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偶然刷到一个视频，某地景区里，赫然立着一座“郭巨埋儿”的雕像。家长们指着雕像，向孩子们讲述这个“感人至深”的孝道故事。

看着那冰冷的石雕，我忽然明白了什么，这座雕像，何尝不是一把穿越千年的刀？

郭巨埋儿的故事，我们都不陌生。汉代郭巨，家贫，为了养活母亲，决定活埋三岁儿子。掘地三尺时，竟得黄金一坛，于是孩子幸免于难，郭巨也得了孝子美名。

若没有那坛黄金呢？孩子就被活埋了。

这哪里是孝道？这分明是吃人。

鲁迅先生在《二十四孝图》中早已批判过这个故事：

“至于玩着“摇咕咚”的郭巨的儿子，却实在值得同情。他被抱在他母亲的臂膊上，高高兴兴地笑着；他的父亲却正在掘窟窿，要将他埋掉了。”

“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

鲁迅直言，这种孝道“无非是‘蔑视了真的人情’，装点了虚伪的伦理”。

一个父亲亲手杀死儿子，这样血腥的故事，为何竟能被奉为美德，流传千年？

历史资料显示，《二十四孝》成书于元代，由郭居敬编撰。其中的故事多来自民间传说，很多人物和情节都缺乏可靠的历史记载。郭巨的故事最早见于汉代刘向的《孝子传》，但原书已失传，只能从后世引用中窥见一斑。

也就是说，这很可能根本就不是真实事件，而是一个被虚构、被传播的“道德寓言”。

但今天，我想谈更深层的东西：孝的背后，站着的是忠。

这两把刀，一把对着家，一把对着国，却流着同样的血。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何如此推崇孝道？

《孝经》道破天机：“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

原来，孝是忠的训练场。在家里顺从父亲，在社会上才会顺从皇帝。孝道，不过是帝王拴住百姓的第一根铁链。

汉代推行“举孝廉”，孝顺的人可以直接当官。这制度看似推崇美德，实则是把孝工具化。

史料记载，不少人为了做官，不惜造假表演孝行，有人甚至在父母坟前一住二十年，只为博个孝子名声。

“郭巨埋儿”最可怕之处在于，它把这种忠孝逻辑推向了极致，为了尽孝，可以杀子；那么为了尽忠，自然可以捐躯。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在忠孝面前变得无足轻重。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呐喊：“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这吃人的，既是孝，更是忠。

古代帝王需要的是什么？

是听话的奴才，牛马。

于是他们发明了一套精妙的统治术，先把人变成家庭的奴隶，再变成国家的奴隶。

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一个人从来不属于自己，永远是别人的附属品。

数据显示，中国历代王朝中，明朝对孝道的推崇达到顶峰。洪武年间，朱元璋亲自颁布《孝慈录》，规定子女必须为父母守孝三年。违者轻则杖责，重则流放。孝，从道德规范变成了法律强制。

为什么？因为刚刚建立的明朝政犬需要巩固统治，需要绝对的忠诚。而孝，正是培养这种忠诚的最好工具。

这种忠孝文化，至今仍在毒害着我们。

想想那些“父母都是为了你好”的道德绑架；想想那些“必须生儿子传宗接代”的家庭压力；想想那些以爱为名的控制与剥夺。这不都是新时代的“埋儿”吗？只不过埋的不再是孩子的身体，而是他们的灵魂。

在职场，我们被要求“以公司为家”，无条件加班奉献；在社会，我们被教育要“舍小家顾大家”，个人的需求和声音可以被无限压制。这些，不都是忠孝逻辑的现代变种吗？

二十四孝中的另一个故事“老莱子娱亲”，七十岁的老莱子穿着五彩衣，假装跌倒学婴儿哭，只为逗父母开心。

这看似温馨的故事，细思极恐，一个人活到七十岁，还不能做自己，还要扮演父母想要的角色。

这不正是我们很多人的写照吗？

从小到大，我们努力扮演好孩子、好学生、好员工、好公民。可那个真实的自己，早就被埋在哪座“孝忠”的坟墓里了。

更可怕的是，这种思维已经内化到我们的骨髓里。

我们一边被伤害，一边又成为伤害下一代的人。就像那个带着孩子参观郭巨埋儿雕像的家长，他可能从未意识到，自己正在向孩子传递怎样可怕的价值观念。

数据显示，中国现有A级旅游景区1.3万余家，其中不少是类似的人文景观。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地方，也在以“传统文化”的名义，展示着这种违背人伦的故事。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上千家“国学培训班”，许多都在不加甄别地传授《二十四孝》这样的糟粕。某地甚至出现过让孩子们给父母洗脚、磕头的“孝道教育”。这些看似弘扬传统文化的活动，实际在传播什么样的价值观？

