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沁源县，留神峪煤矿。5月23日傍晚，作业现场已被拦住，你只能在矿区门口看到一道栅栏，背后封锁着中国近15年来死伤人数最多的矿难。

栅栏旁边是矿区的停车场。平日，这里停满了车。在这个方圆十里等不来一辆网约车的荒凉地界，一辆车就是工人通往外面世界的“脚”。很多人是开着车，领着老乡来矿上务工挣钱的。

此刻，空出的车位格外扎眼。5月23日，一些幸存的外地工人零零星星来到这里，取车回家。他们是幸运的，由于诸多巧合——因为没有排到事发时的“中班”（三班倒中间的那一班），因为距离事发的3号井较远，因为还没有下井——捡回了一条命。惊魂未定后，这些人和家人报了平安，开着车平平安安回家了。

而现在，剩下约1/2没被开走的车，还静静待在自己的车位上。有的车，可能再也等不到它们的车主。一天前，2026年5月22日19时29分，这个停车场所在的山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截至发稿时已造成82人死亡，救援工作仍在持续中。

光夏的父亲，或许也是这些车再也等不来的主人之一。

他是两个月前来到留神峪煤矿工作的。爆炸发生后，光夏始终联系不上他。“我爸爸的朋友和他是一起下井的，那边（煤矿）当时有人在现场找人问了问，说是（爸爸的）定位器显示到了地面，可能获救了，但不知去向。”

在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前，担忧、恐惧、焦躁、希望交织在一起。

光夏一边打父亲电话，一边根据放出来的消息到处打听父亲的踪迹。沁源县人民医院、煤矿现场……“问了都没有他的名字，他可能被转到其他医院了，据说有的人是没有登记直接转走的。”

为了缓解焦虑，光夏反复地刷新社交平台，只要央媒的微博一弹出新的消息，她立马点进去，只要有人私信提供消息，她立刻回复……她希望在这漫长的等待中找到关于爸爸的消息。“普通人面对这些，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

但这份微弱的期待没能迎来她想要的结果，23日晚上10点，村干部的一通电话，宣判了这个一家四口的破裂。

“爸爸去世了，村干部说让去沁县认领（遗体）。”

5月23日下午1点，凤凰网联系上刘玥时，她也在焦急等待父亲的回信。父亲的消息全无，这让她心急如焚。2点，她在一则疑似矿难家属寻找家人的帖子下留言，“理解你，我爸现在还没消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5点，她再次发帖，“我找不到我爸爸了”。

又过了两小时，7点，她说：“我再也没有爸爸了。”

据央视新闻消息，5月23日山西省长治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有关情况。会上介绍，截至目前，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

凤凰网从多方了解到，此次爆炸位于留神峪煤矿3号井。

老徐（化名）是事发3号矿井通风科的一名工人。事故当天他上夜班，到达现场后，他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满满的全是救援人员、救护车。他一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但感觉“出大事了”。工友通知他不必下井，他心中恐惧，转身回了家。

5月23日，留神峪煤矿爆炸事故现场。图源：CCTV+

他所在的通风科可以说是矿井的“呼吸命脉”，负责瓦斯稀释、风量调控和灾变风流控制，直接决定井下能否安全作业。

重庆大学资源与安全学院教授、“预防煤矿瓦斯动力灾害基础研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胡千庭向凤凰网肯定了这一点，由于矿井下存在有毒有害气体，通风是必需，通风科的矿工责任重大。“正常情况下只要通风到位，是完全能够稀释有毒有害气体，让浓度降到爆炸临界值以下的，降低事故发生的几率。”

但提起现实中的工作，老徐叹了口气。

理论上，他需要带着便携式四合一（包含甲烷、一氧化碳、氧气浓度等）的检测仪，在井下工作，一个人管一个工作面（指井下同时进行采煤或掘进作业的独立区域）。按照《煤矿安全规程》，瓦斯浓度达到1.5%就必须停工，不能作业，断电撤人。

但规矩是规矩，现实是现实。

老徐说，掘进作业里，要接风筒，这是为了稀释瓦斯、保证通风的必要操作——在掘进过程中，巷道每向前推进一段距离，就需要在末端接上一节新风筒，以保证新鲜空气能流通。

按照安全要求，安装风筒需要掘进机停下来，花10分钟到半个小时装好再继续，但采矿工人总是打断他的安全工作，跟他说“等一等”，“他们也是害怕，（采煤的）主要工作完成不了”。遇到这种情况，他只能往上汇报，让地面上的调度负责人来协调，但即便这样，工人还是一再扭头跟他说，“等一等”。

配合稀释瓦斯浓度的作业，大家并不上心，只是到瓦斯超出1.5%，才会配合断电撤离。风筒吊挂在巷道顶部，正常情况工人可以站在掘进机机身的防护平台或履带上方临时踏板上操作，但掘进机处于“可移动”状态时，是不能站上去的，掘进机通电情况下，安装也存在风险。

这时他只能“自己想办法”，比如踩梯子去装，但如果掘进机在通电情况下，这是存在高风险的。为了跟随掘进进度同步装上接风筒，他能做的就是见缝插针找机会，“一般下班前必须得接完”。“我只能保证自己，别人的履职情况，这个东西说不准的”，老徐说，他原本不想卷入是非中，但为了下一次的防患未然，他不得不说出来。

同为3号井的员工张东也清楚，掘进作业里接风筒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为此，他和室友王强强都带着便携式瓦斯检测仪。

王强强说，年后刚来这里时，瓦斯含量很少，但在5月份，瓦斯含量越来越高，有的地方一度高出1%，这时便携式检测仪会报警，采煤机会自动断电。他们所在暗面的通风条件相对可靠。但即便如此，几个月来瓦斯含量的升高仍让他们感到不安，一开始工友介绍来干活时，“没说是高瓦斯矿”，王强强语气有些不忿。

相比于老员工老徐，他们遇到的情况更复杂。

3月刚来时，他们以为自己和其他矿工一样，在正常的采煤面工作。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入职后矿上一直没有给他们发“定位卡”。

