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在老挝被强行遣返中国的人权律师卢思位涉嫌偷越国境的案件，下周将在成都开庭。卢思位妻子表示，在正常情况下，卢思位应该可以当庭宣判和释放，但担心存在变数和丈夫因长期关押对身心造成的伤害。

中国人权律师卢思位目前被关押在成都的看守所。他的妻子张春晓对本台透露，在本周二(4月8日)收到有关方面的通知，卢思位涉嫌偷越国境罪的案件会在下周三(4月16日)下午2点半在成都市成华区法院开庭。

家属盼卢思位案能在开庭日获释 期望公平审讯

她表示，偷越国境罪一般是判囚1年或以下有期徒刑，因为卢思位从去年到现在已被关押半年，他在2023年时也曾被关过3个多月，正常来说法庭应该在开庭日宣判，卢思位有机会当庭释放，但也担心会有超出预期的情况出现。

张春晓说：“理论上来说是当庭有结果的。正常的情况应该是这样子，要释放他出来了。开庭最少把这个事情往前推进了一步，虽然整个事件是不好的，是让我们备受折磨的，但是我还是希望它能够早点结束。当然他能够尽快离开看守所，我至少可以跟他通话，我会放心一点。我期待有一个公平的审判，我希望一切正常的进行，但是也担心会有意外。”

卢思位信中透露身心状况不佳

张春晓表示，去年10月卢思位被关押后，不能直接与丈夫联络，只能根据代表律师的汇报了解丈夫的情况。据她的了解，卢思位被关押期间，应该没有受到酷刑。但她说，前几天收到卢思位2月时时寄给她的信，是他被关押后首次成功寄出的家信，感到安慰的同时，看到信中透露的看守所生活状况，也使她感到担忧。

张春晓说：“他就说他的身体、心理、精神的状态都很不好。看守所的生活很差，伙食很差，就是每天大概就是吃萝卜这些，已经吃了4个月了。他就说他的皮肤病更严重，因为长期晒不到太阳，也没有特效药，不让送药就只能用他们(看所守提供)的药。根据他(卢思位)的描述，我能够感受到长期的这种羁押，他的思维和表达都有下降，精神状态和心理应该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这种伤害，肯定是让我很担心的。”

张春晓表示，丈夫在信中表示挂念她和女儿，虽然他们一家人分隔两地，但心是团结的。她和女儿在开庭日会一起为丈夫祈祷，盼望就算不能一家团聚，丈夫也能离开看所守，让她们可以打电话联系，再次听到卢思位的声音。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中国官员周三（4月2日）证实，一位在八个月前失踪的的藏传佛教领袖近日去世。两个独立消息源对自由亚洲电台藏语组指出，该名深具影响力的领袖在公开呼吁保护藏语和藏文化之后失踪。

图尔库·洪卡尔·多杰（Tulku Hungkar Dorje）是青海省果洛州甘德县龙贡寺的第十任住持，享年56岁。多年来，他以慈善家、教育家和宗教导师的身份在藏区广受敬仰，信众尊称他为“堪布”，意为藏传佛教的转世高僧。

在图尔库·洪卡尔·多杰过世的消息传出后，众多藏人网民在社交平台上表达哀悼。网民们纷纷写道：“当这样一位位有学识的领袖接连离世时，我们就像没有牧羊人的羊群，孤零零地被留下。”、“听闻又一位全心全意为西藏宗教与民族事业奉献的人士辞世，我的心从深处感到痛苦”、“一位像黄金般坚强的人，怎么可能只是病死？”。

独立消息来源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中国官员周三召集龙贡寺七名僧侣，通知他们图尔库·洪卡尔·多杰已去世，但未说明具体的死亡时间、地点及死因。当这些僧侣们被告知他去世的消息时，还被要求签署一份政府正式文件确认其死讯，但中国官员未透露住持遗体的下落，也没有说明他在失踪的几个月里被关押在哪里。

图尔库·洪卡尔·多杰最后一次公开讲法是在2024年7月，之后便“被消失”。自他失联以来，中国当局严禁寺庙僧侣及当地藏人讨论其下落，并禁止传播他过往讲法的音频和视频。到了2024年12月，外界对其安危愈发担忧。一位消息人士当时告诉本台，北京方面已开始拘留多名来自西藏各地的知名喇嘛进行审讯，并担心图尔库·洪卡尔·多杰可能已在羁押中去世。

图尔库·洪卡尔·多杰一生致力于推动藏区教育与慈善。2005年，他在果洛藏族自治州创立当地首座藏传佛教尼姑庵，并陆续设立多所学校与职业培训中心，为牧区藏族家庭的子女提供免费教育。这些学校不仅教授藏语、藏族历史，还包括中英文、数学、品德教育，以及唐卡绘画、藏医、裁缝与地毯编织等职业技能。据悉，这些机构多数在他失踪后不久遭到关闭，其中一所早在2021年就已停办。

除了教育事业，他还于2004年成立慈善基金会，长期为数千名僧人、尼姑及年长藏人提供免费粮食、衣物和药品。

图尔库·洪卡尔·多杰于1980年至1989年在龙恩寺接受僧院基础教育，随后赴印度和美国深造多年。他于2002年回到西藏，接任龙贡寺第十任住持至今。

责编：李亚千

重庆市渝北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维权人士陈明玉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案件缘起于去年5月20日，即台湾的总统赖清德就职当天，陈明玉与20余名维权人士在重庆聚餐庆祝，随后被当局传唤，多人遭拘留，而陈明玉于同年7月4日被逮捕。

据悉，陈明玉在被捕后经历刑事拘留、批捕、起诉等程序，其案件最终在渝北区法院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据维权网报道，当法官判决公布后，陈明玉当庭表示震惊与愤怒，坚称自己无罪，并立即提出上诉。她说，她所参与的活动，包括庆祝台湾大选、抗议天然气公司欺诈以及为维权人士刘富祥接风，皆符合宪法赋予的权利，反倒是公检法机关的指控才是真正的违法行为。

陈明玉的友人宋先生本周三（2日）告诉自由亚洲电台，陈明玉被判刑说明当局对待维权人士的惩罚力度不断提升。他说：“我认识陈明玉，渝北区的。在中国大陆什么都是他们（官方）说了算。你知道的，现在的言论空间愈来愈紧，我们都是生活在大陆的，如果一旦说了什么，会很麻烦的。几年前，他们抓人的时候，还的确要有一些事情发生，现在他们抓人完全不按法律来操作，只要他们想抓谁，就直接抓。”

陈明玉儿子当庭情绪激动表示上诉

庭审当天，陈明玉的儿子袁畅也在现场。他在得知母亲被判刑两年半后，情绪激动，认为自己此前受到警方欺骗与威胁，没有及时向外界披露母亲被关押的情况，间接导致了此一结果。

(维权网图片)

赖清德就任台湾的总统当天，重庆20多名维权人士聚餐庆祝，均被当局传唤，随后多人被拘留，陈明玉于2024年7月4日被捕。重庆的周先生对本台说，当地政府对百姓聚会愈来愈敏感，原因是担心聚会者批评政府：“无论是民众庆贺赖清德当选和总统就职，还是谩骂普京侵略乌克兰，这类声音在大陆愈来愈强烈，发出这样的一些言论都会受到当局的骚扰、抓捕甚至判刑。这也显示大陆民间抗议的碎片化、原子化更加弥漫的态势。应对这种局面，他们需要扩大打击面，他们需要抓捕更多的表达不满的人士。”

