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元的新农合，为何要一催再催？农民为何不愿缴？

每到年底，千千万万个农村的基层干部，就开始忙起来了，一年一度的城乡居民医保征缴工作，进入了艰难的收尾期。

据报道，在部分地区，为了完成硬性指标，村干部不得不自掏腰包搞起了“垫付”。一项本该兜底民生的普惠政策，演变成催缴的拉锯战。问题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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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400元，财政补助640元。2026年的财政补助标准提升到700元，个人缴费标准维持400元——这是近年来首次停止上涨。

相对富裕的城市中产也许会不太理解，一年只需要400元兜底，可能只是几杯咖啡，或者一顿烧烤、火锅的开销，为什么很多农民都不愿意缴纳呢？

如果以城市的消费标准，去对照广大农村家庭的生存现实，无疑会陷入“何不食肉糜”的认知误区。

将时针拨回2003年。为了解决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正式启动试点。当时为了给农民减负，推动新农合迅速覆盖，参保门槛很低——个人缴费标准，只需要10元。

20多年来，个人缴费标准一路攀升，从10元到400元，整整40倍的涨幅。这一数字的绝对值，或许在很多人的支付能力之内，但增长曲线却极其陡峭。

可以算一个简单的经济账——过去这些年，农民种植稻谷、小麦的亩产收益，翻了40倍吗？外出务工的日薪翻了40倍吗？显然没有。

对一个典型的三代同堂家庭，四五口人的保费，加起来要2000元左右了，这可能意味着，几亩地的全年利润几乎要悉数上交，甚至可能还得倒贴。

当医保支出与收入增长严重脱节，这种“剪刀差”带来的痛感，自然会削弱参保意愿。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城乡居民医保的参保人数，从2019年开始逐渐下降，2019年到2023年分别同比减少0.3%、0.8%、0.8%、2.5%和2.1%。

有官方人士此前表示，参保费人数下降背后，是部分人员流向了职工医保，但同时也坦承，“最近几年，确实有一些农村居民不再缴纳城乡居民医保”。“断缴潮”并不是空穴来风，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了不要医保兜底的“裸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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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不愿意参保，远不止于费用本身，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失衡。

在新农合早期，设有个人账户，农民感冒发烧买药，能直接抵扣，“钱还是自己的”，获得感强。

随着门诊统筹改革的推进，个人账户取消。虽然改革初衷是提高统筹层次，增强共济能力，但对于一年到头不去医院的人群，尤其是常年劳作、习惯“小病扛一扛”的农民来说，每年400元的投入，仿佛打了水漂。

他们容易形成一种朴素认知：自己交的钱，都用来给别人兜底了。

而且在现实中，一些药品在医保内外，存在两套价格——不刷卡是一个价，刷了卡反而更贵。

少部分医疗机构为了套取医保资金，对参保患者进行过度医疗，小病大治、过度检查、开高价药，甚至会出现，医保报销后的自费部分，比完全自费还要贵的怪诞现象。

当医保基金变成“唐僧肉”，当患者发现自己交了保费，反而要掏更多的钱，信任危机便会悄然蔓延。

此前有学者调查发现，城乡居民医保基金结余，呈现出一种悖论，“越富越亏、越穷越省”。

通俗点来说，在欠发达地区，由于财政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弱，地方医保管理部门往往采取防御性的控费策略，通过提高起付线、严控报销范围等手段，来人为压低支出，从而产生医保基金大量结余。

而恰恰是这些低收入地区，老百姓对医疗减负的渴望最迫切。

一边是医保资金躺在账上“睡觉”，另一边是百姓的看病负担依旧较重，这种“有钱不敢花”的资金闲置，无疑是对参保人权益的隐性亏欠。

当然，这背后也有流动人口的制度性原因。

欠发达地区大量人口外流，他们在大城市工作，但医疗缴费仍然在户籍地，由于全国统一结算尚未实现，受制于异地就医报销的繁琐，许多外出务工人员在外地生病了，也未必能用上医保。

缴纳的保费，未能转化为有效保障，客观上减少了基金支出，造成老家医保基金的“被动性结余”。这笔钱省下来了，却没能真正用在为流动人口健康护航的刀刃上。

在个人缴费标准不断上涨的背景下，凡此种种，都在不断侵蚀居民的参保意愿。

03

为了提升参保意愿，各地纷纷设定了“待遇等待期”，简单来说，在规定窗口期内缴纳保费，可以正常享受待遇，但如果延迟补缴，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够正常享受医保待遇。

这本质上是一种惩罚机制，虽有一定震慑作用，却无法根本解决参保意愿低迷的问题。真正的出路在于，提升医保制度的性价比和获得感。

首先，国家层面应承担更大的兜底责任，加大补贴力度。

我们不能忘记，今天的农民群体，尤其是老一代农民，曾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过巨大的历史牺牲。然而，在社会保障领域，他们长期处于被忽视的边缘地位。

