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一周了。

聊一聊“一个班级，班委是必需的吗”。本准备随意一写，哪知越写越长。但我自知它是有价值的，值得你读完并试图理解。

【一】

我不知道其它国家中小学班级是否有班委干部、班级怎样管理。——据说很多国家没有班委，班级运行是自主式、平行式（而非阶层式）。

还据说很多国家没有评优、评先进之类的方式，学生之间主要靠自身水平来确定自身民间江湖地位，而不由官方确定。

我仔细想过，他们那样的方式有巨大优点：

平行式管理，就没有上下级。比如不会出现班长比副班长、劳动委员更“高级”的实态和心理。

没有官方统一、硬性标准，就不会被外界的这个标准划分成三六九等，分数高的，跑得快的，长得漂亮的，笑得疯狂的，谁比谁更厉害、更优等啊？

没有精细排名甚至没有排名，就不会被排名按在地上摩擦。大家似乎都一样，不会老是在无数种名目的无数次排名下被虐得垂头丧气，觉得自己是傻瓜、是笨蛋、怎么就这样差劲、人生真是没意思。

于是，只要学生脸皮足够厚，又没有人能对他们颐指气使，那么他们就永远能找到自己的优点，一天到晚盲目自信、得意洋洋——俗称“生命飞扬”。

如果天天给考试的高分发奖，却又没有“笑声最大奖”，那个比第一名少三分的最爱笑的学生早晚可能就不爱笑甚至笑不出来了。——这有意思吗？我觉得没意思。

在我的了解中，中国古代的书院也是没有班委干部的，事务一般由先生们安排，学生之间是平行的，没有相互管辖权。

你看梁山伯与祝英台，除了读书，啥班委干部都不是，也没见哪个班委来打扰他们整天暧昧、扣他们迟到分或作业未完成分。

所以我在标题里写上“现代、中国”。

要谈中国班级的班委干部起源，应该会倒溯至前苏联的学制，应该是一种半军事化模式。此处不多说。常常地，班委干部是一个怎样的群体，可能变形到什么程度，也不必多说。

【二】

其实远不只开学一周。从假期中接手新生算起，已三个星期。——补课是一个超敏感话题，你懂的，所以在假期里我一直保持静默，只字不提。

现在说说。毕竟已经正式开学好多天了，“曾经补课”时效已过，不再敏感。

总之，我重新做班主任，也已经做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如果不要求时间上整天和教室捆在一起、如果允许我按我自己的模式管理，我是一个愿意做班主任的人：

一、能更加名正言顺深入学生。非班主任，有时候不太适宜和学生联系太紧密，首先确实名不正言不顺；其次要顾及班主任和家长。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越俎代庖有点讨人嫌。比如作为非班主任，我几乎无法开口教育家长应该怎样更科学地教育自己的孩子。我怕他们反问我一句“你谁啊？”

二、能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的理念具象化。比如，能不能无须动不动呵斥学生而同样达到管理和教育效果？能不能让学生在较为松弛温和的氛围中取得同样的学业成绩，并符合学校的管理评估？**能不能实现一些别人觉得毫无意义甚至大逆不道但我觉得其实非常重要的东西？**——我想验证我的一些观念是不是空中楼阁、不切实际。

三、我想让我的学生在高中阶段活得较为轻松、较为愉快、多少有点幸福感，而不那么严格、严苛、严酷，不需要整天诚惶诚恐、整天动辄得咎、整天看人脸色调整姿势。15岁到18岁，多好的年华啊，他们能不能真的像书里写的、歌里唱的那样，是花季，是雨季，是明媚阳光下的奋斗激情——而不是雷雨天气里咬牙切齿的卧薪尝胆、悬梁刺股、程门立雪、凿壁偷光、目不窥园、冬寒抱冰、夏热握火……

——哪怕是在现有的应试教育下，不吃那些极可能本不必吃的苦，真的不能实现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

说得高大上一点，做班主任，能给孩子（哪怕是别人家的娃，但他们都是同一个国家的花朵、未来建设者）撑一把伞，去稍稍抵挡一下这个应试时代的恶性竞争，而不是自己化身为暴风聚雨、电闪雷鸣。

做科任老师当然也能撑伞。

但那把伞明显太纤细。班主任这把，大一些。

而且，若非班主任，那么班主任有可能和你的观念和模式不同，在同一目的——“认为这样更正确”——下，“两种正确”可能会“打架”，这时，你作为非班主任，得主动把伞收一收，毕竟对班级而言，班主任身上的责任更大。

【三】

这些学生来到我班上，我的第一句话是：座位你们自己选，可以考虑一下身高；你们也不必顾忌我们，包括性别，不必非得同性组合。——不知道什么原因、从什么时候开始，高中班级，男女生似乎永远不再同桌。

其实从来没能阻止他们偷偷摸摸恋爱。我坚信全国高中哪怕是衡水，校园恋情也必不鲜见。你看书院里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学生看我似乎确实随随便便，胆子稍稍大了一些。一个娃跑到讲台说“老师，能不能不要让XXX做班委干部，他有点权力就猖狂得很”，我看了她一眼，既没表扬她光明正大说别人“坏话”，也没批评她轻易指责他人；当然，我也更没告诉她：“姑娘你放心，我的班级，可能没有班委干部。”

