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关于勇气、逃亡和荒诞悖论的故事。

2020年10月，中国河南青年关恒独自驾车深入新疆，用长焦镜头记录下那些隐藏在荒野、城镇和军营背后的集中营设施。为了让这些影像公之于众，他开始一场惊心动魄的逃亡：辗转南美，最终独自驾驶一艘小船，在海上漂泊23个小时，从巴哈马成功登陆美国佛罗里达。2021年抵达美国后，他按计划发布了视频。这些素材，成为国际社会（包括BuzzFeed News的普利策获奖团队）证实中国在新疆行径的关键证据。

曾经以为自己安全了的关恒，四年后却在美国失去自由。2025年8月，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针对关恒合租室友的突袭中，关恒因“非法入境”在纽约上州被拘捕。如今，他身处纽约州布鲁姆县监狱（Broome County Correctional Facility），面临着被遣返的危险——被迫回到那个他不惜一切代价逃离的中国。

2025年8月21日早晨，纽约上州一处住宅区，关恒的房门被一阵剧烈的敲门声惊醒，是ICE的探员。

他们并不是来抓他的。他们的执法目标是关恒的室友——一对在当地做店铺转让生意的夫妻，他们因为和别人有经济纠纷，而遭人举报。但此时，当ICE的探员拿着搜查令冲进屋子时，38岁的关恒正好被“撞见”，随即也被抓走。现场对话如下：

探员：“你当时是怎么入境的？”

关恒：“自己开船从海上过来的。”

探员：“你有I-94表格（入境记录）吗？”

关恒：“没有。”

关恒先是被带到ICE办公室，随后被送进奥尔巴尼附近的县监狱，关了一天；又被转移到布法罗的移民拘留中心，关了近一周；最后，他被送到了现在的关押地——布鲁姆县监狱。

“他们根本不关心我有没有工卡，也不关心我的庇护案件是什么状态。”2025年10月，在接受“中国人权”电话采访的时候，关恒的声音充满了困惑和沮丧。“他们只关心我的入境方式。只说我没有通过正常海关入境，这个行为本身就是非法的。”

他那个正在等待面试排期的庇护申请、那张合法的工卡、那本纽约州驾照……在ICE面前，因“未被海关检查入境” (Entry Without Inspection) 这一事实，而显得一文不值。

伴随着川普当局严查非法移民，布鲁姆县监狱人满为患。几个月过去了，关恒在焦虑与沮丧中等待着自己的案件结果。没有人知道，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曾经在过去的几年经历了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曾经冒着巨大风险拍摄的新疆集中营影像，为中国当局在新疆队维吾尔族人的所作所为提供了重要的佐证。而如果一旦被遣返，他将面临多么巨大的危险。

1 “ 我想去新疆实地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关恒的家在河南南阳，出生于1987年11月。

据关恒和他的母亲讲述，因父母离异，关恒从小在祖母的照料下长大，祖母去世后，他一直一个人独自生活。在2021年7月离开中国前，他从事过许多不同工作——开过快餐店、在采油厂工作过几年，后来一直是自由职业。据他讲，事实上他很早就学会了“翻墙”。

与许多中国年轻人不同，关恒的“翻墙”之旅并未停留在电影和音乐等娱乐活动上。通过互联网，他触及了那些被官方叙事掩埋的“禁区”：从1960年代的大饥荒到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这些来自外部世界的真实信息，对他的思想造成了很大冲击，一条巨大的裂痕在他心中被凿开了。

“我一点一点地了解，最后发现，原来中国政府隐藏了这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2025年11月，在本文作者拨通监狱电话对关恒的一次采访中，他如是回忆。他说，大约是在大学毕业之后，他已成了一个沉默的异见者，一个生活在体制下，思想却早已“越狱”的人。

2019年，关恒以一名探险游客的身份，骑着摩托车从上海一路穿越到新疆。他本以为这是一场风光之旅，却撞上了一堵高压管控的无形之墙。

“那种感觉太明显了。”他说，“一进入新疆，就有大量的检查站，到处都是警察和武警。连住宾馆都要反复登记，还要做人脸识别。”在加油站，他甚至因骑着摩托车而受到严格限制。这次新疆之旅，让他亲眼见证了中国政府在新疆严酷的社会管理系统，但那时他对此依然知之不深。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关恒和数亿中国人一样被封控在家。在百无聊赖的一次上网中，他点开了一篇来自著名的美国网络媒体BuzzFeed News (BFN) 的报道。报道用卫星地图和数据，揭示了一个庞大的、遍布新疆的集中营网络。

图为BuzzFeed News新疆系列报道之一，发布于2020年8月27日

这一刻，他在2019年新疆之旅中的疑惑有了答案。他意识到，他在新疆看到的那些检查站、警察和人脸识别系统，实际上也是这一套庞大社会监控系统的外围。

“凭我对中国政府的了解，他们太喜欢掩盖那些不想让人看到的东西了。”关恒说，“这件事勾起了我巨大的兴趣，尤其是我去过新疆却对此一无所知。我当时就特别想再去一次，去实地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很清楚，一个普通人以游客身份去做这件事，无异于“送死”。“我完全预料到了风险。”他语气平静。他开始像策划一场秘密行动一样做准备：他没有使用自己的专业设备，而是在网上租了一台长焦DV摄像机，以便在安全距离外拍摄。

他准备了两张SD卡。一张卡拍完后，立刻藏在车里一个隐蔽的角落；另一张无关紧要的空卡则插回DV里。“我怕万一被盘查。”他说，“至少他们不知道我拍了什么。”

2020年10月，关恒独自驾车驶向了那个他一年前去过的是非之地——新疆。

2 “漫游”新疆三天 逐一核实卫星坐标中的监禁设施

关恒的行程不是一次漫无目的的旅行，而是一场按图索骥的“解谜”。那张“地图”，就是BuzzFeed News (BFN) 报道中标记的怀疑是“拘留营”的卫星坐标。

他花了整整三天时间，在新疆的广阔土地上，逐一核实那些被标为灰色（低度可疑）、黄色（中度可疑）和红色（高度可疑）的坐标点。

关恒的第一个观察地点是哈密市。在到哈密市之前，他先去了一个叫“北村”的地方，那里有一个灰色标记（低度可疑）。那是个粉色的房子，没有铁丝网之类的，看起来也没什么人，不像是监禁设施。

