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CHINA Books Review（中华书评）：是一份在线出版物，将提供与中文图书相关的信息、见解和智慧的评论。该书评网站由中国连线 (The Wire China) 和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中心 (Asia Society’s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共同发起。该网站将免费提供由知名作家撰写的书评、作者访谈、编辑节选，以及更多类似《纽约书评》的一般性文章，并且将重点关注有关中国和来自中国的书籍以及更广阔的汉语世界。

一、中国打造新型高科技警务系统，监视在华外国人的一举一动

5月19日，独立记者兼网络安全研究员 NetAskari 在其 Substack 专栏上发表了一篇系列调查报道的第一篇。作者称自己“独家获得了一个专门为外国人开发的监控系统网页前端原型”，用户为张家口市公安局。文章表示，该网页原型揭示了中国近年来不断推进的数据融合型监控体系：从传统摄像头监控，逐渐扩展为将签证、酒店、手机、交通、消费与人脸识别数据统一整合的“全景式画像”工程。

文章封面截图

报道称，这一系统与中国近年来持续推进的“雪亮工程”密切相关。过去，外界对于中国监控体系的印象，多停留在遍布街头的摄像头与人脸识别设备，但 NetAskari 指出，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单一监控设备，而是“数据缝合”能力本身。文章称，该系统能够“实时处理来自尽可能多传感器的数据”，并将个人的物理位置、社交关系、出行轨迹和消费习惯整合成所谓的“全息档案（holographic profile）”。

报道中最引发关注的是，系统中的数据包含大量真实的外国记者与在华人士信息。NetAskari 表示，他在测试平台中看到了包括护照照片、签证信息、手机号码、生日以及行动轨迹等内容，甚至还发现了自己的完整资料。“令人意外的不是被监控，而是进入这个系统竟然如此容易。”他写道。

文章特别提到，这套系统并不只是简单记录某人“出现在哪里”。例如，当目标对象搭乘高铁时，系统不仅能识别其是否进入张家口，还会精确记录“车厢号与座位号”；若对象进入滑雪场，人脸识别闸机拍摄的照片也会自动同步进入追踪数据库。系统甚至会记录加油、购物频率，以及是否经常出现在“信访区域”等细节。

NetAskari 认为，这种监控逻辑已经超越了传统“治安管理”的范畴，而更接近一种预测性治理。报道中引用系统设计概念称，其目标是建立“整体人员档案”，通过不同数据库之间的交叉分析，识别所谓“异常行为”与“高风险人员”。在曝光的后台界面中，一些人员甚至被直接标记为“重点人员”“涉毒”“高危”等分类标签。

报道还指出，这些系统虽然部分只是“演示版”或开发中的项目，但其结构与中国公安系统近年来的发展方向高度一致。近年来，中国持续推动“雪亮工程”“天网工程”等国家级监控计划，并将酒店登记、出入境、手机号实名制、移动支付与视频监控等数据统一接入公安平台。相关研究显示，中国已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公共监控网络之一。

文章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部分原型系统竟部署在美国服务器上。NetAskari 推测，这可能是中国开发者或外包团队在测试阶段留下的公网入口，也可能是学生竞赛或商业演示项目遗留的“半成品”。但正因为这些疏忽，外界才得以一窥中国数字监控体系的内部逻辑。正如报道所写：“这些被遗忘的后台，反而成为理解中国监控架构最透明的窗口。”

对于长期在中国工作的外国记者与研究者而言，报道中的很多内容并不完全令人震惊。外媒长期以来已多次报道中国利用签证、酒店登记、人脸识别与手机数据追踪外国记者活动。新疆地区更被视为此类技术的“实验场”。不过，NetAskari 的调查仍然提供了一个视角：它展示的并非抽象意义上的“数字威权”，而是一个正在成形的现实系统——它试图把每个人的移动轨迹、消费习惯、社交关系乃至日常行为，全部纳入同一块屏幕之中。

最后，NetAskari 写道：“尽管网络监控和控制在中国境内外都在不断增长，现实世界中的类似现象也同样如此。在这种潜在的世界观逻辑下，人类被简化为数字、模式和向量运算，成为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控制、塑造和胁迫的‘数据海洋’。”

二、流水线上的写作者：中国“工人文学”的再度回归

中华书评 (CHINA Books Review) 近日刊发文章《工人文学的复兴》，将中国近年来兴起的“劳动者文学”视为一种重新理解中国社会现实的重要窗口。文章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贫富差距扩大以及零工经济迅速扩张，越来越多中国读者开始关注底层劳动者的真实处境，而曾被视为边缘题材的“工人文学”，也重新回到公共视野。

