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审查制度下，艺术家与审查员曾经是天敌，新的审查制度的目的却是要消除这种对立。艺术依然会受到审查制度的干预，但这种干预不再只是迫使艺术家们沉默，而是确保他们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也是艺术家们的根本利益所在。历史上第一次，艺术家和审查员有了共同的目标，他们一道培植艺术的花园，正如波兰诗人斯坦尼斯罗·巴兰察克所言，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严格的道德区分。”

今天的推送摘自学者景凯旋为《天鹅绒监狱》所写的导读。

高墙内的作家自白

景凯旋

卡夫卡晚年曾写过一个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主人公把自己关在笼子里，向世人表演绝食。饥饿既是他的谋生手段，更是他的艺术追求。然而，尽管他想要达到饥饿的极致，却得不到世人的真正理解。几年后，那些喜欢看热闹的观众就把他淡忘了，纷纷涌向其他表演场所。饥饿艺术家最后在孤独中死去，临终前他对看管人说，他只能忍饥挨饿，没有其他办法。据说，这是卡夫卡最喜欢的作品之一。在病逝前一个月，作家躺在病榻上校对这篇小说的清样时，仍然禁不住流下眼泪。

这篇小说含有丰富的隐喻，可以从多种角度解读。比如，伟大的艺术是一种牺牲，也不可能得到世人的真正理解。艺术家要想衣食无忧，甚至享尽荣华富贵，就应当改行做别的事情。卡夫卡生活的年代，艺术家是独立而匮乏的，常常要忍受孤独和穷困的处境。作家无法预见到，艺术家有一天也可以被国家养起来，他与社会不再是对立的关系，既不必忍受饥饿，也不需要表现饥饿，哪怕才气平庸，也会拥有众多读者，成为一名被掌声和鲜花包围的艺术家。这种美妙情景不是梦想，它曾在苏联、东欧国家实现，匈牙利作家米克洛什·哈拉兹蒂1986年写成的政论随笔《天鹅绒监狱》中，就详尽地分析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文化体制。

△《大声说！》，Selcuk Ozis，2009年Freedom of expression海报竞赛获胜者之一

在这种文化体制中，不存在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因为文化掌管者和创作者已经是合作的关系。既然饥饿艺术家必须把自己关在笼子里，为什么他不可以把自己关进监狱里而不致忍饥挨饿？这就是哈拉兹蒂想要阐明的理由，尽管笼子代表的是艺术的自律，监狱高墙代表的是体制的限制。明眼的读者当然不会认为哈拉兹蒂是在为体制辩护，实际上，他是匈牙利一位最有独立性的作家。他出生于1945年，父母都是犹太人，尽管他自小生活在红色家庭，但他却是一个天生的异见者。20世纪70年代初，当哈拉兹蒂还是一个大学生时，就因为思想自由而被大学开除，去工厂劳动了一年，这段经历使他写出《一个工人国家的工人》一书，并以萨米亚特（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出版。为此，他遭到逮捕和审判，被禁止发表任何文字。此事曾成为轰动一时的国际新闻，哈拉兹蒂也因此被视作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代表。80年代，他成为匈牙利第一份萨米亚特刊物《讲述者》的编辑兼撰稿人。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是在与审查制度的冲突中度过的。

△米克洛什·哈拉兹蒂

哈拉兹蒂在《天鹅绒监狱》中想要阐明的是，“国家艺术家”是怎样炼成的？他采用一种反讽的调子，从一位“御用作家的良心”角度，阐释他所说的“审查的美学”。审查制度源于权力对自由言论的控制。早在17世纪，弥尔顿就在他的名文《论出版自由》中指出，上帝赋予人自由意志来对善恶做出选择，如果人民选择善，却被阻止知道恶，这样的选择是没有意义的，根据良心进行自由讨论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审查制度是徒劳无益的，因为真理必然会战胜谬误。但在哈拉兹蒂笔下的御用作家看来，弥尔顿的言论大谬不然，审查制度完全可以带来文化繁荣。与通常人们谈论审查制度不同，此书没有对审查制度展开控诉，而是极力为审查制度寻找理由。用作者的话说：“这本书描述了审查的美学，以及艺术家和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书中研究了国家用于操控文化的努力；探讨了艺术家与他们所处社会的执法者之间的合谋共犯关系。”

秘诀仅仅在于，从前的艺术创作都是个人性的，东欧则实现了艺术创作的国家化。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主要有两点：一是保障艺术家生活的作协和文联组织，二是推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用哈拉兹蒂的话说，这是“一种新的审美文化”。国家取代市场，成为艺术的唯一雇主。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曾经让艺术家们饱受屈辱和贫困，艺术国家化则是对艺术和艺术家的解放，它解决了艺术家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双重问题，使他们成为有组织的专业人士，他们“期望着这样的国家不会把他们扔给无情的市场。这预期也的确实现了”。政府把艺术家看成是自己人，对他们关怀备至，让他们充分感受到社会的需要和尊重。国家承诺“保障艺术家在物质、工作、和个人生活方面的需求；加强艺术和受众之间的联系；引导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利用物质刺激，推进执行艺术或政治目标”。饥饿艺术家们从此成为社会的主人，不再挨饿，不再孤独，甚至还能享受其他阶层所没有的特权。

按照哈拉兹蒂的叙述，在匈牙利，国家通过作协和文联向艺术家提供大量财政支持，以鼓励其艺术创作。当局给艺术家提供住房，工资和养老金，还有收入补贴及其他各种临时津贴，并且经常设立各种艺术奖和基金，其成员可以接受奖学金、长期免息贷款或财政援助，可以入住基金会的疗养院和工作室。保加利亚作家乔治·马尔科夫（Georgi Markov）也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曾与一位诗人坐在作家俱乐部里，紧张地等待入会申请被批准。他们渴望得到认可，这种认可不是来自读者的欣赏，而是来自作协所发的会员证，这是成为一个国家艺术家的唯一标准。马尔科夫本人最终也因发表一部小说进入特权阶层，从工厂调到编辑部，分配了新的公寓，有了私人小汽车，可以在特供商店购物，还可以经常出国旅游，到作协的别墅度假，只要递交一份写作提纲，就可以获得特殊的资金与补贴。

△乔治·马尔科夫

艺术家们不用再担心自己的作品没有受众，作为艺术家保护者的国家对艺术的需求量是巨大的，并且会不计成本地予以推广。为了控制工人的思想，匈牙利当局要求每个工人都必须参观博物馆，阅读或起码谈论几本书，或是看上一两场电影。在保加利亚，公众参加读书活动同样是一种政治义务，作协经常会组织作者与读者见面。有一次，马尔科夫受邀去外地会见参加暑假劳动的大学生，这些学生正在山区修筑一条公路。当地政府预先就宣传作家即将来访，准备好了鲜花和照相。一切都是组织好的，事先会安排几个读者阅读他的作品，准备几句赞扬话。这不是真正的对话，而是各自背诵相同的独白。听众一般很聪明，不会问一些敏感的问题，诸如生活的真实及文学的虚假之类。

由于艺术家成了制度的最大受益者，艺术家与国家的利益已经高度一致。对于艺术家来说，教育人民总比服务市场的感觉要好得多，也要有保障得多。当然，艺术家们需要经常表态向人民学习，但他们知道自己的地位在人民之上，这是从前的饥饿艺术家所没有的荣耀。聪明的艺术家是不会轻易放弃这样的优渥待遇的，哈拉兹蒂在书中讲述了一个情节，20世纪70年代，匈牙利当局曾打算对文化产业进行改革，流行艺术由于缺乏“价值”或“教育意义”，不值得国家大力支持，因而当局想把它们推向市场，参与竞争和自负赢亏。这个措施竟然引起许多官方艺术家的强烈反对，市场化使他们受到侮辱，他们抗议艺术再度成为商品，批评这种物质主义和公共事务中的不负责任，担心危及自己的崇高地位和作品销量。这使当局感到欣慰，艺术家们不会再反对官方的艺术标准和审查制度了。艺术家们曾经愤怒地指控资本主义的罪恶，原来是因为他们更喜欢安全，而不是自由，“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愤怒，多半来自于对纵容的愤恨”。

在传统审查制度下，艺术家与审查员曾经是天敌，新的审查制度的目的却是要消除这种对立。艺术依然会受到审查制度的干预，但这种干预不再只是迫使艺术家们沉默，而是确保他们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也是艺术家们的根本利益所在。历史上第一次，艺术家和审查员有了共同的目标，他们一道培植艺术的花园，正如波兰诗人斯坦尼斯罗·巴兰察克所言，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严格的道德区分。面对真实的生活，艺术家们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出于利益考量，他们学会了自我约束，完全能够做到自我审查，通过“创造性妥协”和“自我纠正”，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以至于审查制度似乎都显得不再必要了。“就连孤独这类负面情绪，也统统被国有化收编。”艺术家们已经被体制化，无力产生不自由的感觉。最终，他们证明了自己与普通人一样，在高墙内呆久了，习惯了依靠高墙而生存。

