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看到两个新闻，有些话不吐不快。

第一个新闻。

说是去年年底，在广东深圳，林女士贴条提醒邻居“别在我家门放垃圾”，但女邻居郑某看到字条十分恼火，谎称“捉奸”雇人开锁，并叫来男性帮手，在凌晨4点撬门入室，掌掴、拖拽林女士，从室内打到走廊。

想想就觉得可怕，且不说被暴力殴打了，就说凌晨4点，你一个人在家好好地睡着觉呢，谁都会觉得这是最安全的时候。

可谁知道，突然有人撬了你家的锁，进了你家门，冷冷地看着你，想想就让人不寒而栗。

最后，法院也判了，郑某犯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

当我想看开锁师傅如何处理了，在新闻里只看到一句“开锁的锁匠听说被行政拘留了”，还是被殴打的林女士转述的。

我只看到评论区，铺天盖地都是对打人邻居的控诉。

02

第二个新闻。

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沈奕斐最近连麦到一个小学生家长，她的孩子在学校给同学分零食，但当她的孩子问别人要零食，别人就不给他，跟同学推搡了几下。但她觉得自己的孩子被“霸凌”了，就告到了老师那里。

老师听完觉得没毛病啊，小孩子打打闹闹，又不是单方面打人，就没惩罚学生。

然后，家长不乐意了，直接投诉举报，甚至报了警，连着骚扰老师两个多月，最后终于把老师处理了。

即使如此，她还是不忿，找沈教授加急连麦。沈教授花了40分钟开导这位家长，并给出方案，当场指出家长存在"受害者解释风格"，即将正常冲突归因为迫害，这种思维会扭曲孩子认知，导致其陷入无助感。

沈教授很直接地指出，这位妈妈才是孩子出现问题的源头，并建议她真心的跟前面那个老师去道歉，得到他的原谅，你的孩子才能走出受害者的角色。

谁能想到，家长反手就把沈教授也举报了，告到复旦大学好多部门，说她连麦侵犯隐私权及影响本职工作，还给沈教授的同事、领导、院长打电话骚扰，而且是一遍一遍又一遍，逼得沈教授不得不写各种材料，以证清白。

更可怕的是，在沈教授的连麦视频下，有约1000条评论，密密麻麻都是老师被各种投诉的哭诉。

03

看完这两个新闻，我第一反应就是特别无力：

为何所有矛盾都沦为普通人之间的纠纷，本该居中制衡的职能方却悄然缺位？

第一个新闻里，开锁行业属特种行业，法律规定，开锁师傅必须得核实业主身份，要是仅凭对方的一面之词就开锁，是可以处5-15日拘留，并处 500-1000元罚款的，还可能面临民事赔偿。

虽说邻里积怨已久，行凶的郑某理应受到法律严惩，可倘若开锁师傅严守行业规矩，林女士也不会深夜受惊，更不会惨遭殴打。

开锁师傅本应依靠行业规范筑起一道安全防线，却沦为恶人行凶的帮凶。不是说他有劝架的义务，而是却必须恪守职业准则，失职犯错，就该承担相应后果。

在我看来，开锁师傅的操作规范问题，才是这个新闻最有价值的部分。但我们的新闻报道只顾着大肆渲染邻居之间的闹剧，而对此毫无兴趣。

开锁师傅的处理结果，连一句正面的交代都没有。

第二个新闻里，老师哭诉家长的无理举报，围观者对无理举报的家长义愤填膺，好像所有的矛盾只在家长和老师之间，中间的学校和教育局，美美隐身了。

于是，中国教育里最新最荒诞的一幕诞生了，只要家长一举报，不管谁对谁错，不问情由，老师就得低腰道歉，甚至毁掉整个职业生涯。

连法律上的控告都有可能被驳回，但奇怪的是，面对家长投诉，校方与教育局往往一味逼迫老师退让，将所有矛盾全部转嫁一线教师，完全放弃了自己作为调解者和守护者的作用。

投诉是家长的权利，但如果相关部门调查后，认为投诉不成立，出面维护被投诉老师的正当权益，也是相关部门的义务。

不求无理投诉的家长向老师道歉和赔偿，只求学校和教育局，能够在认定投诉不成立的时候，敢于驳回家长的无理投诉，保证老师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04

我清楚两起事件性质并不完全相同，我只是想用第一个新闻里，媒体对中间的开锁师傅的忽视提醒大家：

面对家长恶意举报老师这类乱象，一味指责极端家长固然解气，却无法从根源解决问题，这从来都不是事情的核心症结。

只要学校和教育局能够以正常的逻辑、心态和策略去应对，很多负责任的老师，本不必受如此的委屈的，我们的教育也不会出现1%的极端家长绑架决策的恶性循环。

如果学校和教育局能够像沈奕斐教授一样，看到投诉内容后，认清孩子之间只是普通打闹、老师处置并无过错，果断回绝家长的无理诉求，那位被处分的老师便不会蒙受冤屈。

你不能期待所有人都是好人，也不能期待所有人的脑回路都是正常的，但我们应该要求那些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尽最大的努力来保证好人不被别有用心者伤害。

