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或者简化后的“卷”，是近几年最流行的词之一。

“内卷”本来是一个相当值得思考的经济学名词，但是在网络的推波助澜下，逐渐被简单化和滥用，变成了一个粗浅的词，可以说是非常遗憾的。

内卷本来是指什么呢？其实看字面意思就是“向内部卷曲、把一个东西扭转为筒状”。

让我们来看看维基百科的定义：

德国哲学家康德区分了“内卷化”（英语：involution）与“演化”（德语：Entwicklung）的不同意涵。

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发展了内卷化的概念。在1936年的研究原始文化的一篇论文中，他使用“内卷化”来形容某文化模式达到某最终形态后，无法自我稳定，也无法转变为新的形态，只能使自己在内部更加复杂化。

戈登威泽认为，文化模式达到了上限之后，模式的规定导致了文化的外在的统一性，从而渐进发展起统一性内部的不同要素的多样性：如毛利人的装饰艺术要素很少，却有着复杂而精细的设计，戈登威泽将这种现象称为内卷化。

30年后，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农业的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一文中借用戈登威泽的内卷化概念，以研究爪哇的水稻农业。

格尔茨认为，印度尼西亚许多世纪以来稻作的强化产生了更多是社会的复杂性，而不是技术或者政治的变革，这一过程也被格尔茨称为“内卷化”（英语：Involution）。

格尔茨使这一概念在人类学界与社会学界广为知晓，成为一种描述社会文化发展迟缓现象的专用概念。

以上是维基百科的资料。

从经济上来说，内卷可以理解为“不做大蛋糕、只更复杂地分蛋糕”。中国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曾用“内卷”来研究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据此解释为什么当时的社会运行没有出现大突破。

内卷一开始在中文互联网流行，在我的印象中主要是起源于知乎。当时，知乎有一些写作者频繁使用内卷这个概念，来指代一些不良的经济模式。

在那段时间，恰逢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突出，就有越来越多的人用内卷概念描述经济的发展问题。后来这个词被继续扩大适用范围，无论是人口还是教育，在很多话题上，都被引申使用。

再后来，这个词就开始变味了，尤其是它作为简化版的“卷”开始被应用之后，它的意涵变得简单化和粗糙化，退化成了“竞争”的网红代名词。

比如说下面这些例子：

“除了卷学习，还要卷事业。”

“我决定开始卷了。”

“在XX赛道上卷。”

最终，卷和躺平成了对立的词语，卷在这时候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内涵，就是奋斗、努力赚钱。

这时候，什么都会被说是卷，比如“在XX赛道上卷”，就是一种商业方面的滥用。在同一个商业领域竞争，是再正常不过的商业现象，但现在只要是竞争就会被说成是卷。

其他竞争也是，比如学生比较考试分数，就说是卷。

在企业里如果有拼命工作的员工，就会被说是“卷王”。

其实这些都不过是再正常不过的竞争行为，或者仅仅是为自己而奋斗的行为，都被概括为卷。

那么内卷的意思到底被偏离在哪了呢？原本的内卷和现在的卷核心区别在什么方面？

以前的内卷，其实并不强调竞争，它强调的是一种内部结构更加细致的分化。无论是在生物演化或是各种文化结构方面，它的意思都是：一个事物外在的边界被限定死了，无法继续向外扩张，于是它只能向内发展，将内部结构变得复杂。

引申到经济上，比如在水稻生产方面。不卷就是指发明新的高效率器械，或者农业技术方面的重大革新，从而从本质上提高生产力。卷，则是指不断增加同样大小的稻田中的劳动力，每个人都把活干得更细，但产量上升很慢，每个人的劳动所得也变得更少。

内卷也可以这么定义：“长期停留在一种简单重复、没有进步的轮回状态”。

综合起来看，内卷的本质，其实是不愿意搞创新，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制度创新，只是一味地在旧的机制上搞内部分化，最终大家都无法感受到进步与发展。

图片来源：澎湃·美数课

滥用之后的卷，成了很多人对抗现实的一种出口。只要一有奋斗的行为，就是卷，一搞竞争，也是卷，都会带上负面的色彩。

这样一来，会有两个害处。

第一，将正当的竞争污名化了，同时将恶性竞争简单化了。正当的竞争，是需要鼓励的，也是进步的源泉。比如企业之间通过技术的革新进行赛跑，看谁能更快地提高生产力。

内卷式的竞争则是，拼命压低生产成本，降低价格，甚至倒贴钱只为了抢占市场。以耗死别人、自己享有市场为目的，而不是依靠更好的产品品质等来竞争。这种行为叫它“恶性竞争”更合适一点。

我们必须区分良性竞争和恶性竞争，而不是把它们都装进“卷”这个框里。

第二，让奋斗行为被污名化了。

内卷式的奋斗，是通过压低别人的成绩、成果，来让自己变得排名更高，或者一味通过熬夜、延长工作时间等来竞争。

但正当的竞争也是存在的，比如提高学习能力，不断吸取各种知识，增加有用的技能，或者发展一些爱好，等等。

一个“卷”字，就让搞不公平竞争的人和努力奋斗的人混为一谈，也是一种不公平。

总体而言，“内卷”这个词被滥用的过程，集中体现了中文网络上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喜欢用流行语来消解和简化现实，从而带来一种反智的倾向。

内卷被滥用后，原来在哲学、人类学、经济学上的一个严肃词汇，变成了定义模糊的大众流行语，从而导致那些学术成果被幼稚化和忘记，这本身就是一种降智。

再加上滥用词汇所带来的混淆概念，让恶行者——比如那些大搞价格战的恶劣公司只需要一个“卷”字就能逃避道德责任，而让那些优质的奋斗型公司——比如小米这样持续精进产品质量的企业也被扣上“卷”的帽子，就会带来方方面面的认识误区。

中文的这种混淆、滥用、造词行为太多，导致中文本身也出现了严重的退化，我们根本就无法好好说话，因为每个人对每个词的定义都不一样。

这既是中文本身的一种特质，也是现在反智、降智的群体文化的一种反映。它说明，人们正在迅速丧失理解复杂概念的基本能力,只能理解一些肤浅的标签化概念。

这几年，我们不断听到这样的声音传来：“工厂很难”、“厂子快办不下去了”。作为消费者，我们能感受到电商平台之间低价竞争的惨烈，而作为生产一线的工厂现在又面临什么样的处境？

今年的8月和9月，我们走访了浙江诸暨和山东沂水的数十家源头厂家。这两个地方一南一北，都入选了中国百强县。它们最有名的地方产业是两种最有代表性的轻工业：传统纺织业与食品加工业。

南北两地有很多差异。比如，江浙一带的厂家通常更早受到电商的影响，干脆是先想做电商，再去开厂；而山东一带则更晚入局电商，进入电商对他们而言是某种无奈之举。共同点是，无论是诸暨还是沂水，它们都受到了低价时代的影响，它们都是中国工厂生存情况的一个缩影。

工厂是老板的生命。在沂水的一家食品厂，一位老板说了这样一番话：“做一个企业，就是投入你一生，相当于你把你的生命投入进去了，相当于你在水里游泳，积水的时候，你也是用你的生命来博，一旦失败了，你倾家荡产，没有人给你垫底。”

现在，生命线还未断，但生命线已如悬丝。

工厂开不了空调了

汽车驶过浙江诸暨的街道。八月酷暑的正午时分，一路铺面卷帘门紧闭，大街上空无一人。在副热带高气压带的控制下，室外体感气温已经接近40度。但推开工厂大门的瞬间，闷热的气流还是扑面而来。

这座袜子厂在楼里，一栋楼就是一座独立的厂。顺着外置的楼梯往上爬，简陋的三角钢焊接的楼梯走上去一直咯吱作响，每一步都感觉楼梯将要散架。猫着腰进入一个小门，三楼五百多平米的空间里放着层层叠叠的纺机——14台为一组，一共5组70台，仓库和老板的办公室也挤在其中。

