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的一段发言，我觉得很有价值，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当经济面临很大压力、短期内有可能快速下滑时，采取刺激措施是必要的，但是任何刺激都会有代价，并且采取刺激的目的不是为了通过刺激达到经济向好的目的，而是为改革争取时间和空间。

我觉得他这段话把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困境解释得太到位了，一针见血。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只刺激，不改革，各地政府对刺激特别感兴趣，但是却没有改革动力。

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刺激就是来钱，主要是通过发债的方式搞钱。

虽然现在发债也要层层审批，但只要批下来了，那地方政府又可以滋润一阵，起码不用这么紧巴巴了。

至于这笔钱用掉以后能不能还的上，这就不是眼前考虑的事情，未来的事情就让未来更有智慧的人解决。

因此刺激消费的事情大家都很积极，但是刺激并不是根本目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经济改革。

为什么要改革？

因为原来的那套土地财政的老路行不通了，所以才沦落到现在这种地步，具体我就不展开了，反正这两年大家都一步步走过来了。

怎么改革？

首先肯定不能像欧美国家那样直接给底层发钱的方式改革。

这个逻辑我在之前的文章里也详细分析过，有两个原因。

第一，中国底层人民太多，根据统计局数据，2023年能达到交个税的人（月薪5000以上）只有1.6亿，剩下的人连交个税的资格都没有。

如果像欧美那样直接发钱，一个人头一个月100块，那么一个月的支出就是1200多亿，这根本就是无法承受之重。

第二，中国的税收模式就决定了中国一定是一个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家，对于个人消费而言远远排在企业后面。

很多人都会有一种误区，觉得我们除了交个税，其他几乎不用交税。

这种想法是极其错误的，因为在企业生产阶段，就已经征收了大量税收，最典型的就是增值税。

产品从原材料到成品到最终零售端，整个流程政府已经把税给收完了，所以消费者去买产品就没必要再付所谓的消费税。

这也就意味着对于政府来说，大部分人的税收都是从企业端收取的，而消费者反而无足轻重。

因此我们就特别喜欢供给侧改革，改来改去就是想尽办法让企业多贷款，多生产，多交税。

但是欧美国家正好相反，它们大部分收税是从消费端收的，所以消费者的地位就特别崇高，无论什么党派上台，都会千方百计讨好消费者，给他们直接发钱，以此来促进消费，最终收到税收。

综上所述，直接发钱（包括消费券），对于我国地方政府来说只能是负担，它完全没有得利的地方，所以这种模式想都不用想不可能执行下去。

在这样的情况下，提高中国内需是不是就成为镜花水月了呢？

也不是，用刘世锦的说法：

从根本上来看，内需不足与我国当前的需求结构直接相关。需求结构的背后是收入结构。现阶段，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大体占比为1/3，约4亿人。在此之下，还有约9亿多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导致经济增长潜力下降。

反观日本韩国这些地区，国民收入差距较小，中等规模收入群体能够达到50%\~60%，所以他们可以长时间释放较大规模，较长时间的需求。

刘世锦表达得很含蓄，在我看来就一句话，分配体制改革。

只有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从现在的4亿人口增加到8亿，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增加内需，走出经济下滑的阴霾。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这是唯一可以改变现状的方式。

因此现在搞了那么多刺激政策，短期内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要为改革争取时间和空间，如果只是为了刺激而刺激，根本的东西一点都没有变化，那么未来只会透支更多。

实际上这两年的透支，大家应该也看在眼里，感受在身。

但遗憾的是，现在有一种倾向，对刺激感兴趣，对改革不感兴趣，这就很难绷得住了。

当时只当笑话的一些小细节

酝酿了历史的大风暴，再也笑不出来

最近，上面密集表态经济承压，需要经济大省挑大梁、发挥财政支柱作用。今年的经济发展目标5%，也从必须完成变成了努力完成，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

但具体什么时候不行了，对不同的人和行业而言，时间点可能并不一致。

早在2010年

这几日在澳洲采写家传，两位朋友发现不行了的时间，前后差了12年！

一位曾是一家国际消费品大陆市场高管。这个品牌在市场上有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类似于麦当劳与肯德基的关系，明面上是竞争对手，实际上长期共生。

他发现，早在2010年，两大品牌的销量出现了「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这意味着市场进入了存量竞争，增量消失了。

另一位朋友则一直关注金融市场，他在2022年春季的上海，经受了一段无法磨灭的时光记忆。当年到达澳洲，参与了美股交易，从国际金融市场的视角回看那些年和国内金融市场，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不客气点说就是上帝视角。

可能拉开距离，才能看得更清楚，这是他的感受。

网课后遗症

一位初中生小朋友说，她感觉不行了，可能是2020年只能上网课之后，班都不能上，肯定不行了。

这三年并非全部病因，但是让很多人感受到了问题的存在。反映在就业市场上，一是失业率大幅变化，另一个则是人力市场对「疫情班」毕业生的歧视。

近日，一名2024届毕业生发文，在BOSS某聘上与某物联公司老板沟通时，被对方回复「不接收‘疫情班’，‘疫情班’应届生简直是受不了，没办法说」。

用人单位被迫用手机用电量来推断工作的注意力是一个方面，但从我们家传编辑部的招聘经历来看，主要还是两个方面，一是没有好的实习。毕竟学校只是读些书，连老师都不懂的职业技能，只能通过实习来训练。

二是不读书了。小红书和抖某占据了太多的时间，我们在几家高校有家传和数字人文课程，发现学生连开场白都不听，一入座就进入手机游戏、小红书和抖某状态。因为不读书，连基本的培养价值都没有。

这导致我们自2022年以来几乎没有招到像样的毕业生，甚至有三次「遇险」经历：面对拒绝，一位东北朋友逼问「我哪里不合适了？我觉得很合适」；询问一位河北学生有关俄乌战争的看法之后，她直接举报我们讨论政治敏感话题；一位贵州学生仅实习一个多星期，就在办公室录音三张光牒上网举报。

学生质量的下降是明摆着的，但是大环境也很明确。一个重要的表征是考公数据。

2008年金融危机次年，国考报名人数首次超过百万，是2005年报名人数的4倍，意味着年轻人的就业取向从原来的外企、民企转向了体制内岗位，直到今年的300余万人。

厌恶风险，是人类生存下来的基本技能和经济理性。当人们趋向保守、稳定、热衷考公，而非进步、变化、创造财富时，经济肯定生病了。

从就业角度看，2009年就不行了。

2023年民企信用崩盘

自信的体制内感知到不行了，可能会更晚一些。虽然10年前温先生一直讲今年是有史以来最困难的一年，但也都平安度过了，让人误以为危机从来并行，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警惕，毕竟数据一直在强劲增长。

最近官方采取的动作，有两个我印象深刻。

一个是老赖名单上民营企业家的比例太高， 2023年5月，发改委公布《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管理办法(试行)》，信用系统不得不启动大规模修复。

二是在劳资纠纷中，以前几乎都是判企业输，而现在则几乎判员工输，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这是个经典的维稳手段：谁弱谁有理。
最近有个热帖说，很多律师今年不会再接劳动仲裁案件了：

有几个朋友欠薪已经长达5个月，每天还要拼命干活。公司被很多债主追上门，员工还要笑脸帮忙应对，工作环境乌烟瘴气。老板不能不说辞退，这几个朋友找到我打劳动仲裁，我和他们讲，现在仲裁风向对劳动者不是很有利，今年不会再接了，问了其他几个律师也都不愿意再接了。

很明显，这是官方的指导意见。之前是让企业拿钱出来安抚员工，现在则是保护企业以保税源，否则企业裁员，死给你看。

记得戴口罩时，说经济不过是暂停，脱下口罩分分反弹。现在包括财政政策大调头在内的举措，可以推测官方认为不行了，时间当在2024年10月份。

一条射线天地宽

换个非经济视角，则是2006年。

2003年孙志刚事件是市场化媒体的高光时刻，人们普遍相信可以向好，岂知却是顶点。2006年时，市场化媒体彻底被掐断舆论监督之路。
差不多同时，一位胡先生明言，东北邻居在政治上是正确的。

最近有人讨论垃圾时间，我说不对，至少应该是2006年。而且，现在是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变化一日千里，是个人应该都感受到了。

最近很多人感受到了不行，却还在用周期论来分析，而我认为，之后是一条射线，不存在起伏。

此外有个时间点更重要：2011年。

那年，在秘鲁有一个谈话，很多人根本没有注意到；有些人看到了，但没有意识到划时代意义。

正如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认为，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

分析框架更新之后，我的结论是心病还得心药医，问题出在经济基础，答案却在上层建筑。

时间是2006年。

你觉得是什么时候不行了？

我写了一本书，讲浙江人怎么培养家族企业家，上架当月入选浙江省好书榜：

我写了那么多家传，发现许多成功的家庭，祖辈要么是读书人、绅士，要么是企业家地主。

或者，平民家庭一代人突起奋发，通过读书等方式逆天改命，从而实现阶层跃升。

又，每6.5个浙江人就有一个老板，山东湖南常出将军，且举族生长，郁郁葱葱。

为什么？

每个人都是大地之子、家族之魂，欲要认识自我、启迪后人，必先追溯祖辈事迹、了解家乡风物。

无论欧美，还是立国仅200余年的澳洲，孩子们入学先讲家传，次学国史。

每一个来过世间的人都应该留下记录。如果上辈已年逾70，请长按下面微信二维码，识别加我好友，一起抢救家庭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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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下调了中国经济增长预测，从5%调至4.8%。这次下调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担忧消费复苏不及预期”。

