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6 月，深圳最大的城中村“白石洲”启动旧村改造项目，8 万 3 千名外来租户的生活轨迹随之改变。一个跨专业的“新流动”研究小组由此成立，小组成员一方面深入现场，帮助受旧改影响的租户解决生活难题；另一方面行动者们也以艺术为媒介，不断追问空间政治、公民权益等问题，以此撑开公共领域的话语空间。

单读摘录了“新流动”研究小组调研报告：《重返白石洲》的首篇《从“他们”的白石洲到“我们”的白石洲》，并分为上下篇发布。上篇文章记录了“新流动”小组的部分成员，如何早于 2016 年，就通过自发的社区活动与白石洲居民形成跨阶层的网络，旧村的铺面、住所和街道也变成了交流互助的非正式公共空间，这是日后的共同行动和艺术表达的社区基础（👉点击回顾上篇 曾经的深漂第一站，和他们消失的家园）。

今天分享的下篇则将聚焦目光于流动孩童的教育问题。白石洲孩子的童年在“旧改”中塌陷，他们不仅失去了家园中熟悉的一切，部分孩子还可能失去了大城市的教育机会。无数生活在白石洲的家庭面临着残酷的岔路口：是全家返乡，还是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在“白石洲拆迁诞生亿万富豪”的故事背面，“旧改”浪潮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意味着什么？

从“他们”的白石洲到“我们”的白石洲（下）

01

搬家意味着“失学”

2019 年，被称为“深漂第一站”的白石洲突然遭遇清租，15 万人需要在短期内搬迁，超过 4000 个家庭的孩子面临就学困境。

众多白石洲家长反映，在收到清租通知以前，他们并未获知开发商统一发布的关于拆迁的消息，甚至大部分外地房东也不知道具体的拆迁范围与时间。六月底，白石洲部分租户开始收到房东的清租通知，而大多数租户家长收到的清租最迟时限都在九月底，但是九月开学在即，如果在此之前学位问题解决不了，那这些白石洲孩子将面临种种困境，要么跨区域上学，要么全家返乡，或者孩子成为留守儿童。白石洲家长们为此数次奔走多个部门寻求解决方案，仍无实质性结果。

白石洲家长们在教育局

2019 年 8 月 1 日，近 300 位外地房东到江南百货门前表达诉求，人们七嘴八舌，普通话夹杂着粤语，外地房东谈及因为和本地房东身份不同，他们面临不公平的赔付标准，这些人中也不乏为孩子上学问题焦灼的家长。

“不公平”，这三个字在白石洲的旧改浪潮中被屡次提及，但外界似乎更关注白石洲拆迁后会诞生多少个亿万富翁。每一个人在旧改中的遭遇是什么，这样一场空前的风暴对于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的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却无从知晓。外地房东聚集江南百货的那天，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有些人在雨伞下感叹道：“我们把青春都奉献给了深圳，想不到到头来是这个结果。”

图片来自网络

对于生活在白石洲的人来说，生活还在继续，只是多了不少搬家的货车，路边也堆满了搬家带不走的床垫和生活用品。这些被遗弃的东西，却意外成为居住在白石洲的孩子们暑假玩耍的新玩具。他们无拘无束地穿行在白石洲的大街小巷，似乎还没有准备好去面对他们九月份的失学，同时，他们的家长一时间也找不到合适的言语和他们解释这场突如其来的旧改。九月开学季对于每一个居住在白石洲的家长来说，仿佛都是一柄悬在心头的利剑。对于大部分白石洲家长而言，比搬家更为严峻的，是他们的孩子在搬迁后的上学问题：

1、清租的突然，加上周边房价之高，意味着很多租户很难找到新住处；没有新的租赁合同，孩子将不能申请小升初、初升高的学位。

2、如果租户想搬去周边地区就近上学，在租户得知清租消息的七月份，深圳教育局规定的申请转学插班时间最迟期限已过，无法办理转学。

3、非深籍家庭搬离南山区（白石洲所属区），无法满足深圳其他地区“居住一年以上”的入学要求。

4、受影响的白石洲孩子们多为三年级以下，即使是已经办理入学的孩子，由于上学路途变远，部分上学地段复杂等原因，他们上学要承担风险也将加大。

综上所述，对大多数的白石洲家庭而言，搬家就意味着“失学”。时至九月初，据家长说，位于白石洲的星河小学已经有超过 400 名小学生退学，“快乐幼儿园”的孩子也走了三分之二，三个班合并成了一个班。

02

事件即艺术，让艺术成为媒体

2017 年，策展人郑宏彬和广州西三村的艺术家，一起发起“西三电影制片厂”项目，和在地的艺术家们一起，一面像调查记者一样调研，一面拿起手机将问题和情景进行拍摄加工。西三村加工厂林立，郑宏彬也戏称“西三电影制片厂”是西三村问题的影像加工厂。

在“西三电影制片厂”项目中，郑宏彬提出“让艺术成为媒体”：在翔实的调研的基础上，找到公众可感知、易传播的点，创造艺术事件，让公众借由艺术实践中裂开的张力看见权益事件背后的逻辑，并试图引导这种创造性传播所吸引的关注来推动具体事情的解决。在涉及参与者合作的表达中，艺术家和参与者拥有同样权重的主体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纪录片《村民记者》。

2017 年 11 月 15 日，“西三电影制片厂”邀请 77 位西三村民、12 位住西三村的艺术家、6 位深圳的建筑师、导演、社会工作者，共 95 人，从广州出发，前往深圳白石洲，每个人拿自己的手机拍摄采访这个面临拆迁威胁的城中村的现状，共拍摄 2200 余段视频资料。历时一个半月，这部时长 1 小时 46 分的纪录片《村民记者》最终完成。对于 95 位拍摄者来说，这亦是一次对未来的联合的排演，西三村地处广州番禺，同样属于城中村，虽说拆迁没有提上日程，但村民的隐忧仍然存在。因为《村民记者》这个项目，郑宏彬开始持续关注白石洲的情况。2019 年 6 月白石洲拆迁正式启动，郑宏彬意识到这必然会牵连出诸多复杂的权益问题，便邀请四位艺术家——坚果兄弟、武老白、刘伟伟（他的项目会在后续文章中分享）和我来深圳驻地工作。

《村民记者》海报

03

“深圳娃娃”