陈明玉长期维权遭遇打压

陈明玉长期参与维权行动，屡遭打压。本台等多家媒体曾报道，2020年8月1日，陈明玉在重庆渝北区花石村被三四名不明人士强行带走。当时，她的儿子试图阻止，但反遭袭击受伤。而警方在接获报案后，数次推诿，并未及时出警。

更早前，在2019年10月20日，她也曾在重庆北站候车亭被不明身份人员绑架。当时，她正准备前往北京第一中级法院登记立案，最终被带至双龙湖街道办事处，身份证随后遭没收。

陈明玉的维权行动源于家族遭遇的不公。她的哥哥陈明华于25年前因耕地纠纷遭公安枪杀，尸体被强行火化，骨灰至今未能取回。2014年，当地政府又对陈家的房屋实施强拆，陈明玉因此四处上访，持续揭露政府腐败，并因此多次遭到打压。

异议人士郭闽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在中国大陆，凡是发表对政府不利的言论或做了不利政府的事情，那么国保就会将你列入“黑名单”：“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他都以寻衅滋事这个口袋罪对你进行惩罚。我在国内的时候也经常聚餐，他们（公安）也跟踪，或者你们吃饭他们在现场监视你们，他们就在另外一房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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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玉提起上诉

陈明玉案的判决，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郭闽认为，中国当局近年来对异见人士的打压力度持续升级，陈明玉的遭遇便是典型案例。人权组织表示，该案表明中国政府对公民表达自由的打压已达到荒谬程度，仅仅因私人聚餐庆祝台湾选举就遭如此严厉惩处，显然是借法律手段进行政治报复。

陈明玉目前已提起上诉，其家人及支持者希望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以敦促中国政府遵守法治，释放她及其他被捕的维权人士。

责编：陈美华

辽宁省抚顺市访民朱桂芹上访维权二十余载，去年再度被囚禁在精神病医院，至今已超过三个月。近期，朱桂芹的友人辗转联系到自由亚洲电台，呼吁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给予帮助，以确保朱桂芹的生命安全。

维权人士姚先生本周四（27日）对本台披露，基督徒朱桂芹去年两度被关进精神病医院，最后一次是去年12月。姚先生说：“辽宁的朱桂芹一直被（当局）控制，把她关在精神病医院里。她每到‘两会‘、’六四‘这些时候都会被关起来。她也被关过沈阳马三家劳教所，因为当初她控诉里面太邪恶，国际媒体报道后才被取消了。”

殴打、捆绑、强制灌药

多位知情人士告诉本台，去年6月至11月期间，她被强制送入康宁精神病院，在长达五个月的住院过程中遭受暴力殴打、虐待、长时间捆绑及强制灌药，严重侵犯被羁押者的基本人权。朱桂芹的一位友人王女士本周辗转联系到自由亚洲电台，告知朱桂芹的近况。她说：“去年6月12日，朱桂芹被关押在辽宁精神卫生中心开原分院和康宁精神病医院，长达五个月，期间遭受折磨，直至11月12日才获释。然而，一个月后，她再次被关入开原精神病医院。朱桂芹希望有公益律师前往医院，为她提供法律援助和安全保障。目前，她已被再次关押三个月。请设法让国际人权组织关注此事。”

本台记者多次拨打朱桂芹的手机尝试联络她，但无人接听。

警方以“外出旅游”为由将其送医

王女士告诉记者，去年6月12日，抚顺市公安局长春派出所警察声称带朱桂芹外出旅游，却将她押送至铁岭康宁精神康复医院。到医院后，她被两名医护人员拖入病房，对其殴打，又被捆绑在床上长达一个多月：“朱桂芹反抗，医院护工用拳头击打她的头部；用脚踢她的腹部和大腿，甚至用不锈钢盆底击打她的脸部；用勺子撬开她的牙齿、用毛巾勒住她的嘴、用绳索捆绑她的双腋，还威胁她会制造‘病人之间冲突受伤‘的假象。这是我听一位从精神病院出来的人讲的。”

本台就此事致电辽宁省精神卫生中心开原分院办公室和开原市卫生局，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家族多人遭受迫害

朱桂芹被称为“中国大陆访民的代表人物”，过去二十多年，她多次被拘留、劳教、判刑。朱桂芹一家兄弟姐妹五人中，大哥、二姐被迫害致死，三姐妹被劳教。二哥朱传清两次被劳教，在劳教所里被打伤致残，患上“脑外伤癫痫”，导致朱桂芹为哥哥讨公道，但上访无门。其中，2004年，朱桂芹被送进辽宁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女子劳教所3年，劳动教养期间被警察殴打致局部残疾。2009年，她因与人权捍卫者曹顺利等人一起维权，被关押在北京市女子劳教所一年，期间经常遭到警察殴打。

关押精神病院成“维稳”工具

访民赵女士告诉本台，关黑监狱和精神病医院已成为当局对访民的所谓维稳工具：“听说过这个人，她在那里（精神病院）肯定好不了。在那地方，我碰见多少个被精神病的人，多得是。有的人名字我想不起来了，（警察）太卑鄙了。现在判刑的、拘留的人不少。”

根据中国《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只有在患者被诊断为严重精神障碍且已经发生或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危险时，才可实施住院治疗。此外，针对“被精神病”现象，2011年提交审议的《精神卫生法》草案提出，对故意将非精神障碍患者送入医疗机构的责任人，可能被追究民事或刑事责任。

访民“被精神病”羁押无期限

山东维权人士李女士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许多人因为到北京上访被送入精神病医院：“被精神病的人很多，因为上访，这就没有（被羁押的）固定时间期限了，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态，老百姓能有什么办法？这些人手里掌握着一定的权力，你也没有什么招数，即使是实名举报也没什么用。”

地方访民：有人已被关三年

江苏泰兴网民陆先生告诉本台，当地一位访民因上访维权，被羁押在精神病医院已经三年：“我们这儿有个人被关了三年了，他叫李小生（音），以前到我这里还玩过，他具体在里面经历了什么，我没有细问。但至少这三年内，他是没有自由的，他是被警察送进去的，也是因为去北京上访。”

15年来，本台曾多次报道基督徒朱桂芹的遭遇，她持续维权的抗争经历曾鼓舞不少受冤屈的人士走上维权之路。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3月25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SCIRF）发布年度报告，再度把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Country of Particular Concern），即在侵犯宗教或信仰自由的三级分类中，属于最严重或“特别严重”的级别。

报告指出，2024年，中国持续通过五年工作计划，推行“腐蚀性的中国化政策”，把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各个宗教群体，并要求完全忠诚并服从中国共产党；如果拒绝，就会面临惩罚和迫害。

事实上，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已经连续多年建议国务院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希望通过对外政策来改善中国的宗教与信仰自由状况。

不过，该委员会成员默罕默德（Asif Mahmoo）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藏语组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宗教自由情况并没有因此变好。他说，“我们想要的结果非常理想化。但即便如此，也未看到任何进展。与 10 年前相比，受压迫和沉默的人更多了”。

中国宗教自由仍为全球最差之一

报告指出，2024年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依然是全球最差的国家之一。不仅未成年人持续无法参与宗教活动，伊斯兰和藏传佛教等独特的宗教文化特点，也逐渐受到汉族文化或中国政府宣传的同化与压制。

例如，位于云南省的沙甸大清真寺采用中共批准的建筑风格，取代传统的圆顶和尖塔、中国当局禁止穆斯林在斋月期间禁止集体禁食和开斋，并把新疆的宗教活动变为共产主义庆祝活动。96 岁的新疆维吾尔族伊玛目达莫兰（Abidin Damollam）就因涉嫌“宣扬宗教极端主义”被判处 9 年徒刑，2月在狱中去世。

