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地方猪价跌到4元/斤，养猪行业进入全员亏损的阶段。每卖一头猪，就要亏几十、几百元。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去年年中，有关部门在养猪行业可是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内卷”行动。

目前看，这个“反内卷”行动可谓适得其反。而且，受害最大的，恰恰是底层散户养殖户。

为什么会这样？

这些年，养猪行业一直在提升集中度。

2018年，前20强的集团生猪产能占比9.6%-9.8%左右；2025年，前20强的集团生产产能已经达到了29%左右。

这本来是行业的发展规律。因为养猪规模化，成本更低，质量更安全，疫病风险更低。养猪业提升集中度，势必带来更惨烈的竞争，这是可理解的过程。网约车、外卖等等行业，都经历过这个过程。

叠加这几年经济不好，餐饮业比养猪业更艰难，所以，市场对猪肉的需求是不振的。

按理说，应该听任市场规律起作用，让散户逐渐退出市场，把他们手里宝贵的钱，用于其他地方，以免在不适合他们的行业里亏掉，这才是对散户的真正的“保护”。

待这个过程完结，猪肉需求回升，行业自然会进入更加健康的发展阶段。

但有关部门却把养猪行业的这一形势判断为内卷导致的，出手干预市场过程。

干预会遵循什么逻辑？

首先，干预会努力显得表面“公平”。

比如牧原、温氏这样的行业数一数二的养猪巨头，你们得带头“反内卷”吧？什么“社会责任感”、“行业担当”之类的帽子，你们怕不怕？

去年7月23日，有关部门搞了一个养猪行业的座谈会，大北农的董事长邵根伙说，应该限制单一企业年出栏量不超过3000万头。

这什么意思呢？2024年，牧原销售生猪7160.2万头,其中商品猪6547.7万头。邵根伙等于要求牧原产能腰斩。

有关部门当然不可能按邵根伙说的那样做，但邵根伙们实在太多，而且社会舆论也向着他们，所以，调控者肯定是力压牧原去产能。

其次，干预会选择容易做的方向。

让广大散户和大北农这样的养猪企业，监督成本太高，不如直接压几个行业巨头去产能。

所以，“反内卷”的压力，给到了行业巨头，而这恰恰和行业提升集中度的发展规律是背道而驰的。

在各种压力下，牧原股份的能繁母猪存栏从高峰期的362.1万头骤减至330.5万头，相当于减少了未来约900万头肥猪的供给。

即便如此，2025年牧原依然销售商品猪7798.1万头，这是产能惯性，没啥可说的。

但是有关部门的“反内卷”，却给了散户、非头部的养猪企业错误的信号。

这让他们认为，既然把牧原等巨头的产能压下来了，那自己岂不是正好扩张产能吗？说不定猪价上涨，还能把前面亏的赚回来呢。

如果没有干预，卖猪是亏的，他们本来会退出的，现在干预给了他们留下来的理由。为此，哪怕借钱扛着也行。

一些地方政府也推波助澜。有些企业生产经营能力不行，像大北农、正邦等，就是这样的。但是地方政府还补贴一些生产经营能力不行的企业，就为了保就业。当地方政府看到牧原等巨头让出了一部分市场，那就更有理由补贴这些能力较差的企业了。

牧原是养猪行业中成本最低的，按理说，即便有所谓“产能过剩”，也应该淘汰那些成本较高的企业、散户，对吧？

而调控的做法却是相反的，给了那些成本较高的散户、中小企业继续死扛的理由。

由于成本高、资金实力弱，当猪价继续下跌时，散户、中小企业就更加容易恐慌抛售，从而把猪价打到更低，他们亏得更多。

如果去年不干预，养猪行业的调整恐怕已经结束了，散户们也会少亏很多钱。

在干预下，人们看不到猪周期调整结束的尽头。无数的散户被错误信号误导，现在更加进退两难。

还是放手吧，让市场自己去调整吧。

“工作不满10年只有5天年假”的制度，再次成为舆论热点。

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汪玉成提出，应当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按工龄递增增加假期，同时严格落实双休制度，让年轻人“有假休、敢消费”。