十年前，艺术家坚果兄弟还在深圳华侨城的广告公司上班时，就租住在白石洲的公寓内，用坚果兄弟的话说，这里交通方便，房租相对便宜，而且比起小区的秩序感，城中村更有烟火气息。但于 2019 年 7 月重回白石洲调研时，坚果兄弟发现当年的轻松惬意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由路边停靠的搬家货车、社区竖起的围挡、行色匆匆的路人形成的紧张感。

在走访的过程中，坚果兄弟注意到因为搬迁，路边有很多孩子来不及带走的、被丢弃的布娃娃。他看着那一个个被丢弃的布娃娃，想到白石洲居民和路边布娃娃的命运一样，遭遇突如其来的拆迁，被无奈地抛在了街上。

白石洲孩子的学位问题是业主、租户、商户三方人群最紧急的问题。坚果兄弟随即通过“白石洲小组”、关心白石洲的商铺店主、白石洲微信群，来联系白石洲的家长们，问是否可以提供一个孩子的布娃娃。他们将布娃娃们收集起来，实施一个“抓娃娃计划”。计划的实施起初非常艰难，因为布娃娃是孩子的随身之物，多少会有不舍，但是在家长和孩子们了解到坚果兄弟的想法之后，大部分都乐意合作。坚果兄弟的方案的灵感来自商场常见的抓娃娃机，坚果兄弟希望收集大量居住在白石洲孩子的“娃娃”，放置在深圳的边界，再找一台大型施工挖掘机，一个一个把这些“深圳娃娃”丢向深圳界外，展演白石洲“娃娃”即将被深圳这座城市抛弃的命运。

坚果兄弟在白石洲收集“娃娃”

“巨大的抓机把娃娃轻飘飘地甩出去那一下，感觉有点恍惚，那是对这场力量悬殊的对决一个精准的概括。”

坚果兄弟在 15 天里收集了 400 多个白石洲的“娃娃”，有 100 余位白石洲家长及孩子参与捐赠。每位孩子还在送出“娃娃”的时候，在“娃娃”上写下自己对可能失去学位和拆迁的感受，坚果兄弟为他们和“娃娃”留影。15 天的时间里，有几家曾经参与过“白石洲小组”活动的店铺，成为收集的“娃娃”的临时寄存点。那段时间在白石洲总是会看到一个抱着一大堆“娃娃”的人游走在大街小巷，像一个马戏团的表演者。

白石洲家长及孩子捐赠“娃娃”

真正的“表演”在 2019 年 8 月 4 日，坚果兄弟把收集到的 400 多个“娃娃”矩阵式地排列在深圳边界的某处空地上，事先准备好的工程挖掘机将这 400 多个娃娃挨个抛到深圳的界外。这次作品的表演，除了坚果兄弟和志愿者的实施操作，诸多媒体记者、部分白石洲家长也来到了现场参与其中，并帮忙拍摄。那天烈日当头，炙烤着每一个现场的人。不同专业背景的人一起行动，像是完成一个共同的仪式。巨大的工程挖掘机和可爱渺小的“娃娃”放在一起，这种巨大的落差感也让人想到今天更普遍的生存处境。

“深圳娃娃”现场

正当诸多媒体面对白石洲拆迁话题难以找到切入点时，坚果兄弟通过“深圳娃娃”这个艺术事件，创造出一个媒体可以直接利用的话题，进而创造出白石洲居民和媒体直接对话的空间。艺术成为公共媒体的一环，不断撑开公共领域的话语空间。

“深圳娃娃”朋友圈展览内容，每张图片采用竖型长幅设计，分别由上部分的主标题和下部分的漫画组成

朋友圈页面显示效果，点击图片后显示文案和漫画

虽然“深圳娃娃”被媒体广泛报道，但是白石洲孩子的学位问题仍未得到实际解决。坚果兄弟希望延续这个项目，将“深圳娃娃”这组作品放在实体空间展览，但无奈没有展览空间接受这样的作品，坚果兄弟索性把微信朋友圈当作展厅，租赁了 10000 个人的朋友圈三天（租金协议价 3 毛），将坚果兄弟和插画家蔡蔡合作的“深圳娃娃九宫格插画”挂在租赁者的朋友圈展览。九幅插画的缩略图在朋友圈显示为“白石洲四千学童困境”这九个字，而点开后的长图则是以“抓娃娃”为基础的叙事漫画，每一幅都涵盖白石洲孩子上学的种种问题。坚果甚至找到“西三歌队”来写歌，并将抓娃娃的现场与收集过程做成 MV 在线上传播。坚果兄弟实践了自己的理念——事件即艺术，让艺术成为媒体。

04

从大数据和事件背后，看见具体的人

和坚果兄弟不同，我此前与白石洲并无交集。来白石洲驻地工作后，每天我除了在白石洲不同的微信群里翻看消息，就是陪白石洲的家长们去不同单位打听消息。路上有位家长和我说：“我以为一辈子都不会去的地方，这个月我都跑遍了。”在家长们看来，教育是百年大计，一切本应该为教育让步。但实际上，他们处处碰壁。家长们白天在不同岗位工作，晚上还要去邻近或者遥远的地方看房。白石洲家长与我约见时往往都是千钧压力之下的喘息片刻。在谈及迫切的搬家问题时，家长表示：“其实我们住在哪儿，或者住得远一点儿都不要紧，如果不是为了孩子，我怎么样都可以。孩子是在白石洲出生的，他们的童年都在白石洲，现在要搬走了，如果没学上，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位做停车场管理家长说：白石洲现在最多的车就是搬家的货车，有的车主为了接单方便，干脆彻夜停在白石洲的路旁。街头巷尾闲谈的内容也从柴米油盐变成和搬迁有关的数字：

“今天很多外地房东开会，要赔 1:1.2，本地房东才 1:0.3。”

“我一个朋友说的，不拆还有三房住，拆了之后扣除七七八八的只剩 20—30 平米的房子。”

“住了十来年的两房一厅，东西太多了，搬家费都用掉了 2000。”

“昨天去湾畔看了三房的，基本 1 万 1 到 1 万 2。”

“ 2 房 1 厅的中介费 1500—1800 元。”

“住房信息的登记必须满一年，才能申请学位，我住了 11 年，没有合同。”

