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洗脑很有效，中国人把恐怖分子当英雄

2024年10月16日，以色列国防军在巴勒斯坦南加沙的拉法市击毙三名哈玛斯恐怖分子。其中一名身穿战术背心，手持步枪，身上还有4万谢克尔现金（约合1万美元）的死者，经身份验证后，正是刚接任哈玛斯政治局主席两个多月的辛瓦尔。

西方民主国家对辛瓦尔毙命表示欢迎。美国白宫发表一份声明中称：“这对于以色列、美国以及全世界而言，都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辛瓦尔之死再次证明，无论时间多久，世界上的恐怖分子都无法逃脱正义的审判。”德国外长安娜莱娜·贝尔博克将辛瓦尔描述为“一个残忍的杀人犯和恐怖分子，他的目标就是摧毁以色列及其人民”。英国国防部长约翰·希利表示，辛瓦尔应该对10月7日的恐怖袭击负责，那一天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犹太人民经历的最黑暗、最致命的一天”。

几家欢乐几家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噩耗”欲说还休，用一通不痛不痒的废话敷衍过去：“当务之急是立即在加沙实现停火止战，避免冲突对抗进一步升级。”

一如既往,中国民间掀起一股沉痛悼念辛瓦尔的声浪。在微信等社交媒体上,人们留言说:
——上一个拿AK战斗到最后一刻的领导人还是智利的阿连德,虽然两者间隔半个世纪,对抗的却是同一股势力,人类永远不会屈服于屠刀。

——如今哈玛斯，几乎全是依靠基层组织在抵抗，连最高领导人也是这样，除了能指挥身边三五个人之外，谁也指挥不了。就算哈玛斯的最高领导人，也是普通战士一枚！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想依靠斩首行动，自上而下瓦解哈玛斯，取得最终胜利？这不是做梦是啥！只能迎来更顽强的抵抗，不死不休！对此西方那些贵族式思维，根本理解不了，但绝大多数中国人却都能明白！

——一个辛瓦尔被击倒，还有千万个辛瓦尔站出来。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致敬英雄。

——哈玛斯人民，是不会被打败的。

——真的勇士，永垂不朽。

哈玛斯这个名字是阿拉伯文“伊斯兰抵抗运动”的缩写。哈玛斯矢志消灭以色列，不仅发动多起自杀炸弹攻击，也对平民和以色列军人发动致命袭击。1997年，美国国务院将哈玛斯列入恐怖组织名单。欧盟和其他西方国家也将哈玛斯视为恐怖组织。

哈玛斯在屠杀巴勒斯坦不同阵营支持者时也毫不手软。2007年，哈玛斯以暴力手段从法塔赫主导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手中夺下加沙走廊的控制权。自此，法塔赫仅控制约旦河西岸地区，加沙地带由哈玛斯支配。

在哈玛斯发动的恐怖袭击事件中，不乏在以色列旅行或务工的中国人丧命或受伤。但崇拜哈玛斯的中国网民却没有对其发出“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警告。那些将哈玛斯当做英雄的中国人，大都不知道谁是林昭、谁是王维林、谁是刘晓波、谁是彭立发，遗忘了真的英雄，却对手上沾满鲜血的外国恐怖分子顶礼膜拜。这难道不是认贼作父？

1951年，美国记者爱德华·亨特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洗脑》一书。他在书中揭露，1949年中共执政后，对本国民众和全世界发动了一种新的思想控制和思想改造运动。他描述说：“其目的是彻底改变一个人的想法，使那个人变成活生生的傀儡——一个人类机器人——但外表完全看不出这种暴行。这样做是为了在血肉之躯中创造一种机制，把新的信念与思维流程灌输到一个遭到俘虏的身体中。那相当于寻找一个奴隶种族，但与旧时代的奴隶所不同的是，中国奴隶永远不会反抗，总是服从命令，就像昆虫的顺从本能一样。”中共的洗脑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哈玛斯是列宁式政党和毛式政党

中共建政后，其外交政策从未改变：建立霸权，支持与之狼狈为奸的暴政、暴君和恐怖主义。中共通过洗脑让其外交政策获得民众高度支持，尽管民众从来对外交政策无从置喙。

哈玛斯从其成立起，就从中共那里得到源源不断的援助。据网上流传的无人机拍摄的辛瓦尔被击毙前几分钟的影像，已受伤的辛瓦尔有气无力地扔出一根棍子击打无人机，却未成功。以色列军方展示了辛瓦尔随身携带的武器，其步枪不是苏联产的AK-47，而是中国制造的仿AK-47的56式折迭枪托，为环形准星护圈。有网友分析说：“哈玛斯的武器都是中国制造和提供的，可能是透过联合国，用人道名义，混入装生活物资的货柜中，运到加沙。”

中共不仅输入武器，还试图主宰包括法塔赫、哈玛斯在内的巴勒斯坦各政治团体，充当其话事人。中国介入中东事务，是其“全球治理”野心的一部分。

2024年7月23日，中国外交部公布，巴勒斯坦14个派别在北京共同签署《北京宣言》。当天在闭幕式上致辞的中国外长王毅说，本次对话与宣言“最核心的成果就是明确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最突出的亮点就是围绕加沙战后治理、组建临时民族和解政府达成一致”。

当天，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表示，“在中东错综复杂的热点问题上，中国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始终是中东和平的建设者，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中国官方的“观察者网”发表御用学者的文章，赤裸裸地表示：“巴勒斯坦各派的《北京宣言》，打破了某些西方国家在巴以问题上的阴谋，为巴以和平重新注入了信心。在《北京宣言》中，批评了美国偏袒以色列的巴以政策，显示出了国际社会要求调整美国主导巴以对话的和平机制、建立更加公允的巴以和平谈判机制的呼声。中国的中东外交为地区国家搭建了重要的沟通桥梁，将之前各方普遍认为的‘不可能’转变为了‘和平成果’。中东国家普遍认可和支持中国的和平斡旋，同时也期待中国在中东热点议题上发挥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作用。”