他们就此开始了没有班委干部的学习生活。

上课三个星期以来，他们没有班长、没有劳动委员、没有学习委员、没有纪律委员、没有卫生安排、没有迟到监督、没有惩罚措施**……**寝室长也是每间寝室的“一号床”。

只有科代表。

以及值日生。

【四】

这样的思路，并非一时头脑发热、标新立异。

对我来说，它可能是一个基本成熟的思考，并曾经在前面两轮班主任时实施，证实是可行**的：**只要你信任学生，他们会以惊喜回报你——当然，限于他们的年龄和认知，自然必偶有惊吓。

我曾经写过几篇我过去的班主任思路：

《开学编年史+你们的班委呢 ——班主任往事》

《是的，我曾经也是班主任，不大正常的那种》

《家长会，家长究竟会不会》

以上点击可见。

而当年在新浪博客上，我曾经坚持过尽量每天记录一下班主任生活。

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学校管理细如牛毛，从吃饭，到穿衣，到上厕所，到坐姿，到各种时间点的卡死……

从8月26日正式开学，到今天9月8日，以及之前不宜提及长度的时间，我这个没有班委干部、没有惩罚措施、没有清洁卫生轮次安排、没有纪律委员维持……的班级，是如何运行的？

能接受常规检查的考核吗？

教室地面是否一团糟？

垃圾是否一大堆？

迟到的学生是否一大群？

晚自习的纪律是否闹如潮水？

寝室是否各种扣分？

没有。

在一大堆扣分中，我非常怀疑我班扣分是最少的，至少是极少的。

以历来的扣分重灾区寝室为例，在我的记忆中，五间男生寝室，卫生扣分男生3分（其中一分据说是冤枉的，他们宽宏大量，懒得去和宿管老师纠缠），三间女生寝室1分。

纪律扣分，女生扣分零。男生扣分2——原因很稀奇：宿管记录是两个学生打牌。我一惊，我在培养赌神？一问，答案是：他们在玩一种我没听说过的UNO，不是扑克，所以他们觉得这不是打牌——他们不知道五子棋也算是违纪的悲惨故事。【至于暗中是否有手机、MP3，以及各种胡作非为、半夜卧谈，只要有过学生寝室住宿经验的人都知道，每间寝室都一定暗潮汹涌，基本不可能真正禁绝】

其他各项也被表扬多，被批评少。除了客观原因是对他们的关爱，主观原因是：他们早读精神状态真的不错、他们晚自习状态真的不错、他们连正在学的课间操《最炫民族风》也跳得群魔乱舞，虽然不标准，但是很飞扬。

总之就是嘻嘻哈哈、严谨认真。而且由于我们是顶楼，所以他们常常在顶楼那个宽阔的平台上观赏风景、来回散步、凝视天空与远方，那状态老让我想起街头蹓弯的北京大爷。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反正不被惩罚，竟然不去扣分？

最近的一次扣分公布

图左是我所在班型的扣分，图右是整个年级的扣分

【五】

他们进校的第一个晚自习，是班主任“看守”。

闲着也是闲着，我给他们叽歪了一两个小时，说得好听叫“开宗明义”，说得不好听叫“大型PUA”。

第一句话：

我不想你们斗智斗勇，这样没意思，而且不公平——你们四十人对我一个人，这太不人道主义了。而强行欺压你们一群小屁孩，我也没兴趣。

第二句话：

所以我希望你们自己管理自己。地是你们的，你们自己扫；寝室是你们的，你们自己爱护；学习是你们的，你们自己努力……总之，啥啥都是你们自己的，你们自己处理好一切——就像你现在坐的座位，你们自己选的——

——也就是说，你们乐滋滋地自行组合同桌、你们自行决定坐哪儿、没有哭喊着挤在最佳位置、没有为争好同桌大打出手的**那一刻**，你们就已经证明了你们可以做好自己的事、并能和同学们形成默契与妥协。既然你们能，那么你们休想别的事就必须得我来时时刻刻盯着。——因为你们已经是熟练的中国学生了，学校需要你们做到的一切都是你们熟悉的。

第三句话：

所以，我觉得班委是多余的，我们不需要毫无必要地选出一个人来安排和管理自己，对自己指手画脚：你们自己会安排自己、自己会管理自己、自己才最有资格对自己指手画脚——也就是，“自我管理”。

然后，我把上面那篇《你们的班委呢》给他们看了看，让他们对“自我管理”有一个较为直观的认知。

第四句话：

我不愿意仅仅满足于教育一堆考试机器、培养一群永远需要别人管束、永远希望别人照顾、总想得到他人谅解的巨婴：啥也不做、只知道张嘴索取、求而不得就立马哭闹。

然后，我写了两个词、两个完全涉嫌拔苗助长的词：自治能力、公民意识。并说：

我告诉他们，为了实践、实现自治，为了体会公民的具体含义，我们先从清洁卫生做起：

1、撤去全部垃圾篓、采用个人垃圾袋。自己产生的垃圾自己解决。这样的好处是：因为得自行处理，所以你们会减少垃圾的产生；同时，因为公用垃圾篓的荡然无存，就不再苦恼它应该由谁处理，“公地悲剧”也就不再发生。

2、整个教室，除了你课桌和凳子垂直的地面，其余区域都是公共区域。所有的垃圾袋、书本、书包、羽毛球拍……等个人物品都不得超出，放在你自己的课桌、凳子或书袋、书架、收纳箱里。

3、个人区域自行处理、公共区域志愿处理。个人区域由个人处理很容易懂，而公共区域是我们所有人活动的场所，所有人使用，所有人处理。我坚信一定有人闲着没事的时候，看到公共区域脏了乱了，愿意动手。****