直到4月份，队里突然通知“上面有检查，先停一下”，随后用砖墙将通向工作面的巷道临时封堵起来，从外观上完全看不出背后有作业面。“有检查的时候，我们面就封了。我们那个时候才知道，这是暗面。”张东说着笑了。

所谓“暗面”，即未在矿井图纸上标注、未向监管部门备案、不纳入产量统计的非法采煤点。检查人员到来前，会用砖块把洞口封死，不过，里面还是可以照常作业，“他们听不到的，离得远”，张东说；检查人员一走，张东们才能拆砖开门。不过，除了自己所在的这层，张东表示，并不知道3号井有多少暗面。而他和王强强都听说，二号井在事发后，被查出有两个暗面。

官方在新闻发布会上直接给出了“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的初步判断。事故刚发生时，矿方连井下到底有多少人都统计不清，直到救援人员盘问才对上账：实际下井的247人中，有103人根本没有携带井下人员定位卡。

新华社记者在救援现场证实，留神峪煤矿给出的图纸与实际井下情况根本不符。井下出现残垣断壁，救援人员只能像无头苍蝇一样在一个个巷道中盲目搜寻。

隐藏巷道。图源：CCTV+

5月23日，留神峪煤矿爆炸事故现场。图源：CCTV+

暗面最大的风险之一，是工人没有配备人员定位卡。按照煤矿安全规定，每位下井人员必须携带定位卡，以便调度中心实时掌握人员位置，发生事故时精准施救。

“说句不好听的，人如果在里面出了事，人都找不到，谁也不知道。”张东直言。他们曾向领导索要定位卡，得到的答复是“还没下来，新来的工人多，等一等”。直到事故发生，他们始终没有拿到定位卡。

在暗面的工作，还有些“打游击”的感觉，5月初，他所在的“暗面”，一台采煤机的核心部件油缸损坏，需要更换，但当时因为检查来了，通往暗面的主要通道被砖墙封住，大型备件无法运入。“材料运不进来，机器用不了，我们等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张东苦笑。这期间，他们还能进入干杂活，绕行其他巷道，他在纸上向凤凰网画了一个曲折的路线图，多走10多分钟，穿过皮带巷等狭窄通道，这是笨重的设备无法通过的。

在暗面，设备老化也是一个问题。张东负责维修设备，他提到，采煤机的行走轮、电机、油泵等部件“动不动就坏”。“在其他矿，我们都有备用材料，可以调来，这个矿没有。你需要一样东西，报上去。”张东说，由于缺乏备用零件，一旦损坏便陷入漫长等待。上个月，他被动休息了8天，不是因为放假，“是因为零件进不来，机器坏了，没活干。”

最让老徐无奈的是，矿上并非没有安全培训和技术培训，但“说白了只是走形式。”

老徐之前在酒店、商场干过。他说那时的消防演练是“实打实的”，“面罩怎么戴，门怎么堵，疏散通道怎么走，都得熟悉掌握。”但在风险系数更高的煤矿公司，却没想到“执行很难”。

关于安全培训的内容，他印象中包括“三维培训”、“黑色三分钟”、“生死一瞬间”这些视频学习。他说，其实培训的时候主讲人说的也挺详细，但是问题在于，培训往往安排在下班后。

对于工人来说，高强度工作以后再去培训，精神已经松散，人都听不进去。“我们上夜班，从晚上11点上到早上八九点，下班的时候都很累，有时候培训的时候趴桌子上睡着了。”更重要的是，很多年龄大的工人文化程度不高，“你让他学，他不认识字，也很难”。

还有一点是在实际演练上，他觉得不够受重视。“虽然也有应急演练，但像我们这种三班倒的，假如说三个班里有一个班参加了，剩下两个班可能就不会遇到应急演练。”

关于瓦斯超限后如何撤离的演练，他想了想说：“没印象。”

“当时没听到爆炸声，就感觉到轰的一下，有气体冲过来。”躺在病床上的李国强坐起身，用带有沁源乡音的普通话向凤凰网回忆道。5月23日夜，他正在沁源县人民医院住院部接受治疗。这一层楼，都是他的同事们。

李国强是山西长治沁源本地人。他在这个矿上干了四五年，加上以前辗转其他地方的日子，在煤矿这一行已经摸爬滚打了快二十年。

爆炸发生在3号矿，当时李国强在1号矿，离爆炸点有一定距离。他没有听见巨响，只是身体先感觉到了异样，“轰的一下”，一股气体冲过来，鼻子里涌进一阵刺鼻的、发咸的怪味。

据相关媒体报道，事发时有正在井下作业的工人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炸晕，醒来后井下能见度极低，他们班组4人顺着巷道一路摸着逃生。

李国强并不是当场被送医的。出井以后，他先是回了家，但身体一直不舒服，尤其到了晚上，鼻子难受，头也晕。实在扛不住，第二天，他自己来到医院检查。医生诊断是轻微一氧化碳中毒。

现在，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输液、休息。至于要休多久，“还不清楚”。

像李国强这样的情况，不是个例。他旁边病床的工友也提到，回家后出现头晕，第二天吃过饭后来到医院。直到23日下午，还有工友陆陆续续来住院。

伤员将全部转运至三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图源：CCTV+

煤矿厂的员工宿舍就在煤矿事故地外附近，距离停车场步行不到1公里。这里，大多房门已从外面紧锁，不少人已经回家。

张东所在的宿舍，是为数不多还开着门的，五人间里，三人正在床上躺着，有的玩游戏，有的刷着最新的新闻。他们刚来了三个月，桌上还放着他们自费180元的入职体检报告。床上的被褥有些凌乱，都是入职时临时买的，被褥、雨鞋、工作服，一共花了100多块钱。

事故发生时，张东和王强强都在宿舍，原本是要上第二天的早班。正常情况下，当天的中班要到晚上11点才会回宿舍。但那天晚上9点多，中班的工友提前上来了，他俩就问啥情况，对方说：“下面瓦斯爆炸了”。