西方对中国的这一企图有所警惕。《外交政策》杂志报导，英国查塔姆研究所研究员艾哈迈德-阿布杜赫表示，中国正试图将自己定位为“西方主导秩序的替代者”。

中共是哈玛斯的榜样。哈玛斯从一成立开始，就有意模仿列宁式政党或毛式政党（毛式政党是列宁式政党的升级版）的模式。

哈玛斯最高领导机构为“政治局”，由十五名成员组成，每四年选举一次。“政治局”这个称呼和统治方式，在古兰经和伊斯兰文化传统中找不到，它是列宁的发明。在一党制共产党政权中，政治局是政权决策的核心机构，其成员是政权的核心决策层。部分共产党，如中共，在政治局之上设常务委员会。领导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会的，是名义上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总书记或党主席。现在仍掌权的中共、越共、朝鲜劳动党、古巴共产党等都设有政治局。哈玛斯是少数非共产党却设置政治局的组织。辛瓦尔和同样被以色列击杀的前任哈亚尼，官方身份都是哈玛斯的“政治局主席”。

另一方面，哈玛斯学会了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策略，比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和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学得更好。有军事分析人士指出，哈玛斯恐怖组织经常不遗余力地讨好当地小区，透过融入学校、大学、慈善机构和宗教团体等社会机构，它已然成为小区结构的一部分，并赢得更多新兵和非战斗人员的支持。据一份民调指出，2024年3月，73%的巴勒斯坦人认为哈玛斯发动10月7日攻击是正确的。

习近平所说的“中国不再输出革命”，显然是一句谎话。中国仍在输出革命，只是不像毛时代那样明目张胆，变得偷偷摸摸而已。

中共企图在中东乱局中趁火打劫，最终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反美是中国社会的“良好风尚”

中国网上流传一份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给大用国际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下达的“行政处罚告知书”，每个读到这份告知书的人，都会寒毛直竖，因为文革的阴风已然吹拂着这片大地。

这份名为“京市监罚告[2024]01316号”的告知书写道：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发布违背社会良好风尚广告一案，已调查终结。……经查，你公司于2024年4月21日通过公司微信公众号“大用国际文化”以微信推文形式发布了标题为“雄鹰之路——美国高校&艺博馆夏季研学营”的广告宣传文案，包含“作为美国的政治心脏，白宫和国会大厦是不容错过的景点……国会大厦则是美国立法机构的所在地，其宏伟的建筑和内部的精美装饰，都体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庄严与权威”等内容。……你公司发布“体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庄严与权威”等文案以推介赴美研学项目的广告宣传行为，存在导向错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九条第七项的规定，构成发布违背社会良好风尚广告的违法行为。

“美国国会大厦体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庄严与权威”这句话，居然“违背社会良好风尚”，那么，按照中国政府的逻辑，这句话若改写为“美国国会大厦体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虚伪与丑陋”，就“符合社会良好风尚”了？原来，中国社会的良好风尚，难道是说谎、攻击、诽谤，是反美、仇美和妖魔化美国？

中国的反美宣传由来有自、源远流长。1950年10月19日，中国派兵跨过鸭绿江，参加韩战，对抗以美军为主体的联合国军。当年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怎样认识美国》一文，第一部分标题是“仇视美国，因为它是中国人民的死敌”，第二部分的标题是“鄙视美国，因为它是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全世界反动堕落的大本营”，第三部分的标题是“蔑视美国，因为它是纸老虎，是完全可以打败的”。于是，仇视、鄙视、蔑视美国的“三视”教育运动应运而生。

“三视”教育的目的是清除社会上存在的亲美、崇美和恐美心理。这种心理，尤其是在与美国关系较密的一些人士——如民族资本家、留美的知识分子、基督教和天主教信徒等——中间普遍存在。

天主教大学辅仁大学校长、历史学家陈垣，一向以左派自诩，这次当然要跳出来配合“三视”运动。1950年12月8日，陈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从来就是我们的敌人》的文章。文中写道：“社会上还有些人有‘崇美’、‘恐美’心理……凡是‘崇美’的，是因为没有民族的自尊心。凡是‘恐美’的，是没有民族的自信心。”尽管如此，这位曾被毛泽东称为“国宝”的学者，最终还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也算是死得其所。

“三视”教育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全国各种媒体大量刊载相关文章。一份调查统计，1950年中国出版的147种期刊中，第10期、第11期抗美援朝的宣传文字约占16％的篇幅，其中综合时事类期刊更是占了35.5％。文联动员大批作家、艺术家，运用包括电影、戏剧、曲艺、歌曲、诗歌、小说、绘画等各种艺术形势，工厂、农村、机关、街道、学校、军队则利用黑板报、墙报、宣传画、报告会、座谈会、控诉会、声讨会等方式，进行广泛、深入的“三视”宣传。

“三视”教育运动塑造了整整一代中国人对于美国的认知。至此以后，美国在大部分中国人心中的形象，由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文明、对中国友好的国家，变成“世界上最反动、最野蛮、最富于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人民的死敌”。

口头上反美，身体上亲美：美国夏校被华人“攻陷”的秘密

大用国际文化是一家从事游学和留学中介的公司，该公司文案只是中规中矩地介绍其商业项目，并非刻意宣扬与官方立场背道而驰的意识形态，却遭到严厉处罚。这并非孤立的个案。近期，河南、沈阳、甘肃等多地发布紧急通知，要求排查中小学生海外研学团参与情况，将对相关项目“潜藏的意识形态风险”展开全面排查，重点整顿“推崇西式政体、美化西方文明”等内容。

