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女权学论：是由“一群海内海外学习和研究女权主义的人”建立的网络社群，旨在“分享对女权主义思想的激情和热爱”和“追求社会公正、人类平等、生活正义”。该组织每月会发布《女权学论电子报》，第一时间向读者提供活动预告、回放、性别新闻、学术资源等讯息。

自由娜拉NORA：是一个缘起于“铁链女事件”民间行动的独立媒体，持续关注和监测中国人口贩运和精神障碍权益的最新新闻和政策动向，推动相关问题的政策倡导、学术交流和公共传播。

一、世界最大太阳能电厂正在为维吾尔人种族灭绝漂绿

近日，位于纽约、专注于气候变化的杂志 Atmos 发布了一篇文章，探讨新疆建成世界最大太阳能电厂背后的争议与隐忧，也批评了西方气候活动家、可再生能源倡导者等人无视维吾尔人权问题的虚伪行为。

据悉，该电站于 2024 年投入使用，规模高达 3.5 吉瓦，占地超过三万英亩，其发电量相当于欧洲国家卢森堡全国的用电量。文章指出，该项目一经推出便得到了国际媒体与环保组织的盛赞。

澳大利亚非政府组织 Climate Energy Finance 的能源政策分析师董旭阳 (Xuyang Jess Dong) 表示：“这个项目向世界表明，随着太阳能电池板和太阳能组件价格的大幅下降，技术创新可以使太阳能项目更上一层楼。”

然而，作者称这些专家和机构却完全忽略了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这一清洁能源“壮举”坐落于维吾尔人的家园——新疆。自 2018 年以来，有证据显示中共当局正在对当地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

作者引述多位流亡海外的维吾尔族裔人士，如阿巴斯（Rushan Abbas）与伊尔特比尔（Elfidar Iltebir）等人的观点。他们认为，这座太阳能电站非但不是“绿色转型”的荣光，反而是中国长久以来对维吾尔土地、文化与人民施行压制、剥削与殖民政策的延续。他们指出，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中国政府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便不断向这一地区移民汉族人口，控制土地与资源，挤压维吾尔人的传统生存空间。在他们看来，新疆的自然富饶——煤炭、石油、硅材料与矿产等资源——长期被中国政府利用以满足经济和工业野心，却没有让当地维吾尔人受益。今日的巨大太阳能电站不过是在清洁能源的幌子下继续这种剥夺与控制。

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所谓的“绿色漂绿”（greenwashing）。本应抗衡化石燃料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却被用来粉饰和掩盖人权侵犯的罪行。作者强调，虽然国际气候政策专家与环保人士急于看到中国加速推进可再生能源以期减缓气候变化，但他们却忽视了项目所在地的社会与人权代价。

这些智库普遍称赞中国太阳能产业，然而“当被问及维吾尔族的人权问题时，中国能源政策分析师董旭阳 (Xuyang Jess Dong) 和气候能源财经都拒绝回答”。

文章指出，这一太阳能发电场的宣传资料中没有出现任何维吾尔人的身影与声音，更未提及他们的权益与利益。相反，电场建设与管理都主要掌握在国有企业手中。

作者称，中国在新疆的太阳能产业与煤炭使用紧密相连：受补贴的新疆煤炭为太阳能面板的制造提供了廉价能源支持。这意味着所谓的“绿色转型”并未真正摆脱对高碳能源的依赖；相反，它可能只是旧有资源掠夺模式的再包装。作者援引人权商业资源中心（BHRRC）的报告显示，清洁能源企业在人权保护方面整体落后，尤其是中国相关企业未能就土地权、劳工与原住居民权益等问题建立充分标准与透明度。

应对这种局面，作者提出“自由、事先知情并同意”（FPIC）这一国际原则，以确保当地社区对项目规划有话语权和参与度。然而，在新疆全面的国家管控和人权侵害背景下，FPIC 原则根本无从落实。

最后，文章将新疆的案例与其他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相似问题联系起来。在西藏、内蒙古等地，大型清洁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同样引发对当地语言、文化及生态的严重冲击。由此，文章得出结论：气候变化的应对不应以牺牲少数群体的权利、尊严和文化为代价。如果“清洁能源”的扩张忽视基本人权、未惠及当地居民，并持续压制、驱逐和同化原住民族群，那么它仅仅是换了面貌的资源掠夺与殖民行为。