5组纺机本应该有5个人看守，但现在只剩下一个工人——大部分纺机都停止运转了。他赤裸着上身，汗流浃背，脖子上挂着一副耳机，耳机里什么都不放，隔离了纺纱机的隆隆声响。

这里的袜厂是不开空调的，不能开，也开不起。不能开是因为低温影响袜子定型，开不起的经济账袜厂老板黄雄则是这么算的：“我开一个机器，一天最多挣30块钱，最少挣15块钱，开30台机器，也就不到500块钱。假如开空调，几百平米的空间，一天的电费就要300多，所以不敢开。”

黄雄告诉我们，一般到了八月十五以后，秋袜的需求就该起来了。但是今年一直没有，半停工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半月。

诸暨是浙江绍兴下辖的一个县级市，袜子产业发达，“走错门都是做袜子的”。在诸暨，每年将生产出250亿双袜子，占全国销量的70%，全球1/3的袜子也来自于这里。

但今年几乎每家每户都在清库存，没有老板敢囤货了。家里有几十万双袜子、几百万双袜子的厂家多得是。往年一天能卖一两千单，这两年最好的时候只有一千不到。新款越来越难卖，“以前出个10个款，能起来五六个，现在出10个款，只能起来一两个，其他的都卖不动的”。

利润变得越来越薄。根据2008年出版的《袜子战争：大唐袜业成长史》中显示，当时，一双袜子的毛利润在1.2元左右。但现在，“能挣5分钱就是暴利了”。至于高端袜，以前利润约有10%，现在“有的还挣10%，有的挣2%、3%，有的连1%都不到。”

黄雄不是一个孤立的样本，我们在浙江、山东走访的产业带上都听到了类似的故事，“今年直接是断崖式的下滑。”一位山东沂水食品厂的老板说。在沂水，一家食品厂以前每个月能运转27-28天，再穿插几个夜班，现在，有时候只能运转7-8天了。

出路似乎只剩下一条，“你只能从各个方面去抠成本”，一位老板娘说。人力，水电、原材料、运营的成本，都可以被缩减。

生意在开倒车

诸暨当地的商家和工厂老板们发现，电商平台的某些游戏规则已经彻底变成了低价“大逃杀”。

工厂的逻辑现在变得非常简单：他们将成本和利润压到最低，用几乎最低的价格将袜子供给客户。利润低到什么地步？“一个环节赚一分钱”。王凯是一家典型的“低端走量厂”的老板娘，她告诉我，翻袜环节赚一分钱、缝头环节再赚一分钱，一双袜子赚5分钱。但是，如果量足够大，譬如一年能卖出3000万双袜子，那就是150万的年收入。对于当地的小老板而言，这个数值已经不菲。

纯棉袜子吸汗、透气，柔软不臭脚，在消费处于快速发展的2010年代，纯棉袜子已经成为绝对主流。棉又分很多档次，比如高配棉，精梳棉，抗起球棉，每双棉袜的含棉量也有区别，有60%，有80%。

但是，袜子里只要有棉，一双袜子的成本就一定在1块以上。

如果成本要压到1块以下，就需要用到涤纶。涤纶袜更便宜，但材质硬、易起球、易发臭、不抗菌。但是，似乎大部分消费者不太能分辨出材质的细微差别，这种复古的材质正在重新找回市场。在当地，工厂涤纶袜子的出货量已经数倍于纯棉袜子。

周鑫是黄雄的邻居，拥有另一家童袜厂。他一直痛恨涤纶袜，他称之为“垃圾袜”。这几年没挣到钱，他觉得是因为“涤纶的来搞”。当涤纶袜以低价占据市场时，他生产的棉袜的流量就下跌了，他认为这是“劣币驱逐良币”、“扰乱市场”的过程。“有些消费者根本不配穿棉的！”他很生气。

周鑫还发现，很多同行盗取了他店铺里的商品图片，并做到了更低的单价，并且图片上标注的也是“纯棉”。

将同款图片的袜子买回家后，他一摸就知道，这是涤纶。消费者不能用肉眼和触感直接分辨，他强调说“可以用火烧”。如果是棉的，烧出来是纸的气味，涤纶袜点燃之后，会发出塑料烧焦的臭味。

有一次，他专门在某平台上买了销量第一的涤纶袜，录视频“烧给客户看”，可是，隔着网线的消费者怎么闻得出是什么味道呢？周鑫专门找了一个朋友用画外音告诉观众：“着起来了，着得很厉害哦。这是纯棉做的袜子吗？塑料瓶做的吧，好臭啊！烟是乌黑乌黑的！”

与此同时，抄款、盗图的风气盛行一时。有时候，好不容易一个款有些起色，自己还没卖热，仿款就出来了，“就跟狼一样，哪里闻到血腥味了，（大家）就一起去了”。

“反正袜子是没有版权的。”当地人强调。“除了迪士尼版权管得严”，此外大部分IP都可以直接画，比如最近火的款式是粉色与紫色相间的库洛米。当仿品出现时，他们也无处申诉。

大家更喜欢做平台上已经“卖爆了”的款——打开某平台的app，搜索“袜子”，首页上流量最大的款式，就是所有厂家正在竞相生产的。不过，款式虽然相同，图片也一模一样，质量却可能大有区别。

另一家的供货厂的老板赵振东告诉我，“一个产品起码要做两种到四种不同质量的”，把各个档次都覆盖到，以供不同客户挑选。“卖得好的，四个质量，四个价格”，“客户来了，我都直接问：你是要品质还是不要品质？”

他给我们展示他的样品。“都是涤的。”他说，“涤的就是跑量，适量囤一些。棉的我不压货的，只有客户订才做。”棉袜不压货，这是他的另一个策略。

赵振东承认，这都是一些求稳的做法。而使用这样的策略，不过就是最近三五年的事。

但周鑫仍然坚持，自己绝不做涤纶袜，除了明面上冠冕堂皇的道德标准，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内卷是没有止境的”，“你永远不是最低的、价格最便宜的。总有人比你便宜”。除了原材料，袜子的克重、股数、针数、人工费，都可以往下压。“有了20克的袜子，就会有15克的。有了15克的袜子，又会有14克的。”

产业升级卡住了

像周鑫这样的老板，本来希望在“产业升级”中提高产品质量，从而让产品更有竞争力。事实上，这种升级差一点就成功了。

2010年后，大唐袜业开始向着差异化、质量取胜的方向发展。“时尚潮流风”、“商务风”、“运动风”等不同赛道也开始逐渐被区分出来。机器升级换代，“电脑机”能做几百个花型，“一按就出来了”。

舍弃低端走量的小厂也是当时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一步。2014年，政府关停“三合一”小厂（集生产车间、仓储、员工宿舍于一体的厂，易有消防隐患）、淘汰燃煤锅炉是所有人印象中的大事件。

“这么做的时候，社会非议很大。”一位政府人员告诉我，“肯定会真刀真枪地触动一批人的利益。（他们）会觉得你好像在堵他们的路，或者对这个行业产生很大的冲击。但你一旦出事故，那是多少人要伤亡的事情。”他认为，这是不得不做的转型和改变。

但现在，一切似乎退回了起点。厂家朝不保夕，早已没有充裕的资金升级，更没有精力去思考转型。

一个最直接的证据是，厂家不愿意更换新的机器了。在过去，几乎每一次机器换代都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带来了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一位厂长说，那时候更换机器是“没办法，一定要换”的事，不换就会被客户淘汰。但现在，我们访谈的绝大部分厂家，都尚未更换最新一代的“织翻缝一体机”。

一度政府对一体机的补贴力度高达40%。问题在于，一体机生产的是高端的袜子。可是现在，高端袜最难做，他们自然也没必要再花大价钱更换做高端袜的机器。今年，一体机的补贴力度已经降到了10%。

位于鲁西南的一家食品厂原本也“一腔热血”打算往中高端发展，走线下商超的渠道，打造自己的品牌。但厂长很快发现，在没有任何资源优势的情况下，做高端举步维艰。

品牌需要营销，需要广告，需要媒体影响力，都需要钱，厂长投了几百万下去，发现“是个无底洞”，终于“扛不住了”。两年前，一位常有新点子、想到一些新品研发方案的经理也因此离开了这家工厂。老板重新制定了低端走量的生产策略，放弃了线下商超，招来了专门的电商负责人。