针对藏传佛教，中国当局除了禁止西藏昌都地区的一座寺院接纳新僧侣，并禁止拉萨在萨嘎达瓦节期间举办宗教活动外，还强迫四川省居民拆除家门外悬挂的宗教标志。此外，藏传佛教学校遭到关闭，当局还试图通过国营寄宿学校来同化藏族孩童，并逮捕、监禁那些公开或私下提及达赖喇嘛的信徒。

针对中国当局计划干预达赖喇嘛的继任过程，并惩罚持反对意见的藏人，默罕默德对本台表示，今年是关键的一年。如果让中国政府成功干预了达赖喇嘛的继任过程，“将是对全人类的一次重大打击”。他因此建议，美国国务院提名并任命一名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将此作为首要任务。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尽管北京坚称下一世达赖喇嘛必须在中国境内寻找，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已经宣布，他的继任者将在中国以外出生。这位藏传佛教的最高领袖在他的新书里写道，转世的目的是延续祖先前任的事业，因此新的达赖喇嘛将在自由世界诞生。

在中国，受到限制的宗教群体还包括地下天主教会和家庭教会。常见的惩罚方式包括拘留、强迫失踪或拒绝透露下落，也有的遭骚扰、罚款和监禁。今年1月，辽宁省大连市的家庭教会牧师阚小勇因被指控，涉嫌利用迷信破坏法律执行、非法经营、诈骗等罪名，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

再者，被订为”非法“邪教的法轮功和全能神教会信徒，也有数千名遭到逮捕、监禁和虐待，包括在拘留期间因虐待而死。

报告指出，2024年，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2300多名遭拘留或监禁的宗教自由受害者中，中国的人数最多，达810人。其中，有230多人下落不明，47人已获释，另有530多人仍未被释放。

科技技术压制宗教自由 进行跨国镇压

中国限制宗教自由的手段还包括使用高科技监控，压制批评中国宗教自由和相关侵犯人权行为的声音，以及实施跨国镇压和传递虚假信息。

报告指出，中国当局威胁维吾尔族和藏族侨民，对他们在中国的家人进行监视、勒索和威胁，迫使他们保持沉默。当局还通过推广新疆的旅游业，粉饰在那里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并驳斥国际社会的批评。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因此建议，除了与国际伙伴协调，制裁侵犯宗教自由的中国官员和实体外，还应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多边出口管制。报告提到，应该立法加强限制中国使用促进侵犯人权和压制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技术，包括通过修改《维吾尔强迫劳动法》和《2018年出口管制法》。

“而且，应该定期评估这些制裁，可能不是每年，而是每季度一次，以追踪进展，”默罕默德说道。“如果我们只是反复做同样的事情，就无法改善在中国数百万名受压迫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未来。”

美国政府估计，中国14亿人口中，18%信奉佛教（包括藏传佛教），5%信奉基督教，2%信奉伊斯兰。其他重要宗教传统包括道教、法轮功和民间信仰活动。尽管中国官方宣称是无神论国家，但政府正式承认佛教、天主教、伊斯兰、基督教和道教等五大宗教，并通过国家控制的宗教组织对其进行监管。

在本年度的报告中，同样被重新列为“特别关注国”的国家还包括缅甸、古巴、厄立特里亚、伊朗、尼加拉瓜、朝鲜、巴基斯坦、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同时新增了阿富汗、印度、尼日利亚和越南等国。

责编：李亚千

3月以来，多名中国家庭教会成员陆续遭到羁押。

3月10日，安徽省阜阳市的麦种归正教会，至少有2名信徒因“利用邪教活动危害社会”遭警方行政拘留。据本台此前报道，这是自2018年中国《宗教事务条例》实施以来，公安机关首次以邪教之名指控家庭教会成员。

据信徒介绍，麦种归正教会一直坚持基督教正统信仰，拒绝加入官方的“三自教会”，并积极参与宗教自由倡议。过去三年间，至少已有19名信徒被拘留。“三自教会”指的是被中国政府承认，且不受境外势力管理和干预的“自治、自养、自传”教会。

中国政府长期以国家安全和中共利益为由控制宗教团体，不光是对新疆维吾尔等穆斯林少数民族、藏传佛教徒和法轮功修炼者等群体实施持续性压迫，包括酷刑和跨国镇压。针对基督教，特别是在家庭教会领域，也采取限制、压制甚至直接取缔的措施；习近平上任以来，更是积极推动宗教“中国化”，针对宗教活动层层打压。

【信仰自由步步紧缩 中国政府打压家庭教会不松手】
3月以来，多名中国家庭教会成员陆续遭到羁押。中国政府长期以国家安全和中共利益为由控制宗教团体；习近平上任以来，更是积极推动宗教“中国化”。什么是中国的家庭教会，为何他们受到中国政府的打压和取缔？#家庭教会 #信仰自由 #宗教自由 pic.twitter.com/FRWLW6iih9

— 自由亚洲电台 (@RFA_Chinese) March 28, 2025

为何中国家庭教会，常受政府打压或取缔？

基督教会在中国的存在不仅是成立和服务信徒那么简单，还需要向国家的“爱国”宗教协会登记，才能避免被视为非法或邪教，免受处罚。

近年来对家庭教会最严重的打压，发生在2018年12月，警方大规模搜查四川省成都市的秋雨圣约教会，逮捕百余名信徒，最终取缔教会。一年后，该教会牧师王怡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被判处9年有期徒刑。

自此，每年圣诞节和纪念上述事件的“12.9教案日”，秋雨圣约教会成员都会遭到当局大规模维稳。2024年12月，该教会副执事肖荦彪一家即因计划在家中举行圣诞庆祝活动，被成都警方阻止和传唤，理由是“涉嫌被依法撤销的社会团体，仍然以社会团体名义活动”。

不过，根据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Center for Religious Freedom）主任谢伊（Nina Shea）和为中国基督徒提供法律援助的“对华援助协会”创始人傅希秋（Bob Fu）估计，中国1亿多名基督徒中，仅约3600万人在政府的管辖或控制下实践信仰；其余的人可能属于家庭或地下教会成员。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8年的民调则显示，中国约有2千万名成年人自认是基督徒，包括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约占中国成年人总数的2%。由此来看，基督徒可谓是中国最大的宗教少数群体。

今年40岁的王学光牧师是家中第三代基督徒，他在2024年移居至美国，曾在长春、沈阳、温州等地家庭教会中工作十余年；他介绍，“（我奶奶）就是因为信仰的缘故，文革的时候被抓去游街、戴高帽，我们这个家庭被定为‘成分不好‘。我小时候就感觉，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我想不通、搞不明白。长大了以后，感受到中国基督教受到的打压，现在我才越来越明白怎么回事。”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国农村地区的基督徒有每天早晨5点钟举行祷告会的习惯，推动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复兴。

“我很小记事的时候，早上4、5点钟，我们山东睡炕，我妈妈就起来为我们祷告，每天早上都是这样，” 王学光说。

(Claro Cortes/路透社/Claro Cortes IV CC/CCK)

中国家庭与地下教会的起源

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凤岗2024年6月11日接受成都秋雨圣约教会原牧师王怡的儿子Joshua Wang访谈时表示，1949年以后，中国教会所有的困境、挣扎、艰难，还有它的全部信仰实践，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到底跟党走还是跟主走？”

