多项呼吁，以支持联合国人权工作，包括：会员国按时足额缴纳会费，增加人权高专办的预算外捐款并减少指定用途；在第五委员会及其他机构中保持一致、原则性的人权立场；以及确保“联合国 80 周年改革倡议”(UN80 Initiative) 不再以削减人权预算为代价推进结构调整。

最后，国际人权服务社大声疾呼，如果各国继续以地缘政治为导向操弄预算，“联合国可能会从一个促进人权的机构，滑向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国际管理体系”。在联合国 80 周年改革之际，如何在预算表之外守住人权底线，已成为对国际社会政治意志的重大考验。

三、哈德逊研究所呼吁释放宗教领袖金明日

今年 10 月 9 日、10 日，中共当局对中国独立教会锡安教会发动了一场大抓捕，包括牧师金明日在内的 30 名牧者同工相继被拘留或失联。据悉，锡安教会 (Zion Church) 是中国最大的独立教会之一。其成立于 2007 年，最初由约 20 名信徒发展至今已覆盖全国 40 个城市，约有 1 万名信徒。尽管在 2018 年锡安教会被政府正式取缔，但仍以小组形式聚会，并继续通过网络分享讲道。

10 月 24 日，哈德逊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召开了一场研讨会，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教会工作人员。牧师金明日的女儿金恩慈 (Grace Jin Drexel) 也参加了这场会议。她表示：“我父亲只是因为信仰被关进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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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持人、人权与宗教自由研究员 Olivia Enos 在开场中也指出：“金牧师与锡安教会成员，只是在行使他们的信仰自由。但在中国，这种自由从未被容忍。”

在金恩慈的叙述里，锡安教会的故事是当代中国家庭教会命运的缩影。2007 年，它从北京东三环的一间会议室起步，短短数年内发展成拥有 1,500 名固定信徒、线上线下约 10,000 人参与的独立教会。

“父亲总说，信仰不是对抗体制，而是让人自由。”她回忆道。2018 年，锡安教会被北京市宗教局勒令关闭，理由是“非法聚会”。政府切断电力、封锁租约、查封物资，信徒被迫在家庭、小组、线上聚会中维系社区。

即便如此，金明日仍坚持公开布道。他曾在一次讲道中说：“信仰的自由不是恩赐，而是天赋；即使被剥夺，也仍然存在于人的心里。”

此外，金恩慈还透露：“他们不仅关押我父亲，还在海外监视我们。”比如，她的母亲曾接到一个自称“美国政府官员”的电话，后被证实来自厦门公安。电话内容是威胁与“劝说”：“不要发声，不要惹麻烦。”

Olivia Enos 指出，这种“跨国压制”(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已成为中国政府对异议与宗教社群的常规手段。她说：“这不仅仅是一位牧师的遭遇，而是一个全球问题。它告诉我们，中国的权力意志正越过国界。”

金恩慈的丈夫、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 Bill Drexel 则从学术角度分析：中国政府打压家庭教会的真正原因，不只是宗教，而是“社会力量的自主性”。他指出：“家庭教会代表的是一种非官方的社会网络，是人们自发的组织形式。而在中共的逻辑里，社会越弱，国家越稳。”

与会的参议员泰德·克鲁兹 (Ted Cruz) 批评中共“持续迫害基督徒，只因为他们敬拜、因为他们祈祷”；而来自民主党的吉姆·麦高文 (Jim McGovern) 则呼吁：“这不仅关乎宗教，更关乎人类尊严。”多位发言人也呼吁，美国政府应将金明日案纳入“良心犯”(prisoner of conscience) 名单，并在与中国的外交谈判中明确要求释放。

最后，哈德逊研究所还计划推动国会今年通过一项决议，敦促国务院在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单独列出此案。与会的政府官员也表示，美国政府将继续向中国施压，要求释放锡安教会相关人员，并推动中国宗教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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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CHINA Books Review（中国书评）：是一份在线出版物，将提供与中国图书相关的信息、见解和智慧的评论。该书评网站由中国连线 (The Wire China) 和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中心 (Asia Society’s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共同发起。该网站将免费提供由知名作家撰写的书评、作者访谈、编辑节选，以及更多类似《纽约书评》的一般性文章，并且将重点关注有关中国和来自中国的书籍以及更广阔的汉语世界。