文章封面截图

文章认为，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的数十年间经历了财富快速积累，但与此同时，“数亿中国工薪阶层却只能勉强糊口”。研究者发现，相较于2004年至2014年间人们普遍相信“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到了2023年，“机会不均”和“不公平的经济制度”已成为受访者解释贫困的主要原因。公众开始意识到，“生活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现实”。

文中，作者提到了多本由中国工人阶级撰写的、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小说、非小说和诗歌，比如《赶时间的人》（2023）、《我的母亲做保洁》（2023）、《我在上海开出租》（2024）和《在工厂梦不到工厂》（2025）。

报道重点介绍了两部近期被翻译成英文的作品——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包裹》与肖海的《深圳南流记》。文章称，这类作品之所以受到关注，一方面源于疫情期间快递员、外卖员等劳动者“维持了国家的运转”，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中产阶层对自身处境的不安：“他们阅读底层阶级的经历，一方面是为了巩固自身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了解如果失去社会地位会发生什么。”

在《我在北京送包裹》中，胡安焉以近乎冷静的口吻记录自己在物流仓库、快递站点工作的经历。文章摘引他在北京入职快递公司的过程：体检、填表、身份核查与国庆期间拖延不止的行政程序，让他不断被告知“明天再来”。最终，即便入职成功，“仓库里已经没有电动三轮车给他用了”。

胡安焉还详细计算过自己的劳动价值：“他用日均工资除以工作日分钟数，算出每分钟收入0.5元。”由于送一个包裹平均仅赚2元，他不得不“每四分钟送完一个包裹，否则就会亏本”。文章写道，“上厕所也成了要花钱的事”，“顾客一句不经意的‘明天再送吧？’也会让他背上债务”。

相比之下，肖海的《南方漂泊》则更具情绪张力。15岁的肖海为了让弟弟继续上学，主动放弃高中，前往深圳工厂打工。他写道：“我人生的新篇章开始了，我从一个15岁的懵懂少年变成了一个30多岁、饱经世故的男人。”

文章特别保留了肖海关于外来务工者遭遇的一个案例：2006年，他在深圳上完夜班后，因为无法出示暂住证，被警察塞进面包车，要求缴纳300元罚款或贿赂。害怕被送去强制劳动的小海最终逃出派出所，躲进竹林。多年后，他仍记得警方如何把外来工视作“行走的现金库”。

报道认为，这类工人文学与毛时代强调“劳动光荣”的官方叙事已经截然不同。今天的劳动者作家“表达着无力感、边缘化和孤立感”，许多作品只能通过网络传播，并随时面临删除风险。文章提到，北京保姆范雨素曾因讲述照顾富豪私生子的经历而爆红，但“原文很快就消失了”。

文章最后指出，中国经济虽然仍保持庞大规模，但其繁荣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农民工长期低薪劳动之上。“中国依靠数亿像胡安焉和肖海这样的人运转，但他们所获得的财富却微乎其微。”

作为结尾，作者提及央视与美团曾联合推出一部宣传短片，讲述女骑手“阿兰”在大理自由送餐、追逐摄影梦想的故事。但公众普遍认为这种描绘严重脱离现实，最终央视不得不删除视频。文章借此指出，官方叙事与劳动者真实处境之间的裂缝，正是工人文学重新受到关注的重要原因。

三、大赦国际：全球死刑执行人数创44年来最高纪录，中国、伊朗最多

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 (Amnesty International) 于5月19日发布了年度报告，指出全球已知死刑执行人数在2025年大幅攀升，达到198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统计，全球至少有2707人被执行死刑，较2024年的1518人增加78%。尽管实际数字很可能更高——尤其是中国、朝鲜与越南等长期将死刑数据列为国家机密的国家——这一数字仍足以显示，死刑正在一些国家重新被当作政治威慑与社会控制工具。

文章封面截图

报告指出，全球执行死刑的国家总数仍维持在17个，处于历史低位，但少数国家的“集中式执行”却推动整体数字急剧上涨。其中，伊朗一国就占据了全球已知死刑总数的近八成。根据特赦国际统计，在2025年中东局势升级后，伊朗在2025年内至少执行了2159人，较前一年的972人大幅翻倍，创下该组织自1981年以来对伊朗的最高纪录。

