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饿了么宣布与骑手代表正式签订《2025 年度“饿了么”（上海）网约配送算法和劳动规则协议》。其中特别提到，逐步推进取消超时扣款处罚。

今年2月，媒体报道美团在广西部分城市正式上线“超时免罚”试点，将众包骑手的超时扣款改为积分制度。

取消外卖骑手超时罚款已经是大势所趋。但这种变化将会如何影响骑手行为和消费者体验，需要深入分析。

超时一般不能怪骑手，是其他环节导致的

这可以说是“算法向善”之举，目的是回应社会呼声，让骑手可以在路上“走得慢一些”，以保障更安全。

“超时免罚”的核心，是将原先单一的超时罚款制度转变为一个“积分制+容错率+投诉联动”的复合体系。

首先，骑手准时送达外卖订单，可以获得积分，在极端高峰期、恶劣天气等特殊时段里，骑手送餐可以得到奖励积分，并且对新手启动积分保护机制，确保“新手期”的骑手不会接到难度大、易超时的订单。当然，骑手因超时会被扣分。此外，如果骑手积分过低（以至于无法接单），那么还可以通过参加线上或线下的辅助培训恢复积分。

其次，引入“超时单率容错阈值”，例如每跑1000单，就允许3单超时。

再次，即便超时，如果客户表示认可，没有提出投诉，那么仍然可以免责。

除了取消超时罚款之外，美团还成立了“算法顾问委员会”，由法学、社会学等领域专家组成，并通过季度恳谈会吸纳骑手、商家与用户意见，纳入平台的算法。

至少从表面上看，将超时罚款制度改为积分制度，意味着从负向处罚转为正向激励，这当然是管理手段从刚到柔的转变，也是算法向善的一个表现，对于保障骑手安全，引导骑手提高服务质量，可能是有益的。

更重要的一点是，正如许多骑手都强调的，超时并不只是“骑手在路上花了太多时间”所导致的。事实上，超时的最主要的原因往往不在骑手身上。

从客户下单到商家备餐，再到骑手取餐送餐，这个过程中涉及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会耗费额外的时间，例如取餐点分散、卡餐、进不了小区、电梯拥挤，等等。超时罚款制度，几乎将超时的全部责任都压在骑手身上，确实存在有失公平的嫌疑。

有人还指出，外卖服务的消费体验并不应该单纯依靠“快”来支撑，只一味追求“快”反而掩盖了服务水平的多元维度。

外卖食品安全、餐品的完整度和骑手的有效沟通，同样是消费者在意的评价指标，而这些仅靠超时罚款是无法做到的。这种观点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超时免罚”现在似乎成了美团、饿了么保障骑手的劳动者权益，并把这方面的美誉度作为平台获取客户、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尽管这也可能是迫于现实压力的举措，因为在去年，有关部门开展了“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项行动，提出了算法导向正确、公平公正、公开透明、自主可控、责任落实等一系列要求。

关键的考验是，这种改变是不是能够提高消费者的体验。请不要忘记，在外卖行业，消费者的核心体验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来看依然是准时送达。如果“超时免罚”会导致骑手送餐变慢了，那么就可能无法维持下去。

“超时免罚”可能会损害“想卷的骑手”的利益

有人认为，从超时罚款改为“超时免罚”反而会促进骑手更加准时送餐，原因是，“总部”会额外给钱，骑手的准时率越高，积分就越高，获得的额外奖励额度也就越高。

确实，以前准时送餐没有奖励，现在变成有奖励了，不是可以促使骑手更加努力地去追求准时送餐吗？

其实没有这么简单。

从原则上说，骑手是愿意努力用尽可能短的时间送餐的，因为这样他能获得更高的收入。但是“努力”这两个字本身就表明，他们这样做绝不是没有代价的。

正如许多人指出的，超时罚款对于保证外卖准时送达之所以特别有效，一个原因在于“损失厌恶”的心理倾向。

“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指面对同等的损失和收益时，人们会感到损失带来的痛苦比收益带来的快乐更加强烈，因此更倾向于规避损失而不是争取收益。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等人的研究表明，损失带来的痛苦，至少是同等的收益带来的快乐的两倍。在超时罚款制度下，超时会导致本来可以获得的送餐收入遭受损失，使得骑手觉得特别可惜甚至痛苦，因此他们会努力去“抢时间”。