美国是一面镜子，一旦肯定美国的民主自由，就等于同步承认中国的专制独裁，危及中共统治的合法性。所以，妖魔化美国是中共庞大的洗脑工程中的关键环节。中共数十年如一日的洗脑宣传颇有成效，近日发生多起在中国的美国人遭受暴力攻击事件，就是这种洗脑宣传的必然结果。

然而，中国人向来是心口不一，嘴上谎话连篇，身体却很诚实。所谓“反美是工作，留美是生活”，正是“反美斗士”司马南的名言。司马南的老婆、孩子全都移民美国，财产也转移到美国，在美国买了豪宅，他的“反美”表演斩获的“狗粮”足以让他在美国过上衣食无忧的好日子。

1998年，北大中文系女生马楠，在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北大发表演讲时，当面反驳说，“美国人权状况恶劣”。但她一毕业就选择去“人权状况恶劣”的美国留学，真有点“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勇气，此后她还义无反顾地嫁给了美国白人男士，生下混血孩子。

2009年夏，作家张小波和宋晓军推出畅销书《中国不高兴》，掀起狂热的反美浪潮。但两人用赚到的巨款迅速办理全家移民，在美国和加拿大过起了有豪宅和豪车的奢侈生活。那些购买他们的书的底层劳动者，却只能在水深火热的中国挣扎求存。

曾以一曲《党啊亲爱的妈妈》唱红全中国的歌手殷秀梅，发了大财后，毅然移居美国并入美国藉。她会不会改唱美国国歌《星条旗飘扬》，人们不得而知。

习近平是毛泽东之后反美立场最坚定的中共党魁。但习近平早早就将女儿习明泽送到哈佛大学读书。如果他真的爱女儿，难道一点不怕宝贝女儿被美国的“资产阶级堕落文化”污染？

上行下效，既然习近平都送女儿到美国留学生，中国菁英群体和中产阶级也都将送孩子到美国留学作为荣耀。中国官媒上全是“东升西降”的文宣，却丝毫没有改变中国家长和孩子对美国名校的羡慕和爱戴。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申请美国名校“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唯有习近平的女儿这样的尊贵身份，才可以免试入读哈佛），送孩子到美国名校的“夏校”沾沾仙气，成了中国家长必须“出血”的项目。

据中国媒体报道，来自上海某双语学校高中部的海伦，在高一升高二的暑假参加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夏校。她惊讶地发现，班上二十多个人里有将近一半是国内来的孩子，课上大家心照不宣，下了课聚在一起聊天，完全可以说中文。她表示：“对我们几个中国学生来说，我明显感觉大多数夏校的课程都没有非常难，大家抱着‘文化交流’的心态，来提前体验美国文化，再争取拿封推荐信用作申请大学，我也不例外。”海伦说的“这份体验”，当然不便宜，该夏校项目的费用包含食宿是14500美元，再加上机票等，一个半月下来花费十几万元人民币。对于权贵之家，这只是小钱；但对于普通中产阶级家庭，在中国经济下行的今天，这笔钱需要省吃俭用才能积攒下来。

来自中国的孩子攻陷美国夏校“半壁江山”的情况，同时在美国多所名校发生。康奈尔大学夏校，中国孩子接近一半；耶鲁大学夏校，中国孩子接近一半；宾夕法尼亚大学夏校，中国孩子超三成；相对小众的塔夫茨大学，中国孩子超三成；巴纳德学院夏校，除了老师是美国人以外，学生清一色都是中国孩子，老师实现“反向留学”。

邓小平当年曾感慨说，凡是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起来了。这是邓小平说的极少数的真话。包括习近平在内的送孩子到美国留学的家长，也都认可这句真话。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黄如一是看横店影视长大的吗？

2024年9月19日，一名居住在中国深圳的日本籍、中日混血的十岁男童，在母亲陪伴下前往日侨学校上学途中，遭一名中国男子持刀砍杀身亡。由于事发突然，母亲在现场看着孩子被砍到肚破肠流，凄烈地呼救，却已无力回天。

噩耗传出，日本驻中国大使馆降半旗致哀并表示“事态严重”，日本外相谴责此事极为“卑劣”。不少中国网民却不以为然，说过去有中国人在日本被杀时，中国政府向来低调处理，不像日本这样大张旗鼓。这种质疑反倒表明，日本政府是民选的，重视每一个普通公民的生命；而非民选的中共政权，一边宣扬“一个也不能少”的战狼精神，一边却对普通民众的死活漠不关心。

此事发生后，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委常委、副县长黄如一在微信聊天群的一番高论引起热议。

黄如一说：“杀一个日本小孩算多大的事呀？”当有人说这是滥杀无辜时，他反驳说：“没有滥杀无辜，杀的是日本鬼子。”他还将与此事并无关联的美国拉来陪绑：“日本鬼子的美爹每天都在杀几百吧？”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在反日的同时必定反美，他们早已忘记，在二战中，如果不是美国帮助中国抗日，中国早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了。

还有人反驳黄如一说：“我看你的头像是解放军，我们解放军即使在战争时期也是有纪律的，不会杀孩子。”黄继续强辩：“我们的纪律就是杀日本人。”

9月21日，一位知情人士告诉媒体，网传微信群聊记录属实，涉事群聊是百人大群，主要为出版、传媒等行业的书友群。

9月22日，甘孜州及新龙县有关部门披露，涉事者黄如一确为新龙县政府领导成员。新龙县政府办一工作人员称：“这件事情我们这边已经掌握，也高度重视，正在处理当中。”甘孜州政府办一值班人员亦表示：“我们已经了解，已经报上去了，肯定要处理。”另据新龙县一官方人士透露，介入调查此事的部门涉及县委、公安、宣传等多部门，“后续的处理结果会公布。”