因此，作者呼吁国际社会与环保运动者正视这一问题：在称颂中国“清洁能源”进步的同时，也须直面背后的种族灭绝现实与人权侵害。只有当能源转型与人权保护齐头并进，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与公正的未来。

二、哈佛学者：“对华强硬”已经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政治正确”

2023 年春，美国国会成立了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the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其听证会引发了对美国对华政策一致性的担忧。CNN 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 (Fareed Zakaria) 将这种一致性比作“麦卡锡时代”，认为这种“群体思维”可能导致军备竞赛或战争。

哈佛大学博士 Michael Cerny 和普林斯顿大学副教授 Rory Truex 近日联合发布了一份对美国外交政策人士的调查报告。报告发现，尽管对中国作为“竞争对手国家”的定位基本达成共识，但对具体应对措施仍存在多样化看法。

作者对 495 名外交政策专业人士进行了问卷调查并进行了 55 次访谈，得出了三点发现：

首先，尽管倾向于共和党、白人、男性及具有军事背景的专业人士更容易表现出对华政策的“鹰派”倾向，但各政治阵营间态度彼此交织，内部差异巨大，难以简单归类。许多“威胁感知”上的强硬者在具体政策建议上未必如此强硬。总而言之，大家普遍对中国的定位和认知具有共识，但如何应对则看法不一。

其次，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感受到了职业和社会压力。他们表示，自己受到压力只能发布“鹰派观点”而非真实看法。这种压力尤其体现在持温和立场的人群中，如希望进入政府的年轻专业人士及女性、少数族裔等边缘化群体。其中，亚裔和华裔美国人面临更高压力，他们不仅需要强调对美国的忠诚度，还常被低估其专业能力。

最后，压力导致了对华政策建议趋向鹰派化。一些受访者在实名情况下更倾向表达“美中对抗”的观点。访谈显示，许多人在公开和私下表达的观点并不相同，公开场合更倾向使用鹰派语言，以迎合当前政策框架。这种“话语镜像”使得鹰派观点被放大，而温和立场被忽视，形成了一种“多元无知”现象，即公众高估了“鹰派”的支持度。

最后，研究者认为，尽管存在广泛的观点分歧，但公开场合的讨论未能充分展现多元声音。因此，针对这一现象，他们建议通过鼓励质疑假设和促进健康辩论来提升决策质量，从而避免“群体思维”对外交政策制定的潜在危害。

三、中国民主季刊：纪念香港自由的捍卫者张语轩博士

2024 年 7 月 29 日，知名香港法学家张语轩博士因病去世。《中国民主季刊》特别发布了一篇悼文以纪念他对香港民主自由的奋斗和坚持。

2024 年 7 月 29 日，我们痛失了张语轩博士——一位卓越的学者、法律专家以及香港法治、人权与自由的坚定守护者。张博士的离世不仅令学术界失去了一位才华横溢的研究者，更让关心中国与香港问题的人权坚守者失去了一位无畏的声音。张博士为《中国民主季刊》所做的一个访谈，是他留下的最后作品。

张博士于 1986 年 6 月 5 日生于香港，后随父母移民加拿大。尽管移民海外， 但他对故乡始终爱的深沉。他在香港工作和生活了 20 年，见证了这座城 市的变化。张博士在推动香港的法治与自由方面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坚持。 他不畏挑战，始终坚定地为香港发声。他的同事和朋友们始终记得他对自 由和民主的坚定信仰，称他为“法治的守护者”和“捍卫香港的勇士”。 无论是为香港的未来抗争，还是在国际社会传播香港的困境，他都毫不动 摇地为自由而战。

作为加拿大皇后大学法学院的助理教授，张博士专注于国际法、比较宪法与人权法。1 他的研究揭露了中共政权如何滥用法律，侵蚀香港的自由过程，尤其聚焦于 2019 年反送中运动和 2020 年《国安法》实施后的急剧变化，直言不讳地批判了中共政权的打压。正如他在完成于国安法实施前几天的博士论文《滥用的法律主义》(Abusive Legalism) 中所尖锐指出的那样，新威权主义者把法律当作工具，表面上维护秩序和公正，但实际上却用来迫害或控制他人，法律不再起到应有的保护作用。张博士早在 2014 年就预测到了香港的陷落，并不断警醒世人。他的学术成就对全球的法律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产生了广泛影响。

