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45岁的单身母亲王静，生活刚刚好起来——儿子的白血病有所好转，抑郁症也不再频繁影响她了——然而世事难料，这一年来，助她改善处境的一个“配捐”项目，在11月爆雷了。

“配捐”是一个公益术语，但王静遭遇的，是以配捐为名的一个病友之间运作的资金盘骗局。

在一个白血病友共同参与的“配捐”群里，王静投入了20多万。同为白血病人的群主黄南此前承诺，病友们只需先投钱，之后会通过“公益机构的配捐”，一两个月后获得更高的回款，就像投资保障收益的理财产品一样。

11月末，多名位于河北陆道培医院的白血病患者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诈骗案。钱要回不来了，他们投入的金额有10多万、20万、60万，高的至上百万元。

无可奈何之下，他们将矛头对准了微信头像写着“发财的风，吹到你这了”的群主黄南身上，认为是她卷走了病友们的救命钱。但直到病友们蜂拥到她家对峙，才发现黄南还有一名“上线”，名为孟祥龙的东北男人。

受害群友告诉南风窗，此案被骗人数270余人，受骗金额约在4000万。11月29日，三河市公安局针对报案病友被诈骗案正式立案。12月14日，三河市公安局发布通报称，公安机关已对犯罪嫌疑人黄某、吕某某二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正在全力抓捕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孟某某。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警情通报/图源：平安三河

众多大病患者，再度因打着公益慈善名号的“配捐”项目，进入绝境之中。案件背后，暴露了一个问题：在最痛又最难的大病救助领域，为什么近年诈骗丑闻频出？

1 报 警

12月的燕郊，气温骤降，寒冬临近。在中国最大的民营血液病专科医院集团旗下的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以下简称陆道培医院），很多等着钱用的白血病人是这时候发现被骗的。

爆雷群聊——“万事如意”的群主昵称黄畅，真名为黄南。“楠”和“难”读音相似，黄南曾解释，她希望自己将来顺畅，改名为了黄畅（身份证没有改）。她希望病友都这么叫她。

房产中介，同时也是白血病患者家属杨志华对南风窗回忆，黄南36岁，身高1米6左右，短头发。他曾因租房子与黄南见过面，回想起来，觉得她平时看上去和颜悦色的。

黄南自己也是一名白血病患者。2018年时，她在安徽省立医院做脐带血移植。2023年末白血病复发，她于是来到河北陆道培医院做了二次移植。

黄南在群里晒出自己的身份证/受访者供图

几名受访病友也曾听说她的悲苦人生。“她出生9天就被抱养，生（白血）病之后告诉亲生父母要求配型做骨髓，亲生父母又拒绝了。”

共同的生病与化疗经历，让经济拮据的白血病人，选择了相信黄南，参与她口里的“配捐项目”。这是一个慈善捐赠的舶来术语，最早诞生于美国，指的是个人配捐者向某个非营利组织捐款之后，企业以约定好的比例向相同机构再捐赠一笔钱。

在中国，这一形式最早出现于2015年，互联网大厂为了激励更多人参与公益，拿出了9999万的配捐额度。网友每捐1元，腾讯基金会对获捐基金会再配捐1元，配捐比高达1:1，也给人们传递了信号：个体捐得越多，公益机构获得的回馈越大。

互联网推高了个人捐赠热情的同时，也让一些机构和个人以此钻空子。一些基金会、民间团体从而衍生出让成员先进行大额捐赠，以套取平台配捐。此后，他们再给病友或捐赠者分配善款，也就是所谓的“套捐”。

黄南完美地利用了“配捐”概念，衍生出了她的项目。她自称背后有十余家基金会，基金会每个月给她一万元工资。但这1年多里，她从没和病友准确说出过基金会的名字。

她还信誓旦旦地说，即使自己离世了，也不用担心无法回款。“机构基金会那是有你们资料的，到时候因为我死了，这个项目的确进展不下去了，基金会联系你们，直接给你们打款……”

黄南向群友保证基金会会按照收款账号回款/受访者供图

患白血病8年的李林于2023年7月26号进入群聊。他记得，黄南的配捐项目多种多样，参与方式也是在不停地变化，例如交4万，可以配2千，相当于一个月后回款4.2万元；交4.6万配4千，相当于1-2个月后，回款总计5万元。还有交5万配1万，以及5+3项目（交5万配1万，3万配1千）等等。

回款周期也因为数额的大小有所不同。多数情况下，这些项目需要两个月回款，一次回总额的一半。据多次参与公益基金会配捐的病友透露，黄南的“配捐”手法，与正规公益基金会的操作有相像之处。在参与她的项目之前，病友需要提交发票、身份证、诊断证明、低保证明等材料，以证明自己的艰难处境。

如果发票金额不够，黄南还会让患者买发票。“你可以去找xxx买发票，在我这里可以过。”“一次多给我点发票，省得我一次次找你们要。”

黄南在群里的聊天记录/受访者供图

但直到现在真正吃了亏，人们回想起来才会察觉到端倪。与公益机构一般采用对公账号进行转账不同，最初做项目的时候，黄南让病友将钱转到了孟祥龙和吕子鑫的个人账户上。黄南曾在群里解释，“孟祥龙是基金会的财务，吕子鑫是基金会的法人。”

