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院的火灾总要比其他地方来得更残忍一些——被困住的，往往是那些连呼救都困难的老人。

4月8日21时许，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国恩老年公寓发生火灾。据初步统计，截至9日凌晨3时，火灾共造成20人死亡。据应急管理部官网消息，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决定对该老年公寓发生重大火灾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

一名知情人士告诉《凤凰周刊》记者，火灾当晚，他认识的一位殡葬服务公司老板参与了事故现场处理。据该老板描述，灭火后，那20具尸体已然无法辨认面目和躯体。“这么大人烧完了就（不到一米）那么一根”。这位知情人士进一步透露，国恩老年公寓是隆化县最大的民营养老服务机构，他所在的村就有三位老人事发前住在那里，“各个乡的老人都有。把老人送到那的儿女就两种——要么是有钱的，要么是把人送去等死的。”

在农村，像国恩老年公寓这样的养老院屈指可数。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的60岁及以上人口约1.21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为23.81%。但与之相配的养老机构却严重不足。这些散落在乡镇的养老院，很多由旧校舍、老厂房改造而来，消防设施简陋，护理人员短缺。即便如此，它们仍是许多农村家庭不得已的选择——当子女外出务工，当老人失去自理能力，这些收费低廉的养老院成了最后的庇护所。

而发生在4月8日晚上的这场大火，使得农村养老困境再次凸显。

逃过一劫的老人

阳阳是在4月9日一早知道消息的。

婶婶火急火燎地赶来告诉她，奶奶住的那家老年公寓，昨天夜里着了场大火，“死了两个人”。

幸运的是，奶奶王淑芳躲过了这场大火——就在清明节前一天，阳阳的父亲去养老公寓缴费，想到嫁入外村的女儿放假要回家，临时决定把老人接出来，一家人聚聚。

他们原本的打算是，过完清明，就送奶奶回去。“但我觉得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还是让奶奶在家多待两天吧。没想到一大早，就听说公寓发生了火灾。”阳阳告诉《凤凰周刊》，4月9日这一天，她都在四处打听火灾的消息，这次死亡人数变成了“十几个”。养老公寓附近的一个姐姐说法更加骇人，“死了22个，还有的人在医院抢救。”

事故部分伤者被安置在隆化县医院一号住院楼七楼

不清楚起火的原因，阳阳有些心焦。她打电话给老板娘，想劝她不要着急。发了几条信息过去，一直没收到回复。

据极目新闻报道称，公寓相关负责人已被公安机关控制。《凤凰周刊》致电该公寓，已无人接听。名为“隆化国恩养老院”的抖音账号共发布了约40个视频，目前，“隆化国恩养老院”抖音账号的全部视频已不可见。

一名救护车司机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事故发生后，县市救护车都被调动出来负责转运。伤势较轻的老人被送往隆化县医院，伤势较重的被拉去了承德市里和省里的医院，“（转运）一直忙到早上八九点”。本次事故的部分伤者住在县医院一号住院楼七楼。另有其他住院患者透露，原本住在七楼的患者不超过十五人，本次事故伤者送至医院后，他们都被转移到其他楼层病房。

医院工作人员称，目前七层每两位护工照顾三位伤者，伤者人数尚不知悉。

“一级养老机构”

公开资料显示，隆化县国恩老年公寓成立于2016年，该养老院业务范围是“养老，敬老，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住宿、饮食、生活护理等”。注册资金21万人民币。公寓床位300张，现已入住260人。该老年公寓在2022年被河北省民政厅评为一级养老机构。

据《河北日报》报道，养老机构的评定分为五个等级，从低到高依次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级数越高，表示养老机构在环境、设施设备、运营管理、服务方面的综合能力越强。

这意味着，国恩老年公寓处于养老机构评级中的最低级。

一名隆化县当地的出租车司机告诉《凤凰周刊》，县里各个乡镇都有不少小型的养老公寓，但多数条件不佳。至于国恩老年公寓的历史，据他了解，该老年公寓曾开在阿拉营村的卫校原址，后来房屋被一所职中征用，就移址到现在的地方，经营了约九年。

87岁的王淑芳已经在国恩老年公寓住了一年多，平时子女和孙辈都在外打工，只有一个儿子晚上回来睡觉。2023年老伴因新冠去世后，她觉得孤单，“一个人待着没意思，想找人聊聊天。”

养老院，此时成了化解问题的最优选。

2024年年初，子女们在附近到处打听，实地探访了三四家之后，选定了看起来相对干净的国恩老年公寓。阳阳告诉《凤凰周刊》，之所以挑中这家养老公寓，首先是因为它干净亮堂，这是在对比了其他几家后作出的评定，“有的养老院一进去就有味儿。”她还记得一家新开的养老院，楼道里很暗，奶奶当下拒绝，说太黑了，不去。

国恩老年公寓的布局与其他养老院明显不同——这里大多是平房。王淑芳回忆道，走进大门就能看见左右两侧各有一排平房，往里走共有五排这样的单层建筑。而在院落最深处，孤零零地矗立着一栋三层小楼，“那里住着的，都是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

她因此怀疑，这次起火的地点，可能就是那栋三层楼房，“不然怎么死那么多人呢？”

阿拉营村入口，交警称机动车一律不得进入，行人须查验身份

平房内则住满了身体相对健康的老人，两人一间。王淑芳说，这也是她看中这家公寓的原因之一，“平房出门活动方便，老人都不喜欢坐电梯。”

另一个考量当然是开销。国恩老年公寓每月收费800元，如果需要增加“包月打饭”的服务，则再多缴100元。阳阳说，在附近农村，这是相对便宜的价格了。当初实地走访的时候，她还参观了几家养老公寓，收费在每月1200元-1500元不等。

这样看来，这个离家大约25公里的养老院，已经是性价比最高的那个。

在阳阳眼里，50多岁的老板娘“兰姐”，人看起来大大方方的，很实在。平常她爱和老人凑一起唠嗑，也会在社交平台发布养老公寓的日常，“我经常看到她发的朋友圈，不是过节吃饺子，就是老人在一起跳舞或溜达。”

阳阳一家没少和老板娘打交道，“我奶奶要求比较高，好多事都找她。”阳阳有时从网上买了东西给奶奶，也都是托老板娘去站点取，再转交给老人。

在阳阳的印象中，兰姐挺爱照顾老人。有一次，她担心奶奶半夜上厕所摔着，让兰姐帮忙买一个尿盆，“她马上就买了，钱也不收。”还有一次，他们家几口人都在外地，来不及缴下个月的费用，兰姐告诉她，“回来再说”。

兰姐对火灾并不是没有防范。去年2月，她的账号里还发布了一张“消防疏散演练与员工教育培训”的合影，15位身穿白色护理服及3位身穿保安服的员工，参与了这项活动。阳阳听人说，兰姐一家在北京还有一家养老院，是她的丈夫和女儿在经营。

王淑芳残留着不少有关老年公寓的记忆——公寓饭堂有4个大厨，日常菜品也有不少，但“都不好吃”；紧挨着饭堂的边上有依靠几棵树搭建起来的棚子，供大家休闲娱乐；天气好的时候，老人们会坐在外面晒太阳；公寓还有卫生所，有老人犯病，老板娘就去诊所里叫医生过来。

今年春天，公寓装修过一次，安了灯，粉刷了房间，贴上了瓷砖。王淑芳感慨，“弄得挺好的”。

另有一名78岁的老人告诉《凤凰周刊》，她的兄弟去世前，曾住在阿拉营村的一家养老院。她和老伴则住在距镇中心60多公里外的村里，子辈们都常住外地。她患有心脏病，和老伴相互照顾，每人每年都要到县医院住三次院，开药加调养算下来，每次都得花1000元上下。而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土地流转，每亩地年承包价200元。

据这位老人透露，隆化县很多村镇都有类似的养老公寓，供子女不在身边或丧偶的老人居住，其中大多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

留下的老人和出走的年轻人

对于一个2020年刚刚脱贫“摘帽”的北方县城来说，想要找到一家像样的养老院，恐怕比想要找到一个愿意留下的年轻人还难。

根据公开资料，隆化县处在冀北山区，2023年GDP总量在承德市各区县中排名第4；而这一年，承德市的GDP总量则在河北省11个市中排名第10。

承德市统计局2020年发布的报告称，“由于我市属经济欠发达地区，就业压力较大，特别是工业发展压力巨大，再加上高中教育水平的落后，造成我市人口流出现象严重。2019年全市户籍人口382.53万人，而全市常住人口只有358.27万人，两者差值近24.26万人”，“流出人口比较严重的是围场县累计超过 10 万人，隆化县累计超过7万人。”

这份报告同时指出，承德早在2000年之前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2022年，承德市人民政府对《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第1206号建议的答复》中给出的数字是，承德市常住人口约 333.63万人，其中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75.48万人，占总人口的22.62%；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50.98万人，占总人口的15.28%。据预测，到2025年，承德市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接近83万人，到2035年将超过百万。

聚落分散，普遍缺乏近距医疗设施，也是农村养老的一大挑战

“我国现在养老服务业人才（员）缺口大。由于长期受计划生育、少生优育思维的影响，重视抓生育而忽视抓养老，由此造成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迟缓，从养老机构、基本养老设施，到相关服务照护人员都明显不足。”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王桂新告诉《凤凰周刊》，“我知道在农村还有不少贫困老人有病无钱医，他们最需要的、摆在第一位的可能是吃饱一顿饭、能多活一天。”王桂新曾看到一篇文章，介绍一位农村贫困家庭的患病老人，为了不给子女增加沉重的生活负担竟快求一死，这样的养老现状令他感到十分难过和感慨。

与此同时，王桂新发现，聚落分散，普遍缺乏近距医疗设施，也是农村老人养老的一大挑战。

这也是隆化本地人的感受。接受《凤凰周刊》采访的出租车司机称，在当地，养老确实是大问题，越来越多大大小小的老年公寓也应运而生，里面住着的多是没有亲人照料的老人。他经常从老年公寓拉上老人到县医院，或者从县医院拉老人到养老公寓。大多数情况，陪伴着的都是老年公寓的工作人员，他总要帮忙把老人从车上抱下来。“身上那个味儿，可难闻了”。

对王淑芳来说，眼下养老公寓是回不去了。除了为那些正在抢救的老朋友们揪心外，她最大的担忧是——不知道往后去哪寻找下一个“家”。（实习生韦懿轩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中阳阳、王淑芳为化名）