请去掉你们过去“助人为乐、热爱劳动、乐于奉献”之类的破认**知。**

你不是在助人，你是在“助”己；****

**你不是在奉献，你是在做分内之事。**

——所谓“公共区域”，是我们公共使用、共同弄脏，因此保持它的整洁就成为我们自己的义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根本不必去追查是谁弄脏的：弄脏者自觉处理当然更好，但他不处理、或无从追查，并不改变“公共服务”这一真正本质。——这不仅是一种公共意识，而且有助于形成豁达、开阔的认知与胸怀，告别细节纠缠、告别斤斤计较。

至于你热不热爱劳动，这重要吗？凭什么你热爱才做？不热爱难道就不做吗？

做应该做的事，哪怕不喜欢做；做需要做的事，哪怕不愿意做；做公共的事，哪怕它看上去与自己无关；而不是为了“能得到表扬”才做——这就叫公共意识、公民雏形。

——三个星期以来，也许我班上的科任老师并没有注意到，班上没有卫生小组，没有纪律委员。

随笔中，一个陈姓学生很开心：来到新班，居然没有卫生安排，过去是受够了，永远按音序来，所以我总是第一个，现在终于不被姓氏所累了。

从卫生入手，以“社区”自治与公域服务为指导思想，当他们形成了基本的认知，然后就延至学习、纪律、寝室。就这样，三个星期过去了。

公域自治、志愿服务，这似乎更接近于一个现代公民的基本意识。我们学校的口号是“和整个世界站在一起”，那就应该不断靠向现代文明社会的运行模式，而摒弃“自扫门前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远古教诲。

【六】

为什么又需要科代表？——他们等于是老师的助教，而非官职。

为什么又有体育委员？——它不叫体育委员，它是体育科代表。

为什么又要值日生？——他们等于是常规事务的常规轮值，而且主要功能是执行者+招集人：当他需要离开而教室还有人，他可以任意交付他人——当他遗忘的时候，前一个值日生会提醒、其他同学已经意识到要自行补缺：我默默偷窥这么久，还从未发现教室无人时黑板未擦、电器未关闭，我甚至没能发现是值日生都负责，还是谁们在补救。

有一天，说要教室检查，我宣布后提醒说：要把上一届弄得乱七八糟的教室清洁出来啊。一群男女同学，想方设法，甚至动用了厕所里的钢丝球，让教室焕然一新。那种粘贴画撕下后的胶有多难弄，谁弄过谁知道。

【七】

学生来到学校，除了科目学习，还需要怎样的进步？

当一个官儿来锻炼管理能力？

那没当官的呢？“锻炼”被管理能力？

自治能力是不是一种管理能力？自然而然形成的领导力，是不是比老师任命或假装选举一个班委更具价值？

如果没有自治能力，习惯了当班委，今后没人拿给自己管怎么办？

没当班委，今后没人管自己了怎么办？

所以，自治即自立，一群人的和谐、妥协、互助。

自治从来不是孤家寡人，而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知道如何管理自己、同时知道如何与身边人群、环境和谐相处、齐力共生，同时不被环境带偏，永远有属于自己的稳定内核。一群人时是一个团队，一个人时仍是一支军队，永远不会是散兵游卒，永远不会失去战斗力。

会有乱的时候，因为他们毕竟还是孩子，有调皮，有惰性，也必会碰上超出认知的事情——我并不能立马让他们啥都会迅速妥当处理。

但我仍然不愿意用一套细密的班规事无巨细地安排得细密完整，也不愿意用奖惩把他们迅速约束得规规矩矩。

一个人感冒了，上来就给他大剂量抗生素，当然效果好，迅速就不发烧不咳嗽了，宛如神医。但是，我还是愿意给出时间与过程，让他们增强自身的免疫力。

【八】

最后是我的独断。作为班主任，我自作主张换了黑板上方的原八字标语，换成我自己想要的：规则，自由；骄傲，幸福。

我想要表达的是：

现状之下，想要自由，必先遵守规则；规则之下，无比自由。你接受学校教育并决定参加高考，那么你就要遵守高考规则，就像你报名参加一百米那就遵守百米规则，你不能一看跑道这么窄太约束你的脚步，所以你偏要跑成越野，这是不对的。

这是方法，也是途径。

这个途径通向哪里？北大清华？复旦交大？并不，因为清北复交仍只不过是你人生路上的一段途径。

所以，我希望一步到位。

所谓骄傲，是指生命的骄傲——它不仅限于考上好大学，而是你这一生应该找到一个你能引为骄傲的东西，以让“这一生没有白白经历”；

所谓幸福，是指生活的幸福——我把它放在最后，是因为我觉得，并非每个人都能成就大事业，对大多数人而言，能拥有一份幸福的生活，就已经很幸福。

包括高中生活的幸福。

幸福不是等在远处、将去实现的目标，幸福是每一段生活的幸福。

它的公式应该是这样的：一段幸福+一段幸福+一段幸福……=幸福。

而不应该是：一段苦+一段苦+一段苦……+幸福=幸福

幸福与努力并不矛盾。

幸福的反义词不是努力，幸福的反义词是痛苦。

卡夫卡说，“人们为了获得生活，先抛弃了生活。”