现在，在这家工厂的仓库里，堆积着价值200万的用来做新品的包材，包装材料上落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就像厂家们放弃的的“品牌梦”。

9月份的时候，我参加了正在举办诸暨大唐第十八届袜业博览会。袜业博览会自1999年开始，早年每两年办一届，这几年每年都办。长年来，展会一直是品牌商家拿大订单的主流渠道。

在博览会现场，有的企业在宣传自己开发出了不勒脚踝的新技术，有的企业在宣传新中式的礼盒包装——更舒适的技术、更做文章的营销包装，已经是袜子这类日用品最大的产业升级空间了。

令人奇怪的是，总是有人向我推销蚕丝被，话术如出一辙：我们马上要收摊了，把这些被子便宜卖掉就走。后来我终于弄清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一个推销的人告诉我：这些被子，原本是大客户签下大订单后免费赠送的礼物。但今年，展会上客户稀少，往来的皆是同行，上午基本上没人。因为没有签大订单的客户了，商家只能尝试把赠品推销给往来的路人，以此回本。

我在从下午一点呆到四点，他们的被子一直没有推销出去。第二天，这批被子又被拿到了袜业市场，还在卖。

白牌工厂困局

在这样的环境下，这里囤积了大量没有完成产业转型的中低端小厂，被称作“白牌”。所谓“白牌”，指它只有生产功能，没有品牌功能。

白牌厂的主流渠道是“代工”和“供货”。“代工”，指按照品牌商家的需求生产，让品牌商家去贴牌售卖，成为大工厂的一个外置器官。“供货”，则是为零售商和批发商提供产品。两者的利润都非常微薄，一家做袜子的白牌厂，一双袜子只赚几分钱，需要依靠“走量”赚钱。

在步入电商时代后，“白牌”一度成为“高性价比”的代名词。它比大工厂更加灵活。得益于电商平台提供的M2C模式（Manufacturers to Consumer），这些源头厂家的产品可以直达消费者，“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消费者可以享受更低的价格，白牌厂也可以赚取更高的利润。

对于厂家而言，M2C模式也省心省力。最大的好处是，他们不用再管人情世故那一套了——不必再陪客户、经销商们应酬喝酒，只需要管好生产就行——看起来，这个“外置器官”独立了。

但当大环境发生变化时，人们才发现白牌厂的脆弱。

作为大工厂的外置器官，它缺乏足够的抗风险能力。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对外贸易能消化的产能也比过去有所缩减，内销需求也不旺盛，但是，大工厂可以通过研发、市场、运营等部门的创新，为自己争取新的利润增长点，而白牌厂却无计可施。

同时因为资质不够，白牌厂往往难以接到线下实体的大订单。即便想做，也因为低端的生产线生产已久，又早早削减了自己的线下渠道，即便临时想转型，也来不及了，白牌厂已经无法匹配多数线下中高端配给的需求了。

就连看上去最后的出路——直播，他们都没有办法做。诸暨袜业的头部电商企业一只鱼，每年在直播中的投入的资金达上亿元，请到王宝强做代言人。对于大部分小工厂而言，不可能砸得动钱。此外，直播“没法控制卖多少”，前一天某一款卖爆了，卖出了1000单，工厂加速生产，第二天又没量了，但已经在运行的产线却无法停下来。

最终，摆在诸多白牌厂面前的路只剩一条，它们必须参与一场低价战争：加入市面上卷低价的电商平台，或变本加厉地以低端走量的逻辑继续做代工和供货。不管哪种方式，都是通过让渡更多的利润，来换取一种确定性。

很多工厂老板们对一件事心知肚明：机器不响，知道你在亏钱；机器响起来，知道你也在亏钱。

这件事是这样理解的：如果产线开不起来，厂房、机器、人力这些固定成本就会稳定地流失，“天一亮，就是一天”。时间被换算成金钱，以一种具体的速度流逝，工厂老板最具象的难受就是“看着工人不干活”。

不是没有订单，就是订单不稳定。假如工厂一会儿停摆，一会儿重开，一会儿需要解散工人，一会儿又要重新招人，临时工比长工贵，生产成本仍然会变高。只有机器全开，达到产线饱和的状态，可变成本与固定成本加在一起，平均成本才能最大限度被摊低。

生产也不行，不生产也不行，工厂必须以很低的价格售卖产品，以确保机器开着。换言之，只要机器开着，他们就必须开出很低的价格，确保产品能被卖掉。“把你吊在一个死不了也活不下去的状态”，一位工厂老板形容。

假如均衡点继续向下跌，工厂不得不用低于成本的方式将产品销出去，那就要亏钱了，“做了亏2000，不做亏4000，你做不做？”

一些品类的价格已经低到了突破成本的地步。有的月饼厂老板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一个月饼的成本，再怎么计算也不可能低于3块5，为什么可以卖到一块钱？“我们买回来吃了，确实是月饼。”一位老板百思不解。

那个厂家可能是在清库存。一家电商代运营公司的老板简哲简短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形势好的时候，一些老板搞不清自己一年具体赚多少钱，只知道赚钱了。因为“没有人会专门养一个会计坐在家里做帐”，他们通常把财会功能低价外包出去，外包财会的主要功能是把税理清。他们也不会找人及时地盘点库存，但“只要还有库存，钱就还不是你自己的”。

这些老板们从来不会告诉你，自己最好的一年的营业额有多少钱。他们只告诉你最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多少单，比如以前“一天四五万单”，现在“一天只能卖一两千单了”。

一开始，由于单量够大，就算利润再低，总还是赚钱的。就算部分产线亏本，但只要达到生产线饱和的状态，总有少部分产品可以卖钱。“为了养活工人，就要把机器开起来便宜做。”黄雄这样解释工厂的逻辑。

除了压成本、亏本清仓，很多极端离谱的低价之所以可以被卖出来，其实就是因为老板“算不明白账”。他们“看着差不多就做了，实际上是亏的”。

一些电商平台的规则对于厂家而言过于复杂，他们没有余力去研究。对于一些半路入局的老板来说，这些规则就如天书。还有些平台风格更强势，对厂家更严苛，厂家将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

在加入电商平台后，厂家可能会拿到一个文件，里面包括很多大的罚款类别，但没有人会给出解读，实操的时候，解释权在别人手里，所以只有自己跳了坑，才知道哪些是坑，哪里可能罚款。

这时候就会产生一种成本叠加的“蝴蝶效应”。

商家货物拉到门口，运输成本已经支出；货物因为品质被拒收，要缴纳品质问题的罚款；就地整改，需要承受劳务公司的坐地起价；整改结束已经入库迟到，需要缴纳迟到的罚款；货物不能按时进入物流，会导致链接显示库存不足，商家继续缴纳缺货罚款……

如果价格过低，也会导致爆单。一个山东卖大米的工厂决定在平台清货，他只有200单要清，店铺小二告诉他，清货要降价。老板从15元每袋降到11元每袋，最终降到5元每袋。第二天醒来，他发现在5元的低价下，大米直接卖出了2000单，但他库存只有200单。发不出货，就必须承担罚款。每单8元，总共缺货1800单，最终，这位老板承担了近1万5的罚款。

而工人是这条传导链上的最后一环。工人没有社保，每个月挣5000-8000元（只有在浙江等沿海城市，月工资才有可能达到8000）。他们很少叫苦，他们更喜欢说“习惯就好”。但是，再简单的工作，腿脚酸痛也是基础的，一位工人说，他以前穿休闲鞋，后来穿布鞋，再后来穿拖鞋，再怎么换，站一天也还是累。

最重要的是，工资最近两年没涨过了。在浙江，以前几乎每隔一年，工人的月工资都能上涨200-300块——但这个涨幅在这两年僵住不动了。

一些工人担心自己的收入变得不稳定。在山东沂水，产线萎缩得更加厉害。在过去，如果一个月工作饱和，起码要工作27、8天，其中穿插几个夜班。现在，有些工人一个月只能上7、8天班。为了贴补家用，他们不得不去开网约车作为副业。