再到后来，约是2023年末开始，每到回款的周期，黄南会让部分报名参与配捐项目的病友直接给需要回款的病友转账。剩下的则转账给她指定的账号。整套下来，类似“空手套白狼”。

除了转账方式上的区别，作为“配捐”发起人，黄南还有相比慈善基金会更多的“配捐”项目。李林回忆，正规的慈善基金会组织的配捐活动一般在99公益日前，一年就一两次。但他记得，黄南的项目频率很高，有时候甚至每天都可以参加。

唯一不同的是，最开始项目名额比较少。每天上午10点，黄南在群里发接龙，群友需要拼手速参与配捐，“像饥饿营销”。

黄南在群里发起接龙，群友拼手速参与配捐/受访者供图

一个项目最早只有七八个名额，慢慢地十几个、四五十个……名额越来越多，项目也在增长，群友不用抢也能参加了。李林回忆，今年9月开始，黄南每天发起的配捐项目都有四五十人参与。她甚至还对病友说：“人太多了，这样下去我们（以后）减点人。这样人太多了，算了脑子都疼。”

危险却在2024年末收关之季降临。11月23日，本该收到回款的病友没能收到钱，开始感到着急了。黄南则回应，先把支付宝的50万转给大家，但她很快又称，自己的账户被限制转账功能。

11月27号，274人的微信群里，每个群友都在盯着手机，等着她承诺的回款。黄南也在群聊里说：“一个小时后不拨款，我就跟你们一起去报警。”

18点后，钱还是没回来，群里一片哀嚎。

病友共同报警了。

2 燕郊病友圈

如果一切按照黄南的安排那样走的话，王静本应收到72万元。

但现在，所有的钱都打了水漂——给黄南投入的20多万，是她和已经成年的儿子在各个平台借来的。采访过程中，信用卡工作人员还在电话催账。她又回到了两年前儿子确诊时的绝望状态，吃抑郁药也不管用了。

王静并不孤单。据报案病友统计，被黄南卷入救命钱的病友有270余位，总金额约4000万元。这是过去几年“配捐”为名的涉骗案中金额最大的一宗。其中，一位病友家属给黄南的项目投入了103万。

重要的是，查看各自的过去，钱追不回来的人们，共享着一些相似的苦难。

他们多是恶性白血病患者或亲属，出生在欠发达地区。疾病将他们掏空，他们被迫将求助之手伸向身边人，人脉也因此耗尽。现在，多数人都在通过网贷、借钱、打零工维生。聊天记录显示，黄南与病友曾相互讨论网贷经验，还分享了自己是如何向各个平台借到最高额度贷款的。

黄南与病友相互讨论网贷经验/受访者供图

无一例外地，他们从天南海北来到了擅长做干细胞移植手术的燕郊陆道培医院。因为聚集着太多白血病人，陆道培周围的城中村落被称为“小白村”。

在血液病患者眼里，陆道培医院是他们最后一棵救命稻草。34岁的李林是河北人，患白血病8年期间，他曾经战胜过病魔，却在2021年又复发了。他告诉南风窗，像他一样白血病复发、又难治的病人，一些大的公立医院是不愿意接收的。“人家这边（河北陆道培）在现有的医疗条件下，只要有1%的希望，你有能力去负担医疗费用，它就会选择给你治疗。”

王静也是在大学本科刚毕业的儿子确诊白血病后，才知道这个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陆道培创立的私立医院。来到这之前，她曾辗转到武汉、长沙、北京的医院看病，最后，是陆道培医院收治了病重的儿子。

私立医院有“低门槛”的好处，但同时，收费也更高昂。王静回忆，儿子在陆道培出院后的半年内，一个月一次大查，一次大查近两万元。除此之外，她们还需要负担每个月一万多元的医药费。这些手术、体检费用，以及各种白血病人用到的救命药，医保只能报销很少的部分。

王静的儿子 / 受访者供图

生活与病痛压弯了白血病人以及家庭的时候，同病相怜之人的抱团取暖显得格外珍贵。资深公益人薛飞告诉南风窗，在陆道培医院周围，出现了很多由病友自发形成的筹钱机构或者社会组织，这些机构大多未接受过专业的志愿培训。

也因此，所谓的“配捐”在陆道培的病友群体，有其生长后变形的土壤。从2014年开始接触大病救助领域的薛飞回忆，“99公益日之外，我是没听说过（公益基金会）有什么正规持续的配捐活动，但陆道培医院（的病友圈）那边做配捐的不少，而且是常年。”

而事实上，根据我国慈善法的规定，正规的配捐活动，必须是符合慈善法第十条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有资质的慈善组织来向社会公开募捐，捐款资金也是统一打入慈善组织账户，而非个人账户。

此外，慈善法十五条明确规定，慈善组织的财产只能根据章程或者捐赠协议的规定用于慈善目的，不得在发起人、捐赠人以及慈善组织成员中分配。总结来说，自捐自用的配捐，是违反慈善法的。

