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议会选举定于2025年11月11日举行。尽管街头已张贴起各类竞选海报，空气中却难觅热烈氛围。预计许多伊拉克人将选择留在家中——自美国主导的政权更迭以来，伊拉克的民主制度已推行二十年，但选举带来变革的能力让民众逐渐失望。

对于选举结果，各方已形成广泛共识。总理穆罕默德·希亚·苏丹尼领衔的竞选名单被普遍视为头号热门，由什叶派政党组成的执政党联盟“什叶派协调框架”有望通过组建包含主要库尔德和逊尼派阵营的共识政府继续掌权。

然而，即便苏丹尼的竞选名单赢得最多选票，他本人连任总理的可能性仍不大：最终人选将在选举后各党派复杂的组阁谈判中确定。此前的每一轮选举中，胜选阵营的领袖都未能出任总理。

尽管结果存在可预见性，这场选举的竞争依然激烈。各大政治阵营正投入巨额资金用于竞选活动。正如前总理海德尔·阿巴迪所言，此次选举“主要不取决于支持率，而是取决于花钱，取决于买票”。

在许多伊拉克人眼中，选举已沦为庇护政治与腐败的温床。

事实上，这场选举与其说是对政府施政表现的全民公投，不如说是根深蒂固的政党精英们重新分配权力的契机。选举中赢得的席位将成为谈判筹码，精英阶层会借助这些席位，结合暴力手段、街头动员等其他权力工具，争夺政府高级职位。

这场权力博弈的结果可能考验伊拉克的稳定局面。该国正处于罕见的平静期，这种平静建立在脆弱的精英协议之上——以搁置改革为代价换取秩序稳定。若选举进程顺利推进，将通过又一轮体制内竞争巩固伊拉克这种“可控稳定”状态；但如果对立派系认为权力分配失衡，或试图破坏长期形成的权力格局，即便是短暂的动荡也可能打破伊拉克脆弱的平衡。

伊拉克的民主体制如何运作？

伊拉克2005年经全民公投通过宪法，确立议会制民主政体，国民议会为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

每四年，伊拉克全国19个省份（包括库尔德地区各省）的登记选民将投票选举产生329名国民议会议员。

理论上，国民议会先提名总统（多为礼仪性职位），再由总统从议会“最大阵营”中提名总理人选。但这里的“最大阵营”未必是选举中赢得最多席位的阵营，而是指最大的政党联盟，组阁过程往往涉及各党派漫长的谈判与博弈。

尽管宪法文本未明确按民族或宗教派系划分权力，但实际上，2003年后形成的民族和教派导向的秩序已深度制度化，深刻影响着政治运作。

政治与身份认同紧密绑定：什叶派民众主要投票支持什叶派政党，逊尼派支持逊尼派政党，库尔德人则倾向于各自的库尔德政党。自2005年起，伊拉克形成一项非正式协议：总理由什叶派人担任，总统由库尔德人担任，国民议会议长由逊尼派阿拉伯人担任。

谁在角逐伊拉克选举？

二十年前，伊拉克首次议会选举仅有少数几个大型联盟参与。伊拉克团结联盟（UIA）代表了所有主要什叶派团体，并得到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的支持；库尔德联盟联合了主流库尔德政党；伊拉克共识阵线代表了少数未抵制选举的逊尼派阿拉伯人；此外还有艾亚德·阿拉维领导的世俗派联盟“伊拉克名单”。

如今，这些曾经统一的阵营已分裂为众多相互竞争的竞选名单。2025年选举共有31个联盟、38个政党和75名独立候选人参与角逐。

从伊拉克团结联盟中分化出多个竞争激烈的什叶派派系，包括苏丹尼总理领导的“重建与发展联盟”、前总理努里·马利基领导的“法治国家联盟”，以及凯斯·哈扎利的“正义联盟”、哈迪·阿米里的“巴德尔组织”和阿马尔·哈基姆的“民族国家力量联盟”。这些团体中部分与伊朗存在不同程度的历史和政治联系。

