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太原教育”微信公众号发布情况通报：近日，有媒体反映太原市第二十九中学校职工柳某举报自己违规调动、吃空饷，引发社会关注。我们高度重视，已成立由市教育局、市人社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调查组将客观公正调查、依法依规处理、及时公布情况。感谢媒体和网友的关心监督。 

一个人六年没上班，工资却照发不误；当事人四处奔走举报，甚至将相关部门告上法庭，换来仍然是推诿扯皮。直到媒体介入，“引发社会关注”，当地才“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

为什么一个本该在体制内就被发现的明显问题，非要靠当事人自曝其丑和舆论倒逼，才“高度重视”起来，这六年里，层层监管为何形同虚设，问题究竟出在哪个环节？  

柳先生的遭遇，绝不仅仅是一出个人闹剧，透过这件事不难看出，基层治理的不少环节存在麻木懈怠、履职不到位的情况。

据其自述，他的调动本身就疑点重重：审批盖章空白，批准日期早于申请日期，专业技术等级被篡改。

这样一份漏洞百出的调动手续，当年是如何一路绿灯，从学校到教育局，再到人社、编制等部门层层通过的？

当柳先生发现异常，拒绝上岗，并持续六年向各部门反映，甚至诉诸法律和纪委举报时，这些部门又在做什么？

面对一个长期不在岗却照领工资的“幽灵职工”，学校的日常考勤、教育局的定期核查、财政部门的工资发放审核，这些本应环环相扣的监管流程，为何集体“失灵”了？  

令人费解的是，面对当事人的反复举报，相关部门的回应堪称 “教科书式” 的敷衍。就在媒体记者 3 月 26 日前往采访时，涉事学校仍坚称他们的做法 “合法合规”，教育局则表示 “一直在处理”。

这种对群众诉求置之不理、始终敷衍搪塞的态度，与当事人指控的各部门相互推诿、无人担责的情形，形成了极为刺眼的鲜明对比。

试问，“一直在处理”了六年都处理不出个结果，这到底是能力问题，还是态度问题？如果举报人诉诸法院、纪委都无果，普通群众遇到类似问题，又该向谁申诉？  

这起事件的荒谬之处在于，一个本该由主管部门主动发现并纠正的违规调动和“吃空饷”行为，其纠错动力竟然完全来自于当事人自己。

柳先生之所以“举报自己”，是因为他恐惧“被动违法”，怕长期吃空饷最终会被定性为职务侵占或贪污。

这反映出一种极其尴尬的处境，在监管缺位的环境下，一个普通人为了不让自己陷入法律风险，不得不通过自曝家丑的方式，来倒逼一个本应正常运转的监管体系履行其最基本的职责。  

更值得玩味的是官方通报中的“高度重视”。“高度重视”本身并无问题，但它出现的时机却耐人寻味。为什么是“近日有媒体反映”之后才“高度重视”，而不是当事人六年前第一次举报时，或者将教育局、人社局告上法庭、向纪委举报时就“高度重视”？

这不禁让人怀疑，某些部门的“高度重视”，究竟是源于对问题本身的警醒，还是源于对媒体曝光后舆论压力的畏惧？  

当监管的常态化机制失灵，媒体监督就成了最后的“兜底”防线。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媒体监督只能是“急诊室”，不能成为日常的“保健科”。一个健康的治理体系，不能总是靠“患者”自己喊痛甚至自我解剖，也不能总是靠媒体的“长枪短炮”来倒逼问题解决。

如果每一次问题的曝光，都要等到媒体介入才能从“互相推诿”切换到“高度重视”，那么公共管理的公信力将在这一次次的“选择性重视”中被消耗。  

此次事件的调查才刚刚开始，我们期待联合调查组能给出一个客观公正的结论。但调查不能仅仅止步于处理柳先生个人“吃空饷”的问题，更应顺藤摸瓜，去追问那背后一连串的“为什么”：

为什么违规调动能一路畅通？为什么六年不上班无人监管？为什么多次举报无人受理？为什么非要媒体曝光才“高度重视”？  

只有将这条从违规操作到监管失守，再到敷衍塞责的链条彻底厘清，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追责，才能打破“举报六年没人管，媒体曝光就重视”的荒诞循环，才能真正修补那些早已断裂的责任链条。（作者：宾语）（宾曰语云微信公众号：lzkj328）