但在白血病人圈子中，因为对钱的需求太大，鱼龙混杂、真假难辨的筹钱人和社会组织却长期存在。在这过程里，像黄南一样有人脉、掌握外部信息的病友成为链接各方的关键。

黄南在群里的聊天记录/受访者供图

李林对南风窗回忆，他之前也参与过各类“配捐”活动，都是病友之间相互介绍参加的。病友之间的信任与温存对陷入绝境的人们尤其宝贵。这是黄南等人凭着没有依据的慈善机构名义，就成功筹资的前提。

王静也记忆深刻，今年10月，她带着儿子来河北大查时，儿子又吐又拉。

她在群里问：“谁有布地奈德（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具有抗炎、抗过敏和免疫抑制作用）”，黄南表示她有。王静便去到了黄南的住处。她知道黄南是一个患者，便没进屋，站在门口。

黄南给她倒了六颗药。她要转钱，黄南也不愿意收。

3 无法照顾的灰色地带

钱似乎要不回来了。

直到与黄南当场对峙，病友们才得知，黄南并非属于任何机构的员工，学历是小学毕业。她还有“上线”——孟祥龙，那个转账账户上出现的名字。

黄南表示，孟祥龙自称是中华慈善总会的人员，自己被他骗了，投了几百万进去。

公开筹款信息显示，来自黑龙江的孟祥龙也是一位白血病患者家属。2020年，孟祥龙1岁半的儿子患神经母细胞瘤，曾通过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过救助儿子的筹款活动。

受访者供图

后来，他自己也成为了病友之间的筹款人。有病友回忆起，他在2022年就已经参加过孟祥龙组织的配捐活动。根据该病友给南风窗提供的回款单显示，当时，孟祥龙代理的基金会为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他曾为此发起配捐项目，并成功让病人获得基金会的回款。

“他（孟祥龙）这些年很了解病友的心理和最近几年配捐的细节。”该病友评价道。

除了黄南、孟祥龙一案以外，据经济观察报报道，近日，陆道培医院周围还出现了两起以配捐为名的诈骗案。

回顾中国大病救助历程，薛飞记得，2014年以前，公益圈尚未出现配捐丑闻。2015年以后，儿慈会等专做大病救助的机构因筹款能力突出，获得了平台的高额配捐，这一赛道越来越被人关注。

在这期间，薛飞说，“在陆道培医院这个环境里，（大病救助领域筹款丑闻）最大的问题在于‘中间商’，以及配捐的钱从哪里来”。

这首先是基于国内能直接有效服务到大病群体的公益慈善基金会数量不多。覆盖范围也有限，多集中在北京、广东等省份，集中在省会或东南沿海发达城市。这给了“中间商”操作空间。

自然而然地，在全国各地，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在很多医院的大病患者中间，出现了帮病友链接基金会、服务机构的个人或小团队。

“他们（中间商）如果私下收费，这就是套利空间。在专业社会服务机构不足，对大病救助项目监管不严的时候，如果有大额长期配捐活动或流量扶持项目，这些团队的空间就很大。”薛飞说。一些老病友从这些真空地带中发现有利可图，也开始当“中间商”。

《再见吧，少年》剧照

除了利润驱使，配捐“骗局”从此流行，还有一个互联网发展的大背景——最近几年，短视频等平台的蓬勃发展，互联网筹款成为主流。在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互联网平台的时代，一些在民政注册服务领域涉及医疗救助的机构或者小团体逐渐发现，通过给平台投流（即花钱买曝光度），可以获取更高的筹款额。

这一较有效的筹款途径，也让一些“中间人”铤而走险，先以“配捐”为由从病友及家属处筹到大额资金，用来在互联网上投流，发布患者信息和筹款文案，获得网友的捐款。接着，再凭借互联网筹到的款项，给病友们回款，让资金链得以延续。

据媒体报道，早期，通过投流，卖惨式的大病筹款视频或网络链接，投资回报比可高达1:1.5-1.6。

原本给予患者希望的互联网筹款背后，衍生出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

相关乱象直到2023年9月得到了大量曝光，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项目四部9958廊坊团队主任柯善孝以配捐为名，涉嫌向患病儿童家长筹集资金，骗取了上千万元。事情被揭发后，柯善孝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从此，以“配捐”为名的资金操作，开始得到监管部门、相关平台的重视。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关于 9958 儿童紧急救助项目的声明

薛飞告诉南风窗，早期，民间的“配捐”大多是做资金池，通过民间借贷、参与99公益日抢配捐来回款。“后来可能主要是通过广告投流卖惨筹款回款。因为有回款，所以一直没爆雷。”

但最近一年，他观察到，“广告投流，卖惨筹款的回报降低到可能收不回成本，加上年初民政筛查整治投流卖惨筹款的团队，这就把这些人的主要增值回款路径切断了”。而这正是众多柯某孝等民间“配捐”团队，相继于近年爆雷的大背景。

4 生了大病的人，怎么办？

出人意料的是，过去1年多里，面对黄南的配捐项目，王静、李林等人都对此曾经怀疑过是骗局。

王静等多位病友告诉南风窗，他们收到过反诈中心带来的电话。通常情况下，在黄南的指导下，他们也有应对话术，回答“我们没有受到诈骗，是转给朋友的”。或者，“我转钱用来治病的。”