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也刷新本国纪录，至少对356人执行了死刑；美国则执行47人，为16年来最高。新加坡、科威特与埃及等国的数字也明显上升。报告尤其批评部分国家继续对毒品犯罪适用死刑。根据统计，全球接近一半的已知处决与毒品犯罪有关，而这类案件“不符合国际法所要求的‘最严重罪行’标准”。

报告称，尽管如此，中国仍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的死刑执行国，但由于官方长期严格保密，外界无法获知准确数字。特赦国际指出，“中国的死刑数字仍然是一个巨大未知数（a great unknown）”，但依据长期监测，外界普遍相信中国每年执行人数仍达“数以千计”。报告认为，中国官方近年来持续将死刑作为维护“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的政治讯号。

特赦国际秘书长阿涅丝·卡拉马尔（Agnès Callamard）在声明中表示，这轮数字暴涨“来自少数孤立国家不惜一切代价实施处决”，但与此同时，全球废除死刑的大趋势并未逆转。截至2025年底，已有113个国家完全废除死刑，而1977年这一数字仅为16个。

报告还记录了一些“亮点”：欧洲与中亚地区连续多年未出现新的死刑执行；白俄罗斯则首次在卢卡申科执政以来未记录到新的死刑判决；多个国家继续维持暂停执行政策。

然而，报告表示，其所揭示的并不仅是死刑数字的上升，更是一种趋势：当经济压力、社会动荡与地缘冲突加剧时，一些国家正在重新依赖“最极端的惩罚”，来展示国家权力的绝对存在。

01

曾经国内有一群键盘侠如此论调：

“别看比亚迪、宁德、小米等科技企业加班苦，加班累，等他们干到全球第一，干死欧美企业，拿下市场份额，中国打工人的好日子就有了！”

所以再苦一苦，大局还在后面呢！

现在，榜样来了。

近期，AI芯片需求推动韩国存储芯片厂商SK海力士利润暴涨，他们的员工奖金已经让全球职场人感到羡慕。

2025年，SK海力士营业利润达47.2万亿韩元，创历史新高。

去年9月，他们的管理层已经感到形势不妙，决定修改分红规则，想让打工人不分、少分钱。

和韩国的工会就是不让，通过四个月高强度集体谈判+渐进式升级的抗争行动+明确的制度性诉求，最后在2025年9月1日达成历史性协议：

取消此前1000%的奖金上限，改为10年内固定按营业利润10%分成。

按照这个算法。年薪1亿韩元的员工，实际可以拿到1.482亿韩元奖金。

而在今年第一季度，SK海力士的净利润已达40.3万亿韩元，Cybernews据此预估全年人均奖金约6亿韩元（约43万美元）。

目前首尔平均月薪才约430万韩元（约3000美元），也就是说，海力士的员工无论是食堂打饭的，还是门口保安，工资都远远高于首尔其他打工人。

今年四月底，韩媒预测SK海力士的员工今年(2026年)人均奖金有望达到约7亿韩元,折合人民币320万元、美元47.7万。

明年(2027年)这个数字可能接近90万美元，投行麦格理给出的预测甚至是人均10亿韩元(465万人民币)。

这是什么概念？一个海力士普通工程师，一年的奖金能在上海买套不错的房，而且这是人均，不是高管特例。

受此影响，韩国民间心态大变。

韩国婚介机构称SK海力士员工的地位已与医生、律师并列。

婚介公司Gayeon高级团队负责人姜恩善指出：

“自半导体超级周期开启以来，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等大型企业的人气持续上升，相比一些收入已不如从前的律师，市场明显更偏好那些实际收入远远更高的工程师。”

匿名职场社区Blind上，员工分享“相亲邀约最近暴增”。有人开玩笑说，公司内部双职工夫妻明年合计奖金可能超过10亿韩元。

公司工装夹克被挂上二手平台Karrot以4万韩元（约190元人民币）出售，广告词写“最强相亲战袍”，迅速引发数千浏览。

SNL Korea拍了一段讽刺小品：

奢侈品店员对穿着朴素的顾客爱答不理，看到SK海力士logo后立刻态度反转，称对方为“海力士大人”。

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段子称：“现在海力士员工出去相亲时，都会谦称自己在三星电子上班。只有遇到品行好的对象，才会坦诚自己其实是在海力士上班。”