△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

正是在这里，我们才完全意识到哈拉兹蒂与他的叙述者的区别。这是一本表面上赞扬不自由的书，因而在阅读此书的同时，还应当阅读契斯、巴兰察克、马尔科夫和马内阿等作家有关审查制度的文章，他们从批判的角度互补了哈拉兹蒂充满反讽的赞扬。比如，哈拉兹蒂没有提到艺术家在当局心目中的真正形象，这一点由马尔科夫写到了，在艺术国家化的制度下，保加利亚的作家们不断被告之，是“我们使你成为作家的”。事实上在所有东欧国家，艺术家们都不得不忍受这种屈辱。这还不够，为了体现国家具有言论自由，当局更希望作者能够自我审查。那些持有异议并拒绝自我审查的艺术家都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会被贬低为一个政治抗议者，其作品则被看成是为了表达政治上的不满，而不是真正的艺术。如果艺术家要想发表作品，只能选择屈从官方；如果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只能选择放弃出版。但无论结果怎样，他都是一个失败者。

△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

这种体制内不会产生真正优秀的作品，真正的读者也不会对此长期保持沉默。马尔科夫回忆道，当他那一次与学生座谈时，谈到每个人都应当对社会负有责任。一个学生马上问道：“那你如何使你的信念和你的特权相协调？外面停着昂贵的西方小汽车，这看上去难道不矛盾吗？”所有人都在等着他回答。马尔科夫沉默了，他知道学生的质疑是对的，他每月的收入就相当于他们父母一年半的工资。学生们纷纷发言，批评当代作品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他们不明白作家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如果说这是在反映生活，那么作家或者不懂得生活，或者是在撒谎。最后，马尔科夫问学生们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作家，他们异口同声提到从前那些著名的名字。这些老一代作家大都穷困潦倒，但从不出卖自己的才能，他们用自己的作品照亮了时代。

那些坚持艺术自律的艺术家终究会发现，国家艺术家与艺术独立是水火不容的。许多东欧艺术家都有与马尔科夫一样的感受，他们并非都忘记了艺术的真谛和自己民族的文学传统，在创作了大量毫无价值的作品后，留给他们的只是无尽的忏悔。马内阿最终选择移居国外，当罗马尼亚发生巨变后，一位作家朋友写信给他，不无悲哀地说：“我们过去四十年里写的那些文学作品，有多少能留传于世？它们利用了历史事实，有时甚至对历史事实视而不见，这样的文学不就是一些应景的只有短暂价值的东西吗？这些文学作品将成为历史的一些插曲，未来的人们会觉得毫无意义，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们根本无法理解。”

本文作者 米克洛什·哈拉兹蒂，1945年出生在耶路撒冷，后随父母回到匈牙利。他是匈牙利当代重要作家、思想家、人权运动者、大学教授，同时也是匈牙利民主派异议者最重要的地下期刊《讲述者》的编辑和突出贡献者。20世纪70年代匈牙利民主与自由出版运动发起者之一。2004—2010年曾指导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OSCE）媒体自由监督机构。另有著作《工人国家的工人》。作品被翻译多种语言，在欧美影响深远。

作者：［匈牙利］米克洛什·哈拉兹蒂

译者：戴潍娜

出版：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年：2015年10月

匈牙利道德勇气的标志性人物

言说东欧艺术自由与禁忌

对国家社会主义之下的艺术家而言

做一个创造者意味着什么？

本书是一部探讨东欧“被囚禁的艺术”、泄露统治者内心秘密的地下文学，由一个天生爱唱反调的人以一种“御用作家之良心”的口吻所写。它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地剖析了被“审阅”的文学和匈牙利艺术家、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极富洞见地描述了“镣铐下的美学”、艺术家与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

事实就是这样：碰不得的禁忌，不宜居的生活，不可说的言论，无形的条条框框，永久流产的不被接受的思想，这一切并没有让我们的作品在审美意义上贫瘠乏味。艺术大厦就从这些国家设置的栅栏里拔地而起。我们巧妙地在艺术宅邸里改组家具。我们学习在规训中生活，那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的一部分，不久我们将变得渴望它，因为没有它，我们就无法创作。

我宁愿不把这种文化刻画为一种审查制度，这么做会掩盖其新颖性：正确的理解是，我们的……审查制度形成了一种意在根除审查制度的自相矛盾的文化。我希望这本书成为这一深刻文化变革的记录者。我们的新文明，不仅与真正的艺术自由相背离，与被认定为与自由背道而驰的传统审查制度亦是相距十万八千里。

——米克洛什·哈拉兹蒂

2002年韩日世界杯，仗着东亚邻国日本和韩国是东道主少了两位强劲对手，中国男足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进入FIFA世界杯决赛圈。

但在韩日世界杯上，国足除了踢中一次门柱之外，一球未进。

当时有球迷调侃：丢人丢到了世界，感觉国足就是去东亚邻国开了个国际玩笑。

但二十几年过去了，现在回头看或许你会发现，那届球员或许是近二十年来国足最强的一批球员。

孙继海、范志毅、邵佳一、杨晨、于根伟……近一二十年间都没有再出现能够和他们比肩的球员涌现出来。

所以，国足磕磕绊绊进了18强赛，先是被日本队7:0横扫，继而在家门口在多一人的情况下被沙特队绝杀，也不足为奇。

毕竟无论战术、竞技水平和精神属性层面，在国足身上都看不到一丝获胜的希望。

见证国家队在主场输球的球迷，赛后高喊“伊万下课”！这只是球迷压抑心情的宣泄，明眼人都清楚，中国足球环境的现状，这压根就不是换教练就能解决的问题。

里皮来过，结果又能怎样呢。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教练所能改变的。

说到底，就是土壤问题，生态问题，体系问题。

在此前的文章中，曾提到过一组数据，这数据是当时还未进去的原足协大领导亲自透露的：中超俱乐部的平均投入，是日本J联赛的三倍多，韩国K联赛的十倍多。

再看看球员工资，平均是日本J联赛的5.8倍，韩国K联赛的11.67倍。

但是从成绩来看，明显是“拿钱不干活”。

中国男足各级国家队，已经十几二十年没有进入到各级世界大赛了。

有球迷曾戏谑道，对于国足用三句话来说：“中国男子足球”，前面两个字侮辱了这个伟大的国家，中间两个字侮辱了这个性别，后面两个字侮辱了这项运动。

别说冲出亚洲，现在在亚洲范围内都已彻底沦为鱼腩球队，甚至见了越南、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都得绕着走。

如此羸弱，归根到底是中国的足球生态系统，完全被一干人搞乱套了。

看看过去那几年，大搞特稿的“金元足球”，撒钱拿了几个亚冠后，只留下一地鸡毛。

估计很多资深球迷还有印象，某著名足球评论员在一次直播时爆料：“你们知道吗？曾经，想进国家队，有人可以直接明码实价！甚至给你一张银行卡，想出场是吧，来，往里打钱，想出几场给几场的钱！”

国足如此黑，足球风气如此，青训自然好不到哪里去。此前，一位足球圈人士曾爆料，当初“金元足球”时代，北方某个有顶级联赛俱乐部的城市，仅是青训足校就有十来家，但是不到十年时间几乎都黄了。

主要原因就是：不职业。

小球员想进队要交钱，想上场得交钱，想进更高级别的梯队更要交钱。

更有甚者，据说某个由联赛球员开设的足校，不仅收费还要小球员妈妈陪睡！

不仅如此，还有人在网上拿身边的人举例：“我弟弟，在某中超球队预备队踢球，教练直接明码要价，想上场就要多少多少钱，你要想在一线队踢上球，花得更多！”

对于中国足球的现状，记者赵宇的评价很是中肯：

“在这样一个糟透了的足球体系之中，总有环环相扣的利益，总有撇不开的人情世故。欲望与金钱绑定在一起，再加上不健全的体系，不职业的做事方式，乌烟瘴气的环境，不出问题才怪。都说假赌黑在任何足球环境中都存在，哪怕欧洲五大联赛。但如此大规模的情况，恐怕也不多见。或许我们不能把中国足球成绩糟糕的原因归结于此，可它恰恰是在用一个又一个的实际例子告诉我们：这样的中国足球，是没有希望的。”

问题在根儿上，问题在“上梁”，竞技体育讲的是职业，是专业，不能只讲政治正确。

我们只思考一点，作为奥运金牌大户，作为体育大国，可是我们在国际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运动员，无非也就姚明、李娜等几人。

他们之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功，除了自身天赋与努力之外，还在于后期的“彻底职业化”。

姚明进入了生态体系完整的NBA联盟，李娜则单飞出去打上了职业赛。

说回足球，又是整治，又是2035目标，但根本问题在于，在“抢救中国足球”的过程中，既然电击、除颤、人工呼吸等手段都用上了，为何就是不尝试彻底松开掐着脖子的手？

彻底职业化、联盟化，去掉行政干预，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中国足球或许还能有救。

临沂二苏案辩护人：黄佳德律师、仲若辛律师、王万琼律师、冯延强律师（由左至右）

作者 仲若辛

来源 公众号辩护人Defenders

临沂苏纪峰、苏晓峰被控故意杀人案，一审由临沂市中级法院判处一个死刑、一个无期。上诉至山东省高级法院后，开庭六天，由徐昕、何智娟、冯延强、黄佳德四位律师出庭为两位七旬老人做无罪辩护。二审审了三年，裁定发回临沂市中级法院重审。

我在案件重审阶段介入新的一审辩护。和我一起为两位老人辩护的还有王万琼、冯延强、黄佳德三位律师。辩护工作团队还有肖明静、邓庆文律师做辅助工作。李仲伟律师多次赶来为辩护团队提供帮助。鉴于两位老人家庭困难，所以和之前的二审辩护律师一样，我们这些律师都没有收取律师费。