一、“民主能做什么，又不能做什么”：牛津学者的新研究为时代疑问提供答案

中国数字时代曾报道过全球的民主制度正陷入信任危机。对此，牛津大学教授玛雅·都铎 (Maya Tudor) 10月在《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 上撰文，用实证数据说话，指出民主制度依然是人类目前为止最好的政治制度。

文章封面截图

文章一开篇即点出当代焦虑：“四分之一个世纪前，民主是世界的理想，如今，它正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侵蚀。”都铎指出，民众不再关注“民主是什么”，而在追问“民主能做什么”。因此，她用大篇幅综述了过去二十年中数百篇同行评审研究，指出结论非常清晰：民主在总体上比威权体制更能带来健康、教育、和平与长期繁荣。

在健康方面，她写道：“民主国家在防止婴儿早亡方面显著优于威权国家。”统计数据显示，若一个国家从专制转为民主，每 1000 名新生儿中平均会少夭折 17 人。虽然古巴等极少数专制国家报告的婴儿死亡率低于美国，但作者提醒，这些数字“可能受到政治压力影响，被人为压低”。

在教育上，“民主平均能增加 1.3 年的受教育年限”。当一个国家向民主制度转型后，在接下来的 15 到 20 年内，中学入学率可以提高近七成。她指出，民选政治家倾向投资“可见且可量化的政绩”，例如免除学费或扩建小学，这种竞争机制反而促成教育普及。

不过，她也提醒民主并非无条件良药。在缺乏全民医保或社会凝聚力弱的国家，民主对儿童死亡率的改善有限；在拥有强大地主精英的拉美社会，教育支出反而被压低。

此外，玛雅·都铎教授引用多项研究称：“民主更能带来和平。”她指出，民主国家彼此之间“从未宣战”，而且研究显示这种关系“比吸烟与肺癌的关联还要强五倍”。但她同时提醒，过快引入选举可能引发暴力，特别是在战后或族群分裂的社会中。

在最受关注的经济增长领域，玛雅·都铎教授用数据驳斥了所谓“威权增长神话”。她指出，十五项全球研究中有十三项发现“民主显著促进了人均 GDP 增长 10% 至 20%”。另外两项研究也并未否定民主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其中一项研究表明，民主仅在拥有强大既有制度的国家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另一项研究表明，民主的影响通过间接渠道发挥作用，但都未否定民主的作用。

最值得关注的是，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是论文中最具锋芒也最重要的一节。她写道：“赞颂中国过去半个世纪无可争议的发展成就时，必须认识到：该国增长的引擎——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为实现‘团结’所付出的代价。推动中国取得无与伦比发展成就的‘团结’，同样直接催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个时期在没有外部战争的情况下，造成了人类有记载史上最惨重的人口损失。”

在她看来，这些“威权成功故事”之所以常被高估，是因为研究者和公众忽视了“民主国家虽进展缓慢，却更能避免极端崩溃与灾难”。而且，作者也表示，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所谓“威权主义的经济成功”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并非威权主义本身。

作者还特别以新冠疫情为例，指出疫情初期中国展现出典型的“威权式高效”：迅速封城、全民追踪、建医院、开发疫苗；但到了 2022 年，“中国仍坚持极端封控，最终导致大规模抗议与推迟放开后的死亡潮”。

她引述独立研究估算，中国的疫情死亡率可能被官方“低估了 17 倍”，实际死亡约每十万人 185 人，与台湾、韩国相当，而日本的数字仅为 60。

该教授总结道：“若政策制定者遵循不伤害原则，那么应当押注民主。因为在提供长寿、教育、和平与繁荣的概率上，民主始终是更安全的赌注。”不过，她也提醒世界民主社会：若要赢回民心，不在口号，而在能力。

二、联合国点名批评中国打击联合国人权合作者，跨国镇压升级成新焦点

为了了解各国人权发展，联合国经常会与人权活动人士和团体进行合作，这也是联合国人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些个人和团体往往却成了独裁政权恐吓与报复的对象。

近日，在联合国第六十届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António Guterres) 针对此问题专门向人权理事会提交了一份最新的年度报告。报告披露了过去一年发生的多个恐吓及报复行为，涉及至少 32 个会员国，并指出针对人权活动人士的跨境镇压正变得愈发频繁且手段更趋复杂。