大多数时候，我们在清明节谈论的死亡与悼念相连，关乎亲密的家人、尊敬的长者或思念的朋友。

今天这个故事，则与1500余位陌生人无人善后的离世有关。过去近10年，台湾首位特殊清洁员卢致宏，亲眼目睹并处理了这些死亡现场。

许多逝者是被社会所遗忘的人，生前深居简出，活得犹如空气，死后只以散发出的气味宣示自己的存在。

除臭、清血迹、灭虫卵，卢致宏用一把刮刀和一罐除臭喷雾，将污浊的“死亡之屋”恢复成“活人能居住的模样”，为沉默的死者保留了最后的体面与尊严。

当独居与老龄化浪潮袭来的当下，我们该如何安放那些在社会角落被遗忘的生命？又能否在人人都会走向的终点做好预备？

从卢致宏宝贵的一手经验里，我们或许能窥见“孤独死”的现实样貌，也能找到亡者生前曾努力活着的一些证明。

1500种死亡

推开房门，卢致宏尽可能地憋气。尽管戴有防毒面罩，一股浓重而腥甜的尸臭还是顺着鼻腔涌入了喉咙，他不得不喷洒药剂来遮盖味道。

身上的防护服，让卢致宏走起路来稍显笨拙，当他缓缓靠近卧室，屋内的小飞虫受到惊扰，直接撞向他的脸部和身体。

这几乎是在每一个死亡现场，卢致宏循环往复经历的画面，他已经见怪不怪。早前，他带过一个实习生，刚到现场就逃跑了，卢致宏追到楼下才发现，实习生止不住地在干呕。

工作时，卢致宏的大脑总是“一片空白”。他需要尽快把活儿干完，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愿想，因为“臭永远都是臭，脏永远都是脏，恶心永远都是恶心，不会因为你工作久了就改变了”。

卢致宏在清洁现场

去年底，三室一厅的房子里，一位七旬独居老人在家中过世多日后，血水渗透到楼下的天花板。老人生前有囤积症，厕所用过的纸巾和捡来的杂物堆满了屋子，“大概有十几二十年的量”。

清理干净需要一周的时间。卧室地板上依稀可见残留的身体组织，卢致宏得用刮刀一寸寸铲掉，通过大致轮廓，他能推断出老人去世时的躺卧姿势。接下来要做的，便是清理掉那些混合着排泄物的血水和爬行的蛆虫。

沉迷累积旧物的逝者，卢致宏在台湾“一年大概能见到一二十例”。他们多以捡垃圾为主，“什么篮球框、网球拍，在他们看来都是宝贝。”最让他触目惊心的一次，有位老人家里叠放了数百个没有清洗过的便当盒，爬满了蟑螂和蚂蚁。

在老龄化问题凸显的台湾，“孤独死”这个源自日本的名词并不陌生，指的是独居者鲜少与家人和外界互动，最终因病、意外或自杀身亡多日后，才被发现的事件。

在卢致宏经手的死亡清洁现场中，“孤独死”占据七八成的比重；而年龄分布上，“孤独死”的老年人与年轻人的比例，几乎是对半分。

比如30岁出头的陈秋艳。她是一位单亲妈妈，跟前夫离婚后，被一位交往的男性骗光积蓄，还欠下债务。绝望之下，陈秋艳在台北的出租屋里服毒自杀身亡。

那套两室一厅的屋内，简单陈列着日用家电，桌上散落着药物，客厅一角则放有大量的儿童玩具。卢致宏的清理工作进行到一半，他留意到墙壁上的小卡片，是一个小朋友的字迹，上面歪歪扭扭地写道：可以陪我一起长大吗？妈妈我爱你。

同样身为单亲爸爸的卢致宏，看到文字时心脏犹如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卡片最终被归为“珍贵物品”，转交给了陈秋艳亲属。至今，卢致宏依然为之唏嘘，“她到底面临着多大的绝望，才会愿意抛下孩子走上这条路？”

逝者家中翻出的药物

中壮年“孤独死”逝者在台湾并不少见。几年前，50多岁的计程车司机张德明，带着妻子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在出租屋烧炭自杀。

卢致宏赶到时，门已被撬开，窗户依旧是被胶带封死的状态。不到十坪米（约30平方米）的套房，门边散落着遗体接运人员丢弃的手套、鞋套及裹尸袋。再往里看，地板的角落处赫然放着一个装有炭灰的铁锅。

做出这个决定的数月前，张德明曾向房东提出“拖欠一阵子租金”，等车卖掉后再补上。听到这句话时，房东隐隐觉得不对劲，但还是应允下来，嘱咐他不要轻易卖掉生财工具。张德明很快卖掉车，缴清了房租，之后，他带着全家人踏上了死亡之旅。

在那个现场，卢致宏翻出了数张欠条、账单与法律文书，这或许便是让张德明一家走上绝路的原因。

和卢致宏一起共事过的志愿者林正尉，总结了死亡现场的一些人群共性：上了年纪的老人，多数会在洗澡或起床时，倒在浴缸或卧室；底层男性家里较为常见的是空酒瓶，白酒、药酒、米酒……种类多样，有时，他们还会往里面撒尿。

也有一些特别的。林正尉还记得一个混合了尸臭、排泄物、腌菜等各种奇怪气味的现场，逝者是一位60岁左右的女人，兴许是爱吃腌菜，家里堆满了一瓮一瓮的菜，“大约有三五十瓮”。

年复一年的清洁工作越发让卢致宏感觉到，死亡对于某些人来说，或许只是一个结果。而在走向毁灭之前，他们已经历经了太多未被看到的垂死挣扎，“到最后，他们的心已经死了，只是在等待这一天（死亡）的来临。”

“比电视剧还扯”

对那些与外界联络甚少的独居者来说，房东或许是每个月最关心自己的那个人——因为要定时催收房租。

这些年，找到卢致宏的委托人，最多的就是房东。最忙的时候，一天能接三四个。

尤其在台北，聚集着各行业的打工者，许多人没有能力买下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只能住在廉价出租屋。顶楼的房东为了多赚出租费，会在屋顶加盖一层铁皮房，一个月大概收取6600台币（约1500元人民币）。夏天热的时候，气温达到近四十度，“只要人死在里面，一两天味道就全部出来了。”

卢致宏去过一个蜗居亡者的现场。那栋楼的一层，被当作办公室对外出租，走上没有扶手的步梯到二楼，是四个用夹板隔开的房间，墙上还张贴着租房广告：每月3500台币（700多人民币）。“真便宜。”卢致宏嘀咕，这是他十多年前读书时的房租价格。

尽管早有预期，他还是被接下来眼前那个狭小的空间所震撼。推开房门后，约1坪米（约3平方米）的隔间被单人床、落地扇、零碎物件填满。死者29岁。卢致宏想象着那个“如同待在蜗牛壳”里的租户，不知道对方是如何在逼仄的空间内，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

卢致宏和同事穿着防护服进入现场

那些不被珍视的人生，在死亡来临时，只是再一次被印证。比如孙哲的消失。这位40岁的单身未婚男性去世两个月后，房东成为第一个看到他的人。

生前，他像个与世隔绝的隐者，没有朋友，只定期把赚来的钱寄回家中。在台湾乡下，父母靠社会救助生活，他们的另一项经济来源，是儿子的收入。

患上抑郁症后，孙哲辞了职。但父母开口要钱，孙哲只能重寻工作。可工作越做越辛苦，待遇越来越差，他的精神疾病也愈发严重。卢致宏在现场挖掘到的信息是，孙哲很长一段时间内，处在工作、失业、就业反复折腾的循环里，“能变卖的全变卖了”。终于熬不住的时候，他选择了自杀。

清理现场那天，孙哲的父母也在。卢致宏找到一个被揉皱了的纸团，是手写的遗书。他把纸团铺平递给孙哲父母。对方看过之后丢到了一边，“这个东西一点用都没有，要找钱，找房契、地契、房产证。”

卢致宏一直想不明白，对方的父母为什么那么冷血，“他儿子失业很久了，因为钱被逼上了绝路。他的父母却一开始就要我们把钱给找出来。”可一切都实实在在发生了，卢致宏觉得，“现实比电视剧还扯。”

《人生清洁员》剧照

每次的入户清洁中，卢致宏会伴随着做遗物整理的工作，他会特意搜集逝者遗留下来的文件资料，以及留给家人的物品或遗言。

不同于影视剧中的桥段，卢致宏即使能找到逝者的遗言，通常不会是在桌面或其他显眼的地方。一次，他在整理一位逝者的书架时，从一个笔记本中翻到了留给家属的遗书。而更常见的情况是，逝者不会留下任何“交待”。

也有家属会当着卢致宏的面，谈论财产要如何分割。他不会做任何干涉，只是静静做着手头的事，但听着那些吵闹的的争执，卢致宏内心会升腾出很深的绝望。在见过的冷漠与狗血现实足够多后，卢致宏认为，所谓血缘，不过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一个关系证明”，再没有更多的意义。

志愿者林正尉受到冲击最大的一次，是入户台北中正纪念堂附近的眷村区，给一位老兵家里做清洁。

整理遗物时，林正尉发现了许多1960年代的军方证件。老人的身份是一名国民党老兵，1949年之后“退来了台湾”。

“太珍贵了，这代表了老人一生的荣耀，也是能证明他身份的一些东西。”林正尉把所有证件收拾好，拿给老人家属。但得到的只有一句：“都丢掉，反正都是垃圾。”

林正尉想象着老人的一生，“他可能一辈子就是个军人，从大陆撤退到这里，养育一大家子。”仅仅是儿子的一句话，一个人一生的痕迹都被抹除掉了。

做志愿者的一年里，林正尉共参与了67场清洁，见识了太多“人性的赤裸”。逝者亲属间，大多都会因财产问题产生口角和纠葛。相对和谐的画面，不是没有，但在林正尉的印象中，只看到过“不到3场”。

林正尉最大的哀伤正在于此。“有时清理到一半，他们的故事就会不见。”他谈起人一生会有的两次死亡，一次是肉体的消亡，另一次，是被记忆淘汰的死亡。

“原来大家只看重钱，而不在意那些故事和经历。这个人的生命曾经是什么样子，他们是你的爸爸或妈妈，都不重要。”

不被欢迎的“死亡天使”

20年前的台湾，死亡还是一个敏感话题。人们通常因“晦气”，对此避而不谈。也是最近十多年，卢致宏这样的特殊清洁员及遗体整容师等职业，频繁出现在台湾公众视野，“死亡，开始变得可以被谈论。”