其实，从国庆前一周至今，官方出台了相当多的政策惠及房地产、股市、企业，也包括居民消费。“刺激消费”一度成为媒体报道提及频率最高的词汇。

中国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这是老生常谈了。光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也几乎成了各方共识。然而，尽管专家大力呼吁，政府也出台了不少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消费还是不够强劲。原因何在？

从根本上说，消费是人的自然需要，也是收入的自然结果，消费低迷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收入问题。那么，消费是可以被“刺激”的吗？或者说，要想促进消费，除了“刺激”，是否还有其他途径？

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低，影响消费能力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消费者的当期收入可以分为永久性收入和临时性收入两部分，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是由当期收入决定的，而是由可以预计到的长期收入决定的。因此，当政府试图用短期的政策来影响消费时，往往不能奏效，因为人们增加的收入是临时性的，不会立即增加消费，更可能转化为储蓄。

例如，当政府试图用税收政策影响消费时，如果减税或增税是临时性的，消费就不会有大变化，只有永久性税收变动，政策才会有明显的效果。

简单说，一个人的消费取决于他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消费能力是指一个人最多能消费多少，大体上相当于他的可支配收入。消费意愿指一个人愿意将多少收入用于消费，主要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非常关键的是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人们对未来的收入的预期越乐观，消费意愿就越强，甚至愿意借钱消费；反之就会将更多的收入存起来。

让我们再回到居民的消费能力。居民的消费能力，依赖于国民收入在部门间的分配状况。也就是说，个体层面上的消费能力，在宏观层面上是由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决定的。

根据殷剑峰等人的研究，从2001到2020的二十年间，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平均61%，美国为76%；同一时期，中国居民消费倾向是63%，而美国是92%。那么，要提高中国的居民消费率，有三个途径：

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二是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三是同时提高两者。

自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以后，在居民消费倾向趋于上升的同时（直到新冠疫情期间被打断），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基本没有变化，2019年的数据甚至低于2012年。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不低，即便是人均GDP，也距高收入国家水平仅一步之遥，那为什么会出现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严重偏低的情况呢？

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投资为主导的，其中又是以建设投资为主导。统计显示，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建筑投资与设备投资之间的比值，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5上升到了2017年的3.9。

这种投资结构也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土地谋发展”的结果这个事实，相应的，作为土地出让者的政府，财政收入也不断提高。在土地越卖越少或房地产市场冷却下来之后，不少地方政府仍可以通过举债获得建设投资所需的资金，即便出现暴雷等问题，也往往通过超发货币解决，实际上再度把国民收入从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转移到了政府部门。

国民收入集中到政府手中后，投资决策由政府做出，会改变经济运行的信息基础，即从分散的、私人投资，转变为集中的公共投资，这也是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向往政府、事业单位和国企等体制内工作的一个原因。

但这种集中投资，往往效率不高，且可能挤压了企业家得以涌现和成长的空间。

与其刺激消费，不如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大体相当于劳动报酬；财产性收入包括利息、红利、租金等。财产性收入和劳动报酬一起构成了初次分配的收入。转移支付收入则是指政府通过再分配途径给予居民的收入。

殷剑峰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居民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不算太低，因此要提高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需要增加的是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

众所周知，中国居民的财产结构并不是非常合理的，一方面实物资产占比过高，另一方面金融资产中存款类资产占比过高。现在，很多人仍然将更多的资金从权益类资产转为存款，如将理财、股票投资转为存款。

许多人观察到，60后、70后和80后，相比95后、00后，对未来还要更乐观一些。有些95后、00后，显得很“佛系”，不如他们父辈的70后、80后那么有叛逆性、独立性和奋斗精神。这其实与这几代人对财产的直接感受不同有关。

许多出身普通家庭甚至贫穷家庭的70后、80后，虽然面对迅速变化的世界也有迷茫和焦虑，但仍有激情，相信通过自己努力和奋斗，可以拥有一定的财产，包括在大城市置业买车之类。他们知道自己的财产的难得和可贵，知道财产权利的价值和重要性，因此也更愿意投资，对获得财产性收入很有信心。

相比之下，有些95后、00后，对财产权利没有这种直接感受，似乎很早就打算接受整个世界了。他们一方面更向往有稳定的工资收入的“铁饭碗”，另一方面刚开始上班就考虑退休后的生活，于是很早就开始存钱。

有人呼吁，要刺激消费，就要让居民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上文已阐明，影响消费的主要是长期可预期的永久性收入，因此最重要的是让居民获得更高、更稳定的财产性收入。

（以上内容部分引用了殷剑峰先生的文章“为什么中国人不消费？”）

近日，一南一北两个性质差不多的新闻，让人大开眼界。

一个是上海一些沿街商铺投诉垃圾处理费的收费乱象，这些小老板反映有关部门收取的垃圾处理费过高，和垃圾产生的量不相匹配，收多收少根本没个谱，一切都是收费人员说了算。

比如在黄浦区斜土路开“淮南牛肉汤”小吃店的杨先生，2021年和2022年，他分别缴了1200元的垃圾处理费，但是到了2023年，一下子就成了8100元，有关部门给出的解释是前两年少缴了，所以要补缴。

今年又收到了6000元的缴费通知，他认真盘算了店里所产生的垃圾量，认为6000元一年的收费绝对过高了。像杨先生这样，认为垃圾处理费收费过高的店铺老板大有人在。

另外一个是河北沧州某理发店老板，称因为没有空气质量检测合格证，要被城管部门罚款1000元。

老板说2022年的时候也被人拉群收过钱，每家交400元，给了钱就能拿到合格报告，然而并没有人来店里检测，今年这个价格已经做不了了，最低也得900元才能做。

都说隔行如隔山，我才知道，原来理发店不办空气合格证要罚款，小吃店要单独缴垃圾处理费，还以为直接扔到门前的公共垃圾桶就可以了。

怪不得总有人感叹，生意不好做，开店不容易，这两个新闻让个体商铺、小微企业的艰难，一下变得直观起来。

平常总说要千方百计减轻企业负担，那负担哪来的，可不就是今天收这个费，明天收那个费，一点一点叠加起来的？

小吃店运营产生了垃圾，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帮助商铺处理垃圾，收取一定费用当然合理。这叫“单位生活垃圾处理费”，各地都有明确的收费管理办法。

上海的问题就在于，相关部门在执行过程中，收费标准不透明，很多店家根本没产生那么多的垃圾，却被收取了高额费用。

有关部门给出了每年3600元的最低收费标准，按照这个算法，“240升的垃圾桶1米高，一个店垃圾再少每天10厘米厚总是有的，按照每天0.1桶计算，干垃圾40元一桶每天4元，湿垃圾60元一桶每天6元，一年下来就是3600”——问题是有些店一天垃圾量不足十分之一大桶，但是收费人员对此置若罔闻。

收费的过程也过于随意，比如商铺用小桶盛垃圾，但是收费却是按照240升的大桶来算，要么由收费人员手动换算，而怎么换算往往是收费人员说了算——这不免让人心里产生疑问，要是和收费人员搞好关系，给点好处，是不是就能少交点钱？这不是给人留下钻空子的漏洞吗？

很多商铺租赁楼宇的物业，其实是有能力帮助这些小店处理垃圾的，像那些垃圾量少的，完全可以倒到大楼物业的垃圾桶内，交给物业统筹处理，大楼物业还会直接减免费用，这样一来，这些商铺一年可以省下几千元。但垃圾清运单位不同意物业这么做，必须得让沿街商铺单独、挨个交费——雁过拔毛的意味实在太过明显。

河北沧州理发店的空气要检测，也是同样的道理。虽然有规定要求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按照卫生标准对公共场所的空气进行检测，但是行政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也应该按照实际情况执法，不能一刀切。像理发店这种地方，最多也就用点化学试剂，对人体无害，哪里到了污染空气的程度？

而且空气是流动的，今天办了合格证，就能保证明天的空气合格吗？执法部门揣着明白装糊涂，拿着这种规定处罚店主，跟吃拿卡要有什么区别呢。

人们对行政乱收费一向很敏感，这种行为会直接导致企业经营者产生一种被剥夺感，破坏公众对营商环境的信心。

今年3月份，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发布文件表示要从降低税费、优化为企服务等5个方面来减轻企业负担，半年过去了，这个被商户们纷纷吐槽的垃圾处理费，难道不算在其中吗？

能不收的就别收，这些能吸纳就业的小店铺能活下来本来就不容易；就算非得收，至少也得给出一个合理清楚的收费标准，别让这些小店铺的钱上缴得不明不白。

在房市新政和股市涨潮的刺激下，尽管“亏了小一百万”，一些卖房人终于成功“解套”，卖掉了房子。

手持现金，重新投入房地产市场之前，他们更加谨慎，也更加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刚需”不再需要被其他人定义，曾经和房子绑定在一起的意义和价值也在慢慢松动。有人感慨：“感觉整个人生的可能性反而多了一点。”

终于卖掉了

整个国庆，孙璐都待在南京家里，卖房。

她要卖的房子是自己的婚房，2019年买下的一套两居室。今年房子满五，可以出手。挂牌价是260万元，比买来时的317万已经降价了将近50万。虽然要亏，但想置换的房子也降了价，孙璐觉得，“这是置换的好机会”。

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紧接着，9月29和9月30日，上海、广州、深圳、北京四个一线城市和央行同时发布楼市刺激政策，对贷款利率、限购数量、首付比例、购房资格等各方面做出调整。

孙璐关注的置换房所在的小区，有业主立刻把房价回拨了三四十万元。孙璐的目光放在“止跌回稳”这四个字上面，她把这四个字拆来开解读——“止跌”，意思就是努力让房价不再跌了；“回稳”，意思就是努力稳住房价，短时间内不会再有大的波动。