据公开信息显示，黄如一为1983年生人，生于重庆梁平，先后毕业于重庆大学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工程管理专业和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人居环境专业，最高学历为工学博士。201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21年，升任四川省农村能源发展中心副主任。同年，挂职甘孜州新龙县委常委、副县长，负责省直定点帮扶等工作。以黄如一的年龄而论，在官场的升迁速度颇快。如果没有发生这次的事件，未来一定能平步青云。

黄如一的言论是“言为心声”，不足为怪。他是看横店影视基地拍摄的反日影视作品长大的，也是中共的仇恨教育和宣传培育出的“观念残缺”一代。他拥有博士头衔，却不具备基本的常识、常理、常情，换言之，他并未得到启蒙。所谓启蒙，用康德的说法就是“照亮”，就是“人从他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中走出来”。

黄如一是受害者，同时又是加害者。英国学者毕可思在《滚出中国》一书中指出，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批准的故事是片面且自私的，而且最终会擦抢走火。人们经常听见新的、气愤的民族主义示威者大声要求战争，要求杀了日本人。这样的民族主义蕴含了灾难。但这不止牵涉日本。近代以来曾羞辱过中国的国家没有一个是安全的。”

2012年11月，刚刚掌权的习近平在参观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之后表示：“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牺牲之大，在世界各段历史中均属罕见。”这是习近平报仇雪耻的“中国梦”的起点。在此意义上，黄如一就是习近平的孩子。

黄如一身上的“毛泽东人格”与“边缘知识分子”的恨意

黄如一是如何炼成的？这是观察今天中国民情的一个重要视角。黄如一后来在重庆和成都这样的大城市读大学，但他出生于较为贫困和封闭的梁平县，属于韩寒所谓的“小镇青年”。进入21世纪，中国的县城尤其是西部县城经济衰败、治理混乱，导致文化、信息、知识和共同体精神大幅衰减。受此一时代背景影响，“小镇青年”在知识结构、精神气质和思维方式都被烙上“边缘人”烙印。黄如一通过高考脱离县城，然后学而优则仕，成了“半个七品芝麻官”的副县长，但他身上的“边缘人”人格根深蒂固，所以才会“对世界充满恨”且“语不惊人死不休”。

史学大师余英时曾批评说，费正清等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因不了解毛泽东边缘人的复杂心理，不了解中共继承了中国历史上边缘人造反的传统，而对中共政权做出一而再、再而三的误判。余英时将中国的共产革命解释为边缘人夺取权力、破坏民间社会的过程，随着革命不断升级，边缘人对社会的破坏也越大。“实际上毛泽东的真本领是在他对于中国下层社会的传统心理的深刻认识。但这里所谓‘下层社会’并不是千千万万安分守己的农民，而是那些三教九流、痞子光棍之类。用价值中立的名词说，即是社会边缘的人物”、“革命为中国原有社会中各阶层的边缘人提供了进入社会中心的机会。城市中不得志的知识人、市民、以及乡村中无业的地痞、流氓等都涌进了革命的行列。”

余英时指出，“毛泽东可以说是集各种‘边缘’之大成的一个人……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但也沾到了知识界的边缘；他最熟悉的东西是中国的旧文史、旧小说，但又沾到了西方新思潮的边缘；他在政治上最独到的是传统的权谋，但又沾到了‘共产国际’的边缘……。历史的狡诈把他送回了边缘人的世界，特别是他最熟悉的中国农村的边缘世界，他的生命本质终于能发扬得淋漓尽致，这恐怕是连他自己也是始料所不及的。”毛泽东贵为权力比古代皇帝大得多的“主席”，却满口粗话，以粗话显示其权威及羞辱此前瞧不起他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极度自卑和极度自傲结合的“边缘人”人格的体现。

余英时还注意到，中国写毛泽东生平的人往往强调他“好读书”，尤“好读史”。这当然是真的，毛在晚年眼睛动白内障手术之前，即便是战争年代或政治斗争激化之际，仍手不释卷。但比喜欢读书更重要的是读什么书。余英时仔细检视并分析说，毛早年和中年读得最有心得的是所谓“稗官野史”，如《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毛的作品中引用得较多的是这两部小说中的典故。1945年，重庆国民参议院代表团访问延安，学者傅斯年感觉毛泽东活像《水浒传》里的造反者，发现毛对旧小说非常之熟，这不仅仅是出于消遣，更是为了研究中国下层社会的心理。

在这一点上，黄如一与毛泽东的兴趣爱好惊人相似：黄如一并非“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理工男，他对文史颇有兴趣。他喜欢读书，更喜欢舞文弄墨，不顾官场的繁忙，业余从事通俗历史写作，曾出版《铁血强宋》、《煮酒话太宗》、《钓鱼城保卫战》、《冰火大明》、《译码西游》等作品，在官场堪称奇葩。但从书名就可以看出，黄如一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和阐释有严重偏差，就如同纳粹用种族主义来改写日耳曼人的历史，连被公认为军事上无能的宋朝也被其翻案为“铁血强宋”。这样的历史叙述，很对习近平的胃口。

边缘人与边缘人惺惺相惜。习近平虽身为太子党之一员，但在其父亲倒台后，长期沦为边缘人。边缘人对社会充满仇恨，这种仇恨很容易转化成排外情绪。

中共标榜习近平是一名熟读中外历史的伟大领袖，“从读书中汲取治国理政经验智慧，用书香涵养民族精神力量”。既然如此，习近平不妨重用文理兼修的黄如一，提拔其当南书房行走，让其起草讲稿，一定不亚于当年的“九评”，让帝国主义胆战心惊。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立场）