卢致宏创办的“攸歆特殊清理”，是台湾第一家清理孤独死现场的公司，服务项目包含生前整理、遗物整理、特殊清扫和垃圾屋清理，范围囊括全台湾的所有城市与乡镇。

采访时，他不愿直接聊具体报价范畴，某种程度上这算是“行业机密”，只表示，报价多与少，通常要考虑委托人的距离远近、房屋面积大小、污染源的扩散程度、异味严重程度等，就连委托人家住几层，有没有电梯也要评估在内。

比如运送垃圾的中小型卡车，一趟要差不多5000元人民币。上个月，卢致宏处理过一个清洁现场，用了10辆车运垃圾——这意味着即便不计算其他费用，光是垃圾清运，委托人就花了5万人民币。

团队里现在一共14人，大多来自底层，有的还是聋哑人和抑郁症患者。这些年，成员们进进出出，他也早已习惯这份工作的较大流动性。

卢致宏和他的团队

与人谈钱，在每个环节都不容易，尤其是和房东的沟通。直到现在，接到的每一通电话里，对方都要不断杀价。有些人甚至在听到清洁费用后，大骂他“土匪”，“趁火打劫”。

最让卢致宏感到为难的，是有时不知道该如何收费。他有遇到一种情况，委托人是一个8岁孩子的邻居。父亲在家中过世后，读国小的儿子整天在家里哭。一开始没人在意，以为是调皮的孩子“正在被教育”。

那次的费用，卢致宏不知该向谁开口，“这不是邻居的问题，我们不能跟邻居收费，可是孩子还小，更不可能跟他收费。”最后，他只象征性地向邻居收取了一点钱。

面对孤苦的老人同样如此，“我们可能整场做完只收个1000块台币，大概200块人民币这样子。”林正尉也清楚做特殊清洁的处境，“这种委托都是赔钱的”。

某种程度上，特殊清洁员还承载着纾解逝者家属悲恸的任务。通过清理现场的遗留物，判断逝者死亡前的状况，他们能更好地帮助家属探寻一些答案，乃至送出一丝慰藉。

卢致宏曾去到一位因心肌梗死去世的父亲家中。老人六七十岁，住在台北的乡村，儿女均在城市打拼。父亲离世仓促，三个孩子没能守在跟前，为这一点，他们心存愧疚，各自抱怨着“后悔”。

不愿看他们沉湎在自责中，卢致宏突然打了个岔。“你们来看，这是你们几岁时画的？爸爸有帮你们收好。”一些彩色的风景画里，有黄色的太阳，灰色的木屋……翻阅着儿时的画作，大女儿和二女儿从当前的情绪中抽离了出来，她们感慨“爸爸有心”，并一起讨论着，哪张画出自自己之手，当时自己几岁。

同在现场的林正尉，也目睹了那一幕，“其实做我们这一行，有一个哲学观或价值观，就是要让活着的人继续好好活着。”

林正尉原本从事艺术工作，是一名策展人。经历了全球新冠肺炎时期的无常后，他于2023年加入了卢致宏的团队。

林正尉还记得第一次去现场前的慌张。逝者是一位50多岁的美国人，在出租屋办公突发疾病，被发现时已亡故多日。幸运的是，在他入户前，卢致宏基本上做完了污染源的清理。“当时味道已经很少，但还是会有一些蛆虫从水泥地的缝隙跑出来。”林正尉只需要做最后的收尾工作，来练习上手。

尽管如此，初期的他还是有些难以适应。工作时，林正尉总是想象着这些“孤独死”的逝者，而自己被关在密闭的小空间里，一待就是一两个小时，等同于陷入另外一种孤独。“我们穿的衣服很笨重，蹲一个小时是很考验耐力的。”

有时候，即使到了清洁现场，若发觉委托人高高在上的姿态，卢致宏也会带着团队离开，甚至会和客户爆发争吵，“不尊重我们，就没有必要忍着，我们是付出身体健康去做这份工作的。”

入户前的准备工作

每年夏天，都是特殊清洁员最辛苦的日子。担心尸臭味会随着空调水管排到室外，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他们从来不敢开冷气。窗户也要紧闭。有一次，林正尉刚进入现场几分钟，就热到痉挛，“简直比蒸笼还热”。

他记得卢致宏有一回连续工作了两三个小时，离开现场后，一脱下雨靴，汗水像雨水一样从鞋口流出来。

但从业以来，特殊清洁员一直伴随着被轻视或污名化的过程。有些人会把他们等同于“死亡天使”。偶尔，卢致宏工作的过程中，还会被逝者的同楼层邻居跑来骂。

但卢致宏视自己为拼图者的角色，清洁的过程，如同置身考古现场，通过挖掘屋主的所有物，得以让对方的面貌轮廓变得醒目，以此拼凑出逝者过往的人生。有时细致到对方做什么工作，有什么样的饮食习惯，爱穿什么风格的衣服，好似一个鲜活的人在和自己打照面。

“一个帮政府擦屁股的角色”

对卢致宏而言，与亡者打交道，他早有渊源。大学时，他就填报了生死系。父母听说后，“气得要死”。在父辈的价值观里，那属于鄙视链最下层。卢致宏却一再让他们失望。毕业前夕，他去殡仪馆实习，做一些接运遗体的工作，之后转正，成为一名正式员工。

等过了30岁，卢致宏看着很多殡仪相关科系的人出来做同样的事情，尤其是后来台湾地区推出了所谓的证照制度，“几乎都能拿到执业证”。这让卢致宏产生一些危机感，认为它是个替代性很高的职业。

而特殊清洁，至少在当时的台湾，算是一个空白，“没有人愿意从事那样的工作，那我可以做做看。”卢致宏一脚踏进了新的领域，开了公司。

即便台湾如今的特殊清洁领域，已有不少人的加入，但总体而言，人们会把它归结为“家政服务”，“认为我们是很低廉很低级的工作”，且短期内，无法得到改善。

台湾一个殡仪从业者曾评价，特殊清洁，仅仅是把东西丢光而已。这句话让卢致宏感到不快，“如果只是丢光东西，那找一些工人来做就好了，我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创业早期，卢致宏甚至幻想过，这份工作他要干一辈子，直到做不动为止。现在，他已经开始痛恨起自己的职业，“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才有生意可做，才能接到委托。如果因为案件委托量少到已经让公司撑不下去，就代表是哪里改善了。”

他想起周星驰在《武状元苏乞儿》中的一句台词：如果你真的英明神武，使得国泰民安，鬼才愿意当乞丐呢。

卢致宏展示素描绘制的现场

2000年，中国已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有研究预测，2030年独居人口数量或将达到1.5亿-2亿人，独居率或将超过30%。台湾地区的数据显示，2023年，台湾一人户家庭数量达到332万户，占总家庭户数的36%。

曾做过相关议题研究的高雄餐旅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玫君，归纳出“孤独死”的七个可能成因：独居比例攀升；终身未婚者增加；缺乏经济来源；中年离婚率增加；个人特性；不健康余命延长；老老照护。

在台湾，当一位逝者被发现，且无人料理后事时，房东或社区会先打电话报警。之后，片区殡仪馆把遗体接去，由法医鉴定死因，开具死亡证明。后续的火化、安葬工作，也是由殡仪馆承担。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有在做一些预防和延缓“孤独死”的举措。如一些流浪街头的个案，会由非营利组织牵线搭桥，解决租房难的问题。林正尉解释，“这些组织会帮忙做他们的担保人，以组织的名义跟房东签约，房东就不会害怕人突然跑了，交不了房租什么的。”

除此之外，当地类似于大陆的社区、街道办事处等政府部门，也会和做特殊清洁的团队保持合作，争取延缓部分人的死亡时间，降低“孤独死”的可能性。

如发现某户家庭有独居者，且被定性为囤积房，里长（社区负责人）会邀请卢致宏帮忙做好住户的清洁和整理工作。

“没有人愿意这样子死。我们也没有多么伟大，也需要赚钱吃喝。”卢致宏说自己目前所扮演的是一个善后者与过渡者的角色，“说难听点，是一个帮政府擦屁股的角色”。

就在清明节前几天，卢致宏还接到西安某民间单位的讲座邀请，分享他在台湾的经验，“因为大陆现在空巢老人的问题很严重，他们单位想要了解台湾的情况，做一个教育培训。”

逝者家中大件废弃物需切割后拉运

林正尉参与过一次这样的救助。那是一位90岁左右的贫困老人，家里没水没电，垃圾堆满房屋。社工每天送便当过去，老人默默接受，但面对大家提出的清洁建议，她一概拒绝。

“但她的生活实在太糟糕了。”林正尉记得，持续沟通了三个月后，社工把老人哄骗出去，这才给大家腾出了改造房间的空隙。

那次的现场，他们给老人换了新家具、家电，浴室里安装上了无障碍扶手。等到傍晚老人进门时，看到用遥控器操控的日光灯和冰箱里新鲜的食物，对着一屋子人露出了笑容，“她还告诉我们，已经好几年没吹过冷气了。”

作为死亡的间接见证者，卢致宏对于“孤独死”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他看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孤独死”，一个重要的依据是：TA在生前是否孤独。而两者间的区别是，“有些人是享受孤单状态的，它跟‘孤独’不是一回事儿。”

“假如一个人自愿选择了享受独居的生活，有天却意外离世，这样的死，不应该被叫作‘孤独死’。反而是那些被社会所遗弃和遗忘的人的死，才是‘孤独死’。”卢致宏说。

但面对真相是更难的。卢致宏的观察是，可以预见未来会有大量的人在家中死亡，但“没有人愿意去提这个问题”。一个细微的体现是，有人在死去后，邻居都不知道隔壁曾住了谁，“他们唯一有印象的是，TA已经死掉了。是男是女，他们那时候才知道。”

（陈秋艳、张德明、孙哲为化名）

年轻人“消失”在不存在的短剧剧组

原创 李一鸣 [冷杉RECORD]()2025年03月30日 20:00

家，房间里的人都这样称呼它。只要你愿意，关上房门，就能自觉进入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生活。大家24小时吃住共居，互称帅哥美女，结伴“奋斗”。

传销窝点是“家”的另一个名字。这几年里，许多青年演员，都因一场不存在的演出或剧目招募，被诱骗至这个西部城市的灰暗一隅。

他们是演艺界中最底层的无名之辈，渴求每一个可能的机会，也顾不上考虑远方未知的风险，先拿下一份工作是更现实的事。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年轻人默默无闻地成为一批批被“猎杀”的对象，直到不断有人失联，才终于被外界注意到。