作为学者，张语轩的锐利与勇气得到了同事和朋友的高度评价。在学术界，他的朋友和同事普遍认为他是一位温暖亲切、充满智慧、风趣幽默且无畏真理的人。在皇后大学任教期间，张博士是一位热衷于激励和引导他人的导师，深受学生的喜爱。

张博士参与的最后一个学术项目是代表《中国民主季刊》对戴大为 (Michael Davis) 教授进行专访。2 在这次访谈中，张博士和戴教授深入探讨了北京对香港的专制干预如何导致自由的沦陷。他与戴教授一起剖析了《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原本对香港法治的承诺，如何被强加的《国安法》一步步侵蚀。戴大为教授评价道：“Alvin 认真阅读了我的书，提出了很多出色的问题，促成了一场难忘的对话。我非常享受与他共事，会怀念他的智慧和风趣。”

张语轩的离世对于朋友、家人、同事和整个学术界、人权界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但他的勇气、智慧和对自由的坚定信念将永远铭刻在所有认识他的人心中。我们对他的母亲 Minnie、他的遗孀王爱玲 (Alyssa) 和他的女儿张嘉礼 (Elizabeth)、张嘉乐 (Margaret) 深表慰问。我们将永远怀念这位为法治与人权事业献身的学者与斗士。

山西女硕士卜小花患精神疾病走失13年被寻回，这件事很容易让人想起丰县事件，很多话以前已经说过，并不想说，但看了我很喜欢的两个公号的评论，反而想要补充说说。

一篇是项栋梁的《丰县铁链女之后没有全面清查，所以才有“收留”女硕士的荒唐》（已经打不开了），一篇宋志标兄的《一篇消失了的宣传稿》，基本上都是在批评公安部门的不作为，把犯罪当“收留”。

如志标兄所说：“一个有精神障碍的女子，在她不幸走失的过程中，只要被有意或无意地引向替男人生养的结果，就是拐带行为。在这个黑暗过程中，任何人以任何名义支付金钱，就该被定义为人口贩卖来论罪，并同时追究其中的胁迫、囚禁、强奸及虐待罪行。”

这些我都很同意，但总觉得，仅此并不够。

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不是网络曝光，什么事都不会有。村里人不会觉得有问题，当地警方和宣传系统不觉得有问题，外来的寻亲志愿者也不觉得有问题，甚至卜小花的家人也不觉得有问题。所以，一方面是网络舆论对现实的纠偏，但反过来看，则是网络与现实的断裂。

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懂法，不懂尊重女性，价值观太low？并不是，也许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知道现实是什么？

现实就是：这个政府指望不上。

假设回到2011年7、8月的和顺县青城镇石叠村，你指望卜小花在那里能得到什么？

很多人会说，他们应该去报警，然后警方会把卜小花送到救助站，寻找一段时间后，再把她送回亲人的身边。

而实际上，这里面每个链条都是断的。

你觉得石叠村的村民会有这个认知？谁会告诉他们应该这样做？现实是，在他们的人生经验中，这些都是没人管的，从小到大，他们看见的乞讨人员政府管吗？隔壁村那个精神病人政府管吗？顶多会有长辈做示范给他们打碗饭吃，这就是好人，若有人收留，这就是大善人。在农民眼里，政府从来是令人畏惧的存在，饿死你也没人管的好不好？所以，你准备批评他们认知有问题？

好，即便他们上报了，你觉得警方和救助站就会管？如果找不到家人，你觉得当地精神病院/福利院就会养她一辈子？你觉得当地财政有这笔预算，如果没有这笔预算，上级部门和中央就有这笔拨款？

给大家看个案例，链条的每个环节是怎么断掉的。2005年，湖南29岁的张衡生（疑似精神病人）被车撞伤之后，当地茶恩寺镇扶桥村村民先后拨打电话与湘潭县110指挥中心、湘潭县交警大队、茶恩寺镇派出所、茶恩寺镇民政所取得联系，可5天内无人过问，直至张被冻死。