他们此刻的感觉是：侥幸，害怕。事后越想越后怕。

现在煤矿停了。张东们被困在宿舍，走也不是，留也不是。三个月以来，他们还一分工资没拿到，平均每个人被欠薪两三万。

张东和王强强都表示，这是他们从业六七年以来，见过“最抠”的煤矿公司。以前在其他矿，被褥、工作服、雨鞋都是矿上配发，张东说，“到这个地方，啥也没有，全部自己买”。

现在，回山东老家，单程六七个小时车程。“你现在走也不行，不能走。你走了以后，矿上处理这个事情，你还得再来，路费又搭进去了。”张东说。

矿工宿舍｜图源：李秋涵摄

郭天是3号井运输队的晚班成员，队里约30多人，年龄大都在40岁左右，年轻人比较少。他平时负责将井外的挖掘器材和井内的煤通过传送带进行输送。

由于他是晚班工人，凌晨12点上班，爆炸发生时他并不在现场。他还记得，5月22日晚上9点左右，他来到留神峪煤矿待命，“我们平日的流程是，下井前会去各自的队部开班前会，听当天的工作安排。然后回到澡堂里换上下井的工服，带上定位卡，领取自救物品比如气囊。所有这些东西都准备好，再去井口前待命。”郭天也提到，下井时每个人都会进行人脸识别，“扫一个进去一个。”

然而22日晚，他们刚到煤矿没多久就收到了班组长的通知，称今晚都不用下井，让他们都回去。直到回家，他们才知道井上出事了。

5月23日中午13时30分，距离山西沁源300公里外的家属小雪，终于拨通了在留神峪矿场爸爸的电话。在电话那头传来熟悉而疲惫的声音之前，小雪的手都是抖的。

起初她没有意识到这场灾难的残酷程度，在惨痛的死亡人数让全网沸腾的第一时间，她立刻给爸爸打去电话。他正在赶回老家的路上。他当天是晚班，事发时尚未下井，躲过一劫。

这是矿上为数不多的幸运。

现在心情怎么样？说不好。

什么时候出院？也不知道。

但有一点，李国强已经做好了打算，活肯定还是要接着做的。这也是不少工人给出的答案。在沁源，干煤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也是当地难得的“高薪”工作——就公开的招聘资料显示，当地的矿工通常收入在每月8000-12000元左右。

根据天眼查，这个矿的幕后老板叫任铁柱。

李国强说，任铁柱是沁源本地的小聪峪村人，离他所在的村子不远。老板最早做焦化厂，后来兼并了这座煤矿，还涉足其他化学品生意。事故发生后，李国强也是从手机上看到消息，说涉事企业实际控制人、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煤矿的“暗面”、隐匿的非法生产线、矿井里预警已久的高瓦斯风险，很可能是老板出事的原因。

2010年，山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业有限公司成立，成为了沁源县煤炭产业的重要参与者，为区域能源供应提供基础原料。

在高速发展为当地提供GDP的同时，它的一些隐患也逐步显现。就长治市能源局官网显示，今年1月9日，市局已经按照规定完成了对山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业有限公司各生产要素信息的变更登记和建档，变更后该煤矿的生产能力为120万吨/年，井筒数量6个，瓦斯等级为高瓦——这意味着，该矿井瓦斯浓度过高，易发生爆炸。

这并不是留神峪煤矿第一次出现“高瓦斯预警”。2024年4月15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公布的全国灾害严重生产煤矿名单显示，该煤矿就曾因主要灾害为“高瓦斯”被纳入其中。

另据山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公布的2026年度煤矿分类名单显示，山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矿属于B类煤矿即安全保障程度一般。

就是这样一家安全未卜、让自己命悬一线的企业，却让老徐和张东们五味杂陈。

老徐是正式工，入职就拿到了定位器。谈到这这家矿场的老板，老徐说年底会发面、发米，他觉得以自己的学历水平能有这个待遇甚至感觉老板板挺不错的”。

思来想去，老徐决定离开这行，原因是眼见伤亡人数一再攀升：从8人升到50人，再到82人……“害怕，后怕”，“一个活生生的人就那么没了，而且还不是一个两个”，他说，“我还很年轻，惜命”。

而入职不久的张东和王强强还在彷徨。作为没有拿到过定位卡的外包工，他们承担着最大的生命风险，但他们看得很开：“都是出来打工挣钱的，只要是钱给到就行了。”

他们的困惑在于，这几个月钱也没给到，也不知道该找谁。

除了事发第二天早上4点被通知不用上6点那个早班了，关于公司的情况，他们也只能靠刷新闻，和同事间的口口相传。

那些没有走出矿井的人，永远失去了犹豫的机会；而更多的人，已经离不开矿井了。

矿工宿舍过道｜图源：李秋涵摄

小雪一家不是山西沁源本地人，在她出生的那个北方村子里，从爷爷辈开始，到父亲、伯伯这一代，几乎家家户户都靠煤矿吃饭。“村里外出务工的人，大都干这行。”小雪说。曾经，当地有一个大型煤矿集团，工资虽不高，但总算稳定。2017年，情况急转直下，工资发不下来，一拖就是一年。那年小雪正要高中毕业，大学学费成了横在一家人面前的大山。爸爸决定去外省务工。

他跑过新疆，不适应；去过贵州，被骗了，干完活拿不到钱。最后，他落脚在山西省长治县，虽然工作辛苦，但收入还不错。从此，这个北方汉子开始在异乡的矿井里，当起外包工讨生活近10年。

“这个矿工作量一直很大，”小雪说，“我爸说过，矿上不想让人休息，这是他干过的活儿里最累的一个。”小雪记得，以前在别的矿上干时，干两个月，能回家歇一两周，但在这里回来歇一周，就有人催着回去。

爸爸跟她念叨过好几次，想带家人去北京，去首都看看。“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快80了，他一直想带他们去，但为了赚钱，一直没安排上。”