他应该这样说：人们为了获得幸福，于是抛弃了幸福。

01

今天一大早，我看到了一个让我非常寒心的视频。一所中学的一个六年级新生在上午第四节锻炼课时，突然晕倒在地。

相关视频

尽管这个孩子站在最后一排，但是依然有不少同学第一时间发现了他摔倒的场景。我把视频暂停数了一下，至少有十三个同学在第一时间回头看了。

但是让我觉得很诧异的是，接下来的一分多钟的时间里，发现这个孩子摔倒的同学越来越多，只有三个同学举手试图告诉老师，其他同学都规规矩矩站在原地，甚至有很多同学连手都是按照要求背在身后，没有放下来过。

直到这个短暂昏厥的同学清醒过来，自己坐起来，没有任何一个身边的同学上去询问、搀扶、关心他，他们只是站在自己的队列里，偶尔回头看看，直到视频录制结束。

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这篇作文绝对不是要批评这些孩子，我这篇作文绝对不是要批评这些孩子，我这篇作文绝对不是要批评这些孩子。

我只是想要告诉大家，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

我亲身经历过一次学生晕倒的情况，我把这个事情给大家讲一遍之后，大家就会明白，为什么不正常。

02

今年5月24日，星期五，我还在西藏的时候。中午休息，当天下午我没有课，学校不打我的考勤，所以我稍微午休之后就换上T恤、短裤和跑鞋，准备去跑步。

刚走到楼下，接到学校老师的电话。儿童节快到了，几个老师去市里准备节日的背景板，他们对学校主席台的尺寸产生了争执，让我重新去量一下。

我拿了卷尺就去操场，操场上有一群孩子在追逐打闹，我径直去了主席台上，刚量了一小会儿，听见背后几个孩子大喊：“赵老师，XXXX晕倒了！”

我转头一看，三年级的一个女生倒在了塑胶跑道上，我正巧穿着全套运动装，扔下卷尺从主席台上跳下来就跑过操场来到孩子身边，一看她满脸通红，极大可能是穿得太多、跑得太急中暑了。

那段时间林芝的气温挺高，尤其是中午太阳直射的时候能达到近三十度，关键是我上午做课间操的时候还说了这个女孩子，这么热的天，穿着毛衣和冬季校服，一问还穿了保暖秋裤，做个课间操都热得满头汗。

当天中午我出去跑步时候的着装，大家对比一下就知道，这孩子穿那么多，中暑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让她回宿舍去把毛衣脱了，她也不干，说一早一晚冷，家长怕她感冒。

我冲到孩子身边的时候，旁边围了十几个孩子，还有一些孩子闻讯朝这边跑过来，我把这些孩子赶开，让他们不要阻碍空气流通，然后叫了一个女孩子协助我，把女生的外套和毛衣脱掉（我抓住孩子T恤的下摆了，这些细节我还是很注意的）。

然后我一边叫一个同学去打水，一边用校服外套帮她扇风，不到半分钟孩子就醒过来了。一询问，语言、思维、视力都正常，我这才放下心来，让同学把她扶到阴凉处，喝水缓一缓。

整个过程，身边至少十几个孩子一直在叽叽喳喳地说话，有时候赶都赶不开。

03

事情讲完了，现在我想说说，我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观点。

一群小学生（视频当地小学五年制，中学的六年级其实也跟我们这边小学的毕业班一样），遇到这种突发情况，我们先不要讨论他们应不应该救人、有没有急救知识、有没有爱心，他们起码是应该有好奇心的。

就像西藏这群孩子一样，面对一个同学突然晕倒在地，叽叽喳喳围上来看热闹，需要老师驱赶才能散开通风口，老师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争着抢着去参与，这才是天性和本能。

真的，不讨论什么道德规范，什么急救常识，什么同学互助之类的东西，就针对十二岁左右的孩子来说，好奇心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品质。

但是我在这个视频里，甚至连好奇心都看不见了，他们规规矩矩地站在原地，双手背在身后，假如大家有心去看看视频的话，还能发现，等这个摔倒的孩子坐起来换了一个地方之后，这群站着的孩子甚至重新整理了一下队形，站得整整齐齐，一个不乱了。

我是学师范的，我觉得，也许有些人很喜欢看到这样的场景，觉得孩子被教育得规规矩矩的，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学校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天打雷劈都不会乱了队形。

但是我觉得很害怕。

一群孩子被管理成这样，失去了同情心，失去了救助力，甚至失去了好奇心，他们不像孩子，至于像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敢说。

04

不知道为什么，我脑子里突然想起了小说《水浒传》里面的一个场景。

李逵上梁山之后，回家接母亲上山，结果母亲在山上被老虎吃掉了，李逵回山之后跟宋江说起自己母亲的惨剧，“说罢，流下泪来”。结果，他最崇拜的哥哥宋江大笑，说：“被你杀了四猛虎，今日山寨里添得两个活虎，正直作庆。”

随后，梁山“好汉”们大喜，开始杀羊宰马，做筵席庆贺。

李逵的妈死了，但是宋江只在乎梁山上多了两个兄弟，要大家来搞一个庆典。

梁山的一群好汉们，平时跟李逵称兄道弟，宋江要求大家庆贺，也不管李逵正在流泪，自顾自欢庆了起来。

李逵自己看到这个场景，也没说什么，跟着大家一起喝酒去了。

我很担心，这一群孩子最后变成这个样子，只要宋江定下了基调，什么事情都可以不管，不管好奇心，不管同情心，不管别人是悲伤还是痛苦，只做自己觉得正确的事情。

或者是只做宋江觉得正确的事情。

还要记得整理好自己的队形。

各位，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未来，不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社会的许多人都推崇“丛林法则”，张嘴就是“争当人上人”，认为只要成为“人上人”，有权有钱，就能过得很好，只要自己适应社会那一套，不管好的坏的，就能融入其中，成为受益者，成为“物竞天择”的赢家。