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却连高官都不再安全

近年来，中国宣传部、公安部、外交部及各大官媒多次宣称，中国人的安全感高达百分之九十九，十年来始终保持高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中国之治’生动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当有外国记者质疑此种说法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响应说：“我这么说是因为听到来自各方的评价，包括中国人，也包括来中国旅游的外国人。你生活在中国，相信能感受到中国很安全。”

然而，中共高级官员横死乃至被灭门的消息，屡屡从铁幕之后传来，让“平安中国”的谎言直接破功。

2024年9月5日，陕西咸阳秦都公安发布一则悬赏通告，称该局正在侦办一起严重刑事案件，张志豪、冯龙、赵俊庆、张鹏飞、景卫卫等五人有重大作案嫌疑，于2024年7月19日潜逃。通告要求民众“协助缉捕以上犯罪嫌疑人”，发现线索“立即向公安机关举报”。

耐人寻味的是，查看通告中列出的五名犯罪嫌疑人，年龄最大的三十七岁，最小的二十九岁，来自不同省份，唯一的相似点是从照片上看他们很像军人。悬赏通告对他们涉及案件的基本细节语焉不详，既没有所犯的案件的性质，也没有时间和地点，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简直就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而且，为什么公安部门要等这五人潜逃四十九天后才发出悬赏通告？为何在摄像头无孔不入的今天，警方却一无所获，不得不重新使用文革时代让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的老方法？

随后，网上传出的咸阳副市长王宏兵一家十一人被五个退伍兵灭门的事件，还透露实际上王家被杀人数是十二人，其中一人受重伤被抢救过来。这一消息没有得到媒体或官方的证实。去查政府官网上关于王宏兵的信息，王宏兵为1972年11月生人，2019年任咸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21年起任咸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据《咸阳日报》消息，2023年12月27日，咸阳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决定任命：王宏兵同志为咸阳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2024年7月19日之后，官媒再无王宏兵公开活动的报道，也没有公布其死亡的消息。一个堂堂地级市副市长，如果不是被双规或死亡，基本没有突然人间蒸发而官方保持沉默的可能。王宏兵担任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政法委书记这一要职，必定是个铁腕人物。若真的是死于非命甚至被灭门，可见案件背后大有玄机，很可能牵涉利益集团内部你死我活的斗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24年9月19日，湖南长沙传出湖南省财政厅女厅长刘文杰在财政厅院里的住宅楼坠下身亡的消息，同时有另外两人坠楼并当场死亡。9月20日，湖南省财政厅发布讣告，中共二十大代表、十四届人大代表、湖南财政厅厅长刘文杰9月19日9时12分在湖南长沙“遇害”，终年五十八岁。讣告称其“政治坚定”、“恪尽职守”、“一心为民”等。“遇害”一词触目惊心，让人浮想联翩。

据一名消息灵通人士在社交媒体披露，刘文杰涉及为民间借贷做担保，资金高达数亿。其中，有一笔六千万的借贷，因为借钱的富商江氏兄弟既没有拿到利息，也没有拿到本金，两人多次索要未果，就扮成保安、清洁人员进入省财政厅宿舍楼，再进入刘文杰家。刘文杰随后被控制，房门反锁。在此期间，刘文杰打电话给其丈夫，请求丈夫转款偿还债主。殊不知，当天早上其丈夫正好被纪委带走，追查其腐败问题，无法接听电话。随后，刘文杰又给几名平时关系密切的商人打电话借钱，都未得到准确答复。两名走投无路的债主，将刘文杰捆绑起来，从楼上扔下摔死。以上只是关于此案的一种说法，也是没有得到证实的消息。

几家欢乐几家愁，君臣末世自乖离

高级官员一个接一个离奇死去，本身就是不祥之兆。民众对此类事件的反应，更让官僚阶层有朝不保夕之感。

死者的家人朋友深深哀痛，网上的主流民意却是一片叫好，有人说，蠹虫“清零”，是与民休养生息；也有人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辰已到马上就报。

官方喉舌“人民网”曾就此发表题为《“仇官”已经成了我们社会的一种病》的文章，批评说：“生命不容剥夺，死亡总是让人感到悲伤的。和普通人一样，官员的非正常死亡也是一件正常的事。但是一些人因为死者的官员身份，从而叫好，丝毫不见同情心，确属反常现象。”不过，文章也发出耐人寻味的追问：“这不由得我们不去深思：这是不是反映出公众之中普遍存在一种‘仇官’心理？产生这种心理的社会根源是什么？”

在今天的中国，当官已成为一种危险职业。据传，刘文杰出事与前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易鹏飞有关，易鹏飞的儿子与其他六名高级官员的儿子在湖南官场并称“湖南七公子”，常常做无本生意。易鹏飞已于一年多之前落马，因贪腐数额巨大被判无期徒刑。上海网媒“澎湃新闻网”在《易鹏飞和他的腐败同僚》一文中指出，易鹏飞是湖南官场的风云人物，先后担任怀化、娄底、郴州三个地级市的党政主官。他在每一个地方的搭档以及前后任官员，全被一网打尽，无一漏网。易鹏飞喜欢打麻将，或许可以在监狱中跟好友和政敌“相逢一笑泯恩仇”，一起再打几圈麻将。湖南官场找不出一个清官，偌大的中国，何尝不是如此？

高官尚且不安全，民众又岂能安全？如今的中国，与清帝国末年很相似。晚清名臣曾国藩说过：“大抵乱世之所以弥乱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让，小人愈妄。然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

曾国藩有一次与幕僚赵烈文聊天，感到清帝国大势已去、气数将尽，为此忧心忡忡。他说，听北京来的人说，首都形势极端恶劣，“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烈文说：“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曾苦苦思考良久，再问：“会出现迁都南方的结果吗？”