报告截图

其中，该报告还特别提及中国，指出中国当局利用“国安”“反恐”及“境外执法”等名义，对在海外与联合国互动的公民进行打压。

报告提到了维吾尔语言学者及人权活动者阿不都外力·阿尤甫 (Abduweli Ayup)，他在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与欧洲语言资源协会联合举办的会议时，遭受来自不明人士的恐吓与干扰。秘书长办公室指出，该事件“与国家层面的监控行为存在关联”，并反映出中国针对维吾尔流亡者的跨国压制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现象仍在蔓延。

此外，报告还提到了香港当局的跨国镇压。郭凤仪 (Anna Kwok) 与刘康 (Carmen Lau) 是总部位于美国的香港民主委员会 (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 HKDC) 的工作人员，她们因“与联合国持续合作”遭到香港当局通缉。她们的护照被吊销，并被指控“危害国家安全”。联合国认为此举构成对人权机制参与者的报复，意在阻止民间社会继续通过国际渠道发声。

这已非首次有中国以及香港地区人士因与联合国互动而遭追责。报告附件还继续追踪多起此前已列入的案例，包括多名中国大陆维权律师，如李翘楚、许艳、余文生、王宇、王全璋、陈建芳、江天勇等。这些人权活动人士被指因与联合国特别机制沟通、提交人权报告或参与相关会议，而遭到拘押、骚扰或行动限制。

在总结部分，秘书长指出，本年度“跨国性报复”出现显著增长趋势，有六个国家被发现对境外人士实施威胁与监控，其中就包括中国。报告强调，有关行为涉及吊销护照、冻结财产、拒绝入境及威胁家属等手段，目的在于“阻止个人在流亡状态下与联合国继续合作”。

报告指出，这类手段使海外异议者与维权人士陷入“无国可依”的境地。打击报复使得这些人权活动者“对与联合国合作的恐惧已成为新的常态”，也对仍在国内的人权倡议者形成寒蝉效应。秘书长警告，报复案例的数量“并不反映问题的全貌”，因多起案件出于安全考虑被匿名或删除。

最后，联合国呼吁结束报复文化。古特雷斯呼吁所有会员国都不应进行恐吓与报复，确保人权维护者能“自由且安全地与联合国接触”。他强调：“没有安全的合作环境，联合国的人权体系将无法履行其使命。”

三、程扬扬书评：方方笔下被埋葬的女性与未完成的“妇女解放”

方方是中国知名女作家，并因武汉封城期间所写的《方方日记》而为人所知。在此之前，方方曾因两部女性主义题材作品而受到关注，分别是《软埋》与《奔跑的火光》。

近日，华人学者程扬扬就以这两部长篇小说为题材撰写了一篇书评，探讨中国女性在革命与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在“被解放”的叙事中依旧受困。文章指出，尽管中国共产党自 1949 年以来高举“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但现实中，“父权制并未被推翻，土地改革等政治运动反而加深了性别化的压迫。”这篇评论既是对方方文学的细读，也是一份对中国现代史与性别政治的社会诊断。

文章封面截图

文章首先回顾了方方的作品《软埋》，并引用书中核心隐喻——“被软埋”——象征的不只是历史的遗忘，更是主动的掩盖。“小说的标题（软埋）本意指的是无棺下葬，但软埋的另一种解释是生者执意掩盖过去，抛弃历史，拒绝记忆。”

作者指出，《软埋》的主人公丁子涛承载着土地改革后的记忆创伤。她的个人史与国家叙事交织，揭示了一个冷峻的现实：女性在革命的口号中获得了解放，却在制度的沉默中失去了话语权。方方通过女性视角重新发掘那些被遮蔽的声音——那些被命令诉苦、被动表演“翻身”的女性在“解放”之后依旧没有自由。

与《软埋》的历史性凝视不同，《奔跑的火光》讲述的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另一种囚禁。小说的女主英芝因长期遭受丈夫暴力而纵火反抗，最终被判死刑。“她的悲剧源于两种力量的交汇：中国悠久的性别政治历史，以及改革时代释放的经济社会趋势”。

作者指出，这个故事并非孤例，而是结构性悲剧的缩影：当市场化改革重塑农村社会秩序，女性被重新困在家务与低薪劳动的边缘。

“她的悲剧源于两种力量的交汇：中国悠久的性别政治历史，以及改革时代释放的经济社会趋势。”