……

白石洲微信群的群聊消息几乎每一句也和这类数字有关，突如其来的额外生存成本让人焦头烂额，没过几天，有位白石洲的租户将微信名改成了“来了就是深圳人全是谎言”。

在这场计算中，白石洲的家长面临最无解的问题是，如果搬到白石洲附近，高昂的房租无力承担；如果搬到深圳其他区，孩子因学位问题无法转学——如此困境变成一个死循环，让家长们进退不得。暑假即将结束时，有些孩子还在赶可能交不回去的暑假作业。“权利”这个词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可能需要耐心地解释才能明白，失去只是一刹那，承受和理解却要花很久的时间。因为旧改，白石洲家长们在暑假接受了不少媒体和个人的采访，有位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可以面对媒体聊聊他们的想法，对于家长来说，更多的曝光可能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但孩子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社会议题以及意外的关注时，显得无所适从，反而不断回避对旧改做出表达的要求。家庭的撕裂在机械的旧改中像毛细血管一样不可见，其阴影却可能伴随孩子的一生。父辈作为第一或第二代流动人口，在投入到深圳的建设中时，绝大部分人的愿望都是希望子女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他们的子女却在机械的旧改中被迫成为新一代的流动人口。

如何使这些孩子在庞大而无情的旧改中找到理解它的入口，如何让白石洲家庭找到两代人可以坐下来平静沟通旧改的对话方式，如何让外界在大数据及权益事件背后看见具体的人们并体察他们的情感，这些是我在白石洲艺术实践中进一步的追问。

05

白石洲数学公开课

我在陪伴白石洲家长的时间里，无论是线下见面还是在微信上群聊，最常听到的信息就是关于拆迁之后的租房、交通、学位等一系列的生活成本的计算。这些数字就像一个个求救信号，频繁出现在白石洲这片垂死挣扎的海面。有一次和一位家长在白石洲街头相遇，他正要带孩子去补习班，这些白石洲家长平时省吃俭用，但在孩子的教育上，投入一点不比深圳其他地方的家长少。因此，我和郑宏彬讨论（当时在计划实施“白石洲开学季”计划，包含美术课、音乐课、体育课，希望象征性地重建孩子失去的学校，但未能实施），发起一个“白石洲数学公开课”活动。既然在白石洲，无论是居民聚集现场的闲聊还是群聊的信息，都和拆迁后的成本增加有关，那我们不妨通过数学课来讨论，一个具体的家庭到底会因为拆迁额外承担多少成本。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而目前白石洲的家庭，家家都有一套难算的数学题。除了新闻里展示的 15 万人流离失所、上千名儿童面临失学困境这样的大的数字外，那些细枝末节中的 0.1、0.5 也同样重要。与此同时，面对旧改风波，家长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话语同孩子解释，有些家长觉得孩子听不懂太复杂的权益问题，也有些家长因为没能给孩子稳定的生活而自责，羞于沟通而宁可沉默。而数学课、应用题本身就是小学生和初中生在课堂上最常接触到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熟悉的形式，正好可以作为他们理解旧改事件的语言形式，而数学作业的辅导工作，恰好能创造出一个家长和孩子沟通白石洲旧改话题的情景。

白石洲数学公开课海报

在前期的准备过程中，我通过对家长的采访和白石洲的群聊收集了各种和搬迁有关的信息，并通过武老白和黄桜介绍，找到一位数学老师编撰一套围绕白石洲家庭搬迁的数学应用题。8 月，在白石洲的一间教室，我们邀请了白石洲孩子、家长、数学老师、媒体共同参与这堂面向社会的数学公开课。数学课的现场与其说是课堂，不如说是一场关于白石洲拆迁问题的论坛。每一道关于拆迁及其额外成本的数学应用题，不同的孩子和家长会有各自的解释和算法。在讨论解题思路的同时，每个孩子还会结合自己的家庭遭遇进行分享，旁听的家长也会加入讨论，向孩子们讲述自己在拆迁中的遭遇。课后，我和志愿者们在白石洲街头像发传单一样，给有孩子的白石洲居民发放了剩余的白石洲数学课试卷，并走访了参与数学课的家庭。对于他们来说，数学课是一个让两代人可以平心静气地沟通旧改的“中介”。在旧改这个轰隆隆向前碾压一切的推土机面前，家庭内部因为沟通和理解产生的信任感，会持续发酵，直到变成其日常生活中持续抵御困境的堡垒。对于围观旧改的外界来说，白石洲除了是一个偌大的“旧改航母”外，还有一个个为几百块、几公里、几房几厅、几纸合同、几个学位而彻夜难眠的具体的人。

白石洲数学公开课现场

白石洲家长 张先生：

“我估算了一下，我家因搬迁而额外多出的开支：

小孩上学，早送晚接一天车费大概 20 块钱，一个月要 440 元。

中午托管，每月 500 元。

这样每月就要多 940 块左右。

因早送晚接要花大量时间，我一天的收入按时计费大概一小时 40 块钱，按两小时计，一天就是 80 块钱，一个月就是 1600 多块。

房租，对比现在的市场房价，每月增加 1500 块钱。

白石洲数学公开课学生试卷

综上所述，现在我家每个月无形中多出开支 4000 元左右。这个数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每月额外多出四千左右，那一家人的收入除了租房、吃饭、小孩上学，基本上所剩无几了。算完这笔账以后，我决定做钉子户了。”

白石洲数学公开课现场

白石洲数学公开课学生试卷

白石洲家长 李女士：

“金钱成本，现今房租 950 元一房一厅，搬到地铁沿线，估计最低也要 3000 块，多出 2050 元。孩子来回坐车，预计要转三趟车，单程平均 6 元，来回 12 元，每月 264 元。如果刮风下雨，还要算上的士费，平均每月至少要 300 元。

时间成本，以前孩子七点起床八点到校，搬离后保守估计至少六点就要起床，也就是说上下学的时间成本至少多 2 个小时。

安全成本，以前上学路上人口密集，走路也基本有类似安全通道的步行道路，个人认为安全系数 100%。而今将面临三次转车，早上又太早，晚上又太晚，尤其是冬天，天亮得晚黑得快，个人觉得安全系数只能有 50%，在我看来是极度危险！”

白石洲数学公开课学生试卷

白石洲数学公开课现场

白石洲家长 王女士：

“我现在租的房子加上水**电每月**1500 元左右。二孩上幼儿园每月学费 1300 元。大孩上补习班，每个月平均 600 元，生活费大概在 2500 元左右，这些费用是必须的。如果再加上其他零用和消费，每个月至少在 6000 元左右，这是一个四口家庭最低的消费了。

如果现在搬家，房租就要3500 块左右。孩子上学的车费至少每个月 200 块。上学距离远，午餐要在学校吃，毎个月 500 元，那大儿子的车费加生活费就 700 了，就算其他的不变，这就多花费了 2200 元，那我们每个月就要 8500 元。