令人绝望的未审先判

通常来说，案件发回重审让人看到起死回生的希望，但这个案件的发回却是令人绝望。

首先，山东省高院的二审裁定仅是将刑事部分发回重审，理由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但民事部分未发回重审。辩护人通过临沂市中级法院得知，山东省高院认为民事部分已经生效。也就是说，山东省高院事实上认定了故意杀人行为的成立。在这种情况下，临沂市中级法院的再次一审，不可能违逆上级法院的生效裁定而认定故意杀人行为的不成立。

其次，原一审判决是经过了临沂市中院审判委员会的集体讨论的。因案情重大且疑难复杂，本次的再次一审，肯定还要经过该审判委员会的集体讨论。同一个审判委员会，很难做出与之前判决完全相反的无罪判决。就像福建的念斌案，福州中院判处念斌死刑，发回重审后再次判处其死刑，再次发回重审后再次判处念斌死刑。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很可能在本案中发生。

第三，本案的公诉人是张志超冤案的公诉人朱学珍，审判长是任艳红冤案的审判长陈刚。他们制造了重大冤案，但未受法律追究。这个冤案制造二人组来审理本案，实在令人绝望。他们能否公正审判，着实令人生疑。

第四，本来很多程序问题应该在庭前会议中解决，但这个案件的庭前会议完全是流于形式、走过场，不解决辩方提出的回避、管辖、非法证据排除、调取新的证据等问题，对于我和王万琼律师介入后提出的各项申请也视而不见，拒绝再次召开庭前会议，法官甚至拒绝和辩护人沟通，连电话沟通也拒绝。他们决定直接开庭。但2024年5月16日的庭审，因未向各辩护人送达起诉书而被迫停止。

以上诸多因素，让我们对本次一审陷入深深的绝望。我们认为，既然“我辩我的，你判你的”，那就干脆不发表质证意见和辩护意见了。加上两名被告人也在5月16日的庭审中明确要求案件移出临沂，否则拒绝接受法庭的审判，我们决定不再发表质证意见和辩护意见。两名被告人家属对我们的决定表示认同并坚决支持。

四天庭审的事实证明，审判没有公正可言

虽然确定了那样的辩护方案，但开庭时，我们仍然就程序问题发表意见，仍然尽最大努力说服法官，让案件回到正轨。但是，不但阻击未能完成，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更加绝望。

9月3日开庭第一天，被告人苏晓峰双手带血进入法庭，向辩护人反映其被法警暴力拖拽致使手部受伤。之前苏纪峰也反映其被法警拖拽手铐拖出法庭致使手部受伤。以前我们只能在张志超、任艳红这样的案件中看到侦查机关的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从未见过案件到了审判阶段，被告人还在遭受体罚虐待。两名被告人再次当庭拒绝接受临沂市中级法院的审判，要求将案件移出临沂。我们注意到，审判长陈刚将被告人高压159视为血压正常，进而安排继续开庭，而其找来的医生明确表示高压140以下才是正常；公诉人朱学珍，在休庭检查伤情期间，坐在那里和其他检方出庭人员谈笑风生，枉顾法律规定的监督职责。无论是公诉人还是审判长，对人的生命的漠视令人心寒。

第一天的庭审结束后，法庭竟然拒绝辩护人复制庭审笔录。这是我们之前从未遇到过的。

9月4日开庭第二天，审判长一上来就宣读庭前会议报告，驳回辩方的全部申请，并且故意不安排听取辩护人对庭前会议报告的意见。对公诉人的回避申请本来应该由检察长决定，但法庭也越俎代庖决定了。两名被告人拒绝回答公诉人讯问，多次大声表示：案件移出临沂，不和冤案制造者说话。辩护人向法庭明确，鉴于法庭已经毫无公正可言，庭审是在走过场，辩护人将不再发表质证意见和辩护意见。随后的排非调查程序，成了公诉人单方的独角戏。

9月5日庭审第三天，审判长陈刚宣布：“经合议庭评议认为，相关证明材料能排除二被告人供述系非法的，供述可以出示，其真实性和关联性在举证质证环节，发表意见。”

陈刚审判长在任艳红案的判决书中几乎也是这样写的：“被告人任艳红在侦查阶段的多次供述客观真实，且可以排除刑讯逼供的可能。”之前的庭审中，公诉人朱学珍也曾口口声声说，讯问笔录显示保障了吃饭、休息，陈刚审判长在任艳红案的判决书中也是这么说的：“2011年8月8日、9日的讯问笔录亦显示公安人员讯问期间安排休息、吃饭等情节。”而事实证明，任艳红案是个冤案。

9月6日庭审第四天，公诉人朱学珍继续有选择地播放苏纪峰的讯问录像，只播放他被刑讯逼供后的供述录像，未播放在重审阶段声称遭到刑讯逼供的辩解录像。在之前的排非调查程序中，朱学珍明确表示，本案部分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在移送过程中遗失。

后来，朱学珍又开始朗诵苏晓峰的供述笔录。这同样是苏晓峰在刑讯逼供及刑讯逼供的影响下形成的重复供述笔录，同样被她声情并茂地朗诵出来。但苏晓峰在看守所内第一次被讯问时，曾经多次提出侦查人员回避，并且明确说明他们没有杀人，这个案件是一个错案。为此，苏晓峰当时被侦查人员长时间辱骂、威胁、逼迫。可这些内容，被她歪曲成侦查人员在对苏晓峰进行政策和法制教育。即便如此，我们且看她如何播放相应的讯问录像，她敢播放吗？

下午，不出所料，公诉人朱学珍当庭播放苏晓峰的讯问录像时，果然将上述苏晓峰被辱骂、威胁、逼迫的录像给隐匿了。苏晓峰辩解无罪的内容，统统没有被记录、播放；侦查人员对苏晓峰的辱骂、威胁、逼迫，也没有被记录、播放。录像中的真相，被她彻底隐匿。

这种隐匿证据的手法，她在张志超案中也干过。有四名同学的证言证明张志超参加了早操，没有作案时间。但这四份证言被朱学珍隐匿，致使冤案酿成。

“沉默式辩护”及其职业伦理问题

“沉默式辩护”是刑辩同行对我们这种辩护方式的称呼。当然，拒绝发表质证意见和辩护意见，不是拒绝辩护，也不是对证据无异议。这种辩护方式是一种特定状态下的无奈选择：死刑案件，一审阶段，未审先判。而且这个案件已经经历过一次二审，二审开庭六天，对证据的质证相当详尽，辩护意见也很给力。现在重回一审，鉴于上文所说的原因，即便我们发表详细质证意见和辩护意见，也改变不了判决结果。只要案件不移出临沂，甚至说只要案件不移出山东，案件就没有公正可言。另一方面讲，死刑案件二审必须开庭审理，即便我们一审采取这种拒绝发表意见的方式，二审仍有机会。也可能，一审这种辩护方式会促进二审法院对案件更加重视。

关于这种沉默式辩护涉及的职业伦理问题，我在庭上阐明了不再发表意见的理由：“辩护人之所以为辩护人，乃基于被告人的委托，辩护人的职责是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鉴于被告人拒绝接受法庭审判，拒绝发表质证意见和辩护意见，辩护人无权超出被告人的意愿去辩护”。如果我们和被告人就如何辩护不能达成一致意见，那就要解除委托关系，退出辩护。但这个案件中，两名被告人及其家属对我们的沉默式辩护极为认同。他们不认为我们没有履行辩护职责，相反，他们认为我们很华丽而又完美地履行了辩护职责。

2024年9月8日写于临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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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感谢这些天来前来法院旁听本案的人员，尤其是各地的律师朋友们，有北京安志军律师，海南杜家迁、张凯律师，上海葛绍山、胡孙承、姜茂坤律师，山东刘慧君、刘伟、吴雨、李仲伟、英政、陈思彤、王艳、张焕坤、杜孝勇、李文昌、张荣娟、李华、孙中圣、李晓律师，等等。你们能来旁听，是对被告人及其家属们莫大的支持。

开学一周了。

聊一聊“一个班级，班委是必需的吗”。本准备随意一写，哪知越写越长。但我自知它是有价值的，值得你读完并试图理解。

【一】

我不知道其它国家中小学班级是否有班委干部、班级怎样管理。——据说很多国家没有班委，班级运行是自主式、平行式（而非阶层式）。

还据说很多国家没有评优、评先进之类的方式，学生之间主要靠自身水平来确定自身民间江湖地位，而不由官方确定。

我仔细想过，他们那样的方式有巨大优点：

平行式管理，就没有上下级。比如不会出现班长比副班长、劳动委员更“高级”的实态和心理。

没有官方统一、硬性标准，就不会被外界的这个标准划分成三六九等，分数高的，跑得快的，长得漂亮的，笑得疯狂的，谁比谁更厉害、更优等啊？

没有精细排名甚至没有排名，就不会被排名按在地上摩擦。大家似乎都一样，不会老是在无数种名目的无数次排名下被虐得垂头丧气，觉得自己是傻瓜、是笨蛋、怎么就这样差劲、人生真是没意思。

