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美联社调查新闻：是美联社旗下深入报道团队，旨在通过长期的调查、取证和分析，揭露隐藏在表面之下的重要事实和社会问题，曾多次获得国际新闻奖项。

一、美联社调查新闻：中国监控设备技术几乎全部来自硅谷，至少九家美国科技巨头曾为新疆警方服务

基于高科技的中国数字极权体制臭名昭著，而这些技术的来源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本月，美联社发布了一份耗时三年的深度调查新闻，曝光了中国的“数字牢笼” (digital cage) 实际上是由美国技术打造的。在过去二十五年间，美国的硅谷科技巨头们参与设计、销售和维护中国的数字监控体系。这份长长的名单包括但不限于 IBM、甲骨文、微软、英特尔、Esri、希捷、西部数据、英伟达、赛默飞世尔和戴尔公司等。

调查新闻封面

更有甚者，美国公司在参与推广时，还曾直接强调与族裔识别相关的卖点。“2019 年，戴尔公司及其中国监控合作伙伴在戴尔官方微信账号上，共同推广一款具备‘全种族识别’功能的‘军用级’人工智能笔记本电脑。而生物科技巨头赛默飞世尔科技的网站，直至今年 8 月被美联社联系前，仍在向中国警方推销 DNA 检测套件，宣称其‘专为中国人群设计’，涵盖‘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民族’。”不仅如此，戴尔子公司 VMWare 等公司在“新疆集中营”曝光之后，甚至仍然为新疆、西藏警方提供服务。

美联社称，这些技术不仅被用于公共安全管理，更成为压制少数民族、异议人士与宗教团体的关键工具。

“根据美联社查证过的数千页由吹哨者携出中国的政府蓝图机密文档，中国国防承包商华迪便是与美商 IBM 合作设计中国重要警务系统‘金盾工程’，让北京能监控网络、镇压所谓恐怖分子、法轮功成员及甚至被视为带来麻烦的村民。”

比如，美联社采访到一户受害者家庭——江苏省常州市农村访民杨国良一家。他们“为了恳求北京阻止地方官员强征他们的 1 亩半土地才上访”。然而，“他们的火车票、酒店预订、购物记录、短信和电话都会被转交给政府。他们的房子周围安装了十几个摄像头。……而就在去年，杨的妻子和小女儿被拘留，罪名是‘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这一罪行最高可判处十年监禁”。

在新疆，当局对民众通过“打标签”的方式进行风险分级，比如“是否蓄须”“年龄在 15 至 55 岁”和“是否为维吾尔族人”等。这一做法意味着，族裔身份和日常生活习惯都可能成为被监控与限制的理由。

此外，中国警方的采购记录还显示，“英伟达和英特尔 (Intel) 的芯片仍是中国警务系统的关键零件，而系统中到处存在着 IBM、戴尔、惠普 (HP)、思科 (Cisco)、甲骨文 (Oracle) 和微软 (Microsoft) 等美国科技公司的软硬件”。

美联社引用德国专家瓦伦丁·韦伯 (Valentin Weber) 的话说：“一切都建立在美国技术之上”，“中国的能力几乎为零”。

此外，作者表示，虽然德国、日本和韩国公司也有所参与，但美国科技公司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供应商。

作者指出，虽然 2019 年以来美国政府加强了对部分监控技术出口的管制，但这些系统在中国已深度嵌入，许多设备仍在使用和维护中。今年，“赛默飞世尔和美国硬盘制造商希捷 (Seagate) 仍在会议与贸易展中向中国警方推销自家产品”。

调查引用专家的话称，美国企业虽然经常以“产品仅限合法用途”为由出口，但实际用途往往流向侵犯人权的领域。前美国官员警告称，这些技术不仅在中国国内用于大规模监控，还可能被输出海外，成为其他政权效仿的样本。

