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1月30日，瑞士在公投中以78%对22%的压倒性多数否决了旨在对超级富豪征收50%遗产税的提案。

这项由瑞士极左翼青年社会主义者党发起的提案，原计划对超过5000万瑞士法郎（约合4.4亿元人民币）的遗产与赠与资产引入50%的联邦税，并将所得收入专项用于气候相关支出（包括建筑节能改造、新能源开发等）。公投前，瑞士联邦政府、商业团体和高净值人士就已普遍提出反对态度，警告其可能损害瑞士作为国际财富中心的吸引力。

有人或许会觉得奇怪：有钱人反对这事儿很正常，可提案若落实，仅仅涉及大约2500名瑞士富人，只占该国人口的0.03%，而这次公投的投票率为43%。公投结果如此悬殊，说明绝大多数普通人也不看好这事儿。

在那些崇尚“劫富济贫”的人眼中，对富人课以重税理所应当且正义，虽然提案称这部分税收会专项用于气候相关支出，但富人能把它扛起来，普通人未来就不会有类似征收，政府财政支出也能省下来一部分并用之于民，怎么瑞士人就不乐意呢？

越是缺乏商业传统的地方就越仇富，这是因为一旦缺乏商业传统，富人的发家之路与权力牵扯不清的可能性就大增，普通人因为这些灰色地带的遮蔽，对真正商业体系、契约精神的认知程度也很低，两方面互相作用，就会产生对富人的敌视。但在瑞士，这种现象并不存在。

瑞士人反对向富人征收50%的高额遗产税，当然有利益因素的考量。目前全球经济体对富豪群体的税收政策存在分化，比如阿联酋的迪拜和阿布扎比，还有新加坡等都以税收优惠和宽松监管吸引富人。其中新加坡通过修订《所得税法》下的税收豁免计划，为单一家族办公室（SFO）提供管理财富和投资收益的税收激励，迪拜也通过税收优惠实现人口的迅速增长。南欧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则倾向于加大富人的税负。博弈无处不在，今年法国社会党就曾提出对净资产超过1亿欧元的个人征收2%的最低税率，但法国议会于10月否决此方案，其后还推翻了对超过1000万欧元财富征收3%税收的另一份提案。

采用宽松政策吸引富人，当然是看中了富人的钱袋子。在这方面，瑞士一向是“行家”。就算对金融毫不熟悉的人，也在影视剧里见识过“瑞士银行”的出镜频率，美剧里的富豪、港剧里的大鳄，在瑞士银行有账户简直就是标配。可以说，瑞士是无数离岸资产的合法温床，堪称“避险天堂”。

数据显示，瑞士每百万居民拥有超过九位亿万富翁，这一密度是西欧国家平均水平的五倍，瑞士最富有的300位居民总财富高达8500亿瑞士法郎。能够成为富人聚集地，正是因为政策。外国富人在瑞士可享受特殊税收条款，允许在未完全披露所有资产的情况下完成纳税。2023年，瑞士税收占国内GDP的比例，在经合组织（OECD）38个成员国中仅排第31位。

如果向富人征收50%高额遗产税的提案真的在公投中通过，会带来一连串负面效果：很多准备来瑞士的富人可能会转向宽松的阿联酋与新加坡，目前身在瑞士的富人可能会选择移居他国，毕竟有钱人的流动更容易，有无数办法优化税务问题。

这就很可能出现一个结果：这头在富人身上多收了点税，那头一群富人直接选择走人，原先的大笔财产税直接归零，失去的很可能与新增的抵消，甚至造成瑞士整体税收下降。瑞士联邦委员会测算显示，若按此提案征税，理论上可获25-50亿瑞士法郎收入。但以目前制度，在瑞士大多数州，财产税税率采用累进式，资产越多，税率就越高，瑞士最富的10%群体已贡献总财产税的86%之多。如果顶级富豪出现离境潮，瑞士的财产税损失显而易见。

所以，公投结果一出来，有瑞士金融业人士就盛赞“瑞士人的常识占了上风”，瑞士的商业中心地位和声誉也得以保全。

利益考量并非全部，瑞士人的理性也并非仅此一次。

说起公投，很多人会第一时间联想到“民粹”，认为不靠谱。但作为世界上最爱公投的国家，瑞士和“民粹”二字并不沾边，反而诠释着何为理性。

瑞士有直接民主的传统，“联邦民众倡议”制度保障任何瑞士公民都拥有发起意图修改法律的全民公投权利，前提是要在18个月内攒够至少10万个有效签名。瑞士人口数量为800多万，10万签名的门槛不算高，因此每年都起码有几次全民公投。只要多数人投出赞成票，并且多数州为赞成方，达到了双重多数标准，就可成功修订法律。