不难看出，在改为“超时免罚”之后，损失厌恶给骑手带来的这种驱动力基本上将不复存在。（由于超时会导致无法获得积分或被扣积分，而积分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钱，因此损失厌恶这种心理效应仍然会起到一定作用，但是与超时罚款时相比肯定会弱得多。）

因此，虽然有统计数据称，在2024年1至10月，美团外卖的总体超时率相当低，仅为0.75%左右，但这是超时罚款制度下的结果，改为超时免罚后，总体超时率是不是仍然可以保持在这么低的水平上，有待观察。

更重要的是，以往的经验已经证明，超时罚款是一个动态稳定的制度，而超时免罚则很可能是一个动态不稳定的制度。

这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说：

第一个角度，超时罚款是封闭系统，外卖订单的结果可由算法确定，而超时免罚是开放过程，包含许多不可控因素。例如，若规定“客户不投诉则骑手超时免责”，不仅侵蚀了客户要求准时送达的基本权利，还需要户付出额外时间成本。骑手与客户的沟通过程中若出现争执，更可能损害平台声誉。此外，关于免责场景的认定也易产生争议。超时罚款制度的优势在于，用统一算法化解了这些时间成本、沟通成本和权利界定成本。

第二个角度，每个外卖订单涉及平台、商户、骑手和客户四方关系，这些方面都可能产生冲突。超时罚款制度将四方冲突简化为平台与骑手间的冲突，客户和商家则可以作为“大数据”被算法处理，实现了成功地降维。让客户重新介入意味着升维，这不仅是技术上的倒退，还会增加算法开发难度。

第三个角度，就骑手间互动而言，超时免罚可能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准时送餐需要付出努力，而部分骑手可能不愿付出。超时免罚对这类骑手约束力较弱，他们会影响整体送餐效率。平台不得不将部分订单转给努力的骑手，而这些骑手可能无法承接更多订单，最终导致他们的绩效受到影响。在超时惩罚制度下，不努力的骑手对努力的骑手影响较小，但超时免罚制度下，不愿努力的骑手会影响整体效率。

因此，严格实施“超时免罚”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会削弱平台的系统优势。

“超时免罚”实施效果如何，关键看用户体验

在美团等外卖平台出现之前，外卖业务也是存在的。例如，当金额达到了一定额度且距离较近时，有些餐厅可以提供送菜上门的，只是送餐速度通常很慢。

外卖行业是在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出现后才得到飞速发展的，关键因素就是许多人极力抨击的“算法”。由于成功地匹配了需求，外卖平台极大地降低了外卖的整体成本（主要体现在价格下降和等待时间减少这两方面），进而提高了客户可以获得的价值，放大了潜在消费需求并使之变成现实的消费行为。

很显然，这里需要形成一个“飞轮”——客户如果无法在较短的时间就可以吃到饭，那么就不会愿意支付配送费，或者干脆改回堂食或自己做饭，那样外卖业务就成了无源之水。

商家出餐、骑手送餐的效率如果不够高，那么能够送达的订单数量就会很少，骑手的收入就上不去，那样也就没有什么人愿意来当骑手。外卖订单数量上不去，商家也就没有能力提供价格低廉质量尚可的产品。

所以，最终的检验还是消费者的体验，或者说，能不能让客户觉得有性价比。

就外卖而言，除了价格之外，时间是性价比的关键要素。一个人既然决定吃外卖了，也就不会对“色香味”等方面有太高的期望，但对时间还是非常在乎的。点了外卖后，每多等一分钟，都是对客户的耐心的折磨，会严重影响性价比。

因此，上面这个“飞轮”也可能会倒转过来。一旦客户觉得不满意，开始减少外卖订单，到一定程度后就可能引发向下的正反馈，从而导致风险。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美团已经在多年的市场竞争中形成了强大的护城河，还看不到这个风险。

业内专家指出，外卖行业的壁垒要高于电商，因为外卖要求商家、用户和骑手三者都达到规模经济。

如前所述，要做到“快”，并不仅仅取决于骑手跑多快。从客户下单的那一秒开始，对算法、对平台的运营能力的考验就开始了——有足够多的商家入驻平台了吗？平台让商家做到自动接单了吗？平台帮助商家实现备餐流程的标准化、数据化了吗？平台是不是有骑手随时待命？平台能不能为骑手规划最优路线……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导致快不起来。