逃出内卷

形势比人强，低价的趋势一旦形成，就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轻易阻挡它，对此周鑫是心知肚明的。

今年上半年，周鑫接触到了一种叫作“半托管”的新模式，总算有了一点安全感。

所谓半托管，就是相对于平台对货品有全部处置权的“全托管”模式，平台接管的商家的需求，匹配一些工厂不太擅长的、或是自己做不太划算的只是订单、物流、营销环节，工厂有了更多的经营决策权，尤其是决定生死的定价权。这种模式孵化新品很快，一个产品打爆周期在7-15天之内，产品的长期销量也比较稳定，工厂卖家薄利多销的模式能持续跑得下去。

目前跑通这种模式的主要平台，是淘宝的淘工厂。周鑫一开始也没搞懂，平台让渡出了部分定价权后，怎么与其他平台竞争低价。但仅退款数量的明显减少，让他明白根子在用户身上：淘宝成熟用户居多，对劣质产品的容忍度明显更低，这就给价格留出了一定的空间。

半托管模式下平台能提供的价值，在于工厂不具备的市场洞察能力。由于资金、技术、能力的限制，在访谈中，不少厂家提到，自己“做不了市场调研，没这个条件”。而平台可以借助自己对数据资源的掌握、对市场的判断、对消费者的洞察，帮助工厂真正生产出适应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举个简单的例子， 5双袜子一包，有时候只需要调整其中一双的颜色——这一个微小的调整就可以让商家的单量蹭蹭蹭地往上涨，并不需要一味去卷低价。

同理，香蕉是再正常不过的水果品类，但淘工厂重新为它定位出了“打工人互赠礼物”的需求，为它添上包装，添上“禁止焦绿”的小卡片，就迅速使福建漳州的水培香蕉全网热卖，单链接热卖10万+。

“大家都说中国是产能过剩，其实我们认为中国是产能错配。”一位工厂老板向我转述跟淘工厂小二的一次交流：在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还有大量需求并没有被洞察到，而许多不匹配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却被大量生产。

这个小二所对接玩的具厂，此前一直不敢把资金投入到研发和开款中去。玩具看起来是标品，实际上是非标品，种类非常繁多。如果开10个款，能爆3到5个，对他来说就是非常大的信心。在有非常明确打爆链路、又节约了运营成本后，商家的确定心非常强，他就愿意去主动去开款。

形势好的时候，工厂倒闭有一个很典型的原因是“控制不好库存”。当时，厂家对未来的预期更乐观，策略上更冒进。但如果货囤得太多，来年出不掉，厂家将会承担巨额亏损。

在目前的环境下，“确定性”对厂家至关重要。参与半托管模式的工厂可以根据销售情况来定制生产。这样一来，就不再存在库存多也不行、少也不行的困境。

有趣的是，在走访过的几个产业带上，都有工厂在“偷偷”做淘工厂。工厂老板们很小心，他们发现这个渠道好，就会怕被同行发现，甚至亲兄弟都不让知道。怕知道了，都挤上去做，又开始卷起来。

他们真的是卷怕了。

作者|廖宇彬

编辑 |江臾

出品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可这文笔，

也不是史铁生的啊？”

余帆是在史铁生的文字里找到流量密码的。

他是电子商务专业的大二学生，兼职短视频平台的博主。账号起源于电商实战比赛，他原本做大学生生活，但视频拍摄策划难度太高，数据一般。

转型读书博主是最效率的选择。一句深刻的话，一个有设计感的背景，配上一段恰当的配乐，一个五秒的视频诞生。在无数名人名言中，余帆发现史铁生格外受用户青睐，视频封面打上“史铁生老师也太会写了！！！”保准小火一下，“流量会说话。”

他第一次尝到甜头便是网上刷到的史铁生语录，原文是“史铁生说：不要急，死亡一直在等着你。好像死亡是一个你非常讨厌的结婚对象。那么好的，既然必须和这个无聊的家伙结婚，我一定要把我的忠贞，我的热情，我的好奇心，我的爱浪费在这个世界上，把一副空壳留给死亡。”余帆只看见和搬运最后一句，发布后，当晚流量蹿上百万+，涨粉千余，余帆登上后台时，几乎控制不住微微发颤的指尖， “火了！”

这是一场互动狂欢。余帆整晚都沉浸在迅猛增长的评论区欣赏，发言分为三类，一类感叹史铁生好会写，如“病隙碎笔超级好看，每读一篇都会被史铁生的思考震撼”；一类抒发感想“死气沉沉的我突然想热烈地活着了”；第三类最多，搬运史铁生的其他金句，譬如“爱是自卑弃暗投明的时刻”，或单纯把视频原句复述一遍，这些评论点赞都能轻松过万。

一条读书博主的康庄大道似乎铺在眼前。直到第二天，有人指出，这不是史铁生的原句。

余帆心如擂鼓，他去网页考证，“真错了”，原文出自余秀华的《无端欢喜》，只是对史铁生的评论，一整段只有第一句是原话，“史铁生说：不要急，死亡一直在等着你。”

也有神奇的事。在搜索界面，余帆仍然看见众多官方媒体、大V甚至外网threads在引用这句史铁生语录，文章标题各显神通，“全网嘴替史铁生，把00后的集体痛苦说透了”“永远被史铁生的文字所震撼”“14年后才读懂史铁生的顶级文笔”。

“可这文笔，也不是史铁生的啊？”

当天余帆迅速在评论区发布道歉和勘误，但视频不断涌来新的用户，这小段文字迅速被新评论淹没，他只能截图这段道歉，重新置顶。即便如此，据余帆观察，用户们重复着以上三类评论，勘误的点赞只停留在一千余，至于质疑的人，不过几十赞，他有些失落，“不是每个人都会注意或者在意，对吧？”

乌龙过后，余帆买回《我与地坛》（下文简称《地坛》）和《病隙碎笔》， “我会认真读原著，再继续分享史铁生的。”

余帆买回《我与地坛》©余帆

史铁生不会想到，在他去世十四年后，他会被新一代的年轻人推至王座，成为“一句话治好精神内耗”的文学导师。读史铁生已经成为一种新潮流，无论互联网哪个平台，你都能发现海量“史铁生顶级文笔”“《地坛》来北京一定要做的事”等内容。根据视频平台所发布的《2024抖音读书生态数据报告》，史铁生相关的视频累积达18.6万个，视频总时长增长415%，《地坛》也成为最受欢迎的名著。

“秋天带本铁生的书去地坛走走”已经成为火热的打卡项目。昭玉在秋天来到地坛，正是银杏叶落的季节，大道铺满金黄落叶，在无数手拿相机的游客，悠闲遛弯的大妈大爷中，昭玉能精准地辨识出许多“同类”，年轻人，不时看看手机，拿着一本史铁生的《地坛》，若视线相对，便相视一笑，然后各自低头拿书拍照，互不打扰。不用猜，定然是为史铁生而来的。

©昭玉

专栏作家潘采夫是“史铁生分享会”的受邀嘉宾之一。今年夏天他也去过地坛，一个工作日早晨，意外地遇到四五张年轻面孔，在晨练的老年人中格外显眼，即便手中没拿书，潘采夫的直觉告诉他，这些孩子是来寻踪的。后来一问一个准，她们都尚未成年，最小的刚上初中，刚读过《秋天的怀念》，想来地坛走走。

对于2000年后出生的Z世代而言，中学课本里《秋天的怀念》是他们对史铁生最早的记忆，文中母亲的爱意和离去的遗憾十分动人。在潘采夫看来，教材对相关作品的纳入，为史铁生在年轻人中的影响提供了第一推动力。