搬远了，孩子上学安全没保障，生活成本也高岀了好多。我们在这里都是最低工资的人，如果每个月生活成本在 8500 元左右，那我们已经所剩无几，另外每年保险费还有 2 万多。”

白石洲数学公开课学生试卷

白石洲家长 刘师傅：

“我现在租的房子每月 2500 元左右。家里老大的午托费一学期 1800 元，车费 50 元；老二上幼儿园每**月学费 1300 元；老三奶粉、尿裤、各类维生素营养品等每月最少 1000 元——三个孩子加起来，生活费大概在 3000 元左右，这些费用是必须的。再加上其他零用和消费，我们家每个月的支出至少在 8000 元**左右，超出的开支就要用信用卡来维持了。”

白石洲数学公开课学生试卷

如果现在搬家，房租在 3500 块左右。孩子上学时间早，六点左右就得起床，如果坐公交，万一塞车得一个钟，孩子还晕车，上车就睡着了，还不知道会坐到哪里去！想想就后怕！坐地铁还得转车，车费至少每个月 300 块左右。老二早送晚接得花大量时间，我一个小时收入 35 块钱，**接送时间按三小时计，一天就是 105 块钱，一个月 2310 元。就算其他的不变，这里就多花费了 2310 元**，那我们每个月就要负债了。

白石洲家长旁听数学公开课

白石洲数学公开课学生试卷

如果搬远了，孩子上学安全没保障，生活成本也高岀了好多。房租，对比现在的市场房价每月增加 1000 块钱。这样我家里每个月对比现在无形中多出开支 3560 块左右。打工的每个月就那几千块死工资，每月一家五口的最低消费也就这些了，已经是月月光了，更不能像有些可以有剩余，别负债就好了！

白石洲数学公开课现场

白石洲家长 郑女士：

“目前租的房子房租是 2100 元，现在去租小区房要 6500 元，车费每天 4 元，早餐每天 5 元，学校午托每天 18 元，因为太远了，还要晚托，就是每月 2000 元。现在上班离家近可以回家吃饭，以后离家远，大人在外面吃饭，午餐每天 20 元，车费 4 元。”

当我们将房租、搬家、搬家后远距离的上学路程、父母接送的时间、托管以及尴尬的“积分入学”问题，都通过运算逻辑变为数学题时，搬迁对白石洲家庭的影响进一步具体化。而这就是孩子和家长在白石洲开学季将要面对的状况。

坚果兄弟在白石洲收集娃娃

去现场，看见具体的问题、具体的人，朝向改变的实践，这些是在白石洲进行艺术实践的工作方法，方法背后是对尊严、权利、情感的体察。从“他们”的白石洲，到“我们”的白石洲，这里的“我们”就是一种联合工作的实践方式。

这个社会的许多人都推崇“丛林法则”，张嘴就是“争当人上人”，认为只要成为“人上人”，有权有钱，就能过得很好，只要自己适应社会那一套，不管好的坏的，就能融入其中，成为受益者，成为“物竞天择”的赢家。

我一直觉得这种思维特别愚蠢，因为一个社会好不好，不能看有权或有钱的人日子过得有多么好，有多少特权，而是要看普通人能否安稳快乐度过一生。如果不能，那就意味着权力和金钱构筑的一切都是虚幻的，随时能够被权力更大的人剥夺。

即使你能安安稳稳过完这一生，你的孩子也未必会。因为我一直强调一句话——“一代人越是强调无底线适应社会，就越会给下一代带来更难适应的社会。”

这些年来，“越来越难适应的社会”已经肉眼可见。这两天，飞机上两女子带一岁小女孩进厕所“立规矩”的新闻炒得沸沸扬扬。

这件事让我很愤怒。一岁左右的孩子，在哭闹问题上经常是不可控的，她连话都不会说，只能依靠哭来表达自己的不舒服或恐惧。如果孩子在飞机上持续哭闹，那么空乘人员应该提供帮助。

结果呢？两个得意洋洋“立规矩”的女人，轻易禁锢了一个一岁小女孩，小女孩的监护人对这种陌生人侵害自家孩子的行为“表示同意”，后来连父母都“表示理解”，空乘人员竟然无动于衷，认为是乘客协商后的行为，连警察也持此论调。

文明社会会怎样处理这样的事情呢？两个打着“立规矩”霸凌孩子的女人会吃官司，学学什么叫做真正的规矩，小女孩的爷爷奶奶也会吃官司，因为监护不力给孩子带来了危险。航空公司会遭遇全社会的口诛笔伐，股价一落千丈，和稀泥的公权力也会被严厉批评……

许多人将这件事归结于“厌童”情绪，就像其他许多社会事件一样，最终被归因于民间的某种情绪。

我认同这一点。这个社会上当然有很多“熊孩子”，但熊孩子的存在肯定是因为熊家长，高铁上那些吵闹几个小时的熊孩子，很大几率会有开着手机公放刷抖音的父母。有一次我外出旅行，十二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前排有个三四岁的小男生（听妈妈口音是上海人），全程基本保持安静，最大声的一次是在清晨时分见到外面的云海，“哇”了一声。我在看电子书时，他趴在座位上探头看我，很好奇的样子，但不出言打扰，跟妈妈说话时也轻声细气。他当然有个好榜样，因为每次空姐提供服务时，他的妈妈一定会有一声“谢谢”，去洗手间时在过道碰到其他乘客的手肘，马上就会说“不好意思”。可惜的是，这样的人并不算多，高铁上尤其糟糕。

而且，这个社会对“熊孩子”的定义标准太苛刻了，有些人的标准更是高到非人类级别。即使再文明的家庭，也不可能教出那些人想要的孩子。因为他们的标准并不是人，而是一件不能随便出声也不能随便动的器物。我在海外旅行时常常在飞机或其他密闭空间见到哭闹的婴儿，同时见到的是孩子父母的歉意微笑和其他人的理解微笑。这种歉意和容忍的和谐，那些把“熊孩子”标准提升到非人级别的人是不可能明白的。

但仅仅归结于情绪，还是太浮于表面，它是传统，一种鲁迅笔下的“吃人”和“看客”的传统。我的不少朋友都不喜欢“国民性”这个词，认为鲁迅走得太偏，但我始终认为鲁迅是对的，因为有些东西确实深入骨髓。