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还要把这些散发着腐臭的伦理观念当成宝贝？

为什么在二十一世纪的景区里，还会立着郭巨埋儿这样反人类的雕像？

答案可能是：有人希望我们永远做听话的牛马。

但人不是工具，不是谁的附属品。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存在，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真正的爱，不是牺牲与控制，而是尊重与成全。

鲁迅先生曾说：“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这才是真正的父爱，真正的师长之爱，不是把孩子埋进土里，而是给他们开辟更广阔的天空。

看着那座郭巨埋儿的雕像，我仿佛看见千百年来无数被忠孝之名压弯的脊梁，看见无数在家庭和国家之间被撕裂的灵魂，看见那些本该绽放却过早凋零的生命。

那座雕像应该被推倒。但更重要的是，推倒我们心中那座无形的雕像，那个要求我们无条件顺从的旧道德，那个把活人当成祭品的旧伦理。

千百年来，那雕像的阴影压垮了多少鲜活的生命？而我们要到何时，才能勇敢地走出这片阴影？

如果你也感受到了这份沉重，如果你也愿意挣脱这些无形的枷锁，请支持我的写作。让我们用一个个清醒的文字，砸碎那些吃人的旧道德，迎接一个尊重每个生命价值的新时代。

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谈王健林和万达。他认为王健林没有变，但时代变了，原先的“老登商业模式”已经改变，旧的“拿地-搞地产”模式玩不转了。沦为笑话的西贝也是类似的例子，贾国龙这代习惯一言堂的土皇帝企业家，对网络时代的生态一无所知，因此每一步回应都堪称灾难级。西贝如此，之前要教育消费者的百果园也是如此，这些企业家停留在自己过往的时代里，却不知道酒桌上那些无往而不利的“老登式话语”、自己引以为豪的“社会经验”，注定会让自己沦为靶子。

我不反对这个观点，但我觉得在固有社会环境下，新业态也不过是另一种“老登商业模式”，新能源车就是典型例子。跟当年的地产一样，它同样依附于权力。当年是“搞好关系然后拿地”，现在是“搞好关系然后拿政策”，无非是房地产“科技含量”低，新能源车显得有“科技含量”而已，都离不开老登式的大忽悠。它的底色仍然是中国社会传统的认知和评价体系，一切以权力为基准。

前几天还看到一篇报道，称虽然举办传统婚礼的新人仍占多数，但越来越多的新人选择极简的三无婚礼。所谓“三无”，有不同版本，一种是“无车队、无接亲、无伴郎伴娘”，一种是“无接亲、无婚宴、无司仪”，其实指向都一致——拒绝“传统”。

而且，这种思维并非年轻人里的少数，因为这年头愿意结婚的已经属于相对传统的那一群，不愿意结婚的肯定更不认这套。

不管是经济因素也好，抑或观念也好，这都不是坏事。

每逢婚宴，我都觉得最尴尬的场面就是主持人部分。婚礼司仪的土味表达，婚礼新人的土味回应，不但呈现了传统的虚伪，背后的文化和社会意涵也很有“中式特色”。

在传统婚礼中，司仪的角色大致有两个，一是“权力话筒”，一是“情感导演”。前者是流程控制，确保婚礼按既定剧本进行，管你新人是谁，反正都是一套模式走下来，后者则是任务，“让新人哭”就是司仪的KPI，因为新娘不哭就显得不孝，这是典型的中式道德绑架。

有人将传统婚礼视为“老登式婚礼”，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从主持人的套话、新人致辞的煽情，还有不能不流的眼泪，其实都脱胎于中国式社交的基本模式。