昭玉也记得这篇课文，当时的语文老师讲到“母亲去世”那段时叹了气，“等你们长大后再来读读他的文章。”这一过便是十多年。

去年6月，她辞职在家，想要做点什么逃避上班。昭玉在不同的平台搜索好书推荐，“哪本书能带给人力量”，无论哪个博主推荐多少本，榜上有名的一定是《地坛》。

为什么是《地坛》？

杨柳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她曾负责出版史铁生的数十本著作。据她观察，这两年史铁生更加火爆，销量几乎翻数倍，《地坛》和《务虚笔记》尤其突出，前者与史铁生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很好读；后者也许是第一部长篇，知名度高，“也许史铁生个人的励志，能让青年人的紧绷稍稍放松吧。”

潘采夫也很理解这个选择，“好读啊！”史铁生公认文学成就最高的书，也是他晚年最后一本《我的丁一之旅》，由于行文晦涩抽象，潘采夫常常一天只能读一页，“铁生晚年身体有限，想得很多写得很慢，一天最多200多字，所以他要用最少的字数表达最深奥的思考，定是难读的。但《地坛》在铁生二十多岁时诞生，多是散文随笔小说，雅俗共赏。”

程遇吃到了地坛这口红利，她写了篇图文，以“铁生，我想起你的文字”等对话体排比抒情，标题含有关键词，“地坛”“北京读大学”，这篇文字迅速过万赞，“其实我是有意识的，肯定有，否则也不会这么写了。” 程遇已经察觉到，“地坛和史铁生就好像自带一堆流量。”

程遇的笔记获赞过万 ©程遇

很多人给她留言，“下次也要带《地坛》去地坛看看。”

“你有带《地坛》去吗？”我问她，她回答：“没有，我可能只在笔记里提到史铁生和《地坛》，但更多是去逛逛和拍照。公园的树太好看了。”

“史铁生像那种999感冒灵，

吃了就管用”

解玺璋是民间史铁生研究会会长，也是史铁生的多年好友，但直到被邀请参与“史铁生分享会”之前，他对“年轻人爱读史铁生”这件事都没有实感。我问他，“您会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解玺璋也很疑惑，“我特别奇怪啊！他们怎么就爱看呢！”

史铁生有着传奇而坎坷的个人经历。他1951年出生于北京，活跃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坛，21岁双腿突然瘫痪，28岁开始文学创作，没两年罹患肾病，后来恶化成尿毒症，59岁逝世，他就在方寸轮椅之间完成了数百万字的创作。

解玺璋推测，“现在的年轻人在情感、精神等方面都遇到很多困境，铁生作为一个残疾人，在《地坛》里集中他对前20年生活的思考，包括如何走出生命的困境，年轻人能找到一种共鸣吧。”

关于为什么要读史铁生，每个人的答案更是五花八门，但细究又实在相似。余帆也给我念了一串史铁生的生平，经历如何坎坷，身体如何饱受折磨，但文字又如何深刻，能说出那些他表达不出的想法，简单来说就是嘴替， “史铁生理解生命。”

事实上，当你开始思考生命和死亡，不论严肃沉重的还是调侃诙谐的，你一定会遇到史铁生。也许是受困于身体，或有感于时代，史铁生总在谈论死亡，解剖死亡，余帆记得那句“死是一个必然降临的节日”，几乎塑造了他的生死观。

余帆曾有过真实的自杀念头。他在河南读高中，高一高二在家中上网课，高三恰好在疫情的末尾，寒冬封校四十多天，和外界完全隔绝，余帆每天只能盯着早五晚十的作息表，上课和作业都没有尽头，手要缩一半在衣袖里，既没那么冻又还能写字。有一天窗外下大雪，余帆控制不住幻想，要是死了多好，“也是苦中作乐了。”这些回忆断断续续，他还有些恍惚，“这居然只是去年的事。”

也是在这段时间，余帆第一次在互联网看见史铁生的文字火起来，读到那句“太阳落下又是升起”。

几乎每个人和我聊到《地坛》时都会提到这句话。原文是“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

余帆说这是一种“生生不息”，人不必再对死亡抱有恐惧，它并非终点。

还有一句话，“一个拿死说来说去的人，以我的经验来看，并不是真的想死，而是在渴望爱。”余帆读到这句时恍然大悟，“原来我想死也不是精神不正常，可能是缺爱。”

©余帆

做账号后，他经常会看见评论“每次想死，看完史铁生老师的话觉得还能再活一下”，他顿了顿，说出一个新名词，“死人微活”。意思很简单，指生活就在一种淡淡的死感中偶尔回光返照，配套名词是“活人微死”和“命缩力”，指人没那么想死，但也没那么想活。

年轻人似乎又后退了一步。去年流行的发疯文学，生活还有掀翻桌子向外发疯的出路，至少人仍然是活的；今年默认主语已死，网络随处可见 “人都是要死的，我们都是预制尸体。” 偶尔振奋一下，也只停留在“我的尸体暖暖的”。

尽管只是让“尸体”暖了一点，但年轻人很需要这种能量。

杨悦特别理解“去史铁生那里寻找安慰”这件事。当觉得自己倒霉、日子没进展的时候，她就读史铁生，“他生平多坎坷，一直生病，母亲很早去世也没见到他的振作和成功，人生主观体验真的非常差。而且莫名其妙的天降苦难，一种突然好倒霉的感觉。”

书中的铁生不断反刍这些痛苦，同时又隐含豁达精神，不论价值观正确与否，她看完心里都会好受很多，“特别像那种999感冒灵，吃了就管用”。

杨悦曾是优绩主义的胜利者，从小到大成绩顶尖，一路都是优秀毕业生，能做科创，也能写新概念，又考入北京的顶尖大学。在选专业的时候，她放弃了经济学类，最终选择了哲学，原因是读了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在那本书里，作者精彩地阐释了尼采晦涩难懂的学说，她也想做到这种传播，“18岁，更应该追求自己的理想吧？”

不过四年足够哲学“梦碎”，为了未来能有口“更好的饭”吃，她辅修转行经济学，顶着不对口的专业，一年内从金融小黑工干到投研实习生，毕业后出国实习，“说实话我已经足够幸运，甚至可以算一个什么成功案例，但为什么还是这么痛苦？”

她去参加学校的秋招双选会，抱着二十多份刚编好的简历——那些绞尽脑汁罗列上去的实习和项目，试图夺取hr对“哲学系”的注视。双选会在小广场，她绕着企业的小摊转了一整圈，国企央企私企大厂，即便相关金融机构，也挂着小牌，“欢迎理工科同学咨询”，终于看见“文科可投”的出版社，一看海报，“只招4人，最低学历硕士”。回头一看，数十人在排队咨询。

同班同学也在，他是男生，进入会场就收到一堆传单，hr们热情洋溢，“清本啊！好”，“男生啊！好”，一问专业“哲学”，三两个负责人露出只可意会的微笑，“那可惜了”，她听见。最后，杨悦没投出去几份，给了的多半也“泡池子”。

神话只存在于学长学姐的传说之中，“19年前的形势多好，工作多容易拿offer，实习无需卷生卷死，绩点没有这么高，他们能在周末自由地跨省旅行…… 等一切都结束，大学也要结束了。”

她感觉自己的痛苦甚至没有靶子——到底该射向哪里？红利退去的时代、找不到的工作、日益高中化的大学、没有退路的人生还是不甘心嵌入齿轮的自己呢？

至于年轻人喜欢史铁生，她给我从经济学的角度做了分析，“经济没那么好，对应的就业和社会环境没那么有力，人们要找寻价值观的锚点，从哪里能获得安慰呢？你看经济扩张的时候，人们就会去找很有野心的成功企业家，比如叫马云爸爸，那是一种侵略型的价值观。但现在行不通了，更有效的是内倾、关注自我的观念，越往下的人阵痛越明显，但每个人或许都能在史铁生这里得到安慰。”

“你想逃离一个地方，

但你发现根本逃不掉”

张升是在读书软件听完《地坛》的。方便快捷，不需要太用脑，也很有感觉——夜深人静躺在床上闭眼，脑中就能虚构整个画面，史铁生在地坛摇轮椅的背影，隔着时空出现在他眼前。