两个中年女人拿一个一岁孩子“立规矩”，看起来真的好威风，但会让我想起这个社会上的许多人——那些只在安全的时候才勇敢的人。

在她们眼中，飞机上这个一岁小女孩是弱者，“立规矩”的本质就是“丛林法则”的精髓，也就是弱肉强食。如果是两个彪形大汉高谈阔论，她们有极大几率不会出来“立规矩”。如果带一岁小女孩的不是爷爷奶奶，而是五大三粗的爸爸，或者还有一大堆亲戚朋友同行，她们也有极大几率不出来“立规矩”。如果一岁小女孩是她们领导家孩子，她们可能还会赞美“这孩子中气真足”。

如果离开飞机这个封闭空间，来到她们的工作单位，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得好好甄别，但家里有背景的得供着，没背景的就可以欺负，领导讲话当然要听，退休了就另一回事，如果领导胡作非为，她们会给领导“立规矩”吗？当然不会。

所以，中国社会的“丛林法则”其实是摇摆的，强弱也是随时可以转化的。有时可以“吃人”，有时就可以摇头摆尾乞怜，有时可以装出义愤填膺、大义凛然或是道貌岸然的样子，有时就做个冷漠看客。

对于他们来说，批评社会阴暗面、批评公权力这些事情太可怕了，要求未免太高，但就算放低要求，他们也不可能去做。

比如说，广场舞扰民到处都是，有几个人敢去单挑一群广场舞大爷大妈啊？有些地方的暴走团严重阻碍交通，在马路上横行霸道，有几个人敢站出来讲道理摆事实让他们文明一点啊？高铁上那些开着手机喇叭刷低智抖音的人，有多少乘务员会管呢？她们只会不停提醒一两岁孩子别吵闹。那些喜欢插队的人，加塞的司机，会得到无数腹诽和白眼，但他们真的在乎吗？显然不，因为只要没有人站出来阻止他们，他们就已经赢了。在很多人看来，脸可以不要，尊严可以不要，只要能插队能找人办成事能钻空子，那就是“够灵活会来事”。

这才是“丛林法则”的真相，那些“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争当人上人”之类的大道理，本质上都是怂人的意淫。因为他们很怂，所以他们只会在安全的时候勇敢，只会在虚假的环境下慷慨激昂。面对真正的丑恶时，他们就会扑上去“融入其中”，哪怕在粪坑里喘不过气来，也会挣扎着叫道：“看，我又适应社会了！”

可怜的是无辜的孩子们，他们别无选择，举目四顾，找个正常人都是奢望。

我曾经服务于民航业十一年，在这期间和之后的岁月里读过许多份情况通报，而以下截图里的这一份对我来说可以算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说实话，我不是很能理解这件事里的各方。究竟是什么航司，什么飞行机组，什么祖父母，什么同行旅客，会允许两个陌生人把一个据传只有一岁多的小女孩带到封闭的洗手间里进行所谓“教育”？为什么？凭什么？这难道不是机上劫持人质和非法拘禁未成年儿童吗？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可以毫无阻力地在航班上发生？

不敢想象一个一岁多的小女孩，被两个陌生人强行从熟悉的祖父母身边带走，单独关进狭小封闭的机上卫生间里是什么感受。人类不会做这种事情，哪怕动物都不会让自己的幼崽处在这样的状态下。剥夺安全感，人身控制，亲人分离，空间幽闭，这是什么一种行为？指望不上自己信任的亲人，被陌生人强行带走禁闭，这对于孩子是一种怎样的伤害？ta能理解发生了什么吗？ta还能相信自己身边的什么人和事？

最先人们只是在网上控诉旅途中遭遇的“熊孩子”，然后是指责“熊家长”，所有这一切都限于言论的范畴。最先带孩子的家长只是在网上陈情，讲述自己带孩子的艰难，请求大家将心比心。然后带孩子的家长最先开始行动，上飞机之后就要给所有旅客发糖发小礼物，事先争取理解和原谅。

现在旅客开始突破了言论的边界，也采取了行动，针对孩子的行动。在这之前，我认为无论言辞如何锋利，那是文明人之间的互动和冲撞，也是成年人之间的互动和冲撞。这是现代社会的特点，大家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可以争吵，甚至可以相互辱骂。通过这种互动和冲撞，大家可以确立相互相处的方式，也可以增强相互的理解，虽然过程可能不大愉快。

现在，有人越过了这条大家心照不宣的底线，不再把事情维持在成年人之间，而是突袭儿童，这在我看来就是恐怖主义。只有恐怖分子才不去区分“我反对孩子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哭闹”的言论和“我要抓住小孩子给他们上一课”的行动之间的区别，因为恐怖分子不会在意后者可能触及法律问题，更不会在意后者可能产生的伤害。事实上，他们要的就是伤害。

面对这种恐怖主义行径，孩子祖父母、飞行机组、同机旅客安静如鸡，任由两个旅客对幼童施为，这种静默和许可我不理解。仿佛是之前网上的海量小作文，汹涌的声讨声已经把所有人魇住了，人们针对公共交通工具上儿童哭闹不假思索的反感和愤怒，已经变成了一种公共意识，认为它已经接近于一种非法行为，认为它必须得到纠正或者中止，具有某种不言自明的神圣性。

从来就没有这回事。在公共交通中，承运人的责任是确保旅客安全、准点地从A地前往B地。旅客所能得到的服务，就是安全、准点地从A地抵达B地。这中间不包括所有旅客都应该洗干净，身上不带异味，不包括所有旅客在睡觉时不打鼾，在旅途中不生病—所有这一切，旅客们都在忍受，认为这是旅程的正常组成部分。

人们真正会抗议的是在机舱里有人打开手机平板外放，抗议有人用脚踩在椅背顶端或者反复踩踏，抗议幼童不断用行动骚扰周围旅客—会抗议是因为这些行为原本是可控的，可以避免的，但是有人任由它们发生。

儿童哭闹算是哪一类？一两岁的幼儿哭闹算是哪一类？属于旅途的正常组成部分。幼儿因为气压变化因为机舱噪音因为陌生环境而哭闹，和旅客有狐臭，睡觉打鼾，突发急病，在你身边吐了一地一样，是会对人造成不便，是会让人不悦，但这就是旅途，这就是人。在票面价格提供的安全方便快捷之外，每个人还需要负责自己忍受的那一部分，因为有天别人可能也需要同样忍受你自己。