之后，他开车进入哈密市区，找到了一个黄色标记，挂的牌子是“哈密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它位于闹市区，车水马龙，这让关恒产生了怀疑，“在闹市区的戒毒所，是拘留营的可能性并不高。”但紧接着，他找到了另一个黄色标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看守所”。

这个地方立刻让他绷紧了神经。它藏在一条小胡同的尽头，不仅看守所本身高墙林立，连紧挨着它的好几个院落，都同样用高墙和铁丝网围着，完全不是普通的家属院。这与报道中集中营的特征高度吻合。

为了掩护自己，关恒在离开时，特意在胡同口的商店买了点零食，并且“故意”用微信扫码付款。“万一被盘问，”他事后解释，“我至少有个理由说我为什么会出现在那条死胡同。”

第二天，关恒一直在公路上奔波。他途经三个县：木垒、吉木萨尔、阜康。他发现BFN的许多标记，最终都指向了各地现有的“看守所”或“拘留所”——木垒县看守所、吉木萨尔县拘留所、阜康市拘留所。在木垒县，他找到了两个灰色标记的“农牧民培训学校”和“职业教育中心”。虽然建筑看似已经废弃，但院墙上依然保留的铁丝网，像是在诉说着它们曾经的用途。

这一天的行程让他意识到，这场运动的规模，远比他想象的要大——当局不仅在建造新的设施，也在利用、改造和扩建所有现存的关押系统。

不过，这也是比较棘手的一点，因为哨塔和铁丝网等警戒设施本就是拘留所的一部分，单凭设施外观特征，很难判断其是否被作为关押维吾尔人的集中营所使用。

第三天，关恒开车经过了三座城市乌鲁木齐、达坂城、库尔勒。这是他此行收获最大，也最惊险的一天。

在乌鲁木齐郊区，他根据坐标找到了“乌鲁木齐市第二教育矫治局（戒毒所）”。他把车停远，假装成晨练的路人，用GoPro边走边拍。他不仅拍到了这个戒毒所，还在它周围发现了三个同样戒备森严的院落。在一个设施门口，他拍到了一辆正在卸货的蔬菜运输车——这是设施正在运作的证据。

紧接着，在附近一条名叫“高科路”的地方，他有了此行最关键的发现。路的一侧，是绵延不绝的巨大设施群，高墙、哨塔一应俱全，但在任何地图上都没有标识。关恒用长焦DV拉近镜头，成功拍到了建筑物顶部醒目的红色大字：“劳动改造，文化改造”。

当天下午，他前往达坂城。这是一个“红色标记”，藏在远离公路的荒野深处，连碎石路都没有。关恒把车停在水塘边，独自爬上一个高高的土坡。

“我当时除了紧张，还是紧张。”他回忆道。他趴在土坡上，镜头里是一个崭新、巨大、但似乎尚未启用的建筑设施。他拍完匆匆下山，才惊出一身冷汗——他发现自己爬的那个山坡顶上，居然有座房子，而他停车的水塘边，不知何时多了一个钓鱼的人。

他强作镇定，主动走上前去搭讪：“师傅，钓什么呢？”在确认对方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可疑行为后，他才开车飞速离开。

最后一站是距离乌鲁木齐339公里的库尔勒。在这里，关恒要寻找的坐标指向了一个军营（门口有坦克）的背后。那是一个规模庞大、戒备森严的设施，唯一的入口，就是穿过军营。

当关恒试图把车开下路肩、靠近拍摄时，军营旁一个店铺里的人走了出来，一直死死地盯着他。

在被对峙的紧张气氛中，关恒急中生智。他猛踩油门，驾驶着底盘很高的SUV，在荒地里“漂移”、转圈，故意做出“测试车子性能”的玩车姿态。那个“店主”似乎被这个疯疯癫癫的司机搞糊涂了，看了一会儿，便无趣地回了屋。

就在对方转身的瞬间，关恒停稳车，拿出了他的长焦DV，拍摄下了他视频中的最后一幕。

关恒所拍摄视频中的一个片段

3 海上漂流一天一夜 从巴哈马偷渡至美

影片制作完成了。关恒拥有了这颗“数字炸弹”，但他很快意识到一个致命的问题：他无法在不炸毁自己的前提下，按下那个“发布”键。

“我知道，影片做完没关系，可一旦发到网上，他们（警察）肯定会找到我。”关恒在采访中说。“如果我被控制了，这些影片要么发不出去，要么就会被删除，我的人身也会受到威胁。”

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是先离开中国。

但这颗炸弹的引信，被拉得无比漫长。自2020年疫情爆发后，中国国境一直封锁。关恒无处可去，只能抱着这些素材，在压抑和焦虑中等待。直到2021年夏天，窗口终于打开。7月4日，他从蛇口离境，后从香港出发，飞往了当时对中国护照免签的南美洲国家厄瓜多尔。

他在厄瓜多尔停留了两个多月，只为了一件事：打辉瑞疫苗。他无法信任中国的国产疫苗，但当时国内的疫苗政策正变得越来越严厉，“不打疫苗，健康码就是红码，寸步难行。”

打完两针疫苗，他飞往了另一个免签国——巴哈马。这里，距离他的最终目的地仅有一水之隔。他本想从中国代购一条船寄过来省钱，但巴哈马的签证转瞬即逝——他记忆中只有14天——物流却迟迟未到。2021年10月，他等不及了，只能在当地的海洋用品店，花掉了身上仅存的近3000美元，买下了一条小充气船和一个外挂发动机。然后在巴哈马的Freeport（自由港）下海，方向是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他从谷歌地图看到，海上直线距离大约是85英里。

据关恒讲述，他没有任何航海经验，不会划船，甚至严重晕船。这次出海，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开船”。他唯一的依仗，是一个机械指南针和一部存有GPS地图的手机。