02

目前，这个连锁效应已扩散至三星电子：

三星工会要求将奖金提高到营业利润的15%，并取消年薪50%的奖金封顶上限，三星公司社长称这一要求“过分”。

但如果三星老板不满足这个诉求，三星全国工会将于5月21日至6月7日发起为期18天罢工，摩根大通测算此次罢工或致4万亿韩元营收损失。

其实，韩国老板也不是真的想分钱，这也是韩国打工人逼得。

不逼，就没有钱。

比如在 SK 海力士 2025 年度绩效奖金发放中，韩国本土员工最高领取相当于 30 个月基本工资的利润分享金，中国子公司员工平均仅到账 8 个月。

要知道三星和海力士这两家企业的中国工厂供应链非常重要。

三星西安工厂是三星唯一海外 NAND 闪存生产基地，产量约占其总产能的 40%。

SK 海力士无锡工厂作为核心生产基地，也承担约一半的 DRAM 产量。

目前，海力士中国分部已经有了一些意见，准备闹一闹，有业内人士提出，如果中国区员工奖金水平提高，那么接下来还会引发北美、欧洲等其他地区员工的连锁反应。

03

有人说，你说了那么多有的没的，有何居心？是不是又要反思了？

不是，还记得曾有我们有位著名企业家曾经曰过：

薪水太高不利于年轻人奋斗。

希望海力士的高管们好好研读这句话的思想高度，我们有个叫宁德的企业，做到世界第一了，可依然不骄不躁:

坚持只给给基层工厂员工涨薪100多元，效果非常好。

员工不仅感恩戴德，还积极踊跃报名“896”奋斗100天的项目。

相比而言，海力士那种被工会“绑架”、简单粗暴分钱的做法，管理上极度幼稚，缺乏大局意识，整体意识。

他们只是局限于把公司利润拿出来分给员工，和员工一起共赢，提升了员工的归属感。

不如我们的一些企业家，宁愿把钱拿出去捐了（事后偷偷要回来，或者避税，邀名混代表资格用）,也不愿意分给员工。

甚至，足额的五险一金也交不齐。

这叫什么？这叫本事！能力！情商！

而海力士呢？丢尽了韩国财阀的脸，被工会拿捏玩弄，最后丧权辱资地签下分红协议。

这是对资产阶级的背叛，对股东的背叛，不利于奋斗啊！

看到这，我也是有话要讲，这几年自媒体喜欢讲宏大叙事的故事，这个第一，那个遥遥领先。

没错，成绩是有的。

但所谓“宏大”，应该指的是一种集体利益，大部分人的利益。

如果只讲奉献，只讲奋斗，不谈分配，不谈获得，那不叫宏大叙事。

那叫瘦天下而肥一小撮人！

而且，我可以给到以很明确的一个结论，这些一小撮人，不是想着把资产转移出去，就是已经把资产转移了出去。

留给普罗大众的的，只有三座大山。

而已！

-完-

热情点赞、激情关注、深情星标

讲财经的号，没有废话，全是硬核

凤凰网《风暴眼》出品

文 | 吕银玲 刘畅

爆料投诉邮箱:all_cj@ifeng.com

5月4日下午5点左右，身在外地的小莎忽然接到爷爷从老家浏阳官渡打来的电话：一公里外的烟花厂爆炸了。

爷爷在电话里说，当时他在厨房做饭，突然听到接连两声巨响，震得树和地板都晃动起来，他冲出门，从自家房前望去，一团巨大的、翻滚的白色蘑菇云正从树丛后狰狞地蹿起，迅速蔓延至空中。

村里的人都跑了出来，惊恐地张望，“这么大的爆炸不是好玩的”，有人嘀咕。不少邻居慌忙开车逃离，爷爷和几个没走的人，一起躲到了大树下。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爆炸声像年三十凌晨最密集的鞭炮，断断续续，不肯停歇，一片片灰烬从天上簌簌落下来。

受访者供图

腾起蘑菇云的，是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下称“华盛烟花厂”），这座“世界花炮之都”里的一家老牌企业。截至发稿，这场灾难已夺走26条生命，另有61人受伤。

浏阳烟花，支撑着全球市场的半边天，更是当地近三十万人的生计所系。凤凰网《风暴眼》从多位当地人处了解到，这里的年轻人靠着父辈在车间里填药、插引线，走出大山。如今，他们四散在各地，远远地为家乡的产业发展捏了把汗。

01 “玻璃碎裂，邻居失联了”