程扬扬表示，方方笔下的女性在历史与现代之间挣扎——既是受害者，也是抗争者。“这两个角色……都是父权制的受害者，且各自在自身毁灭中都难辞其咎。”“她们的愤怒、痛苦与沉默构成了‘另一种中国叙事’。”这种复杂性使她们摆脱了“完美受害者”的定式。

文章还指出，《软埋》因触及土地改革的敏感记忆而在出版后被下架——这本身正印证了“被软埋”的隐喻继续发生。评论认为，方方的小说并非政治宣言，而是一种“文学见证”(fictional witnessing)。她用细腻的叙事捕捉女性在国家机器与家族结构中的微弱抵抗。

最后，作者以当代女性的现实呼应了方方笔下的历史创伤。虽然中国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等政策，但“实践仍受限，多数女性仍在婚姻、土地与劳动分工中被制度性忽视。”她表示：“1949 年共产党接管中国并未消灭父权制……诸如土地改革之类的运动往往加剧了性别压迫。”

书评最后以一句温柔却沉重的句子结尾：“如果像她这样的人足够多，也许她的女儿和孙女们才能真正获得自由。”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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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主期刊：中国正在变成人工智能驱动的超级监控国家

在全球为人工智能的无限潜力而欢呼之际，一堵由高科技筑成的“AI高墙”正在中国拔地而起。10 月 4 日，《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 发布了一篇名为《中国：人工智能驱动的监视国家》(China’s AI-Powered Surveillance State) 的论文，指出中国当局正在利用最顶尖的 AI 技术，实现“对人民的全景式控制”，将中国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利维坦”时代。

报告封面截图

这篇论文并非只是对现有监控现象的简单记录，它更揭示了一种全新的、由技术赋能的治理模式。作者指出，中国对 AI 的投入，其最终目标只有一个：“提升控制力，以维护政权安全。”他还认为，这种控制力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物理监视，进入了对社会行为、个人思想甚至潜在不稳定因素的“预测性”干预阶段。

文章首先指出，AI 技术帮助中国当局构建了无孔不入的“数字警网”。目前，中国已经部署数以亿计的摄像头，并将其升级为具备深度学习能力的“智能探头”。“这些 AI 摄像头集成人脸识别、步态识别、车辆识别和目标跟踪等功能，使得一个公民从踏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处于‘全息’追踪之下。”

文章引用了最令人震惊的新疆模式来佐证 AI 监控的强度。“在新疆，AI 系统与生物识别技术（包括虹膜扫描、DNA 样本采集）相结合，其强度已远超一般意义上的监控，构成了对整个维吾尔族群体的系统性压制。”这里的 AI 不仅是捕捉犯罪的工具，更成为了一道筛选和标记特定族群的“电子种族隔离墙”。

作者表示，更具奥威尔式 (Orwellian) 色彩的是，AI 技术正在为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注入灵魂”。这套系统通过整合公民在金融、交通、网络言论、甚至人际交往等各个领域的海量数据，为每个人生成一个“社会信用分”。

“低社会信用分的惩罚是显而易见的——限制购买高铁票和机票，阻止某些就业机会。但其更深层次的影响是，它制造了一种‘自我审查’的氛围，促使人们按照算法预设的‘符合规范’的脚本去生活。”

此外，作者也特别提到中国的“预测性警务系统”(Predictive Policing)，他表示这是中国 AI 监控中最可怕的未来趋势。这种系统可以通过对海量数据（如社交媒体讨论、集体投诉记录、实时人流模式）的分析，在不稳定事件爆发前，甚至在异议思想成形之初，就向中国当局提前发出预警。

“系统能够识别出在敏感事件发生前的‘异常聚集’或‘突增的负面评论’，并向安全部门发出指令。这实质上是让国家安全机构能够‘在犯罪发生前进行干预’，而这里所谓的‘犯罪’，往往是政治异议。”作者评价道，这种能力使中共能够高效、低成本地“将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扼杀在摇篮之中”，极大地提升了政权的“抗风险”能力。

最后，这篇论文向国际社会发出了严峻的警报。作者指出，中国正在积极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威权或半威权国家出口其 AI 监视技术和一整套“技术威权主义”(Techno-Authoritarianism) 的治理蓝图。

作者称：“这种技术输出并非仅仅是摄像机和软件的交易，它是一种治理模式的‘捆绑销售’——即‘用效率换自由’。它让其他独裁者看到了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实现永久性、精细化控制的可能性。”