于是，只要学生脸皮足够厚，又没有人能对他们颐指气使，那么他们就永远能找到自己的优点，一天到晚盲目自信、得意洋洋——俗称“生命飞扬”。

如果天天给考试的高分发奖，却又没有“笑声最大奖”，那个比第一名少三分的最爱笑的学生早晚可能就不爱笑甚至笑不出来了。——这有意思吗？我觉得没意思。

在我的了解中，中国古代的书院也是没有班委干部的，事务一般由先生们安排，学生之间是平行的，没有相互管辖权。

你看梁山伯与祝英台，除了读书，啥班委干部都不是，也没见哪个班委来打扰他们整天暧昧、扣他们迟到分或作业未完成分。

所以我在标题里写上“现代、中国”。

要谈中国班级的班委干部起源，应该会倒溯至前苏联的学制，应该是一种半军事化模式。此处不多说。常常地，班委干部是一个怎样的群体，可能变形到什么程度，也不必多说。

【二】

其实远不只开学一周。从假期中接手新生算起，已三个星期。——补课是一个超敏感话题，你懂的，所以在假期里我一直保持静默，只字不提。

现在说说。毕竟已经正式开学好多天了，“曾经补课”时效已过，不再敏感。

总之，我重新做班主任，也已经做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如果不要求时间上整天和教室捆在一起、如果允许我按我自己的模式管理，我是一个愿意做班主任的人：

一、能更加名正言顺深入学生。非班主任，有时候不太适宜和学生联系太紧密，首先确实名不正言不顺；其次要顾及班主任和家长。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越俎代庖有点讨人嫌。比如作为非班主任，我几乎无法开口教育家长应该怎样更科学地教育自己的孩子。我怕他们反问我一句“你谁啊？”

二、能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的理念具象化。比如，能不能无须动不动呵斥学生而同样达到管理和教育效果？能不能让学生在较为松弛温和的氛围中取得同样的学业成绩，并符合学校的管理评估？**能不能实现一些别人觉得毫无意义甚至大逆不道但我觉得其实非常重要的东西？**——我想验证我的一些观念是不是空中楼阁、不切实际。

三、我想让我的学生在高中阶段活得较为轻松、较为愉快、多少有点幸福感，而不那么严格、严苛、严酷，不需要整天诚惶诚恐、整天动辄得咎、整天看人脸色调整姿势。15岁到18岁，多好的年华啊，他们能不能真的像书里写的、歌里唱的那样，是花季，是雨季，是明媚阳光下的奋斗激情——而不是雷雨天气里咬牙切齿的卧薪尝胆、悬梁刺股、程门立雪、凿壁偷光、目不窥园、冬寒抱冰、夏热握火……

——哪怕是在现有的应试教育下，不吃那些极可能本不必吃的苦，真的不能实现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

说得高大上一点，做班主任，能给孩子（哪怕是别人家的娃，但他们都是同一个国家的花朵、未来建设者）撑一把伞，去稍稍抵挡一下这个应试时代的恶性竞争，而不是自己化身为暴风聚雨、电闪雷鸣。

做科任老师当然也能撑伞。

但那把伞明显太纤细。班主任这把，大一些。

而且，若非班主任，那么班主任有可能和你的观念和模式不同，在同一目的——“认为这样更正确”——下，“两种正确”可能会“打架”，这时，你作为非班主任，得主动把伞收一收，毕竟对班级而言，班主任身上的责任更大。

【三】

这些学生来到我班上，我的第一句话是：座位你们自己选，可以考虑一下身高；你们也不必顾忌我们，包括性别，不必非得同性组合。——不知道什么原因、从什么时候开始，高中班级，男女生似乎永远不再同桌。

其实从来没能阻止他们偷偷摸摸恋爱。我坚信全国高中哪怕是衡水，校园恋情也必不鲜见。你看书院里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学生看我似乎确实随随便便，胆子稍稍大了一些。一个娃跑到讲台说“老师，能不能不要让XXX做班委干部，他有点权力就猖狂得很”，我看了她一眼，既没表扬她光明正大说别人“坏话”，也没批评她轻易指责他人；当然，我也更没告诉她：“姑娘你放心，我的班级，可能没有班委干部。”

他们就此开始了没有班委干部的学习生活。

上课三个星期以来，他们没有班长、没有劳动委员、没有学习委员、没有纪律委员、没有卫生安排、没有迟到监督、没有惩罚措施**……**寝室长也是每间寝室的“一号床”。

只有科代表。

以及值日生。

【四】

这样的思路，并非一时头脑发热、标新立异。

对我来说，它可能是一个基本成熟的思考，并曾经在前面两轮班主任时实施，证实是可行**的：**只要你信任学生，他们会以惊喜回报你——当然，限于他们的年龄和认知，自然必偶有惊吓。

我曾经写过几篇我过去的班主任思路：

《开学编年史+你们的班委呢 ——班主任往事》

《是的，我曾经也是班主任，不大正常的那种》

《家长会，家长究竟会不会》

以上点击可见。

而当年在新浪博客上，我曾经坚持过尽量每天记录一下班主任生活。

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学校管理细如牛毛，从吃饭，到穿衣，到上厕所，到坐姿，到各种时间点的卡死……

从8月26日正式开学，到今天9月8日，以及之前不宜提及长度的时间，我这个没有班委干部、没有惩罚措施、没有清洁卫生轮次安排、没有纪律委员维持……的班级，是如何运行的？

能接受常规检查的考核吗？

教室地面是否一团糟？

垃圾是否一大堆？

迟到的学生是否一大群？

晚自习的纪律是否闹如潮水？

寝室是否各种扣分？

没有。

在一大堆扣分中，我非常怀疑我班扣分是最少的，至少是极少的。

以历来的扣分重灾区寝室为例，在我的记忆中，五间男生寝室，卫生扣分男生3分（其中一分据说是冤枉的，他们宽宏大量，懒得去和宿管老师纠缠），三间女生寝室1分。

纪律扣分，女生扣分零。男生扣分2——原因很稀奇：宿管记录是两个学生打牌。我一惊，我在培养赌神？一问，答案是：他们在玩一种我没听说过的UNO，不是扑克，所以他们觉得这不是打牌——他们不知道五子棋也算是违纪的悲惨故事。【至于暗中是否有手机、MP3，以及各种胡作非为、半夜卧谈，只要有过学生寝室住宿经验的人都知道，每间寝室都一定暗潮汹涌，基本不可能真正禁绝】

其他各项也被表扬多，被批评少。除了客观原因是对他们的关爱，主观原因是：他们早读精神状态真的不错、他们晚自习状态真的不错、他们连正在学的课间操《最炫民族风》也跳得群魔乱舞，虽然不标准，但是很飞扬。

总之就是嘻嘻哈哈、严谨认真。而且由于我们是顶楼，所以他们常常在顶楼那个宽阔的平台上观赏风景、来回散步、凝视天空与远方，那状态老让我想起街头蹓弯的北京大爷。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反正不被惩罚，竟然不去扣分？

最近的一次扣分公布

图左是我所在班型的扣分，图右是整个年级的扣分

【五】

他们进校的第一个晚自习，是班主任“看守”。

闲着也是闲着，我给他们叽歪了一两个小时，说得好听叫“开宗明义”，说得不好听叫“大型PUA”。

第一句话：

我不想你们斗智斗勇，这样没意思，而且不公平——你们四十人对我一个人，这太不人道主义了。而强行欺压你们一群小屁孩，我也没兴趣。

第二句话：

所以我希望你们自己管理自己。地是你们的，你们自己扫；寝室是你们的，你们自己爱护；学习是你们的，你们自己努力……总之，啥啥都是你们自己的，你们自己处理好一切——就像你现在坐的座位，你们自己选的——

——也就是说，你们乐滋滋地自行组合同桌、你们自行决定坐哪儿、没有哭喊着挤在最佳位置、没有为争好同桌大打出手的**那一刻**，你们就已经证明了你们可以做好自己的事、并能和同学们形成默契与妥协。既然你们能，那么你们休想别的事就必须得我来时时刻刻盯着。——因为你们已经是熟练的中国学生了，学校需要你们做到的一切都是你们熟悉的。

第三句话：

所以，我觉得班委是多余的，我们不需要毫无必要地选出一个人来安排和管理自己，对自己指手画脚：你们自己会安排自己、自己会管理自己、自己才最有资格对自己指手画脚——也就是，“自我管理”。

然后，我把上面那篇《你们的班委呢》给他们看了看，让他们对“自我管理”有一个较为直观的认知。

第四句话：

我不愿意仅仅满足于教育一堆考试机器、培养一群永远需要别人管束、永远希望别人照顾、总想得到他人谅解的巨婴：啥也不做、只知道张嘴索取、求而不得就立马哭闹。

然后，我写了两个词、两个完全涉嫌拔苗助长的词：自治能力、公民意识。并说：

我告诉他们，为了实践、实现自治，为了体会公民的具体含义，我们先从清洁卫生做起：

1、撤去全部垃圾篓、采用个人垃圾袋。自己产生的垃圾自己解决。这样的好处是：因为得自行处理，所以你们会减少垃圾的产生；同时，因为公用垃圾篓的荡然无存，就不再苦恼它应该由谁处理，“公地悲剧”也就不再发生。

2、整个教室，除了你课桌和凳子垂直的地面，其余区域都是公共区域。所有的垃圾袋、书本、书包、羽毛球拍……等个人物品都不得超出，放在你自己的课桌、凳子或书袋、书架、收纳箱里。

3、个人区域自行处理、公共区域志愿处理。个人区域由个人处理很容易懂，而公共区域是我们所有人活动的场所，所有人使用，所有人处理。我坚信一定有人闲着没事的时候，看到公共区域脏了乱了，愿意动手。****