专家还表示，即便有制裁与管控，设备维护、零件供应、技术服务等渠道依旧存在漏洞。如何确保技术不被滥用，成为美国政府与企业必须面对的伦理与政策难题。

硅谷的技术输入与中国的国家治理需求交汇，最终塑造出一个“数字警察国家”。无论是杨国良一家，还是数百万维吾尔族群体，都深陷其中。

二、亚洲协会全球民调：对华中立民众转向负面，欧洲超越美国成为对华看法最负面的地区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 11 号发布了一份最新的中国国际形象研究报告。结果显示，中国的国际形象正经历显著下滑，主要原因并非正面支持者的骤减，而是原本中立或未表态人群逐步转向负面。

报告封面

据悉，该报告覆盖了 159 个国家、逾 25 年积累的 2600 多次民调结果，其中包括 1,200 多次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调查，勾勒出全球公众对中国看法的长期变化趋势。这些调查主要关注公众对中国的总体印象，或其对本国、世界的影响。研究团队采用多重方法，包括“民调综合法”(poll-of-polls)、国家平均以及人口加权 (population-weighted) 等，以避免单一角度的失真。

报告指出：“不断扩大的调查数据库显示，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全球对中国的好感度呈现持续、长期的下降趋势。”从民调结果看，在 21 世纪前十年，中国在 500 多项调查中的平均“净好感度”为 +23。到了 2010 年代，1000 多项调查的平均结果为 +11。然而，在疫情之后，中国的净好感度暴跌至负值，在 900 项调查中平均为 -10，至今仍然处于负面评价多于正面评价的状态。

中国国际形象地图，红色越深则代表好感度越高，蓝色则相反

不过，研究也强调，这一下滑并非意味着正面评价断崖式减少，而是“未决定或中立者”不断流失，转向负面阵营。按人口加权后，全球平均值徘徊在零点上下，正负两派几乎势均力敌。报告写道：“中国并不是‘失去朋友’，而是在努力争取那些原本态度中立或尚未决定的公众时遇到了困难。”但报告并未给出原因，而是称会做进一步的研究。

长期以来，国际舆论常以“西方普遍负面、全球南方普遍正面”描绘世界对华态度。然而，该报告认为这一划分过于简化。报告称：“印度 14 亿人口的负面看法完全抵消了非洲 50 多个国家普遍存在的强烈正面看法。”如果从国家数量来看，159 个受调查国家中有 108 国在最新一次调查中呈现“总体正面”，只有 51 国倾向负面。但在人口加权模型下，印度的巨大影响力使全球平均结果更接近中性甚至负面。

人口加权后的中国国际形象地图，红色越深则代表好感度越高，蓝色则相反

此外，报告指出：“对中国最强烈、最集中的负面舆论并不在美国，而是在欧洲。”由于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欧洲各国均出现了对华看法负面的趋势。

除欧洲外，北美、拉丁美洲、南亚、大洋洲也普遍出现对华好感下降，而东亚尤为明显。与此相对，中东和北非地区稍显例外，近年来舆论较为温和甚至改善；撒哈拉以南非洲仍维持长期正面。

报告还强调，新冠疫情是中国国际印象的转折点。报告指出：“中国的净好感度在 2020 年和 2021 年骤降至 -10……疫情对中国形象的冲击极其严重，而且并不限于西方国家。”在疫情冲击之后，报告发现部分地区舆论虽有回升，但总体好感度仍未恢复至往年水平。

最后，报告表示：“世界各地的民众正在逐渐形成自己对中国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往往源自于他们的亲身经历……随着北京的全球影响力不断加深，世界各国民众对中国的态度也会变得更加复杂、多层次。一个人对中国的总体印象，未必与他对中国高科技制造、基础设施项目、经济前景，或者对习近平本人的看法完全一致。”未来，该机构将继续深入探讨这些多样化的维度与驱动因素。