美团已经在外卖的整个链条上占据了巨大优势。它打败了饿了么、阻击了滴滴和抖音，就是证明。不过，万一美团面临其他真正的风险时（例如抖音收购饿了么并大打价格战？），这个“超时免罚”制度也有可能成为一个相当致命的因素。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在此向奋斗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中的姐妹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五一劳动节并非一个只是“歌颂”劳动者的节日，而是一个纪念劳动者所做过的抗争的节日。

劳动节的由来要从19世纪80年代说起，那时美国资产阶级为了利润，对工人进行着残酷的压榨。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自1877年开始，美国各地不断出现罢工运动。迫于压力，美国国会制定了相关法律，但这些条文从未得到真正落实，工人的斗争还在继续。1886年5月1日，以芝加哥为中心，2万多家企业的35万人发起罢工游行，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5月3日，芝加哥政府出动警察进行镇压，开枪打死两名工人。5月4日，工人在干草市场举行抗议，再次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造成200多名民众伤亡、7名警察死亡，史称“干草市场惨案”。

1888年，在英国伦敦勒·博火柴厂，有672名工人为了争取劳动保障、改善劳动条件进行了罢工。她们由于在无防护的情况下长期接触有毒的磷，导致面部溃烂至完全畸形，而生病后的工人则会遭到工厂解雇。同时，她们的工资仅有当时英国男工人工资的三分之一。于是，她们为了自己的权益，走上街头进行罢工。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全女性的罢工，并产生了一个早期的女性工会组织——“火柴制造者工会”。社会改革家安妮·贝桑特（Annie Besant）对她们进行了采访，并写成文章登载在报纸上。她们遭受的压榨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声援与同情，起初态度强硬的工厂也不得不进行让步和屈服：不再解雇工人，并且改善劳动环境，让她们不必再长期接触磷。

1889年，为了纪念劳动者们为了自身权益所做的斗争，第二国际将每年的五月一日设立为国际劳动节。

让我们一起来高呼，呼声响遍人间和天上：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剩下的八小时全都归自己！

——《八小时之歌》（1878年）

我们最后对于“五一”纪念日的自身，希望它早日完成那“八小时”运动的使命，更进而负起“六小时”运动的新使命来。

——李大钊《“五一”May Day 运动史》（1920年）

因此，五一劳动节的真正意义与内核，不在于虚假的“劳动最光荣”，也不在于虚伪地歌颂苦难，而是纪念她们曾经的不屈抗争，是实实在在地去缩短工作时长，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劳动保障。

这很好理解——女性一直在劳动，但直到近代才拥有工资。为什么？不是因为她们更加起劲地进行劳动了，而是因为她们开始抗争了。

劳动既不是权力，也不能带来权利。对劳动能力的支配，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对劳动产品的占有，才是权力，也决定了权利。如果只靠劳动与歌颂劳动就能带来权利与保障、权势与财富，那么世界首富将会是一头牛。

所以，财产靠母父，家务靠妻子，开销靠姐妹，出生都靠女人的货色，竟然还敢反咬一口鉴定女人是不是“劳动妇女”和“独立女性”？

而在今天这个劳动者的节日中，还有一个好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将于2025年5月1日正式生效。这部法律，第一次明确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户无男性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

此前，在农村，只有男人才有资格分配村里的资源，女人则必须要到了年纪就嫁出去，自始至终都算不得本村成员而是某个男人的村子里的成员。男的生来就永久享受村民资格，而女性则必须要成为某个男人的妻子才能跟着获得村民资格。一旦她们的婚姻状况发生变化，例如离异改嫁，她们自己连同子女都会被立刻取消村民资格，丧失仅有的那一点土地权益，娘家和婆家两头空。2016年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中国农村中的出嫁和离异女性不享受村民待遇的有84.45%，而判过刑或正在监狱中的男罪犯不享受村民待遇的只有20.43%。2019年，浙江杭州则规定拆迁户家里如有两个儿子可以分得三个人的面积，而两个女儿只能分得两个人的面积。

据千千律师事务所数据，关于农村女性土地权益的案件，47.1%的法院甚至会直接驳回起诉拒不审理。为什么？农村失地女性维权难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此前的法律依据不清晰，法院即便判决，也往往会推给“村民自治”，也就是让村里的老登来决定——结果可想而知。而这一次，她们应有的权利终于有了明确的法律保障。

这样的成果并非“时代进步”的自发馈赠，而是无数农村女性、女法律工作者、女学者以及广大社会力量不懈努力、不屈抗争的结果。

而可笑的是，在农村中，劳动主力一直都是女性：

可她们不但没有得到与付出的劳动相匹配的权益，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被遮蔽——“农民伯伯”。