因此，作者呼吁，面对这种以 AI 为载体的“威权主义全球化”，民主国家必须联手建立有效的国际规范，以确保 AI 技术的未来，不至于成为压制人类自由的工具。

二、被连坐的童年：国家暴力下的人权捍卫者子女心理创伤研究报告

在人权研究与公共讨论中，国家暴力常被视为针对异议个体的直接打击。然而，中国情况特殊，国家暴力经常会连累受害者的家人。

10 月 10 日，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 HRIC) 发布了一份深度报告，揭示了一个在中国的残酷事实：“暴力的效应并不会止步于被针对的个体。它像涟漪一样向外扩散，渗入家庭结构，并以隐蔽却持久的方式波及到最脆弱的群体——儿童。”

报告封面截图

中国人权通过多个家庭的惨痛个案，集中呈现了国家权力如何通过“连坐”机制，系统性地剥夺了这些孩子受教育、健康成长和免于恐惧的权利，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复杂性心理创伤。

具体来说，中国人权捍卫者子女主要面临五个方面的问题：家庭结构频繁破碎；教育权受严重剥夺，被作为打压工具；心理健康危机普遍存在；跨代创伤延续并沉默化；海外流亡并非终点，而是新困境。

报告首先指出，中国人权捍卫者子女的童年从一开始就是不幸的。父母因维权、信仰或社会行动而遭遇监控、拘押或流亡，孩子们被迫卷入无休止的政治博弈。国家暴力以司法打压和隐蔽的日常侵扰两种形式显现，“深深嵌入儿童的生命经验之中，成为他们成长的底色。”

作者表示，家庭结构的破碎与亲子分离构成了这些孩子遭遇的共同脉络。报告指出，“大多数孩子在关键时期经历了依恋对象的缺失或动摇”。例如，人权律师余文生之子余镇洋的案例：他“在十八岁青春期时同时失去父母的陪伴，出现多次自杀行为”，在报告收录的案例中被标注为“两次自杀未遂，抑郁严重”，面临“高危自杀风险”。

另一典型案例是人权律师唐吉田之女唐正琪。她因父亲长期遭软禁而被迫赴日，孤身一人在异国。“唐正琪则长期陷入抑郁，多次尝试自杀，在身体上留下明显的自伤痕迹。”据悉，2024 年 2 月，唐正琪因罹患肺炎在日本东京去世。然而，中国当局却不允许唐吉田离境，导致他未能如愿出席女儿的遗体告别式。

此外，教育的中断与受限是所有案例的共同模式。报告总结道，对于他们而言，教育“不再是向上流动的通道，而成为国家施加惩罚的工具”。比如，人权律师王全璋之子泉泉长期与母亲遭到逼迁、监控，“多次中断学业”；谢燕益的孩子在课堂上被公开贴上“反革命子女”的标签，遭到师生霸凌。

更为惨烈的是何方美的四个孩子。母亲被捕入狱后，“他们被强制分散寄养，甚至被送入精神病院，失去了与家庭的基本连接”。报告直指这种命运：“这样的命运不仅剥夺了儿童的教育和康复权，更构成了一种制度化的忽视。”

报告从心理学视角分析，这些孩子所承受的是“复杂性创伤”。他们“被迫生活在对未知风险的持续警觉之中”，这种生活形态是“复杂性创伤的社会化再生产，它在代际之间延续”。

最后，报告提出，应当以儿童为中心，承认他们独立的权利和需求，并从社会、法律和国际层面推动保护，具体总结为“三大原则与六项行动呼吁”：

原则一：承认儿童独立权利。 未成年人不应因父母的维权行动而被连坐。所有涉及政治打压的行动都必须排除未成年群体。

原则二：建立有效社会支持网络。 在国内，应推动公益机构、教育工作者和民间社群为这些孩子提供补偿性支持，包括心理辅导、学业帮助、社会融入等。在海外，应由跨国公益组织和侨民社区共同承担接纳与帮助的责任。

原则三：强化国际监督机制。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儿童权利委员会等国际机制应将这些案例纳入议程，敦促中国履行《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义务。