这些政党共同组成了执政的“什叶派协调框架”（SCF）——这是一个什叶派政党的联合阵营，最初曾支持苏丹尼出任总理。它们此次以独立竞选名单参与选举，但预计将在选举后再次联合，争取组建议会最大阵营。什叶派协调框架的对手是颇具影响力的什叶派神职人员穆克塔达·萨德尔，其领导的运动已宣布抵制此次选举。

曾经联合在库尔德联盟旗下的库尔德政党，如今也以各自名义参选，包括库尔德民主党（KDP）、库尔德爱国联盟（PUK）以及多个小型库尔德运动组织。

伊拉克共识阵线和“伊拉克名单”同样四分五裂，催生出多个逊尼派领导的政党，包括穆罕默德·哈勒布西的“进步党”、哈米斯·哈贾尔的“主权党”和穆萨纳·萨马里的“决心联盟”。

伊拉克的选票竞争：动员少数群体

尽管理论上伊拉克选民可自由投票支持任意候选人，但实际上，许多仍参与投票的选民是基于庇护网络、经济或物质激励以及依附关系做出选择。因此，在许多伊拉克人眼中，选举已沦为庇护政治与腐败的体现。

历史上，伊拉克政客借助身份政治和民族教派忠诚来动员支持者，让选民相信只有“自己人”才能维护他们的利益或抵御外部威胁。近年来，伊拉克抗议运动呼吁终结民族教派体制，催生了以公民改革为口号的动员方式。

然而，2025年选举的投票率持续走低，此次选举的显著特征是政客利用自身职位和财力拉票。那些最终前往投票站的人，更可能并非自由选票的普通公民，而是以各种方式与现有体制绑定的群体。

政客们此次投入巨额资金竞选，查塔姆研究所一场圆桌会议的专家将其称为“亿万富翁的选举”。对精英阶层而言，选举已成为高风险投资：选举中的优异表现能转化为选后谈判中的更大筹码，进而争取更多影响力和获取国家资源的机会。美国近期对伊拉克银行业实施的限制，意味着许多伊拉克富豪将资本转向国内项目，其中就包括政治领域。因此，此次选举也成为了又一个利润丰厚的投资机会。

为争取选票，现任总理频繁动用行政权力及公共部门的任免权。在苏丹尼执政的三年里，政府薪资名单大幅扩张，已宣布新增约100万个工作岗位。选举前夕，苏丹尼向国家雇员发放了近9000封“感谢信”，这些信件有助于他们未来获得晋升。不过，这一举措的时机引发了强烈批评，总统阿卜杜勒·拉蒂夫·拉希德警告称，此举违反了政府近期作出的保障选举透明度的承诺。

此外，军人和安全部队人员——包括国防部、内政部雇员以及人民动员部队（PMF）和佩什梅加部队的各类成员——将在专门安排的特殊投票日提前投票。他们的投票率受到严格把控，指挥官全程监督，其选票更易流向给予他们职位并对其发号施令的政党。

军营之外，另一类选民是被纳入伊拉克庞大政党网络的受庇护者。家庭们已学会适应政治周期，清楚何时需要表达忠诚，何时能获得回报。例如，努里·马利基长期被指控通过向部落领袖提供物资援助争取支持，不仅为获取个人选票，更意在赢得整个家族的效忠。

政党还在希望争取支持的地区将公共服务作为选举工具。例如，进步党候选人拉德·杜莱米发起了一项向巴格达北部服务不足的逊尼派社区延伸饮用水管网的运动。此类举措虽解决了实际的基础设施缺口，却也凸显出政治人物正日益扮演国家的角色，通过提供服务来争取选票忠诚。

选票交易还有更直接的方式。伊拉克活跃的选票交易在2025年选举中进一步演变，出现了生物识别选民证的黑市。调查显示，选民证的买卖价格约为每张100美元。选民通常先获得一半预付款，选举日完成预定投票或干脆弃权后再领取剩余款项。