据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2017年的中国宗教自由报告，1949年中国共产党当政后，驱逐了外国传教士，并在1950年代成立了几个“爱国教会”，旨在切断中国与外国教会的关系，并建立起党和政府与中国数百万基督徒的联系，包括1954年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及1957年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隶属于这些组织的教会受“政审合格”的神职人员领导。

杨凤岗在上述的访谈中提到，1949年西方宣教士主导的宗派已预备撤出中国，他们给中国教会预备的方案，就是化整为零，建立“家庭教会”。但从1948年到1949年，这些大宗派教会已有所酝酿，开始推动建立家庭小组，就是为转向家庭和转向农村作准备。

随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禁止一切宗教信仰，除了禁绝所有宗教活动外，还解散隶属于政府的宗教团体。

文革结束后，特别是上世纪90至2000年代，中国经历了相对宽容开放的时期，不仅爱国教会得以恢复，政府还提供资金修复教堂和一些重要的宗教圣地。

根据谢伊和傅希秋2019年在《华尔街日报》的投书，1989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后，北京急于保持对西方市场的开放，因此在大城市选择性地容许家庭和地下教会的存在；农村的地下基督教团体则面临教堂被关闭和成员被大规模送进劳改营的困境。

研究北京与梵蒂冈关系的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教授李道明（Lawrence C. Reardon），在牛津研究百科全书《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s》关于中国宗教管制的文章中写道，中国在1994年和2005年实施一系列新的宗教法规，允许官方认可的宗教活动，以加强道德标准并补充国家的社会福利职能。

但是，基督教在中国迅速崛起。这一发展令一些中共官员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感到担忧，认为可能威胁到党的统治。

习近平治下宗教“中国化”的影响

杨凤岗指出，2012年习近平升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前后，一些中国宗教研究学者，如北京大学教授张志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公开呼吁基督教必须“中国化”。不仅宗教事务官员热情地响应这些学者的号召，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领袖也表示接受。

习近平首次在2015年采纳此一口号，并在2016年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宣称，所有宗教都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最终，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把“中国化”确立为他治下的中国宗教政策特色，旨在确保宗教服从党国的领导，最新修订的第三版《宗教事务条例》也在2018年生效。

在新的“中国化”政策下，宗教场所必须升国旗，张贴“爱党，爱国，爱宗教”等标语和海报。

2017年，“自由之家”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对家庭教会已转为打压，因神学或其他原因拒绝向国家登记注册的宗教领袖和信众，面临礼拜活动场所被查封的风险，甚至可能遭到拘禁、殴打、失业甚至入狱。

镇压运动的典型特征通常包括突袭查经聚会或宗教仪式、抓捕数百名宗教领袖和信徒。在胡锦涛当政期间，绝大多数被捕的人经历短期的行政拘留后被释放，但每年仍有数十人被判处“劳教”或入狱。

杨凤岗在2024年1月18日美国《今日基督教》撰文指出，原本自2000年后，部分家庭教会被默许在不加入三自爱国运动的情况下，透过向政府登记的方式公开进行宗教活动，以分成较小群体的方式谨慎地聚会。但2018年后，只能以地下教会的形式存在。

他强调，2018年以来，中国当局关闭大量拒绝服从的家庭教会聚会点，包括著名的成都秋雨圣约教会、北京锡安教会、广州荣桂里教会和厦门巡司顶教会。公然反抗的家庭教会领导人受到人身骚扰、旅行限制、巨额罚款、驱逐住所、刑事拘留和监禁等惩罚。

责编：李亚千

中共持续打压基督教，成都秋雨圣约教会基督徒龙克海，上周被甘肃省徽县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现关押于陇南市徽县看守所。有信徒披露，龙克海被刑事拘留可能与声援异议人士张盼成等人有关。此外，宁夏银川市马彦传道涉“组织非法聚集罪”案第二次开庭受审。

59岁的龙克海曾先后服刑三年半，去年7月刑满释放后，于今年1月正式加入成都秋雨圣约归正教会。上周三（19日）该教会在代祷信中提及，教会会友龙克海已经在当天17时被刑事拘留。信徒家属提供拘留通知书指龙克海涉嫌寻衅滋事罪，现羁押在甘肃省徽县看守所。

秋雨圣约教会一杨姓基督徒本周一（24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说，龙克海刚出狱不足一年又被刑事拘留：“我记得龙克海出狱没多久啊，他去年7月出狱。我听说他的情况和（公民记者）张展的案情有点像，也是声援去年被甘肃合水县公安抓走的前北大保安张盼成，也是被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听说龙克海的家人正在联系律师。”

龙克海参与公民活动多次被抓被判刑

根据公开消息，龙克海生于四川，曾任职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汉中工务段，长期关注社会公义和人权事件，并投身公民活动，因此多次遭受警方约谈和警告。他的首次入狱发生在2019年3月4日，当时陕西宝鸡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将其拘捕，并判刑一年半。2020年9月出狱后，他持续遭受骚扰与监控，被迫搬回甘肃徽县嘉陵镇，生活受到诸多限制。

2022年7月，因关注律师常玮平案，龙克海再度被徽县警方以相同罪名判刑两年，直至2024年7月刑满释放。恢复自由后，龙克海前往成都秋雨圣约教会，并于今年1月正式成为该教会成员。

陈姓基督徒对本台说，这几天教会已经为龙克海委托律师介入此案：“龙克海被捕的具体原因尚不明确，但外界猜测可能与他关注并组织援助近期被捕的张盼成、参与公民活动等有关，教会已为他请了律师，这几天可能去甘肃徽县看守所，请龙克海签署代理这个案件的协议。”

秋雨圣约教会持续受打压

龙克海加入的秋雨圣约教会近十年屡遭公安骚扰，教会的多名牧者、长老及会友相继被捕或遭受不同程度的限制。数年前，教会被取缔，牧师王怡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九年，长老张春雷等人也因类似罪名遭法院判刑。

与此同时，其他多个家庭教会亦面临类似困境。去年8月20日，宁夏银川的马彦传道因涉嫌“组织非法聚集罪”被羁押，该案今年2月10日首次开庭后，本周一（24日）第二次开庭。据知情人士透露，马彦在当地长期组织家庭聚会，并曾公开发表关于宗教自由的言论，这可能成为他被指控的主要原因。尽管家属和信徒多次呼吁公正审判，但案件审理过程缺乏透明度，外界对其最终判决表示担忧。

“寻衅滋事”早已成为“口袋罪”

山东牧师张先生分析认为，这些年，中国政府对宗教自由的限制愈发严厉，特别是对基督教家庭教会的监管和限制不断升级，包括不准六人以上聚会，不准孩子参加崇拜、夏令营等。广东一曾经代理多起教案的刘姓律师说，寻衅滋事罪已成为中国政府打压异议人士的“口袋罪”：“许多批评政府政策或关注社会不公的公民都曾因此遭受刑拘甚至判刑。类似‘组织非法聚集罪’也成为针对宗教活动的法律工具，马彦传道案或将成为观察政府对家庭教会态度的重要风向标。”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据加拿大官方日前通报，中国当局在今年较早时以涉毒罪名处决了四名涉嫌毒品走私的加拿大人。加国对此表示强烈谴责。中方则回应称，加拿大应停止干涉中国司法主权。在加中关系因经贸等问题而紧张之下, 中国的这一举动是在发出何种信号？

“我们将继续与中国接触，我们不仅将继续强烈谴责，而且也请求对面临类似情况的其他加拿大人宽大处理。” 周三，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 (Mélanie Joly) 告诉记者，被处决的四名加拿大均因毒品相关罪行而被定罪处决。