这成了她国庆认真卖房的强心剂。好消息还来自股市。国庆前期，股市一路飞涨。9月30日，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次开盘，全市场超5000只股上涨，各板块普涨。孙璐虽然不炒股，但她知道，股市好的话，买房的人的预算就多，有钱买房上车的人也会多起来——再往好一点想，看她房子的人多了，她卖出去的成功率就高了。

她退掉了湖州的民宿，放弃了全家去旅游的计划，把家里打扫干净，每天拭目以待，准备迎接踏进家门的看房人。

假期头两天，看房的人果真多了。每天都有几波人上门，她一一介绍房子的优点：次顶楼，有落地窗，光照充足；小区环境优美，绿植丰富，从家里能眺望长江大桥；她给全屋铺装了地暖，在没有暖气的南京过冬很是方便……

然而，过了头两天，便没什么人来看房了。孙璐问中介，对方说，新房的开发商为了吸引买家，简直使出了十八般武艺，促销、赠送家电，“都被吸引去看新房了”。

新闻里各地看房人挤爆售楼处的热闹与她无关。好几天时间，她专门在家等待，却门庭冷落，只能不停地在网上刷帖子。各种观点被精准推送到她的页面，“大家对未来的预期开始混乱，有人觉得价格要上调了，有人觉得还是不会，有人觉得会更稳，不上不下。”但“政策还是起作用的，对我们心理也会有影响。至少不会担心，房价会在短时间内再降个10万、8万了。”

国庆节后，房子突然卖掉了。10月12日，一对想买房给女儿上学陪读的夫妻来看房，很快又带着妈妈再看了一次。

孙璐熟悉这个家庭配置，针对性地介绍起来：两个朝南的房间都是落地窗，采光特别好；装修非常新，2020年刚做的，保养得也好。重点是，有地暖，“有老人小孩的，都会很在意地暖这个事”。

之前来看两次的访客不是没有，但孙璐依稀感觉到，这家人是真的对她的房子产生了兴趣：“她们会问地暖花费多少钱装的，柜子是不是钉在墙上搬不走的。真对你这个房子感兴趣的人，才会去想这些事情。”

双方很快坐到谈判桌上。孙璐报出的底价是245万元，为表达诚意，又让步了5万元，降到240万元。

谈判中，孙璐讲究的方法是，一点一点地让步，“不能让对方感觉到你着急，否则很容易被对方拿捏”。谈到细节部分，对方表示可以让孙璐把家具全部拿走，出价230万元。看孙璐不满意，提出再加五千元，她当即拿出手机，准备打车走人：“五千元有什么好谈的？”

她死咬着价格不放，除了新政给了她一些未来的希望，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卖家少给一万元，她购买置换房子的首付就少一万元，贷款和利息就因此多一笔。她希望手上能多拿到一些现金，但对买家来说，多掏现金买房也是不容易的。

一番来回之后，买家提出233万元，同意孙璐在房子里免费住到明年三月份，省下租房、搬家的费用。最后各让一步，房子以233.5万元成交。

为争取多卖几千元，谈判持续了整整4个小时。过程虽然很消耗人，但成功卖掉房子后，孙璐有一种短暂的愉悦，上个月也曾有买家出价，她选择等一等，多卖了8万元。她赌对了。

孙璐挂牌40天就卖掉房子的事很快在同事中传开，“他们都非常地惊讶，问我怎么做的，说我也好想卖掉，大家真的很想把房子卖出去。”

北京的江敏，也在10 月6日卖掉了房子。2018年，她花310万元购入了北京朝阳区一套 60平方米的一室一厅，花了20多万装修，最终以265万元的价格成交了。“加上这些年还的利息，亏了小一百万。但总算卖出去了。”

因为是1998年的老房子，江敏不想把价格捏得太紧，最初挂牌288万元，国庆前夕她降到268万元，果然吸引了更多人看房。“以前是一周两三个人，现在一天就能有两三个人”。

虽然亏了钱，房子很快卖掉，没有经历太多波折，江敏感觉特别开心。曾经作为北漂能力证明和安全感来源的房子，一度变成了“累赘”。终于出手，也不用背负房贷了，她甚至感到摆脱了束缚：“如果我想离开北京，我也随时可以离开北京了，对吧？比如去别的地方，如果想回来再买呗，反正房子涨也涨不到哪去了。就感觉整个人生的可能性反而多了一点。”

看房量刺激了成交量。根据北京链家数据，十一期间二手房成交热度较高，与去年同期相比，成交数量增长近两倍。

58安居客研究院数据也显示，国庆长假期间，日均新房找房热度较9月份日均热度上升约8%，二手房重点监测百城中，有83个城市的找房热度有所上升，其中38个城市的涨幅超过10%。

国庆楼市报告。图 / 58安居客研究院

40多岁的姜维，要卖一套位于朝阳区东五环的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三个月前以830万元挂上网，一直没卖出去，终于赶在假期最后一天出售。姜维的房子无论小区还是户型都比较“抗跌”，在房价下行时期也是抢手房源，卖不出去，只是因为买方在等一个更低的价格。

10月5日至10月7日那几天，基本上每天五六波看房的，报价基本在750万元以下。到第6个报价的时候，谈了三四十分钟就成交了，卖出了760万元。虽然低于心理预期十几万元，但是买了一个“确定性”。“如果继续拉长周期，有可能出现报价更理想的买家，但也可能不出现，早早收获了一个确定性，很重要。”

“确实是托新政的福，要不然可能纠结到11月、12月份去了，太磨人。”

柳薇是在新政出来前卖掉了自己位于北京鸟巢附近的70平方米小两居。2019年430万元购入的房子，挂牌398万元，最终370万元卖出去了。

卖房是为了置换更大的房子，因为生了小孩，结婚时买的房不够住了。眼看着房价一路走低，她认为到了置换的好时机。

“我们这个房子跌了，但是我们想买的大房子也跌，大家如果跌同样的单价的话，其实他那边跌得更多。”柳薇一直看好的一套海淀的房子就跌了不少。去年4月份的成交价是780万元，今年的5月成交了一套一模一样的户型，580万元，足足跌了200万元。“到了下半年，现在580万肯定都卖不上了。”

这么一比，柳薇调整了心态，一旦遇到有缘的买房人，就果断快速出手了房子。她有些庆幸，买这套房子的时候，她和老公凑出了100来万元，找亲戚朋友借了几十多万元，首付和房贷几乎是1:1，没有加更高杠杆买更大面积，“否则亏得更多”。

卖房之后的国庆节，趁着假期，她不停地跑楼盘挑选置换房。她发现，她看过的新盘里，没有一个不打折。

“丰台有个楼盘，开盘时定价一平方米4万9，因低于政府指导价被约谈，后来调整到6万多块，但实际上通过返佣的形式，还是5万多块在卖。”

除了打折降价促销，精装修也被开发商卷成了基本配置。柳薇看的楼盘里，许多新盘是五恒系统的科技住宅，不仅科技拉满，家具也给安排妥当，“冰箱、洗衣机、洗碗机全部配好，直接可以拎包入住”。

卖房方法论

在过去这几个月，每个想要卖房的人，都成了卖房专家，形成了自己的卖房方法论。

房价上涨、还是卖方市场的时候，卖房人只需挂牌到网上，然后等着看房人踏进门槛就可以。如今，每个人都要为卖房付出更多努力。

孙璐虽然卖房时间不算久，但经历的心理冲击不小。今年9月3日，孙璐第一次将房子挂牌。挂牌之初，看客寥寥。她有些着急，眼看着自己看中的房子一个夏天内降价了四五十万元，“觉得会继续跌，而且速度很快，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焦虑的心情迫使她不得不马上降价，从260万元降到了252万元。

降价吸引了看客，但无一例外，都带着大砍刀，“上来就是只出220万”，这远远低于孙璐的预期，“我没同意，全部都没谈”。

9月底，有一个住在同小区、手里有闲钱的男士来谈过价。那时正逢股市大涨，买家多出了几万块，报价228万元。他买房仅为归置闲钱，因此态度随意，在价格上不肯让步，“一分钱都不肯加”。

孙璐主要是被买家的态度气到了。这位男士在小区里看了好几个月了，平时遛遛弯就能看个房子，他的心态是，未来三四个月甚至四五个月房价还会持续下降，“你们的房子反正要降价，不如现在便宜点卖给我”。

新政出了以后，他可能在股市挣了不少钱，又愿意加一点钱，但孙璐还是觉得不舒服，“我们是诚心卖房，又不是着急还钱，这么卖了感觉是被人捡漏了，可能还真挺难受的。”

中介劝说：“现在遇到客户不容易，不卖的话不知道下一个买家什么时候来。”出面谈价的丈夫态度坚定，扭头就走。孙璐得知后有些惋惜：“如果这个时候不卖，继续降到年底，谁知道要降到什么程度？”

毕竟，社交平台上都写着：“一定要珍惜第一个给你出价的人。”

卖房一个月，孙璐“把能做的都做了”。她跟卖房平台签了好赞协议（签署后，房子会获得更多曝光），自己在小红书发了帖子，每天都在有意向买房的帖子下留言，甚至想过去找抖音的看房博主来家里拍视频。最终总算没有跌出心理价位。

孙璐家中的书柜。图 / 讲述者提供

柳薇真找了大V推流。她先是找中介做了一个商圈推广，聚焦房子“精装修”“大露台”卖点，热度在链家被炒得很高。除此之外，她还联系了一个有8万多粉丝的大V到家里拍视频，寻找目标用户。

在卖房之前，她曾精准定位了“下家”的画像：“能买我们这个房子的，一定是个年轻人，而且一定是第一次买房。他看上的一定会是我家的这个露台和精装修。”