你可以表示反感，你可以表示厌恶，你甚至可以表达你的反对，要求打鼾乘客和狐臭乘客单独组成一个航班飞行。但是，认为自己有权去“教育”别人家的幼童，那是两回事。这种权力主张和中小学后巷里的小流氓没什么不同，他们也认为自己有权去“教育”从学校里走出来每一个学生，乃至有权向他们“征税”。

而这件事情的流氓之处在于，老板模样的人在机上打电话他们不阻止，壮汉踩踏座椅靠背他们不呵斥，刺青大哥不允许他们放平椅背他们不抗争，面对老人和幼儿的时候，他们果断出手了，要带人去洗手间讲道理了？是因为老人和幼儿无法反抗吗？成功选取了最弱的环节吗？

以往发生任何针对儿童的恶行，网上的父母就会闻风而动，带入自己和孩子，陷入狂暴的状态。这一次很奇怪，大部分人安安静静。我认为这种默许是一种不祥之兆，因为它给陌生人“教育”自己家孩子开了绿灯，给外人破坏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纽带开了绿灯。那每家每户最好现在就开始祈祷，祈祷自己家孩子没有做未来也不会做任何网民反感的事情，否则陌生的叔叔阿姨就有权单独把孩子带到小黑屋里去，而周围所有的人都会安安静静看着。

这就是大家想要的社会吗？这就是未来小孩子需要面对的社会吗？整件事情里，最让我难过是通报里小朋友父母说的话：同时对机上两位旅客提供协助的行为表示理解。

我不理解。

“我感觉自己好像被关进小黑屋里，明明知道出口在哪，但是怎么都出不去。有种绝望的感觉。”

8岁的男孩坐在精神科医生对面，描述自己的感受，在门诊里，很少有孩子能这么清晰准确地描述自己的情况。

几个月之前，他和妈妈都察觉出了一些问题。他无法完成作业，妈妈越催促，他越烦躁，咬自己的胳膊，全是牙印。每到快睡觉的时候，他都跟妈妈抱怨，睡不着，“觉得恐惧”、“烦”。

各种辅助检查后，男孩被确诊为抑郁。妈妈问医生，“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

“这样能准确描述自己情况的孩子并不多”，医生说，在临床上，大部分孩子只能向家长和医生描述身体的痛，冒冷汗、发抖、拉肚子、头痛。一些孩子在来到精神科门诊之前，可能已经在消化科、神经内科转了一圈。

即便常被误诊，因为抑郁症辗转来到精神科门诊的孩子还是越来越多了。精神科医生们发现，过去在门诊就医的孩子们更多是孤独症、抽动症这类发育障碍疾病。近年来，抑郁焦虑的儿童青少年越来越多，年纪也越来越前移。

2019年刊发的一项关于中国中小学生抑郁的荟萃研究显示，2005年-2016年的相关研究报告中，儿童青少年的抑郁症状时点患病率（观察时间一般不超过1个月的患病率）为4%到41%，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汇总患病率为19.85%。在中国的临床案例里，医生甚至发现了3岁、4岁的抑郁儿童。

这种前移，有部分原因来自诊断标准的变化——过去几十年里，关于抑郁诊断的年龄标准不断降低。

一项2021年发布的调查显示，在来自北京、湖南、江苏、辽宁和四川城市和农村校园中的7.3万多名6-16岁的中小学学生中，1.4万多人被确定为精神疾病高危个体。这些参与者中，一种或多种精神障碍的总体患病率为17.5%。注意缺陷和破坏性行为障碍的患病率为10.2%，焦虑障碍患病率为4.7%，抑郁症患病率为3.0% 。

研究团队提供了一个观察：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患病率在女孩中较高，而行为障碍的患病率在男孩中较高。这与医生们在临床的观察相符合。

除了反复查不出原因的躯体化症状外，许多家长带着孩子走进医院的直接原因是，孩子已经无法正常上学了。

但在这之前，这些孩子已经与痛苦周旋了很久。他们被裹挟在人际交往、学习焦虑、家庭照料、童年创伤事件中，但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当做成长过程的注脚。

他们是在替家庭生病吗？

从孩子走进门诊开始，医生的观察已经开始，他们需要在有限的门诊时间中跟孩子建立连接。黎景（化名）副主任医师告诉《知识分子》，他在儿童精神科从业十余年，“无论孩子说什么，只要能说就好，只要开始互动，基本能观察到孩子的问题特征集中在哪里。”

“你爸爸妈妈平常唠叨你吗？”

“谁照顾你比较多？”

“他们吵架吗？”

多项研究对于父母因素（如父母冲突、过度介入、父母关爱程度低）对青少年抑郁症的影响提供了充分证据基础。根据依恋理论，青少年与父母的关系质量高时，出现抑郁症状的可能性较小；更好的亲子关系可能导致更高的社会支持感知和自尊。

在诊室里的十几分钟里，每个家庭中成员的关系被高度浓缩短暂释放。一个父亲陪着女儿来看病，她主要表现是强迫症，还伴随抑郁的症状，问诊即将结束的时候，父亲问医生，“是不是平时她妈妈管她太过严格？”

另一个表现为典型抑郁的男孩，母亲提到，当他拒绝学习的时候，父亲没有听任何解释，暴揍了他一顿。

很多时候，孩子们还被卷入了成年人的关系之中，甚至包括代际之间的冲突。“我的爸爸妈妈总吵架，”一个7岁男孩告诉医生，“我爷爷和妈妈也总吵”。

一位妈妈曾向我描述她和丈夫带着13岁孩子去看医生的片段。医生问夫妻俩，“你们觉得孩子在哪些情况下会情绪低落？”

母亲说，“可能是我和爸爸一直给太多否定和批评，我们有的时候也没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孩子学习已经很难了，还要面对这些批评。”

丈夫显然并不适应这种自我检讨，“那我也很难啊，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她怎么就不能体贴体贴我呢？”

她拽了一下丈夫，“大人管大人的问题，你好意思让孩子来担（你的问题）。”

过去的许多报道中，展现过许多家庭冲突里艰难求存的孩子，有人提出一个观点，“孩子是替家庭生病”。

“但这个观点还是有些片面”，黎景希望对这一观点进行适当修正和补充，“如果一直强调，孩子的问题是父母的问题，那么父母的问题是谁的问题，这样往上追溯十八代没有意义。我们可以理解为是整个家庭系统（祖辈、父母辈、子女）出现了不平衡，而我们需要找到新的平衡点，这样的话每个成员的压力都会更小一些”。