黄南在群里指导群友应对反诈中心的话术/受访者供图

今年8月份，吉祥如意微信群也出现了谨防诈骗的提示。他们又建了“万事如意”微信群做备用。

对风险的来临感到麻木，一步步进入“配捐”的贪婪欲望之中，是王静在过去一年多来的心路历程。她来自湖南，今年45岁，是一位重度抑郁症患者，长期服药十余年。一直以来，抑郁症不定时复发，她只能靠打零工补贴家用，再加上亲戚的帮扶，勉强维生。

2022年末，儿子刚出现身体危机时，王静正在江西给客人洗头洗脚，一个月挣5000元左右。

去年2月，儿子在陆道培医院进行骨髓移植以后，出现了并发症。5月25日，他上吐下泻，医生怀疑他出现了肠道排异。看着一天一万元左右的住院费，王静只能到处借钱，网贷的额度也到了最大——实在借不到钱了。

住了约二十天时候，王静花了17万，医保大致能报销3.7万元。

2023年6月，王静无奈做出了给孩子出院的决定。她至今清晰地回忆起，有老乡当时气急败坏地说：“你不能（让儿子））出院，肠道排异出院，真是开玩笑。”

王静的儿子 / 受访者供图

“你们是没有走到这一步，人到了这一步必须做出一个选择。”她回答。

某种程度而言，求助无门时，王静的转机正来自于黄南的“配捐”项目。2023年7月，老乡把她拉到黄南群中。看到别人在这里赚了钱，王静也参与了两次“配捐”，成功回款。

参与两次大额转账后，经他人提醒，她也怀疑过项目的真实性。她于是在群里选择观望，发现群里病友都在夸赞她时，王静又放下了疑心。今年1月，缺钱的王静重新加入了黄南的配捐群接龙。接着，这11个月来，她越投越多，靠着配捐还网贷、信用卡、交医药费。

与王静相似，群里的白血病患者大多数都经历过因病返穷。据《公益时报》报道，按照我国现行报销体制，一旦离开县域后，报销比例越低。比如，乡村百姓在县域医院看病，新农合报销70%-80%，市、省两级只有50%-60%。此外，有基金会测算，一次大病花费的交通、住宿等非医疗成本是直接医疗成本的1.5倍，而这一部分却未有任何部门纳入到救助范围之中。

王静在给儿子看病过程中花费了160多万元，她为此卖了县城唯一的一套房子，把亲友的钱借了个遍。她的姐姐把儿子的婚房抵押在银行，贷款了24万元给她。

生病8年，李林花费了70多万元，主要是靠父母、弟弟以及信用卡等贷款来维持治疗的费用。最艰难时候在2021年，骨髓移植手术前，医生让他们家准备60万。最后，是他务农的父亲不停在外借钱交上的。

无助之中，借“配捐”为名的灰色筹钱项目，成为了大病病友以及家属以为自己可以抓住的救命稻草。万万没想到的是，2024年，“配捐”项目相继爆雷，很多大病患者也开始警惕，“配捐”已经被有心人士滥用，存在诈骗的风险。

受访者供图

只是，没了灰色地带的筹钱项目后，缺钱的大病患者又该怎么办呢？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贾西津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指出，对于大病患儿，一定要有不同层次的责任。虽然健康的第一责任在家庭，但对于医疗费用，国家对儿童的医疗保障应起到兜底责任。在她看来，大病医疗领域，公益救助永远是一个非常小的部分，不应该成为主体。

薛飞认为，公益机构该回归到最原本的属性，即公益性、慈善性，开展慈善时活动应遁循非特定受益人原则，以确保慈善资源的公平秩序。

“（公益机构）做大病救助的最终目标从来不该是筹了多少钱，或者不计成本、不择手段去救了多少人命，而是在尽可能守住自己与他人尊严和底线的前提下，激活求助者的自主性，并通过公益慈善专业手段来支持服务求助者。”他在一篇随笔中写道。

比拼筹款能力不该是公益机构的首要任务。薛飞写道：“理想状态下，除了筹钱筹资源之外，这个过程原本大家可以一起相互支持，推动资源、信任及社会认可的正面公共价值的流动。”

（文中王静，杨志华，李林为化名）

有过一段时间，张凯以为，人是可以抓住幸福的。

河南农村，麦子和玉米成熟时发出灿灿金光，抬头可以看见几根烟囱。张凯在这里长大。如果一切正常发展，他会有一个向上的人生——从30岁开始，他与妻子的收入蒸蒸日上。35岁时，夫妻俩攒的钱足够到县城买四房两厅的大房子——欧式装修，进出大门时有保安替人开门。

可是眼下，张凯显然不是个幸福的人。

他即将40岁，头顶微秃，一张长脸，眼睛越来越眯成缝，额头的褶子也加深了。沉重的神情背后，张凯有一个“全国至少一半人都知道的事”：2023年4月15日，他与妻子孙艳艳在安徽宿州蒿沟镇的高空杂技表演中发生意外。