我一直觉得这种思维特别愚蠢，因为一个社会好不好，不能看有权或有钱的人日子过得有多么好，有多少特权，而是要看普通人能否安稳快乐度过一生。如果不能，那就意味着权力和金钱构筑的一切都是虚幻的，随时能够被权力更大的人剥夺。

即使你能安安稳稳过完这一生，你的孩子也未必会。因为我一直强调一句话——“一代人越是强调无底线适应社会，就越会给下一代带来更难适应的社会。”

这些年来，“越来越难适应的社会”已经肉眼可见。这两天，飞机上两女子带一岁小女孩进厕所“立规矩”的新闻炒得沸沸扬扬。

这件事让我很愤怒。一岁左右的孩子，在哭闹问题上经常是不可控的，她连话都不会说，只能依靠哭来表达自己的不舒服或恐惧。如果孩子在飞机上持续哭闹，那么空乘人员应该提供帮助。

结果呢？两个得意洋洋“立规矩”的女人，轻易禁锢了一个一岁小女孩，小女孩的监护人对这种陌生人侵害自家孩子的行为“表示同意”，后来连父母都“表示理解”，空乘人员竟然无动于衷，认为是乘客协商后的行为，连警察也持此论调。

文明社会会怎样处理这样的事情呢？两个打着“立规矩”霸凌孩子的女人会吃官司，学学什么叫做真正的规矩，小女孩的爷爷奶奶也会吃官司，因为监护不力给孩子带来了危险。航空公司会遭遇全社会的口诛笔伐，股价一落千丈，和稀泥的公权力也会被严厉批评……

许多人将这件事归结于“厌童”情绪，就像其他许多社会事件一样，最终被归因于民间的某种情绪。

我认同这一点。这个社会上当然有很多“熊孩子”，但熊孩子的存在肯定是因为熊家长，高铁上那些吵闹几个小时的熊孩子，很大几率会有开着手机公放刷抖音的父母。有一次我外出旅行，十二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前排有个三四岁的小男生（听妈妈口音是上海人），全程基本保持安静，最大声的一次是在清晨时分见到外面的云海，“哇”了一声。我在看电子书时，他趴在座位上探头看我，很好奇的样子，但不出言打扰，跟妈妈说话时也轻声细气。他当然有个好榜样，因为每次空姐提供服务时，他的妈妈一定会有一声“谢谢”，去洗手间时在过道碰到其他乘客的手肘，马上就会说“不好意思”。可惜的是，这样的人并不算多，高铁上尤其糟糕。

而且，这个社会对“熊孩子”的定义标准太苛刻了，有些人的标准更是高到非人类级别。即使再文明的家庭，也不可能教出那些人想要的孩子。因为他们的标准并不是人，而是一件不能随便出声也不能随便动的器物。我在海外旅行时常常在飞机或其他密闭空间见到哭闹的婴儿，同时见到的是孩子父母的歉意微笑和其他人的理解微笑。这种歉意和容忍的和谐，那些把“熊孩子”标准提升到非人级别的人是不可能明白的。

但仅仅归结于情绪，还是太浮于表面，它是传统，一种鲁迅笔下的“吃人”和“看客”的传统。我的不少朋友都不喜欢“国民性”这个词，认为鲁迅走得太偏，但我始终认为鲁迅是对的，因为有些东西确实深入骨髓。

两个中年女人拿一个一岁孩子“立规矩”，看起来真的好威风，但会让我想起这个社会上的许多人——那些只在安全的时候才勇敢的人。

在她们眼中，飞机上这个一岁小女孩是弱者，“立规矩”的本质就是“丛林法则”的精髓，也就是弱肉强食。如果是两个彪形大汉高谈阔论，她们有极大几率不会出来“立规矩”。如果带一岁小女孩的不是爷爷奶奶，而是五大三粗的爸爸，或者还有一大堆亲戚朋友同行，她们也有极大几率不出来“立规矩”。如果一岁小女孩是她们领导家孩子，她们可能还会赞美“这孩子中气真足”。

如果离开飞机这个封闭空间，来到她们的工作单位，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得好好甄别，但家里有背景的得供着，没背景的就可以欺负，领导讲话当然要听，退休了就另一回事，如果领导胡作非为，她们会给领导“立规矩”吗？当然不会。

所以，中国社会的“丛林法则”其实是摇摆的，强弱也是随时可以转化的。有时可以“吃人”，有时就可以摇头摆尾乞怜，有时可以装出义愤填膺、大义凛然或是道貌岸然的样子，有时就做个冷漠看客。

对于他们来说，批评社会阴暗面、批评公权力这些事情太可怕了，要求未免太高，但就算放低要求，他们也不可能去做。

比如说，广场舞扰民到处都是，有几个人敢去单挑一群广场舞大爷大妈啊？有些地方的暴走团严重阻碍交通，在马路上横行霸道，有几个人敢站出来讲道理摆事实让他们文明一点啊？高铁上那些开着手机喇叭刷低智抖音的人，有多少乘务员会管呢？她们只会不停提醒一两岁孩子别吵闹。那些喜欢插队的人，加塞的司机，会得到无数腹诽和白眼，但他们真的在乎吗？显然不，因为只要没有人站出来阻止他们，他们就已经赢了。在很多人看来，脸可以不要，尊严可以不要，只要能插队能找人办成事能钻空子，那就是“够灵活会来事”。