“我当时在海上漂了将近23个小时。”他回忆说。他带了很多食物和水，但因为极度紧张，“全程只喝了一罐可乐”。这场旅程最大的威胁不是风浪，而是他那个简陋的发动机。

“我当时手头钱不多，没有买封闭式油箱，”他说，“只能拎着油壶，在晃动得非常厉害的船上，一次次地直接往发动机里灌油。”汽油洒得到处都是，整个小船弥漫着浓烈的汽油味，随时可能因一个火星而引爆。

“那艘船变成了一个漂浮的炸弹。”关恒说，“当时我确实有点后怕，因为一旦起火，我就不可能出现在美国了。”

他本计划在晚上登陆，以避人耳目。但在无尽的漂泊中，他唯一的念头就是“快点到达”。

第二天清晨，他远远看到了佛罗里达的海岸线。9点左右，小船靠岸。沙滩上已经有了早起散步的游客，其中一对老夫妻正向他这边走来。关恒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害怕这对夫妻报警。

他顾不上那条船，也顾不上船上散落的行李，背着自己最重要的背包，在小船冲上浅滩的瞬间，一跃而下，冲向岸边的灌木丛中。他躲在灌木丛里，大口喘气。过了一会儿，他看到一艘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艇在近海驶过。但他已经安全了。

就这样，经过偷渡，关恒抵达了他向往的“自由世界”。

4 视频震撼网络 而他和家人付出了巨大代价

据关恒说，在巴哈马下海之前，他就已设置好了所拍视频的发布时间。“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安全到美国。”他说，“我不能等到抵达后再发。” 关于新疆集中营的视频，在2021年10月5日，终于通过他的Youtube频道公之于众。

视频发布后立即引发了巨大反响。作为当时极为罕见的、来自中国公民的第一视角实地影像，关恒拍摄的视频迅速被德国之声、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报道和引用。更重要的是，它为BuzzFeed News (BFN) 的普利策获奖团队提供了关键的实地佐证。BFN的记者在接受德国之声和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特别强调了关恒这份素材的非凡价值，他们赞美了拍摄者的勇气，并表示视频中的新信息证实了他们对新疆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看法。

于此同时，作为这枚信息炸弹的“引爆者”，关恒本人则承受着超出他预期的巨大压力——一波来自中国国安和网络外宣的、针对他个人的巨大攻击立即在网上开启。

就在他发布视频后不久，一个名叫“理科男士K一米”的Youtube博主，发布了一个“人肉”视频，将关恒所有的个人信息——包括真实姓名、生日、毕业院校、家庭住址——扒得一干二净。这个叫“理科男士K一米”的博主，日常所发内容，基本是亲共立场。

“他们把关恒‘人肉’了。”2025年11月1日，在接受“中国人权”采访时，关恒的母亲罗女士说。她的声音因愤怒而有点颤抖，“当时下面的留言骂得非常难听，说关恒是汉奸，还说‘让他在美国最好被黑人兄弟给误杀’。”

与此同时，一场针对他YouTube频道的“围剿”开始了。关恒在采访中回忆：“他们先是以‘暴露隐私’（视频中拍到一名警卫）为由举报，YouTube就把我的视频下架了。”

他被迫申诉，并使用YouTube自带的工具，给那个画面打了马赛克。视频恢复上架后，对方发现这招有效，便开始“疯狂举报”他的所有视频。关恒的后台瞬间被海量的“违规通知”淹没。

这场精准的、由国家机器发动的“人肉”网暴和系统的技术围剿，在心理上击垮了关恒。

“我当时的心理压力非常大。”关恒回忆，“我基本上就不再关注了，主动不去看这些事情。”疯狂的网暴让他陷入了严重的抑郁。为了保护自己，他主动切断了和外界信息的联系。也正因如此，他甚至在这次被抓之前，都不知道自己所发布的视频在国际社会产生了怎样巨大的反响。他只知道自己在被官方有组织地“人肉”，他害怕了。

他躲了起来。但风暴的真正中心，却在他的故乡河南南阳炸开了。

据关恒和他的妈妈罗女士讲述，就在关恒的视频发布一个多月后，2022年1月，一场由国安主导的、针对他所有亲属的系统性“连坐”开始了。

“我从台湾回去（2023年底）的时候，他们（家人）每个人都非常紧张。”罗女士说，“很担心我会在机场就被扣起来，因为他们已经有过被传讯的经历了。”

据罗女士讲，她在河南老家以及省会郑州的四个姐妹，几乎在同一时间被当地国安分别传唤。“警察最后交代她们，”罗女士说，“如果有关恒的任何消息，要及时汇报。假如知情不报的话，后果你知道吧。”

2022年1月底，四个警察将关恒的父亲从家中带走，进行了一场从中午持续到晚上9点的审讯。警察当场收走了他的手机，拿去南阳市局“恢复资料”。当晚，警察又押着他父亲，前往关恒出国前居住的奶奶家，将他留在中国的电脑主机搜走，并开具了“扣押清单”。过了一个多月（2022年3月），国安再次提审了他的父亲。

国安人员还找到了关恒从小关系最亲密的姑姑。他们将关恒的姑姑和姑父分别带走，分开审讯。这场心理战彻底摧毁了关恒的姑姑。 “她（姑姑）吓得现在晚上都睡不着觉。”罗女士说，“她后来直接跟他（关恒父亲）说了一句很撕破脸的话：‘请你们不要再为关恒的事情来找我了！我们家人还要在这边生活，我怕影响到我的小孩，怕牵连到他们！请你们不要再来骚扰我了！’”

关恒当时并不知道这一切。当他以为自己只是一个人在纽约孤独地消化网暴的创伤时，他远在中国的整个家族，已经被国安彻底地“梳理”和“威慑”了一遍。

就这样，带着一身的创伤和对故土的彻底决裂，关恒在美国独自生活了三年。直到2025年的夏天，命运以一种更荒诞的方式，将他推入了另一个牢笼。

5 从一个牢笼到另一个牢笼

在美国的三年多里，关恒一直试图在孤独中重建生活。2021年10月25日，他在纽约递交了庇护申请，随即拿到了工卡，买了辆二手车，先是在纽约市靠开Uber和送外卖维生。后来，他转行去做了长途卡车司机，“因为做卡车司机天天住车上，就不需要住处了。”当他辞去卡车司机的工作后，他决定搬离纽约市。