柳薇家中的露台。图 / 讲述者提供

他大概率是小地方来的，手里大概能有个百八十万元的首付。父母无法提供资金支持，也没有话语权。“凡是跟着父母来看的，他们一看就知道那个露台没有什么用，他们不会为了这个露台去溢价的。只有那种自己挣钱的年轻人，他自己能做主，喜欢这个露台，喜欢这个房子，就买了。”

对方甚至不可能是二线城市或者省会城市的人群，因为来自这些地方的年轻人，父母多支援点，就没必要买小两居室，可以直接去买三居室了。

而最后的成交人，基本上和她的想象一致：他是一位来自广西农村的年轻男性，在北京从事程序员工作，看房的当天就自己拍板做了决定。手里有个七八十万元，然后找家里支援了个二三十万元，买这房子是结婚用的。即使是独立买房，对方也没有把杠杆加到最大，拿出100多万元，作为将近三成的首付。

谈判很爽快，男生中午来了一趟，晚上来看了下夜景，十分钟后就约去交易室了。谈价的时候，她说了一句：“从此你再也不用搬家了。”她清晰地感到，这句话戳进了对方的心底，为这笔买卖一锤定音。

看到年轻人憧憬未来的表情时，柳薇不禁有些感慨，五年前，她和丈夫也是这样买下了上一个房东的房子。当时的房东也是三十来岁，孩子一岁多，打算卖了房去海淀，如今他们如出一辙。

房子作为载体，见证了一轮轮年轻人在这个城市的打拼、憧憬，而房价的涨跌则左右着他们的资产变化、希望和失望，她仿佛看到命运的齿轮在面前转动。

解套之后

经过房价的洗礼，终于“解套”的卖房人，人生观也仿佛被洗礼了。

柳薇对“卷”的终点产生了怀疑。她和丈夫都是小镇做题家，从山东山西两个高考大省卷出来，考入北京大学，进入稳定单位工作，可谓“卷到了极致”。如今收入预期可观，并不存在裁员、房贷断供的问题，却依然保守谨慎，对置换房子的首付与房贷配置，柳薇的打算依然是五五开，“不背太多债，十年内还清”。

虽然现在北京的首套房首付比例降到了15%，首付少了，但杠杆大了，“我这样的家庭都不敢这样去操作”。

刚刚卖掉的70平方米的小房子曾承载着她和丈夫的青春记忆，他们在这里结婚，生女，还收养过一只流浪狗。以前不忙的时候，他们还会在露台上聊聊天，吹吹风，看春花赏冬雪。可随着工作变忙和孩子出生，回到家就是看孩子睡觉，起床就收拾孩子然后去上班，露台变成无用的闲置空地了，“没有时间打理了”。

露台这种“无用”的东西，在有余裕时，是希望和美好的象征，在紧缩时期，也可能沦为生活的鸡肋。

对露台的态度也投射了柳薇这些年越来越务实的改变：年轻的时候还“很有理想，觉得要做出什么让世界震惊的东西”，现在想的是“能住一个大一点的房子，让孩子有一个比我们更好的起点，老了也能安安稳稳地退休，就这么一点点小小的愿望”。她记得2014年刚工作时，一个月挣几千块，就敢买大牌，如今收入高了，却习惯了用国产化妆品，在闲鱼上跟人拼单，在李佳琦直播间瓜分赠品。

江敏卖掉住了五年的房子后，本意也是置换，但在等待买家、选择新房的过程中，她算了一笔账：上万元的房贷，依然无法住进理想的住所，“不如花同样的价格在西大望路这边租珠江帝景的房子”。

江敏买房的2018年，正是全国房地产的上升期，那时候身边人都在买房，“你会觉得房子能给你一种安全感，它不止代表住所，也代表一种收益很大的投资”。在北京拥有一套房产是一件说出去面上颇有光彩的事情。

时过境迁，江敏不再需要通过“在一线城市拥有一套房产”来证明自己，“现在大家觉得手上拿着现金才是王道”。

“你买了房，等于把钱又给了别人，那这份钱最后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谁能知道？”楼市跟时代与政策息息相关，作为普通人，江敏觉得自己参不透，再也不想为所谓的安全感付出巨额利息了。

“我拿着比较少的首付，贷款去买一套房子，不如多花几年攒点钱，提高首付款的比例，相对应地，未来要还的贷款就少了。”

尽量减少身上的负债，正在成为共识。

江敏决定暂时搁置买房计划，租房生活。不过，房子之外，似乎也没有性价比更高的投资。国庆前和10月8日开盘当天，江敏都加仓了股票，“现在还亏着呢”。

还愿意买房的人，多数是刚需。要么是想买人生第一套房刚需上车，要么是为追求更好的居住环境而进行置换，无论哪一种，房子的属性中，自住占据了主要成分，而过去房子作为不动产被市场赋予的投资属性，渐渐此消彼长。

从准备卖房开始，柳薇观察小区内的出售情况，有一个直观的感受，“老破小跌得特别惨，现在比较抗跌的是刚需三居”。

她家所在的小区位于配套成熟的社区，出门就是地铁，医院、学院、商场都在附近，一年的带看量达到8000多次，每个月能成交十几套房。过去，小区二手房最高成单价来自于67平方米的一居室，但现在一居室的单价已经是小区里最低的，“已经从420万元跌到295万元”。

后来者居上的是三居室，虽然已经从过去的730-780万元的区间跌到600-630万元，跌幅超过100多万元，但由于面积较大，折到单价里，跌幅比一居室小得多。

此外，每卖一套房，挂牌价都要往下再跌一点已经成为趋势。柳薇观察到，自从八月份小区里出现一个295万元成交的一居室，后面的挂牌价再也没有超过300万元。

而如今“刚需”也变得不那么牢靠。柳薇一直在关注学区房动向，国庆期间，被称为“神盘”的蜂鸟家园小区成交了一套370万元的房子，那个房型高点时曾卖到过近千万元的总价。

蜂鸟家园小区成交记录。图 / 网络

5月份，她曾关注到蜂鸟家园的业主联合起来，声称“一定要守住600万元大关”，“现在300多万元就卖了，早就破了，可能是业主急需用钱。”

所以她不打算上车“学区房”，而是想先在五环外买一个大房子自住，改善生活。柳薇目前考虑的置换房子，一个是新楼盘，一个是几百米外的2009年的别墅区，两者是同样的价格。令柳薇纠结的地方在于，别墅区的房子已经较老，本身地段不占优势，未来发展前景不明朗。

在看这些房子时，她也不禁感慨房价下跌的“好处”，这些房子是她曾经想都不敢想的存在，“可能要到退休才能买得起”。

姜维在置换过程中选择了先买后卖，也因此差点遭遇财务危机和家庭危机。他看中的房子价格在1600万元左右，希望自己的房子可以卖上800万元，再凑个两三百万元，把首付交多一些。他的房子地段优良，2008年的次新房，户型属小区里的稀缺型，挂牌没多久就上了平台的必看好房榜单。这给了他率先买房的信心，却也成为谈价途中的阻碍，甚至在家庭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

他倾向“赶紧出手”，而妻子却想“再等来一个好价格”，以至错失了出价最高的买家，报价从770万元上下一路跌到730万元。“说不后悔是假的。”但在姜维看来，卖房一事，需要家庭拧成一股绳，“有一个形成共识的过程，因为卖房是大事，需要家庭的一致性，不允许单打独斗”。

幸运的是，两人最终拧成了一股绳，而不像社交平台上的一些讨论中那样，因为房价下跌闹到离婚、家庭破裂。两人偶尔也会调侃，一次犹豫，少卖几十万元。

最坏的时候，他衡量了卖不出房子、无法凑出首付的后果，“需要支付将近100万元的违约金”。他试着做风险预案，实在卖不掉，“就把北京和外地的房产做抵押贷款，等回暖之后慢慢解押”。

国庆已经过去三周，楼市的余温还在持续。麟评居住大数据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10月14日-20日，重点10城二手住宅成交量20724套，环比升20.01%，同比升35.9%；新房成交继续放量，重点15城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量24287套，环比升12.39%，同比升23.82%。

江敏听中介说，国庆的热潮过去之后，许多人把卖房变成了一件朝九晚五的事，“每天来公司看看，像上班似的，天天就坐在那儿，看你有没有把我的房子卖掉”。

“像段子似的。”

（讲述者均为化名）

一些年轻人正在艰难地偿还由父母欠下的债务。在父债子还的观念下，一些父母因经商理财失败甚至是炒股、赌博形成的债务，在他们年龄变大偿债能力下降后，被转移到了刚刚进入社会的子女身上。亲情关系，成了家人之间财务剥削的脐带。

从父母身上继承的负债，成了年轻人们难以脱身的人生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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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父还债

酒席结束回到家，已是晚上九点。

这场春节期间的酒席，刘芹和父亲吃得跌宕。酒席上，醉汉当众跟刘芹讨要欠款：“你爸欠我5000块，两年没还。”

席上人很多，醉汉借着酒劲对爸爸指手画脚，“这样的老板谁不能当”。5000元是刘芹父亲拖欠那位醉酒工人的工程工资。刘芹知道，这些年下来，父亲拖欠的工资不止这一笔，被当众讨要工资，这也不是头一次。

回到家，刘芹让父亲把账本找出来。父亲从屋里翻出了一本薄薄的发黄笔记本。因为经常翻阅，本子比正常情况显得更为老旧。某某来了几天，一天拉了多少车沙子，开了几个小时挖掘机，欠薪资数额多少——本子里一条条记录着每一位工人未被偿还的劳动和薪资。

父亲核算好一位工人的工钱，刘芹就把这笔钱转到父亲的账户。父亲转给工人，然后从账本上划掉这一项，一笔欠款就算结清了。

一笔一笔，数目一点点累积到20万，很快超过20万，再到逼近30万，账还没还完。刘芹的情绪渐渐失控，“你不是说20万吗？到底多少？”对最后的那个数字，她感到恐惧又无助，5个小时后，四十多笔欠了三四年的账终于还清，总数40多万元。