赵答：“恐怕是南方和北方一起沉沦，未必能效法晋、宋南方苟安的局面。”

果然，“抽心一烂”的“瓦解之局”在1911年降临了。

晚清曾任南书房行走和礼部尚书等要职的陆宝忠，比曾国藩晚一代，更感受到清帝国风雨飘摇的情势，“中华民智未开，人心太坏，浩劫将临，其惨殆不忍言”。他读《胡文忠公政书》，不禁感慨万千：咸丰末年，太平天国叛乱蹂躏半天下，英法联军攻破北京，大局岌岌可危。幸亏有曾国藩、胡林翼等力持危局，拯救危难。如今的局势每下愈况，即便曾国藩和胡林翼死而复生，无法拯救王朝的覆灭。他悲叹说：“今糜溃至不可收拾矣。外患内忧，相逼而来，必至内讧由外患而起，外患即乘内讧而来，瓜分豆剖之局成矣。中原兆姓将为人之鱼肉，为人之奴隶，为人之狗彘，此生民以来未有之劫也。”这里的每一句话，都像是在说今天的中国。

清末高官的非正常死亡，是革命党有明确政治目标的暗杀行动所造成的，革命党人“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让帝国官僚人人自危。如今共产中国高官的非正常死亡，多为金钱和权力的争夺，是疯狂的窝里斗，是官员自食其果，唯一的价值就是释放出中国已然鱼烂土崩的信号。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立场）

“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又成中共洗脑口号

中秋之夜，“雄关皓月，长城之约”北京长城文化节居庸关主会场活动暨“居庸山月”中秋诗歌晚会在居庸关长城脚下盛大呈现。

中共官媒对此活动予以长篇报道，网上也有视讯播放。官媒报道说，本次晚会以“月满居庸关，天涯共此时”为主题，包含雄关月韵、乡关何处、山河共梦三个篇章，共十五个节目。晚会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情感核心，通过国风歌曲、少林武术、民族音乐、历史故事、诗歌朗诵、器乐演奏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展示以“天下第一雄关”居庸关长城为代表的“人类历史上宏伟壮丽的建筑奇迹和无与伦比的历史文化景观”。

官媒更形容，晚会“以城墙投影秀开场，序幕拉开，音乐响起，激光精细地雕刻出居庸关的轮廓，随后静默的石砖复苏，形成居庸关、山脉、明月等形态，将古老的长城与现代科技完美融合”。中国不是没有现代科技，但在中国现代科技却被用来炮制木乃伊和裹脚布。

官媒还总结说，晚会“以长城为媒介，以文化为纽带，用富有时代感的视听语言，向全球观众展现跨越千年时光蜿蜒而来的巍巍长城，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也就是说，中共重新将长城当做中国的民族精神的象征物。

与晚会相配合的还有一场文化沙龙，围绕“关隘文化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的主题，邀请相关专家学者作主旨发言。专家学者当然个个都对长城及其文化内涵赞不绝口。

1980年代，那个中国最接近民主自由的时代，电视政论片《河殇》破空而出，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破除代表蒙昧主义的黄河、黄土、龙和长城的图腾地位。我就是被《河殇》启蒙的一代少年人之一。我记得当时自己还是初中生，每天晚上与全家一起熬夜观看《河殇》——中宣部只允许央视在午夜时分这样的“垃圾时间”播出，殊不知《河殇》仍然创下那个时代收视率的最高峰。

《河殇》中有一段解说词，对我而言简直是振聋发聩：“有了城防，对外可以抵挡游牧民族的劫掠，对内则产生一种凝聚力，把城内的人民压向一个权力核心。因此，谁修了长城，谁好像就拥有了长城以内的土地，山河与人民，长城也就成了他家的院墙。”也就是说，长城从来都是秦始皇的长城，而不是孟姜女的长城。

当年那些率先睁眼看世界的自由知识分子，要么进监狱，要么流亡异国他乡。三十多年后的中国，又开始唱起了老调子——在“居庸山月”晚会上，专门安排了这样一个节目：“五代长城守护人”深情寄语，教诲年轻一代传承并发扬“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精神。统治者最乐于看到的情形是：孟姜女不再哭长城，孟姜女也来膜拜长城。这样，统治者才能放心大胆地在中国修筑和增高第二道长城——网上的长城（所谓的“防火墙”）。

中国的历史是循环往复的，有时候，你以为已经向前推进了一大段距离，但当你停下来定睛一看，就突然发现，一切都又回到了起点。你以为已经告别了毛泽东和文革，但毛泽东仍在天安门城楼上俯瞰着芸芸众生，升级版的文革再度粉墨登场。你以为改革开放已经数十年了，然而每个中国人的头脑中，仍然还矗立着一道牢不可破的长城。如果用已故香港作家倪匡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和以往不一样的地方，就和非洲的食人族一样，派很多子弟去英美留学，然后再回到非洲。现在的共产党改穿西装，用刀叉吃起人肉了。长城就是这场巨大的人肉宴席的一道屏风。

甘愿为奴的人民，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多年后，《河殇》总撰稿人苏晓康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至于长城，其实是一个很浅近的图腾，在历史上找不到什么描述。对它大概只能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它成为从历史上借来的‘抵御外寇’的一个符号。可是如果你梳理一下历史，会发现完全不是那回事，是个错觉。满清八旗就是踏破长城，灭了朱明。这个明长城，还比早先那个秦长城，退缩了一千华里，哪里谈得上‘抵御’？黄仁宇说‘十五英寸降水线’是农耕文明的边界，正好跟明长城重合。最妙的是，一部关于长城的电视片里，又在陕西的长城拍到了‘华夷天堑’四个字！”