伊拉克政治阶层还将目光投向社交媒体。据称，候选人和政党付费请网红发布对自己有利的内容、推广竞选主张或抹黑竞争对手。某网红透露，此次选举的报酬显著高于往年，一个粉丝众多的账号发布单条帖子就能获得数千美元。

放弃投票：伊拉克选举投票率低迷的原因

自2005年12月近80%的高投票率以来，伊拉克的选举投票率持续走低。这反映出民众普遍质疑投票能否改变执政者及其施政方式。

伊拉克的官方投票率数据往往夸大了公众的参与度。原因在于，这一百分比是基于选民人数与登记选民（或更新了选举登记信息的选民）的比例计算得出，而非针对全部适龄选民——其中许多人选择不进行登记。2025年，伊拉克约有3000万适龄选民，仅约2100万人完成登记，这意味着官方投票率计算中排除了三分之一的选民。

对于众多游离在上述权力网络之外的伊拉克人而言，现行政治体制既不具备代表性，也缺乏回应性。经过二十年的选举和改革承诺，大多数伊拉克人的日常生活仍充斥着困境与漠视。在最基本的治理指标上，伊拉克政府始终表现不佳。尽管拥有丰富的石油财富，伊拉克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仍处于全球下游水平，同时也是全球腐败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萨德尔发起的抵制选举运动也将加剧投票率低迷的态势。他领导的运动在2021年选举中赢得了最多席位——329个席位中的73个，但在2022年8月未能组建“多数派政府”后，该运动戏剧性地退出了议会。

萨德尔已警告其追随者不要加入其他竞选名单，甚至解雇了31名支持其他候选人的组织成员。他的这一立场让许多核心顾问感到不满，他们认为该组织仍是少数拥有强大且纪律严明的选举机制、能够动员大量选民的政治力量之一。但萨德尔意在将自己公开定位在政治秩序之外，从而与这场预计参与度极低的选举保持道德距离。

选举之后：伊拉克政府组建流程如何运作

理论上，伊拉克宪法为选举后的政府组建制定了明确的时间表。但在实践中，每个环节都成为政治阵营索取让步、交换职位并强化支撑该体制的精英协议的契机。

自2005年以来，从投票到政府组建的平均时长约为224天。内阁职位和高级职位的分配遵循一套非正式的“积分制”，根据各政党获得的席位数量进行核算。

联邦最高法院（FSC）在解决选举争议后确认选举结果，谈判几乎随即启动。确认结果后的15天内，看守总统必须召集新当选的议会召开会议。

首次议会会议由最年长的议员主持，按规定需以绝对多数票选举产生议长及两名副议长。但在实践中，这一时刻往往成为首次政治谈判的舞台。政党会推迟投票，并将会议“无限期延期”数月——2022年就曾出现这种情况，在此期间各方就职位分配和联盟组建展开谈判。

议长最终确定后，焦点转向总统选举，该职位需获得议会三分之二的选票。这一环节的政治博弈同样激烈。2022年起，总统选举需达到三分之二的法定出席人数，这实际上迫使各方达成共识，同时也赋予了三分之一的少数派阻挠进程的权力。

总统当选后，需在15天内从“最大阵营”中提名总理人选。这一环节本身就存在争议。联邦最高法院在2010年的一项标志性裁决中，将“最大阵营”解读为选举后组建的阵营，而非选举中赢得最多席位的名单。这一裁决使得努里·马利基领导的联盟得以击败当时胜选的艾亚德·阿拉维联盟。2019年该判例得到重申，正式将选后谈判确立为政府组建的核心特征。

总理候选人获得提名后，需在30天内向议会提交内阁名单及施政纲领，以争取信任投票。这一阶段同样由谈判主导。主要派系将瓜分预期中的内阁职位，各方根据自身在议会中的席位权重争夺关键部门。