“我特别喜欢上州的森林公园。”他说。为了寻求一个更安静、能亲近自然的环境，2025年春天，他从纽约市搬到了奥尔巴尼附近的一个小镇。

他只是一个房客。他合租的房子里，住着一对来自中国的夫妻，他们是这栋房子的“二房东”。平静的生活持续到2025年这个清晨，ICE执法人员剧烈的敲门声，打破了这份平静。

在ICE的抓捕现场，关恒出示了自己的工卡和有关庇护的文件等来证明身份，但看起来，在ICE——隶属于国土安全部（DHS）的执法逻辑中，关恒在纽约移民局（USCIS）的身份似乎无关紧要。

仅仅因为是从海上入境这一点，就作为“非法移民”被逮捕的关恒，先是被带到ICE办公室，随后被送进奥尔巴尼附近的县监狱，关了一天；又被转移到布法罗的移民拘留中心，关了近一周；最后，他被送到了现在的关押地——布鲁姆县监狱。

起初，他被关押在移民监区。“那里还好。”他说，“跟其他国家的移民关在一起，大家都是同类人，有共同话题，可以一起打球、打牌，很热闹。”

但一个月后，他被转到了一个只有美国籍犯人（American inmates）的监区——据他所说，其中很多是性犯罪者。

他再次陷入了彻底的孤岛状态。“跟他们就没什么可聊的了。”在电话中，他情绪低落地说，“大厅里的空气很差，我待久了会一直咳嗽，所以大部分时间，我只能一个人待在院子里或者我自己的房间里。”

正是在这种极致的孤独中，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

“在这里面，我遇见一位狱友，她也是移民。”关恒说，“她对我说了一句话，对我影响很深。她说：‘两个人总是要好过一个人。’”

这句话击中了他。“我当时就在想，”他反思道，“如果我有家人或朋友陪伴，我可能就不会搬去上州，也就不会被抓。如果身边有个伴，我的心态也会好很多。”

他意识到，那个让他得以完成新疆壮举的“孤勇”特质，也正是他此刻的阿喀琉斯之踵。

“在之前，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孤独的战士，所有问题都要自己解决。”他说。“但当我真的进了监狱才发现，哪怕个人能力再强，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只能完全依赖外界对我的帮助。”

如今的他，开始意识到，必须走出过去刻意独来独往的心理状态，依靠美国的公民社会和人权组织，来阻止美国的执法机构，将他遣返回那个他曾冒死揭露黑幕、一旦遣返后果将不堪设想的中国。

6 跨越铁窗的营救 以及“我做的是正确的事”

就在关恒被关押在布鲁姆县监狱、面临被遣返的巨大风险时，多份证言信送到了他的律师手中。这些信件揭示了一个关恒自己都未曾知晓的事实：他孤身冒险拍摄的素材，已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新疆人权危机的重要拼图。

第一份信件，来自那个曾激励他出发的起点。当年启发关恒前往新疆的BuzzFeed News普利策获奖记者团队（Megha Rajagopalan, Alison Killing, Christo Buschek），在得知关恒的处境后，联名写了一封对关恒的支持信。他们在信中确认，正是关恒提供的“地面实证（Ground Truth）”，填补了他们卫星影像分析中缺失的最后一块拼图。

“关先生在巨大的风险下，为我们的调查提供了关键的佐证。他的勇气非同寻常…… 他没有任何其它合理理由会出现在许多这些拘押地点附近，因为它们通常位于偏远地区……若被抓获，他面临的危险将大幅增加。”BFN团队在信中写道。他们特别指出，关恒提供的证据帮助证实了达坂城新监狱的存在——这直接戳穿了中国政府声称“再教育营已关闭”的谎言。

联名信最后提到：“我们相信，如果关先生被遣返回中国，他将面临巨大的危险。因此，我们呼吁美国向关先生提供庇护，并终止对他的拘押以及对其被遣返的威胁。”

第二份信件，来自纪录片《杂音和噪音》(All Static & Noise)的制片人英杰 (Janice M. Englehart)。

关恒的镜头被收录在这部反映维吾尔人生存状况的纪录片中，该片曾在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和英国放映，用以揭露中国政府的虐待行为。

Janice在支持信中说到：“关先生冒着自身及家人的安全风险，提供了重要的视频证据，这些证据与卫星影像相互印证，确认了中国政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运营的集中营的存在……

他在2020年的努力，为研究人员、记者和纪录片制作人提供了支持，使他们能够自信地理解和传播中国新疆这一对许多西方记者、外交官和访客来说长期不可接近地区正在发生的情况。”

在信的结尾，Janice直言：“关先生的行为完全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她警告称，如果关恒被遣返，极可能因“间谍”或“勾结外国势力”的指控而面临酷刑甚至死亡。

《杂音和噪音》纪录片封面

另一份支持关恒的证言和信件，来自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锋锁，他表示，早在2021年11月17日，关恒抵达美国仅仅几天后，他就在推特上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并主动联系了他。“我当时就认为他是一个凭着良心做事的人，”周锋锁回忆道。但他同时也敏锐地察觉到了关恒身上的创伤，“他很低调，甚至有些躲闪，即便到了美国，依然生活在某种‘躲藏’之中。”

周锋锁指出，“这（维族议题）对汉人是一个高压红线，如果他被遣返，因为这个事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他肯定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刑期。”更重要的是，周锋锁认为关恒的遭遇揭示了当下许多寻求自由者的共同处境：“他们向往自由、逃离暴政，却生活在多重的恐惧之中。” 周锋锁在证言中写道，“一方面要躲避被抓进美国移民监狱，另一方面又要躲避来自中共的跨国镇压。”

这正是关恒过去三年的真实写照——在“双重恐惧”的夹缝中生存，直到被其中一方捕获。

“美国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所建立起来的国家。”周锋锁最后呼吁，“一个热爱自由、反抗暴政且为此付出巨大代价的人，应该能够留下，应该是属于这个国家的。”