“这是他们能找到最能赚钱的活了。”小雪说。一线工人，一天收入300到500元，但井下工作时长都在10小时以上，而且是干一天算一天。一个月下来，的确能拿到1万以上，但前提是放弃休息时间。

但凡在井下待过的，几乎没有不受伤的。这些年，爸爸经历过好几次事故，主要是骨折。最近一次是三年前，被评定为十级伤残。

“绝对不要再从事这个行业。”这一次后，小雪语气坚定地对爸爸说，但他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态度。

王强强也无法下定决心离开，“活了半辈子，谁有办法还愿意干这个”。他是80后，初中没念完就出来打工。干过建筑，做过电焊，最后下了井。他上有80多岁的老父亲，下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在工作了，他自己挣的钱不够花，还得他给钱，”王强强心里有些愧疚，“（自己）文凭不行，口才也不行，（对孩子）教育不到位。”

如今，在事故后的煤矿宿舍，留下的人也私下讨论着这次事故未来的死亡赔偿金。

听到这可能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众人流露出释然的表情，似乎一切并不算太糟糕。但当被问及这是否也给了他们做这行的底气？张东笑了：我还是惜命。

他说完这句话，对着王强强耸了耸肩。宿舍里突然安静下来。

应对方要求，文中张东、王强强、光夏、小雪、老徐、李国强、刘玥、郭天为化名

00后李明，是老同学眼中“别人家的孩子”。他在重点大学读着自己梦想的心理学专业，还计划念博士。每次和父母去亲戚家吃饭，亲戚们都会夸他优秀，妈妈嘴上客气地说“哪里哪里”，但他能感受到，妈妈一直为他骄傲。

然而，没人知道，他正背着16万的网贷——债主分别是度小满、美团借钱、某打车平台的滴水贷。

这样的故事在互联网上并不罕见。但我们要说的，并不是一个年轻人沉沦网贷的故事。

李明的手机里，“诱饵”无处不在。从“先用后付”到“默认白条或月付”，再到“优惠券引流”，各大App将网贷入口藏进日常场景里。背后巨头们早已瓜分好领地：据艾瑞咨询，蚂蚁、字节、京东、度小满、美团五家平台，在2024年垄断了近八成的互联网借贷市场。

这张大网里，站满了负债前行的年轻人。尼尔森曾调研，中国年轻人信贷渗透率达86.6%。其中，互联网分期产品以60.9%的使用率，远超信用卡的45.5%，成为年轻人首选。许多中国年轻人第一次接触到信用消费，就是在购物、外卖、打车、短视频这些日常App的支付页面里。

即便深谙心理学，李明也低估了这套系统的威力。它历经严密的法务审核，披着合规的外衣，贷款利率不超过年化24%的红线、协议看似透明，连广告都显得“温情脉脉”，海报上写着“伴您幸福出发”。它像空气一样弥漫在生活各处，精准捕捉每一次消费冲动，让人难以挣脱。

这一切究竟如何做到的？凤凰网接触了8名网贷产品设计者，6名来自大厂，2名来自网贷头部公司，他们细致解码了一个合法“围猎”人性、为欲望“量身定制”的互联网贷款世界。

当借钱已经“成瘾”，李明们早已分不清哪些原始欲望源于自己，哪些只是被精心喂养出来的条件反射。

“要不，就试一下？”李明的好奇心和需要钱的紧迫感，终于压倒了理智。

贷款流程比他想象中更顺滑：填姓名、上传身份证正反面、人脸识别、同意调取征信报告。只是在填收入时，他顿了顿，按生活费选了“2000-3000元”一项。

不到一分钟，屏幕闪烁，贷款额度发放，给到他的是43500元。

他紧绷的神经瞬间松弛了下来，这个巨额数字让他感到惊喜。他以前只从父母或电视剧里听说过“贷款”这个词，总觉得那是一件“大事”，要有抵押物，金额也大，一贷就是十万。现在，几乎不需要任何条件，只要点一个按钮进去，它就会告诉你：能给你这么多钱。

每当还款日逼近，焦虑总会将李明拽回到那个下午。

那是2023年5月，大四毕业季的一个午后，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躁动。聚餐、告别旅行，不到半个月，李明就花光了两千元生活费。他已经红着脸向家里要了一千块，勉强苟到月底。就在这时，同学发来邀约：去看音乐节吗？门票400块。“我没钱”，这三个字卡在他年轻又自尊的喉咙里，没说出口。

宿舍安静极了，只有他一个人，他的视线落在手机屏幕上那行字：“查看额度”。

两三个月前，他随手打开百度App，开屏“度小满”的借贷广告一闪而过。如今，他再次百无聊赖地点开百度，在App右下角“我的”一栏，看到“度小满”，一个念头醒来。“给我的额度会是多少钱？”在李明想要借钱的时候，这种好奇心变得更加强烈。

这已经是他和网贷的第三次“对阵”。

2019年，读大一的李明第一次接触花呗，成为当年支付宝号称的5亿信贷用户之一，一个月透支了1000多元。紧接着疫情封控，他被困在家，外卖和网购都停了，没了向父母要钱的借口，人生第一次“逾期”。解封返校后，他拿到生活费立刻还清钱，决绝地关掉花呗，再没用过。

2022年，他大三。一次寻常的外卖消费里，美团将“月付”设为默认支付方式，他没留意就完成了付款，弹窗随即出现，告知他开通了这项信贷产品。这是他最常遇到的网贷入口，抖音月付、京东白条莫不如此，把信贷产品设为默认支付方式，他每次都得留神别点错。

他点外卖不多，每个月只是两三百元的额度，但怕养成超前消费习惯，两三个月后便关闭了美团月付。

但李明不知道的是，为了让他这样的用户心甘情愿地交出那一记点击——按下“查看额度”这个登录按钮，2000公里外的张洋，曾在互联网大厂的格子间里，死磕半年。

张洋比李明年长10多岁。这位大厂网贷业务的产品经理，爱琢磨文学和心理学，还顺手考下了心理咨询师证。他的日常工作，就是通过调整网贷产品的页面，在毫秒之间和用户的犹豫心理做博弈。