5月4日下午4点40分左右，一声巨响撕裂了浏阳市官渡镇兵和村惯常的宁静。华盛烟花厂的车间发生了爆炸，强烈的冲击波瞬间将周边的建筑推倒、震碎。

央视的航拍镜头下，厂房与民房交织的区域一片狼藉，多处屋顶被掀开，墙体歪斜倒塌。浓烟尚未完全散去，专业的救援队伍深入核心区域，在复杂的废墟间持续搜寻生命的迹象。

爆炸发生后的两个多小时里，兵和村被持续的巨响笼罩。直到晚上7点左右，小莎的爷爷才从躲藏的大树下慢慢走出来，回到家中。

眼前的景象让他怔住了：家里所有的窗户都被气浪冲开，去年才新铺上的厚重瓦片，从屋顶上“哗”地落下，碎了一地。屋子里到处是灰尘，墙上的镜子也碎了。

身在长沙的李芸，5日早上看到手机里跳出的伤亡数字时，手控制不住地发抖。她的母亲、亲戚和朋友们都住在官渡。4日下午，他们都听到了那几声“非常大的爆炸声”，所有人吓得从屋里跑了出来。一位朋友的家离爆炸点只有几百米，家里的玻璃被震得粉碎。

“昨天一共炸了五下。”李芸说，现在，她的家人们都暂时躲到了浏阳市区，因为害怕家里的房子会倒塌。

小莎和李芸一直与家人们保持着联系。邻居们一遍遍拨打在厂里工作的亲人的电话，但大多时候无人接听。

李芸只是从家人处听到一些零碎的消息：“朋友家那边有个老奶奶腿被砸伤了，已经送去浏阳医院。还有一个是被倒下来的桂花树压住，树着了火……”

图片来源：新华社

据此前报道，61名伤员被送至两家医院进行紧急救治，年龄较大为68岁，年龄较小的有20多岁，多为骨伤伤员。当地已配备精干力量进行救治，长沙相关专家已赶赴医院指导伤员救治工作。

根据5月5日下午长沙市政府新闻发布会的最新通报，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的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完成，救援人员共救出7名被困者。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图片来源：央视

目前，现场工作重点已转向伤员救治、现场风险管控、事故原因调查和善后处理。官方通报显示，送医的61名伤员正在接受治疗，其中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面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同时，为防止次生灾害，现场仍在进行风险研判和危险区域保护工作。

02 花炮出口重镇，5月初赶工

自唐代起，浏阳便有烟花产业开始萌芽。这份缘分，在清康熙年间已成规模，到了光绪朝，浏阳花炮已沿着湘江、出洞庭，远渡至香港、澳门乃至南洋，成了海外华人节庆时夜空里最熟悉的一抹绚烂。

产业的根，最初深植于千家万户的作坊里。90年代末的“花炮革命”，推动家庭作坊上山集中、合伙建厂，完成了向工厂化生产的关键一跃。如今，产业已形成研发、生产、物流、文旅的完整链条。

32岁的宋枫，就出生在这样的传统烟花重镇。从他的爷爷那辈起，家族便与烟花打交道。家里曾有个小厂，在2008年左右关停，后来父母去了更大的花炮厂做管理。

在他的记忆里，这个行业总是在“整改”的循环中往复：附近的小厂、中厂陆续关闭，只剩下几个大厂；而最近几年，连不少大厂也时常无事可做，陷入漫长的停工。

更深的阴影来自安全。他告诉凤凰网《风暴眼》，从小到大，每隔几年，附近总会有邻居被炸伤，甚至炸死，“前前后后已经10来人了”。他的父亲在厂里负责安全管理，每天巡查，严防死守。宋枫说，即便如此，在以前，工人为了图省事，有时还是会多领药物，违反“少量多次”的规定。“以前的管理比较粗放，现在严格多了。”

多位当地人的印象中，近年来，浏阳烟花行业的事故相比于过去，已经有明显减少。

即便如此，在这日日与火药打交道的行当里，仍难以彻底杜绝安全事件。

这场爆炸，就发生在宋枫最熟悉的生态里。事故发生后，他和在烟花厂工作的母亲讨论：出事的华盛烟花厂，爆炸点离居民区很近。“按道理，药物仓库肯定得放在山上，远离居民区。这个地方应该只是个成品仓库，放点成品，不该发生这么大规模的爆炸。”他顿了顿，推测道，“它是不是违规堆放了药物或者原材料？”

图片来源：央视

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不过，宋枫的困惑，指向了这个庞大产业的另一面。作为“世界花炮之都”，浏阳的烟花产业集群2025年总产值超过505亿元，产品销往全球上百个国家。它占据国内约六成的市场，贡献了全国七成的出口份额。

这样一个毛细血管深入社会肌理的支柱产业，其生产节奏与全球订单紧密挂钩。宋枫提到，尽管在“五一假期”期间，但该厂员工并没有放假。可能是因为，5月正是赶工的时候，“可能要赶美国国庆（独立日）的那波大订单”。他分析，“到了6月中下旬，浏阳就开始放高温假，就不能再继续生产了。”