在具体行动层面，报告提出六项呼吁：

教育保障： 立即停止基于父母身份剥夺儿童入学机会的做法，提供补偿性的教育资源。

心理健康支持： 为受创伤儿童提供专业心理辅导和长期干预，避免危机恶化。

家庭团聚权利： 停止强制性的亲子分离，保障儿童与父母团聚的权利。

反歧视保护： 学校和社区应建立反歧视机制，防止“政治犯子女”在日常生活中被污名化。

流亡援助： 为流亡中的儿童提供奖学金、临时住所和语言培训，减轻他们的生存压力。

国际倡议： 鼓励国际 NGO、学术机构与媒体持续记录和发声，防止这一群体的处境被掩盖。

三、北京的人口焦虑与女性的退步空间

“婚育不仅是关系个人幸福的家事，更是关乎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大事。”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在 2023 年的一份倡议书中如是写道。在德国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 (MERICS) 看来，这句话精准体现了今日中国当局对人口问题的重新定义：从家庭选择转为国家安全。

10 月 8 日，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生育问题的报告。结果指出，中国正经历“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危机，然而当局想要扭转这一趋势却困难重重。

报告封面

2022 年中国全国总和生育率降至 1.09，远低于 2.1 的更替水平；65 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15%，劳动人口比例持续下滑。“中国的人口自 2023 年开始负增长，警告早在二十年前已发出，如今的政策转向，只是太迟的觉醒。”报告写道。

报告表示，过去四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留下了沉重的阴影：被迫绝育与堕胎的记忆尚未消散，性别失衡与小家庭观念根深蒂固。报告形容，北京如今“必须逆转自己制造的社会结构”，而年轻一代“早已习惯于小家庭、不婚或丁克的生活方式”。

自 2015 年起，中国陆续放开二孩、三孩政策，但该报告指出，国家并未真正退出家庭领域。“计划生育体系依然健在，只是换上鼓励生育的外衣。”

2021 年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强调“家庭是社会细胞，女性在生育与养育中具有天然角色”，并规定“国家支持适龄婚育”。报告认为，这种“以生物学为依据的道德号召”使女性再次被固定为母职角色。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生育”已写入《国家安全白皮书》。在官方话语中，“人口安全”被视为维系经济、科技与军事竞争力的关键——一种“将生育纳入国家战略的安全化转向”。

在政策层面，中国推出了首个全国性育儿补贴：每名 0 至 3 岁儿童每年 3,600 元人民币。报告称这一金额“杯水车薪”，仅为平均养育成本的八分之一。地方政府动作更快：四川攀枝花与湖北天门率先实施现金补助、延长产假、购房优惠，被中央媒体誉为“可复制的成功样本”。然而，这些地区也显示出一个事实——鼓励政策往往带来短期反弹，难以改变长期趋势。

与此同时，宣传攻势不断升级。自习近平提出“积极培育婚育新风”以来，各地陆续举办集体婚礼、婚俗改革活动，并要求高校开设“婚恋教育课程”。一名地方官员被引述称，年轻人“结得少、生得更少”，必须“用新文化唤醒责任感”。但现实却讽刺地相反：2024 年全国结婚登记跌至历史最低，仅 610 万对。

此外，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特别指出，“人口安全”正在压倒女性权利。报告援引多项地方政策，显示对单身女性冻卵、非医疗性堕胎及男性绝育的限制愈发严格。2023 年成都法院甚至裁定“未经丈夫同意堕胎侵犯男性生育权”，引发舆论震动。“过去被迫堕胎，如今被逼怀孕。”一位网友在微博上的评论被报告引用，成为社会反感的象征。

在网络空间，年轻女性不断发问：谁能负担得起孩子？谁来承担职场歧视与育儿成本？《三联生活周刊》报道一位母亲说：“我从小镇考上名校，却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当留守儿童。”企业界同样怨声载道——全国妇联代表李承霞指出，“企业为产假埋单，直接导致不招 25 至 35 岁的女性，这是一种制度性歧视。”

最后，报告总结性评价中国的生育政策为“太晚、太少、太像命令”。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在结论中指出，北京在旧有社会工程与现代福利思维之间左右为难：“若将生育完全纳入国家安全范畴，强制与宣传的结合将侵蚀社会信任，并可能引发反弹。”

作者认为，这一轮“鼓励生育运动”行动过晚、投入过少、方式过于行政化，难以扭转人口下滑。随着中国筹备纪念《北京宣言》三十周年的全球性会议，政府或将高调宣扬妇女进步——但现实中的女性，仍被卷入一场以“国家未来”为名的身体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