“不然只会出现甩锅的情况，爸爸指责妈妈太过宠溺孩子，妈妈说，你平时不管孩子，这样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在给出诊断结果的同时，医生们还会适当帮助调整家庭的沟通方式，当然，这需要家长的配合。

最常见的嘱咐是，“不要再打孩子了，打得越狠，药吃得越多。”

一个父亲在门诊喋喋不休讲述孩子的问题，一再表达自己对孩子前途的担忧，“明年就中考了，我是不是说过很多次，这个对你来说，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

医生打断了他，“你说得太多了。让孩子自己说。”

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被妈妈带来复查，她已经休学了一段时间，整天躺在床上，除了打游戏，对其他事情没有任何兴趣。上一次，医生除了开药之外，告诉母亲，“多陪伴，找一些非学习的事情让她做。”

这次再来门诊，妈妈的不满穿插在问诊过程，“一天到晚关着门拿着手机。我看她都没问题了，天天都挺开心的，吃饭睡觉都没问题，叫她运动也不去。”

医生说，“你如果不想让她玩手机，先把自己的手机收起来，可以做到吗？尝试跟她一起玩游戏，不然你们两个聊天都不知道聊什么，先试着走进孩子心里。”

黎景也会遇到很多因为孩子生病而负疚的家长，“妈妈会更多一些。因为很多家庭中，妈妈照管孩子比较多，所以当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妈妈又自责又愧疚。”

一位妈妈问医生，“是不是我做错了哪些事情”，快要哭出声。

“不是你的错，”黎景告诉她。这位母亲似乎松了一口气。

“这种情况下，母亲是需要支持的，可能在原本的家庭系统里，母亲就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在问诊中，哪怕是这么短短一刻，跟母亲稍微共情，她的情绪都会得到释放。这也能更轻松推动相关治疗，更好帮助孩子和家庭。”

孩子们为什么会得抑郁症？

从确诊那一刻，家长们试图向医生讨要答案，这样小的孩子为什么会得抑郁症？但这个问题太过复杂，直到现在，大多数精神障碍的确切原因都不够清楚，医生们只能提供与之相关的因素。

“可以分为内因和外因。”黎景说，“一个孩子出现问题，一定不是某个单一因素作用，而是诸多因素作用。”

“比如说，早期成长中的一些经历，父母的冲突，代际之间的冲突；或者父亲在教育中的缺失；还有一些在不同年龄段动态出现的问题，都可能导致发病。”

“在小学高年级和初中阶段，人际关系的冲突比较突出。这个阶段孩子们开始三五成群，一些孩子可能会被边缘化，融入不了其中，人际冲突的压力陡增。”

一个女孩坐在医生对面，讲述自己“想变得更漂亮一些”，想拍很好看的照片放在社交平台，“这样就会有人给我点赞”。

医生告诉我，这是孩子渴望“被看见”。

不只一个孩子为成绩苦恼。一个女孩告诉医生，她这次“考得不好”，只考了第七名。在她看来，考得好意味着“很多人喜欢” —— 在当下成绩为单一评价标准的系统里，对许多孩子来说，成绩好是一种社交名片，也是一种身份。成绩一旦下滑或失守，他们似乎也失去了身份的锚点，惶惶不安。

这一阶段的孩子大多10\~15岁，由于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交互作用，他们正在逐步建立自我的认知，“我是谁”“我是什么样的人”，而这一过程并非一条坦途，充斥着怀疑、混乱和冲动，和外部的世界发生尖锐的碰撞。这期间，也是校园暴力和霸凌的高发阶段。（见旧文：陷入心理危机的农村青少年群体：隐秘而庞大｜精神？精神！）

而长期生活在压力下的孩子，他们的大脑功能也出现了变化。

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相比成年人，青少年的大脑更容易受到压力的影响。受长期压力影响的三个重要脑区分别是海马、前额叶皮层和杏仁核，它们分别是记忆、执行功能和管理情绪的中枢，在青春期阶段，这些区域还未发育完全。

当一个人遭遇压力源时，会激活两种激素系统。第一种激素系统由交感神经系统的快速活动介导，这种即时反应介导了对压力的短暂“战斗或逃跑”反应。第二种激素系统则是一种较慢、更持久的激素反应。由下丘脑-垂体-肾上腺 (HPA) 轴介导，在这一反应链路中，产生了一个关键物质——糖皮质激素。它负责许多适应性生理和行为对压力源的反应，例如调动能量储备、增强免疫反应以及提高学习和记忆能力。但是，长期或更长时间地接触这些激素会导致许多适应不良的结果，包括代谢紊乱以及免疫和认知功能受损。

而对于青少年来说，他们的大脑对于糖皮质激素的反应性比成人大脑更强，时间也更持久。

诸多研究也报告了压力之下，青少年大脑功能的变化。比如长期处于慢性压力，青少年的前额叶皮层和海马的神经元结构发生改变，情绪功能、认知功能和记忆力都有所损伤。年龄越小，经历高水平的压力和疲劳，也会越来越容易感到持续焦虑，大脑反复受到抑郁情绪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压力对于成年人大脑的影响是可逆的，动物从压力源中恢复至少10天，参数会恢复到压力前水平。但是一些研究发现，即使青少年从慢性压力中恢复一个月后，一些结构和功能的变化依然存在。这意味着，即便同样可逆，与成人相比，压力对青少年大脑的影响也将持续更长的时间。

需要注意的是，青少年之所以会成为抑郁症易感人群，与其生长发育中的可塑性有关。但也正是因此，“治疗的价值和意义其实更大，越早介入有效性越好，”黎景告诉《知识分子》。

过去三四十多年，关于抑郁诊断的年龄标准不断降低。抑郁症最早被当做成年人的问题，一些精神分析学认为儿童并不具备出现抑郁的心理能力。

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人们还在讨论青少年到底是否会出现重度抑郁症。90年代，研究者们逐渐意识到，抑郁症状可能出现在8-10岁的儿童身上，“一些慢性心理疾病自我们幼年时开始萌发，在儿童时代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往往相当显著，并塑造着我们成年后的模样，”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情绪与焦虑障碍症项目情绪与发展办公室的主任丹尼尔·派因（Daniel Pine）这样总结。

2000年以后，更多的讨论在于学龄前的孩子是否会得抑郁症。一些儿童精神病学家发现，抑郁症最早可在两到三岁的幼儿身上显现——这一点，中国媒体报道了一些个案，2013年出现了3岁的抑郁症患者。