刘芹的爸爸在手机上一笔笔转账还款。

对刘芹父亲来说，想给工人结工程款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在刘芹的印象中，父亲自5年前开始做包工头，每年过年都要去大老板家里拜访、要钱。运气好的时候，20万的钱款，靠父亲软磨硬泡，能要回3、4万元。有时候工人们也来家里要账，僧多粥少，父亲要回来的这点钱根本不够发。

每年大年三十前两天，往往都会有父亲的工人来家里吃住，等着发钱。有时会有人争吵、拉扯，更多的时候，工人们就坐在那里，穿着开裂的旧皮衣和破洞的布鞋，屋子里的气氛压得很低。

刘芹26岁，这位从云南保山的村里走出来的姑娘，如今靠直播带货赚钱。有时，债主会找到她的直播间里，讨要她父亲欠下的债务。“欠我的8000块钱为什么不还？”这种评论让刘芹恐惧。对她来说，欠钱不还是大污点，而某种程度上说，父亲的欠债，约定俗成的也是她需要偿还的欠债。

刘芹知道工人不容易，刚开始，她心疼工人们，用自己的存款垫付，以为等上面的款结下来就好，后来她就知道了，“上面的”很少履约付钱，她垫付的钱，基本有去无回。

每一次，当工人们堵在家里要账、债主来直播间讨债，刘芹都感到痛苦。刘芹不想一直做欠债人的女儿，这些年，欠债的耻辱和愧疚她都连带着承受了。醉汉的当众指责压垮了刘芹，她决心了结此事，即使存款有去无回，也要摆脱身上难以凭空推倒的羞愧。

我国现行的法律中，不要求子女对父母负债的清偿责任，但是在中国民间，“父债子还”的观念仍有广泛基础。2005年发布的一份名为《当代中国民众继承习惯调查实证研究》显示，接受访问的民众中，认可“父债子还”的人约占一半。《当代中国分家析产习惯法》中，作者提到，农村地区仍坚持“父债子还”原则，走访过程中，有村民告诉作者“只要是父母在外所欠债务，不论这些债务是用于何种开销，也不论儿子是否分得财产，儿子都负有偿还的义务。”在村民眼里，儿女不替父母清偿债务是“不道德”的。

为父亲还债的40万，是刘芹每天马不停蹄写剧本、拍视频、剪辑、直播，忙到凌晨睡觉，一点点攒下来的。为了赚这些钱，她声带受损，去年还动了一场手术缓解苦楚。尽管有心理准备，40多万元一下子消耗殆尽，刘芹还是崩溃大哭，她把手里用来转钱的U盾砸到地上，踢翻椅子，还扫落了桌上的东西发泄内心的委屈。

“凭什么要是我？”早年父母离婚，刘芹由爷爷奶奶带大。在她的印象中，父亲没给过钱，也没陪伴她成长，但父亲欠的钱和人情债她仍要一并负担，一时间，她委屈不已。

冷静下来之后，刘芹要求父亲再也不能碰工程。她承诺每个月给父亲5000块钱，帮他买豆种、肥料和养牛用的饲料，让父亲在家中安心养牛、种豆，安分过生活。

以前，村里的人都知道刘芹的父亲挣不到钱，连带着刘芹也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现在她帮父亲还了债，又出钱整修了家里的房子，带着爷爷奶奶四处旅游，三亚、大理、西川版纳、北京，今年出了国门到了土耳其。村里人开始夸她，“刘芹有孝心、有能力，刘芹爸爸命好啊。”

刘芹带着爷爷奶奶去了北京旅游。

央行2019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有一半以上的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有负债，其中，接近一半的家庭负债30万元以上。当家庭中的长者从壮年步入老年，经济收入流失，这些家庭之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逐渐从父母处接过了偿还家庭债务的负累。

接手父亲的债务那年，研君24岁。那是2021年3月，他刚入职新单位，一家中部省份的大型国企，月薪从3千元涨到了7千元，准备全身心投入那份毕业后最体面的工作。

入职几天后，他接到了父亲的电话。父亲让研君回家帮忙，轻描淡写地让儿子回家“弄个过桥资金”，去银行贷款20万，帮他度过难关。研君没多问，周末回家办了手续，此后，就背上了一年期借款，和每月的利息。

一年后，就需要还清这笔借款。研君父亲承诺，收到外面的欠款，就能还上。结果1年之后，借款到期，父亲推脱说账收不回来。后来研君才知道，父亲炒股亏了500万，家里投资的生意运转不过来，又欠了300万元债。为了还清这些债，父亲变卖了家里两栋楼里的一栋，还卖了奔驰车，却难以填上巨大的窟窿。

研君没有存款。接到几个银行的催债电话后，他自觉没办法了，向亲戚借了18万元还上了逾期的借款，又在另一个银行贷款了17万元还给亲戚。这一次，他每季要还3500元利息，本金3年后一次还清。

被父辈债务盘剥的生活

接手父亲的债务，陡然转变了研君人生的走向。

本让他欣喜的薪资一下变得杯水车薪，每月光还利息，就得耗掉他部分月薪。他向领导申请涨薪，倒是没有被拒绝。领导把他派去了条件艰苦的大西北工作，以此为交换，把他的薪资涨到了每月12000元。

在大西北，条件算得上艰苦。项目地处偏远，举目只有无边的黄土和几间低矮的平房，冬天零下十几度，屋子里没有暖气，晚上盖两床被子，他被冻醒好几次。研君一个人负责三个项目，带着团队在全国的建设工程大赛上拿了一等奖，业绩出色，但那时，公司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了。研君感到无力，夜晚他在工地的集装箱辗转反侧，知道土木行业不行了，再怎么干也还不上钱。

2023年8月，研君辞了职，跟当时的女朋友分了手。“你欠5、6万还好，几十万、上百万，你一个年轻人，怎么翻身？就算人家女娃是个好女娃，她不在乎这些东西，但是你男生应该成熟一点。”

没有收入，每个月的利息准时从存款中被扣除。研君想过破罐子破摔，当个背债人，“去借一笔把家里钱还完了，我自己跑外国去。”

为了涨薪，研君接受了驻地大西北的外派。

父母的债务，轻易地剥夺了单韵生活里一些重要的东西。包括稳定的生活、快乐和健康。

2022年，单韵18岁，在昆明一所大学念预科班。她来自一个商人家庭，父母原本做沙发垫生意。受大环境影响，2020年前后，父母的生意陷入危机，家里原有的资产一点点被卖掉、抵押，房子、车子、仓库等被掏空殆尽。单韵眼见着父亲不再是“单老板”、每天都要参加饭局，而是成了一名搬家公司的司机，同样因为债务，母亲经营的门铺被法院收走，失去营生后四处求职无果。

那时候，单韵家的每个人，精神状态都有些失控。单韵的父亲，每几天就要参加网上开庭。庭外，债主们发来的法院传票他一张接着一张地收，催债电话一个接着一个。焦灼催动下，单韵的父亲没日没夜地抽烟。晚饭时他喝酒，醉酒后就跟单韵母亲吵架，激动处两人砸家里的物件泄愤。这个家不知不觉混乱得不成样子，就像不知道什么时候，家中的地板因父亲的焦虑布满烟头，一地肮脏。

学校限制出入，单韵只能从学校给家人打电话，挨个安抚父亲、母亲，以及还和父母一同生活的弟弟。挂了电话，她避开人群，跑到无人处大叫、撞墙发泄无处可去的怒气和无法解答的因果。最极端的时候，她想过把家人、催债人和自己挨个捅死，让一切恢复平静。

对她而言，罹患严重的抑郁症是必然的结果。精神上的痛苦难以用语言描述，直接反映在躯体，她总会突然流泪、身体发麻、发抖，难以呼吸。

为了缓解父母债务带来的痛苦，单韵想过休学去做刷单的活儿挣钱，替父母还债，在学校辅导员的劝说下作罢。在焦虑支配下，她上网查询法律资料，林林总总，有一条告诉她：父母的债务，子女不必负担超出父母遗产数额范围的部分。另一面，父母未如她想象那般，呵护她不受债务的牵连，反而还曾用她的身份证压货，还曾想过借用她的身份信息贷款。

对她来说，父母不是避风的港湾，而是最大的风雨。

单韵读大学第一学期，靠着亲戚给的3000元度过，一天只吃一顿饭。后来，她一人做三份兼职，占用了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父母的债务，她也一起分担。赚来的一部分钱最终一部分去往了父母债主的户头——有时候父母向她要钱，口吻很急，说一些“这边的钱收不回来，那边又要结款了，你那里有没有钱给我？”之类的话，一次要走几千块，没有还过。很长一段时间内，她失望于父母的自私，又恐惧于可能降临的债务，在惊惧焦虑中度日。

扭曲了亲情

背负父辈留下的债务的儿女们，就像试图逃离漩涡的泳者。反反复复，缠斗难有结果。 

不凭借一些运气，似乎难以挣脱这种厄运。 

过了几年跟父辈一起还债的日子后，就在沉重的债务让研君感到“看不到明天的太阳”时，赚钱的机遇戏剧性地降临了。研君在一个QQ群里偶然认识到一位炒币的老手，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跟着他开始炒币，恰好赶上一波虚拟币的大好行情，四个月的时间，他用手上的3000块挣到了100万。

具体是怎么做到的？他说“一些金融投机技巧”。请求他再说详细一点，他只说“不教人炒股、不教人炒币、不教人投资，是人生三大善事。” 