请去掉你们过去“助人为乐、热爱劳动、乐于奉献”之类的破认**知。**

你不是在助人，你是在“助”己；****

**你不是在奉献，你是在做分内之事。**

——所谓“公共区域”，是我们公共使用、共同弄脏，因此保持它的整洁就成为我们自己的义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根本不必去追查是谁弄脏的：弄脏者自觉处理当然更好，但他不处理、或无从追查，并不改变“公共服务”这一真正本质。——这不仅是一种公共意识，而且有助于形成豁达、开阔的认知与胸怀，告别细节纠缠、告别斤斤计较。

至于你热不热爱劳动，这重要吗？凭什么你热爱才做？不热爱难道就不做吗？

做应该做的事，哪怕不喜欢做；做需要做的事，哪怕不愿意做；做公共的事，哪怕它看上去与自己无关；而不是为了“能得到表扬”才做——这就叫公共意识、公民雏形。

——三个星期以来，也许我班上的科任老师并没有注意到，班上没有卫生小组，没有纪律委员。

随笔中，一个陈姓学生很开心：来到新班，居然没有卫生安排，过去是受够了，永远按音序来，所以我总是第一个，现在终于不被姓氏所累了。

从卫生入手，以“社区”自治与公域服务为指导思想，当他们形成了基本的认知，然后就延至学习、纪律、寝室。就这样，三个星期过去了。

公域自治、志愿服务，这似乎更接近于一个现代公民的基本意识。我们学校的口号是“和整个世界站在一起”，那就应该不断靠向现代文明社会的运行模式，而摒弃“自扫门前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远古教诲。

【六】

为什么又需要科代表？——他们等于是老师的助教，而非官职。

为什么又有体育委员？——它不叫体育委员，它是体育科代表。

为什么又要值日生？——他们等于是常规事务的常规轮值，而且主要功能是执行者+招集人：当他需要离开而教室还有人，他可以任意交付他人——当他遗忘的时候，前一个值日生会提醒、其他同学已经意识到要自行补缺：我默默偷窥这么久，还从未发现教室无人时黑板未擦、电器未关闭，我甚至没能发现是值日生都负责，还是谁们在补救。

有一天，说要教室检查，我宣布后提醒说：要把上一届弄得乱七八糟的教室清洁出来啊。一群男女同学，想方设法，甚至动用了厕所里的钢丝球，让教室焕然一新。那种粘贴画撕下后的胶有多难弄，谁弄过谁知道。

【七】

学生来到学校，除了科目学习，还需要怎样的进步？

当一个官儿来锻炼管理能力？

那没当官的呢？“锻炼”被管理能力？

自治能力是不是一种管理能力？自然而然形成的领导力，是不是比老师任命或假装选举一个班委更具价值？

如果没有自治能力，习惯了当班委，今后没人拿给自己管怎么办？

没当班委，今后没人管自己了怎么办？

所以，自治即自立，一群人的和谐、妥协、互助。

自治从来不是孤家寡人，而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知道如何管理自己、同时知道如何与身边人群、环境和谐相处、齐力共生，同时不被环境带偏，永远有属于自己的稳定内核。一群人时是一个团队，一个人时仍是一支军队，永远不会是散兵游卒，永远不会失去战斗力。

会有乱的时候，因为他们毕竟还是孩子，有调皮，有惰性，也必会碰上超出认知的事情——我并不能立马让他们啥都会迅速妥当处理。

但我仍然不愿意用一套细密的班规事无巨细地安排得细密完整，也不愿意用奖惩把他们迅速约束得规规矩矩。

一个人感冒了，上来就给他大剂量抗生素，当然效果好，迅速就不发烧不咳嗽了，宛如神医。但是，我还是愿意给出时间与过程，让他们增强自身的免疫力。

【八】

最后是我的独断。作为班主任，我自作主张换了黑板上方的原八字标语，换成我自己想要的：规则，自由；骄傲，幸福。

我想要表达的是：

现状之下，想要自由，必先遵守规则；规则之下，无比自由。你接受学校教育并决定参加高考，那么你就要遵守高考规则，就像你报名参加一百米那就遵守百米规则，你不能一看跑道这么窄太约束你的脚步，所以你偏要跑成越野，这是不对的。

这是方法，也是途径。

这个途径通向哪里？北大清华？复旦交大？并不，因为清北复交仍只不过是你人生路上的一段途径。

所以，我希望一步到位。

所谓骄傲，是指生命的骄傲——它不仅限于考上好大学，而是你这一生应该找到一个你能引为骄傲的东西，以让“这一生没有白白经历”；

所谓幸福，是指生活的幸福——我把它放在最后，是因为我觉得，并非每个人都能成就大事业，对大多数人而言，能拥有一份幸福的生活，就已经很幸福。

包括高中生活的幸福。

幸福不是等在远处、将去实现的目标，幸福是每一段生活的幸福。

它的公式应该是这样的：一段幸福+一段幸福+一段幸福……=幸福。

而不应该是：一段苦+一段苦+一段苦……+幸福=幸福

幸福与努力并不矛盾。

幸福的反义词不是努力，幸福的反义词是痛苦。

卡夫卡说，“人们为了获得生活，先抛弃了生活。”

他应该这样说：人们为了获得幸福，于是抛弃了幸福。

二十年未有饥荒之年，果然是不一样。这段时间，各地律师硬刚律协的新闻时有发生，大有按下葫芦起来瓢的架势。

最近，深圳一律所，广东恒薇霖泽律师事务所，开始“清算”律师协会：申请退出协会，详述深圳律协各种罪状。

之前，有律所起诉律协，要求返还会费

近日，网上有律师贴出一《民事起诉状》，是由福建宝能律师事务所(原告1)与律师刘清山(原告2)起诉龙岩市律师协会。

《起诉状》诉讼请求为：

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返还两原告已交纳的会费14560元;

2、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由

原告1福建宝能律师事务所是2019年6月28日经福建省司法厅批准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原告2刘清山是执业律师，2012年开始执业。原告1为被告团体会员，原告2为被告个人会员，2024年4月29日，原告1向被告交纳了团体会费13000元、原告2向被告交纳了个人会费1560元，合计14560元。

2024年7月1日，因被告违反《律师法》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通知》(2020)以及被告多年来资金未接受审计及会员不清楚资金用途，两原告未享受会员利益，两原告要求被告公开2016-2023年会费支出用途，并将财务审计报告向被告所有会员公开，但是被告拒绝公开，也不提供财务审计报告。

两原告认为：被告作为行业协会，有收取会员费用的权利，但也有向会员说明会费用途的义务，两原告作为被告的会员，交纳会费后即享有会员的一切权利，包括会费支出的知情权等。被告拒不公开会费支出用途，也不提供财务审计报告，两原告一再催促还是置若罔闻。所以两原告决定退出龙岩市律师协会，已经交纳的会费14560元，要求被告返还!

下附《民事起诉状》

此前红星新闻报道：

近日，福建省龙岩市一家律师事务所发函，认为龙岩市律师协会违反《律师法》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通知》，现要求协会公开2016-2023年会费支出用途，并将财务审计报告向会员公开，否则，该所将依法提起诉讼，讨回2024年会费。

福建宝能律师事务所发的律师函

7月2日，红星新闻联系上了福建宝能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律师刘清山，他向记者确认了函件的真实性。“我们所一年要交2万多的会费，几乎没享受过什么权益，而律协的账目从来不向我们公开，也没有经过财务审计。每一年律协所收会费几百万，这个钱也不知道花到哪里了。”因此，他向龙岩市律师协会发函要求公开。

另外，刘清山表示，针对此事他也向福建省12345进行了反馈。

刘清山向福建12345反映此事

“最开始我们律师个人每年还能聚餐一下，有个150元的体检费，但是从2020年起，就什么都没有了。作为会员交纳会费却享受不到权益，我们为什么还要交这个会费？”刘清山表示。

7月2日，记者就此事致电龙岩市司法局律师工作科。相关工作人员回应记者称，所有律师协会的会员都有对会费的知情权，且会费每年都有对律师会员公开，“每年都有审计，审计完后都会对理事会报告，且在我们换届选举的时候，律师代表大会上也都有公告本届的收支情况。而且，在每年理事会开完之后，也都会在律协里面张贴。”

龙岩市律师协会的回复函

该工作人员表示，在刘清山发了函件后，龙岩市律师协会已草拟了一个给福建宝能律师事务所的回复函，邀请刘清山近日到律师协会了解情况。（以上内容转自：红星新闻）

近年以来，因会费、年审等问题，律所跟律协之间摩擦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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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比七，这是中国男足最新交出的战绩，赢的一方是日本队。

这是一场我头一天还知道，但当天已经忘记的比赛。

比赛的时候，我正在健身房跑步，还是有位做体育行业的朋友，给我发来了截图，我瞅了一眼，四比零，面无表情。不到十分钟，这位朋友又发了一张截图，六比零，我哑然一笑。但我还没笑完，第三张截图已经显示七比零。

我知道，朋友圈肯定刷屏了。

很庆幸，我的朋友圈里没有那么多直接指责、嘲笑、怒骂男足的。人们已经在更深入地反思：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局面？这样的局面在说明什么？又在验证什么？仅仅是场上那十来个人差劲吗？