即便最终安全离开组织，传销也在他们身上留下印记。甚至有人在逃离之后，会产生怀念组织的戒断反应。

陷阱

从失联到得救，龙丽莎的经历，快得超乎人意料。

除了女演员的身份，她还是中国传媒大学21级学生——这个标签，伴随着她应短剧拍摄招募赴陕西失联的信息，在27日传遍网络；同时期，公众对演员王星被解救的讨论热度并未完全消散——龙丽莎也被网友比作“女版王星”。

仅一天后，龙丽莎重获自由。在28日的媒体采访中，她提到，抵达渭南后曾被控制，后来对方或迫于舆论压力将其放出。但跌入陷阱的不止她一个。

在龙丽莎之前，以《穿越之我成了行首》短剧为诱饵的人，就以相同的剧本、相同的女二号角色，“诱捕”过中央戏曲学院毕业的可怡。除了演员，被类似假通告骗到过渭南的人还有很多，化妆师、灯光、舞美、助理、剪辑，甚至导演。

可怡到达陕西渭南，只比龙丽莎早四天。

2月22日晚，她见到了两名自称剧组工作人员的人。深夜，他们要带可怡去“民宿”暂时过夜。下车地点是一片居民区，民宿在一条漆黑的小巷深处。可怡害怕了，加上之前在车上那两人想要拿走自己手机的可疑举动，可怡没有跟他们走，而是自行到宾馆开了房间。可怡躲过一劫。

但小光就没那么幸运了。吸引她赴约的工作机会是“西安丝路欢乐世界演员NPC”。去年毕业后，小光一直没有工作，因为有舞蹈功底，她经常在一些通告微信群里接商演活动。所以那则NPC招募的信息并没有让她怀疑——通告费是300元一天，也是普普通通的市场价。

同样先是两个人接她吃饭，其中一名女生还是小光的湖南同乡。接着打车去民宿，借故拿走手机更改定位，上楼。直到坐在墙皮有些脱落的客厅里，她才缓过神来，“应该是被骗了。”

为了安抚小光的情绪，两名女生分别端来一盆洗脚水和一杯热水。接着，一个男人从卧室中走出，就像电影里常出现的老套剧情那样，告诉她“有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

坏消息是，原有的演出机会没有了。好消息，是可以在这里考察一个全新的国家扶贫行业——“中国直销业”。

开门见山之后，男人不再掩饰，他严肃还带着些凶狠地向小光介绍起他们的“事业”，态度和之前接待她的两名女生的热情贴心截然相反。经典传销业务来了——销售产品据称来自“广州汉美”，2900元一套的“酵素化妆品”，买多了就能晋升。

“广州汉美”也是这个传销集团的代号。小光开始审视这个“家”的样貌，她当时还不知道自己会在这里住多久，会不会有人身危险。男男女女都“一坨一坨”盘腿坐在一间卧室的海绵垫上，室内环境和人的穿着看着简陋，但并不肮脏，“看起来并不像是会做坏事的人”。不过从那些人的眼睛里，小光“看不到光”。

广州汉美，对叶飞来说再熟悉不过了。看到龙丽莎失踪消息的那一刻，他脑海里第一时间就冒出了这四个字。

叶飞从事反传销工作十余年，还曾建立过中国反传销网。2024年，他的团队解救了十几个遭遇类似“广州汉美”骗局的年轻人，无一例外，都是以招聘演职人员为由被带进传销组织。

这种模式，在陕西渭南尤其突出。叶飞猜测，有可能是组织内的早期成员出身于演艺行业，拥有业内资源，因此也明白如何让招聘启事看起来更加真实。新人演员们被拉进那间寝室之前，“工作人员”甚至还会有模有样地和他们订立劳务合同。

但对于初入社会的小光来说，这些信息是之后才知晓的，当她那天晚上从男人嘴里听到关于产品的传销话术时，她意识到自己，“可能走不掉了”。

“鱼缸”

几乎每个“家”都一模一样。白墙、白炽灯、木窗框、早已变黑的瓷砖缝和裸露在外的暖气片，显露着90年代最常见的北方板楼风格。

但屋中细节里却透出端倪。卧室铺满彩色的拼接海绵垫供人睡卧，即便有双人床，也得挤下四五个人；厨房里堆积的大包食材只有两种：土豆和白菜；竹筷的数量也在提示，这套仅四十平米的两居室，居住人数远超寻常。

从2024年11月到2025年1月，小光在被称作“家”的出租屋里住了两个月，没有做出业绩，但也没有勇气和能力逃跑。

到“家”的前两周，她最大的困扰是：便秘。但肯定不是因为食物，因为每天吃得都很健康，土豆白菜，不缺膳食纤维——身边人告诉她，每个人刚进来都会这样。

情绪或许是直接因素。小光在里面使用过一个笔记本，第一页写着一个大大的“悟”，下面四段小字：“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得意不忘形 做人不忘本”。这是组织的座右铭。当她表示出对这份事业有任何疑问，“前辈”们都只让她“自己悟”。在组织的话语里，事业就是一切。

组织里要求大家互称“帅哥美女”，而新来的成员之间被要求保持“神秘感”，不能问及过去、交谈时不能出现时间地点人物。即便被允许交谈，也必须是对事业有益的，比如帮助伙伴进入更好的工作状态。

笔记本的第二页，则记录着每个成员会经历的感受过程：不理解-理解-接受-承受-享受，最苦的还是开头7天的“考察期”：那是个“体制化”的过程，将人的内心摧毁，重建为一个“新造的人”。

明确“规矩”是第一步。睡觉期间不能起夜，不能靠近窗户和门。私人空间也绝不存在。小光感觉自己“做什么都有人看着”，就像身处一座“全景敞视监狱”，连上厕所、洗澡都要有人一起，尤其是去阳台这种“高危场所”会被叫住，总之“身边一定会有人”——标准的，融入并认同“体制”的人——他们也是规则的化身。

只要醒着，耳边永远有人在说话：“这里真的很好”“爸爸妈妈管不了我们”“你很穷所以要努力创业”。睡觉时，小光都总觉得有人叫她，结果下床出门一看又没有人，才确认是幻听。

每天就是这些事：上课，强制聊天，接着就是辱骂。小光说自己“祖宗三代都被骂了一遍”。她很庆幸自己之前做过客服，每天不停接投诉电话，“被骂惯了”。

林璇是小光在组织里认识的好朋友。她们都是最底层的成员，都被反复告知，自己对父母亲朋没有任何价值，也是伴侣的拖累。林璇的母亲之前查出心脏有问题，她被指控为母亲患病的“罪魁祸首”，每天情绪数次崩溃，“他们会通过审问找到你的软肋，不停地戳你的痛处。”

按照组织里“家人们”的逻辑，小光在原有的社会系统中一文不值，要想翻身，就要借着这个机会，踏实下来好好创业。砸烂一个旧世界，培植一个新自我。这就是“接受”的过程。而“接受”的标志，是通过了组织的“服从性测试”，从被动接受灌输到开始主动融入。

小光的那个时刻发生在第七天。考察期的结尾，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寝室长”问小光，要不要一起“干行业”——当然，是和之前一样的逼问语气。

“我想干！我想干！我想干！”她重复着这个回答。投名状是购入一套产品，行话是“办一个营业执照”。当然一套只是底线。小光只买了一套的原因是，那些人发现她账户上就三千块。

崩溃是那两个月最多的感受。小光记得，周围的人只要发现她“情绪不对劲”，就会过来和她聊天，劝她接受现实，在这里好好“创业”。这一招很奏效。因为到了后期，小光自己也会劝慰那些更新的新人，“骗都被骗来了，不如过得开心一点。”

从外表上看，小光似乎“融入”得还不错。做饭，干家务，还按要求背诵制度来给新人上课。同寝人告诉小光，她每天都说梦话，做梦都在讲课。后来，小光还拿到了手机，得到了出门放风的机会。

自由是被信任的标志，她也成为了这间寝室中的其中一双眼睛。这双眼睛还曾因为放任一名新人接近阳台被寝室领导指责，那时的她已经不再想着自己还有可能逃离，觉得这种严肃大惊小怪。

直到那名新人女孩加入的第七天晚上，趁着小光睡觉从窗户翻了出去——渭南零下的气温，穿着一双拖鞋和吊带睡衣，从二楼窗户翻了出去。转天早上起床，所有人赶紧收拾东西转移，以防在逃走的人报案后，警方直接上门。

相比于暴力和强制，让人发生改变的或许更类似一种环境的“惯性”，一种集体意识。在小光所在的组织制度里，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早上睁开眼睛的那一刻就是在上班，晚上闭上眼睛的那一刻就是下班。”

当一个人24小时浸泡在这样的制度中，“家”就成了所有人的鱼缸。

戒断

对小光来说，一切戛然而止在2025年1月3日晚上。一位女孩利用放风的机会记下了门牌号，让家人在渭南当地报了警。警察破门而入，把“家”里所有人带去了派出所。

小光会用“被困”与“逃离”形容那两个月的境遇。但奇怪的是，和那些与自己朝夕共处几十日的人挥手道别的时候，小光发现自己有些不舍。

在过去陈旧的传销组织里，暴力，强迫，监禁，绑架是关键词。但在那些“家”里，组织也“进化”了，他们会用娱乐、伙伴、创业、平等这样的关键词来维系关系。似乎外面得不到的，这里可以满足。

1月4日，在回家的列车上，小光突然爆哭，“我无法完全把他们当作一个个特别坏的人，因为我知道他们只是太想创一番大业了。”

她偶尔会怀念那些被塑造得“有人情味”的时刻。在组织里，每次吃肉就意味着有人掏钱“办营业执照”了。小光交完2900元的当晚，饭地（因为没有桌子）上就出现了一盆肉。此后，有其他人交钱的时候，小光也“吃上了别人的肉”。在那一刻，食欲这种原始生理欲望会超越道德感，所有人坐在装满了白菜炖猪肉的蓝色塑料脸盆周围，唱着歌祝贺这个时刻。

新人也会有被优待的时刻 。盛饭的顺序是，先给寝室领导打，再给新朋友打。“以寝室领导为核心，以新朋友为中心。”小光的笔记本上这样写着。

小光被周围人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以后上去了想干吗？”“上去”，是底层业务员们渴望向上攀爬，实现组织内部“阶级跃升”的说法，上去了“什么都有了”——这甚至被视作一种他们在外部世界没能实现的公平。