总之，这100万让研君感觉人生终于柳暗花明，他拿出70万一口气把家里数年来剩余的债务还清了。 

“你就这点出息？不给你钱你就去死？” 槿茜气极了。这天中午回娘家吃饭，刚进门，父亲就催问她到底答不答应帮他借贷还债。槿茜拒绝后，父亲用死亡威胁：“那行吧，随便吧，反正我也准备好药了。” 

这种话，父亲不是第一次说。12年前，槿茜读高一时，父亲突然对母亲说，他赌博输了钱，瞒着家人抵押房子借了银行20万元，还不上了。如果不帮忙还钱的话，银行要来把家里的房子收走。最后，槿茜妈妈跟兄弟姐妹四处借钱，把银行的钱还上保住了房子。那一次，父亲也是这样，用去死来逼迫妻子帮他还钱。槿茜还记得，当时父亲对母亲说：“我不活了，被车撞死算了。”

“一哭二闹三上吊，被他用到了极致。”槿茜这样形容。

槿茜生活在对父亲的信任随时会脱轨的忐忑之中。 

2023年9月，父亲给她打了电话，她不敢接。没人接电话，父亲就一直打，十多次拨号之后，槿茜不安地接起了电话。父亲在电话里对槿茜说，他不想打工了，要白手起家去创业，想跟银行贷款30万元，打电话来，是想请她帮忙当联系人，去银行签字。槿茜没信，几天前，槿茜在父亲要求下，借给了父亲1万元。父亲没说原因，只说发了工资就还。槿茜看他要得急，给他转了过去，几天过去，父亲又来了，开口就是这么一大笔钱，着实奇怪。她让父亲说实话，结果父亲说，是欠债了，一共20多万元。

父亲看似通情达理地说：这个不用你出钱，后面有问题也不会找你。 

可是，如果只是紧急联系人，提供联系方式就行了，为什么需要本人出面？槿茜留了心眼，上网一查，发现父亲说的其实就是担保，哄骗她签了字之后，需不需要为这笔欠款负责，就不是她或者父亲能决定的了。

槿茜对父亲感到很失望：“我刚结婚，以后还会有孩子，你这样让我平白无故背上一笔债，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未来？”

这年槿茜26岁，结婚成家不到半年。直到大学，家里的欠款才还清，槿茜大学毕业后进入济南一家医药连锁上市公司做财务，工作很稳定，不久前结了婚，对方很体贴。眼看日子越过越好，现在爸爸又欠了，听到消息的那一刻槿茜几乎两眼一黑。

“那我到12点就要被起诉了，你说怎么办吧，我听你的。”电话里，父亲假用无所谓的语气催促槿茜做决定。无赖的口气让槿茜又急又气，“你惹的这些事为什么是我给你出主意？” 

槿茜感到爸爸在用亲情绑架她，“他太了解我了，知道我心软，一定会想办法帮他。”父亲总是理直气壮地找她要钱。“他觉得我帮他是应该的，我是你闺女我就应该帮你。” 槿茜说。 

最终，她还是妥协于父亲的亲情威胁，给父亲打了5万元。对于槿茜这样的人来说，亲情并不可靠，却像是魔咒一样束缚她的想法。父女多年，槿茜不忍心看爸爸被追债，尽己所能地帮他。

给父亲的5万元，是她和丈夫共同账户的钱。父亲要得急，槿茜没跟丈夫商量。用这笔钱，槿茜心里有愧。

后来，槿茜跟丈夫坦白，丈夫没有埋怨，但此后，丈夫不再把工资存进共同账户，丈夫说“我怕你把钱都给你爸。你都有前科了，没法再相信你了。”这让槿茜在小家里陷入了被动，丈夫现在的收入和存款她都不清楚。槿茜感到夫妻之间有了隔阂。 

回想起来，槿茜对爸爸表达了彻底的失望。“你说你孩子过不过了，人家刚结了婚，你让我在家里怎么呆？你让人家怎么想你？他一点都不考虑。” 

开始是欺骗，后来是威胁，“就把这种不堪的手段用在自己家人身上。”槿茜觉得自己对爸爸的感情被一点点地消耗掉了，从开始的心疼、着急，想方设法帮他，到后来的责怪、埋怨，现在变成“你爱咋咋，不行你就进去，进去了我们还管管你。” 

几天后爸爸又找槿茜，说同事帮他贷了5万块，现在还款期到了，这笔钱不还不行，槿茜怕影响爸爸的工作，还是给了他5000元，这是槿茜一整个月的工资。 

很长一段时间，槿茜觉得自责，“我怎么这么没出息，一个月就挣5000块，我就是能挣1万块也好呀。”有时，也忍不住觉得怨，她看电影《你好，李焕英》，看到李焕英说“我的女儿，只要健康快乐就好。”槿茜一下子哭了，“为什么我的爸妈从来不说这种话，我也想要开心快乐，我不想承担那些我不该承受的东西。” 

国庆假期，槿茜还在公司加班。每次，在朋友圈刷到别人又去看演唱会了、去哪里旅游了，槿茜都忍不住难过，“好羡慕人家有诗和远方”。这个月5000块的工资，1000块是给上高中的弟弟的生活费，2500块给爸妈交了年度保险，除去自己的吃穿用度，还有杂七杂八的人情往来，根本剩不下多少钱，“存也存，一两千的，都不够一趟车票钱。” 

槿茜决心不再管爸爸。“实在是管不了，没这个能力。”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人物有化名，感谢陈佳仪、李心怡对本文的帮助。）

9月的数据不重要吗？

   对于有些散户主导的，羊群效应极重，主打一个预期博弈的市场来说，或许9月的数据并不重要。

   但对于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又一个水灵灵的个体来说，数据很重要。

    先看一下，已经披露的核心的9月数据。

    1，M1。

    在去年跌幅已经很低的情况下，跌幅继续扩大。

    同比下跌7.4%。连续六个月低于水平线以下。

   2，M2

    9月份，已经披露的唯一好转的数据。

    同比增长6.8%。上个月是6.3%。

    当然，这次好转的主要原因是，国庆前股市大涨。发生了比较猛烈的银证转账和理财赎回。

    排除这个因素，M2依然是很惨烈的。

    3，信贷与社融

    1）新增人民币贷款15900亿元，市场预期17450亿元，前值9000亿元。

   2）社会融资规模37604亿元，市场预期35167亿元，前值30311亿元。

   具体分项，咱们就不看了。信贷不及预期，但是社融超预期。

   原因无它，政府发债和新增票据。

    4，居民贷款

    9月新增居民贷款5000亿元，继续同比少增3585亿元。其中短期2700亿元、中长期2300亿元，分别同比少增515亿元、3170亿元，二者均为近五年同期最低。

    以上是昨天披露的金融数据。

    我们继续看。

    5，cpi和ppi

    cpi同比增长0.4%，环比增长0%。

   细分来看：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持平。其中，城市下降0.1%，农村上涨0.1%；食品价格上涨0.8%，非食品价格下降0.2%；消费品价格上涨0.2%，服务价格下降0.3%。

    再细分来看：

    细分数据中，鲜菜价格飙升22.9%，贡献了约0.48个百分点的CPI增幅。

    蔬菜上涨了接近30%，如果把蔬菜排除掉，那么同比就是负增长。

    也即，通缩吗？的确通缩。

    但是这个通缩是生必需品，尤其是食物的通胀，而非必需品以及资产价格的通缩。

    ppi在去年同比已经大比例负增长的情况下，继续深度水下。

    突出一个惨绝人寰。

    还有一个数据被严重忽视了。但可能会给本来就已经不富裕的经济雪上加霜。

    那就是出口。

    6，进出口数据

    中国9月出口（以美元计价）同比增长2.4%，预期增5.9%，前值增8.7%；进口增长0.3%，预期增1.2%，前值增0.5%；贸易顺差817.1亿美元，前值910.2亿美元。

 

     大幅度不及预期的原因：欧美整体需求回落。当然汇率升值也有那么一点点原因。这是，已经知道的本年出口增速最低月份。但并不是确切的最低月份。因为今年还有三个月。

    这份数据出来之后，有些市场假装漠不关心，有些市场开始边打边退，有些市场突然恍然大悟，还有些市场，非常不给面子的我行我素。

   

    常识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无法战胜的力量，叫做经济规律。

   毫无疑问，人类最伟大的智慧，就是等待与希望。

    但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能活下去。只有活下去，你才能够等到希望这一天。

    日子虽然很难过，但日子还是要照过。最关键的是，你不能再去把不多的存粮拿去无端挥霍。余粮真的不多了，真经不起挥霍了。

    以上。

   作者：皑（ai）大佳

最近几天，很久没有露面的前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又火了。

他先是在上周做出了预言，说下周股市开市就要全部涨停，所以节前建议大家持股过节。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专治各种不服的大A狠狠打了首席经济学家的脸。

其实，真正有本事的专家一般都不做这种很具体的预测。毕竟。股市这玩意从来就没有人能真正预测对过，连巴菲特荣格这样的人也都是讲讲趋势啥的。你问他们明天股市是涨是跌，他们往往也是懵逼的。

更何况，咱们大A历来的打法都是不按套路出牌，比什么美国股市不知道要狂野到哪里去了。

一般来说，专家预测被打脸之后，最好的选择就是先躲起来不出声，毕竟现在网络时代，新热点多的是，说不定明天有别人被打脸，你的糗事也就是被忘记了。

没想到的是，任泽平预测失败之后，不但没躲起来，反而变本加厉了。他昨天和搞私募基金的但斌吵起来了。

10月2日，但斌说过：股市暴涨必有暴跌。他建议大家谨慎入市，再被套就不好整了。当时还有人嘲笑但斌被吓破胆子了，行情来都不敢出手。

现在看，但斌的担心显然是有道理的。

10月11日，但斌又指出：“喊大牛市，让股民往里冲”的专家、学者和自媒体作者们，应该对股民们公开道歉。

其实我觉得但斌的说法还是很克制的，毕竟你们大嘴一张随便就能BB几句，但听了你们建议的散户们赔掉的都是自己的血汗钱，有的人甚至是赔了棺材本。

这种情况，道个歉怎么了？

别说道歉了，股市暴跌之后，之前劝人入市的上海爷叔都失踪好几天了，据说是门牙被愤怒的散户打掉好几颗，不敢见人了。

就在但斌喊话之后，所有曾经劝散户入市的人们都悄咪咪地不出声的时候，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主动对号入座了。