公投门槛这么低，肯定有人会担心滥用，觉得瑞士会天下大乱，但这显然低估了瑞士人的普遍理性。

公投的定义是指公民就被提议之事案，表明赞成与否时所举行之投票，是一种直接民主制。与广泛使用的代议制相比，公投处于补充地位，但一旦动用，所谋多为大事要事。

瑞士人是公投先行者，早在19世纪中期就已开始尝试全民公投，从1848年至今已经进行过六百多次公投，超过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公投次数的总和。

许多人对公投的反感，是因为他们认为公投会形成“多数人的暴政”，形同闹剧。历史上也确实出现过值得深深警惕的全民公投，比如希特勒就喜欢这一套。1936年，希特勒将国会改选与“恢复民族荣耀及国家主权”的公投一并举行，投票率高达99%，纳粹党获得了98.8%的支持率。1938年，希特勒又以全民公投方式并吞奥地利，支持率达到99.08%，有人正是就此得出“公投制造民粹”的结论。

也许正因为希特勒的阴影，在自由主义底蕴深厚的英国，二战后曾有不少反对公投之声。如1945年，首相丘吉尔提出针对是否继续战时联合政府举行全民公决，工党领袖克艾德礼明确反对，认为全民公决违反英国民主传统，是专制可利用的工具，后来的撒切尔夫人同样如此认为。

但这种判断偷换了概念，即将“全民公投”等同于“独裁者控制下的全民公投”。但实际上，宪政制度下的公投，即使有政党政治左右，即使也有舆论引导，但充其量是一种潜移默化式的诱导，不具有强制性。

而且，不应低估宪政制度下的民众智商，也不能滥用“民粹”一词。

2016年，瑞士曾有一次公投引发热议，主题是“无条件基本收入”，即针对瑞士政府是否每月给瑞士成年人发放2500瑞士法郎（当时约合1.7万元人民币）、给儿童发放625瑞士法郎（约合4000多元人民币）这一问题进行公投，最终76.9%的选民对该项提案说不，26个州也全部表示反对。

这个结果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政府每个月给你白发钱，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可是大多数瑞士人都表示拒绝，这是不是疯了？

这甚至不是瑞士人第一次拒绝“馅饼”。2012年，瑞士人以67%的反对率拒绝将原本4周的带薪假期提高至6周，2014年，瑞士人以76%的反对率否决了每小时22瑞士法郎的最低工资标准。反对者们认为，无论最低工资标准、延长带薪假期还是直接发钱，都会腐蚀年轻人，使之丧失学习与工作的动力，不利于社会的长久发展。

按照某些人对“民粹”的理解，上述几个公投理应获得超高支持率才是。可瑞士人的选择一点也不“民粹”，觉悟之高实在让人感慨。这显然与国民素质和公投传统有关，频繁公投多少磨练了瑞士人的责任感和眼界，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瑞士并非历史上最早进行公投的地方，历史公认的首次公投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阿维尼翁公投，在当时的15.3万名投票者中，超过10万人支持阿维尼翁脱离教皇控制，同时并入法国。后来，美国总统威尔逊正是基于阿维尼翁公投所创造的“独立公投”概念，在一战后提出“民族自决”。

同样在瑞士产生公投之前的还有1845年的德克萨斯公投，公投结果为德克萨斯脱离墨西哥，加入美国。1846年，非洲大陆上的利比里亚发起独立公投，52%的投票者选择独立。

如今以高福利著称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也是热衷公投的地区。1905年，瑞典-挪威举行解体公投，以99.95%的惊人支持率实现解体，诞生了瑞典和挪威这两个独立国家。作为独立国家的瑞典，1922年以来曾发起六次公投，议题涵盖禁酒、改变驾驶方向、以政府税收资助退休金、核能发电、加入欧盟和采用欧元等。不过瑞典的公投为咨询性质，不具约束力，议会也未必按完全按照投票结果制订政策。1944年，冰岛举行独立公投，支持率同样达到了惊人的99.5%。