较量，从李明进入产品页面的那一刻开始。

“登录”是流失率最高的一环，张洋说80%的用户会在这里放弃。而他们获得的这些新人，每一个都是花了约500元广告费才拉来的。为了留住他们，团队得想尽办法。

“登录”“立即登录”“试试看”“快速查额”，“能想到的词全整上去了。”张洋笑着摇头，他电脑里全是测试文档。用户打开App看到的第一屏，他半个月试了上百种样式，二三十个版本同时比拼——这些只有一两处细微差别的页面，同步推给两三千个像李明一样的小白用户：有人看到“试试看”，有人看到“查额度”……

接着，张洋坐在电脑前，像盯着股票大盘一样，盯着那条用户点击率曲线。最终，“查看额度”四个字，在所有版本中胜出。改动刚上线时，用户点击该按钮登录的比例，涨了7%。

这藏着心理学的门道。他语气里带着几分得意，解释说，用“查看额度”替代“登录”二字，悄悄干了两件事：第一，让用户清楚下一步要干什么，消除未知；第二，降低决策成本，勾起一个人对自己身价有多少的好奇心。

为了让这个“诱惑”更有吸引力，张洋们连文字背景色都测试了红、白、蓝三版，最终蓝色胜出。颜色微调带来的用户转化率提升，最多0.1%，但在百万级用户面前，那就意味着多出1000个李明。每人贷1万，按3%的利润率，轻松多赚30万。张洋笑称，“这足够老板请全团队喝奶茶了”。

而这仅仅是一环。以前登录App，又输手机号，又等验证码，这三秒钟的空白，足以让一个犹豫的人退出。现在，部分网贷平台直接和三大通信运营商合作，实现一键免密登录，让用户跳过了那段纠结的时间。

这一套思路的核心很简单，优化信息展示，简化流程，让人更顺手地完成动作。如此“妙招”很快成了行业默契，类似的按钮在各大平台流行。

于是，当李明在那个闷热的下午，随手点下那个蓝色按钮时，他觉得自己只是在“看个数字”，至于数字背后还跟着什么，他还来不及想。

“叮——”，手机一震，1000元入账银行卡，前后不到五分钟。银行通知短信弹出的那一刻，李明心头掠过一丝意外的惊喜：太快了。

他完全不懂什么是年化利率，即便这数字超过了20%。他只会算最简单的账：43500块的额度，他只取了1000，分12期还，每个月还一百来块。在他每月2000块的生活费面前，这不过是少吃几顿外卖。

但换来的是即时的、巨大的快感。他立即有钱买音乐节门票了，音浪让他酣畅淋漓，散场后吃夜宵，买单时也不需要迟疑。

但该来的总会来的。从2023年5月的那个下午开始，他的手机变得躁动不安。网贷短信和电话几乎每天涌入，度小满的弹窗也隔一两周跳出来提醒他：还有42500元的额度未使用。

彼时，他正窝在家附近的图书馆里备考研究生，手机每声震动都格外刺耳。眼见身边同学的工作陆续有了着落，考研的日子愈发难熬。一个月后，李明在度小满上借了第二笔钱，还是1000元。

至于买了什么，他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心里生出一种莫名的底气，既然有“梦想备用金”，为什么不花呢？

实际上，为了让李明多回平台转转，张洋们没少花心思。

在屏幕连接的另一端，网贷产品设计后台，李明们被算法拆成了各种标签，平台据此推送不同的内容。张洋举例，中年人刷到的是“孩子报课”“新房装修”这类刚需广告，像李明这样的年轻人，看到的则是“该给你女朋友换台iPhone了”“申请一笔梦想备用金”之类的句子，字字扎在“兜里没钱却想撑面子”的用钱软肋上。

光戳痛处还不够，张洋们还会递上一把“优惠券”，尝试撬动那些开始对贷款感兴趣的人的心理防线。

“只要能从这个人身上赚回来，多少金额（的优惠券）都可以发。”多位在京东白条、抖音月付、度小满等大厂工作过的人告诉凤凰网，要打动用户，就得发券——5块没打动，就换成10块、15块的，一张张往上加，反复试探，直到用户心动为止，最高能发到上百元。

优惠券的花样也很多：前30天免息券、利率券、息费打折券，“来回试探，总有一个能中标的”，说这些话时，他们的语气平淡得像在聊天气。

优惠券的魔力似乎比想象中更隐蔽。

李明说，第一次看到优惠券，不会马上想用，但会在脑子里扎下根。等到哪天想花钱了，这种印象就变成了借钱的念头。尤其是后期当借贷成了生活习惯，“免息三个月”这几个字就像白捡的便宜，让他产生幻觉：借钱就是在省钱。

李明的这种心理波动，张洋并不意外，他说为了在这个阶段吸引用户，“人性七宗罪，都在用”。

发优惠券，为的是勾起“贪婪”，让人觉得不领就是吃亏。为了挑起“虚荣”，广告语告诉你“该给女朋友换台iPhone了”，是在把借贷包装成“男友力”。

还有“限时贴息”、“8000元临时额度，30天后失效”，这是在利用“损失厌恶”心理，钱本不属于你，可眼看要到手的东西又没了，人就会急着想抓住。再加上“1000人已借”、“仅剩三单”的提示，激发从众心理，打消“借网贷不好”的顾虑。

以上这些都还算是温和的方式。

张洋介绍，平台认为最理想的，是让用户在这里借钱，又在这里把钱花了。即便平台在明面上提示用户，消费贷是不能用于投资理财的。他说，曾有小网贷公司用过一套野路子：一边用3%的低息吸引你借钱，一边鼓动你买一旁年化收益10%的高风险基金，利息和收益相抵，看起来能轻松赚七八个点。好多人不懂，真就买了。结果基金跌了，借的钱也还不上，两头被坑。