那天晚上风很大，身穿蓝色演出服的两人，被快速上升的机器带至十几米高的半空。女演员孙艳艳边双手钩着丈夫张凯的脖子，一边双脚翘起，准备做下一个杂技动作。

突然，孙艳艳没来得及调整，登时从张凯脖子上脱手，从空中直直坠落。

张凯和孙艳艳表演现场，孙艳艳从高空中坠落

一切发生得太快，现场一片惊呼。事后，官方通报称，头先着地的孙艳艳，最终经抢救无效离世。

生活的重压落在了活下来的张凯身上。从此他才意识到，过往人生里，他从未准备安全网。

多年以来，靠着轧钢板、头砸酒瓶、钻入摇摇欲坠的高空架子与吊环，他们一步步摆脱穷苦的老家。妻子的死终于让他醒悟：高空杂技演员是个拿命搏明天的职业，万分之一的不幸也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但是又能怎样呢？如今，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有两个孩子的张凯，找不到一个不用搏命就可以挣钱的方法。在广袤的、灰蒙蒙的河南平原，翻动了他有限的阅历与“闯江湖”的认知后，今年11月，他决定了，抓住网络流量，重回高空之中。

11月25日，在直播间里众目睽睽之下，这一次，换作他从空中直直坠下。张凯刚刚升起的梦随之碎裂。

热度过去了

张凯与杂技，似乎有着莫名的缘分。他想过，要逃离杂技去过一种新的生活。

妻子孙艳艳的去世，让他更加坚决。这一年多，“看到高空器材就难受，想起那天晚上的事”。

与直播中的他不一样，私下交流时，张凯沉默得多。11月19日，与南风窗记者见面时，他习惯低着头说话，感到拘谨时，他就抱起家里沙发上的一个卡通小狗玩偶。开车时，他也不爱说话，车里几乎是漫长的沉默。

车子是一辆经过改装的燃油车，“出事前刚买的”，有个比五座汽车更长的后备箱，看上去像赛博朋克风的特斯拉汽车。以前，长长的后备箱用来装他的杂技器材：钢管组装起来的高空支架、呼啦圈大小的吊环、演小丑的彩色假发，以及妻子去世后被他烧了的皮条。

现在，张凯更忧愁了。生活变得艰难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在短视频平台有27万粉丝的张凯，曾经历过“好时候”。去年5月许，妻子孙艳艳刚从高空坠落的那阵，很多网友都知道了两人的“影子组合”，以及活下来的张凯。人们蜂涌入他的短视频账号，粉丝量从几千涨到了现在的几十万。

粉丝数大涨后，永城市当地一位朋友主动找上张凯，说要教他利用好流量，直播带货。妻子去世后10天左右，在朋友的指导下，他走上了“玩网络”的道路。

所谓的带货，其实是在他和粉丝聊天时，中途插一个产品介绍，上小黄车链接。那时候，不费大力气，一天的销售额就有一两万。

好景不长，热度过去了。今年春节后，张凯的直播间愈加冷清，连一起帮忙直播的侄子都跑了。他第一次感受到短视频带来的落差感，他形容，“看不到希望的感觉来了”。

张凯的直播设备/南风窗记者 朱秋雨 摄

“你看，只要我直播间搞个新鲜的东西，就会上人。”在河南老家冷飕飕的院子，张凯告诉南风窗，“我前一段时间炒菜，刚开始怎么也能有几千人（观看），但是不持续，也就那几天的风。”

掉入网络的流量漩涡后，他越加焦虑，感觉自己似乎抓不住任何东西。

演杂技是他最后一次面对流量放手一搏了。

11月，张凯打扫了堆满枯叶的院子，朝有蜘蛛网的窗户上挂了几串晒干的玉米、南瓜与红辣椒，打算在这里，开启每日的直播。7米高的杂技架子又在院子架了起来，像一面旗帜般高于农村的平房。

张凯的堂哥院子，用玉米，辣椒重新装璜，成为了他的直播基地/南风窗记者 朱秋雨 摄

再一次，他开始在直播间，把镜头对准了倒挂在半空中的自己。11月的第3周，冷风阴阴地吹，他穿着短袖或者背心在冰冻的钢管上起舞。阳光将他转动的身子打在墙上，像老去的剪影戏一样悲壮。

尽管杂技直播时长3个小时，但多数时候，张凯和一起直播的妹妹孙盼盼选择站在镜头前猛说话，让观众点点屏幕里的红心。

“点够5万赞，我给大家表演杂技”“再加把劲啊，20万赞，精彩高空杂技马上给大家献上”……直播间里，张凯嗓门很大，声音在隔壁的房子都能听得清楚。

他同时邀请了记者来当地采访，并嘱咐说：“你强调一下我是个上门女婿，描述一下这一年多我过得比较艰难，带着两个孩子还要照顾岳父岳母。”他还希望记者能够提到“每次谈话，（我）都是含着眼泪，提到老婆的时候多么伤心……”

张凯在永城市农村老家，与妹妹孙盼盼直播表演杂技/南风窗记者 朱秋雨 摄

河南小孩

孙盼盼比大姐孙艳艳小6岁，喜欢梳高高的马尾，眉毛弯弯的，脸上挂着善意的笑容。直播间里，她是那个在张凯表演杂技时扯着嗓门，说吆喝话的人——这是以前孙艳艳演出时的角色。

孙盼盼是如今全家最支持张凯的人。作为全职妈妈，她尤其能理解张凯想要借助直播带货谋生的想法。

没嫁给张凯前，孙艳艳也还没演杂技。妹妹孙盼盼记得，她的大姐从小很能吃苦，性格要强。十几岁时，她辍学到浙江的电子厂里打工，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像一个男人一样能扛事”。