以养老保险为例，长期以来，城乡居民养老金与城镇职工养老金，存在巨大的双轨制鸿沟，许多农村老人每月的养老金，只有一两百元，与城市退休人员动辄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待遇，有着天壤之别。

在养老保障尚显薄弱的背景下，医疗保险，是他们防止因病返贫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在医保筹资上，理应给予农民群体更多的倾斜，提高财政补贴标准，切实减轻个人缴费负担。

当然更不容忽视的是，要挤干医疗体系的水分。

如果看病贵的根源不除，再高的报销比例，也会被虚高的药价吞噬。对此，要严厉打击医药机构的价格欺诈、过度诊疗行为，确保改革红利真正惠及普通农民。

针对农村地区“小病拖、大病扛”的特点，还应进一步降低门诊报销门槛，简化异地报销流程，让农民在村卫生室、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报销便利，而不是因为手续复杂而主动放弃权益。

400元，对于庞大的医保基金而言，或许只是沧海一粟，但对于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家庭来说，它关乎对未来的信心，也关乎对医保制度的信任。

解决新农合断缴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村干部的催缴手段有多硬，而在于制度设计上，是否足够人性化，是否真正回应了弱势群体的生存焦虑。

只有正视广大农民的历史贡献，通过真金白银的投入，切实降低他们的负担，才能让这张全民健康的防护网，起到更大的兜底作用。

一企业拖欠农户粮食款超10年，超千万，被曝出来了。我觉得热评真得是一针见血，指出了最关键的问题：老百姓买东西需要贷款，买老百姓的东西却可以先欠着。

为毛无论如何，承担风险的那一方，始终都是普通人？你要保障银行的利益、要保障企业的利益、要保障开发商的利益，如何却独独不保障老百姓的利益呢。

我上网搜了一下，这条新闻起初可能是“百姓关注”或者“大河报”发出来的，但目前已经找不到，只能看到其他一些媒体所转发的消息。

为什么？在我看来应该是这样：即便曝光了，想解决也极其困难。

湖北孝感一家大型企业，通过“打白条”的方法从农户手里收粮食，之后这笔钱就一直拖着不还，时间跨度长达10年，欠款总金额超过千万。于是一些被欠账数目较多的农户，聚在该企业门口放烟花控诉……记者打电话到该欠钱的企业了解情况，对方一听闻粮款问题，立马挂断，此后再也打不通。

而据当地有关部门回应：涉事企业法人已被判刑收监，企业账户上无可执行的钱款。

所以，谁来还农户们的钱呢？

有人说，当地官方来还呗。那请问，地方官方的钱，又来自哪里，又属于哪些人？由官方去替企业平账的话，在情感上或许能安抚人心，可又真是我们所谓的“公平、公道”吗。

因此，问题回到源头，“打白条”这种操作就非常危险。普通的借款、欠款，甚至还有个第三方担保，出了事可以找他。像这种，风险全部转嫁由农户自行承担。

可农民一不是股东，二也无法审计企业账目，作为最弱的一方，如何承担最大的信用风险？

情况再次回到监管身上，他们只监督企业有无营业执照、是否完成备案、是否完成统计报表，但却不评估收购企业的支付能力、不建立收购款保证金或托底资金池、不在早期发现拖欠时及时止损、冻结经营。如此一来，一旦企业被掏空、法人进去了、钱没了，那么倒霉的就是那些被欠款的一方，就只能通过各种“奇怪”的方式去要债。

简而言之就是什么呢？我们的法律支持农户索要被拖欠的账款，也就是支持农户事后追责，但却暂无事前兜底、风险预防的相关内容。

千万别讲什么“不给钱就不卖”。粮食，在普通人那里是无法一直存放的。不卖，就等着梅雨等着坏，等着降价等着一年到头变成白干。

说到这里，大家有没有想到另一领域——房地产，买房人为什么相对“安全”？因为它有专门的“预售资金监管”，让买房人不必为开发商承担经营风险。

当然，有没有是一回事，有没有问题是另一回事。

这大家应该都懂，买房人交的首付款和按揭款，不是直接进开发商口袋，而是先进一个“被锁住的账户”。如果没有违规操作，那么这个账户开发商就只能看得见，但动不了。由银行和住建部门共同监管。

为什么？风险隔离。万一你房子还没建好，开发商跑路了呢？万一你资金链断了呢？或者像上面一样，万一你企业法人被抓了呢？这种时候，钱还在，就还有回旋余地。政府可以指定新的施工单位，用这笔监管资金继续把楼盖完，当然也可以直接把钱退给购房者。

这就是我对这次曝光出来的、看似无解的问题的一点点看法：农民面对的这类风险，也应有一些提前预防的措施。

一碗水要端平，你不能因为房地产更涉及城市稳定，甚至金融系统和大量中产阶层，就优先级高，搞得相对完善很多。而当风险被分散在无数农民身上时，觉得他们声音小，后果体现的慢，就连个兜底的方案都没有，搞得他们只能在粮食企业门口放烟花。

这合理吗？

这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