比如，成为寝室长是一个能被看到的目标。寝室长不用做家务，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力，还能随意进出寝室。当然也有责任，寝室长需要到不同寝室讲课。新人进来的头七天，每天上午都要分别听来自七个不同寝室的寝室长讲课。

小光听“同事”说，寝室长已经办了三十多套营业执照。那人二十四五岁，本来也是做演艺这行的。他穿着的白色长羽绒服胸口处，印着中央戏剧学院的logo。之前还让小光在寝室里表演过跳舞，演完后，甚至能指点出哪些动作不太标准。

寝室间的人员会流动，叫“串寝”。一个多月后，小光“流动”到了另外的“家”，也是在那里，她认识了林璇。小光是“被组织信任的人”，林璇属于“待洗脑者”。在组织里这两种人要两两结对成一组，便于“改造”。

林璇在西南一所艺术类院校读大四。刚来时，她愁的还是写不了毕业论文怎么办。林璇从大二就开始到处接戏了。据她说，她和同学们都有很多发布组讯的群。除了像中戏北电这些头部院校，绝大多数想日后从事演员的艺术类学生，都需要从低年级开始接剧本，混资历，毕业后才能积累更多的资源，在演艺圈站住脚。最近，很多人接的都是短剧。

林璇之所以被那部不存在的短剧吸引，就是因为想把握住一个演“古装剧”的机会。各种戏路都试过，以后才有更多机会。她说，当时接到通知后，她都没有详细看剧组介绍，就直接订票去了渭南。

小光能从林璇身上看到刚被骗进来时的自己。林璇则说，小光是在她在那间出租屋里唯一感觉到“真实”的人。

当时林璇每天都哭。只要一哭，就有人贴过来讲话。话的前一半是让自己开心点，后一半是既然来了就好好在这干。林璇说，小光不一样，她不会说后半句话，所以她觉得，那前半句是真心的。

卫生间是唯一能说悄悄话的地方——两位女孩的秘密基地。没有花洒和马桶，只有一根水管一个塑料桶。她们在这里聊过往经历，肆意讲那些不被组织允许的“时间地点人物”。

小光说，她甚至还想过怎样能帮那些已经“被洗脑”的同事“清醒过来”，但发现自己做不到。在她眼中，这间寝室之外的世界已经完全被屏蔽，制度被内化进每个人的灵魂。

反传销人士叶飞能理解小光对组织的矛盾感。“人们之所以甘愿数年浸泡在这样的传销组织里，‘上去’的激励只是一部分，另一半答案是‘人情’和‘温暖’。”

这也是为什么小光没有办法把里面的人当作“纯粹的坏人”。她说，寝室长甚至会天天讲，即便以后不干行业，有了这段经历，以后在社会上也不会再被骗。小光甚至还在里面过了生日。当天凌晨，一群人把她喊醒，煮了一碗长寿面，还买了小蛋糕，吹了蜡烛。

跨年时，小光和寝室里的人们还透过窗子看到了烟花，举办了新年联欢会。在数亿人正同时关注着一个秒针的时刻，没人知道同在这个时区的某个角落，一群人关闭定位，切断通讯，这间屋子在世界中欢腾着沉默。寝室里没有钟表。

洄游

龙丽莎被解救之后，在公开表述里没明确点出“传销”二字，也未再详尽讲述被骗的具体经过。但至今为止，仍有许多受害者在网上分享与龙丽莎相同的遭遇。他们基本都符合叶飞解救过的角色——龙套演员，或者“影视民工”。

叶飞对“广州汉美”模式做了时间线梳理：约十五年前起源于包头，2015年左右陆续迁至咸阳，又到汉中，然后再转移到现在的渭南一带。

目前存在的传销组织的规模，和十几年前的动辄数万人已不可同日而语。“现在一个传销组织二三百人就顶天了。”

叶飞记得，2018年他就接触过以招演员为名被骗到渭南的受害者。这种骗术大规模兴起，则是在2022年以后。“疫情对演艺行业打击太大了。”他说，很多被骗进传销组织的演员都表示，因为工作机会骤减，他们什么活儿都会去接。叶飞接触过渭南一个传销窝点的小头目，那人在进组织之前，常年在横店做群演，“两百一天的那种”。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传销也在脱实入虚。小光和其他被拉进汉美的年轻人，都从来没在寝室里见过她们为了“倍增身价”购入的化妆品。

最近两年，他从全国各地解救出来的受害者，90%以上都是大学生。他认为，这也和年轻人所面临的就业形势有关。上个月，他从一个传销窝点里救出来三个女孩，一个大专，一个本科，一个研究生。还有不少人进入传销组织后，为了投身“行业”，到学校办理了退学。每天过着吃土豆白菜的生活，而放弃一个大学文凭，这在他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事。

在叶飞看来，那些被洗脑最成功的人，几乎都是在原有的社会体系里得不到承认的人。“一旦进入那个环境，接收到的都是赞美和认同，虚荣心会极度膨胀。当了领导，有了权力，就膨胀得更厉害了。”

晋升就像吊在眼前的胡萝卜。从业务员到寝室老大，再从寝室老大到成为老总，永远有奔头。但你不会知道晋升的标准，也不会知道“高层”过着怎样的日子。“保持神秘感”，这是在传销制度课里被强调的重点。

好奇心是关键。“组织不会让你知道你‘升上去’之后能赚多少钱，就是要抓住你的好奇心，让你一层一层往上升，疯狂去拉下线。”叶飞说。

这能解释为什么他们会留恋那个“集体”或者说“制度”。它赋予了其中的人所有的身份：“帅哥”“美女”“领导”“老大”。一旦离开那间屋子，所有能识别“我是谁”的标签统统失效。叶飞说，被救出来的人在外面呆了不久就又跑回传销组织的案例比比皆是。因此，比救人更困难的事是“反洗脑教育”。

组织里的人们共享着同一套认知与话语体系。在对新人的教育中，组织被塑造成一种“全知全能”的存在，甚至还会美化国家对“产业的打击”，说是“不能让人人都进来赚钱”“是宏观调控的一部分”。

他们也被训练如何应对警方：警察上门时，要迅速销毁纸质材料，拔掉手机卡，面对询问，也要自称是“一起玩的朋友”。小光说，人们在对外（或者说对警察）时要避免“老大”这种称呼，以防被定性为涉黑组织，以及反复强调报警也没用。

这些提前预备的训练，在1月3日警察捣毁窝点的那天晚上派上了用场。

小光和林璇看到，好几个人在被询问的过程中，没有交代任何内容，“装可怜”“装无辜”。相关资料在警察破门前都已经被销毁，寝室里所有人早已“串供”完毕。

她们猜测，那些人并不会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叶飞也提到，由于难以取证，传销组织的参与者一般被抓后当天就能被放出来。他经常见到，组织成员从派出所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其他人打电话，让自己当晚能住进另一间寝室。

失去组织的“家”那天，小光和林璇没有回头，直接找宾馆住了一晚，转天就坐车回了真正的家。重新拿回手机后，小光还重新适应了一阵。她在网上分享自己被骗的经历，算法也给她不断推送和传销有关的内容。

就在前些天，她在一个解救视频里认出了一位曾经的“室友”。小光太熟悉那个背影，她属于一个18岁女孩，在进入“汉美”之前，她刚刚从职中毕业，在蜜雪冰城工作了两个月。

（小光、林璇为化名）

家，房间里的人都这样称呼它。只要你愿意，关上房门，就能自觉进入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生活。大家24小时吃住共居，互称帅哥美女，结伴“奋斗”。

传销窝点是“家”的另一个名字。这几年里，许多青年演员，都因一场不存在的演出或剧目招募，被诱骗至这个西部城市的灰暗一隅。

他们是演艺界中最底层的无名之辈，渴求每一个可能的机会，也顾不上考虑远方未知的风险，先拿下一份工作是更现实的事。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年轻人默默无闻地成为一批批被“猎杀”的对象，直到不断有人失联，才终于被外界注意到。

即便最终安全离开组织，传销也在他们身上留下印记。甚至有人在逃离之后，会产生怀念组织的戒断反应。

陷阱

从失联到得救，龙丽莎的经历，快得超乎人意料。

除了女演员的身份，她还是中国传媒大学21级学生——这个标签，伴随着她应短剧拍摄招募赴陕西失联的信息，在27日传遍网络；同时期，公众对演员王星被解救的讨论热度并未完全消散——龙丽莎也被网友比作“女版王星”。

仅一天后，龙丽莎重获自由。在28日的媒体采访中，她提到，抵达渭南后曾被控制，后来对方或迫于舆论压力将其放出。但跌入陷阱的不止她一个。

在龙丽莎之前，以《穿越之我成了行首》短剧为诱饵的人，就以相同的剧本、相同的女二号角色，“诱捕”过中央戏曲学院毕业的可怡。除了演员，被类似假通告骗到过渭南的人还有很多，化妆师、灯光、舞美、助理、剪辑，甚至导演。

可怡到达陕西渭南，只比龙丽莎早四天。

2月22日晚，她见到了两名自称剧组工作人员的人。深夜，他们要带可怡去“民宿”暂时过夜。下车地点是一片居民区，民宿在一条漆黑的小巷深处。可怡害怕了，加上之前在车上那两人想要拿走自己手机的可疑举动，可怡没有跟他们走，而是自行到宾馆开了房间。可怡躲过一劫。

但小光就没那么幸运了。吸引她赴约的工作机会是“西安丝路欢乐世界演员NPC”。去年毕业后，小光一直没有工作，因为有舞蹈功底，她经常在一些通告微信群里接商演活动。所以那则NPC招募的信息并没有让她怀疑——通告费是300元一天，也是普普通通的市场价。

同样先是两个人接她吃饭，其中一名女生还是小光的湖南同乡。接着打车去民宿，借故拿走手机更改定位，上楼。直到坐在墙皮有些脱落的客厅里，她才缓过神来，“应该是被骗了。”

为了安抚小光的情绪，两名女生分别端来一盆洗脚水和一杯热水。接着，一个男人从卧室中走出，就像电影里常出现的老套剧情那样，告诉她“有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

坏消息是，原有的演出机会没有了。好消息，是可以在这里考察一个全新的国家扶贫行业——“中国直销业”。

开门见山之后，男人不再掩饰，他严肃还带着些凶狠地向小光介绍起他们的“事业”，态度和之前接待她的两名女生的热情贴心截然相反。经典传销业务来了——销售产品据称来自“广州汉美”，2900元一套的“酵素化妆品”，买多了就能晋升。