三、环境正义基金会：中国渔船涉及侵犯人权并威胁西南大西洋生态系统

编者注：本文主要编译自环境正义基金会的新闻稿

9月17日，环境正义基金会 (Environmental Justice Foundation, EJF) 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与纪录片。调查发现，大量远洋渔船正在疯狂捕捞西南大西洋的阿根廷短鳍鱿鱼 (Argentine shortfin squid)，导致这一关键物种正“濒临灭绝”，而船上的劳工则饱受严重的人权侵害。

报告封面

每年，当短鳍鱿鱼从阿根廷水域洄游出来时，成百上千艘工业鱿钓船就会聚集在阿根廷领海线外的一片公海水域——俗称“201 海里”。这片庞大的渔船群灯光之亮，甚至可以从太空中清晰可见。该机构的研究显示，2019 年至 2024 年间，中国鱿鱼船在该海域的捕鱼时间增加了 85%，但捕获量却出现明显下降的迹象。

报告指出，阿根廷短鳍鱿鱼是西南大西洋生态链与经济体系的基石物种。它处于食物链的中层，既是海豚、海豹、鲸类、海鸟的重要食物来源，也是鳕鱼、金枪鱼等商业鱼类赖以生存的猎物。同时，它还能为阿根廷带来数亿美元收入。

然而，在几乎没有国际监管的情况下，公海捕捞已经完全失控。2023 年，该渔场贡献了全球 12.2% 的鱿鱼捕获量，而在无人监管的公海，捕捞强度竟比毗邻的阿根廷管控水域高出四倍。

环境正义基金会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史蒂夫·特伦特 (Steve Trent) 警告说：“如果不采取紧急行动，灾难即将发生。过度捕捞和气候变化正双重施压，而主要责任方——尤其是来自中国的船只——还在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权。如果鱿鱼资源崩溃，生态系统将产生连锁反应。各国政府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对这种非法渔业进行监管，提高透明度并追究责任。”

此外，环境正义基金会的调查还详细揭露了鱿鱼捕捞船上的严重人权侵害。印尼和菲律宾船员在访谈中表示，他们在船上遭遇暴力、恐吓、超长工时和工资克扣。几乎三分之二的中国鱿鱼船都曾涉及船上死亡事件或人身攻击。船员们还指出，这些船只存在非法且残忍的行为，包括割取鲨鱼鳍，以及故意猎杀南美毛皮海狮等海洋哺乳动物。

由于缺乏监管，这些与虐待和非法捕捞相关的产品可能已进入欧盟、北美和英国等主要市场。对此，EJF 呼吁各国紧急开展区域和国际合作，采取以下措施：

制定基于科学的捕捞限额和监测机制，规范西南大西洋鱿鱼渔业；

杜绝强迫劳动，确保海产品供应链的全面可追溯性；

加强港口检查，禁止进口任何与非法或虐待性捕捞有关的产品。

特伦特补充说：“鱿鱼对于海洋健康，以及依赖海洋获取食物和生计的人们来说至关重要。各国政府必须携手保护，否则灾难将不可避免，而且其影响远远超出这些水域。最重要的是，各国必须支持并落实《全球渔业透明宪章》。这是一套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措施，任何政府都可以借此推动渔业向合法、合乎道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中国人权：是由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和学者于1989年3月在美国纽约创立的非政府组织。其使命是“通过促进国际公认的人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制度性保护，支持和加强国内民间社会力量”。

一、维吾尔文化学者冯斯瑜失踪7年后被判刑15年

2017年12月，新疆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主任、国际知名学者热依拉·达吾提因研究维吾尔民族文化而被捕。之后，中国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将其判处无期徒刑。几乎同一时间被捕的还有一位来自浙江的汉族青年学者冯斯瑜。2018年初，冯斯瑜被中国警方莫名拘捕，自此失联，外界无从得知其下落。

今年8月23日，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发文披露，“据信冯斯瑜于2018年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目前可能已从新疆监狱转移到浙江本省监狱。”

文章截图

据悉，1994年11月出生的冯斯瑜曾获包括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内的“全球17所顶尖大学录取，被中国媒体誉为极具天赋的优秀少女”。她最终在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学院完成了历史学学士学位，并在2016年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继续深造。