二战后，亚非拉大陆的独立公投屡见不鲜，如1958年的几内亚公投、1962年的阿尔及利亚公投、1964年的津巴布韦公投、1970年的巴林公投等，支持率都极高。但最有意思的公投来自于欧洲，而且与英国有关。1964年，“地中海心脏”马耳他举行独立公投，但独立支持率仅为54.5%，可算是险胜，这是因为马耳他的前宗主国是英国，民众担心离开英国后自己会变穷。

进入90年代后，因为东欧剧变、巴尔干硝烟，独立公投此起彼伏。如前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便相继举行独立公投并成为独立国家，仅1991年便诞生了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爱沙尼亚、格鲁吉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乌克兰、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新生国家。同年的斯洛文尼亚独立公投也开启了前南斯拉夫解体的序幕。

此后，分离主义的独立公投越来越多。1980年和1995年，魁北克两次举行公投，决定是否脱离加拿大独立，均未成功。1991年和2014年，克里米亚地区两次举行全民公投，决定地区归属。2008年，巴斯克地区独立公投。该公投被西班牙政府阻止并取消。

如果从历史上公投的频密度和具体效果来看，将之视为“相对多数人的暴政”实在站不住脚。有人将公投的坏处归结为“谁也不能确定自己能赢”，可这个理由只需一句话就能推翻——“谁也不能确定自己一定有道理”。

之前英国的脱欧公投就是个例子，当时结果公布后，我听到不少这样的说法：“连英国这种民主积淀如此深厚、国民素质相对较高的国家，搞起公投来都得到了一个人们不想看到的结果，可见公投绝不等于民主，甚至成为多数人的暴政。如果在民粹主义盛行的国家，公投后果更会不堪设想”，并认为“民主绝不是简单的一人一票，公投这种‘极端民主’行不通”。

这些说法都假设了一个前提，即“留欧好，脱欧不好”，所以公投的结果肯定有问题，进而推导出公投不是真正的民主，也不适合地球。这种预设立场的思维方式显然缺乏逻辑，而且“民粹主义”这一概念的使用也似是而非。

在英国脱欧公投前夕，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当一个国家的人民可以通过投票表达自己的意愿时，被嘲笑的肯定不应该是他们。”所谓公投，就是以全体民众的判断力来决定国家大事，结果或可商榷，但过程确实不该被嘲笑。

在英国脱欧一事中，“素质论”是反对意见中最为常见的一种，他们认为普通民众没有能力权衡利弊，无法胜任公投，尤其是像退欧这种关乎政治、经济、事关国家命运的议题，根本不应该让缺乏专业知识的民众来决定。但从公投历史来看，这显然是多余的担心。

关于这一点，英国前财长克拉克算是个反面教材。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公投从未解决过任何问题，除非是在一个强大的独裁者例如墨索里尼或拿破仑的支持下。”这个说法不但抹杀了历史上各种公投的意义，还将公投与民主对立，其潜台词就是“如果公投的结果没有预先决定，那么公投便是有毒的”，其荒谬性显而易见。

虽然法国大革命时的阿维尼翁公投是公认的史上首次公投，但公投雏形早在古希腊时期便已出现。被视为民主典范的雅典民主制度，其实就是直接民主形式。它由公民大会、500人议事会和陪审法庭等机构组成。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一年召开40次，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都有权参加，可自由发言，展开辩论，然后进行表决。在小国寡民的雅典城邦时代，这种制度的好处显而易见。

但也有人认为，恰恰是直接民主形式导致了雅典帝国的覆灭。当雅典城邦成为雅典帝国后，国家实际事务繁多，直接民主形式无法适应这种发展，反而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比如失败的西西里远征就是野心家煽动民众，利用公民大会所促成，这场失败也成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转折点，导致帝国崩溃。也正因此，美国“宪法之父”、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曾声称“即使每个雅典公民都是苏格拉底，雅典公民大会仍将是一群暴民。”这句话也常被喜欢把“民粹”二字挂在嘴边的人士所使用。

可是，一个帝国的覆灭往往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如果从政治角度分析，以公民大会为代表的直接民主形式当然有其局限，但更致命的问题是雅典帝国并没有及时发展国家管理的专业机构。换言之，公民大会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与现代政治的差距恰恰在此。