这才是“丛林法则”的真相，那些“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争当人上人”之类的大道理，本质上都是怂人的意淫。因为他们很怂，所以他们只会在安全的时候勇敢，只会在虚假的环境下慷慨激昂。面对真正的丑恶时，他们就会扑上去“融入其中”，哪怕在粪坑里喘不过气来，也会挣扎着叫道：“看，我又适应社会了！”

可怜的是无辜的孩子们，他们别无选择，举目四顾，找个正常人都是奢望。

“我感觉自己好像被关进小黑屋里，明明知道出口在哪，但是怎么都出不去。有种绝望的感觉。”

8岁的男孩坐在精神科医生对面，描述自己的感受，在门诊里，很少有孩子能这么清晰准确地描述自己的情况。

几个月之前，他和妈妈都察觉出了一些问题。他无法完成作业，妈妈越催促，他越烦躁，咬自己的胳膊，全是牙印。每到快睡觉的时候，他都跟妈妈抱怨，睡不着，“觉得恐惧”、“烦”。

各种辅助检查后，男孩被确诊为抑郁。妈妈问医生，“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

“这样能准确描述自己情况的孩子并不多”，医生说，在临床上，大部分孩子只能向家长和医生描述身体的痛，冒冷汗、发抖、拉肚子、头痛。一些孩子在来到精神科门诊之前，可能已经在消化科、神经内科转了一圈。

即便常被误诊，因为抑郁症辗转来到精神科门诊的孩子还是越来越多了。精神科医生们发现，过去在门诊就医的孩子们更多是孤独症、抽动症这类发育障碍疾病。近年来，抑郁焦虑的儿童青少年越来越多，年纪也越来越前移。

2019年刊发的一项关于中国中小学生抑郁的荟萃研究显示，2005年-2016年的相关研究报告中，儿童青少年的抑郁症状时点患病率（观察时间一般不超过1个月的患病率）为4%到41%，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汇总患病率为19.85%。在中国的临床案例里，医生甚至发现了3岁、4岁的抑郁儿童。

这种前移，有部分原因来自诊断标准的变化——过去几十年里，关于抑郁诊断的年龄标准不断降低。

一项2021年发布的调查显示，在来自北京、湖南、江苏、辽宁和四川城市和农村校园中的7.3万多名6-16岁的中小学学生中，1.4万多人被确定为精神疾病高危个体。这些参与者中，一种或多种精神障碍的总体患病率为17.5%。注意缺陷和破坏性行为障碍的患病率为10.2%，焦虑障碍患病率为4.7%，抑郁症患病率为3.0% 。

研究团队提供了一个观察：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患病率在女孩中较高，而行为障碍的患病率在男孩中较高。这与医生们在临床的观察相符合。

除了反复查不出原因的躯体化症状外，许多家长带着孩子走进医院的直接原因是，孩子已经无法正常上学了。

但在这之前，这些孩子已经与痛苦周旋了很久。他们被裹挟在人际交往、学习焦虑、家庭照料、童年创伤事件中，但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当做成长过程的注脚。

他们是在替家庭生病吗？

从孩子走进门诊开始，医生的观察已经开始，他们需要在有限的门诊时间中跟孩子建立连接。黎景（化名）副主任医师告诉《知识分子》，他在儿童精神科从业十余年，“无论孩子说什么，只要能说就好，只要开始互动，基本能观察到孩子的问题特征集中在哪里。”

“你爸爸妈妈平常唠叨你吗？”

“谁照顾你比较多？”

“他们吵架吗？”

多项研究对于父母因素（如父母冲突、过度介入、父母关爱程度低）对青少年抑郁症的影响提供了充分证据基础。根据依恋理论，青少年与父母的关系质量高时，出现抑郁症状的可能性较小；更好的亲子关系可能导致更高的社会支持感知和自尊。

在诊室里的十几分钟里，每个家庭中成员的关系被高度浓缩短暂释放。一个父亲陪着女儿来看病，她主要表现是强迫症，还伴随抑郁的症状，问诊即将结束的时候，父亲问医生，“是不是平时她妈妈管她太过严格？”

另一个表现为典型抑郁的男孩，母亲提到，当他拒绝学习的时候，父亲没有听任何解释，暴揍了他一顿。

很多时候，孩子们还被卷入了成年人的关系之中，甚至包括代际之间的冲突。“我的爸爸妈妈总吵架，”一个7岁男孩告诉医生，“我爷爷和妈妈也总吵”。

一位妈妈曾向我描述她和丈夫带着13岁孩子去看医生的片段。医生问夫妻俩，“你们觉得孩子在哪些情况下会情绪低落？”

母亲说，“可能是我和爸爸一直给太多否定和批评，我们有的时候也没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孩子学习已经很难了，还要面对这些批评。”

丈夫显然并不适应这种自我检讨，“那我也很难啊，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她怎么就不能体贴体贴我呢？”

她拽了一下丈夫，“大人管大人的问题，你好意思让孩子来担（你的问题）。”