渥太华谴责中国处决四加国公民 北京：停止干涉中国司法主权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Global Affairs Canada）当天早些时候在回应加拿大《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的询问时, 首次披露了这些死刑执行情况，并指处决是在今年早些时候进行的。

据《环球邮报》报道，赵美兰对媒体表示，这四名死者均拥有加拿大和中国双重国籍，不过死者家属要求加国政府不要公布姓名或详细信息。过去几个月，她与加国前总理特鲁多（Justin Trudeau）曾多次向中方请求宽大处理，但未能阻止死刑的执行。

3月2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上回应表示，中国对不同国籍被告人“一视同仁，严格依法公正处理”，依法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和加方领事权利。她还说，加方应当“尊重法治精神，停止干涉中国司法主权”。

曾因被控间谍活动而被中国羁押3年后获释的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Michael Kovrig）对这一消息深感悲痛和震惊。他以书面方式告诉本台：“中国的刑事‘司法’系统高度政治化，按照国际标准，任何经过该系统的人都不能被视为接受了公正审判或正当程序。”

他进一步表示，中国处决这些人，既表明了对人的生命和人权的冷漠，也表明了对其他国家看法的漠视：“他们根本不在乎加拿大人的想法。这一举动也清楚表明，中国当局并不真心希望改善双边关系。它希望双方关系的任何进展都必须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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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中关系长期紧张 中国对加征收报复性关税

这一消息被披露的正是在3月20日中国对加拿大部分农产品和食品加征关税征收生效日之前。北京在8日发表公告，对超过26亿美元（35亿新元）的加拿大菜籽油、水产品、猪肉等加征关税，以反制渥太华去年对中国的电动车和钢铝制品加税。中国官媒称，这些措施是警告加拿大不要追随美国的对华强硬政策。

“这种事情都是中国想向国际社会释放一个更加强硬的信号，也不排除它想用加拿大公民的生命来做一个谈判的筹码，包括那个谢伦伯格。”旅美中国人权律师、兴善研究所创办人滕彪告诉本台，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司法不独立。“它的政治考量会大于司法或法律程序方面的考量。”

近年来，加中关系持续紧张。2018年，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中国华为公司高管孟晚舟后，双边关系急剧恶化。作为报复，北京以间谍名义逮捕了加拿大公民斯帕弗（Michael Spavor）和康明凯，并将另一名因毒品犯罪被捕的加拿大谢伦伯格的刑罚从15年监禁改为死刑。直到3年后孟晚舟获释，斯帕弗和康明凯才被放回加拿大。此后，加中关系又因北京涉嫌干涉加拿大选举及不断贸易争端加剧而进一步恶化。

对于四名加国公民被中国处决的事件，康明凯告诉本台:“这释放出了一些信号，但并非全部都是有意为之。” 他指出，如果被处决的是华裔，这将再次表明“党国”认为自己拥有凌驾于全体中国人民之上的权力。其次，这表明中共感觉自己更不受既定的国际规则和规范以及西方舆论和外交的束缚。第三，这表明安全机构和政治强硬派在北京发号施令。执行这些死刑显然无助于改善中加关系，也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担忧，但这些显然都被忽视了。

“总而言之，这表明中共只关心权力，并热衷于表明它会为所欲为，而不管西方的担忧。”康明凯说。

对话基金创始人：判决书中四人均被列为加拿大人

曾代表这四人向中国政府游说的美国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的创始人康原(John Kamm)告诉本台，这四人都是男性，相关案件在广东处理。他指出：“最高法院本可以将刑罚改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也就是说最终整个都会被减刑，（因为）超过 99% 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罪犯在两年后都会被减刑，而他们选择不这样做。”他认为，这种结果非常糟糕，对于各方都不利。

对于四人的双重国籍身份，康原指出，他看过判决书，他们被列为加拿大人:“他们允许领事探视四人中的三人。其中一人显然使用加拿大公民以外的文件进入中国，不幸的是，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你就不能再声称拥有外国公民的权利了。”

(Shannon Vanraes/路透社)

虽然尚不知道这些人被处决的具体时间，但中国在短期内处决四名外国人被视为很不寻常。康原说：“我肯定从未看到过，在同一时间段内有四名外国人被处决的情况。”他也确认四起案件并非相互关联。

至于中国在以此释出何种信号，他表示，“我猜他们是在暗示他们真的不在乎国际舆论。这对中国的形象非常不利。他们显然不在乎。”

据《环球邮报》报道，目前约有100名加拿大公民被关押，其中许多人因毒品犯罪被判处死刑。其中包括2014年在中国被捕的谢伦伯格。加拿大政府表示，仍在为他争取宽大处理，他不在这次被处死之列。此外，加拿大公民范威（Fan Wei）、徐伟红（Xu Weihong）和叶建辉（Ye Jianhui）也因毒品犯罪在中国被判死刑。目前尚不清楚他们是否在这次执行名单中。

专家：北京在向海外华人发出警告

人权组织国际大赦（Amnesty International）的数据显示，全球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并经常以毒品犯罪名义判处外国人死刑。中国官方统计则显示，中国的案件定罪率超过99%，上诉几乎不会被受理，宽大处理请求更难获批。

滕彪告诉本台：“中国的死刑用得太多了，占全世界的80%以上。而且死刑数字也不公开。跟死刑有关的各种统计数据都被列为国家机密。另外一个，中国也是想通过各种办法来显示它不受国际社会的干涉，展示它的强势，尤其是和西方民主国家关系越来越糟糕。”

对于那些持有“双重国籍”者，旅美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士虞平告诉本台，中国就是透过这些处决释出警告：“不管是有意无意，这都送给海外华人一个非常严重的警讯，就是‘不要以为加入了外籍，我就不能处罚你。’”

虞平还说，据他了解，很多中国公民加入外国籍以后，出于各种动机，并没有去中国大使馆去注销中国国籍：“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他指出，不仅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很多情况下，外国对承认双重国籍也有限制。比如，一些国家就规定，只有在其原籍国也允许的情况下才能拥有双重国籍。因此，海外华人未来到中国旅行必须更加小心。

责编：梒青；网编：伍檫愙

3月18日上午，广州异议人士、词曲作家徐琳被控“寻衅滋事罪”一案在广州的法院开庭审理，其妻子和妹妹获准旁听。庭审过程中，徐琳拒绝认罪，法官没有当庭宣判。

徐琳案本周在广州市南沙区法院开庭审理。据维权网消息，徐琳妻子透露，所谓的庭审只是装模作样走过场。徐琳坚持不委托律师，认为那只能是陪对手演戏；对当局所列罪行——辱骂他人、传播虚假信息、微信朋友圈点赞、写歌等等指控，徐琳也不予辩解。

广州一位曾经为徐琳家属推荐律师的陈先生周四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十多年前，徐琳就在网上公开发表针砭时弊的文章、歌词并谱曲和演唱：“他写过很多歌词，比如律师之歌等等，徐琳是一位信念比较坚定，坚持正义不妥协。他第一次坐牢的时候就表现出毫不妥协的精神，表达自己的意见、自己的主张非常清晰，绝不含糊。以前他就公开说，请律师没用。“

言论成罪 再度入狱

62岁的徐琳也是一位诗人、网络作家，也是独立中文笔会成员。他长期撰写时政文章、诗歌并创作音乐作品，关注民主与人权议题。

去年5月17日，徐琳被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一个月后被正式批捕，关押于广州市南沙看守所。在此前发布的声明中，他曾表示，“如果我再次被中共逮捕，我坚决不请律师，任何指定的律师我也都不接受。在当今中国，对于我这样的政治犯，律师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还会给他们自己带来麻烦。”