涉事的华盛烟花厂，正是出口导向的企业，美国是其核心市场之一。这家成立于2000年的公司，是行业里的老牌企业，其国际客户中有约50%分布在美国和加拿大。为了巩固并扩大在北美市场的知名度和销售，其关联公司湖南浏阳花炮有限公司（前身为湖南华盛烟花有限公司）于2009年6月29日以“浏阳花炮”为名在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中国花炮行业首家海外上市企业。经过多年发展，其客户网络已覆盖欧洲、美洲、东南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然而，光鲜的另一面是，就在今年2月，该公司因作业人员将氧化剂与还原剂在称料间违规混存，被应急管理局罚款1.5万元。

事实上，当地为安全生产投入了巨大努力：推行“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关键工序机械化率超80%；构建覆盖全域的风险监测预警系统，接入数万个摄像头，实现“人防+技防”。一些龙头企业还进行了数字化改造，可实现5秒内异常报警。

2025年1月7日，湖南省浏阳市一家花炮生产企业，机械臂在烟花产品流水线上作业。图片来源：新华社

但隐患似乎从未根除：2025年11月，颐和隆烟花厂发生爆燃；更早的2019年12月，碧溪烟花厂的重大爆炸事故曾造成严重伤亡。

如今，当地从业者将再一次面对新一轮的安全挑战。

03 “烟花养大的孩子”，为生计着急

烟花美丽而又爆裂。在当地人眼中，这个行业同样如此——它危险，却是数十万家庭赖以生存的根基。

爆炸发生后，当地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沉痛的教训正在行业里蔓延。

不少人想起曾与浏阳齐名的花炮主产区——江苏建湖。2009年，那里发生一起3死4伤的重大事故后，当地政府最终在2011年“壮士断腕”，将全县花炮企业全部关停并转。如今，浏阳人心中升起同样的焦虑。

“没有人能真正理解，烟花对于浏阳人的意义。”不止一位当地人对凤凰网《风暴眼》这样说道。

或许可以通过一系列数字去理解：浏阳烟花产业直接带动约30万人就业，覆盖从生产到燃放的整条产业链。它每年发放的劳务报酬约200亿元，从业人员人均年收入超过6万元，有效支撑了数十万家庭的生计。

但生活是更具体的。

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是被烟花养大的孩子。”李芸记得，小时候附近也有烟花厂爆炸，听到一声巨响后，妈妈抱着她，爸爸抱着弟弟，往厂外跑。她直到现在心里还是有点阴影。但家里的长辈90%都是一直在花炮厂做事，烟花产业是养活一家人的生计来源。

她对凤凰网《风暴眼》说，家里父母辈都是靠着烟花供孩子读书。父亲很多次都和她说，“压力太大了不想做烟花了”，但是没有办法，“不靠烟花，还能去做什么？”

对于浏阳农村的许多人来说，这的确是个现实难题。当地农民可选择的方向有限：除了在本地烟花厂做工，可能只能从事烤烟或花木等农业零工、或在乡镇做保洁、保安、搬运等低门槛服务。

烟花行业，是其中收入最高、时间最灵活的选项。

小莎的家乡官渡镇，一个村里可能就有两个烟花大厂。“我们那边无法出来务工的基本都在花炮厂工作，有二十多岁的也有六十多岁的。”她有个叔叔是炒火药的，月薪9000元，“这相当于在用命炒，家里劝他不要干，但为了养家里老小，他还是干了下去。”

宋枫算了一笔更直观的账：“浏阳一家人在花炮厂做事，两夫妻可以收入20多万，这个水平可以比得上一线城市很多打工人了。”他提到，从事高危险装药环节的男工，月收入能达到五六万，但工作只能在凌晨两点到早上七点之间进行，“非常辛苦”。

从小在浏阳农村长大的西雨，身边绝大多数亲戚、邻里，祖祖辈辈都是靠烟花产业讨生活。“烟花产业是一条完整的民生产业链：从最基础的扯筒子、做引信，到加工、生产、仓储、运输，上下游连着几十万人的饭碗。”她说，“过去，村里家家户户有扯筒子的机器，老人、妇女在家就能做零活，不用背井离乡，还能照顾老小。这是最实在的谋生出路。”

如今，她陷入深深的担忧：现在正是《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新国标落地第一年，行业压力很大，马上又是高温假期，“现在出现爆炸事件，接下来长时间全面停产，厂里的工人没有收入，做原材料加工的散户没了活计，全家的生计就断了。”