现代文明社会的直接民主，与古希腊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有着足够丰富的支撑与配套。这种支撑来自宪政和施行已久的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至于配套，现代国家的各种事务机构已臻完善，具有相对稳定的执行力。在这种情况下，以公投弥补代议制的缺陷，已有足够土壤。比如最热衷公投的瑞士，在国家制度上就相当完善，它有两院制的联邦议会，国民院（下院）代表人民，联邦院（上院）代表瑞士26个州。公投这一直接民主手段，始终与代议制民主相结合。从历史来看，早在1848年首次公投之前，瑞士就已有悠久的“露天议会”历史。也正是因为这种传统，使得人们十分担忧的“多数人暴政”没有出现，反而能始终以妥协和共识为底线。

关于公投，有一种思维差别值得注意：一些人认为，当面对大事时，领导者乃至政府、国会就应该挺身而出，如果他们将决定权交给民众，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但在另一部分人看来，领导者乃至政府、国会在无法代表民众的情况下擅自决定，才是真正的不负责任，也会使得决策缺乏正当性，此时最需要的便是还权于民。

也有人认为，频繁公投是民众对于精英政治的失望，代议制也将走进死胡同。但如果明白公投是代议制的有效补充，就不会同意这种将公投与代议制直接对立的思维。

特别要指出的是，瑞士是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多仍然坚守自由主义的国家之一。公投作为瑞士人的常用手段，其实是对国家控制的一种消解。在这背后，是对市场经济的坚守和对自由的捍卫。

（本文部分首发于《周末画报》）

好家伙！郭德纲被约谈，以后还是看新闻联播得了！

您没有听错，郭德纲被约谈了，约谈他的是北京西城文旅，约谈他的目的是相声《艺高人胆小》，说他的相声存在低俗内容和不当影射国有院团行为，要求立即整改。

好家伙，现在又开始整改相声了，那以后的相声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严肃相声？政治正确相声？宏大叙事相声？溜须拍马相声？看来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即将断送了。

还记得几年前贾旭明、张康的相声，讽刺、幽默到极点，结果被封杀了。其实懂得都懂，只是看破不说破而已。相声界，郭德纲和于谦已经是相声界的顶中顶，几乎没有比他们说得好了。现在大多数人都苦逼咧咧的，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听听搞笑、幽默的相声段子，心情起码能好一点。这样一搞，恐怕相声从此销声匿迹。

真话不让说，讽刺也不行，骂人被封杀，低俗又会触及底线，以后把相声改成“故事会”得了。当然，“故事会”也会封杀，比如老梁……咱们就说说，以后还能看点啥？难道只能看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我在想，如果周立波继续搞《壹周立波秀》，恐怕涉及寻衅滋事罪。

还有就是，到底是谁举报了郭德纲？观众？德云社内部人士？举报的这个人，真踏马的是个坏种。我看以后，郭大爷和于大爷只能退居幕后让徒子徒孙们上阵。一个相声，怎么影射国有剧团呢？国有剧团还有新东西吗？早就创作力枯竭，“太监”掉了。现在国有剧团还有赚钱的？大多数都半死不活，即使个别“改革”了也换汤不换药。举报者大概率得了“红眼病”，自己赚不到也不能让其他人好过。

北京西城文旅也是够那个啥的，因为这么个屁事就玩约谈这类东西，强刷存在感，要不然大家还不知道有个西城文旅。郭德纲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建议他写个新相声《八辈子血霉》或者《我被约谈了》，自我讽刺一下。西城文旅，骂自己总可以吧？就怕骂完自己也会触及政治红线，最后相声演员彻底沦为哑剧表演系家，或者学学川端康成一言不发，咧着嘴笑，让台下观众猜。

——码头水鬼——

当精准行政的方案走不通的时候，要解决突出的现实问题就只能一刀切。

虽然可能不太礼貌，也不太安全，但我还是忍不住想问一句：

为什么精准行政走不通呢？

这阵子，因为“吸毒记录将被封存”的话题，舆论颇为不满，而立法机关和官方媒体则在极力论证“封存一般违法记录”的合理性，并反复申明“封存不是删除”。

某央媒在新闻报道中列举了几个“因违法记录给生活工作造成极大不便”的真实案例，希望让大家理解封存违法记录的必要性。正好我也借着其中三个案例来探讨一下，有没有可能通过精准行政的方式来解决上述问题。