徐琳的同乡及好友郭闽周四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他与徐琳相识近十年：“徐琳是株洲人，跟我住同一个城市。我认识他不久，他就被抓进去，被判刑3年。出狱后，他住在广州番禺，但他回株洲时，我们会联系，因为他父母亲在株洲。在徐琳坐牢的几年，他的父母亲在养老院度过。我们株洲公民圈多次组织去看望他的父母。”

徐琳并非首次因言获罪。2017年，他因创作歌曲《站在正义一边》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判刑3年，于2020年9月刑满获释。他的作品多次成为官方打压的目标。2012年，他因改编浙江异见人士朱虞夫的诗歌《是时候了》被刑拘；2015年，因创作《正义律师之歌》被公司解雇并遭软禁；2017年，他在湖南探望病重父亲期间被广州警方拘捕，并最终获刑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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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闽说：“他之前也是因为创作了大量的歌曲，比如《站在正义一边》等，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被抓进监狱。出狱后，他继续创作这类歌曲。徐琳肯干又敢干，我很佩服他。”

言论自由受限 国际社会关注

徐琳被捕后，国际社会对中国言论自由与人权状况的关注度再度升温。多家人权机构、海外媒体以及流亡异见人士对此案表示关注。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维权网”表示，将持续关注徐琳案件的进展，并向外界提供最新信息。

法律界人士陈先生对本台说，徐琳再次被控同样的罪名，估计徐琳的刑期会超过前一次3年刑期：“会高，肯定会高，这都是规律。一般正常情况下，如果指控跟上一次一样，我觉得这一次最少4年刑期，这是过往的经验。”

词曲作者何罪之有？

郭闽认为，徐琳的案件再次反映了中国言论空间的持续收紧。他说：“作为一名词曲作家，他的作品和言论竟成为指控其寻衅滋事的依据，暴露出当局对不同声音的容忍度已降至冰点。”

他还表示，近年来，中国言论自由的边界不断缩窄，众多网民因微博言论、朋友圈点赞，甚至创作歌曲而遭到拘捕，凸显官方对于网络舆论的高度警惕。

责编：陈美华、许书婷、何平； 网编：瑞哲

3月19日，由泰国官员和媒体组成的一个代表团抵达新疆访问，试图安抚外界对上个月遭泰国政府向中国遣返四十名流亡维吾尔人可能遭受侵权的担忧。但有观察人士认为，泰国方面的做法只是在配合中国政府演戏。

泰国政府二月底遣返四十名流亡泰国的维吾尔族人，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在中国政府并未改变对少数民族，尤其是新疆维吾尔等少数族裔的高压政策的前提下，外界一直担心这些被遣返人员的境遇。

对于本次泰国代表团到访新疆，泰国总理佩通坦（Paethongtarn Shinawatra）在曼谷对媒体表示，代表团的访问是为了安抚外界对这些遣返人员的担忧。但外界对泰国的这次访问并不信任，不少人将其与遣返行动等同起来；同时，泰国的行为也正在引发对流亡在各国的维吾尔族等少数族裔境遇的广泛担忧。

不被信任的访问

美国国务院在回复本台记者针对这次访问的查询邮件时指出：我们知道，中国不会提供进行可信调查所需的自由。与之前的许多访问一样，此次访问也将是一场骗局，旨在掩盖被强制遣返的维吾尔人可能遭受的虐待。

身在美国的前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伊利夏提在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泰国代表团的这种短暂访问并不能起作用，“极权政府政府非常擅长这种做法，所以我想，泰国政府去了以后，他会看到一个正在唱歌跳舞的维吾尔人。但是，他们走了以后，这些维吾尔人在哪里，这才是问题。”

伊利夏提在新疆有多位家人，但已多年无法联系，包括他的母亲和三个妹妹。伊利夏提认为，泰国派出这个代表团的动机只是为了给自己洗白，“泰国政府能够实现的只是为自己涂脂抹粉，为自己的背信弃义、违反国际法的作为洗刷一下，但是能洗清吗？不能洗清，他们手上已经沾上了血。”

身在瑞典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力夏提（Dilixiati）以书面形式回复记者查询时表示，“泰国政府代表团去探望被遣返的维吾尔人，我们希望是以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去，而非走个过程。不排除为了缓解外交压力，双方早已达成默契，安排一场政治走秀，对外宣传，达到各自所需的政治目的。”

据路透社报道，这批被遣返的人是在约十年前逃离中国的三百位维吾尔族人的一部分。他们在泰国被捕，其中一部分很快被遣返中国，一些被送往土耳其，剩下的一批人在狱中关押，直到其中一部分人在二月底被遣返回了中国。

泰国政府周二对媒体表示，这次访问新疆将只能会见被遣返的四十名维吾尔人中的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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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位于纽约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周二（3月18日）就此发出声明，敦促泰国政府公开向中方施压，以不受限制地接触这四十名维吾尔人，并如实报告他们的处境。

“人权观察”亚洲区副主任王松莲告诉记者，该组织一直建议泰国要善用这次访问的机会，“我们一直呼吁泰国政府不要参与中国政府的政治宣传，尤其是洗白他们对维吾尔族人的人权侵犯；并要求他们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获得有关这四十位维吾尔族人的真实信息。”

但她对此并不表示乐观，“泰国和中国政府都试图在呈现这次遣返是一次快乐的团聚，但这并不是事实。这些维吾尔族人早就表示过，他们并不愿意回去。”

影响可能扩散

对于泰国的这次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周三的记者会上说，此次遣返是泰国与中国之间“正常的执法合作”；有关人员的权利正根据国际法律得到保障。但中国方面并未提供泰国本次访问的细节。

目前，在中国媒体上难以找到这四十名被遣返的维吾尔族人的信息。但据路透社报道，泰国国防部在周三的一份声明中引用了中国官方的通报称，在被遣返的四十名维吾尔人中，大多数已返回家中，而先前患病的几人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美国国务卿马克·鲁比奥上周就泰国遣返维吾尔族人的行为表示了强烈谴责，并宣布对涉事的泰国官员实施签证制裁。

王松莲表示，泰国遣返的事情对在其他国家流亡的维吾尔族人造成广泛的影响，“我们和很多不同地方的维吾尔族人有很多交流，他们现在都非常担忧自身的安全。”

(SAUL LOEB/路透社)

王松莲分析说，西方国家的维吾尔族人可能相对安全，但在加拿大、英国这些国家也常常能看到一些维吾尔族人申请避难遭到拒绝；而在另外一些国家，比如土耳其、阿联酋、沙特阿拉伯，还有东南亚其他一些国家，在当地流亡的维族人越来越紧张，“这些国家有抓捕和遣返维吾尔族人的历史，而在这些较不开放的社会，我们又很难知道在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王松莲指出，为了阻止遣返的事情再次发生，人权观察愿意和各国对话，让他们对泰国采取类似于美国的相应制裁措施。另外，她也希望各国利用外交渠道施压，向中国要求提供这四十名被遣返维吾尔族人的信息。

责编：何平； 网编：伍檫愙

随着中国各级政府持续鼓励生育，多地出现拒绝未婚男性结扎、对女性堕胎设置限制，甚至询问民众结婚和备孕计划等现象，这进一步引发男女生育权究竟是个人自主还是国家政策工具的争议。

2024年9月，一名小红书帐号为“加油，阿财他爸”的上海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泌尿科医生发布男性结扎须知，内容包括如何预约门诊、术前术后的注意事项，以及不建议未生育者结扎。