与此同时，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和知名维吾尔诗人阿不都外力·阿尤普(Abduweli Ayup)也纷纷站出来，声援这位曾为他们民族发声的汉人。

2021年11月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锋锁和关恒的合影

“被遣返回去的话，他真的就死定了。” 2025年11月10日，关恒的母亲罗女士在采访中颤抖地说。罗女士如今身在台湾，她对儿子的处境十分担忧，目前她最大的心愿是美国法庭能做出公正裁决，阻止ICE的遣返程序，让她的儿子留在美国。这样他至少是安全的。

罗女士的恐惧并非空穴来风，类似的悲剧早已上演。毕业于美国阿默斯特学院的青年学者冯斯瑜就是前车之鉴。她曾于2017年在新疆大学民俗研究中心访学，与该中心主任、知名人类学家热依拉·达吾提合作研究维吾尔族民俗文化。然而，热依拉·达吾提于2017年12月被抓，并在次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冯斯瑜也在2018年突遭拘捕，最终被重判15年。

如今，来自普利策得主、电影制片人、维吾尔领袖和人权活动家的努力，正试图构建一道“保护墙”，阻挡ICE的遣返程序，以保护关恒，并让他重获自由。

2025年10月20日，在纽约州的监狱里，身穿囚服的关恒，正在等待着12月的移民听证会。当本文作者接通他的电话，告诉他，他冒死拍摄的视频是普利策获奖报道的关键佐证时，他听起来颇为讶异。

他说自己并不为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后悔。经历了这一切，他反而更加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正因为我现在切身感受到了失去自由的滋味，我更能体会到那些身处集中营中的人们的感受。” 他在监狱的电话中说，“我现在需要外界的帮助，他们同样也需要。所以，我仍然认为我当时做了正确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中国政府正在犯下的一项巨大的、不受任何监管和控制的罪恶。” 他补充道，“它给无数家庭造成了分别和失去自由的痛苦。所以，即便是现在，我依然坚定地反对中国政府在新疆所做的一切。”

但作为一个已经失去自由的“非法移民”，他如今唯一的希望，只有来自外界的律师、记者和人权组织的紧急救援。

12月15日，关恒的庇护申请案件就要在纽约开庭。他的命运悬而未决，取决于一个问题：这个他不惜一切代价奔赴的自由世界，最终会选择保护他，还是将他送回那个他曾冒死揭露黑幕、最终为了自由与正义而仓皇逃离的故乡？

《监狱法》草案目前已进入三审专家咨询阶段。修法带来希望，但草案中仍存在许多模糊地带。对监狱体系而言，法条从纸面落地，仍须跨越更深层的结构性障碍。

撰文_丰烨

编辑_海沙

平台编辑_cc

去年9月，程东平迎来了“出监教育”。那天，监区狱警告诉他：“出去后不要再参与敏感活动，好好工作，听从安排。”

他点点头，没有多说。

41岁的程东平曾系狱近2年。2022年8月，河南村镇银行暴雷，他和其他受害者到郑州上街维权，之后被判“寻衅滋事罪”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

出狱前的最后一个晚上，程东平在昏暗的监室里坐了很久。高墙改变了他，让他看清了一些原本模糊的东西——规则的另一面，以及“权力”在封闭空间里如何被无限放大。

程东平出狱1年多后，2025年9月，《监狱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_（以下简称“草案”）_在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意见。

这是这部自1994年施行以来的法律，第一次被系统性修订：条款从78条扩至118条，新增“申诉”“罪犯基本医疗”“通信与会见权”“社会保险接续”“犯罪记录封存”等内容。

据最高检消息，今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推动修改包括《监狱法》在内的多部法律，称“法因时而立，因时而进”。

参与《监狱法》修订建言的法学专家詹华说，这次修法的核心是让“监狱更规范、服刑者更顺利回归社会”。

2025年9月8日，《监狱法》修订草案二审稿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图_网络）

但他也坦言，这次修法不是主动改革，而是被现实问题逼出来的。目前草案进入三审专家咨询阶段，即将表决，他对未来持积极的态度。

只是，这份“积极”仍在等待落实。多名律师、社工、刑满回归社会人员提及，草案中仍有许多模糊地带；而服刑者的权利要从纸面落地，仍须跨越更深层的结构性障碍。

板蓝根不再“包治百病”

在当下的监狱体系里，许多问题被以“制度”的名义隐藏。在草案被列入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之前，监狱系统其实已在着手改变。

罗惘是华东地区一所中型监狱的狱警。那是一座刚重修过的现代化监狱，关押着超过千名服刑人员，工厂、操场、医疗室一应俱全。

两年前，监区连续发生了几起死亡事件：有的因自残，有的因医疗延误。罗惘记得最清楚的是2022年冬天，一个中年犯人突发脑溢血，审批救治的手续一路上报，但批下来时，人已经没了。几个月后，又有服刑人员因慢病恶化去世。

这在监狱里算是大事。自上而下的问责接连不断，会议一场接一场。会上传达的核心要求只有一句——不能再出事。

从那之后，狱内医疗的处理逻辑不再“一刀切”。过去服刑人员喊身体不舒服，狱警往往凭经验判断，“小毛病”就扔出板蓝根或藿香正气水。“在里面，板蓝根和藿香正气水‘包治百病’。狱警甩出来的时候，从不会关心它有没有用。”在西南地区从事法律援助的魏敬律师说。

而现在，为了规避风险，狱警们几乎有求必应。罗惘说，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事出在自己头上”。

2023年4月18日，四川汉王山监狱为服刑人员提供健康体检和慢性病筛查。（图_澎湃新闻）

对患病的服刑者，《监狱法》修订草案新增了26条内容，明确提出“要给予及时治疗”。其中第七十五条还称：“国家保障罪犯基本医疗。罪犯基本医疗的药品目录、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目录参照当地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执行。”换言之，未来服刑者不仅可以得到医疗保障，还享有一定比例的医疗报销。