这里面最重要的细节不仅是5天内无人过问被冻死，而是据当地村民反馈，经常有救助站把精神病人扔到他们那里就不管了。有人亲眼目睹一群精神病人从车里被推出来，而就在衡生冻死的那个路段，当地村民就埋葬了4个男精神病人，3个被车撞死，1个活活饿死。大家可以搜索《湖南遇车祸青年苦撑五天冻死路边事件完全调查》，“衡生之死”是那一年全国皆知的热点新闻，距离卜小花走失的2011年不过6年。

如果你觉得中国进步太快，这是太久远的极端个案，我再找一个，2013年新京报的《解锁重症精神病人》系列报道：“关在笼中、锁着铁链的精神病人，偶见于新闻事件，而记者采访发现，这样的‘笼中人’其实是个庞大数字，仅河北省便有约10万人。”“重症精神病患者超过1600万，能够住院治疗的不超过10%。”“据调查统计，2011年，有的省获得基本药物免费治疗的重症精神病患者，尚不足1%。”

不需要我再找了吧。现在我想问，2011年出现在石叠村的卜小花，被饿死、落水死、被车撞死（7、8月间被冻死的可能性不大）的概率有多高？“收留”这个词令人很不适，但在更严酷的现实面前，真的有那么难以令人接受吗？

这就是网络与现实的断裂。我不是说要把现实合理化，我最不满的是，大家好像漏骂了什么。

这一轮网络舆论，被骂得最惨的是那个所谓“丈夫”张瑞军，然后是认可张瑞军“收留”卜小花的当地警方，再有就是麻木不仁的当地村民，但是，最应该骂的，难道不是那个权力最大资源最多牛逼哄哄无所不能的汲取性政府吗？

我最不能忍受的是：这似乎只是一个单纯的刑事案件，只要把张瑞军给判了，把当地警方通报批评一下，这事情就完了。

这也是城市和农村的断裂。别动不动就说什么“盲山”了，这个词比“收留”更让人作呕。一群人对另一群人遭受的不公孰若无睹，怎么还有脸去对别人进行道德批判？中国农村精神病人没人管，农村老人一个月只有一百多块养老金，怎么就不见人义愤填膺如坐针毡呢？石叠村不是“盲山”，如果是，那村外的人同样也都瞎了眼。

所以，你指望卜小花在低福利的石叠村能得到什么呢？

卜小花本身的遭遇是巨大的悲剧，这还隐含另外一层的悲剧：如果卜小花不是硕士，不是城里人，不是家庭情况还不错，事情很可能不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假设卜小花出生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那么，她走失可能家人根本就不会去找，即便找到家里人也不会接受，这并不鲜见。我忍不住会想，这种隔膜，永远只有等城里人极其偶然地到了农村，遭遇伤害之后才会看见。远的如知青文学，近的是卜小花。但是，如果我们的社会，有接近一半的人生活遭遇极其不公平的待遇，而其他人视而不见，你想的安全即可得乎？

之前我感慨“中国农民不是人”，有朋友问：有没有人算过直接给一定年龄以上的农民上社保需要多少钱？我的回答是：应该算即便目前的社保支出不变，如何调整才能保障农民享受均等的养老福利？也许这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无法实行，但凭什么就不可以呢？

我们经常听到说中国人口众多，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总之中国没钱，这不搞笑吗？中国人这么勤奋，怎么会没钱？

今日中国，所有人都应该认识的一个问题：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分配不公，而最大的不公不是资本家占有太多，而是政府占有太多，然后分给了自己。

比如：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两个“事实孤儿”能得到什么样的照顾？政府能参照上面的标准给全包了吗？

BBC新闻团队调查发现，有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西红柿经过中亚和东欧运往意大利，并作为“意大利番茄”在世界多国超市中出售。14位受访者告诉BBC，他们在新疆亲身经历或目睹过他人被迫参与西红柿种植。（点击阅读BBC英文和中文版报道。）

通过海关进出口信息等公开资料，BBC发现新疆出产的西红柿通过火车运到哈萨克斯坦，再经过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最后被运往意大利。在2020到2023年间，意大利番茄加工企业安东尼奥·佩蒂（Antonio Petti）从新疆冠农公司购入了3600万公斤的西红柿。冠农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旗下的公司，因涉强迫劳动受到美国的制裁。佩蒂集团为全球多地的大型零售企业供货。早在2021年，佩蒂集团就涉嫌将以新疆番茄为原料制成的番茄酱作为意大利番茄产品出售，并被意大利当局调查。意大利当局在突袭中缴获了一份文件，里面写明了将中国的番茄和意大利番茄混合在一起的具体步骤。另据美国、意大利和加拿大媒体报道，佩蒂集团的部分产品被售往北美。但在一年之后，这起案件在意大利达成庭外和解，佩蒂集团对外否认从中国进口番茄。