我们就算用唾沫淹死一个无理取闹的极端家长，也会有无数这样的家长站出来，只有中间的学校和教育局站出来真的扛事，我们教育中那荒诞的一幕，才能彻底断绝。

希望所有负责任的老师，都能够被真心善待。

——The End——

我以为OPPO那个【我妈有两个“老公”】的母亲节文案，已经在OPPO道歉后翻篇了。

谁知道，就在母亲节当天，武汉大学一纸声明，又把这件事送上了风口浪尖。

看了武汉大学的声明才知道，原来这个母亲节文案为余某团队所发，而余某又【曾经】是武汉大学文学院的学生。

武汉大学文学院，借武汉大学之名，表示极不认同某手机厂商“母亲节”广告文案的内容表述和价值倾向。

原来，武汉大学是和余某“割席”来了。

看到这个新闻，我第一反应是，要不是你们武汉大学自爆，谁知道这个文案和武汉大学有关系啊？

我第二个反应就是，幸亏当年没上武汉大学。

想当年高考填志愿，我本来是把武汉大学文学院（当时应该还叫中文系）当第一志愿的，幸亏被当时的班主任给拦了下来。

我不是圣人，对自己的“内容表述和价值倾向”可没什么信心，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什么纰漏。如果只因为沾染上了武汉大学文学院，就被人家“割席”，那真是太让人伤心了。

余某团队的文案有没有问题？当然有问题。本来是想说妈妈也可以摆脱刻板印象，可“两个老公”的表述，所谓饭圈“文化”的烂梗，却又是用另一种冒犯的方式，重新把妈妈塑造成了另一种刻板印象。

但就算有问题，OPPO发的文案，有锅也是OPPO背。人家秋雅结个婚，你搁这又唱又跳的，穿得跟个鸡毛掸子似的，你嘚瑟什么呀？

首先，

武大文学院的声明中说，余某在校期间，“思想端正，以护助公交车上受伤的耄耋老人而获师生赞誉”；

但这次职场团队的文案，却“严重牴牾敝院一以贯之的立德树人育人理念”；

那潜台词是说，余某昔日之“端正”，功劳全在我武大文学院；余某今日之“牴牾”，责任全在彼手机企业，赖不着我们武大文学院，是吗？

其次，

武汉大学文学院，以武汉大学的名义，公开与余某割席，成功将本来是企业的错误，转嫁到了一个毕业生身上。

可是，就算自己的毕业生“内容表述和价值倾向”有问题，也不是什么罪大恶极之事，以母校的名义，在母亲节当天，把余某从背后拎到台前，将之置于火上烤，真的厚道吗？

余某的策划就这么玷污了武大文学院的清白吗？真的要这么急迫划清界限吗？

最后，

最搞笑的是，余某都已经毕业了，工作了。作为成年人，ta的所作所为造成的后果，ta自己承担；作为职场人，ta的工作纰漏，是ta和公司之间的问题。就算ta犯了法，那还有警察呢。

但武汉大学文学院，却横插一脚，先是表示对内容表述和价值倾向不认同，后是教余校友“以自诚勇气，过则勿惮改，善对社会批评，与企业一道肩负起社会责任”。

武汉大学文学院，是觉得自己对余校友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且要负责一辈子吗？

如果真的是这么想的，那我要为武汉大学文学院的教育理念担心了。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说过：“教育的产物不是知识与学历，也不是技巧能力，不是工作成功，不是金钱和商品，教育的产物一定是人。”

教育的终极目的，不仅是知识传授，更是塑造健全人格、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建立社会责任意识，使人成为能够为自己和社会负责的成熟个体。

是的，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一个有理性、有道德、能承担责任的成年人，而不是培养一个时时需要老师耳提面命的孱头。

如果武汉大学文学院认为，一个已经毕业的学生，都不能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还需要母校公开提醒，需要母校谆谆教导，那就是在变相承认，自己的学生是心智未成熟的，自己的教育是失败的。

如果武汉大学文学院并不真的要给毕业生“补课”，而只是为了怕沾上晦气，怕被毕业生连累，那么他们的冷血与残忍，就更超出了教育者应该有的限度。

我不知道母校有什么理由，有什么立场，有什么义务，去提醒一个毕业生“过则勿惮改，善对社会批评”。

我只能化用鲁迅的话，来形容我的感受：

武汉大学本应该只管自己教书育人。余某自己犯错，企业自会处理，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他偏要放下课本，横来招是搬非，大约是怕被牵连罢——那简直是一定的。