在中共的民族主义叙事中，长城这一文化图腾的内在矛盾被悄然抹去：长城历来被视为华夏与蛮夷的分界线，但长城并没有在军事层面起到防御作用，蒙古人和满族人轻而易举地突破长城，将汉族聚居的“中国”当做殖民地。在此意义上，长城与二战时法国的马奇诺防线一样，是汉民族的耻辱柱。

然而，中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使出阿Q的精神胜利法，顿时天下无敌：中共御用历史学家们大肆炫耀满清帝国将明帝国的疆域拓展了两倍，将长城之外的大片疆土纳为己有。中国各色人等都推崇雄才大略的康熙大帝，却又不提康熙以胜利者和殖民者之姿说的一句名言：修筑长城，实属无益。

这种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历史观，却成功洗脑了一代代中国人，让他们在各自的长城内，画地为牢，自愿为奴。当中国人歌颂长城时，同时也放弃了对自由的渴望。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安排客人行程。参观长城是不可或缺的旅游节目。2月24日上午，尼克松与夫人在长城上漫步的场景，成为中美关系转折的象征，这一幕本身就具有内在的矛盾和反讽。

尼克松是一个善于塑造公众形象的政客。随行的美国记者发现，惯于操纵媒体的尼克松将长城当做其表演的背景，“总统的视线透露了他知道每台重要摄影机的位置”。尼克松一度被宏伟的长城震撼得说不出话来，停顿几秒后对记者说：“我想你也只能下这样的结论：这是一座伟大的长城。”尼克松还说，毛主席说过，“不到长城非好汉”，现在我们都是好汉了。

尼克松不知道另一个细节：2月23日晚上和24日清晨，在从尼克松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到八达岭长城长达八十多公里的公路上，无数北京市民和农民被紧急动员起来扫雪，北京市派出全部洒水车在沿途撒盐水帮助化雪。西方媒体记者估计，当时至少有数十万人被动员起来为尼克松扫雪。

没有一个美国总统可以用“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方式接待外国客人。美国人做不到的事情还有：中国政府提前几天清理八达岭长城附近的各色人等，并将景区对游人关闭一天。一些政治上可靠的干部和群众被组织起来，假扮成游客。这些冒牌的游客本身就构成另一道密不透风的长城。

美国是一个自由奔放的海洋国家，美国人无法理解长城内安土重迁的中国人的所思所想。尼克松既看不懂红色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也无法理解长城的真实内涵——尼克松以为他可以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让美国“不战而胜”，殊不知，周恩来含笑看着他在长城上艰难攀登，心里早已打好算盘：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在中国一定行不通。多年后，周恩来的继任者杨洁篪与美国人谈判时，怒气冲冲地表示，“二十年前，中国人就不吃美国那一套”。

长城的再图腾化，显示中国再度回到闭关锁国的毛泽东时代。中国就像是一头蜗牛，从硬壳中伸出头来，探视外面的世界一番，又缩回去了。中国以中日战争时代脍炙人口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但经过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和中国本土的白纸抗议活动后，连“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句歌词也成了高度“敏感词”。在中共眼中，这分明就是反贼的口头禅。那么，为了避免沦为敏感词，中国国歌开头的这一句，不妨改动一个字，就能与时俱进，完全契合当下中国人的普遍心态和境况了：“甘愿做奴隶的人民，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立场）

台女不知新疆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中共大外宣不惜血本，重金聘用来自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巴基斯坦、西班牙、泰国、英国和越南等八国的网红，参与“新疆——了解中国现代化道路”国际交流活动。他们走访乌鲁木齐、和田市和喀什市等地，说是为了感知新疆历史底蕴，探索“新时代的新疆发展故事”。

日光之下无新事，为共产暴政洗地的“有用的白痴”，从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就有了，如罗曼·罗兰、埃德加·斯诺等名满天下的人物，真个是“江山代有白痴出，各领风骚三五天”。

在这一轮大外宣中，当然少不了台湾面孔。在中共糖衣炮弹诱惑下，很多台湾网红和艺人应邀到新疆旅游或取景，大赞当地的人文和自然景观。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艺人林依晨，她在社交媒体IG上分享大量美不胜收的照片，并留言说：“新疆一直是我很想去的地方，完完全全被大自然包围的感觉，超级放松和疗愈。”

林依晨在一篇访谈中详细描述：“印象深刻的是，路旁家家户户都有几株杏子树，树上的果子摘都摘不完，所以他们都会在邻近马路处摆摊贩卖。我们是跟一对老夫妇买，他们的大孙女就在旁边牧羊，我们要求跟他们合照，他们也笑嘻嘻地答应了，这样纯朴的笑容在大都会区很少见了。而不管是新鲜的杏子或被太阳晒干的杏子干都非常好吃，我更喜欢后者，感觉更多的阳光让他们又多了许多耐人寻味的复杂层次。”她还说买回三罐奶粉当战利品，包括骆驼奶粉、驴奶粉和马奶粉，“其他就是一些比较异域风情的传统服饰，买给我女儿和我弟的小孩们，有的很正式华丽，有的很休闲舒适，大家都非常喜欢”。

林依晨在一户维吾尔人家中的照片尤其引人瞩目。她身穿雅致的白色丝绸洋装，半卧在红色地毯上，刻意伸展纤细长腿，展示千娇百媚的风姿。给她当配角或背景的，是这家的主人：一位满脸沟壑的维吾尔人老太太，一位豆蔻年华的维吾尔人女孩，她们的脸上表情木讷，有一种欲盖弥彰的哀愁。眼高于顶的林依晨不会留意主人的情绪，她想当然地认为新疆的维吾尔人家家户户都过着天人合一的美好生活。这张照片发表后，有细心的读者不禁追问：“妳在新疆搔首弄姿的时候，可曾有一点点的观察力？可曾试图理解妳旁边这两位女性背后隐藏的巨大悲剧？可曾问过：男人都去哪里了？”