有人提醒，在嘲笑国足前，不如先审视下自己所在的行业。至少，国足还会走出国门；至少，这些比赛是真实的；至少，结果是一目了然的；至少，我们还能对着国足发牢骚。

每个人都不妨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业或自己的事业，以及自己的梦想，如果还有的话。

比如说，我就会感到羞愧，不是对男足，而是对自己。每逢工作日，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做一些连自己都觉得没有意义的事，如此重复、加深三十年，一眼望到自己人生的边。

当工作只是为了挣钱，当一个行业只是为了产生经济效益，或者满足肤浅、廉价的精神按摩，当一系列的行业只不过是为了彼此满足挣钱的需求，以此来维持各自经济上的体面，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意义。

我有时候就特别羡慕那些做实业的，哪怕是种地的农民，他们毕竟在生产有价值的物品，靠自己的诚实劳动吃饭，不违心，也不用想太多。虽然获得的不多，但他们失去的也不多。

也深刻地理解了陶渊明那种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傻劲。傻人有傻福。

即使是在生活中，我们也日渐明晰一些潜规则，并生成生理性的反应。比如回答某个问题之时，脑神经下意识地指令已经不是这个问题的答案，而是“这个是可以说的吗”，进而再思考“我该如何说，才能保证问的人、答的人、听的人都都不至于陷入尴尬”。

就像我写这篇文章，哪怕有机会可以说一些自己想说的话，也要首先做一些自我阉割，砍掉层层的顾虑和风险：这个是可以写的吗？我该如何写？才能保证审的人、看的人、转的人都不至于陷入尴尬？

巴黎奥运会上，那么多记者的提问都遭遇尴尬的场面，不知道到底是那些记者受到了过多训练的缘故，还是运动员的体育训练太多了，以至于接受采访这方面的训练还不够。

我当时还想，如果是我，就会比运动员说得更好。只是这“好”，又未尝不是一种坏。我们不该从这种回答问题的能力中生出优越感来，那该是一种羞愧。

羞愧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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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一个坏消息惊到

这个事情居然热度这么低？

最近的新闻让我浮想联翩

他们在害孙颖莎 

这才是让举报者更害怕的地方

各位好，今天暂停一天写西游，因为刚看了一个视频，心情挺复杂的。

其实这个视频是个挺小一个事儿——最近很多学校都军训或者开学，看视频的拍摄视角应该是一位家住学校操场旁的住户俯拍校内操场上一群站队中的孩子，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了吧，站在队尾的一个学生晕倒了。

但令人吃惊的，孩子倒下几分钟的时间里，居然没有一个人上去施救，周围的学生只是举手报告老师，而老师上来之后也只是看了一下，然后离开镜头、似乎去申请救援，但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对倒下的孩子伸出援手，孩子最后是自己坐起来的。

视频中画外音的那个女士在非常严厉的谴责带队老师的不负责任。的确，视频中的老师确实处理非常欠妥，不仅是那个男老师，你可以注意到，就在孩子倒下去的后面不远，一位女老师也在那里刷手机，可是自始至终，她居然都没回头。

果然，事发后不久，校方就发布通报，说要严肃处理涉事老师的失职行为，我觉得这是应该的。

可是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感到最触目惊心的，却不是这两位最该受谴责的老师，而是这个倒下孩子身旁的那些同学——

怎么去评价这些同学的表现呢？

应该说，这些孩子很乖，军训或者体育课上出现了这样的突发状况，都能够严格遵守纪律，先向老师打报告，而绝不自己乱动。

可是另一个角度说，我又觉得这些孩子很冷漠，物哀其类，看到身边有同类倒下了，过去伸手扶上一把，这是人类理应刻在基因里的多么简单的本能啊。可是我们却看到，一群六年级的孩子，在遇到这次突发状况的时候，硬生生的克制住自己的本能，在人性的本能和学校的纪律之间选择了后者。

而且居然没有一个人是例外。

怎么评价他们这种不约而同的行为呢？

我只能说，这些孩子的确很乖，但却也乖的很冷漠。

冷漠和乖，这看似是两个互相矛盾的词汇。记得以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乖”这个词在英文中没有对应的翻译，有读者不太同意，说“乖”翻译成“kindness”或“goodness”不就可以了么？

但我想，这个视频，似乎可以成为对这种翻译最直接的反驳，英文中无论Kindness、goodness，乃至docile（温顺），其含义中都有善良、温和、宽容、友好的意思。可是，这个视频中，这些孩子们的举动，恕我直言，真的和这三个词都不搭界——一个善良、温和的人，可以看到自己的同学这样倒下，而不去施救么？

我想不会的，这个视频里孩子们不约而同选择的反应，真的只能用中文的“乖”去形容，而这个含义的本质中，有一种对学校的规则、老师的训令，麻木到近乎机械性的服从。

当然这些孩子们不应被过度指责的，他们人格还在被塑造期。

但我疑惑的是，他们这样的反应，是怎样的教育练就的？

我想起若干年前，当我还是这样一个学生时，因为要开运动会，也是一个酷暑难消的夏天，我们也被拉到操场上去练习站队列。

其实今天回想起来，我总觉得站队列这件事是军训中特别莫名其妙的一个活动，在人类滑膛枪时代已经结束这么多年，任何国家打仗都不再用“排队枪毙”的时代，有一群学生在接受军事训练时，其主要科目不是军事常识、射击打靶，而是向左转向右转齐步走，站队要横平竖直的，纹丝不动。

当然若干年后我知道，这样的训练主要是为了增加士兵的服从性，但当年，我一边站就一边戏谑的想，将来真的上了战场，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走方队打败入侵的强敌。

让然后，就在这么想着的时候，突然听见“咚”的一声闷响，女生方队那边有人晕倒了。队伍顿时炸了窝——今天想来，我们那一代学生，比如今的孩子还是要“不守纪律”的多，看到同伴有人晕倒，大部分人的反应都是赶紧上去扶或者至少打破先前的列队状态，女生们在叽叽喳喳的围观，男生或有想上去把女孩扶去医务室的。

但是这个时候我就听见带队的老师在那里喊——“都站好！都站好！”

然后把涉事女生扶到阴凉处休息之后，就对我们开始训话，说刚才大家纪律不好，怎么能因为队列里有人晕倒了，就这样乱了窝了呢？真上了战场打仗的时候，看见战友被炮弹炸死，也应该是眼皮子都不眨一下，继续往前冲的……

那天的太阳很毒，但少年的我当听到这些话时生平第一次的——就像坚硬的脑壳裂开一道缝隙，有一束阳光招进来一样，好像对什么事情开了窍。

我觉得那老师说的这个比喻纯属是在扯淡——这是战场吗？我们是一群要上阵的士兵么？瞎扯！我们不过就是一帮刚上中学的学生而已。爹妈送我们来是接受教育、将来找个好工作的，没让我们这么没苦硬吃。挑太阳这么毒的时候，配合着老师你在这里无休无止的向左转向右转，为的不过就是过两天运动会时，方队走的稍微齐整那么一丁点，然后对着校长喊“首长好”，满足一把校长和老师的虚荣心……

这本已让我觉得非常荒谬了。

而现在有同学昏倒了，老师你连扶不让我们扶一下，还说这个时候站的笔直才是好学生——要不然您从阴凉地里出来，在太阳底下站一会儿，晕一个试试？

放心，我绝对不扶您。我就展现一把您教育我们的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老师有难不动如山的钢铁意志……

当然，我想的这些事情也都仅仅是想想而已，没敢说出口。但从此我变得极度厌恶一切和站队列有关的事情，整个中学时代所有运动会我都故意走不齐队列，让老师把我从方队里“刷下来”，借此不参加入场方阵仪式。并且从来不以为耻，后来学习好了，仗着任课老师照顾，甚至课间操、体育课这种但凡有队列事情，我都是能逃就逃。

若干年后我回头想来，小的时候做的可笑的事情很多，但唯独这一件，我从来没后悔过。因为我太反感这种规训了——一个鲜活的同类、甚至和你有交集的同学，倒在你面前，你想上去帮，规则却喊你“站好站好！有事举手报告！”而站好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向那个阴凉地里背着手的老师展现你的服从和乖巧。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人格健全的人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我有一个孩子，我绝不让他接受这样的规训，我不会让他为了成为老师眼中的“乖孩子”而变成一架站桩机器。

因为，万一有一天倒下的是我自己，而老师或别的声音却要喊他“站好、站好”他会怎么做？

我不希望迷离中从他眼中看到一丝的迟疑，觉得应该为了遵从某个劳什子的命令而置他亲爹的性命于不顾。那会让我感觉死不瞑目。

所以我也希望，看到本文的所有的读者，都给孩子讲那个故事——明末有个破山禅师，是得道高僧，张献忠为了羞辱他，在打下当地之后就跟他说：你破戒吃一碗肉喝一壶酒，我就饶全城百姓不死。

破山法师当即应允，吃肉喝酒毫无挂碍。

他说：“但救百万生灵，何惜如来一戒”。

是的，但能救人命，何惜破戒命？如果遇到这种事情，你要第一时间冲上去帮自己的同学。什么校规校纪，都去他妈的，这个时候，当然救人第一！

我当然知道，站队列纹丝不动，这是种训练，吃苦的训练、服从的训练、一切命令听指挥的训练。

但看到他人、尤其是同伴危难的时候伸手施救，这难道不也是一种训练？人性的训练。

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太过重视前者，而却常常忽略了后者？

但孩子，你不是机器，你是人，你所接受的人性训练本应该高于服从的训练。

当人性和“乖”、和服从命令冲突的时候，你应该听从人性。

孩子，你记住，你要听从人性。

结尾说个夙愿吧，我希望它实现——如果我有一个孩子，我希望他受到的教育是人性高于一切的，我希望当他遭遇意外倒下的时候，身旁的人，会本能的施以援手。而不是做一个很“乖”却也很冷漠的看客。