张升绝对算不上史铁生迷，他只是一个碰巧遇见史铁生的人。

有一天失眠，脑子里乱糟糟，回放去年失败的生意，他碰巧刷到一段音频，那浑厚又安定的声音立刻击中他，是史铁生曾经在央视的原声，念《我与地坛》，“我常觉得这中间有宿命的味道……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背影。”读到最后两句，张升很激动，“封神了。”这种言语的力量很强，“你就感觉人生总有困境，你也要知道和面对。”

张升的账号 ©张升

张升今年22岁，已有6年工作经验，从职高退学到现在，他戏称自己“360行都干过”。

退学是主动的，他对上课没什么兴趣，反而更投入于课外书，“青春期内心有情感变化，你无法表达出那个东西，也不能跟大人说，只能看书”。那时他喜欢太宰治的《人间失格》和余华的《活着》，描写的太惨又太真，但也有困惑的地方，“你说太宰治一个有那么好文凭的人，为什么三次跳河自杀？”

退学后，他曾想去佛山做房地产销售，因为常在短视频刷到，看起来很赚钱，父亲制止了他，“未成年人跑过去不怕被骗？”于是他在本地县城找了个餐馆当服务员。满18后，父亲希望他去浙江，至少有亲戚的照应，第一份介绍的工作就是进汽车厂，做装配工。

他最不喜欢的也是进厂，24小时关在流水线车间，他有一种不知往何处逃的烦闷。没多久他就离开了，他当了骑手，送快递也送外卖，他告诉我，“很自由”。他喜欢骑着小车在城市街道里来回穿梭的感觉，至少在路上，还能享受免费的微风，和没有天花板的敞亮感。

但张升仍然时常感到苦闷，又找不到情绪的出口，“节奏太快了，人太浮躁，我有些跟不上。”

送快递的两年，大领导要结果，领导要数据，最后压在他一个基层普通快递员的身上。从零开始学做ppt，不是那种大厂的汇报文档，这是他们业内的黑话，指做假数据。上面给的标准如派件数量达不到，张升就要编，还有的公司下发推销产品的指标，他无法完成，最后自掏腰包补上指标。他很迷惑，还透露出少许的忿然，“这太不真实了，形式也太假了。”

即使肩负这么多任务，张升的工资只有四千，直到后来干了两人份的活，早五晚十，负责几个区域配送，他能拿一个月一万多，至今仍津津乐道，只是也没干几个月，“身体累不住了。”

送外卖路上拍的风景 ©张升

他痛苦于努力和回报完全不成正比，我问他，“你觉得这什么原因？”他想了想，“现代社会的缩影。对于劳动工作者是很普遍的现象。”他又补充，“我们同事很多年轻人，经常会聊这些的。”

苦闷的另一侧是孤独。他在重庆农村长大，父母都是农民，父亲酒后诉苦是家常便饭，“这一生值不值得呢？”家人没有耐心也没有精力听他诉苦，现在外出打工，他偶尔接到家里电话，“累是无法开口的，他们只会觉得你现在这么好，有什么过不去的。”

我很好奇，“你后悔过退学吗？”

“班主任跟我说过，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

他刚出来做服务员时，有一桌是大学生，路过时他听见对大学的讨论，一种失落夹杂着懊悔的感觉裹住他，“如果我能好好读书，是不是也能上大学？”但是这缕模糊的懊悔迅速消散在顾客呼喊他的声音中，后来他也很少再想起，“是接受了。”

出来后，张升确实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一个人上班下班有工资，回家就躺着打游戏，但一年多过去，独自回家面对小小的出租屋，一种强烈的孤独感袭来，张升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他买了七八本书，李银河梁永生都有，但那些人无法帮助他，“读了一点也没意思。”

他也交过女朋友，但“一个人的世界突然出现另一个人，你就会紧紧抓住，然后她又走了。”这么多年来来去去，张升意识到只有父母会真正在乎你，他需要这种在乎，“你想逃离一个地方，但最后你发现根本逃不掉。”

张升把这些情绪都命名为“现代人的浮躁”，抑郁、焦虑和没有方向感，需要一些正能量来缓冲，他很肯定，“史铁生就是正能量。” 

张升并不喜欢这种生活，“只是接受了。” 他曾经有个深埋的作家和自媒体梦，但比起其他更“脚踏实地”的工作，那个梦太不现实了。

他也投过小说。刚工作后的一年，他无法压抑表达的欲望，两三千字的短篇，模仿太宰治写现实札记，主人公有着他的影子，“羞怯胆小的性格”，后来没有回音，他早忘记情节内容，“平平淡淡吧，原稿应该都删了。” 他还仔细研究过《收获》的投稿和稿费标准，结论是，养不活自己，再后来， “踏入社会后，杂七杂八的事太多，思绪太多，就再也写不出什么东西了。”

现在张升已经很少阅读一整本小说，听书是更简便的方式；他也很爱纪录片，但更适应短视频里的十分钟解说。但听到那段史铁生的音频时，他非常激动，久违的分享欲迸发，曾经做自媒体的想法死灰复燃。他简洁剪辑后，搬运到短视频平台，当晚数据就爆了，许多人都评论，“虽然第一次听，但觉得铁生就该是这个声音。”

“为什么要比较痛苦”

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潮流，其实解玺璋很警惕，“话说的不好听，但他们有点把史铁生当做心灵鸡汤，大概是我们这些人不愿看到的。”

“我们这些人”都是曾经的年轻人，热情昂扬地历经动荡年代，于大学后读书沉稳，立志要做到更文学性的阅读。解玺璋读史铁生的起点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那是史铁生的早期作品，记录他下乡插队的故事。解玺璋很喜欢这篇，“没有通常写作的两个毛病，一个是诉苦，觉得自己不幸经历苦难；另一个是怀抱改造农村的理想，以失败告终。归根结底都是过于自恋。”

在他看来，心灵鸡汤同样有自恋的毛病，它就像营养品，是对心灵浅层的抚慰。现在解玺璋已经很少接触年轻人，但他有一种泛泛的感觉，“他们貌似独立自主，实则内心脆弱，缺乏一个主心骨——那种真正独立的主体性和自我认知，独立思考和判断。”

但年轻人们也会很快发现，心灵鸡汤在很多时刻也是无力的。

杨悦不再相信“xx阶段很重要”、“过了xx就好了”这些空头许诺，她不要过社会时钟里“关键的一生”，爱咋咋地随便活着吧，“反正又不会死，再说，真死了又怎样？这都不是我能决定的。”

她记得第一次读《好运设计》时，兴冲冲地去找母亲，硬挑一段念给她听，“他（史铁生）在文中说没有完美人生，我就想我的人生已经很幸福，不该抱怨生活和命运。”她不记得后续，但母亲应当是没什么兴趣的。

今年再读，她无法按照书中的想法感谢命运。相反，她在《好运设计》和《活着》中感受到一种相似的价值观，即无论你遭遇什么苦难，都要活，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本身。杨悦不相信这是唯一的答案，“为什么活着是最高价值观？为什么要设计苦难才能体会到有成就感的幸福人生？这里总教我们忍耐痛苦，去发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但很多人在发现之前就已经痛苦死了对吧？”

她想起自己的金融小黑工生活，凌晨一点被带教喊起来做数据和画ppt，大脑里的神经在“翻皮筋”，她的手理智地开始画，条件反射地劝慰自己，“你看大家都这样过来的”，麻痹半晌，杨悦突地爆发，“仔细想想还是太他妈难受了”。

再向前一步，她更加困惑，“通过比惨去理解史铁生是不是本就不对？以他人残疾的境遇激励自己是否本身就是一种暴力？为什么要比较痛苦？你并不是看到别人比我惨自己就能好受的。”

杨悦接触文学很早，初中时语文老师就向她们推荐大批著作，史铁生、毕淑敏、龙应台构建了她最初的世界。但初高中读史铁生很功利，无非是背些名句为高考作文增光添彩，随手引用如“且视他人之疑目如盏盏鬼火，大胆地去走你的夜路”，议论文升华的亮点有了。