“广州汉美”也是这个传销集团的代号。小光开始审视这个“家”的样貌，她当时还不知道自己会在这里住多久，会不会有人身危险。男男女女都“一坨一坨”盘腿坐在一间卧室的海绵垫上，室内环境和人的穿着看着简陋，但并不肮脏，“看起来并不像是会做坏事的人”。不过从那些人的眼睛里，小光“看不到光”。

广州汉美，对叶飞来说再熟悉不过了。看到龙丽莎失踪消息的那一刻，他脑海里第一时间就冒出了这四个字。

叶飞从事反传销工作十余年，还曾建立过中国反传销网。2024年，他的团队解救了十几个遭遇类似“广州汉美”骗局的年轻人，无一例外，都是以招聘演职人员为由被带进传销组织。

这种模式，在陕西渭南尤其突出。叶飞猜测，有可能是组织内的早期成员出身于演艺行业，拥有业内资源，因此也明白如何让招聘启事看起来更加真实。新人演员们被拉进那间寝室之前，“工作人员”甚至还会有模有样地和他们订立劳务合同。

但对于初入社会的小光来说，这些信息是之后才知晓的，当她那天晚上从男人嘴里听到关于产品的传销话术时，她意识到自己，“可能走不掉了”。

“鱼缸”

几乎每个“家”都一模一样。白墙、白炽灯、木窗框、早已变黑的瓷砖缝和裸露在外的暖气片，显露着90年代最常见的北方板楼风格。

但屋中细节里却透出端倪。卧室铺满彩色的拼接海绵垫供人睡卧，即便有双人床，也得挤下四五个人；厨房里堆积的大包食材只有两种：土豆和白菜；竹筷的数量也在提示，这套仅四十平米的两居室，居住人数远超寻常。

从2024年11月到2025年1月，小光在被称作“家”的出租屋里住了两个月，没有做出业绩，但也没有勇气和能力逃跑。

到“家”的前两周，她最大的困扰是：便秘。但肯定不是因为食物，因为每天吃得都很健康，土豆白菜，不缺膳食纤维——身边人告诉她，每个人刚进来都会这样。

情绪或许是直接因素。小光在里面使用过一个笔记本，第一页写着一个大大的“悟”，下面四段小字：“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得意不忘形 做人不忘本”。这是组织的座右铭。当她表示出对这份事业有任何疑问，“前辈”们都只让她“自己悟”。在组织的话语里，事业就是一切。

组织里要求大家互称“帅哥美女”，而新来的成员之间被要求保持“神秘感”，不能问及过去、交谈时不能出现时间地点人物。即便被允许交谈，也必须是对事业有益的，比如帮助伙伴进入更好的工作状态。

笔记本的第二页，则记录着每个成员会经历的感受过程：不理解-理解-接受-承受-享受，最苦的还是开头7天的“考察期”：那是个“体制化”的过程，将人的内心摧毁，重建为一个“新造的人”。

明确“规矩”是第一步。睡觉期间不能起夜，不能靠近窗户和门。私人空间也绝不存在。小光感觉自己“做什么都有人看着”，就像身处一座“全景敞视监狱”，连上厕所、洗澡都要有人一起，尤其是去阳台这种“高危场所”会被叫住，总之“身边一定会有人”——标准的，融入并认同“体制”的人——他们也是规则的化身。

只要醒着，耳边永远有人在说话：“这里真的很好”“爸爸妈妈管不了我们”“你很穷所以要努力创业”。睡觉时，小光都总觉得有人叫她，结果下床出门一看又没有人，才确认是幻听。

每天就是这些事：上课，强制聊天，接着就是辱骂。小光说自己“祖宗三代都被骂了一遍”。她很庆幸自己之前做过客服，每天不停接投诉电话，“被骂惯了”。

林璇是小光在组织里认识的好朋友。她们都是最底层的成员，都被反复告知，自己对父母亲朋没有任何价值，也是伴侣的拖累。林璇的母亲之前查出心脏有问题，她被指控为母亲患病的“罪魁祸首”，每天情绪数次崩溃，“他们会通过审问找到你的软肋，不停地戳你的痛处。”

按照组织里“家人们”的逻辑，小光在原有的社会系统中一文不值，要想翻身，就要借着这个机会，踏实下来好好创业。砸烂一个旧世界，培植一个新自我。这就是“接受”的过程。而“接受”的标志，是通过了组织的“服从性测试”，从被动接受灌输到开始主动融入。

小光的那个时刻发生在第七天。考察期的结尾，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寝室长”问小光，要不要一起“干行业”——当然，是和之前一样的逼问语气。

“我想干！我想干！我想干！”她重复着这个回答。投名状是购入一套产品，行话是“办一个营业执照”。当然一套只是底线。小光只买了一套的原因是，那些人发现她账户上就三千块。

崩溃是那两个月最多的感受。小光记得，周围的人只要发现她“情绪不对劲”，就会过来和她聊天，劝她接受现实，在这里好好“创业”。这一招很奏效。因为到了后期，小光自己也会劝慰那些更新的新人，“骗都被骗来了，不如过得开心一点。”

从外表上看，小光似乎“融入”得还不错。做饭，干家务，还按要求背诵制度来给新人上课。同寝人告诉小光，她每天都说梦话，做梦都在讲课。后来，小光还拿到了手机，得到了出门放风的机会。

自由是被信任的标志，她也成为了这间寝室中的其中一双眼睛。这双眼睛还曾因为放任一名新人接近阳台被寝室领导指责，那时的她已经不再想着自己还有可能逃离，觉得这种严肃大惊小怪。

直到那名新人女孩加入的第七天晚上，趁着小光睡觉从窗户翻了出去——渭南零下的气温，穿着一双拖鞋和吊带睡衣，从二楼窗户翻了出去。转天早上起床，所有人赶紧收拾东西转移，以防在逃走的人报案后，警方直接上门。

相比于暴力和强制，让人发生改变的或许更类似一种环境的“惯性”，一种集体意识。在小光所在的组织制度里，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早上睁开眼睛的那一刻就是在上班，晚上闭上眼睛的那一刻就是下班。”

当一个人24小时浸泡在这样的制度中，“家”就成了所有人的鱼缸。

戒断

对小光来说，一切戛然而止在2025年1月3日晚上。一位女孩利用放风的机会记下了门牌号，让家人在渭南当地报了警。警察破门而入，把“家”里所有人带去了派出所。

小光会用“被困”与“逃离”形容那两个月的境遇。但奇怪的是，和那些与自己朝夕共处几十日的人挥手道别的时候，小光发现自己有些不舍。

在过去陈旧的传销组织里，暴力，强迫，监禁，绑架是关键词。但在那些“家”里，组织也“进化”了，他们会用娱乐、伙伴、创业、平等这样的关键词来维系关系。似乎外面得不到的，这里可以满足。

1月4日，在回家的列车上，小光突然爆哭，“我无法完全把他们当作一个个特别坏的人，因为我知道他们只是太想创一番大业了。”

她偶尔会怀念那些被塑造得“有人情味”的时刻。在组织里，每次吃肉就意味着有人掏钱“办营业执照”了。小光交完2900元的当晚，饭地（因为没有桌子）上就出现了一盆肉。此后，有其他人交钱的时候，小光也“吃上了别人的肉”。在那一刻，食欲这种原始生理欲望会超越道德感，所有人坐在装满了白菜炖猪肉的蓝色塑料脸盆周围，唱着歌祝贺这个时刻。

新人也会有被优待的时刻 。盛饭的顺序是，先给寝室领导打，再给新朋友打。“以寝室领导为核心，以新朋友为中心。”小光的笔记本上这样写着。

小光被周围人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以后上去了想干吗？”“上去”，是底层业务员们渴望向上攀爬，实现组织内部“阶级跃升”的说法，上去了“什么都有了”——这甚至被视作一种他们在外部世界没能实现的公平。

比如，成为寝室长是一个能被看到的目标。寝室长不用做家务，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力，还能随意进出寝室。当然也有责任，寝室长需要到不同寝室讲课。新人进来的头七天，每天上午都要分别听来自七个不同寝室的寝室长讲课。

小光听“同事”说，寝室长已经办了三十多套营业执照。那人二十四五岁，本来也是做演艺这行的。他穿着的白色长羽绒服胸口处，印着中央戏剧学院的logo。之前还让小光在寝室里表演过跳舞，演完后，甚至能指点出哪些动作不太标准。

寝室间的人员会流动，叫“串寝”。一个多月后，小光“流动”到了另外的“家”，也是在那里，她认识了林璇。小光是“被组织信任的人”，林璇属于“待洗脑者”。在组织里这两种人要两两结对成一组，便于“改造”。

林璇在西南一所艺术类院校读大四。刚来时，她愁的还是写不了毕业论文怎么办。林璇从大二就开始到处接戏了。据她说，她和同学们都有很多发布组讯的群。除了像中戏北电这些头部院校，绝大多数想日后从事演员的艺术类学生，都需要从低年级开始接剧本，混资历，毕业后才能积累更多的资源，在演艺圈站住脚。最近，很多人接的都是短剧。

林璇之所以被那部不存在的短剧吸引，就是因为想把握住一个演“古装剧”的机会。各种戏路都试过，以后才有更多机会。她说，当时接到通知后，她都没有详细看剧组介绍，就直接订票去了渭南。

小光能从林璇身上看到刚被骗进来时的自己。林璇则说，小光是在她在那间出租屋里唯一感觉到“真实”的人。

当时林璇每天都哭。只要一哭，就有人贴过来讲话。话的前一半是让自己开心点，后一半是既然来了就好好在这干。林璇说，小光不一样，她不会说后半句话，所以她觉得，那前半句是真心的。

卫生间是唯一能说悄悄话的地方——两位女孩的秘密基地。没有花洒和马桶，只有一根水管一个塑料桶。她们在这里聊过往经历，肆意讲那些不被组织允许的“时间地点人物”。

小光说，她甚至还想过怎样能帮那些已经“被洗脑”的同事“清醒过来”，但发现自己做不到。在她眼中，这间寝室之外的世界已经完全被屏蔽，制度被内化进每个人的灵魂。

反传销人士叶飞能理解小光对组织的矛盾感。“人们之所以甘愿数年浸泡在这样的传销组织里，‘上去’的激励只是一部分，另一半答案是‘人情’和‘温暖’。”

这也是为什么小光没有办法把里面的人当作“纯粹的坏人”。她说，寝室长甚至会天天讲，即便以后不干行业，有了这段经历，以后在社会上也不会再被骗。小光甚至还在里面过了生日。当天凌晨，一群人把她喊醒，煮了一碗长寿面，还买了小蛋糕，吹了蜡烛。