他还说，互联网大厂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它们只在借钱页面塞理财广告、发消费优惠券。比如度小满在可借额度下，一度推荐着“精选理财”产品；美团借钱在可用额度下，则是推荐酒店提前订优惠券，“更隐蔽的做法是，等用户借完钱，再通过电话、短信的方式推荐理财产品”。

◎ 美团和度小满的借贷页面上，一度分别有酒店提前订优惠券、理财产品推荐

李明不懂理财，只想痛快消费。有一次，他打开淘宝，一口气买了三张CD和三张黑胶唱片，花了2000块。喜欢的乐队来到他的城市演出，他毫不犹豫买了票。这些精致的生活全晒在朋友圈里，喂养着虚荣心。借贷的频率越来越高，从两个月一次变成半个月一次，再到两三天一次。

偶尔，他会心虚：是不是花得太凶了？手机上的每条广告都像是在暗示，那是触手可及的自由，他停不下来。

4个月后，李明累计借下了2万元的网贷，分12期还。在度小满上，月还款从起初的100元涨到2000多元。对于一个闭门备考、毫无经济来源的人来说，这笔钱成了每个月的“催命符”，每当临近还款日，他就焦虑得睡不着觉，满脑子都是“还不上怎么办？”找朋友借？太难开口，欠人情不说，关键是他不愿跟任何人提起自己借了网贷。

“出路”早已主动找上了门。他的手机早已成为各路贷款App的广告聚集地，“借另一个平台的来还？”这个念头冒出来时，他觉得自己还挺聪明的。其中“安逸花”的轰炸最为密集。他翻了一圈小红书，看到号称“平台大、放款快”，顺手下载了。第一笔借出2000元，转手填进了度小满的负债里。接着是美团借钱、百姓银行等四个平台，拆东墙补西墙。

到这里，消费贷的用途已经超出了消费，即便平台在一些广告和条款中提到“不可用于还款”，李明还是彻底陷进了“以贷养贷”的循环。

一位金融行业人士曾描述过这种普遍现象：很多存量网贷并非用于扩大消费，而是在为借款人的现金流“续命”，维持债务链条不断裂，特别是灵活就业者、失业人群以及小生意经营失败者。

艾瑞咨询的一篇报告也显示，基于对5285人的调研，借新还旧和大额消费用户是网贷产品的深度用户。

李明也成了这样的深度用户。他用精神分析里的“三重人格结构”来解释自己的行为模式：现实中，他被超我（道德约束）约束着，进入网贷世界，他感受到一种主宰自己的自由。可很快，欲望反客为主，本我（原始欲望）控制住了他。

2024年6月，借网贷一年后，那是李明人生中最黑暗的夏天。

考研落榜，负债滚雪球到9万，他翻遍短信里所有的网贷广告链接，等来的全是拒绝。他晚上睡不着觉，翻到临近还款的短信提醒，想到了轻生。

他想给爸妈和最好的朋友写遗书，坦白自己欠了网贷，“其实我并不是你们心中那个很棒的人”。

眼看第二天就要逾期，辗转再三，李明还是告诉了父母。没有预想中的暴风骤雨，他们只是让他一五一十地讲清楚欠债情况。接着，他白天做兼职赚钱，晚上二战考研，全家人每月一起还债6000元。2025年3月，李明考研上岸，还清了最后一笔欠款，卸载了所有网贷App。

他曾以为，到这里，前方就是锦绣前程了。

然而，6个月后，他的负债总额滚成了16万。

对于一个靠“借来的钱”轻易获得过快感的人来说，欲望没那么容易消失。他生活的网络世界没有发生变化——网贷广告包围着他。

学习累了，刷刷小红书，一眼瞥到贷款广告的帖子。做完兼职的下班路上，玩会儿微信小程序游戏，角色复活需要看广告，也是网贷广告。他甚至有一种感觉，会不会是因为按时还完了钱，反倒被系统识别成了优质用户，网贷广告来得更凶了。

2025年4月，朋友提议去旅游，他想起一个月前打车，平台跳出一个弹窗：“您有最高20万额度待提取”，当时没怎么在意。现在，一个念头复苏：就这一次，应个急吧。于是，他在滴滴上借了5000块钱，分12期，每月还500多块，正好是他当时工资的十分之一。

对于李明们来说，再次破戒并非孤例。

另一名25岁的年轻人有着相似的轨迹。家人刚帮他还完8万债务，第二年他又重新开始了网贷，欠下10万。他对凤凰网说，自己都感到困惑，“到底是怪我们控制不住，还是网贷太容易了？”

一位欠了100万网贷的人向凤凰网回忆，2024年一个多月里，他每天截图微信朋友圈推送的借贷广告，微粒贷、360借条、携程金融……平均每天三条，拼成一张上百张截图的长图。盯着那张图，他只觉“恨得慌”。他认为如果不是那么轻松就能借到钱，自己不会走到这一步。

◎ 网贷负债100万，1个多月时间记录下的朋友圈的贷款广告截图

网贷广告就像互联网“牛皮癣”一样，包围所有触网的普通人，而这，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首先是算法层面的“硬攻”。

冯勇强在网贷公司做广告投放，公司多数的广告费都砸进了腾讯和字节的信息流里。他把李明这类“用过网贷又不用了”的人，叫做“离线人群包”。将他们的行为特点拆解成数据标签，传给腾讯、字节一方，它们会据此“建模”——平台筛选人群的技术，用于在人海里精准地捞取相似特征的网贷潜在用户。

这个阶段，冯勇强们最核心的资源是潜在用户的手机“设备号”。之所以不是用户的手机号，是因为容易触碰保护隐私的政策红线。只要下载了任何App，前端就有机会采集到对方的手机设备号，网贷公司可以找第三方，通过手机设备号获取每一个用户在App上的行为数据，摸清楚消费和还款能力。

锁定目标后，接着是信息“轰炸”。为了让广告“饱和式渗透”，冯勇强的策略是，投放集中在早、午、晚三个高峰时段，对同一个用户，广告默认曝光达10多次。与此同时，广告语素材，“一周能迭代几十到上百个”。