大学再读，她发现原句来自《病隙碎笔》，史铁生讲爱情，还有前半句，“你要爱就要像一个痴情的恋人那样去爱，像一个忘死的梦者那样去爱……”被摘出的后半句现在仍然风靡互联网，被应用到任何场景，就像一支强心剂，读一下就能“重振热情的生活”。

但杨悦现在发现做不到了，她无数次试图用话语激励自己，这支强心剂却太过短暂，甚至像一种精神麻醉。她不想再通过文学去认识世界，回到现实，去感受切实的生活，即便残酷，如仍然找不到的工作，但至少真实。她想了想，“我也未必懂史铁生，只是在用他解释我自己。”

但不论如何解释，生活都要继续。余帆仍然在搬运史铁生的其他语录，他的目标是商业化。这种金句爆款视频的粉丝转化率较低，大多人看过一乐就过了，去商品橱窗里买书的更少，目前《我与地坛》和《务虚笔记》卖得算比较好，一共卖出了10本。余帆计划后面两年继续参加电商赛，比拼数据，因此会继续做这个账号，“慢慢来，能做大的。”

©余帆

张升也想继续经营读书博主的账号，但互联网看到什么就做什么，至于商业化，太久的事情他不考虑。他也不会一直做骑手，最多到明年，父母希望他考公，有稳定的工作，他还是想“创造”点什么，至于做什么，那不是现在考虑的事情。他告诉我，“这叫活在当下。”

今天扮演精神支柱的是史铁生，明天又会是什么呢？年轻人是主动又被动地加入这场被塑造的时尚吗？时代症结又在哪里？解玺璋沉默半晌，告诉我：“这个问题不是我能回答的，历史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如何造成的呢？我也不知道。”

但不论如何，解玺璋理解这种困境，“大家总要吸收一些力量支撑自己的人生向前走，不能停滞对吧？”

（来源：腾讯新闻）

◦ 应对方要求，余帆、昭玉、程遇、杨悦、张升均为化名。

真正能拯救他们的，其实也不是做题，而是让所有像“聊天”这种看似不稳定、不正经、没保障的工作，都能在体面、有尊严、权益均等的前提下，挣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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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十三邀》第八季最新一期节目，许知远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的对谈“灌木也能成乔木”播出后，备受关注。

在这期节目里，林小英依然很犀利，并直言现在的教育弊病：教育功利化、无效“内卷”、唯分数论，评价体系单一，学生的时间和空间被填满、没有时间探索自我，成长路线被预定、出口单一，等等。

林小英的这些话引发了很多共鸣。

其实这些都是近几年教育批判的一种主流话语，人们并不陌生。比如说教育内卷，这已经是共识了，至于卷到什么程度，成年人去做一下小学生的题就知道了。

林小英的话因此得到了很多赞同，这也是她此次能够出圈的原因所在，她的评价确实戳中了很多人。

但是更值得琢磨的，其实是群嘲、批判她的声音，这在视频的弹幕里可以随处可见。

01

节目里，林小英说了一句，“如果你一生做的所有事情都只是为了谋生，你这一生就是个苦役”。

这是她本次节目飚出的一个金句。但弹幕里也迅速飘来了反怼，“站着说话不腰疼”“应试教育的成功者叫后面的人别上车了”“不是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坐着聊天挣钱”，等等。

这样的意见很常见，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崇拜分数的应试教育，已经是普通百姓改命的唯一机会。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高考是最公平的，毕竟这个考试里理论上只看分数。而每年围绕高考产生一系列诸如保密、押运、护航、停工等一系列宏大叙事，都在强化这一点。

然而，现实中，某些所谓自主招生、素质教育等，确实也滋生了一些腐败。一些有权势的家庭会和学校合谋，叠加监督不到位，在这些面前，寒门子弟更是毫无机会。此前个别高校领导和工作人员落马，都在印证这种印象。

所以，哪怕内卷的应试教育如此乏味、残酷，那些毫无生气的校园生活，整齐划一的着装妆扮，甚至催生了一些惨剧，但很多人依旧无动于衷——“这就是最公平的，没办法”。

当然，应试教育是不是公平其实也值得再想想。

比如，这两天就有一个新闻，2025年高考报名陆续开启，多地要求严防“高考移民”。这一方面说明有人可以移民，另一方面说明不同地方同分不同命。

但这不妨碍芸芸众生出于对丧失公平的恐惧，而自觉地维护起内卷的教育机制。所有赋予“自由度”的教育改革，也因为慑于这种民意而无法被提起。

哪怕他们其实就是这套内卷机制里最疲惫的一群人——可以想象，群嘲林小英的观众，他们除了内卷别无选择，他们最大的理想，就是在这套系统里争取胜利。

林小英曾经写过一本反思基础教育的非虚构作品——《县中的孩子：中国县域教育生态》。不过，她试图拯救的“县中孩子”，以及背后的家长，也许就是她最大的反对者。

02

今天的教育内卷是矛盾的现象。

如果说过去大学录取率很低，考上大学即是“天之骄子”，那么内卷确实说得通，入场劵就几张，当然得努力。

可是这么多年的高等教育，其实一切都指向反内卷：本科、硕士、博士全都经历了大规模的扩招，本科录取率从5%到93%，堪称几何级数增长。就在前不久还有一个新闻，博士点拟大幅新增831个。

按这个逻辑，教育不应该再卷了。因为每个人上大学更容易了，没什么必要卷。

这时候又有人说了，这是学历的通货膨胀，学历变得不值钱了，更要卷。

这是不是不讲道理？招生少是卷，招生多也是卷，难道宇宙的尽头就是卷，卷是所有人的宿命？

这实在是太颠覆常识了。人们基本的思考逻辑就是，当资源变多，人们就不需要过度竞争。医院多了，球场多了，人们就不用去抢了，这才是正常的。

但教育似乎很独特。学校多了，录取率高了，可是内卷却越来越激烈了。这真是不可理喻。

我突然又想起了那句怼林小英的话，“不是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坐着聊天挣钱”。

怎么不可以呢？网红不就是吗？

但估计在做题家眼中这就不是一个理想的工作，在社会眼中也是如此。虽说网红挣得多，但网红承受了多少骂名，翻一翻评论区也能感受得出来。

网红，就像一个时代的照妖镜——这并不是说网红是妖，而是看待网红的态度，折射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民众心态和深层人性：仇富、偏见、固执、从众等等。

舆论对网红的挞伐可谓不遗余力，看看这些所谓翻车网红的评论，那些呼吁“严厉打击”“彻底取缔”“关闭电商直播”的声音是多么亢奋。

这里只是拿网红举个例，无意去为网红辩驳。但是“不能靠聊天赚钱”的想法，或许正是教育内卷的原因：

很多人在有意无意，封闭教育之后的就业出路。

比如一个可以“靠聊天挣钱”的工作，在群情激愤的不宽容下随时被扼杀。很多年轻人或是突然失去了这个工作，或是战战兢兢、敬而远之。

那么剩下了什么呢？

应试做题，跟他们此前的教育逻辑是同构的。看看今天年轻人崇拜的职业，考公考编考教师。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做题。

很多年轻人不仅鄙视网红，也鄙视文科，崇拜理工科——这其实还是崇拜做题，文科所谓的自由发散、不求唯一、重视“综合素质”的学科，是没用的，就是不如只求唯一解的理工科。

03

那么，教育怎么能不卷？

教育最后的目标，都是为了有限的那几种工作，只能是有编的、稳定的、要考试的、看学历的那些。

所有脱离了做题路径的职业，都不是好职业，万般皆下品、唯有做题高，那么当然得卷。

教育是扩招了，社会的宽容度并没有，少数出路才能被认可。体力活、做生意、陪聊代练、“靠聊天的网红”，都不在很多人的理想之列。

这当中有观念的问题，比如人们对新型职业的陌生和恐惧，舆论压抑了多元创造，社会不能理解“实物生产”之外的价值，等等。

但也并不全是观念，这些没有被纳入“好职业”，背后一定都是普通人根据嗅觉和感知，进行理性筛选的结果，一定存在着或是权益福利或是工作境遇的差距。

比如，当城市落户用学历乃至学校作为筛选标准，那么自然是告诉年轻人卷好学历才配被大城市“看上”，更有实际的好处。

又比如，国内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为3.7年，中小型企业的平均寿命仅2.5年，这些自然也是告诉年轻人，找个稳定有保障的工作，不要“想有的没的”。