跨年时，小光和寝室里的人们还透过窗子看到了烟花，举办了新年联欢会。在数亿人正同时关注着一个秒针的时刻，没人知道同在这个时区的某个角落，一群人关闭定位，切断通讯，这间屋子在世界中欢腾着沉默。寝室里没有钟表。

洄游

龙丽莎被解救之后，在公开表述里没明确点出“传销”二字，也未再详尽讲述被骗的具体经过。但至今为止，仍有许多受害者在网上分享与龙丽莎相同的遭遇。他们基本都符合叶飞解救过的角色——龙套演员，或者“影视民工”。

叶飞对“广州汉美”模式做了时间线梳理：约十五年前起源于包头，2015年左右陆续迁至咸阳，又到汉中，然后再转移到现在的渭南一带。

目前存在的传销组织的规模，和十几年前的动辄数万人已不可同日而语。“现在一个传销组织二三百人就顶天了。”

叶飞记得，2018年他就接触过以招演员为名被骗到渭南的受害者。这种骗术大规模兴起，则是在2022年以后。“疫情对演艺行业打击太大了。”他说，很多被骗进传销组织的演员都表示，因为工作机会骤减，他们什么活儿都会去接。叶飞接触过渭南一个传销窝点的小头目，那人在进组织之前，常年在横店做群演，“两百一天的那种”。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传销也在脱实入虚。小光和其他被拉进汉美的年轻人，都从来没在寝室里见过她们为了“倍增身价”购入的化妆品。

最近两年，他从全国各地解救出来的受害者，90%以上都是大学生。他认为，这也和年轻人所面临的就业形势有关。上个月，他从一个传销窝点里救出来三个女孩，一个大专，一个本科，一个研究生。还有不少人进入传销组织后，为了投身“行业”，到学校办理了退学。每天过着吃土豆白菜的生活，而放弃一个大学文凭，这在他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事。

在叶飞看来，那些被洗脑最成功的人，几乎都是在原有的社会体系里得不到承认的人。“一旦进入那个环境，接收到的都是赞美和认同，虚荣心会极度膨胀。当了领导，有了权力，就膨胀得更厉害了。”

晋升就像吊在眼前的胡萝卜。从业务员到寝室老大，再从寝室老大到成为老总，永远有奔头。但你不会知道晋升的标准，也不会知道“高层”过着怎样的日子。“保持神秘感”，这是在传销制度课里被强调的重点。

好奇心是关键。“组织不会让你知道你‘升上去’之后能赚多少钱，就是要抓住你的好奇心，让你一层一层往上升，疯狂去拉下线。”叶飞说。

这能解释为什么他们会留恋那个“集体”或者说“制度”。它赋予了其中的人所有的身份：“帅哥”“美女”“领导”“老大”。一旦离开那间屋子，所有能识别“我是谁”的标签统统失效。叶飞说，被救出来的人在外面呆了不久就又跑回传销组织的案例比比皆是。因此，比救人更困难的事是“反洗脑教育”。

组织里的人们共享着同一套认知与话语体系。在对新人的教育中，组织被塑造成一种“全知全能”的存在，甚至还会美化国家对“产业的打击”，说是“不能让人人都进来赚钱”“是宏观调控的一部分”。

他们也被训练如何应对警方：警察上门时，要迅速销毁纸质材料，拔掉手机卡，面对询问，也要自称是“一起玩的朋友”。小光说，人们在对外（或者说对警察）时要避免“老大”这种称呼，以防被定性为涉黑组织，以及反复强调报警也没用。

这些提前预备的训练，在1月3日警察捣毁窝点的那天晚上派上了用场。

小光和林璇看到，好几个人在被询问的过程中，没有交代任何内容，“装可怜”“装无辜”。相关资料在警察破门前都已经被销毁，寝室里所有人早已“串供”完毕。

她们猜测，那些人并不会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叶飞也提到，由于难以取证，传销组织的参与者一般被抓后当天就能被放出来。他经常见到，组织成员从派出所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其他人打电话，让自己当晚能住进另一间寝室。

失去组织的“家”那天，小光和林璇没有回头，直接找宾馆住了一晚，转天就坐车回了真正的家。重新拿回手机后，小光还重新适应了一阵。她在网上分享自己被骗的经历，算法也给她不断推送和传销有关的内容。

就在前些天，她在一个解救视频里认出了一位曾经的“室友”。小光太熟悉那个背影，她属于一个18岁女孩，在进入“汉美”之前，她刚刚从职中毕业，在蜜雪冰城工作了两个月。

（小光、林璇为化名）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再也没有比这更准确的表达，来形容每一个普通人在网络上的行为印记了。

尤其是在过去近10天，由百度副总裁之女“开盒”事件带来的漫长讨论，让所有人再次意识到，隐私信息被公开传播，是多么轻易的一件事。

如今，“开盒”不再是个需要被过多解释的词语。它从对虚拟主播的“人肉搜索”，蔓延至对普通路人的无差别攻击。如同一颗干腐的石榴，在公共空间里突然爆炸，带着霉菌的孢子随机散落在无辜者身上，想抖落它们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个人信息近乎裸奔的年代，无人能从“隐私战争”中幸免。

“信不信我能马上找到你？”

没人想到，一场“猎巫行动”缘起于13岁的未成年女孩。

3月12日，有博主发布微博记述韩国偶像张元英看秀当天往返，并将其称作“魔鬼行程”。这句话引起了一名网友的异议：“12小时的飞行又不是她自己开飞机，头等舱睡觉不要太舒服啊，还魔鬼行程，真是什么话都说出来了。”

微博用户@妳的眼眸是世界上最小的湖泊（以下简称“眼眸”） 是引发风波的核心人物，她是张元英的粉丝。“眼眸”将这名网友的姓名、电话、住址、工作恶意曝光，诅咒、威胁、谩骂也紧随其后。

被“眼眸”盯上有很多种方法，觉得张元英不累只是其中之一。

元歌是一名在上海的大学生，她仅仅是因为声援被“开盒”的人，就卷入其中。3月15日中午，她打开微博好友圈，发现一个很少和自己互动的用户正在一条接一条地发微博。“母猪”“站街”“死婊子”……各种侮辱性的词汇，赤裸地被拼贴在那人发布的十几条内容里。

恶意一直指向同一个ID——被“开盒”的孕妇受害者，那个觉得张元英不累的人。元歌点进对方帖子中携带的词条，发现恶意始于3月12日。三天时间内，网友们“已经骂了几万条”，包括对其腹中孩子的诅咒。最热的一条帖子，有33万点赞量。

恶意不止于流量。个人信息被曝光的同时，孕妇受害者本人和亲朋好友陆续接到了骚扰电话和辱骂短信，甚至有人前往她的工作单位蹲守。

元歌看不下去了。她编辑了一条“张元英粉丝给素人孕妇道歉”的微博，并附上一些暴力言论的内容截图，发送。很快她发现，辱骂孕妇的那些ID，将矛头对准了自己，私信不停涌入各种谩骂，还有人让她给被网暴的孕妇“出奶粉钱和避孕套钱”。

元歌为孕妇受害者鸣不平

一个微博账号——根据内容被很多人认定为“眼眸”的另一个账号——在微博群里公开了元歌的手机号。元歌是开盒受害者中，被开出信息最少的一位，仅仅只有手机号。这甚至让加害者“有些失望”。“眼眸”没有找到太多用来攻击的点，就不断发出其他女孩的照片，再圈元歌账号骂一句脏话，说她们长得一样丑。

不止一位“开盒”受害者告诉《凤凰周刊》，在粉圈，粉丝群体之间骂战、互相“开盒”非常常见，有人形容是，“稀松平常”“就像一个一个盒飞出了天窗。”

在“眼眸”的父亲，百度副总裁谢广军后来的致歉朋友圈中，他将骂战概括为“女儿在网上与人争执”。但这种“争执”不仅发生在3月12日后的那些天。有人发现，自己在更早之前就被“眼眸”开盒。

2024年底，因喜欢《名侦探柯南》里的某个角色，白杨在微博上与迷恋不同角色的网友起了争执。这在二次元圈子中很常见，白杨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转折发生在某天夜里。当两个群组的成员因一张图的抄袭问题吵红眼之后，白杨和几位同阵营的网友，进到了对方的一个QQ群中试图理论。

在200多人的群中，一个群等级较高的女孩，“说话很凶”。白杨看不惯，多怼了几句。“信不信我能马上找到你？”对面警告道。这个攻击性较强的女孩，自称家里很有钱，在国外留学，透露着优越感。

“说我们一辈子都赶不上她等这种没有什么营养的垃圾话。”看对方说话阴阳怪气，且频繁提到在国外的生活，白杨骂了句“崇洋媚外”。

事情从这里开始失控。差不多两个小时后，她发现自己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户籍归属地等信息，被发布到QQ群中。是一个小号干的。通过比对和自己骂战的国外留学女生的QQ空间，白杨发现，两个账号为同一个人。

她同样收到了无数条侮辱性消息，话术都差不多，包括对白杨喜欢的角色起黑称，用侮辱性词汇对她进行打击。当时正值卫生巾丑闻频发的阶段，白杨被骂“劣质卫生巾用多了”，不少人还围绕“月经“对她进行了羞辱。

成百上千条攻击性的言论随后又从QQ号转移到微博。“那个时候我其实已经挺害怕了，但是还在嘴硬，跟她又这样吵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后，我就把微博账号注销掉了。”当手机在当天夜里不断弹出验证码信息时，白杨陷入恐慌。十多分钟后，她选择了关机。

那场骂战，被“开盒”后挂出个人信息的，还有5人。白杨联系过那些受害者，其中一个女孩照片被P成黄图甚至遗照，“和坟地P在一起”。

几天之后，白杨以为风波已过，重新注册了一个微博账号。没想到，很快就被当初伤害她的小号再次圈出来辱骂。“原来她还在盯着，好像24小时在线。”

维权之难

白杨曾想找出盯着她的“眼眸”。

她尝试翻阅多个疑似对方账号的帖文和照片，凭借抽烟、出入酒吧、嘴唇打孔及外貌特征的整体形象，推测那是一位喜欢二次元和娱乐明星，爱穿超短JK裙的18至20岁成年女性。

对方最大的一个特点是爱争吵。“有时一天发十几二十条跟人互怼的动态，总之是一个脾气很凶很小太妹的形象。”白杨总结。

因此，当她从上热搜的新闻里得知“眼眸”只有13岁，白杨产生了颇多疑惑。“现在的账号大多数都是实名制的，而且后面不是说她还未成年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个微博账号？”