林依晨在新疆和中国的一系列言行招致很多网友批评，她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彼此“理解”，却招致更多批评。有人斥责说：“我觉得林依晨真是不跪则已，一跪惊人，打趴台面上所有人，我甚至认为，要她物理上的吃人，价位到了，她也能开怀的吃给人看。”还有人反驳说：“我知道妳要大家理解妳只是为了赚钱，所以人家要妳说甚么妳就说甚么，但是我更加理解的是，既然妳只在乎钱，那么等到战争的时候，是不是敌人只要给妳钱，要妳说甚么妳就说甚么？妳说妳是艺人，但我不认为，请问那种只要有钱拿就甚么都可以做的职业，叫做甚么？”

林依晨配合中国官方做戏，果然得到丰厚回报。她到中国录制娱乐节目《心动的信号》，一集酬劳约七十九万人民币，一趟录完十集就赚进七百九十万人民币，真是拿钱拿到手软。她在台北买下价值一点五亿台币的豪宅，其中有多少是从中国拿的昧良心钱？夜深人静时，成千上万被中国折磨致死的维吾尔人，会进入这位高颜值空心人的梦中吗？她会有午夜惊醒的时分吗？德国文豪歌德曾在《浮士德》中发出追问：你把灵魂卖给魔鬼，但还能用什么赎回你的灵魂？这一追问，也是对今天的林依晨及其同伴们说的。

我没有看过林依晨演的电影和电视剧，我听说她的一部近作名为《不够善良的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林依晨们不是不够善良，而是足够邪恶。

那是“有去无回”的地方，那是“等待夜里被捕”的地方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为，同情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同情”的意思是“共苦”，即把别人的痛苦当做自己的痛苦。同情的表现就是哭，人在反省自己错误或想象他人苦难时就会哭，“哭是以爱的能力、同情的能力和想象的能力为前提的，所以容易哭的人既不是心肠硬的人，也不是没有想象力的人。哭，甚至于往往被当做性格上一定程度的善看待”。

尽管林依晨获得过许多演艺界的大奖，但我更相信，一个没有同情心的演员，不可能拍出优秀的作品来。

林依晨与其呼吁批评者对她表示“理解”，不如认真读几本经历巨大苦难的流亡维吾尔人所写的书，在此基础上找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同情心。

我首先推荐林依晨读的是维吾尔女性米日古丽·图尔荪的回忆录《那有去无回的地方》。同为女性，同为母亲，这本书或许能唤起林依晨的共鸣。

米日古丽·图尔荪，一九八九年出生于新疆，比自称“成都人”的林依晨小七岁。她后来留学埃及，与埃及公民结婚并育有三个孩子。他们全家回新疆探亲时，她与三个孩子一起被警察强行带走。她被带到“再教育营”，每日每夜遭受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并被迫实施绝育手术。她目睹同室狱友被强暴、被杀害；全天被摄影机监控，不能说话，只能蹲着或站着睡觉；不一定能吃到稀粥和馒头，但常常吃到电击棒的滋味；唱革命歌曲、喊口号、背红书和习语录，没有一分钟能自主思考。在被拘捕期间，她的一个孩子在中国当局监管下不明死亡。

幸亏她的丈夫通过埃及政府不断与中国当局交涉，最后她和幸存的两个孩子终于获释并得以离开中国。再后来，她与家人移居美国，决心挺身而出，不再沉默，勇敢公开亲身经历，向世界昭告中共集中营的黑幕。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幸存下来，就是要向全世界揭发此事。日后再没有人可以辩称，他们对这桩人间惨剧一无所知。”

我还想向林依晨推荐维吾尔诗人、导演塔依尔・哈穆特・伊兹格尔的回忆录《等待在夜里被捕》，这位作者与林依晨算是半个同行，或许林依晨在对新疆议题发言前应当听听当事人怎么说，如此才不至于造成无法弥补的公关灾难。

伊兹格尔写诗、拍电影，与妻女在乌鲁木齐过着恬静的生活。然而，在少数民族备受歧视的中共政权底下，伊兹格尔与族人的性命和自由，始终都操纵在别人手中。他有过被捕入狱的经历，每天都像在等候着警察深夜前来逮捕自己。他身边很多维吾尔知识分子朋友，就是半夜在家里被带走的，警察敲开门后，会确认姓名，把手铐往人手腕上一铐，随即把人带走，甚至让他们换件衣服都不准。当下那人穿的是什么，也就只剩下什么。有的人穿着睡衣就被带走。因此，伊兹格尔就想：“如果夜半有人来敲我家的门，我打算先换上暖和的衣服和秋靴再去开门。”

等待被捕的滋味比被捕还要难受。伊兹格尔和家人最终选择了逃亡，并在美国出版回忆录。美国桂冠诗人崔西·K·史密斯评论说：“我被伊兹格尔写下有关监视、拘留、暴力迫害与奇迹般逃亡的回忆吸引，并感到警惕。维吾尔人面临的人道危机，是对所有国家与人们的控诉。伊兹格尔晶莹勇敢的散文，对所有深信自由与其可能性的人而言，都是一记警醒。”

有人选择站着挣钱，比如陈升；有人选择跪下赚钱，比如林依晨。下跪是一种自由选择，民主的台湾，不会因为林依晨下跪就对她如何如何。但是，自己下跪是一回事，将自己的财富建筑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又是一回事——对于后者，不能“理解”，只能谴责。因为，如果人人都不分善恶，为虎作伥，那么我们与恶的距离就是零距离，甚至我们自己就已沦为恶的一部分。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