此外，很多cgg总是喜欢天天把什么“下矿”“工地”的挂嘴上。然而，这不过是他们企图垄断“弱势群体”与“劳动者”形象的惯用手段，以此来抹杀女性劳动者的存在，并恬不知耻地把自己这个吃尽红利的性别群体伪装成社会的受害者。

首先，重体力劳动行业不但是“有女的”，甚至是女性占多数，因为男人都去更加有利可图的行业和岗位去了，只剩下了最苦最累的岗位留给女人。以工地为例，工地上真正的脏活累活，例如抡大锤拉水泥往往是女的在干，而赚钱多的大工或者说技工才是被男人垄断的领域。

所谓的底层女劳动者与“底层男劳动者”，正如保洁与保安。真正辛苦还赚钱少、毫无劳动保障的，绝不是天天躺在保安室里装成“弱势群体”的老头。

并且，在当前这个90%的财富与权力被男人所垄断的社会中，不劳而获的男人比不劳而获的女人多出成百上千倍。对着这个社会真正的既得利益者与特权群体视而不见甚至热情跪舔，看到“男贫困生”用着苹果全家桶穿着AJ玩着steam只是一笑而过，而看到女人喝了口奶茶却立刻七窍生烟狗急跳墙，跑到贴吧上大骂什么“小仙女”、“阶级”、“生产力”云云。

那我只能说，所有田力受到的所谓“压迫”都是应得的。别怪以后我看到任何举着身份证的小田力都只会说这男的应该是仙人跳诬告价钱没谈好吧。问就是前集短砍树后集短暴晒，他们的前辈把路走绝了。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cgg天天说什么当兵下矿工地没有女人，可到底是女人不愿去还是这些领域在系统性地排斥女人？

之前，很多人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逆向歧视”。就是说既然他们歧视女性，认为女性没有能力承担这些工作，那么这些工作只由男性承担就是歧视的代价，是回旋镖。但我不同意逆向歧视这个概念。因为，“逆向歧视”尽管认为田力活该，却还是预设了男人从事这些行业是受害者。不，不是，他们从来都不是受害者——只要你能看到他们身边的底层女性在过什么生活。

是的，男矿工辛苦、危险。但，如果你能意识到还有名义上和他们处于同一阶层，但完全被隐身、被噤声的女性呢？她们还在地里干着无比辛苦繁重的农活，忙碌了一天之后还要回家烧饭做家务，劳动强度比起矿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收入呢？很多农村女性辛辛苦苦务农一年，收入仅仅几千元，不及男矿工一个月的收入。

不是她们吃不了苦，她们现在的生活更苦——怎么没见到结婚生孩子的时候他们说女人吃不了苦得保护女性不能干这些呢？下矿并不比在村里务农做家务辛苦多少，但收入却是后者的几十倍。禁止女性从事某某行业，到底是为了“保护女性”，还是保障底层男的工作、维护他们的经济地位？事实上，因为“女人不下矿”，她们为了赚钱只能前往更没有保障和更加危险的黑煤窑里干活。

先是禁止底层女性从事这些虽然辛苦但收入较高的行业，再在网上胡说什么“小仙女逃避劳动”，最后玩一手田忌赛马忽视社会上占比90%的男老板男富豪男官员，把“阶级矛盾”和终极压迫者归结为“中产小资女喝奶茶”。这才是真正对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挑衅，以及对人类本质的侮辱。

如果再遇到田力不怀好意地问什么支不支持女人也应该有下矿的权利，我的回答是：当然支持。我支持贫穷女性拥有成为正式矿工、工地技工、海员、保安、货车司机和维修工的权利，我支持广大女性拥有成为技术骨干、企业管理者和机关事业单位干部的权利，我支持高层女性拥有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权利。

事实上，很多天天把“没有性别矛盾只有阶级矛盾”挂嘴上的人忘记了：男权统治发生于阶级形成之前，跪着的母亲生不出站着的人类。不是女性解放被包含于工人解放之中，而是只有女性真正解放了，才会有全人类的解放与无产阶级的胜利。

在今天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我不说什么“劳动最光荣”。在一个剥削社会中，为特权者增加财富的劳动并不光荣。我只衷心地祝愿各位姐妹们工作有尊严，劳动有保障，收入节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