她震惊自己的个人信息在网络上居然如此透明。在被伤害的最初，白杨甚至想过用对方的开盒方式报复回去，但扒不到对方的信息。

白杨也是在这之后才了解到，除了自己和认识的人之外，被“眼眸”开盒的还有很多，“集中爆发是在2023年和2024年，都是在这个圈子里，跟我们有共同爱好的人。”白杨还得知，有一段时间，“眼眸”每天会随机抽取一个人进行身份信息的曝光。

对很多受害者来说，维权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成本是巨大的，甚至大于被开盒的影响。

以白杨为例，对方知道她住哪个街道，在哪个学校上学，她担心激起对方“更激烈的下一步反应”。“比如说到我住的地方去找我，或者是到我家里面去找我父母等等，我是比较害怕的。”联想到事发一周后，她曾在学校收到一个没有注明地址的空包裹，白杨怀疑，那可能是来自对方的一个警告。

另一位受害者玥玥，甚至在一开始都没想过维权，她觉得光是在网上公开自己的受害者身份就已经“心力交瘁”，需要不断看手机，没法集中精神去做别的事。

玥玥了解到大部分被开盒的人，最终都不了了之。她分析，开盒这个事情，如果没有造成特别大伤害的情况，可能是不好告的，而且如果后续造成了损失，无法追责。直到现在，她都还在犹豫是否要报警。

也有较真的人。小可是“开盒风波”早期就站出来发声的受害者之一，3月18日，她已向其所在地派出所报警。

小可还向律师咨询过起诉。她得知，起诉的困难在于获知被告的身份信息：“眼眸”身在加拿大且未成年，起诉其监护人也需得到其身份证号。而想要取得其父谢广军的身份证号，需要先起诉微博平台泄露信息，时间可能得几个月，全权律师费大概5000元以上，最终大概只能得到轻飘飘的道歉。

小可说，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得到一个她认为“好的结果”，她后续不会再在互联网上留下自己的实名信息，“如果开盒零成本，没有相应的部门处置这些人，是否在鼓励我们都成为开盒者？还有很多APP要我们的实名信息，是为了方便我们被开吗？”

和小可一样，元歌不想让被开盒就这样过去了。

她是维权者中收到较好结果的一位。她的哥哥是一名律师，事发后，有指导她先做公证，保留证据，之后再向警方报案。沿着这样的行事步骤，元歌的维权起效了。在派出所，警方当着她的面，给所有对她攻击性最严重的账号所有者打去了电话。

也是那时，元歌才得知，攻击她的人几乎都是未成年人。年龄最大的刚过完24岁生日，最小的13岁，即将要读中专。

截至3月18日，有8位微博用户在自己账号上发布了写给元歌的道歉信。对于这些人，元歌不打算继续追究，“希望她们是真心悔改，也希望所有受害者都能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得到应有的道歉。”

报警后，元歌收到的手写道歉信

她还找到6个同样因声援那位被网暴的孕妇而被开盒的人，建起一个微信群，并表示会和几位群友寻找更多的受害者，及开盒者违法的各项证据，之后联名起诉。

让元歌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在网络世界肆无忌惮的人，在接到她从派出所打去的质问电话后，“一个个都吓死了，说求求你千万不要告诉我妈妈。”

平台信任危机

一直以来，围绕开盒事件被广泛关注的，是“眼眸”的父亲百度副总裁的身份。

起初，公众将信息的泄露指向百度，源自网络上流传的一张“眼眸”承认家长给她数据库的截图。而那张打了马赛克、月薪近22万元的收入证明，则加热了网友对此的讨论。

受害者中也的确有人因此忌惮，比如白杨。她的感受是，“眼眸”作为一个未成年在外国的公民，可以那么快取得信息，再加上得知她父亲的身份后，她感到“细思极恐”。

“眼眸”开盒出来的信息非常详细，八字、星盘、结婚证，连月经期都能扒出来，这让受害者元歌也觉得“已经不是普通人能开出来的，所以大家才会怀疑她的信息是不是爸爸给的。”

百度在3月19日发布的声明中称此内容为不实信息，但并未澄清截图内容是否为“眼眸”本人发布。

公告称，百度内部实施了数据的匿名化、假名化处理；数据存储和管理实行严格隔离和权限分离，任何职级的员工及高管均无权限触碰用户数据；百度安全部门反复调取了相关日志，并查验当事人权限。结果表明，开盒信息并非源自百度。

但一纸公告似乎并未完全平息公众对百度的质疑。在互联网平台上，许多网友留言中，都表达了把保护信息安全的希望寄托于平台的担忧。

3 月 20 日下午，百度再次针对事件调查过程及结果进行现场说明，百度安全负责人陈洋表示，确认开盒信息并非从百度泄露，排除谢广军泄露嫌疑，其女儿透露“开盒”渠道，是通过海外搜索路径很进入社工库。

某社工库平台提供的“服务项目”

以及，针对此前网上流传的“当事人承认家长给她数据库”信息内容不实，事实为博主收到家人红包后，在平台晒出红包截图，博主回复“我家长给的”，本意是想说明红包的来源，与“开盒”无关，事件发生后的大量传播信息均为不实。

“过去几天，因为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我们发现这个社工库今天(20 日)早上暂停了这个结果也是保护了一些人。”陈洋表示。

事实上，从2016年“魏则西事件”开始，百度的公共形象就蒙上一层阴影。过去十年里，伴随着舆论争议中的虚假广告、竞价排名、贴吧诈骗信息，再到近期的开盒风波，百度似乎总置身于公众对平台的信任危机中。

百度公司上一次表达对互联网信息安全的关切，是在2019年。

当年8月，新华社曾发表一篇题为《记者“卧底”骚扰电话源头企业，内幕触目惊心》的报道。在这篇报道中，拨打骚扰电话的电话营销团队的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掌握的列有公民详细个人信息的名单资料，就来自百度等一些知名互联网企业。一名知情的推销员称，点开百度页面广告中的推广信息后，用户的个人信息就可能流入相关公司的数据池中。

报道发出的第二天，百度发布声明表示“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信息属于法律禁止行为，百度坚决抵制这种行为，也绝不会开展此类业务”。

更早之前，在信息安全方面，CEO的一次演讲，也曾让百度被“主动”卷入争议话题。

2018年3月26日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李彦宏在这一论坛发言时提及数据与隐私的关系，称“中国人对隐私问题的态度更开放，也相对来说没那么敏感。如果他们可以用隐私换取便利、安全或者效率，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就愿意这么做”，并强调百度在数据使用上遵循“用户受益且自愿”的原则。

后来，这段发言的观点被简化为“中国人愿用隐私换便利”“中国人不在乎隐私”，引发公众批评。半年后，全国人大公布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其中《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一并列入第一类项目立法项目。

对于公司或平台来说，舆论风口的讨论迟早会过去。但对至今还陷在开盒事件中的受害者们来说，影响的余波未平。

作为一开始就站出来的受害者，小可一直在积极推进维权，一边报警，争取立案，一边接受多家媒体的采访。她所在的受害者群内，大家也都在彼此帮忙收集证据。

“对我们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他们公开道歉，公司、学校开除相关涉事者并将其行为记录在案，推动法律整治开盒乱象，”小可说，“这不光是我一个人的诉求。

裸奔的隐私，隐秘的灰产

对更多的普通人而言，开盒事件是一次警醒，这并非只是局限在饭圈或小众文化里的现象。百度的声明，将个人隐私泄露的罪魁祸首明确指向了一个词——“社工库”。

“社工库”全称为“社会工程学数据库”。简单来讲，就是网络黑客将泄露的用户数据进行整合分析，然后集中归档的数据库。如果说开盒是某种攻击手段，那么社工库，就是开盒者的武器箱和“买凶”服务平台。

《凤凰周刊》在不同的网络平台中搜集到多个社工库“服务商”。根据其广告宣传，客户能通过他们，了解公民的任何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通话记录、定位轨迹、家庭成员、微信好友、银行存款等方方面面的“用户画像”。

只要一个信息，就能在社工库查到你在互联网上的所有痕迹

在或长或短的服务列表明细中，支付几百元至几千元的价格，再等候1至3天的时间，就能获得对应量级的个人隐私信息——而最基础的电话号码、地址等信息，甚至免费就能获取。

服务商之间还会卷价格、卷数据时效性、卷信息渠道。“我们是刑侦的系统”“全球社工库”，一家“老牌实力平台”这样自我介绍。

事实上，社工库的存在，和其背后衍生出的信息交易黑色产业链，并非新鲜事物。市场隐秘而庞大。

2018年，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曾审理一起犯罪嫌疑人利用搭建社工库实施犯罪的刑事案件。该案判决书显示，当事人所搭建的社工库包含84亿余条公民个人信息。公诉机关的指控称，根据该社工库的文件夹分类，这84亿余条信息包括某品牌酒店入住者身份、某市中小学学籍、某省图书馆等。

该案当事人使用其搭建的社工库提供付费查询服务。经审理查明，该社工库被查获时，成功查询次数共计1316471次。该案被告人被认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

除了利用黑客技术盗取的来自快递、外卖、酒店等各大平台数据，社工库的信息来源还可能是拥有某些系统数据权限的“内鬼”。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秦旭东留意到，近年来，开盒逐渐从信息曝光演变为“人肉搜索＋系统性暴力”的结合体，“法律貌似完备，但现实不容乐观，一个关键问题是对个人信息的过度收集。”

“各种市场主体特别是金融机构、网络平台和宾馆酒店等行业，由于合规的要求严苛，特别是落实各种实名制要求，都倾向于多收集个人信息。而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一是为了方便管理，二是只重视所谓安全而忽视权利保护，更是习惯性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秦旭东认为，前者在监管和风控压力下，一般都有加强信息保护的动力；而后者不仅动力不足，技术和投入也往往比市场主体差，更关键的是它掌握的个人信息更敏感、更繁杂。

3月20日，央视《新闻 1+1》 针对“开盒挂人”的报道中提及，根据《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规定，涉及未成年人违法开盒，如果未成年人的年龄很小，即使不用去承担刑事责任，相应的民事责任也将由监护人来承担。

回到这场事件的主人公“眼眸”身上，开盒风波延续至今，这个年仅13岁的女孩曾短暂回避，但关于她自己的个人信息，也在短短数天之后被陌生人扒了出来。就像她曾对别人做的那样。

（文中小可、白杨、玥玥、元歌为化名）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