其实说起来，人活在世上有很多的身不由己，多多少少都会干一些违背内心正义价值的脏活儿。区别在于：

大多数人是被迫干脏活儿，面对违背良心公理的事，如果没有近在眼前的受害者，如果事情的后果不算很严重，如果看到社会上好多人都这么干，那也就闭着眼做了。执行的时候，总归要留点余地，毕竟是坏事，糊弄着能交差就行了，下手不至于太重。而且做完坏事之后，正常人难免是会有些愧疚的。

比如很多给病人开中成药的医生就是这样一种心态，知道这些玩意儿没什么用还费钱，但为了科室的指标和自身的利益，还是随大流开进病人的处方里，反正一般也出不了什么大问题。更关键的是，开这些没用费钱的中成药同时，医生也会给患者开点真能治病的药，不至于把患者往死路上推。

还有很多人呢，早就把良心啊，道德啊这些感受给磨没了。做事情的时候，不太去考虑它脏不脏，坏不坏，反正就是一份工作，拿钱办事，不去想有的没的。但是作为稍有正常情感和判断力的人类，自己做的事情能不能上得了台面，会不会被戳脊梁骨，心里总归还是有点数的。执行的时候虽然可以用“听命行事”来消解负疚感，但也不至于主动作恶，不会把坏事做绝。

比如那些负责在京城截访的差役，那些拿着文字狱圣旨抄家抓人的东厂鹰犬，它们心里大概率是没什么负罪感的，毕竟良心指数这么高的人在这种岗位上也待不了几天。但是凭文字狱抄家抓人的时候，常规的鹰犬可能会趁机中饱私囊，趁机敲诈勒索，但不至于把人80岁的远房表叔抓起来。圣旨都没说诛九族呢，主动去抓远房亲戚就把坏事做得太绝了，一般不至于。

但林子大了吧，就什么鹰犬都有。现实中还真有那么一小撮内心扭曲变态的鹰犬，不仅会心安理得地帮权贵干脏活儿做坏事，而且还会主动加码。

打个比方，在柏林墙负责阻击翻越围墙民众的那些士兵，职责所在，不得不开枪。主动把枪口抬高一寸的，可以称之为良知未泯，瞄准开枪的，可以称之为被体制洗脑的机器。但还有一些士兵，不仅瞄准击杀那些翻过了围墙的人，还把枪口对准墙头上因恐惧正往回撤退的人，这就是毫无必要的主动作恶，就是典型的心理扭曲变态。

基本常识的老读者都知道，我写的文章经常会被删，谁让我总是忍不住瞎说大实话呢？上面不想听大实话，安排鹰犬来删掉我的文章，虽然我心里不痛快，但总归还是一个能接受的局面。

文章没了，我就知道这个话题不让写了，通常也不会再写一篇非把自己撞个头破血流。负责执行干脏活儿的鹰犬完成了平息负面舆情的任务，足够交差复命，我的账号还在，明天还可以在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话题上发挥一点点价值，就是这么个诡异的平衡。

但是，总有那么一小撮心理扭曲变态的鹰犬，不满足于只是平息负面舆情，还要在此基础上主动作恶，加码作恶，非要给账号追加一个封号禁言的处罚。开枪击毙不算，还要踏上去踩几脚。

这就是春节前发完某博物院的评论文章后，基本常识15天没能和大家见面的原因。

最关键的是，这种主动作恶除了满足执行者变态的权力发泄欲望之外，其实并不能给这些鹰犬带去任何额外的收益，纯属损人不利己。

对我来说，这就不仅仅是大环境下的遭遇，而是记下了一笔私仇。

1970年3月5日，年仅27岁的遇罗克在北京被枪决。

他的一生短暂却如一道闪电，划破了那个黑暗年代的思想沉寂。他留下的《出身论》，不仅是一篇文章，更是一次对不公制度的勇敢挑战。半个世纪过去了，遇罗克的名字早已从“反革命分子”被重新定义为“思想的先驱”，但令人悲哀的是，他所批判的“血统论”幽灵，却以另一种形式——体制内的“近亲繁殖”——在今日的社会肌体中悄然复活。