2017年，她凭借本科荣誉论文《从伊斯坦布尔到喀什：艾哈迈德-凯末尔对中国突厥斯坦的教育使命，1885-1917年》荣获阿默斯特学院Alfred F. Havighurst历史奖，该奖项专门表彰卓越的人文学术研究成果。同年，她前往新疆大学民俗研究中心工作，致力于维吾尔女性民俗文化的深度田野调研，并计划进入哈佛大学跟随马克·埃利奥特(Mark Elliott)攻读历史系博士学位。

文章称，“她专注于亚洲文化研究，精通英文和维吾尔语，并对维吾尔民族文化深切关注，加上其独特的跨文化学术背景，使她在维吾尔学术界享有盛誉。然而自2018年被捕后，这位前途无量的青年学者彻底音讯全无。”

文章引用《The Intercept》获得的乌鲁木齐警方内部情报表示：

2017年10月，警方以冯斯瑜的OnePlus手机上装有“外国软件”而对其进行调查。但荒谬的是，警方情报同时指出，这个软件是该智能手机自带的预装程序，并未有证据表明冯斯瑜曾使用过，但这名年轻学者依然于2018年被捕，随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据信冯斯瑜于2018年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目前可能已从新疆监狱转移到浙江本省监狱。

文章引用人类学家鲁恩·斯滕贝格(Rune Steenberg)的观点，认为“冯斯瑜被捕的真实原因更可能与其学术工作相关……冯斯瑜作为达吾提的合作伙伴和维吾尔文化研究者，很可能因此受害”。据悉，2017年2月，冯斯瑜前往新疆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与国际知名维吾尔民族志学者热依拉·达吾提合作。同样，维权网也认为“其被捕、判刑原因极有可能与其学术工作”和热依拉·达吾提的同事关系有关。 最后，中国人权批评了中国当局打压维吾尔文化的行为，并呼吁释放冯斯瑜：

冯斯瑜的遭遇诠释了中共对新疆地区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的恐惧。任何试图了解、记录或传承维吾尔文化的努力，都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中国人权与国际人权组织联合敦促中共当局无条件释放冯斯瑜，并公开其被拘押的真实原因与法律依据。

二、毛式“基层动员”结合“数字极权”，中国新式社会治理模式重塑社会

墨卡托中国研究所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MERICS) 20日发布了一份名为《为人民服务，亦为控制人民：中共如何重塑日常生活》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详细描述了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治理模式，指出中国当局正在将毛泽东时代的基层动员、数字监控和党主导的服务相结合。“这种模式不仅仅是镇压，更是重塑社会，使中国共产党的规范内化。”

报告封面

报告强调，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的党国体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庞大、组织严密且资源充足。党正致力于在私营企业、城市社区和乡村中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力。

中国人民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如此全面的管理，也从未有任何国家动员如此多的资源来服务和控制人民。当前的社会治理趋势是将数字监控与毛泽东时代人脉网络的复兴结合起来，以监督日常生活。

报告详细阐述了旨在促进党在社会中霸权地位的复杂机构体系。报告称，“新规定和新机构，例如2023年成立的中央社会工作部，旨在将党重新纳入那些已发展到其掌控之外的经济、劳动力和志愿组织等新领域”。

报告指出，党国体制对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将改善社会服务与更严格的政治控制融为一体。“提供更好、更适应本地的公共服务是官员社区工作的一部分，但该提供系统也旨在确保公民遵守党设定的政治规则和国家法律。”

在意识形态教育方面，墨卡托中国研究所认为“政治-思想教育旨在防止政治观点的多样化和公民自发组织”。报告进一步解释道，“党建工作、爱国主义宣传和政治控制在基层层面结合在一起，动员官员、公民、企业家和青年支持党对中国社会愿景的定义”。