在每个环节，这些谈判都并非在议会内部进行，而是在权力的密室中展开。真正的决策者——各执政阵营的领袖，将选举结果视为争夺部长职位及近1000个其他政府高级职位（即“特等职位”）的谈判筹码。这些职位意味着能够掌控庞大的国家资源、庇护网络以及影响力机制。

然而，在伊拉克选后的权力争夺中，席位只是众多谈判筹码之一。精英阶层还会动员支持者走上街头，甚至动用针对性暴力来维护自身影响力。例如，2021年选举中，人民动员部队的追随者在其关联政党表现不佳后占领了巴格达绿区。不到一年后的2022年8月，萨德尔派因未能组建政府，也发动了对绿区的入侵，造成约30人死亡。在那次政府组建过程中，包括哈勒布西以及当时的总理穆斯塔法·卡迪米在内的政客住所遭到袭击。选举季常见的报复性暗杀，仍是该体制运作的典型特征。

因此，伊拉克选举中的阵营分裂更多是出于战略考量，而非意识形态分歧。各个派系单独参与竞选，旨在衡量自身的选举影响力，并为选后谈判积累筹码。

一旦席位被兑换为职位，这些派系必然会重新聚集到传统的执政阵营中，以略微调整的形式重建原有的权力秩序。如此循环往复：同一批精英经过重组与重新包装，在民主革新的熟悉外衣下重掌政权。

重建伊拉克选举信任：鼓励参与并强化问责

2003年后伊拉克的选举制度旨在防止独裁政权复辟。选举本应成为定期的权力平衡机制，每四年重新调整政治代表性，并让对立政党在共识的宪法框架内和平角逐权力。竞争本应催生多元主义，而跨民族教派的包容性则旨在维护稳定。向公众作出的承诺是，通过选举，伊拉克民众能够让领导人承担责任，并维护来之不易的民主成果。

然而二十年后，这一制度已固化为另一种形态。它非但未能遏制威权主义，反而在巩固一种竞争性政治秩序——选举虽得以保留，民主与问责制却在不断被侵蚀。那些本应维护民主制衡、透明度与法治的机构，已被同一批精英阶层掌控或政治化。其他让精英阶层承担责任的方式（如抗议活动），则通过拉拢、恐吓与暴力手段被系统性削弱。

只有通过真正的改革，伊拉克的民主才能开始兑现其曾经的承诺。

短期内，伊拉克这套自我维系的政治体制不太可能发生彻底改革。什叶派协调框架（SCF）预计将继续主导政府组建进程，在确定总理人选及行政部门职位分配方面维持核心地位。萨德尔运动可能会继续对该体制采取“一脚在内、一脚在外”的姿态——影响力足以左右结果，又保持足够距离以标榜反对立场。与此同时，主要的库尔德和逊尼派政党将寻求挽回在上一轮政府组建中失去的阵地，并争取更大的权力份额。

因此，重建信任需要从根本上解决伊拉克的民主赤字问题，并重建选举与问责制之间的关联。除此之外，伊拉克还需要能让选票真正发挥作用的选举规则：更清晰的席位分配机制、透明的候选人审查流程、对竞选资金及政党相关规则的严格执行，以及一个不受政治操控的选举委员会。同样重要的是强化议会的监督能力，让各委员会能够在不受党派阻挠的情况下，切实审查预算、监督各部门并质询高级官员。

这些举措需要精英阶层展现出迄今为止一直缺失的政治意愿。培养变革所需的政治意愿，需要采取联动方式，将公民社会与体制内具有改革意识的参与者联结起来，形成切实有效的压力。

若不进行结构性改革，伊拉克的选举仍将是精英阶层的竞争舞台，而非公民行使问责权的载体。选举将继续只具民主选择的表象，而无其实质。只有通过真正的改革，伊拉克的民主才能开始兑现其曾经的承诺：不仅是权力的重新洗牌，更要重建信任。

来源：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5/10/iraq-elections-2025-how-votes-are-won-and-what-results-could-mean-iraqs-fragile-stability

编译：温克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