但他这次倒没有和但斌争论股市下一步的行情，而是剑走偏锋，打起了爱国牌。

10月11日，任泽平在自媒体上发文，给但斌安了一个“唱空股市”罪，还不点名地骂但斌就是汉奸。

自己的预测失败，就给预测对了的人扣个汉奸卖国的帽子。这已经不是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而是纯纯的道德绑架了。

不过，说到“唱空股市”这件事，我倒是想起了任泽平的历史来。

任泽平在担任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之前，曾经在著名的国泰君安工作过，2014年的他发表了一篇雄文：《论对熊市的最后一战》，在这篇文章中他说5000点不是梦，还说“党给了我智慧给我胆，千难万险只等闲”等振聋发聩的言论。

文章一出，可以说是震惊四座。当然了，有人说A股在2014年之后确实达到了5000点，任泽平说的没错。说这种话的人是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任泽平说这个话的时候，时代背景是这样的：

而熟悉A股的人都知道，2014年到2015年的那一波“牛市”完全是靠资金推动起来的，散户们正是听信了任泽平之流的“预测”，利用各种配资杠杆大举入市，据不完全统计，当年的各种杠杆资金加起来达到了5万亿。

当然了，杠杆形成的牛市有多疯狂，后果就有多凄凉。那么牛市造成的伤害，让很多散户现在还心有余悸。

今年国泰君安已经要和海通证券合并了，任泽平曾经工作著名券商落得个惨淡收场。

2017年，任泽平跳槽到恒大地产，担任许家印的首席经济学家和经济研究院院长，年薪1500万。而现在的恒大是什么情况，大家都知道，不用我细说了。

我说到这，可能有人又要说了，任泽平在恒大崩盘之前就离开了，而且他还说过：许家印根本不听他的，就是拿他做个招牌。言下之意，他任泽平还是有水平的，如果许家印要是按照他说的做，不至于有今天。

这种说法，和他在国泰君安时预测5000点不是梦一样，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许家印听不听任泽平的咱们是不知道的，但你任泽平在恒大做首席科学家的时候高喊未来10年一二线城市房价翻二倍，三四线城市房价翻三倍，那咱们可是听得真真的啊！

由此可见，恒大能有今天，中国房地产能有今天，任泽平这样专家的贡献还真的不少呢！

任泽平倒是不唱空，但他工作过的单位全完犊子了。

或许，这么多年走来，任泽平已经发现“经济学家”的这碗饭实在是不太好吃，再看复旦的张维为教授等人混得风生水起，于是就端起爱国饭碗来了？

但问题是，你真要是胡锡进那样人的也就算了，毕竟他买股票吃瓜群众就当去动物园看耍猴了。

可你任泽平是一个堂堂的首席经济学家，在用严肃的经济学理论来解构问题的同时，还加带一点个人情绪的私货，结果就是粉丝们被打了鸡血之后进场去接盘那些逃顶卖公司的。

任泽平这样的所谓”经济学“家们，都特么的快成“政治经济学”家了，在经济上辩不过人家，就给对方扣政治大帽子，这真的是很无耻。

小孩赌气将玩具扔在路上不拿，最后不得不返回去拿的，大概率是父母，而不是孩子。

地方债也一样。

瞪眼这么久，最后还是中央买单！

昨日财长的新闻发布会讲得很清楚：拟一次性增加较大规模债务限额，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加大力度支持地方化解债务风险，相关政策待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后再向社会做详尽说明，这项政策是近年来出台的支持化债力度最大措施，这是一场及时雨，将大大减轻地方政府压力，可以腾出更多资源支持经济发展，巩固基层「三保」。

至于额度，因为还需要人大批准，所以暂时无法透露，但肯定很大。

此外，去年给地方转移支付10.3万亿，今年已经到了这个数字。

但无论如何，再穷不能穷官员，《警员勒索100元近乎行乞》的故事，应该可以缓解了。

只是，又要苦一苦百姓。

既然有人注定要被拔毛，那总要取悦一些人，分化击破，免得一致反对。昨日发布会说，今年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为历次最大幅度，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总体提高3%左右。

昨日财务通知我，社保缴费基数又提了，企业负担又加重了。

转嫁，还是转嫁，让年轻人厌老年人。

想想之前，人们还指望他们说话算数一次。

比如2018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国研室主任黄守宏表示，地方债务将坚持「谁的孩子谁抱走，中央政府不救助」，地方政府要对自己的债务负责任，不能存有地方债务特别是违规违法形成的债务让中央政府救助的幻想。

2023年1月9日，财长刘昆表示，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谁家的孩子谁抱走」，还称要打破政府兜底预期。

结果，又是一个原地180度大转弯！

看看去年，中央全年收入21.7万亿，光地方就花了23.6万亿，直接造成赤字5.3万亿！不知道这一轮化债结束，又该是多少。

但再加税的可能性，实在是不太高。有个政府部门净资产占社会财富的比重，姑妄参考，应该不会太离谱：

实在加不上去，那就只有最后一招放水稀释了。现在看来，正在走这条道。

这会不会鼓励地方继续举债，捅出更大的窟窿？

稍微理性的地方官，都知道该怎么办。事实上，最近这几年，一些东南城市已经在做类似的动作。反正自己苦死也是养别人，还不如让自己好过一点，要完蛋大家一起。

现在这种财政大锅饭，就是负向激励。

于是蓝财长说，对违法违规举债问题严肃查处问责并限时整改，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的风险。

也有行动，10月11日公布了三名被查处的部级官员，其中有两名涉嫌违规举债：

广西政府原副主席秦如培被指「违规举债，瞒报债务」，贵州政协原副主席陈晏被指「违规决策，滥权妄为，盲目引进推动项目，造成国家利益重大损失」。

杀几个人能解决问题吗？以前这种狠话说得少吗？

一位朋友分析说，天量长期国债疏解地方财政的新招一出，各级地方政府会加入到标高债务的锦标赛之中，有点鬣狗群争吃腐食的意思。

也是，我们就瞪大眼睛看着，看他们最后究竟能报出一个什么样的账单来。

虽然最终全国人民都要买单，但更大的担子，还得东南经济大省的人民挑。这个问题一提就删，只能闭嘴。

潘多拉的盒子必将打开，一切可能都将呈现，活着的人都将亲历历史。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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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建设性意见｜看这股市数据，恍惚间以为经济基本面发生巨变

近期，中国A股在国庆前迎来了一波十分异常的暴涨，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发布文章对此进行质疑和嘲讽，但该文很快便遭到审查删除。

作者写道：

2024年9月30日，上证指数上涨8.06%，深成指上涨10.67%，要知道这不是某支股票，而是整个大盘的上涨，历史罕见的疯涨。

我不懂金融，也没有A股账户，但我略微懂一点点基本常识：

一支股票的上涨，最终是需要企业拿盈利来支撑其价值的；一个股票市场的上涨，最终是需要这个市场的经济发展增量来支撑其价值的。

假如我们从中国股市这几天的表现来反推宏观经济基本面的情况，可能会推导出以下这些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

中国的民营企业经营状况突然有了极大的改观，订单大幅增长，业绩狂飙突进，企业对未来充满希望，于是加快扩张规模、增加工作岗位，提升员工收入。由此，广大工薪阶层的收入也快速增长，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大幅提高。

第二种可能性：

中美之间停止了经济脱钩与对抗的进程，转而扩大与深化经济合作。欧美资本继续加大对华投资，全面降低中国商品的关税，中国制造畅销全球快速扩大市场份额。随着高新科技的应用，中国制造的利润率快速提升……

第三种可能性：

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快速而剧烈的变化，从外国或者外星球引进了几千万儿童和受教育程度很高的育龄青年，彻底扭转了中国社会老龄化的倒金字塔型的发展趋势，人们对未来社会的财富创造能力与社会创新活力充满信心。

第四种可能性：

中国的科技创新出现了划时代意义重大成果，例如可控核聚变技术投入商用，例如3纳米制程光刻机实现自主量产，例如中科院院长意外摔下悬崖捡到三体人遗留的科技秘籍，使得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一且遥遥领先的科技创新强国。

第五种可能性：

赖清德率台湾2300万军民（含林志玲）投诚回归，中国不费一兵一卒完成了统一大业，全球各国纷纷发来贺电，并表示愿意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

我仔细揉了揉眼睛，分别用中文和英文搜索了上述可能性，发现目前还没有哪一项成为了现实或者即将成为现实。

所以我想到了第六种可能性：

中国是不是决定了要从证券交易市场开始试点博彩合法化？

二、深涵说｜从香港卫视被封说起

在A股“形势一片大好”的同时，中共当局对各领域舆论的审查愈发严格，即便是香港卫视的官方抖音账号也遭到封禁。对此，微信公众号“深涵说”发布的一篇被删除的文章中，作者对当下言论环境的逼仄进行了抨击。

文中写道：

这是一个对话已绝，共鸣已亡的时代。

短视频冲击着每一个人“愚钝”停滞思考的大脑，直播间里各种剧本设定戏精附体，新闻联播已经随着电视的没落而逐渐失去了舆论的功效，深度内容的广泛传播，也已经越来越难以触及灵魂深处了。