在调查中，BBC记者以商人的身份暗访佩蒂集团旗下的“意大利食品”（Italian Food）公司，在参观工厂的过程中，公司总经理帕斯卡莱·佩蒂承认公司在使用中国的西红柿，他说：“是的……欧洲没人想要中国西红柿。但如果是你，那就可以，我们可以找到一条路为你提供最好的价格，即使是采用中国西红柿。” 记者在工厂里用隐秘摄像机拍下十几个装着番茄膏的桶，其中一个标签上写着：“新疆冠农番茄有限公司，生产日期2023年8月20日”。

几名接受BBC采访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表示，自己曾在新疆被强迫参与生产番茄，被迫长时间工作并遭到殴打：

“（监狱当局）告诉我们这些西红柿是被用于出口的，”艾哈迈德（化名）说，如果工人没有完成指标，比如每天650公斤，他们就会遭到电棒击打。

2015年因旅行证件不规范而入狱的维族教师马木提（Mamutjan）说，自己曾因未完成分配到的高数量工作任务而被殴打。

关于新疆强迫劳动的报道屡见不鲜。2022年，联合国发布报告证实新疆拘留中心里存在虐待和强迫劳动现象。北京否认了相关指控，称联合国的报告则建立在“虚假信息和谎言”基础之上。

根据上述调查，BBC制作了一小时的纪录片：

相关阅读：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新疆的压迫制度是如何发展？我们又要如何遏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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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关注】Never Forget｜从中国冒险逃离后，他的麻烦才真正开始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中国数字时代长期关注中国大陆的审查与抗争，但是我们也留意到墙内墙外也并非泾渭分明。一方面，中共大外宣遍及全球，另一方面包括华人在内的全球民众也在戮力捍卫自由。为此，我们设立“CDT关注”栏目，旨在发掘并助推中国境外网络中反抗中共专制的努力，尤其是华人世界勇敢的声音和行动。

一、莽莽｜一所独立藏语民族学校的坚守与落幕

11月13日，独立中文杂志《莽莽》发布了一篇关于吉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的深度报道，标题是《一所独立藏语民族学校的坚守与落幕——吉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的30年》，作者为段荆棘。

这所私立学校由藏族僧人吉美坚赞于1994年创办，在30年间为藏区五省免费招收学生，采用藏语授课，融合传统僧院教育与现代教育理念，培养了大量精通藏语且具现代知识的人才。

学校经历了资金困境、政策压力等诸多挑战，始终坚持传承藏族文化和教育理念。

2024年7月，这所被誉为"藏人的哈佛大学"的学校最终被迫关停，标志着藏区最后一所以藏语授课的私立学校的消失，引发藏族社会的广泛悲痛。

本文作者曾在这所学校担任网络技术员，经手许多数字档案，见证了拉加学校在这片土地上的创立、挣扎发展和最终被迫的落幕。如今已在海外的作者，听闻学校关停，但曾经的师友和藏人伙伴因审查机制无法传达悲痛的心情，写下了这篇文章。

全文阅读：一所独立藏语民族学校的坚守与落幕——吉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的30年

文中写道：

学校注重多语言教学，我还记得运动会校庆的时候台上的主持报幕有五种语言之多：安多藏语、拉萨藏语、康巴藏语、汉语和英语。藏地各个方言音之间可能会差距很大，一个安多人遇见拉萨人可能完全无法交流，甚至需要用普通话来沟通。而在过去，凡读过书的喇嘛则可以通过书面语交流，因为藏文的书写系统是被统一化的。在拉加学校，学生们不需要剃度出家，就可掌握这套书写系统和藏人知识分子通用的书面语。

在传统的藏区，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很有限，校长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从1997年就开始向当地教育部门申请建立一所女子学校，校长说：“女童的教育是母亲的教育，母亲的教育是人类的教育。”最终他通过各种渠道筹措资金，2005年在拉加神山下成立了草原女子学校，这是藏区第一所女子学校，学生也是来自各地牧民的孩子。校长认为，发展女校可以让女孩们自己独立办各样的活动，参与的机会不被男生抢走。