罗惘说，在监狱制度里，“多做多错”有时是个通用俗语。狱警上报服刑者的健康问题，有时会被领导打回来——“这点小问题，让他熬一熬。”此外，监狱这种微型社会里等级森严，老狱警一句话足以定调，年轻狱警无法越级决策。久而久之，不论大病小病，不到危机时刻大家索性一刀切。

魏敬接触过的服刑人员中，有人患精神类疾病，申请就医迟迟未批。还有人因慢性病被拖延治疗，直到出现贫血、肾功能损伤的症状后才被送往医院。

河北一名出狱人员回忆，自己因急性胃出血求医时，狱警以为他装病，两人起了争执。送医途中，手铐被锁得太紧，手腕磨出了血。返回监仓后，他的复查被耽搁，驻监医生只是例行问询，没有任何检查。药物往往是分装的小袋——吃完拉肚子，反映上去，只换来一句“要吃就吃，别废话”。

然而，在服刑者身心健康方面，明确的基本医疗保障只是草案的一部分。有研究者指出，草案的另一面是强化思想教育。

比如，草案新增“监狱工作坚持党的领导”，以及坚持未明确定义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罗惘的感受是，这些原则不仅针对服刑者，也约束着狱警。

去年起，罗惘所在的监狱每周都要组织至少3次针对于服刑者的思想学习，课程涵盖政治、党建、法制和爱国主义教育。法制的内容，会请相熟的公安系统指导员来讲课；爱国主义教育则让监舍的班长先行学习报纸上的革命故事，再同其他人在课室内进行分享。

监狱的劳动场所内还配置了电子屏，滚动播放各种党代会的视频素材。就在前段时间，针对八项规定，监狱还在大礼堂连开了几天分享会，要求所有服刑者全部参与，后续还得提交参会笔记。

2022年国庆期间，四川监狱开展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图_网络）

对于这些课程，监狱给的口号是“让刑期变成学期”。对服刑人员来说，学习的一个好处是可以拿到积分或工分，用于减刑。

罗惘记得有次学习《新闻联播》，主题是“中美贸易战”。一个服刑人员在本子上写下“美国垃圾”。罗惘问他为什么这么写，对方一本正经地说：“美国就知道欺负人，要是打仗，我一定站在党这边。”罗惘哭笑不得。

有时候，罗惘想，对服刑者而言，不仅身体疾病在监狱中得不到保障，心理上留下的烙印或许会更深。

他深知这些“正能量”课程对于人的改造毫无用处。过去虽然也有类似的学习课程，但一个月不会超过2次，也很少会和减刑挂钩。他觉得，如果草案顺利落地的话，类似的学习可能会更多。

罗惘还觉得，笔记和心得也会带来一定的灰色地带，“现在还好，但以后如果减刑和学习评比挂钩的比例越大，那狱警主观决策权也就大了，自然有人会以此做些手脚。”

旧法漏洞

在服刑人员的权利体系中，申诉、控告与辩护权早被写入法律，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被层层限制。相比现行《监狱法》，此次修订草案中对该部分的调整，显得尤为关键。

草案明确规定：

“监狱收到罪犯的申诉、控告、检举材料后，需要转送其他机关处理的，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转递，不得扣压。”

“监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不得将罪犯提出申诉、控告、检举，作为认定其不服从管教、没有悔罪表现的依据。”

“监狱转递申诉、控告、检举材料后，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告知罪犯；如有特殊情况，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五个工作日。”

在詹华看来，这三条新增条款实质是对旧法漏洞的修补。过去，许多监狱往往将“申诉”视为服刑人员“不认罪悔罪”的表现，直接影响其减刑、假释等权利。服刑人员因此身处“想申诉却不敢申诉”的困境。

2004年12月10日，湖北洪山监狱，服刑人员正在参加减刑宣判。（图_网络）

一名曾因参与维权运动而被判“寻衅滋事罪”的刑满出狱人员告诉水瓶纪元，他曾几次试图申诉，却被狱警警告：“要是还不认罪、不认罚，就让你牢底坐穿。”他明知那是威胁，却无力反抗。他还发现，不认罪的服刑人员往往会被“特殊对待”，管理强度更高，处境更难。

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刑辩律师屈振红则表示，不少申诉材料在监狱内部被无理由扣压，甚至服刑人员给律师寄送文件也常遭遇查扣。在她代理过的案件中，有服刑者甚至因坚持申诉而被认定为“不服管教”，随后被异地关押。

北京泽博律师王飞也坦言，即便旧法早已明确“监狱应当及时转递申诉材料、不得扣压”，但各地在执行中仍存在“变形”做法。

“监狱方往往将认罪、悔罪作为减刑前提，这与申诉权本身是相冲突的。”他解释道，一旦申诉，就意味着“不认罪”，即便表现良好，也难获减刑。很多冤案中的申诉者，就是在这种环境里被压抑。

曾代理过刑事申诉案件的徐凯律师指出，草案虽然已明确禁止这种绑定，但最高法现行司法解释中仍保留了模糊表述——“对罪犯正当申诉，不得不加分析地认为是不认罪悔罪。”

徐凯认为，这种“不得不加分析”的措辞，给了执行端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也让新法的落实存在不确定性。

“这是理念问题，”王飞总结道，“很多监狱仍然把‘认罪’当作管理目标，但认罪不是服从，认罪也不该成为改造的唯一标准。”

除了申诉层面，对与申诉权密切相关的“会见制度”，《监狱法》草案也作出了调整。

草案中规定，服刑者有权“与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近亲属委托或者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会见”。与此同时，会见、通话的范围被扩大至经监狱长批准的“有利于罪犯改造的其他人员”。

北京西城区一所看守所内，一名在押人员正在与律师会面。无论是在看守所还是在监狱，许多律师都曾经历“会见难”的情况。（图_网络）

许多律师都曾经历会见被延搁的情况。魏敬说，按司法部规定，只要律师提供三项材料——律师证、律所证明、委托书，监狱就应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但实际上，48小时只是订立在纸上的参考而已，“拖上个几天很正常，更多的几个月也有可能。”