“人类文明的最初标志，是一段愈合的大腿骨。”

——玛格丽特·米德

全文完

故事里的破山禅师破戒吃了一次酒肉，今天也我破戒写了一篇随感，虽不算时评，但也让久等我《西游》解析的朋友抱歉了。

但我觉得这值得。

本文3000字，感谢您读完，喜欢请三连，多谢。

今年6月，我们发布了一篇稿件，《一个外卖员59次丢失了他的尊严》。稿件的主人公冯文学与保安的冲突在近期上映的电影《逆行人生》中也被简笔勾勒：保安队长要求把所有外卖员都拦下，外卖员站长要求见到保安就冲过去，而他们其实是同一个人。

电影的前半段，几乎还原出了外卖员可能面临的所有困境：系统冰冷的催促、顾客以及其他人对尊严的折辱、算法的压榨、巨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人情世故与情绪劳动的不断消耗。

很可惜的是，这些取材于生活的真实的困境，最终在影片中被消解成一种正能量的呼唤。在很多不易察觉的地方，电影对我们本应被唤起的情感进行了置换。电影的结局，高志垒最终依靠他跑外卖时开发的小程序，“回归了精英层”。

我们不禁想问，外卖员的故事只能由一个跌落的社会精英来讲吗？我们请来冯文学，和我们聊聊《逆行人生》，聊聊外卖员的生活。在这期播客里，冯文学连发妙语：“为什么不让王兴来演呢？”“（电影）应该叫王者回归。”

他有很多朴素的洞见，比如他知道，顾客对外卖员的霸凌，与平台的系统设计不无关系。他也知道，外卖员与保安之间不必互相为难，应该去找高一层的物业经理（但是物业经理的上面又是谁呢？）

他发明了一些话术去应对难缠的客户：不能说我下一个订单要超时了，要说我下一个客户要超时了，“我不能因为你一个上帝，得罪两个上帝，是不是？”这套话术简单有效，这背后的逻辑是，另一个上帝需要被尊重，而外卖员却不需要。

与冯文学聊天是一次很不一样的体验，他未必知道“结构性矛盾”、“系统”、“算法”等词，却有他独有的智慧。他不是一个刻板印象中的外卖员，而外卖员也不该有所谓的“刻板印象”。在播客的结尾，两位主播纷纷忏悔，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们会更努力地提醒自己，不要轻易地丢失同理心。

以下是播客内容的节选：

正面连接：其实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意外，我们本来策划这个节目，是希望冯先生也能看一看这个电影，然后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对他的看法。但是冯先生因为最近就是眼睛要有点不舒服，要做手术，所以看不了电影了。

我问冯先生的时候，冯先生也有跟我聊，说最近这部电影在外卖员中也特别火。

 冯文学：目前以我的了解，可能好坏参半吧。苦难都是真实的，但是苦难是怎么来的，谁给的，没有怎么说。

其实他（高志垒）本身就是精英层，最后也回归精英层。实质就是电影版的体验生活。

正面连接：电影里有一个角色是贾冰演的，是一个外卖站的站长，他以前也当过保安，他当保安的时候，就会培训他下面的保安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外卖员，你就咔，拦下来。他当外卖站站长的时候，就会培训他下面的外卖员，说你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保安，你就唰，冲过去。我就立刻想到你们那个稿子了。

我不知道冯先生现在对这个问题会不会有新的想法，我觉得电影里挺妙的一点是它让这个外卖员和保安其实是一个人。我们一直知道这两者可能是存在矛盾的，但可能很多人在此之前不会意识到他有一个更高的结构性的矛盾。你可能就会试图去区分这里面谁强谁弱，谁拥有权力，谁手无寸铁。但电影告诉你的是他们是一个人，他们在两套体系里面就是分别被这两套系统要求他们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冯文学 **：**我向来都说，我从来不骂保安，我都骂什么呀？物业经理。因为物业经理是直管保安的。这个电影里面说是保安队长，保安队长也只是算是中层，他的上面还有物业经理管着。

正面连接：其实我采访冯先生的时候我也知道，我跟他去的时候，他对所有的保安都非常友好，他不会认为这是他跟那个不让他进的保安之间的矛盾。冯先生认为是这是他跟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跟小区所属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

 冯文学 **：**你不能说老找那些挡箭牌，是不是？谁引发的矛盾就找谁，你得找根源，是吧？是谁让他去引发这个矛盾呢？这你得知道啊。

正面连接：我采访冯先生的时候，我们总是在众包骑手在的一个美食城那个据点那里见面。那次想解决他跟物业之间矛盾的时候，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党群办。

里面特别好，那会儿6月就是非常热，里面就有空调、矿泉水、很干净的沙发，有图书。那个地方离美食城只有不到200米，特别特别近。但就是两个世界。我觉得好像有一个天然的阻隔，即使你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它虽然是为外卖员服务的，它每天都能看到这么多外卖员，但是外卖员们却都不知道。

 冯文学 **：**他那个地儿不叫党群办，跟党群办是分开的，他那叫服务中心。外卖员、打扫卫生的可以去那休息，算是一个公共的休息点、服务点。

我们为什么对那有看法、有隔阂，因为那一块地几乎每个月都有几次党员去那开会，感觉那就不是一个底层人待的地方。

正面连接：所以我当时会觉得电影里面呈现出来的那种非常欣欣向荣、团结一致（的气氛），在现实中好像是一个挺奢侈的事儿。哪怕有这么一个地儿，它并不真正对外卖员开放。

还有一些其他人也会阻挡外卖员进去，比如学校里面的宿管阿姨。顾客说，你怎么不上来呀？外卖员说是宿管阿姨没让我上来，这时候顾客会说一句话，非常典型，几乎就完全跟冯安生跟我说的一模一样。

 冯文学 **：**别人能上来，你怎么上不来？

正面连接：别的外卖员能上来，怎么你就不行？

 冯文学 **：**（这是）很多刁难的客户的一种，第一标配语。学校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制度，学生（之间）男女宿舍它也是不让你随便进的，像这种公平合理的制度按说外卖员就应该遵守。无非也就是个别的这种客户，他可能跟学校制度可能也有点气儿，他就非常给你送上去。

正面连接：大家都对制度生气，最后变成大家互相刁难。

 冯文学 **：**像这种心态可能跟平台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并不宣传，说你客户有权力做什么，应该怎么对骑手。今年这种事特别多，有些小产业就跟骗婚似的，你把餐给我送到的时候，我也吃了，但是我又点退了餐，退餐钱又回来了，然后再举报你，又罚一回钱。一吃三口。

正面连接：平台只能约束外卖员，但并不能约束其他人。

 冯文学 **：**我给美团我打过这个（电话），我说怎么就不出拉黑客户的系统，是不是？

正面连接：拉黑了以后就没有外卖员给这个客户送餐了！

 冯文学 **：**我就给大家说过，客户特别刁钻的那些、刁难人的，老说你超时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些外卖员几乎全都说：送那个影响我别的单，超时了。后来我就说，因为我也这么干。我在抖音上发布过，我就跟大伙说，这叫话术，千万不要说我后边的订单要超时，你要说什么呀？说我后边的客户要超时了。不能说因为你一个客户影响我其他的客户。

千万不要强调自己怎么着，要说别的客户怎么着，别的上帝怎么着。我不能因为你一个上帝，得罪两个上帝。你要是这么说，可能那些苛刻的客户有 90% 的还能弹回去。

就等于往咱们前面弄了一个挡箭牌，你知道吗？我不是以我的名义说，我是以跟你平等的客户在跟你说，你影响的是其他的上帝，单多的时候，可能你一个影响好几个客户，好几个上帝。

正面连接：高志垒的妻子说了一句话，我印象还挺深的：以前我一直觉得这个房子是我们的底线，现在我知道了这个家才是我们的底线。我当时就胸口特别堵，我想问我们的底线是什么？我们生活的底线如果只是有个房子，跟自己家人生活在一起，就这么难吗？我们的底线必须不断地下降，你身为一个人，哪怕我的生活如此之艰难了，我还可能守住生活中的小小幸运，我还有个家庭可以守护，可以温存，这种感觉。

 冯文学 **：**其实这种观念我觉得就是一种，只能说是，小幸福。

正面连接：对，您说的这个很准确，就是小确幸。因为我们无力改变那些大的问题、大的困境、大的矛盾，或者说被要求的也只是个体，你就只能守住自己生活中的小确幸。

 冯文学 **：**但是停留在小幸福的话，我觉得有点像在已经到了道德的最底线了。你们不觉得吗？说白了可能就是自私的底线了。别人的好赖跟我无关，为了我自己的幸福，可以损害、伤害、抛弃其他人的幸福，哪怕是所有人、很多人的幸福。

正面连接：是的，就像冯先生一直在提到良心这个词，到最后好像你能不能愉快地、正常地度过这一天，都取决于你有没有遇见过那个有良心的人。我们的底线好像就变成了对每一个个体的约束，你要有良心。那没有良心的人有错吗？其实他也是被裹挟在其中的。不能指望良心救世界，你还是要指望更合理的规则和制度来救世界。