学校的教育理念一种是全人教育（Holistic Education），试图把学生培养成熟练掌握母语的民族通才知识分子。每个高三毕业生都有一两个毕业作品在手，有乡志、家谱、寺院史的书，还有画作、诗集、论文、MV、纪录片、剧情短片这些作品，形成了一大批活跃的独立出版物和独立影像。有时候我觉得学生的文化生活丰富得如同大学，区别是学生做这些毕业作品的目的并不是要满足毕业条件，而是单纯对文化的探索和渴望。

拉加学校的最后一课，没有人在黑板上写法兰西万岁。毕业生们在毕业典礼上听到了学校要停办的消息，他们身着绿色的绶带，听着台上老师对他们未来人生的鼓励，他们低下头，抹着眼泪。高一高二的学生也不会在拉加学校有毕业典礼了，毕业生走后，他们也被聚集在一起，听着老师说：学校要关了，你们今天也毕业了。

往常的毕业典礼，学生会手捧哈达从学校走出来，把哈达系在学校大门上，表达对母校的祝福。 这一次，学生们哭着用哈达和僧袍抹眼泪，泪水止不住地落下，没有什么语言可以表达他们心里的话。他们把哈达系在学校大门上，表达对母校的最崇高的敬意与不舍。

在微信上，学生们落泪的视频下的留言只有汉语的惋惜、祈求、悲叹和长长的哭泣表情符号，没有一条藏语评论，任何藏语的评论都发表不出来。如今，他们已经没有了用母语表达悲痛的权利。

县上的公务员开始向身边的人维稳，警告他们不要转发学校关停的消息和学生哭泣的视频，除了微信的零星视频外，小红书微博等社交媒体开始不显示拉加学校的相关消息。转发公众号文章的僧人被带到派出所，被质问：为什么要转发，对政策有什么不满？甚至逼迫僧人签署保证书、按红手印，保证不再发表违背国家政策的言论。

二、Never Forget｜从中国冒险逃离后，他的麻烦才真正开始

11月10日，记者Nyrola Elimä和Ben Mauk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历时两年完成的深度报道，讲述了维吾尔人哈桑·伊玛目（Hasan Imam）从新疆逃离定居海外的艰辛历程。

这篇文章写道，2013年伊玛目和同行的几百名维吾尔人偷渡进入泰国后被当局羁押。关押三年后，他与20几名同伴冒险越狱逃到马来西亚后，又被投入看守所，最终在人权组织和律师的斡旋下获释并前往土耳其定居。

文章写道，目前仍有至少48名维吾尔人被关押在泰国条件恶劣的看守所和监狱，近年已有至少5人在羁押中死亡。文章记录了中国如何向泰国施压，要求其遣返维吾尔人。近年来，除东南亚国家外，北京还向欧洲、中东、北非等地施加压力，并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等跨国机构压迫维吾尔人。

Matters网友Never Forget将文章翻译成中文，本文是翻译的节选。CDT持续关注中国和全球范围内维吾尔人的境遇，并记录相关网络审查和抵抗行动。

节选部分写道：

非法越境且没有身份文件的维吾尔移民很容易受到勒索和人口贩卖之害。过去两年里，我们一直在调查维吾尔人从中国大规模逃离的现象，采访了30多名经过东南亚的走私路线幸存下来的人。路上常有人死亡或失踪。

一位女子告诉我们，她4岁的女儿就死在了路上，在柬埔寨坐船的时候，孩子从过度拥挤的船上掉下去溺水身亡。有孩子在肮脏的安全屋里出生，也有父母因为害怕被逮捕和遣返将孩子遗弃在医院。这些孩子的父母确实有充分原因心怀恐惧，2009年，柬埔寨将20名申请联合国难民身份的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据“人权观察”报道，其中一些人后来被判处死刑。

在维吾尔人出走的高峰时期，有人被缅甸驱逐出境，有人在试图进入吉尔吉斯斯坦时被枪杀，也有人在越南边境遇害。离开中国并不等于获得安全。

没有人知道在过去15年里有多少人逃离了新疆。在报道过程中，我们获得了一份中国政府的内部文件，该文件记录了这场大逃亡的规模：这是一份电子表格，创建于2018年之前，标题为《新疆涉嫌非法越境的高风险个体》，包含了17743名维吾尔人的姓名和个人详情，其中有许多人是我们采访过，还有目前在苏安普鲁在押的二十多名男子。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中国仍能够施加巨大的影响。近年来，有维吾尔人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印尼被遣返到中国。在其中一些案例中，相关国家是在中国请求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后完成遣返的，而国际刑警组织明令禁止在政治迫害案件中使用红色通报。