魏敬私下了解过原因，一方面是监狱人手不够；另一方面可能是当事人涉及敏感案件，比如有过上访、维权的经历，或是在狱中持续不断申诉，被判定为“不服从管教”，狱方就会变相延迟审核会见的周期。

王飞则告诉水瓶纪元，他会见在西藏某监狱服刑的当事人的申请，曾被整整拖了八个月。而有时即便会见得以实现，对话的过程会被层层加码，有一次会见前他曾被狱方要求提供“会见提纲”。

王飞认为，草案的出现是积极信号，但“修法之后，如何落实执行，才是最难的一步。”

新的模糊边界

在一些法律界人士看来，《监狱法》修订草案的一个令人争议之处，在于生成了新的模糊边界。

现行《监狱法》第47条规定：“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与他人通信，但是来往信件应当经过监狱检查。监狱发现有碍罪犯改造内容的信件，可以扣留。罪犯写给监狱的上级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信件，不受检查。”然而，“有碍改造”该如何理解，具体内容又该如何划定，现行法律并未明确划定。

以罗惘的实操经验来看，虽然没有具体规定，但“有碍改造”是一分为二的。

明面上指的是“不服罪”。他和同事们的操作是，如果信件中有写到让家属帮忙找律师辩护，则会直接划叉，再统一交到负责收寄信的办公处。大部分情况下，这些信件会被投入垃圾桶中。

而藏在暗处的辨别方式是：“我觉得这里不好”。罗惘记得，有服刑者在一封信里写了很多自己在监狱吃的苦，被关禁闭，为了减刑不停加班换工时积分，还提到在监狱被狱警欺负。

“这样的内容肯定不能出去。”罗惘说，万一惹了事，家属举报，大家都麻烦。

《监狱法》修订草案针对上述现实问题作出了调整。第六十七条明确指出：“监狱应当依法保障罪犯的通信权利。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与他人通信，但是来往信件应当经过安全检查。发现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或者犯罪活动的信件，应当扣留并依法作出处理。”

但魏敬的疑问是，和“有碍改造”类似，“危害国家安全”这一表述该由谁来定义，是否有明确的内容边界？他担忧，如果没有外部监管和公开机制，模糊表述可能成为新的“口袋罪”，让通信权在现实中形同虚设。

一名服刑人员从狱警手中接过信件。（图_网络）

通信的限制并不止于服刑者写出的信件，还涉及收信问题。徐凯曾给一名服刑人员寄信，系统显示“已签收”，但当事人从未收到。

徐凯多次追问，却无人告诉他信被拦在哪个环节、出于何种理由被拦截。即便家属或律师发现信件被扣留，也无法获得解释或申诉通道。通信权成了形式上的权利，缺乏实际保障。

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这涉及草案修订的另一核心争议，即监狱权力边界被扩大。

詹华表示，监狱系统运行着两套规则——一套是对外公开的《监狱法》；另一套是内部的执法手册。

内部手册不对外公开，却在实际操作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监狱可以依据它进行内部监督、执行规范与权力自律。詹华认为，这种机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能防止权力滥用，但也意味着外界无法真正了解监狱的运行逻辑与决策过程。

“外界对监狱权力扩张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他说，“但从内部看，系统也存在自我约束的能力，尤其是最近一年来，司法系统已启动一系列自上而下的监督行为。”

2025年1月，广西西江监狱，两名狱警正在进行巡逻工作。（图_网络）

这在草案中也有体现。修订的法律首次提及，监狱实行狱务公开，依法及时准确公开执行刑罚中的法律依据、程序、结果，主动接受监督。不过，草案同样点明：“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信息，以及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监狱秩序的信息，不予公开。”

詹华说，狱务公开给家属、媒体与公众，能够尽可能地避免外界的误解以及内部各种乱象的滋生，并以此推动法治。

但他也强调，狱务公开其实是一个中国式概念。在西方国家，狱务公开归属在政府信息公开中监狱“执法公开”的内容里。在我国，监狱管理局虽然隶属于司法部,是政府的一部分，但其信息公开不属于政务公开的范畴。

劳动与规训

尽管草案首次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法律，但想起过去的遭遇，程东平仍感后脊发凉。在他看来，权利写在纸上，但现实的墙太厚。

除了制度设计与执法实践，中国监狱内部的劳动与生活条件也曾长期受国际舆论关注。程东平说，在监狱里提劳动环境和权利只会给自己带来风险。在监狱里，一切都在强调“服从”和“纪律”。

夏天的日子，车间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但空调不开，因为监区规定“节能”。金属粉尘落在皮肤上，久了会刺痛。他曾提出能否开空调或是想办法吸取粉尘，却被告知：“这些事我们会处理，你不要多想。”但第二天，他的劳动指标就被悄悄提高。

程东平还记得有一天，车间有位年轻人因为头晕而倒下，狱警却先质问他是不是“故意逃避劳动”。年轻人不敢说话，只说自己会继续干。

他回忆，大部分情况下，每日工作8小时，旺季可能到12小时，而报酬寥寥——大部分人一个月拿不到200元。但劳动本身不是最累的，真正令人难以忍受的是“达标考核”。

每个工作都有产量指标，达不到就会影响“表现分”，表现分关系到电话、会见次数和减刑机会。

“在这里，劳动不是劳动，权利也不是权利，是秩序的一部分。”程东平说。

关于监狱内劳动时间和劳动报酬等，《监狱法》修订草案明确规定：“监狱对罪犯的劳动时间，参照国家有关劳动工时的规定执行；在季节性劳动等特殊情况下，可以调整劳动时间；罪犯有在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休息的权利；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并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

但魏敬说，从既往经验看，首先劳动报酬很难执行。监狱内部的劳动，男监有不少体力活，女监相对轻松，做些制衣工作，但工资收入都低得“可怜”且和刑期相关。比如，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的刑期，一个月的收入大约是几百元。刑期3年至5年的，一个月收入只有100元左右。

同样，在劳动休息和劳动时间方面，魏敬说，多数监狱中，服刑人员的劳动任务往往与减刑或权利获取挂钩。例如，盗窃罪犯即便判了十年，若想获得减刑，就必须态度良好并积极退赃。但现实是，许多服刑人员根本无力退赔，只能通过服从管教、超额劳动来争取积分或减刑。这种制度安排在无形中增加了压力，也让劳动成为他们“唯一能掌控的事”。