张凯也是一个性格要强的人。10岁选择学杂技时，张凯也是想“扛事”。作为家里的第四个孩子，他成绩很差，不想上学，只想尽早挣钱养家。

小学二年级一次逃学时，他在路边看到马戏团表演，有空中飞人在天上飞。“下面那么多人给他们鼓掌、喝彩，感觉很有光彩。”回忆起来，张凯的语气里依然有快乐的成分。

给别人鼓掌完，马戏团在现场开放招生。张凯回家就告诉务农的父母，自己要学杂技。

直播表演杂技的张凯/南风窗记者 朱秋雨 摄

很快，不顾父母的反对，他辍了学，拜了杂技团的师傅。为了不给家里添负担，他没交学费，代价是以后给师傅免费演出3年。

练杂技的苦超过小孩的想象。每天，按照师傅要求，他咬着牙从天亮练到天黑，没有接受任何文化教育。晚上回家睡觉时，他的梦里都是杂技，有时候哭着醒来。母亲看着心疼，劝过几次：“太疼太苦就别练了。”

但农村家长也提供不出更好的路子。他记得，同村的几个孩子也和他一起练杂技，但全都从师傅手边溜了。只有他留下来了。他想证明自己，不想做逃兵。

杂技讲究童子功，从幼年练起，会奠定更好的底子。但这也会早早地预定一个懵懂的孩子未来漫长的人生。

但张凯心里清楚，这是在他的环境中，为数不多的出路。一次直播里，他告诉粉丝，河南当地学杂技的孩子无非两种情况，一是家里很贫穷，二是兄弟姐妹很多。他刚好是两者都占。

张凯父母在河南的农地待了一辈子。比起孙艳艳家所在的永城市（隶属商丘市），他的老家商丘市拓城县经济更加落后。拓城矿产资源稀缺，连像样的煤企和工厂都没有。大多数人只能立在田头寻找希望，像张凯父母一样，看着老天爷的脸色生活。至今，他的农村老家还没安装热水器，哪怕到了雪天，也要用冰冷的水洗头。

张凯拍摄的老家环境/图源：@高空杂技张凯

广袤又贫瘠的平原孕育了土地上的人们学习杂技、走南闯北的心。张凯所在的商丘市，一直以杂技非遗项目为豪。当地还有因杂技闻名的虞城县、刘楼村。虞城县文化馆记录道，刘楼村至少70%的人都在耍杂技，“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刘楼耍杂技，人人有一手”。

青年姐弟高空杂技组合“欣欣高空”也在河南商丘，姐姐19岁，弟弟17岁。他们的父亲兼经纪人超哥对南风窗给出了送孩子练杂技的另一个理由：“河南人太多，你过好日子，考好大学的门槛，高出北上广等地将近一倍。”

如果孩子没有出类拔萃的天资，超哥总觉得，结局是相似的，贫穷也会一代代循环。

“现在，一部分家长对孩子上学已经不积极了，”超哥说，“不能出人头地，那就（学杂技）承欢膝下，也不错。”

“影子姐”的诞生

只是，承欢膝下也很难得，杂技演员这条路不好走。张凯告诉南风窗，他也不是一辈子非要演杂技。事实上，他的人生曾几次偏离过杂技的轨道，最后都以失败收场。

他22岁左右时，与“厂妹”孙艳艳在商量婚事阶段，被一个传销组织忽悠到了湖南，在湖南与十几个室友拥挤地呆了三年。

他曾真挚地相信，通过“卖化妆品”，他能一夜暴富，改变身在农村的命运。

大儿子出生后，他和孙艳艳又跑到了浙江义乌，与朋友合伙开工厂，做毛衣上的假钻、碎钻。因为招不到合适工人，这笔生意半年后就黄了。两人不可避免地负债，只能去路边卖煎饺。

人到中年，背负起孩子及家庭，生活更加艰难。

妹妹孙盼盼记得，2014年左右，怀上第二个小孩后，姐姐与姐夫从外地回到了老家永城市。在外打工的两人攒不下钱，连孩子奶粉钱都是她父母出的。

回到农村的两人找不到太多谋生的办法。张凯跟亲戚干过水电装修，感到没兴趣。而永城的支柱产业——煤矿业，挖矿有严格限制和规定，矿工的工资也低。

另一个永城有名的产业是面粉厂。张凯家的小麦都被运去做白白的面粉了。但小学文化的张凯即使进厂，工资也是最低的。

他都不想去。

永城市以一黑一白产业而闻名，黑指的是煤矿，白指的是面粉厂/南风窗记者 朱秋雨 摄

人在手忙脚乱时，只能操起最熟悉的家当和技能，抵挡住可能来的风暴。

一次，他终于在永城市看到了一辆宣传杂技团的车，鼓起勇气与老板打了个电话。“我是个演员，你们平时演出多吗？”很快，他收到了村里办红白喜事的演出邀请。

商丘的永城市在河南东边，与江苏、安徽三省交界，与安徽亳州、淮北共享一套方言。张凯渐渐摸清，相比于商丘本地，皖北的演出更多，“那边农村办事的多，小孩周岁宴、六周年宴，老人祝寿，都要请人（演出）”。