过去的许多报道中，展现过许多家庭冲突里艰难求存的孩子，有人提出一个观点，“孩子是替家庭生病”。

“但这个观点还是有些片面”，黎景希望对这一观点进行适当修正和补充，“如果一直强调，孩子的问题是父母的问题，那么父母的问题是谁的问题，这样往上追溯十八代没有意义。我们可以理解为是整个家庭系统（祖辈、父母辈、子女）出现了不平衡，而我们需要找到新的平衡点，这样的话每个成员的压力都会更小一些”。

“不然只会出现甩锅的情况，爸爸指责妈妈太过宠溺孩子，妈妈说，你平时不管孩子，这样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在给出诊断结果的同时，医生们还会适当帮助调整家庭的沟通方式，当然，这需要家长的配合。

最常见的嘱咐是，“不要再打孩子了，打得越狠，药吃得越多。”

一个父亲在门诊喋喋不休讲述孩子的问题，一再表达自己对孩子前途的担忧，“明年就中考了，我是不是说过很多次，这个对你来说，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

医生打断了他，“你说得太多了。让孩子自己说。”

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被妈妈带来复查，她已经休学了一段时间，整天躺在床上，除了打游戏，对其他事情没有任何兴趣。上一次，医生除了开药之外，告诉母亲，“多陪伴，找一些非学习的事情让她做。”

这次再来门诊，妈妈的不满穿插在问诊过程，“一天到晚关着门拿着手机。我看她都没问题了，天天都挺开心的，吃饭睡觉都没问题，叫她运动也不去。”

医生说，“你如果不想让她玩手机，先把自己的手机收起来，可以做到吗？尝试跟她一起玩游戏，不然你们两个聊天都不知道聊什么，先试着走进孩子心里。”

黎景也会遇到很多因为孩子生病而负疚的家长，“妈妈会更多一些。因为很多家庭中，妈妈照管孩子比较多，所以当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妈妈又自责又愧疚。”

一位妈妈问医生，“是不是我做错了哪些事情”，快要哭出声。

“不是你的错，”黎景告诉她。这位母亲似乎松了一口气。

“这种情况下，母亲是需要支持的，可能在原本的家庭系统里，母亲就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在问诊中，哪怕是这么短短一刻，跟母亲稍微共情，她的情绪都会得到释放。这也能更轻松推动相关治疗，更好帮助孩子和家庭。”

孩子们为什么会得抑郁症？

从确诊那一刻，家长们试图向医生讨要答案，这样小的孩子为什么会得抑郁症？但这个问题太过复杂，直到现在，大多数精神障碍的确切原因都不够清楚，医生们只能提供与之相关的因素。

“可以分为内因和外因。”黎景说，“一个孩子出现问题，一定不是某个单一因素作用，而是诸多因素作用。”

“比如说，早期成长中的一些经历，父母的冲突，代际之间的冲突；或者父亲在教育中的缺失；还有一些在不同年龄段动态出现的问题，都可能导致发病。”

“在小学高年级和初中阶段，人际关系的冲突比较突出。这个阶段孩子们开始三五成群，一些孩子可能会被边缘化，融入不了其中，人际冲突的压力陡增。”

一个女孩坐在医生对面，讲述自己“想变得更漂亮一些”，想拍很好看的照片放在社交平台，“这样就会有人给我点赞”。

医生告诉我，这是孩子渴望“被看见”。

不只一个孩子为成绩苦恼。一个女孩告诉医生，她这次“考得不好”，只考了第七名。在她看来，考得好意味着“很多人喜欢” —— 在当下成绩为单一评价标准的系统里，对许多孩子来说，成绩好是一种社交名片，也是一种身份。成绩一旦下滑或失守，他们似乎也失去了身份的锚点，惶惶不安。

这一阶段的孩子大多10\~15岁，由于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交互作用，他们正在逐步建立自我的认知，“我是谁”“我是什么样的人”，而这一过程并非一条坦途，充斥着怀疑、混乱和冲动，和外部的世界发生尖锐的碰撞。这期间，也是校园暴力和霸凌的高发阶段。（见旧文：陷入心理危机的农村青少年群体：隐秘而庞大｜精神？精神！）

而长期生活在压力下的孩子，他们的大脑功能也出现了变化。

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相比成年人，青少年的大脑更容易受到压力的影响。受长期压力影响的三个重要脑区分别是海马、前额叶皮层和杏仁核，它们分别是记忆、执行功能和管理情绪的中枢，在青春期阶段，这些区域还未发育完全。

当一个人遭遇压力源时，会激活两种激素系统。第一种激素系统由交感神经系统的快速活动介导，这种即时反应介导了对压力的短暂“战斗或逃跑”反应。第二种激素系统则是一种较慢、更持久的激素反应。由下丘脑-垂体-肾上腺 (HPA) 轴介导，在这一反应链路中，产生了一个关键物质——糖皮质激素。它负责许多适应性生理和行为对压力源的反应，例如调动能量储备、增强免疫反应以及提高学习和记忆能力。但是，长期或更长时间地接触这些激素会导致许多适应不良的结果，包括代谢紊乱以及免疫和认知功能受损。

而对于青少年来说，他们的大脑对于糖皮质激素的反应性比成人大脑更强，时间也更持久。

诸多研究也报告了压力之下，青少年大脑功能的变化。比如长期处于慢性压力，青少年的前额叶皮层和海马的神经元结构发生改变，情绪功能、认知功能和记忆力都有所损伤。年龄越小，经历高水平的压力和疲劳，也会越来越容易感到持续焦虑，大脑反复受到抑郁情绪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压力对于成年人大脑的影响是可逆的，动物从压力源中恢复至少10天，参数会恢复到压力前水平。但是一些研究发现，即使青少年从慢性压力中恢复一个月后，一些结构和功能的变化依然存在。这意味着，即便同样可逆，与成人相比，压力对青少年大脑的影响也将持续更长的时间。