2008年3月7日，重庆一所监狱中，服刑人员正在使用缝纫机工作。（图_网络）

以魏敬熟悉的西南地区监狱为例，服刑人员每月只能购买三至四次生活用品，每次上限500元，且种类有限。零食、调料等日常食品受到严格管控，生活乐趣被压缩到最低。

他还记得有服刑者向他形容，“吃火锅”是在监狱内部最幸福的时刻，但那不过是一根火腿肠，用冷水泡开，加上方便面调料和豌豆碎末，这种拙劣的“仪式感”，是他们能拥有的少数生活慰藉。

《中外法学》杂志在《现代西方国家监狱制度比较》中指出，欧美国家的监狱在设计之时，劳动与教育就被视为改造核心。

从制度上看，美国提供职业训练和监狱工业机会；法国实行政府管理劳动和特许制劳动，收入部分自由支配、部分用于司法或储蓄；德国尤其关注青少年教育和职业训练，强调社会接触和改造。假释和监外执行制度普遍存在，表现良好的服刑人员可申请提前释放或临时外出，由专门委员会审核。

詹华解释，草案提出的核心是希望通过更规范的制度，一方面让监狱方面有法可依，有了具体的执行抓手，避免执法过程当中的权利滥用；另一面是更好地保障服刑者的权利。

但詹华也指出，监狱只是冰山一角，看守所与留置场所的权力运行同样需要关注。在全球视野下，监狱内部的细节不仅是管理问题，更涉及司法文明、权力边界以及服刑人员改造和社会重返的核心议题。当权力的边界重新划定，真正的司法文明才有可能在高墙之内萌芽。

王飞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不论草案修订还是近年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口供依赖”的讨论，本质上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效率与公正的权衡。

断层的接续

监狱学者芮佳瑞在《监狱法论》中指出，监狱应承担让人回归社会轨道的功能。这亦是此次《监狱法》系统性大修的题中之意。

相比以往版本，草案第60条提出了“符合条件的犯罪记录封存”，第79条涉及出狱后社会保险的“接续与保障”。

2024年出狱后，孔熙在一家玻璃工厂找到临时工作。几天后，同事发现他用着一部苹果第四代手机，他因盗窃入狱的过往因此被揭开。老板没细问，第二天就让他走人，工资也没结。

孔熙承认自己犯过错，但觉得，“进去一趟，人就脏了，怎么洗都洗不掉。”

后来，他试过不下20份工作，最短的只干了十几天。不是工资低得活不下去，就是对方一查犯罪记录就赶人。想要开滴滴也只能借别人账号，根本干不长久。

有参与公共事件后入狱的刑满出狱人员也表示，求职时稍具规模的企业都要无犯罪记录证明，这成为他无法翻越的高墙，无奈之下只能改名换姓。

程东平说，外面有句俗话叫“案底带一辈子”。一旦留下案底，很难正常就业。摆到现实当中，连保安、网约车司机都需要“无犯罪证明”。

当下，许多企业要求应聘者提供无犯罪证明，这成为许多轻罪刑释人员回归社会一道跨不过去的坎。（图_极目新闻）

律师金宏伟一向关注“轻罪前科”的问题。他曾撰文表示，“案底带一辈子”已经实质化为一种附加刑。我国40多部法律，如《公务员法》、《教师法》等，都规定剥夺受过刑事处罚者的从业资格。

《罪犯矫正学概论》一书中有数据显示，在重新犯罪的人员当中，因为释放后无法就业的占到60%以上。

詹华认为，犯罪记录封存的核心在于保护个人权利，即便曾经犯罪，也不应因记录被无限制使用而剥夺其社会权益。相关机关在处理个人事务时，应尽量将其视作“无犯罪记录”的状态。例如，在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时，即便有轻微犯罪，也应允许封存。

他还表示，德国和北欧国家的实践也以宽容和权益保护为主，但国内制度尚未全面出台。目前，对轻微犯罪（如三年以下或最高刑为六个月的案件），正在探索开具封存证明的方式，封存期限仍存在争议，一年以下被认为更为合理。由于立法主题的限制，监狱法本身无法直接解决犯罪记录封存问题。

《财新》杂志也在近期的报道《轻微犯罪记录封存怎么做？调研建议以危险驾驶罪进行试点》中提及，最高法院咨询委调研组认为，刑释人员长期遭受歧视，部分永久性犯罪附随后果等于宣告“社会性死亡”。该调研组建议先选取部分罪名开展试点，后总结实践经验，完善立法；并建议优先考虑案件量大、社会影响面广的危险驾驶罪等罪名。

屈振红指出，一些涉及职务犯罪的公务员或国企人员服刑后社保被停，出狱后再就业和就医都受影响。如果司法部和人社部能通过配套规定解决社保衔接问题，对他们的社会重建具有关键作用。

李建此前曾是处级干部，因职务犯罪入狱七年，后减刑两年。出狱后，社保、医保全无，为了重获退休保障，他只能重新补缴近20万元的保险金。

草案还提及司法矫正和帮教，增加了心理辅导、社会适应教育等条款，要求监狱关注服刑人员心理健康，帮助他们恢复社会功能，降低重犯风险。但在长沙市地衣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创始人朱聪看来，对刑满出狱者而言重新开始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场漫长的重建。

这家社工服务中心主要救助和帮扶街头的流浪者。据她统计，流浪者中至少一半有案底。过去数年，她和同事通过长期个案陪伴——补证件、找栖身地、重建生活节奏——协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

詹华还表示，建言的专家团中，亦有学者指出，国务院早在相关公告中提出将“刑满释放人员”称为“回归社会人员”。他说，在名称上消除烙印，或许也是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的重要一步。

程东平说，有些问题不是靠人和法律就能改变的。不过，讲述本身或许就是一种抵抗，或许能带来改变。

（文中程东平、李建、罗惘、魏敬、孔熙、詹华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