“安全问题绝对是重中之重”，西雨对凤凰网《风暴眼》说，“但也希望从业者能吸取教训，给那些靠力气、靠手艺养家的普通人留下一条安全的谋生路。”

根据浏阳市官方规划，当地正着力构建多元化的现代产业体系，试图拓宽就业渠道。然而，对于许多当地农民和老人而言，产业转型依然任重道远。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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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2021年以来，有一种舆论在我们身边弥漫，逐渐形成高压，一直延展到2026年的今天，并在最近达到峰值。

一群浓眉大眼、高堂华屋的人，从企业主到学者再到匿名老爷，一个接着一个，居高临下，神色凛然，做痛心疾首、慷慨激昂状，指责“中国人躺平”，尤其是年轻人躺平。他们说什么中国青年奋斗信念动摇了，不踏实了，不实干了，将国家发展红利和战略机遇拱手相让了，还把社会的价值根基动摇了……

一顶顶帽子扣下来，一股既得利益者的腐烂味，浓了又浓，越发呛鼻。

这些年我一直没有涉足这个话题，如今实在忍无可忍。我要说：中国的劳动者太委屈了，中国的年轻人太冤了。

来看数字吧。

我查询了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月度数据，2026年1月，中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 (小时)”为48.3小时；2月为48.1小时；3月为48.1小时。

图自国家统计局官网“月度数据”

这个数字所展现的，就是中国正式就业人员的辛劳程度。

统计局的数字如此，实际情况如何呢？我相信，真实数字大概率是更大，而不是更小。比如，国家邮政局2023年2月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近一半快递员每天工作10-12个小时，12小时以上占比21.4%；48.9%的人表示每周休息一天。这样折算的话，许多快递员每周工作时间达到12×6=72小时。

无论哪个数字，都远远超过我国当年劳动法律和政策规定的工作时长（每周40小时）。指责他们躺平？指鼠为鸭的局长大人也不敢这么没底线吧。

冤。太冤了。

那么，“躺平”的指责是空穴来风吗？当我一个个地往前查询数字，还真发现了一些端倪：

在去年，2025年，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时长分别为：48.6（12月）、48.6（11月）、48.4（10月）、48.6（9月）、48.5（8月）、48.5（7月）、48.5（6月）、48.5（5月）、48.3（4月）、48.5（3月）、47.1（2月）、49.1（1月）……

大家细看，就会注意到：这些数字，都比2026年第一季度三个月的数字更高，尤其是2025年1月，达到49.1的高峰。如果按照一周5天计，平均每天工作已接近10小时。

也就是说，相比2025年，在统计局的报表里，2026年前三个月的中国人每周“偷懒”了半个小时左右。

我猜，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变化，某些人看到2026年第一季度最新统计报表，更加担忧了：“工作时间开始减少了，躺平了，危险了呀！”于是，对年轻人躺平的指责又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是，他们可能是看不到，也可能是看了装作没看见，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

在过去十年间（2016-2025），中国人平均工作时长持续上涨，并在2025年达到高峰。2015年，周平均工作时长在46以下，最近几年已超过48，一度超过49。也就说，这十年，中国人每周工作时间增加了两个多小时。根据曾湘泉（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的细分统计，2016年—2022年，中国周平均工时超过48小时的群体的占比从31.5%升至44.6%，这对应了同时期周平均工时的上升趋势：

图自曾湘泉

从这图表可见：过去十年，社会上“最辛苦的那群人”，数量越来越多。

二

其他国家如何呢？我横向对比一下。

在国际劳工组织（ILO）官网上，有各个国家的数据：2025年，美国人周平均工作时长为37.5，意大利人36.0，法国人35.3，英国人34.9，荷兰人30.3，巴基斯坦人46.8，印度人45.5，墨西哥人42.1，韩国人38.5。这些数字，都低于中国人。

图片截自国际劳动组织官网

在我们一般印象中，日本人、越南人的工作时间是比较长的，特别是日本人，经常深夜加班。但在ILO的官网上，2020年，日本人周平均工作时长为36.6（见下图），比中国人少了10个小时左右，2024年，越南人周平均工作时长为41.9（见上图）。