需要注意的是，青少年之所以会成为抑郁症易感人群，与其生长发育中的可塑性有关。但也正是因此，“治疗的价值和意义其实更大，越早介入有效性越好，”黎景告诉《知识分子》。

过去三四十多年，关于抑郁诊断的年龄标准不断降低。抑郁症最早被当做成年人的问题，一些精神分析学认为儿童并不具备出现抑郁的心理能力。

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人们还在讨论青少年到底是否会出现重度抑郁症。90年代，研究者们逐渐意识到，抑郁症状可能出现在8-10岁的儿童身上，“一些慢性心理疾病自我们幼年时开始萌发，在儿童时代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往往相当显著，并塑造着我们成年后的模样，”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情绪与焦虑障碍症项目情绪与发展办公室的主任丹尼尔·派因（Daniel Pine）这样总结。

2000年以后，更多的讨论在于学龄前的孩子是否会得抑郁症。一些儿童精神病学家发现，抑郁症最早可在两到三岁的幼儿身上显现——这一点，中国媒体报道了一些个案，2013年出现了3岁的抑郁症患者。

诊室之外，如何拯救这些孩子？

不但青春期的大脑应对压力的工具很少，青春期的孩子应对压力的手段也越来越贫乏。

很多家长向黎景抱怨，孩子们刷手机毫无节制。在黎景看来，（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可能是孩子对抗现在情况的一种手段，因为他们能对抗压力的工具已经不多。

“我们应该问家长的是，孩子不玩电子产品，他还可以干嘛？一个8岁的孩子写完作业，有三个小时自己安排，他想去找爸爸妈妈，他们似乎都有各自的事情，他也没有其他可以替代的有趣的事情，只能回归电子产品。”

“当然，在普及化很高的情况下，接触电子产品是必然的过程，家长们需要掌握的是如何教会孩子有限地使用。”

《三联生活周刊》曾引用过美国国家儿童医疗中心成员、临床神经心理学家威廉·斯蒂克斯鲁德（William Stixrud）的一个猜测：新时代的生活削弱了孩子原本具备的压力应对机制。斯蒂克斯鲁德还进一步指出，制造这种慢性压力的并不是多么重大的危机，而是持续的失控感。

“今天的孩子们对自己的生活全方位地感到无力。研究显示， 就算孩子在一个领域中没有控制感，只要他们在另一个领域中能实打实地有控制感，他们就能更好地应对挑战。但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问题——孩子在任何地方都缺少控制感：在学校，他们被管得很严；而在家里，也是如此。随着社交媒体的崛起，孩子在社交上的控制感也愈发缺失。”

类似的观察，医生和心理咨询师都向《知识分子》提到过，比如孩子们那些密密麻麻，被切割得以分钟计的日程表；还有稍早前，“为了孩子安全考虑要不要取消课间十分钟”的讨论。

黎景说，很多家长眼中，孩子是他们的延伸，但这忽略了他们和孩子的界限。“有些事情本身是孩子自己的事情，家长的越界会孵化副产品。你越界替孩子把他的事情都做了，他就可能变得无能，一旦出现任何问题和压力，孩子的第一反应是，回家找家长。家长替孩子完成了所谓的成长，却也剥夺了孩子的成长权利。”

门诊中，黎景尝试劝家长“放手”。一位母亲愤怒又疑惑地问，“你说不要催促他，不要逼迫他，难道我对他的一切行为都放任不管吗？”

“不是0也不是1，而是找到一个合适的点。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需要家长和孩子找到彼此能接受的节奏和界限。孩子和家长的互动如果出现问题，就需要新的策略。很多家长的误区在于，一直保持同一种教养方式，用对待6岁的孩子去对待12岁的孩子。但你要知道，孩子已经长大，父母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调整跟孩子的互动。”

对于这些处于焦虑和抑郁中的孩子来说，失去学习动力，无法学习是最常见的表现。他们的表现，从一定程度上，便是源于他们无法忍受旧有的评价系统带来的压力，无法接受自己可能不达标的评价结果。

但是，在提供多种治疗手段之后，医生们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是，如何让一个无法学习的孩子逐步回到学校，回到之前的轨道？

需要配合的不只是父母，还有学校。黎景说，他曾去一些学校做过讲座，尝试做医教结合的推动，希望讨论如何通过医疗机构、父母、学校三位一体的架构兜住这些下落的孩子。

但现实中确实存在难度，这更多仰赖学校和教师个人的认知。“一些老师向我表示，他们也在推动类似的事情，比如给这些康复中的孩子提供一些过渡的培养策略。从0到1比较难，但只要有了对第一个孩子的策略，后来者就会跟着受益。”

黎景表示，现实中一些学校已经建立了相关机制，以帮助孩子逐步恢复，比如先保持上学的节奏，不着急交作业，老师会安排两三个学生下课多陪伴。

但更多时候，对于一个医生来说，他更多是在诊室中和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产生交集。孩子们总会走出这间诊室，去面对更庞杂的系统问题 —— 而这些，不只是这间诊室能解决的。

（应受访者所在机构要求，受访医生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