其次，是社交媒体上各类帖子的“软磨硬泡”。

王清越曾是一家借贷平台的营销负责人，他通过北京一所211高校的社团，招募大学生当写手，在小红书上发图文笔记，每条15到20块钱，要求只有一条，“不要硬广，要讲故事”。

这些笔记精准锚定年轻人的物欲。比如，“买手机钱不够，先写个欠条拿走”，内容专门瞄准缺钱人的痛点。除了用学生号铺量，公司还有合作的律师，利用律师号里的专业形象，为产品赋予法律层面的可信度。王清越做过一份用户问卷，这种自媒体导流的方式，贡献了公司30%的新增借款人。

但王清越更羡慕大厂，无需绞尽脑汁找人发帖宣传，网贷产品就能嵌入大部分消费场景中引流，而且用户天然信任：在微信充话费，微粒贷优惠券就躺在那；美团点外卖、抖音刷直播、京东购物，系统都默认勾选“白条”或“月付”。

“用户的默认支付就选京东白条，我来了后印象中就几乎没有变过”，一位曾在京东白条工作过的人士说，即便这影响用户体验，内部也没人提过要调整。

曾在先消费后付款业务线（平台月付功能）工作过的吴超东则提到，“20%的交易用户平台会默认勾选月付，下次支付方式也会默认勾选月付”。

这是因为，“一不小心”用了白条和月付的用户，正是网贷产品最馋的群体，“他们的逾期率，只有主动来借钱的用户的十分之一”，吴超东说。

他介绍，这里面藏着的门道，是平台将用户“左手倒右手”，把普通用户转为网贷用户的惯用手法。“你在抖音正刷着短视频，随手买个小东西，默认抖音月付，用了一次，总得回来还一次钱吧”。一旦进入还款页面，抖音的现金贷产品“放心借”的广告便扑面而来——金色背景，字体鲜明：“恭喜获得权益，30天借款免息”。

直到近期监管出手，花呗、白条的默认勾选和前置推荐，才将在2026年10月面临调整。

李明就是在这样的网络环境里，打个车的功夫，重新用回了网贷产品。他说，轰炸他的网贷广告很多，选择在那家打车平台借钱的原因很简单，“平台大”。

“猛兽”已经放出来了。过去在度小满，李明只是一千一千地借；而此刻在打车平台上，他一万一万地借。他说自己感到害怕，可手指还是控制不住点了下去。

钱去了哪里？吃喝、旅游、买CD，还有还贷。他数了数，六七十张CD，加起来三万多块。难以解释的是，除了和晒旅游一样可以满足虚荣心，这些东西都不是他真正需要的。

但吸引他的筹码还在增加。

在打车平台上借了一个多月后，一天他在宿舍休息，突然弹出一条短信，打车平台给他的额度从8万临时提升到14万，29天后失效。他点进去一看，还真涨了，而且确实能借出来。这种“意外之喜”，还增加了几分“被平台信任的感觉”。一个多月后，临时提升额度的戏码又重演一次。这时的李明“三四天就想去借一下”。

这在大厂网贷风控经理冯月凯眼里，再正常不过。用户一旦点下征信授权，在后台系统眼中便近乎赤裸。他做风控，只要稍微“放点水”，就能把来申请贷款的人资质审核通过率从30%提升到35%，对公司来说“就是实打实的放款规模增长和利润”，这比张洋那套靠打磨用户登录页面来拉新的做法效率高多了。

在冯月凯眼中，用户的征信报告，是网贷平台有针对性调整借贷策略的“参考图”。同样是10万的额度，“你在我这儿只借3万，那家却借了10万，说明那边的利率更香。”冯月凯说，针对这种客户，平台会主动提额度、降利息，把他们吸引过来。

这也是为什么，李明经历了打车平台的两次提升额度。这个阶段，过往借过钱的度小满、美团借钱也都在向他抛来橄榄枝。

只是，提额两个月后，李明又很快变成了“弃子”。2025年9月，李明重返校园读研，断了收入，之前打车平台上的钱借不出来了。已经有过一次网贷经历，他马上意识到其他平台也借不了钱了。

冯月凯说，算法能清晰捕捉他在各大平台的借贷轨迹：半年内反复在多家平台借钱，哪怕还没逾期，这本身就是危险信号。李明已经被系统视为“不再值得放款的人”。

然而，如何测算彻底收回用户贷款额度的时间点，对此类风控的核心问题，冯月凯并没有回答。

吴超东以抖音、京东为例，向凤凰网解释了互联网大厂判断贷款人资质的“漏斗游戏”。

平台会优先将用使用月付功能的用户引向自家的消费信贷产品，从这个端口来的用户，贷款资质的审核通过率能高到70%，比直接主动来借钱的人高出20%。而未通过借贷资质审核的“低质用户”，按地域、资质分类，导流给第三方贷款机构——平台可以收取卖流量的费用，也可以抽取分红。更关键的是，一旦发现这些用户在第三方平台“表现良好”，按时还款，还会把他们重新“捞”回自己的网贷产品。

当一个人被压缩成“标签”后，算法如何拆解、转化乃至弃置他？凤凰网询问多位曾在京东白条、抖音月付、度小满工作过的业内人士，他们都摇头表示“说不清”。按年龄、职业、城市贴标签已经是老黄历了。如今，一切交给算法。

“我们现在用模型。”接近金融线的某大厂前中高层文青松说，真要一条条去琢磨用户行为的因果关系，效率太低，等分析完，用户的习惯早变了，而模型像个黑匣子，塞了几千个变量，至于它到底怎么算的，“很难知道”。

经过“漏斗游戏”，最初使用小额消费贷的普通人，可能在几年时间内背负巨额贷款。李明是其中之一，另一名最终欠下60万债务的90后程序员告诉凤凰网，他最初只是在2022年时用京东白条买了台2万元的电脑，分12期，每月还近2000。他月入到手2.5万，本没什么压力，可钱全攥在媳妇手里，自己只能靠玩《梦幻西游》卖点装备凑钱还款。