图片截自国际劳动组织官网

在这个网页上，只有极个别国家的数字比中国人更高，比如非洲的莱索托（人口230万）2024年49.3、亚洲的不丹（人口77万）2022年54.4。

即便在新冠疫情期间，全球多数国家普遍面临工时缩短的问题，但中国的周工时依旧在逐年上升。

结论很明显：在全世界的大族群之中，中国人最为辛劳。（在这里，我并没有用“勤劳”，而是使用“辛劳”一词。 辛劳只是一个结果，它与“勤劳”的区别在于，许多人是不得不工作那么长时间，是“被动勤劳”而不是“主动勤劳”。）即便在2026年前三个月，中国人的周平工作时长比2025年略有下降，依然高居世界最前列。

因此，我认为，当前要担忧的并不是“中国人有没有躺平”的问题，而是：在持续十年的工作时间增长、登峰造极之后，人们是不是还扛得住？以及，这样扛下去会给这个社会的内在健康带来何种影响？

过去十年，老百姓一年比一年辛苦，应该让大家稍稍休息了。正如西班牙谚语所说，“休息就是健康”。一路走来，我们跑得太快，稍微慢一点下来，盘整盘整，重新梳理后看清方向再出发。 

三

当下，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许多人勤劳却不富有？

要说勤劳，几亿农民工群体肯定勤劳，但偏偏他们并不富有。我们有6亿人月收入在一千元左右，他们中大多数人恰恰是非常勤劳的。可见，勤劳和富有之间并没有等号，当前我们所真正迫切需要的，不是在勤劳上继续加码，要求大家更加勤劳，而是把财富分配问题琢磨清楚：大家辛苦这么多年，国家经济数字蒸蒸日上，赚来的钱都去哪了？

回答好这个问题的人，我认为有资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第二个问题：科技越来越发达，机器越来越先进（甚至还进入AI时代），生产力大幅提高，物质生产也明显过剩了，为什么人们却没有因此获得更多的休息时间，反而是增加了工作时长？

当磨碎谷粒的水磨坊被发明出来时，希腊诗人安谛巴特洛斯曾颂扬说：“珍惜你们的双手吧！磨坊的女工。放心地睡吧！让公鸡徒劳地去报晓吧！达奥已让山林水泽女神代替奴隶们的劳动；看，她们正在轮子上欢畅地跳跃，旋转的齿轮带动沉重的石磨一起转动。我们将和我们的父辈一样，过着悠闲的生活，尽情地享受女神赐予我们的礼物。”

在这位诗人眼中，水磨坊将把女奴隶解 放出来，恢复过去的黄金时代，而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悠闲。

对此，我深以为然。没错，科技的进步，本质上就应该是让更多人从劳动的辛苦中摆脱出来，获得更加自由、悠闲的生活。反之，如果科技和生产力的提高带来的反而是人们更加辛劳，那一定出大问题了。

说回原题，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程度，实在也是让我心疼。

前几天恰好看到一个新闻，4月底，江苏媒体报道说，镇江市警方发现，一个男子在派出所办理务工所需的户籍证明时，身份证上印刷字体有异常。原来，这位已七十多岁的老人是为了找一份工作，他担心自己年龄大用人单位不收，就花300元办了假身份证，让自己的年龄减少8岁，同时，还把头发染黑。当地警方对其进行了行政处罚。

看着视频里这位老人颤颤巍巍的步伐，怎能不百感交集？面对这种对工作的狂热劲头，我们怎么忍心指责中国人躺平？

1807 年，拿破仑在奥斯特罗德写道：“我的人民劳动愈多，他们身上的恶习就愈少。我是当权者……我颁布命令让小商店在星期日做完礼拜之后仍旧开门，让工人们继续工作。”

那么，真的如拿破仑所说，劳动越多、恶习越少吗？许多思想家认为，恰恰相反。

比如，拉法格（马克思的女婿）就曾经这样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是造成智力衰退和身体畸形的根源。请拿路特希尔德马厩里的纯种马（有一批长着两只手的奴隶为它们服务）同诺曼底农场里的笨拙的畜牲（它们要耕地，搬运肥料，把收割下的庄稼送进谷仓）比较一下。”

我想，劳动很重要，但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为了劳动而来的，一个自由的人，应当在体育和精神层面展开最大的追求。过度的劳动恰恰会让人丧失这两方面的可能。甚至可以说，当劳动超过了一个界限，劳动越多，失去越多。

看看我们那些步入晚年的农民工吧，他们辛劳一生，哪一个不是浑身病痛想要抬头仰望星空而不可得？

写到这里，心中已是万般感慨。就用一个结论来结束这个讨论吧：

那些指责“中国年轻人躺平”的人，都是罔顾事实的人，也都是昧了良心的人，因为，中国人不是躺平了，而是太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