当有人询问从未生育过的男性可否坚持进行绝育手术时，医生回复“不能喔”。随后，一名网友留言说：“不说就好，别人怎么知道，不然就假装有私生子。”不过，该帐号显示已被注销。

根据该医生的回应，已经生过一胎但离婚的人可以结扎；但对于已婚未育的男性，即使超过30岁，并且夫妻双方都到场签字，依旧不行。 （帖文表示，30岁以下须夫妻到场签字，30岁以上则可自行前往预约。）

为了鼓励生育 拒绝结扎手术？

据上海报业集团的英文网络杂志第六声（Sixth Tone）今年1月报道，近几年，越来越多中国男性承担过往加压在女性的避孕责任，有的还在网上分享他们输精管切除的故事。

但其实，自2021年中国鼓励生育、开放“三孩”政策以来，时常传出想绝育的夫妇和单身男女遭到医生和医院工作人员的拒绝，有的还要求提供结婚证明文件和已有孩子的证据。美国《华盛顿邮报》2021年联系上海、北京和广州12家公立医院均表示，不再提供这种手术；另有6家医院仍在进行；但一家不再对未婚男性开放。

中国多地城市大医院规定谁能绝育、谁不符资格的潜规则，也引发生育权不再是个人或医患之间能做的选择，而是沦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争议。

2024年6月26日，有人在中国医药信息查询平台上询问国家是否禁止男性结扎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主任医师张志超回复表示，没有禁止，有永久避孕需求的男性可到正规医院进行。

不过，本台记者日前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搜索关键字时，仍发现许多考虑结扎的90后和00后男性或夫妻，至少有4位向本台记者证实相关困扰，并建议选择私立医院或较小的社区诊所以避免遇到阻碍。有部分城市的居民还反映，他们即便有了两娃，大医院也不让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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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育与生育不再仅由医患或夫妻决定

中国从1980年代实行严格的一胎化政策，逐步过渡到2016年的二孩政策，再到2021年的三孩政策。但中国的生育率持续低迷，从2016年的1.77跌至2024年大约1.09左右，而生育的更替水平却是需要平均每名妇女生2.1个孩子才能保持人口的代际稳定。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公布的最新数据，2024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仅为6.7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0.99‰，已连续3年负增长。

为了解决人口持续减少及老龄化的问题，加上拥有支撑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中国在2022年起推动“新婚育文化”，包括延长产假、设立配偶陪产假和父母育儿假等，以及提高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和子女教育费用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额标准等。中国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也在妇女节前夕表示，今年开始发放育儿补贴，全国已有23个省份在不同层级探索该制度。

不过，中国民间组织“三孩催生政策监测网络”3月发布的报告指出，各地执行催生政策时出现偏激现象，严重影响妇女和男性的生育权。除了在山东、福建和河南等地，男性结扎手术遭拒的案例屡见不鲜，医疗人员甚至告知患者“国家下文不让做了”外，妇女的隐私权也受到侵犯，甚至被多地社区工作人员询问个人结婚及备孕计划。此外，西安政府发送的七夕节祝福简讯呼吁民众适龄婚育、共担中华复兴重任的文字，也引发网民嘲讽。

英国伯明翰大学长期研究中国女性与经济社会治理的国际发展学助理教授Kailing Xie告诉本台，来自中国政府方面的压力已持续一段时间，因此该报告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她以文字回复本台采访时表示，“但与中国任何政策实施一样，不同地区和城市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Kailing Xie认为，关键在于医院拒绝输精管切除术和输卵管切除术的普遍程度。此外，有消息人士告诉她，收到过社区办公室的电话，询问生育计划，而“在国家或政府附属的工作场所，生育也越来越常拿来作为激励措施，与晋升挂钩”，也就是“以生育选择做为评估对党政策的响应和忠诚度”。

“三孩催生政策监察网络”的报告也提到，这股由地方中共党员干部号召带头生育的现象令人警惕，因为类似的强制措施也曾在40年前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出现；再者，随着社会对婚姻制度和三孩政策的质疑，相关言论也面临更严厉的审查。1月19日，中共中央网信办宣布重点整治的项目之一，就包括“刻意渲染鼓吹不婚不育、反婚反育等话题”。

避孕方式多样 包括堕胎也受限制

中国政府如此着急推动生育的态度，似乎间接反映出中国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低落。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蓝皮书：202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的调查，仅6.95%的受访者表示愿意生育三孩。这显示大多数家庭对上述政策并无共鸣。中国官方数据也显示，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和00后的年轻人，生育意愿仅为1.54和1.48个孩子。

一名山东男大学生在小红书上告诉本台记者，如果结扎行不通，还是会考虑避孕套和避孕药的方式。他写道，“性生活是人的基本需求，但生育不是。”

2021年中国实施“三孩政策”以来，官方不再公布有关绝育手术数量的数据。当年度的《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则显示，2020年，中国共进行了近1470万例节育手术。其中，2626名男性实施输精管切除术；另有约250万名女性选择在子宫内植入节育器，以及19多万女性进行输卵管结扎手术。

上述数据还显示，中国的人工流产的人数在1980年代实行一胎化政策以来，占总节育手术案例大约30%。不过，该数字在2014年增近4成，更在2016年开放两孩政策后持续上升，在2020年达至61%，近900万人。

但当前，堕胎，这一避孕选项也已开始受到限制。有资料显示，广州市在2016年和2018年先后规定，未婚和怀孕少于14周的女性堕胎也得受县级计划生育部门的批准。江西省也在2018年宣布，怀孕超过14周的女性如果想要堕胎，也得证明为医学必要，并至少有3位医师签字。 2021和2022年，中国国务院和卫健委也分别推出指导意见，说明减少“非医学需要的”人工流产。

(Carlos Barria/路透社)

2023年2月，成都市一家法院还裁定，妻子如果单方面未经配偶同意终止妊娠，就侵犯了男性的生育权。英国关注人口增长与永续发展的智库及倡导组织“人口重要”（Population Matters）则指出，该判决打破先例，限制了妇女堕胎的合理理由，实已剥夺了已婚妇女生育的自主权。

加拿大一名政策研究者（因安全为由匿名）告诉本台，中国关于限制避孕或节育的措施，尽管政策或法律上还没有系统性的要求，但在执行层面，已有许多人在网上抱怨各种来自医疗人员或社区的秘密行动。这些言论之所以尚未被审查，除了避孕或节育措施仍被视为常见的医疗行为外，“尤其是中国有计划生育的历史，所以我觉得如果国家立刻做出反向的事情，可能会引起民间很大的不满。”

责编：何平； 网编：伍檫愙

关注劳权的行动者王建兵被指加入境外网络群组等被判囚3年半，虽然已刑满，但王建兵的友人担心，他出狱后仍不能得到自由，也担心他经历牢狱之灾后的身心状况。人权工作者和律师均表示，当局继续监控和跟踪刑满获释者是违法行为。

与中国独立记者黄雪琴同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判囚的劳权行动者王建兵，周二(3月18日)已完成3年半的刑期。支援他们的脸书群组周一(3月17日)发文，表示因为家人接送出狱被拒绝，王建兵由警察押送回甘肃天水的老家。支援群组要求当局准时和安全地把王建兵送回家人身边。

(Freexuequin&jianbing脸书群组截图)

好友指王建兵有心脏、胃病和抑郁 未适当治疗

王建兵好友Janice告诉本台，朋友们很关心王建兵何时能能顺利回家。但他在甘肃的老家路途遥远，还没有最新的消息。Janice表示，王建兵被拘捕前身体状况已不太好，在囚期间出现其他问题，现在最担心他的身心状况。