案例一：

打架违法导致查身份证时异常警报

26岁的王某，4年前因与男朋友感情纠纷打架，被治安拘留3天，留下了违法记录。

由此带来的影响是，从那时起，她每次遇到乘坐高铁等需要查验身份证的场景，机器就会发出异常的警报声，会被带到一旁询问。虽然最终还是能过关，但这种事被朋友看到难免心生疑虑，影响社交婚恋。

所以，这位有违法记录的女生希望以后刷身份证时不再有异常警报，不再被朋友另眼相看。

暂时抛开性别因素，你说这个诉求该不该解决？和伴侣打了一架，被拘留3天，该不该因此一辈子付出代价？我个人认为是应该解决的。

那解决这个问题就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即将生效的新法规，把治安违法（区别于刑法犯罪）记录都封存起来，那就肯定不会有刷身份证异常警报的问题了。

第二种方式是去修改这个刷身份证异常警报的机制，让打架被拘留过的人和其他人一样刷身份证直接通过。本来我们稍微动脑子想一想就知道这个机制很离谱，这个异常警报除了给当事人添堵和给车站民警增加工作量之外，不会有任何实际作用，因为询问一番后还是得放人进去乘高铁，民警也不能给人贴个危险人物标签提醒其他旅客离远点……

刷身份证时连接公安系统抓通缉犯大家都能理解，

可这个“曾经违法人员”的警报没有任何作用，为什么要设置这么个机制呢？

单就这一个案来说，以上两种解决方案显然是第二种更精准，但它需要公安部门去修改一个工作方法，修改系统设置。

案例二：

打架被拘留导致无法当消防员

唐某8年前因盖房子的纠纷和邻居打架，起因是对方先打了他爷爷。因为把邻居耳朵打伤，唐某被拘留3天。

由此带来的影响是，后来他报考消防员通过了笔试和体能考核，却因为曾有违法记录而被拒绝录用，考辅警也考不了。

所以，唐某希望考消防员、考辅警这些场景不要拒绝曾经有违法记录的人，而应该只看现在的表现。

单就这个案例来说，我个人认为唐某的诉求是合理的，本身他当年打架的事情在情理层面就是值得同情的，现在他努力上进，想当消防员或辅警保护公众安全，我觉得挺好。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同样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即将生效的新法规，把治安违法（区别于刑法犯罪）记录都封存起来，那就不会被用人单位知道，自然就不存在拒录。

第二种方式是要求档案管理部门修改规则，违法记录不要放进档案里成为“案底”，影响后续的政审，也可以要求应急管理部门在录用消防员的过程中遵守规定，不得擅自加码。因为根据应急管理部2025年度招录消防员的公告，录取条件的8条里并没有明确要求无违法记录。

信息来源：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506/t20250627\_548010.shtml

所以，被拘留过就当不了消防员这个事本身就不合理不合规，是相关单位层层加码的做法，把这种层层加码解决掉才是更精准的方法。那为什么没有选这个办法呢？

案例三：

因网络不当言论被处罚致考公务员落榜

安徽的施先生因为网上发表不当言论被治安处罚后，考公务员以省第一名的成绩被刷了下来。

这个事情合理吗？我就不作个人判断了，既然中央媒体把它当作案例讲出来，以此论证封存违法记录的合理性，那应该是中央媒体认为这件事不太合理吧？

同样的，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即将生效的新法规，把治安违法（区别于刑法犯罪）记录都封存起来，那就不会进档案，就不会影响考公考编的政审。

第二种方式，可能就需要公安部门更精准地执法，把“互联网不当言论”和“某些领导不喜欢的言论”区别开来。对那些真正危害社会有现实危险的不当言论，该抓的别手软，对那些本身没有危害只是领导不喜欢的言论，还是要尊重大家的表达权利。

这样一来，真正反社会人格的那些人会被公务员队伍拒之门外，那些为社会公平正义鼓与呼的人则有机会考公为人民服务，岂不美哉？

总结一下：

我不是法学专家，我也说不好“封存违法记录”这个做法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但就官媒拿出来论证必要性的这几个案例来说，我认为都是可以通过精准行政的方式来解决的，都是一些本来就不该存在的问题，无论违法记录是不是封存，这些问题都应该得到解决的。

更多的案例，我猜也是类似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