诊室之外，如何拯救这些孩子？

不但青春期的大脑应对压力的工具很少，青春期的孩子应对压力的手段也越来越贫乏。

很多家长向黎景抱怨，孩子们刷手机毫无节制。在黎景看来，（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可能是孩子对抗现在情况的一种手段，因为他们能对抗压力的工具已经不多。

“我们应该问家长的是，孩子不玩电子产品，他还可以干嘛？一个8岁的孩子写完作业，有三个小时自己安排，他想去找爸爸妈妈，他们似乎都有各自的事情，他也没有其他可以替代的有趣的事情，只能回归电子产品。”

“当然，在普及化很高的情况下，接触电子产品是必然的过程，家长们需要掌握的是如何教会孩子有限地使用。”

《三联生活周刊》曾引用过美国国家儿童医疗中心成员、临床神经心理学家威廉·斯蒂克斯鲁德（William Stixrud）的一个猜测：新时代的生活削弱了孩子原本具备的压力应对机制。斯蒂克斯鲁德还进一步指出，制造这种慢性压力的并不是多么重大的危机，而是持续的失控感。

“今天的孩子们对自己的生活全方位地感到无力。研究显示， 就算孩子在一个领域中没有控制感，只要他们在另一个领域中能实打实地有控制感，他们就能更好地应对挑战。但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问题——孩子在任何地方都缺少控制感：在学校，他们被管得很严；而在家里，也是如此。随着社交媒体的崛起，孩子在社交上的控制感也愈发缺失。”

类似的观察，医生和心理咨询师都向《知识分子》提到过，比如孩子们那些密密麻麻，被切割得以分钟计的日程表；还有稍早前，“为了孩子安全考虑要不要取消课间十分钟”的讨论。

黎景说，很多家长眼中，孩子是他们的延伸，但这忽略了他们和孩子的界限。“有些事情本身是孩子自己的事情，家长的越界会孵化副产品。你越界替孩子把他的事情都做了，他就可能变得无能，一旦出现任何问题和压力，孩子的第一反应是，回家找家长。家长替孩子完成了所谓的成长，却也剥夺了孩子的成长权利。”

门诊中，黎景尝试劝家长“放手”。一位母亲愤怒又疑惑地问，“你说不要催促他，不要逼迫他，难道我对他的一切行为都放任不管吗？”

“不是0也不是1，而是找到一个合适的点。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需要家长和孩子找到彼此能接受的节奏和界限。孩子和家长的互动如果出现问题，就需要新的策略。很多家长的误区在于，一直保持同一种教养方式，用对待6岁的孩子去对待12岁的孩子。但你要知道，孩子已经长大，父母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调整跟孩子的互动。”

对于这些处于焦虑和抑郁中的孩子来说，失去学习动力，无法学习是最常见的表现。他们的表现，从一定程度上，便是源于他们无法忍受旧有的评价系统带来的压力，无法接受自己可能不达标的评价结果。

但是，在提供多种治疗手段之后，医生们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是，如何让一个无法学习的孩子逐步回到学校，回到之前的轨道？

需要配合的不只是父母，还有学校。黎景说，他曾去一些学校做过讲座，尝试做医教结合的推动，希望讨论如何通过医疗机构、父母、学校三位一体的架构兜住这些下落的孩子。

但现实中确实存在难度，这更多仰赖学校和教师个人的认知。“一些老师向我表示，他们也在推动类似的事情，比如给这些康复中的孩子提供一些过渡的培养策略。从0到1比较难，但只要有了对第一个孩子的策略，后来者就会跟着受益。”

黎景表示，现实中一些学校已经建立了相关机制，以帮助孩子逐步恢复，比如先保持上学的节奏，不着急交作业，老师会安排两三个学生下课多陪伴。

但更多时候，对于一个医生来说，他更多是在诊室中和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产生交集。孩子们总会走出这间诊室，去面对更庞杂的系统问题 —— 而这些，不只是这间诊室能解决的。

（应受访者所在机构要求，受访医生为化名）

小柒第一次进入 VR 环境，是十月份。那时显济约我喝咖啡聊天，他带来了新买的 pico 4 过来玩，并借我玩了一周。期间我带回家，给小柒体验了两天。

那次他体验的项目是拳击运动，感受身临其境的虚拟现实，与软硬件配合的击打手感。

第二次上手玩，是上周末在附近的商场里，他在一个体验 VR 游戏的空间看了很久。我看他想玩，就让他去找工作人员聊天，搞清楚每个项目的费用、时长，然后自己选定一个去玩。他最后选了一个 ¥68 玩十分钟的模拟厨房的游戏。

其实，他已经很多次在旁观摩别人玩 VR 游戏了。不同的商场里，几乎都能看到那些自助游戏机和这些 VR 体验项目。每次他都会看一阵子，那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世界。尽管，这个真实的世界对他而言也是新的，但那个虚拟现实的空间，是一种连我们这些大人都觉得新鲜的事物，他怎么可能不好奇。

临走前我和他说，我们算笔账：你 ¥68 玩十分钟，如果我花差不多的钱，能一直玩，哪个划算？于是我找显济再次借来他的 pico 4，转了 ¥69.9 给他，买了《爆裂厨房》这款游戏，作为这个春节的新增娱乐项目。

这是第三次接触，他将连续体验至少十天。

今晚，我先给他示范了一次，把新手教程做了一遍。

然后，他靠着自己认识的字阅读任务书，独立完成了新手教程的七套任务。凭着对前期任务教会的那些动作的理解，在后面的过程里，他甚至自己尝试了一些非规定但符合直觉的动作。这很关键，这种举一反三的直觉交互，对产品设计很重要，对将来的人也很重要。

小柒此时六岁，他们这代人的世界观将会和我们八零年代的这批人很不一样。

对于未来的世界，我虽然持着比较悲观的态度吧，但看着他，我还是觉得有希望的。对他，我觉得比较有信心会是个不错的人；对他这代人，我觉得他们会比我们强得多。

现实 vs 虚拟，客观 vs 主观，个体 vs 集体，他和我们所经历的先建立再打碎再重建的过程会不太一样，他会从小就体验、观察和思考这些问题，会有他的理解。当然他会面对更复杂的世界，但任何混乱，都是生机。

因为这头长发打算捐给小朋友，所以每次洗头吹头的时候，都生怕搞坏了，小心翼翼的。

有时觉得累，也想找理发店去洗，但又怕他们用的东西有问题，残留了，会影响小朋友的身体，每次再麻烦都自己洗。

快四十了，从来没有这么仔细对待自己头发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