到最后，不是戏子出轨，就是高赞盛歌。

以至于，一大批上位者和下面的麻木者，都陷入了集体的太虚幻境：

我们宇宙无敌，我们太平盛世，我们精彩极了。

刻意的逢迎讨好，往往就会变成愚蠢的故步自封。

朋友圈的精修图、小红书上的滤镜层、抖音微博上的“社区管控”、微信里的“监督审核”。

到最后，还剩下多少隐入烟尘的真实“人间图”？

麻木，使人变得荒唐，清醒，让人觉得更加痛苦。

当有一天，向来自诩骑墙派万年不倒的胡总编，也就此沉默消了音；当又一天，向来视频不打码的香港卫视，也因为违反规定遭到了全网封禁。

看客们就都很“聪明”的学会了自动闭麦、主动沉默。

一切，都越来越美好。

所有的游戏规则，都应该有一个标准的尺度。

就像查酒驾一样，20就算饮酒驾驶，超过80就算醉驾，这样，大家就好有一个契约同守的平等游戏规则。

同样，封号删文，也应该给个理由，“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哪一条法哪一条规，也请讲清楚。

真要是镜头语言记录真实事件，就是丑的烂的钻心的疼，当事人有知情权、媒体有监督权、公众也有自由言论的权利。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取得的成就，其根本内核就一条准则：

解放思想，事实求是。

说几句红毛药酒就被跨省抓捕、骂一句草包书记就被跨市行拘、发几篇揭露社会黑暗不公的帖子就要禁言封号甚至被请喝茶。

这是开历史的倒车。

三、雷叔写故事｜入不敷出的成武县，每年给退休公务员发8亿养老金

在微信公众号“雷叔写故事”发布的一篇被删文章中，作者以山东省成武县为例，提出目前中国各地地方财政危机频发的同时，部分体制内“铁饭碗”仍拿着居高不下的退休金、养老金这一吊诡现象。

文章写道：

八月份，山东成武才刚因为基层执法人员的名言上了趟热搜。

一个月后，这个菏泽的下辖县又成功吸引了全国网友的注意。

这次“出圈”是因为该县的发展统计公报里写了这样几句话：

“2023年全县完成公共财政收入166899万元，比去年增长9.0%。”
“全年全县完成公共财政支出508091万元，比上年增长-11.4％。”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8778人，发放养老待遇7.85亿元；

企业单位离退休人员13220人，发放养老待遇3.69亿元；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11.94万人，发放养老待遇2.51亿元。”

知乎题主把这些数据提炼成了一个问题：

“如何看待成武县体制内8800人养老金近8亿，居民12万人养老金2.5亿？”

还能咋看。

只能说，这个历史悠久的小县颇有养士之德。

在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仍然把体制内退休人员照顾得非常到位，每月给他们发七八千退休金。

在人均GDP约为42034元的成武县，这笔钱足以保障他们享受体面的老年生活。

很多年轻的朋友质疑：给公务员发这么多退休金是否合规？

其实，单从文件规定和程序正义的角度出发，这操作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这批退休老人工龄长——

他们高中毕业就可以工作，中间没经历过下岗，工龄长且连续；

工资基数高——

在15级工资制下，公务员定档工资就比普通工人高，历次工资体制改革又为他们建立了稳定的薪资增长机制；

社保缴费高——

他们的社保完全由单位足额缴纳，且在原有的养老金双轨制下，甚至都不用自费缴纳养老保险；

所以，这群人熬到退休就能拿这个额度的退休金。

至于这种厚待政策是否合理？

每个人站位不同，给出的答案也不一样。

支持者会说，高薪有助于养廉，一以贯之的好待遇能为体制吸纳人才。

反对者则吐槽：

“为了稳住养老金资金池，90后都得延迟退休。”

“这对年轻人公平吗？”

体制内外养老保障存在差距，这事不算新闻。

早在十年前，社会各界就掀起过大讨论。

彼时，养老金双轨制还没有完全废除。

公务员不用缴纳养老金，却可以享受80%-90%的养老金替代率，拿的退休金和以前的工资差不多；

企业职工一直自费缴纳养老金，但他们所能拿到的退休金却只有在职工资的40%。

对于这种差别待遇，老百姓们普遍心怀不满。

在人民网2014年发起的一项调查中，网友直言：

“养老保障是我国社保领域建设水平最落后实际的一项制度。”

几乎每个人都在呼吁国家废除双轨制，缩小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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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宣布推出一批新举措，支持实体经济稳定增长。这个政策的力度超过了市场预期，股市立刻做出了回应。截至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市场创多项历史纪录，沪指涨8%直接收复3300点，创业板指、科创50、北证50同步创下历史最大涨幅。

节后第一个交易日，大盘以涨停板开盘，最终收于4.59%，成交量3.5万亿创下历史纪录。

单凭股市无法重振经济，但市场情绪可用

2024年6月，中国上市公司总数5374家，总市值73.62万亿元。截至2023年12月，中国股票交易市场的总市值超过127万亿元人民币。2020年底，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量突破4100余家，总市值超过了84万亿元。

与此同时，中国房地产的总市值现在已高达450万亿人民币。这个估值或许过高，以保守口径估算，中国房地产累计销售额100万亿元，市值在300万亿左右。所以，不管采取何种口径，房地产的资产规模都远大于资本市场。

从人群来看，中国股民现在的开户数量大约有1.8亿，不过实际交易人数，随行情变动。前段时间，还在进行交易的账户只剩22.65%。而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家庭户住房来源统计，有74.1%的城镇家庭户居住在自有住房里，大约6亿人拥有房地产资产。根据人民银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全国拥有2套及以上房产的家庭比例为41.5%，也就是3.6亿家庭有作为资产的第二套房。

这就是说，从资产规模，涉及人群数量，带来的财富效应来说，在中国，股市仍然无法与房地产行业相比。单凭股市，不足以推动更广泛的、更长期的经济连锁反应。

但是，资本市场本身就是经济情绪的放大器，对未来预期的收集器，同时，一定程度上，也能制造出预期。

股市爆火，使得外国资本流入中国，使得中国私人部门，对资本市场出现热切的期望，这是一件好事。

但更重要的是，有更多的政策，把这种热切的期望转化为中长期的行为。长期来看，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些基本性、结构性的因素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的政策刺激，以摆脱困难。

经济需要刺激，而且必须是大规模的

9月初，在2024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上，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浦山基金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表示。“为提振有效需求，中国必须使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

9月21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建议，要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刘世锦建议，以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为主筹措资金，在一到两年时间内，形成不低于10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规模。

刺激已是共识。而对于具体如何刺激，带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中，消费几乎已是唯一选项了。

首先，随着基础设施的普及，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上，已经达到了收益递减的阶段。其次，对中国的经济规模而言，出口很难再次扩张。

从中美贸易战开始，中国对欧美高收入国家的出口份额正在迅速下降，对美出口份额从先前约18%的高位降至当前的约14%。近日，欧盟投票通过了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提议，欧盟可以自由对生产于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反倾销税。

从出口占比来看，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重返20%，高于2019年，回到疫情前的水平。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处于高位，达到16%左右，从来没有国家达到过这么高的比重，上升空间很有限了。

2000年，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为46.3%，2007年达到高峰，高至68.0%，随后，随着中国经济体量扩大，出口进入下行通道。但对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言，出口占比逐渐下降，是正常的，因为中国人的收入越来越高。所以，更重要的还是在于“投资——就业——消费”这样一个内循环。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长线，短期更期待直接“发钱”

刺激消费已是唯一选项，问题是怎么刺激消费。

2024年，中国推出《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推动居民消费。但这类消费刺激计划，只是拉动需求，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收入预期，作用有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的十万亿刺激方案，重点补上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并从两大重点领域着手：一是大力度提升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短期重点是由政府收购滞销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二是加快都市圈范围内中小城镇建设，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形成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基础的高质量可持续现代化城市体系。

在我看来，补公共服务短板，不如直接发放补贴，并让家庭自己安排补贴的用途。

双因素理论将影响工作行为的因素分为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保健因素（如工作环境、工资、公司政策等）与工作条件相关，能防止不满但不产生满意感。激励因素（如成就、认同、发展机会等）与工作本身相关，能激发满意感和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和绩效。财政刺激性政策也是如此，政府开支提供公共服务，形成消费。这类消费都是保健型消费，缺乏激励性。

经济刺激本质上是提供获得感，刺激社会心态，刺激投资者预期。但是，均等化地提供公共服务，带来的获得感很少。

所以，重要的是让家庭自主安排获得的补贴的用途。将资金的配置决定权交给家庭部门，能给家庭带来更高的效用。

从社会层面而言，不仅能刺激出更大的社会积极情绪，还能促使社会资源用于生产家庭想要消费的东西。这不仅能在刺激的同时，减缓通货膨胀，还能通过市场化的资源配置，带来更高的刺激效率。

所以，高效的刺激计划，应该是让家庭自主安排消费。据传，财政部拟发行两万亿特别国债，其中一万亿主要用于刺激消费，部分资金计划用于补贴消费品以旧换新、大型设备升级，部分资金将向两孩或两孩以上家庭提供每孩每月约800元补贴。

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内循环的堵点，在于工资不高，分配不均。但基于各种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很难在短时间内，从个体劳动权益角度去推高工资，那么，补贴直接发放到家庭，实质上就是一个“国家谈判”替代“个体谈判”制度。

所以，在市场状况、劳动者权益，无法短时间内大幅度增加的情况，国家谈判，补贴直接发放到家庭，并让家庭自主安排用途，是一个可取的、可长期持续的刺激方式。它针对的正是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深层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