Janice说：“我们非常担心他的身体状况，因为被捕前他(王建兵)已经有一些抑郁症，经历这3年多的囚禁，我现在也无法想像他出来后会不会比之前更瘦。他曾被单独关押超过5个月，也有受过一些疲劳审讯和剥削睡眠等等的酷刑，导致他的消化系统和心脏都出现异常，那怕他已经一再要求做检查和服用专门的药物，但是都没有，在监狱里面根本没法得到适当治疗，我们很担心。”

Janice强调，王建兵和黄雪琴所做的事，只是想中国的社会变得更好。他们不应该被判刑。

Janice说：“他(王建兵)做的事情本来就有益于社会，是在支持和帮助年轻人、尘肺病人和身心障碍的人，都是在为这个国家和社会探索解决问题的方式。他组织一些聚会也只是想与小伙伴抱团取暖，让彼此能够找到一些光，在艰难时能继续走下去。却因为这样子而坐牢，作为他的好友，我到现在也觉得他是一天都不应该呆在监狱里面。”

Janice表示，近期有关黄雪琴的讯息不多，只知道她也曾被单独囚禁和健康状况不太理想，而且黄雪琴的刑期更长，忧心她长期得不到适当治疗会使问题恶化。

分析：劳工权益涉政权敏感领域 料王建兵出狱后仍被监控

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表示，王建兵是因为组织聚会和关注弱势群体被拘捕和判刑，因为他所做的事触撞政权的敏感区域，相信他出狱后很可能也会被当局严密看管。

(李明哲提供)

李明哲说：“中国非常惧怕弱势群体和一般人的连结，因为独裁社会要能够运作，就是每个人成为原子化的状况，人跟人之间没有办法透过互相的协助，透过法律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你所有的问题都要靠共产党，你吃饭都要感谢共产党。所以像王建兵和黄雪琴他们告诉人民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反而是中国政府最惧怕。”

李明哲：异见人士出狱后常被当局施加监控甚至软禁等附加刑

曾在中国服刑的李明哲表示，在监狱如果曾被单独囚禁，会严重影响个人的身心健康，出狱后要经过休养才可以重新适应。但中国政府经常对异见人士施加附加刑，使他们出狱后难以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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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哲说：“剥夺政治权利3年，所以中国自认为可以合法的软禁你3年。3年以后，他(政府)觉得你还是有可能对外联络，有可能继续的监控。那你如果出狱以后继续被软禁在家里，国安不让你对外联络，你的健康状况我们会非常担心。所以中国的政治犯最悲惨的是你离开了小监狱，你可能回到一个大监狱。名义上他出狱了，但是事实上那只是个小监狱，回到一个社会的大监狱而已。”

中国人权律师吴绍平表示，就算是剥夺王建兵的政治权利，也不应包含限制他人身自由。他批评中共把限制的范围无限扩大，以达到持续监控异见人士是违法。

(吴绍平提供)

吴绍平说：“比如说不允许家人接他，这是很荒谬的。我只要踏出监狱，你就不可以对我有任何的束缚。但实际上你看，中共强行将一个人押送到他的老家以后，还要安排当地的工作人员跟踪、监视，这都是非法的。它(政府)实际上就是赤裸裸的直接违法，根本就是不讲法律，出狱后你的人生还是一直在我(政府)的掌控之下，你还不能够完全得到充分的自由。”

吴绍平表示，王建兵的工作有利化解社会矛盾，但当局却把他视为犯人，政权敌视民间自我调节的心态，只会使民间的矛盾没有办法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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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电台（RFA）、美国之音（VOA）面临关闭风险，引发中国官媒和网红大V欢呼。海内外的记者和媒体人则纷纷警告，这将严重影响真实信息的传播，并呼吁美国政府和国会重新资助这些重要的机构。

中国著名独立记者、专栏作家高瑜在3月16日表示，当前的发展态势令中国许多听众感到难以理解，“他们冒着危险翻墙收听美国为二战和中国六四屠杀设立的这两个官方及民间的电台，就是为了收听真实的声音。”

高瑜曾是中新社前专题部记者、《经济学周报》副总编，1989年六四事件后开始为境外中文媒体写稿。她一生追求中国新闻自由的事业，却也因此三度身陷囹圄。她写道：“我作为中国的一名政治犯，一直受到（VOA、RFA）这两个电台的关注……。这种力量是我身居北京保持人格独立，为维护人权与中共政权进行不懈斗争的巨大支持。”

高瑜还提到，2023年9月，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告知她不能再接受VOA和RFA的采访。这表明上述两家媒体是中国当局忌惮的对象：“倘若关闭这两家电台，这是让中国人民痛，让中共政权快的事情。不是让美国更加伟大，而是让中共政权更加伟大，让他们更加无所顾忌的残害人民和异议人士！使得他们的谎言宣传在世界上更加畅通无阻……。”“作为美国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勇气奖’两次获奖者，我希望特朗普总统能够保留这两家有光辉历史的电台，让他们创造出更加伟大的历史”。

TFCC、CFHK等台港组织力挺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

台湾外国记者协会（Taiwan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TFCC）3月17日也发表声明称，认同自由亚洲电台台长方贝和美国之音台长阿布拉莫维茨提出的担忧，认为打压这些机构会助长独裁政权，破坏民主价值观；在虚假信息泛滥、言论审查加剧的时代，新闻业在追究当权者责任、确保透明度和保护基本权利方面的作用尤为关键。

声明指出，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记者是台湾外国记者俱乐部的重要成员，敦促美国当局重新考虑资助这些重要组织及其记者。

2022年在美国注册的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CFHK）也在周一发表声明指出，RFA每周受众估计有5830万人，往往是唯一能让中国乃至世界各地了解中国真实情况的媒体。 2019年和2020年，资助RFA的美国全球媒体署（USAGM）旗下的开放技术基金（OTF）还为香港超过300万个用户提供技术支持，确保记者和民间社会面对中共监视和攻击时能够安全通信。

越南缅甸民众感谢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的报道

RFA提供中文、韩语、高棉语等10种语言，为新闻自由最受限的亚洲国家，如中国、朝鲜、缅甸、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等发送新闻。

曾服刑30个月、现居美国的越南异见律师Le Quoc Quan在脸书上回忆道，她的母亲整天坐在阳台上等待她出狱，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声音就是在自由亚洲电台，当时她泪流满面。

另一名流亡德国的越南民主活动家Nguyen Tien Trung也在脸书上写道，VOA、RFA帮助他摆脱越共的宣传，停播将“对越南、中国、亚洲乃至全球的民主和人权运动来说是一个重大挫折”。

而在缅甸，也有听众对RFA表达感激之情。一位名为索克拉（Sokra）的听众表示：“如果没有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我们就不知道该听什么新闻了。”

中共党媒欢呼自由亚洲电台停播

3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裁撤包括美国全球媒体署在内的七个机构，将其职能缩减至法律要求的最低限度。RFA随后在3月15日收到美国全球媒体署的通知，正式终止联邦的资助。

目前，VOA的员工已带薪停职。RFA的工作人员则继续工作。RFA台长方贝并在周六发表声明，将对这一决定提出异议；目前尚未对外宣布资金冻结将如何影响其运营。

上述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一些中共官媒和网红的欢庆。

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16日在个人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发文表示“大快人心”。《上海日报》专栏作者、来自新西兰的Youtuber安柏然（Andy Boreham） 也在社交媒体X上发文称，这是好消息，因为RFA是美国最阴险的反华宣传机构。中国媒体“观察者网”还接连发布多篇文章，指责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是美国对外宣传的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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