起初他勉强撑得住，但到了第7期，还不上了。这时，他收到推广短信，推荐他下载京东金融App，还有客服用企业微信加他，推荐使用京东金条（类似支付宝的借呗），他意识到可以用京东金条借钱来还京东白条。于是借了还，还了借，循环往复。直到有一天，点进京东金融熟悉的链接里，他被告知资质不符合，页面自动跳转到一个第三方贷款平台，那里加上担保费等利率逼近36%。

2026年1月1日，他向媳妇坦白了一切。在他深陷债务漩涡时，京东金条的客服还用企业微信向他发送着信息：“借款也可以抽奖哦\~”

◎ 抖音月付下“放心借”；京东金条客服用企业微信发送借款信息

“怎么会有人把人生搞砸两次？”当债务再次压身，李明对自己彻底失望。

这次是16万，他不想再让父母知道。他找兼职，做水军发广告贴，一个月能赚3000，但自己每月贷款要还六七千，可他找不到更赚钱的路了。

此时他只好怪自己虚荣心太重。回想起自己大学毕业那会儿，赶上了疫情解封，工作难找，但与此同时在网上，到处是光鲜生活的“炫耀帖”，他也想过那样的生活。包围他的网贷告诉他：借吧，这是最容易的路。

隔着一层屏幕，网贷设计者们并不会逐一实际接触像李明这样的人。一个普通人的逾期率、获客成本、复借率、生命周期价值，都被量化成数字。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设计者们对一个人的债务承受能力有很清晰的认知：文青松说，一个人在平台反复使用四年，财务肯定出了问题；王清越说，一个人网贷的金额超过他年收入的二十五倍，很难翻身了。

他们在一个运转良好的系统里，完成自己被分配的任务。

为大厂工作，他们构建自己的体面生活。在明亮的地方工作，所有人都很年轻，衣着得体，步履匆匆。

为大厂工作，设计者们也感到疲惫。张洋最烦网贷产品更新上线，总得熬夜，心脏一度隐隐作痛。压力也大，把更多用户转化为网贷客户的KPI，一年就要翻一倍。他说自己腻了，也熬不动了。至于做这个职业的道德压力，是没有的，“我又不是做的色情网站”。

这些付出，最终化作了光鲜的大公司的财务数字。蚂蚁消费金融在2025年净利润31亿元，日赚约852万元。2024年，度小满一年净赚8.59亿元，一天净赚235万元，它的消费贷不良率仅为1.09%，远低于同期行业1.97%的平均水平。

“有钱不赚王八蛋。”王清越脱口而出，简而言之，这是最容易赚的生意，为什么不赚。互联网大厂天生具备做借贷产品的基因，是共识。

文青松说，但凡一家公司做大了，就要做自己的支付通道，能省下要交给微信、支付宝的通道费，构建用户从兴趣-购买-到交易的闭环，防止用户在交易环节流失。而一旦做了支付，信贷业务就顺理成章衍生——用户在这些App场景里花钱，会产生“钱不够了怎么办”的需求，让用户有更多选择，还能提升平台的交易额。

这套赚钱的逻辑在无限膨胀。黑猫投诉平台上，涉及蚂蚁金服、度小满、京东白条、美团借钱的投诉词条分别为3.2万、4.5万、8.3万和32.8万，其中大量投诉涉及催收与高利息问题。

随之而来的还有一波接着一波的最强监管，行业里原本在24%-36%利率之间的借贷空间被要求收缩，同时，互联网大厂让用户在支付时默认勾选“月付”的乱象，也被划上红线。

◎ 黑猫投诉上，蚂蚁金服、度小满、京东白条、美团借钱的投诉

只是，包围李明的那套互联网算法系统，还在照常运转。这里，一切都是合规的，他还是掉入了深渊。

王清越看到的网贷世界是分层的。第一层是银行的用户，第二层是互联网巨头的用户，第三层是小贷公司的用户，而第四层，则是陷入深渊的高利贷用户。用户像残渣一样，在一层层的滤网中向下渗透。越往底层，“质量”越差。他曾服务的公司，做的就是第四层人的生意。

有一次工作需要，他调阅了一批用户上传的借条附件。让他意外的是，里面竟然有女孩的裸贷。坐在办公室里，他下意识地关掉了那个窗口，但画面已经烙进了脑海里：廉价出租屋的浴室背景，二十出头的女孩，长发披肩，举着身份证，眼神空洞，她借的金额，只有一千块。

“是什么让她需要这样？”这个念头一度在王清越脑子里挥之不去，他困惑着，一个本该有未来的年轻人，竟这么早就从第一层漏到了第四层。

这样的下坠故事，在人们不知道的角落里不断重复。

有时，冯勇强会对数字背后的人好奇，他看到有人为了几百块钱，宁愿承受高利率，“他们为什么还要借”。

在朋友眼中，李明还是那个博学、淡定、爱收藏唱片的“优质青年”。可只有他清楚，在精密的算法下，他透支了最后的额度，已经从“优质客户”沦为“数据尘埃”。

很长一段日子里，他把自己关进房间，随手播个视频当背景音，便开始在小红书上机械地滑动手指。屏幕上挤满了各种“歪门邪道”的解决方案，他一边告诉自己“这肯定是诈骗”，一边又忍不住点进去，万一有用呢？

他研究过成瘾机制，人一旦沉浸进去，满足感强烈时，会盖过理性，就像坐在赌场里的人，他们开始去赌场只是想玩玩。

轻生的念头曾经再次浮现在李明的脑海里。他害怕的不止是这16万还不完。他更恐惧的是，如果活着，未来还会不会再犯一样的错误。

一切都是从“查看额度”开始的。但到底是从哪一天起，他的生活再也回不去了，没有人能回答他。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明、张洋、冯月凯、冯勇强、王清越、文青松、吴超东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