因此，对于武汉大学对余校友的“极不认同”，我也给予充分的“极不认同”。

武汉大学，你们是有大楼和大师的大学，不是大一点的小学。

请把你们的毕业生当成年人来尊重。

第一眼看到oppo的文案，就感觉要出事。只要舆情起来，绝不是企业道歉便能了事的。

不知道oppo的文宣在发稿之前，有没有让法务审一下。我以前写过好几篇企业舆情或企业涉案的小文。现在很常见的一个尴尬就是，业务人员总觉得法务都是事逼儿，总是这风险那风险的，都按照法务的意思来，就别干活了。

所以，除了刚入行时，还简单接触过一点点常法业务，最近这些年，我跟常法基本绝缘了。我这人，原本就情商不高。很多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说吧，别人觉得你是搅屎棍。不说吧，真出了事，别人又说你法务吃干饭的，为什么没看出问题？为什么不阻拦？搞不好，一旦企业涉案，办案人员也会认为，你法务为什么不制止？你不制止，就是共犯。我经手的很多律师被抓，都是这么个入罪逻辑。

当然，oppo有没有让法务看文案，我不知道，这里只是“睹物思情”，一下想起来当年做常法的憋屈。

oppo这事，让我完全没想到的，是武大的《声明》。

对于一个毕业多年的学生，武大先说该生在校期间表现优异。

我没想明白武大为什么要专门介绍该生的校园表现。难道，潜台词是社会太坏，把原本好好的学生给染脏了？

那武大毕业的，还有王某，原黑龙江常务副省长，2023年12月被查，2024年6月被双开。郝某，原监委一级巡视员，2023年6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阳某，原株洲市长，2023年因受贿等罪名被判刑。陈某，武大原常务副校长，武大窝案的主角之一，也是武大毕业的。

为什么武大在这些毕业生出事的时候，没出来介绍一下他们的在校表现呢？是他们在校期间就显露出来某种迹象，所以后来出了事，并不意外吗？

《声明》说余某的行为不符合武大的教育理念，望余某以自诚勇气，善对社会批评。

我不反对武大对学生的这份期待。哪怕毕业了，结束的只是课程学业，存续的是育人劝善的期待。

但这里还是有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武大为啥没对落马官员也发出倡议，愿尔自诚有悔、积极退赃，尽最大努力降低对人民对国家所造成的损害。

而且，武大这次为余某发了《声明》，那么，今后，武大的其他毕业生也出点事，武大发不发《声明》？

更进一步说，武大此例一开，国内的其他院校跟不跟？

武大扇一扇“立德树人”的翅膀，其他院校都被栓了根绳。不排除，今后哪个大学的毕业生出了事，大学又没及时发《声明》，就有人拿着小绳来轻轻柔柔地打在高校的身上——网友喊你发《声明》。

作为一个律师，我服务的客户包括高校和高校师生（正好这里也说一句，好几次，我谈点民商或行政案件，就有人留言，你又不专业，还是谈你的刑事吧。我不是只做刑事。而且，我的民商或行政客户，级别还挺高的）。就我而言，最关心的，是这个《声明》到底属于何种法律属性？

因为，武大这么一搞，不排除将来有一天，我的客户来找我：“金律，多年前毕业的一个学生落马了，我们要不要发《声明》？”

我怎么回答。

假设，将这个事情认定为高校自治行为。或者，此次《声明》只是武大文学院的某个领导，基于个人好恶，非常不喜欢oppo的文案，所以随手写个东西就发在单位官网上？即，这是私人行为。

那么我作为律师，可以向客户说：“想发就发，不发也没事。”即便有网友拿着绳子来责难，高校也可以回复——针对已毕业人员的行为，高校没有发《声明》的法定义务。

而与之相对，假设，该声明是武大文学院经过集体讨论，表达校方的官方意思。

那么法律方面，需要明确这种官方意思，是属于学籍管理？还是属于奖惩制度？或者其他什么法律授权的行为？

只有明确了行为性质，才能进一步去想，高校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武大这个《声明》，算是给我们律师圈提出了一个新课题。

我只是律师，无意站在立法论的角度去讨论应然的事情。律师是适用法律的，我只关心，武大这个行为，有没有清晰的法律依据或制度依据？以便于今后再出现类似问题，大家有迹可循有了清晰的法律和规则，既有利于高校的解脱，也有利于引导公众，别什么事都往高校身上扯。

当然，站在吃瓜的角度，如果这个行为真的形成制度化，每一个官员一落马，官员母校就必须履行法律义务，站出来介绍一下该官员的在校表现，再痛心疾首地呼唤官员认罪退赃，那也挺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