许多新人会跟婚礼司仪配合“完美”，他们嗓音洪亮、打着官腔，就像在单位里开会发言一样，感谢来到现场的领导们，并感谢领导在事业上的栽培。

对于在场的老人来说，婚礼新人如果有这样的表现，他们会老怀大慰，不仅仅因为解决了孩子的婚姻大事，更因为这种表现很“成熟”。这可真是“老登看中登，越看越开心”。

很多人将“老登思维”归结于经验主义，爱说教，爱面子，讲究尊卑，将沟通理解为“我单向输出，你们听着就好”，将社会和人生狭隘化甚至极端化，将自己的人生路径视为唯一正确的选择，但这只是皮毛。“老登思维”的本质是权力思维，是权力本位、关系本位和形式主义的旧有社会运行逻辑。

在婚礼这个本应最私密和最个人的场合，强行插入对单位领导的感谢，是将公共领域的权力规则侵入私人生活领域，将婚礼变成了一个小型的社交秀场和权力确认仪式。新郎新娘及其家庭，通过这个仪式向亲友和社会展示自己的“社会关系网”和“资源”。也就是说，他们所展现的土土的老登感，本质上是对权力的崇拜。

所以，拒绝婚礼司仪的婚礼，有助于将婚姻这件“两个人的事儿”稍微往正轨拉一下（当然，在中国式思维里，“婚姻是两个人的事儿”这个说法简直大逆不道，会被斥为自私）。如果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坚持三无婚礼，那就可以视为一种温和的“文化起义”，讨伐对象正是那些将私人喜悦异化为公共表演、用权力话语覆盖个人情感的“老登”式旧脚本。

当然，这种做法很容易招来“不成熟”“自私”之类的批评，因为老登思维的重要核心，就是“功利化评价”。在这套功利评价体系里，一个人是否优秀，与品德、知识、才华和逻辑这些正常文明社会的标准无关，“成熟”和“精明”才是关键，其中“成熟”的标准是“脑子会不会想事儿”，而“想事儿”的标准是“是否走最有利的那条路”，“最有利”的标准则是“稳定”“老人家走过的”。

从这些标准就可以看出，“老登思维”是一套形成于资源相对匮乏、发展机会有限、社会结构僵化时期下的生存哲学和成功学。它的核心是“存量争夺”而非“增量创造”。

在物质匮乏、社会流动性差的年代，个人成功高度依赖于在有限的资源和人脉网络中“分一杯羹”。“精明、会来事儿、混得开”是在这种环境下脱颖而出的核心技能。它强调的是对现有规则的利用和人际网络的经营，而不是通过创新和创造价值来获取成功。这套思维模式被那一代人验证为“有效”，故而成为他们评价体系的标准。

“老登思维”默认世界是一个“零和游戏”：你多得一点，我就少得一点。因此，“精明”意味着能从别人那里争取到更多利益；“会来事儿”意味着能讨好权力持有者，从而进入分蛋糕的圈子；“混得开”意味着拥有更大的关系网，在争夺中占据优势。这一切的背后，是深刻的权力崇拜，认为社会的运转核心是权力和人情，而非规则和能力。

与此相反，一个人的内在品质，比如真诚、创造力、理想主义、协作精神和专业素养，就往往被忽视，因为这些品质在“存量争夺”中显得“不实用”甚至“迂腐”。它的评价标准是高度外在化和物化的：看的是你拥有什么（地位、财富、关系），而不是你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世界当然是老登的，因为“老登思维”仍然占主角。未来也仍然是老登的，因为他们并不缺乏继承者。老登喜欢那种与自己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相似的“小老登”，“小老登”继续掌握合乎话语权。至于社会规则的灰色，对关系主义和投机主义的坚持，在这片土地上都不可能真正改变。

但为什么我要在标题里说世界“也可以不是老登的”呢？因为世界自有规律，违反规律的事情不会长久，违反规律的人也最终会遭遇惩罚。

“老登商业模式”就是如此，它的内在逻辑、它对政商关系的理解，它的路径依赖，都注定会让老登面对艰难。当年的初代企业罕有“善终”，有人归结为原罪，但原罪本身就是老登思维的结果。后来的企业家们也一样，他们能够从老登思维里得到多少，也就能失去多少。

对于个体来说，远离老登式说教，让自己年轻一点，也未必是坏事。人生那么长，早早变成老登，也很有可能面对老登的困局。一个人在二十岁时就知道鱼头朝哪里摆，有着八面玲珑的精明，并不意味着他能在三十五岁时依然有一份工作。

即使找老板，也应该找不那么老登的。前几天看到朋友说，如果你的老板平时用苹果手机、开特斯拉、去山姆超市，那他起码不会是个太喜欢说教的人。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