正面连接：我刚跟冯先生接触的时候，我觉得冯先生教给了我很多知识。并不是我说出什么系统、算法、结构性矛盾，这是一种知识，我跟他一块出去的时候，他告诉我这条路怎么走更快，他告诉我怎么样去在迷宫里面迅速的找到你要送的那一户人家，我会觉得这些也是一种知识。

我听冯先生自己的故事，我会觉得他讲出的故事就是外卖员的故事，但是外卖员的故事不应该由我来讲，所以我们今天请了冯先生。但是在电影里面展现的外卖员的故事，是由高志垒讲的。你不可否认他就是精英，他接受过很好的教育，他有很好的工作经历，他的女儿在上国际学校，为什么外卖员的故事要由一个精英来讲？

 冯文学 **：**就好像一个智者说，傻子，你努力也能成为智者！

正面连接：我跟冯先生聊的时候，冯先生就说，那为什么不让马云来演呢？

 冯文学 **：**我跟你说完这句话我当时就后悔了，应该说是王兴，王兴就是美团的老大。那才叫王者归来嘛，是不是？

    冯文学              

  本期嘉宾

 《一个外卖员59次丢失了他的尊严》主人公

SHOW NOTES

      02:37

外卖员们对电影的评价：“苦难是真实的，苦难怎么来的没有说”

      05:00

保安不让外卖员进小区，只是外卖员和保安的矛盾吗？

      08:27

从专送，到乐跑，畅跑，锐跑，外卖员被要求跑得越来越快，单价却越来越低

09**:10**

政府设立外卖小哥驿站，外卖员认为“那不是底层人该去的地方”

      11:43

顾客语录一：别的外卖员能上来，你怎么上不来？

      15:31

有顾客借着打“差评”的权力，借由系统去满足私人的权力欲

19**:15**

顾客语录二：你超时关我什么事？

      19**:45**

外卖员回应话术：不要说后面订单超时了，要说后面客户超时了。不能因为你一个“上帝”，耽误其他“上帝”

      24:02

电影弱化了外卖员的交通安全风险，真实世界中，外卖员的保险保障只有交强险

27**:55**

电影未展示的外卖员生活：错过饭点吃煎饼、没有水喝、没地方上厕所

      34:01

电影回避的问题：算法和系统对人的压榨，算法和系统导致了人的内卷

37**:36**

高志垒设计的算法没有反抗性，他只是让外卖员极限发挥能动性，逼近平台设置的目标

      41:15

电影有真实的东西，也有虚假的价值观和廉价的感动。它用前者去为后者背书，潜移默化地给观众植入后者

      46**:23**

电影的后半段，把阶级、地域的差异，充满剥削关系的权力结构，都巧妙消解成正能量的呼唤

      51:04

冯文学：电影不如叫《逆袭人生》，高志垒是王者回归，不是王者降临！

      52:15

外卖员的故事到底应该谁来讲？冯文学：这电影不如让王兴演

      53:59

两位主播的忏悔：我把我等餐的时间看得很重，但这个时间对外卖员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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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张苹 友嘤

特别感谢——冯文学

制作——鱼

视觉——pandanap

 版式——日月 运营——川丰 

创意——Vicson

出品人/监制——曾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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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专制与腐败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必然性的关系。

纳粹德国是20世纪最为典型的专制国家，其统治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首先，专制体制必然导致权力的高度集中，而权力集中又会必然导致严重的腐败。

在纳粹德国，权力不仅高度集中于希特勒一个人，而且还集中在他的核心集团手中，形成了一个几乎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结构。

比如希特勒身边的大红人戈林，希特勒甚至曾经许诺，他死了就由戈林当元首。有了这种地位，戈林也就成了纳粹德国最臭名昭著的腐败分子。

戈林喜好艺术和名画，战后统计，他拥有的世界级名画就多达1500余幅，估值超过当时的2亿美元（合现在的美元币值约30多亿）。

喜好打猎的戈林，拥有至少六座私人狩猎庄园，以及包含镀金手枪在内的的豪华军械库。

纳粹党从一开始就是腐败的，因为他们攫取权力的方式就充满了腐败。

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后，通过《授权法》等一系列法律，逐步剥夺了议会和司法的权力，将国家机器的各个层面都牢牢抓到纳粹党的手中。

帝国议会遭纵火后移至克罗尔歌剧院开议，希特勒在台上演说推动法案。

在此之前，其实德国有着复杂的议会和权力制衡体系，而且也尝试过制衡希特勒，但都被希特勒通过修改法律一步步破坏殆尽。德国高层精英眼睁睁看着国家制度沦为希特勒一个人的舞台。

权力的绝对集中，导致内部监督和制衡机制的缺失，进一步使得纳粹高层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腐败行为也更是难以被揭露和制裁。德国民众一直笃信国家很清明，国家全是为了他们好，但直到纳粹倒台后，才知道那些惊人的腐败内幕。

这些腐败的形式，经常都是赤裸裸的。经济部长冯克在其六十大寿时，收到了52万马克的礼金。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在其50岁生日那天，则收到了100万马克礼金。

100万马克是多少钱？当时德国人平均年收入大约只有1800马克。也就是说一个德国人500年的收入，不过是人家一个生日礼物罢了。

正如其他国家的腐败一样，这些权贵的腐败数额，对普通人来说绝对是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

除了权贵，纳粹的中下层干部也都是受益者。权贵吃肉他们喝汤，所以他们才坚决捍卫这套体制。

在希特勒上台后，追随他的那些纳粹党人也鸡犬升天，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帮助希特勒打下江山的老党员们被大量安排到政府公共部门，仅纳粹德国的邮局，就至少接纳了三万多“老战士”，享受体制内的优越待遇。

希特勒曾下过多次命令，用巨额拨款给纳粹“老战士”们以优厚的待遇。他明白，这些人是他的统治基本盘和打手。

但凡纳粹的“体制内人士”，都待遇优越，享受着高工资、高退休金、各种补贴和福利。然而与此同时，德国老百姓却在工厂里为微薄的工资而挣扎，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他们的辛勤劳作，其实就是在供养纳粹统治集团。

其实贿赂之类的腐败行为，都不算什么，纳粹权贵富可敌国的财富，主要来自于他们对大型企业利益的垄断。

国企在纳粹德国成了私企——因为有大量的利益直接输送到权贵手中；私企却成了事实上的国企——因为权贵可以用权力寻租的方式，变相掠夺私企的利润和财富。

比如德国重工业界就与纳粹党的权贵们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著名的“钢铁托拉斯”和“化学卡特尔”等大型垄断企业集团，用贿赂和腐败之类的手段获取政府的巨额合同。

纳粹德国也有很多“白手套”——在政商关系越来越紧密之后，那些站在前台的企业家纷纷成为高级官员的代言人，官员则通过这些企业的回扣和分红获取惊人的财富。

戈林就直接或间接拥有400多家各类企业，那些企业家都成了他的“白手套“。对戈林这样的权贵来说，收受贿赂已经是无聊的小游戏，企业利润的直接输送，才是他真正的收入来源。

这些结构性的腐败行为，不仅造成财富流失，而且严重破坏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纳粹德国的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疯狂的工业机器，但民众的生活却一路下坡。

其次，纳粹党还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和言论限制，压制社会的批评声音和反对力量，为腐败行为提供保护。这样民众就无从知道腐败的真相，一直误以为纳粹党是纯洁而美好的。

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就是宣传口最重要的人物。他利用控制下的媒体和各种宣传机器，对德国民众进行大规模的思想控制，任何反对意见都会被视为对德国和纳粹党的背叛而遭到严厉的惩罚。

在高压之下，民众被逐渐剥夺了表达反对意见和监督政府行为的权利，社会的正常反馈机制也被摧毁。这样一来，腐败行为自然得不到曝光和遏制。

腐败有时候也会被揭发，比如纳粹党自己为了体现“公正透明”，惩处一些腐败分子作为党纯洁的明证。但这种针对个别人的处罚，根本没法限制纳粹党内大规模、成体系的腐败机制。

这是因为，腐败已经成为纳粹党必须依赖的组织模式。自下而上的贿赂升官手段，以及官员之间成体系的贪腐网络，让“不腐败就无法运转”成为纳粹党必须依赖的生存机制。

讽刺的是，纳粹的腐败行为还总是披上“民族利益”或“国家安全”的外衣，捆绑着民族主义情绪。这就使得很多高层腐败者不仅不会被追责，反而因为其“忠诚”得到更大的权力和财富。

在这种民族主义的宣传下，民众也追捧纳粹党高层们，将他们视为国家英雄，却不知道他们背后的腐败行为在掠夺民众的利益。

总之，纳粹德国对于展现专制政权如何不可避免地滋生腐败，是最典型的案例之一。

权力的集中化，再加上缺乏监督机制、宣传机器的意识形态灌输、限制言论，这一切结合起来，让腐败现象泛滥至国家的各个层级、各个角落。

由此可见，制衡腐败最关键的还是第三方的监督力量。

在一个没有权力制衡、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的体制下，腐败注定会成为一种制度性的痼疾。纳粹德国的教训，对全世界都是一个警醒。

参考书籍：

1.《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威廉·夏伊勒

2.《**极权主义的起源》，汉娜·阿伦特**

3.《戈林传》，戴维·欧文

4.**《希特勒传：从乞丐到元首》**， 约翰·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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