01 遇罗克与《出身论》：为平等而呐喊的思想火种

在“文革”初期，极端的“血统论”甚嚣尘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叫嚣横行于世，无数青年因“出身不好”而被剥夺受教育、参军、就业的权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遇罗克以惊人的勇气写下《出身论》，直斥“唯成分论”的荒谬与不公。他指出：“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特权，都是不合理的。”他主张，评价一个人，应看其现实表现，而非家庭背景；社会不应以“出身”来预判命运，而应以能力与品德为尺度。

《出身论》如一颗思想的炸弹，在沉闷的意识形态铁幕中炸开一道裂缝。它不是煽动仇恨，而是呼唤理性与公正。然而，这束光太刺眼，太危险。遇罗克因此被定为“反革命”，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02  “近亲繁殖”：体制内的隐形世袭制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不再公开谈论“血统”“出身”，但一种更为隐蔽、更为制度化的“出身决定论”正在央企、国企、机关单位中蔓延——这便是“近亲繁殖”。

所谓“近亲繁殖”，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概念，而是指在体制内招聘、晋升、资源分配中，大量存在“内部推荐”“子弟安置”“关系优先”的现象。一些单位的岗位，尤其是关键岗位或“好岗位”，往往优先向领导干部的子女、亲属、故旧开放；招聘程序形同虚设，“萝卜招聘”“量身定制”屡见不鲜；一些“子弟”尚未毕业，工作已“内定”；一些岗位甚至形成“家族式”占据，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这种现象在能源、金融、交通、通信等垄断性央企和地方国企中尤为突出。某地曾曝出“一人入职，全家进编”的案例；某央企被查出多名高管子女集中入职同一部门；某机关单位连续多年招聘人员均为内部职工亲属……这些并非孤例，而是系统性问题的冰山一角。

03 反社会、反文明的制度性丑陋

“近亲繁殖”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性腐败，是对社会公平的公然践踏。它反社会，因为它堵塞了寒门子弟的上升通道，使“努力改变命运”成为一句空话；它反文明，因为它将公共岗位私有化，把国家资源当作家族福利，是对现代治理精神的彻底背叛。

更严重的是，它正在制造新的“阶层固化”。当权力与资源在少数人手中代际传递，社会流动性被严重削弱，阶层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这不仅违背了“机会公平”的基本原则，也侵蚀着社会的信任基础。年轻人会问：如果拼爹比拼搏更重要，我们为什么还要努力？如果规则只为少数人服务，我们为什么还要遵守？

这不仅是道德问题，更是治理危机。一个被“关系”主导的组织，必然滋生平庸、惰性与腐败。有能力者被排挤，无能者因“背景”而高居，最终损害的是公共利益与组织效率。当国企因“近亲繁殖”而人浮于事、创新乏力，当机关因“裙带关系”而执行力低下、公信力受损，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从何谈起？

04 遇罗克已逝，但公平之问永存

遇罗克死于1970年，距今已五十多年。他用生命捍卫的，是“不以出身论英雄”的基本尊严。然而今天，我们却在另一种“出身”——权力出身、关系出身——面前低头。这不仅是历史的讽刺，更是社会进步的警讯。

我们纪念遇罗克，不应只是在纪念馆里献上一束花，更应以行动回应他的追问：我们是否真正建立了一个公平、开放、有尊严的社会？

遇罗克用生命点燃的火种，不应在时代中熄灭。我们今天所追求的，不是一个“拼爹”的社会，而是一个“拼才”的社会；不是一个被关系网束缚的体制，而是一个让每个人都能凭能力发光的舞台。

“近亲繁殖”不是传统，而是毒瘤；不是“人情”，而是不公。它与遇罗克所批判的“血统论”一脉相承，只是换了一身外衣。唯有彻底清除这种反社会、反文明的陋习，我们才能真正告慰那些为公平而牺牲的灵魂。

让制度回归公正，让机会回归平等——这，才是对遇罗克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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