2021年，中国发出红色通报后，一名维吾尔男子在摩洛哥被捕，批评人士称其滥用红通，国际刑警组织随后撤销了该通缉令，但这名男子仍在监禁中；最近在2023年，欧洲人权法院命令马耳他停止遣返一对庇护申请未获批的维吾尔夫妇；在土耳其，数千名中国籍维吾尔人仍面临被遣返的风险。

苏安普鲁的一些在押人员的亲属告诉我们，他们不敢发声，害怕因此失去居留身份。2019年，土耳其将四名维吾尔人遣返至塔吉克斯坦，他们随后被送往中国。维吾尔人权项目的研究员彼得·欧文说：“维吾尔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真正的安全。”

三、晓波助澜会｜关于47人案宣判的公告

被称为“47人案”的民主派“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45名已定罪的被告在2024年11月19日判刑。由起诉到判刑，横跨了3年8个月。其中，香港法学学者戴耀廷遭判刑10年，其余人士均在4年刑期以上。

对此，于2021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由身在香港的学者、记者、律师、NGO、社运等各界人士组成的晓波助推澜会自由香港委员会发布公告。

该公告写道：

今天，是香港自由被极权主义践踏的一天，人民、自由、法律在铁蹄下呻吟。

中共建政迄今的历史，就是一部践踏人类自由、公义、良知的历史，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邪恶的，建立在恐怖、暴力与谎言基础上的极权主义统治政权，为了维护专制制度。从来无视人世间的一切人性和道义，所以也从来容不下香港争取自由的烛光，他们害怕这自由的星火刺破这地球上最深的黑暗国度，点燃大陆中国人希望的烈焰。

所以，在利用完香港把中共政权在破灭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以后，在中共的极权主义崛起成为自由世界威胁的当下，在中共党魁习近平踌躇满志作出“东升西降”论的现在，随着在2014、2019年香港持续的两场争取自由的民主运动兴起，香港的自由社会对中共统治的威胁已超过其对中共经济贡献，为了防止香港的民主运动对中国大陆的民众形成效仿效应，进而威胁到中共的专制统治，中共悍然毁灭香港的自由，让香港从曾经的万马奔腾变成现在的鸦雀无声。在英国统治下经历一百多年港人筚路蓝缕栉风沐雨才绽放出来的东方之珠，现在已衰落破败。

然而，无论专制监狱的高墙筑得多牢固，也必然崩塌，这是所有专制制度的宿命。人类的历史就是自由战胜专制的历史。中共在习近平定于一尊的个人独裁下已走向了末路，帝国社会治理失败危机的全面爆发已迫在眉睫，共产极权大厦的轰然倒下已势不可挡，帝国终结的钟声已在准备震耳欲聋，历史的大势不是中共扼杀香港自由就能阻挡的。

值此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我们不但要记下中共党魁习近平、香港盖世太保李家超对香港人民所犯的血债，也要记下俯首听命为虎作伥的香港各级大小奴才官僚对香港人民所犯的血债。今天，我们特地记下践踏香港法治的三个刽子手的名字：陈庆伟、李运腾、陈仲衡。

某种意义上，陈庆伟、李运腾、陈仲衡以及其他为虎作伥的香港法官比中共极权主义更可恶，因为他们的法律专业知识让其知道法律的本质是保障自由与人权，知道极权主义是什么，在做什么，他们对罪恶不但是保持沉默更是同流合污，他们的为虎作伥，让极权主义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以捍卫法律的名义去践踏法律，以保障自由的名义去消灭自由，以保护人民的名义去强奸人民。

今天，晓波助推澜会自由香港委员会以人类良知的名义，判决陈庆伟、李运腾、陈仲衡有罪。晓波助推澜会自由香港委员会发誓，在中共极权大厦轰然倒下的不远将来，即使陈庆伟、李运腾、陈仲衡潜逃到天涯海角，也要引渡、抓捕回来接受自由香港自由人民的正义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