报告表示，中国正投入巨大资源来塑造社会和扩大基层监控。“新的社会治理方法依赖于各种框架，例如‘网格化管理’系统和‘枫桥经验’，以在社区层面产生高密度的党组织存在感”。这些框架旨在通过开展基层宣传活动、动员志愿者、促进自我纠正和在地方层面解决问题来维护社会安定。 最后，报告总结道，中国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将“社会和商业变得越来越政治化”。

最后，墨卡托中国研究所称，减少对经济和社会干预的时代已经结束。在经济机遇减少和国际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中共正在重新确立其主导地位。习近平将中共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全方位解决方案，将“硬”的强制机制与“软”的元素融合，涵盖社会组织的各个方面，直至公民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因此，报告表示基于中国当下的社会治理模式，重新理解中国十分必要。

三、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批评中国言论收紧，报道环境持续恶化

近日，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发布了2024年媒体自由度年度报告《新红线：驻华外国记者面临日益增长的障碍》。这份报告指出，尽管后疫情时代外国记者签证办理有所改善，但记者在中国的报道环境持续恶化，面临的障碍日益增多。比如，“红线”范围扩大、地面阻挠以及法律骚扰等问题日益恶化。

报告封面

报告引述一名欧洲电视记者的观点，表示“根据经济和地缘政治形势，新的红线不断出现。……我们经常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不方便谈论此事’。”

报告强调，中国当局对“敏感”话题的界定已变得模糊不清，以至于一些看似无害的话题也被贴上“敏感”或“禁忌”的标签。驻华外国记者认为，曾被视为非政治领域的中国经济，如今已成为“雷区”。与经济相关的议题，例如青年失业、通货紧缩、农民工生活条件和与美国的贸易战，现在都面临着当局的严格审查。一名欧洲记者表示：“经济类报道持续困难。经济复苏越是迟迟不来，企业似乎就面临越大压力，被要求鹦鹉学舌地重复政府的措辞或路线。”

报告显示，在2024年，近九成的记者（86%）表示采访请求被拒绝或取消。超过四分之一（26%）的记者认为他们的网络账户曾被黑客攻击。报告还指出，警方、便衣人员、无人机和数字追踪等无处不在的监控，严重限制了独立报道的空间。

一名欧洲记者描述了他们在实地采访时遭遇的暴力：“我试图采访时被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强行拉开，然后被推倒在地。我反复表明自己是记者。当我试图捡起因摔倒而掉落的话筒和背包时，这个人拿着我的东西走开了。”另一名记者则提到，他们在中国北方沿海地区进行采访时，“所有商贩都被不明身份的人警告不要和我们说话。一名受访者在接到一个电话后，突然中断了采访，电话里的人告诉他不要和我们交谈。”

报告还详细介绍了中国同事所面临的压力。四成(3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中国同事至少经历过一次被施压、骚扰或恐吓的情况。一名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在北方沿海地区的一次任务中，我们被警察拦下盘问。警察语气友好，说只是想了解情况。然而，当我上厕所时，我的中国同事被警察告知他不应该为外国媒体工作——暗示他是个叛徒。当我回来时，他们又变得友好了。我的同事觉得这次遭遇令他深感恐惧。”

此外，法律骚扰事件在2024年再次达到高峰。8名记者报告面临法律威胁或诉讼，其中3人来自政府官员的威胁。一名美国记者表示：“一个政府机构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起因是我们为了寻求回应而提出问题，其中阐述了我们的调查发现。”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报告也提到了一些“亮点”。例如，社交媒体上的攻击事件大幅减少。但总的来说，98%的受访者表示在中国的报道条件很少或从未达到国际标准。报告总结称，外国记者的不可预测待遇，加上中国同事所处的必然敌对环境，使得大多数记者得出结论，认为2024年的报道条件进一步恶化。

最后，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对这种“日益制度化的对国际记者的敌意”表示震惊，并指出这“严重损害了全球对这个日益具有影响力的国家的理解”，并且希望中国当局可以做出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