2014年，开着摩托车，张凯去周边县市独自演出。女儿出生后，有人给他们支招，“我们这边都是两口子一起干的，两个人演不仅能省路费，还能开更高的价钱”。

孙艳艳就这样跟着张凯踏上了演出之路，丈夫演杂技，她做主持，偶尔唱个歌。一开始，她也拉不下脸皮，长年在电子厂工作的她，习惯了只是做事，哪有那么多说话的缝隙。

然而挣钱是第一要务。张凯回忆，第二年春节（2015年），一个老板突然找上门，付给他们1.5万，从腊月十五演到正月十五。

一个月的速成演出，让孙艳艳变成了情绪高昂的主持人。身材标致的她有了口才，看着更像经过专业训练的演员了。第一次尝到钱多的甜头，孙艳艳激动着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影子姐。

影子组合昔日表演图

要挣钱，就要做更多原本不会的事。张凯记得，春节后不久，演艺公司的朋友对夫妻俩提了一嘴，如果夫妻俩搭档能演高空杂技，出场费会再高一个台阶。

“她听进去了，对我说，‘你不是就会高空吗？咱们自己也焊个架子，你手把手教教我。’”

张凯起初对妻子的要求也不同意，“觉得她学不会”。但2015年那阵，高空杂技演出正在河南、安徽小县城等地随风而起。高空杂技演员变得紧俏，价格确实诱人，10分钟的一次高空演出，一场至少有600-700元。

孙盼盼则把姐姐的选择归结为性格因素，“她很好强、能吃苦”。“我哥（指张凯）是上门女婿，我姐姐不想让人瞧不起。”

她记得，以前没有演出的时候，孙艳艳夫妻俩会在老家麦田里松软的泥土上，架起高空的架子，悄悄练功。张凯也偶尔在短视频上发布他的练功生活：做俯卧撑、爬墙、上吊环、拉弹力带，把一根根青筋都暴露在脸上。

张凯拍摄看孙艳艳照片的女儿/图源：@高空杂技张凯

孙艳艳也跟着学，丈夫练什么她做什么。张凯说，只练了一两个月基本功，她渐渐能上7米高的架子，和他配合表演了。

30岁的影子姐，就在几个月间，蜕变成了高空杂技的“影子组合”。

他们上路了。

没有安全网的一生

回顾“影子组合”的过去8年，张凯和孙盼盼都很难具体描述，“影子姐”是怎么熬过来的。

身为家里三个女儿的长姐，孙艳艳一直给妹妹表现的是大女人的形象。盼盼看过影子组合的演出，“现场吊得高高的，姐姐的头要往下掉，都是那种很危险的动作”。她坐在底下看时，心都突突地跳。

“我还问过她，你不害怕吗？在那么高的地方倒着，你不害怕吗？”

每次，她都收到姐姐的安慰，“不会害怕。”

“习惯成自然。”孙艳艳告诉妹妹，平时她在高空架子上练多了，表演时被吊得多高都没有感觉。

孙艳艳的短视频账号，简介写着：记录宝贝的日常生活

张凯也说，妻子很少和他说起从事杂技的苦和危险。他只记得，自己在2015年刚与妻子做高空搭档时，即使他从小练杂技，身体都无法适应这样高的强度。

成为影子组合的第二年春节，张凯的胳膊两侧止不住地疼痛，渐渐抬都抬不起来了，连脱衣服都无法靠自己。他猜是胳膊积液，去医院扎针、贴膏药、喝中药都没用。

“但(当时）没有办法，要过春节了，活都接好了，有那么多演出。”从腊月十五到正月十五，当地最流行办红白喜事的日子。这段期间，只要有活，张凯和妻子都会接上，“最多的一次，一个晚上要演三场，赶三个不同地方”。

忍着疼痛熬过忙碌的一个月后，张凯突然发现，胳膊不自觉地就好了，“把积液全给拉开了”。这也是张凯的人生经验。屡次面临人生关卡时，他就是这么选择的。硬着头皮上，先挣到钱再说，以后都会好起来的。

不过，好挣的钱总会消失。搭档表演高空杂技1年多后，张凯夫妇很快发现，周边的杂技演员们都焊了个架子，“不管演得好演不好，都要弄个架子演高空了”。

于是，张凯和妻子率先接受了吊车杂技表演，用吊车把自己升到十几米高，表演更惊险、骇人的动作。

河南周口“00后”高空杂技演员小茹也是2015年左右开始学习杂技的。小茹记得，当时村落间，人们都热爱看高空杂技，强调惊险、刺激，做出高难度动作。演出方还经常会在农村观众前强调，演员们没有做任何安全措施。甚至，没有安全措施本身，就是这类杂技节目扎根于乡土中最大的看点，也是这行报酬高的缘由。

在村落间靠着熟人口碑一步步做起来的张凯，积极揽活。虽然没有安全网，他也尽量把表演动作做全，“既然答应了人就要尽力演好。不然别人怎么会下次想起你，叫你（演出）呢。”

抱着这样的信念，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冷天还是雪天，只要有活，“影子组合”都会配合度很高地完成。每天，夫妻俩睡到自然醒。有活的话下午出门，有时去安徽，有时去江苏，或者到更远的山东，演到凌晨再回来。