再比如，只有某些职业才有完备的五险一金、医疗养老保险，那么当然也是告诉年轻人，你该朝这个方向努力。

没有人能说林小英说得不对，学生不能过度嵌入，而应该“脱嵌”，从一种固定的、标准的、统一的模式中挣脱出来，道理都懂。

但是，万一做题就是他们最认可的模式呢？一个年轻人喜欢看风看云，满脑子天马行空创意，他敢去尝试吗？

我总是忍不住脑补那些怼林小英的年轻人形象，他们会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大概也会刷短视频成瘾，然后看到网红翻车的时候忍不住啐一口：早该封杀你们了，对实体经济一点好处没有。

然后，躺倒在床上刷手机，刷到个某单位的招聘信息：要不我也报个名？

这是一种认知的困境：没有也没法有“其他想法”的年轻人，也不会想到应试做题之外还有什么。

真正能拯救他们的，其实也不是做题，而是让所有像“聊天”这种看似不稳定、不正经、没保障的工作，都能在体面、有尊严、权益均等的前提下，挣到钱。

能停止内卷的，不是学校多了，而是路多了。

问题来源：为什么大多数人不能接受《海贼王》橡胶果实变成尼卡果实？

我的观点：

因为尾田既坚持了热血王道漫的套路，又打破了读者既定的期待和幻觉。

无论你作为个人是否承认，但你无法否认一件事，人们喜欢看热血王道漫的一个基本心理预期是：把自己作为故事的主角代入进去，感受那种拼搏到最后，获得成功的痛快！但这个故事套路在大部分人的心中有一个基本模板，那必然是由下至上的成长与逆袭，因为这是绝对多数读者的真实愿望。人们知晓自己的渺小，但渴望成功，这才造就了这类题材的大热。不接受「尼卡」并非不接受这个名字，而是不接受「自己无法继续代入」，无法继续成为「由无名之辈进阶到封侯拜相的故事主角」。人们所失望的，是「那个王不是自己」。

想必很多人不同意这个观点，但我想提三个问题，请各位一起想一想：

1、艾斯死的时候，岩浆凌驾于火焰之上，可以接受吗？

2、获得了同一颗果实的萨博所打出的炎帝，和艾斯的是一回事吗？

3、香克斯能结束顶上战争，五老星也得给面子，真的是面子果实吗？

我的一些浅见是：

一、多数人并没有因为艾斯的死而质疑果实上下级的关系，最核心的原因在于，几乎没有读者会把自己代入到艾斯的角色里，不会觉得自己的愿望无法达成而失望和愤怒。因此可以比较冷静地从旁分析果实上下级的合理性，去理解这个设定的前因后果，甚至认为尾田这么画是故事推动到此处的必然，是故事的神来之笔。

但其实岩浆是高温融化的石头，火焰是氧化反应的表象，两者根本不在一个维度上，除了温度高低外并没什么关联，但没人会在乎这种类型的 bug，因为它不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没人会觉得自己是艾斯，给我个差不多的理由就行。

二、如果两个人拿到同一颗果实后，施展出的是不同的招式，那么我们可以说，个人对果实能力的开发至关重要；如果两个人施展出的是同一种招数，只是训练强度不同，造成的效果强弱有差异，那么，个人对果实的开发就不是那么关键的，而是训练的效率更为重要。

回到艾斯和萨博的例子上，这一招炎帝，是属于艾斯的，还是属于果实的？

很显然，既然萨博能够打出和艾斯差不多的炎帝，那就意味着，炎帝不是艾斯的专属，是任何一个拥有这个果实的能力者都可以训练出来的一门技术。那么，作为一门技术，它能否发挥出强大的效果，是取决于果实本身，还是使用果实的人？我相信黑胡子很清楚这个道理，否则他不会那么执着于获得白胡子的果实，更不会坚持要打造最强的全员能力者海贼团。因为他是懂得技术的价值与人的关系的人，不然他干嘛要隐藏那么多年，一心选定暗暗果实呢？尾田把手术果实安排给艾斯的话，合理吗？

再进一步，既然贝加庞克能够复制果实能力，能够把血统因子工程化，那就意味着无论是果实还是种族，在海贼世界的设定里就是科技树的一部分。但凡是科技，是刀杀人还是人杀人的争论就绝对不会停止，但无论怎么争论都必须正视一件事：没人使用的科技，啥也不是。

换句话说，尼卡这门技术可以交给任何人，但最好是路飞。

因为那么强大且令人发笑的能力，最好交给最纯真的那颗心来驾驭。这样的剧情安排才合理，否则这个从一开始就贯穿至今的「Joyboy」到底「Joy」在哪里？让巴基来 Joy 大家吗？一个胆小怕事的真小丑，你觉得能够让大家 Joy 起来吗？还是交给黑胡子这样的终极大恶，最后用橡胶锤打扁他？

我相信 Joy 不是那么肤浅的快乐。

它最好由一个没心没肺、吃人一口饭就念着报恩的傻子来实现。

三、比起路飞的宿命，这个红发男人的宿命就不值得失望和愤怒了吗？

这个男人串起了消失的一百年、月球文明、世界政府的巨型草帽这种超巨大的谜团，这样的人会因为一个村子的小孩吃了个橡胶果实不能游泳就舍弃一条手臂？已经把新世界的希望堵在这种事情上了，哪个脑回路清晰的作者会把解题的重点放在刻苦开发果实能力、卷赢其他能力者这个方向上啊？

大家都是东亚文化圈里熏陶出来的人，尾田会真心觉得卷是路飞的出路吗？香克斯和路飞一出场就把牛吹那么大，一个随意进出世界政府的面子人，咱们平心而论，他罩着的主角要只是个逆袭屌丝，你觉得这样的安排跟玛丽苏/杰克苏有什么区别？

宿命，不是原罪，无力面对宿命才是。

假如后期的剧情，路飞成为尼卡果实的表演者，失去了作为他自己的个性，没有主导和实现自己的想法，那么我会说很失望；如果接下来的路飞依然是那一千多话的没心没肺大笑、快意恩仇不拘小节的大傻子，做判断的依据仍然是他的纯真内心，那他就是尼卡的主人。

很多人觉得自己只要也拥有了一个亿，就也能干出一番伟业来。这是宿命论者们最喜欢相信的谎言，也是被宿命打击时最容易失望和放弃的原因。但事实上不是的，你拿着顶尖的武器，没有使用它的方法和能力，你什么也做不了。

海贼世界里，哪个能力者的果实和他的个性不是对应关系的？这就不是宿命了？这有一颗果实，无论什么属性，是它主宰你，还是你主宰它，这才是宿命与否的唯一判断。

我不认为随着剧情的推进，尾田一点点把世界观和科技树铺陈开，这有什么问题。尤其是当你知道，古代的科技远超今天，此时的科技全靠考古的时候，一切都说得通了。那么果实这种科技产品，作为一项工具被人使用，就一定不会是卷中之卷的通关秘籍。

路飞拿了一手好牌就令人失望么？

不是的，他把好牌打烂了才令人失望！如果没有前面一千多话的历练，那么尼卡果实就是个普通的橡胶球，路飞也不过是个不会游泳的普通人；为什么在打凯多的时候觉醒，恰恰是因为凯皇才配得起这个巨大的份量，只有被三番五次打败后的路飞，才有机会完成历练，让尼卡成为尼卡，让自己成为配得起尼卡的那个人。

路飞正在成为可以直面和挑战宿命的那个人，把自己代入到主角视角的读者，也应该有这份心情和觉悟，才能体会到「命运管不着老子」的热血王道漫之精髓！尾田是真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