张凯老家的环境/南风窗记者 朱秋雨 摄

雨天最让人讨厌。张凯回忆，雨天演完下来，他们的演出服湿湿地沾着肉，裤脚还会扯上泥。但不管雨点怎么样大，风再怎么刮，他也从没想过去和主办方协商，加个防护网、安全垫，买个保险；又或者，直接撂挑子不演了。

甚至，这类表演连演出合同都没有准备。熟人或者经纪公司叫去了，给张凯转账，那他就去了。

回报在他眼里已经足够巨大。演高空杂技的第四年，2019年，张凯终于不再身无分文，在永城县城沱河畔买了套四室两厅。小区绿化率高，周边有一个小学两个中学。房子有贷款，但没关系，车子也很快会有的。他们的生活开始被人羡慕了。

坠落

四口之家的幸福停留在2023年，那个充满尖叫的夜晚。

妻子离世后，张凯拿到140万的赔偿金，一半用来还清了房贷，另一些给了岳父岳母。“钱都不在我这里。”他对南风窗说，又开始要为生计发愁了。他还有两个孩子要养育，他们的学费、生活，以及长大成人后立足社会所需的钱。

他不能让孩子像他一样，赤手空拳地面对人生。

2024年11月，永城县城的大房子来了暖气。但张凯却开始天天出门，每天往车程20多分钟的农村老屋跑。这一路，需要经过至少3座大工厂，5根对外排放白烟的烟囱，两条运煤铁道专线，还有难以尽数的车尾沉重的运煤大车。

冬季的村庄异常沉静。农忙期也过了，只剩下留守的老人、孩子，和写着“专治阳痿，专业戒酒”的煞白砖墙。

在张凯永城市农村老家里，留下来的基本都是老人/南风窗记者 朱秋雨 摄

为了做直播，张凯成为了村庄里少数的“噪音”，每天热情洋溢地介绍产品，表演杂技。

但私下里，张凯显得更忧心忡忡。经历过从去年的“爆火”，直播在线人数几万人的巅峰，张凯对直播和网络也有了新的理解。“网络这个东西它不可能让你一直火的，流量（火）那一阶段，你抓不住就没有了。”他告诉南风窗。

“你看我朋友沧海一舟（河南千万粉丝网红），现在怎么样的人气？也就剩三四万人了，以前都是10万加。”张凯说。

既然流量难以琢磨和抓住，为什么还要执着呢？张凯回答说，“但是像人家这样，钱已经挣到手了。”

张凯又补充道，“也有做（直播）得好的，挣大钱的人。如果我以前直播做好了，人气高了，我没必要现在把架子给搭出来。”

现在的他，充满了一种错过时代的遗憾。他反思自己在妻子出事后，太早出来直播带货，“别人看到你了之后，就没啥稀奇了”。他也认为自己缺少成熟的策划，“后来才知道，如果说当时不直播那么早，不卖货，就一直坚持发视频，粉丝可能会比现在多得多，100万都有可能。”

网络把他扔进了一个更光怪陆离的社会，将他过去所直面的无法理解的差距都呈现了出来：有人在网上一夜暴富，有人坐享其成，有人日入过万，有人事业起飞，别人过得好像都很不错。

这一次，他以为机遇终于给了他。有了网络，他或许能继续在永城市守着家，与他上初中的儿子和上小学的小女儿呆在一起。就做直播带货，自己养大一儿一女。

但即使下了播，张凯也是焦虑的。他总忍不住刷手机，看看河南当地的网红在做什么，他们的直播间有什么新花样。他还需要链接各类电商资源，家里堆积如山的快递纸盒就是很好的映证。同时，他还要与各种直播运营朋友讨要带货经验。

这些信息量有时候让他感到压力，晚上焦虑得睡不着觉，头发大把大把掉。有时候，他忍不住想：“我就一个人，没有文化，没有团队。还有保守的，要面子不愿出镜的父母。这怎么搞啊？”

人生似乎又要再回到熟悉的轨道上。11月的第三周，张凯告诉南风窗，如果这次直播演杂技流量表现还不好，他还是无法卖货，或许他以后还是只能出外表演杂技。

“如果要演可能也还是高空（杂技）。因为我的演出资源都在那，名声打起来了，出场费会高。”

直播表演杂技的张凯/南风窗记者 朱秋雨 摄

南风窗记者结束采访后，11月25日晚上，张凯又开直播。不同以往的是，这次，他是正式演出。他光着上半身，久违地穿上了正式的演出裤和白色演出鞋。

夜里，气温只有约3度，他挂在吊车上，拉着从吊车垂下来的绸带，表演让现场惊呼的单人高空杂技。

直播画面停留在夜晚11点多。

上千人的直播间目睹到了同一幕。现场的主持人正在热闹地渲染气氛，“来吧掌声，给打打气”。话音刚落，挂在吊机上的绳子突然断裂了。

正在翻跟头的张凯从数米高的空中坠落，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哎呦。”现场男主持大叫。直播画面就此中断。

事发后一整天，张凯的电话无人接听，南风窗记者也联系不上他。27日，张凯的社交账号更新，其二哥对粉丝们报平安，称张凯已经脱离了危险期。画面中，张凯卧在病床，面部肿胀，举起手掌示意，手上仍有血迹。

张凯和他的二哥向网友报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