这一建议之所以迅速登上热搜，是因为触及了一个更深层的社会问题，也即是，当代中国的年轻劳动者，究竟有没有真正的闲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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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度层面看，我国的带薪年休假制度形成于2008年。按照规定，累计工作满1年不满10年的职工，每年可以有5天年假。这样的设计在当时或许有其现实背景，但放到今天的就业现状下，就略显僵硬。

如今的职场主体，正是那些工作年限不足10年的年轻人，他们承受着房租、房贷、教育和生活成本的多重压力，却只能享有极其有限的假期时间。更现实的是，这5天的年假在许多企业中还未必能够完全兑现。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颇为诡异的局面。一方面，人们不断讨论着“反内卷”“扩大消费”，社会也希望年轻人多旅游、多消费、多为GDP增长做贡献；另一方面，大量年轻人却处于“没假休、不能休、不敢休”的现状。

在这一背景下，胖东来这家区域零售企业的实践反而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近年来，胖东来频频被放在舆论场、以“打工人梦想中的模范企业”的姿态被讨论。有意思的是，胖东来的典型正在于其“非典型”——不以规模取胜，却以员工待遇好而闻名。

平均月薪扣除五险一金后9000元左右，在行业中处于高位；员工每天工作7小时，一周不超过36小时；年假达到40天，堪比欧洲发达国家的休假时间；并且员工平均每人还能得到20万元的利润分红。

在一众月薪5000块左右、甚至难以兑现基本法定休假权益的企业之中，胖东来着实是一股清流。当然，企业能够花费这般功夫在员工福利上，还是靠执行其老板于东来的个人理念才得以实现。

于东来的做法之所以引起热议，是因为他扭转了现有社会一种思维定式，那就是企业利润和员工福利之间不是一种零和博弈的关系。而且证明了：当员工福利被制度有效保障时，反倒可以激发出员工更强烈的工作意愿，企业一样能活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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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在今年“两会”热议工时与休假之际，胖东来又公布了一个引发舆论讨论的调查结果，和“工作不满10年只有5天年假”的舆论形成某种奇妙的互文。

胖东来于2月23日至24日对员工发起了一项调查问卷，询问员工是否愿意“增加休假、降低薪资”，并于3月8日公布了调查结果。问卷覆盖了10214名员工，回收率达94.83%，多少说明了这是一次有效的问卷调查，而不是走走形式。

调查结果显示，超八成员工拒绝降薪增假，选择维持现有的7小时工作制，40天带薪休假不变。当一部分人还在为争取5天法定年假而焦虑，胖东来的员工已经有底气在“有钱”与“有闲”之间进行理性的权衡。这也充分说明，当收入与休息都得到基本保障时，人们才有更多的选择权。

当然，现实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企业的“打工人”，还不具备这种选择权。

从更宏观的经济逻辑来看，这还关系到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总习惯把“生产能力”当作发展的核心指标，但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中，真正稀缺的不是产能，而是有消费能力的消费者。

工厂可以扩建，生产线可以升级，技术可以迭代，但如果缺少愿意消费的人群，再“降维打击”的生产能力也难以转化为真实的需求，不少企业不得不“朝外使劲”，长久以来只能靠外贸赚钱。

这也正是当前许多行业面临的现实困境。产能不断提升，价格却持续下探，企业之间陷入“内卷化”竞争，东西却卖不出去。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劳动者既没有充足收入，也没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那么他们自然很难成为稳定的消费力量。所谓“扩大内需”，也就很容易停留在口号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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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逻辑，放在全球经济史上也并不陌生。

“二战”后，美国经济曾经历过长达二三十年的“消费黄金时代”。很多人把这段繁荣归因于技术进步或产业升级，但更深层的原因，其实是消费能力的大规模扩张。

当时美国通过工会制度、工资增长机制以及社会福利体系，让大量普通工人进入稳定的中产阶层。他们不仅有收入，也有时间。

周末制度逐渐普及，带薪休假开始成为常态。住房、汽车、家电、旅游等消费迅速爆发，形成了巨大的内需市场。企业生产的商品，被自己的劳动者买走；劳动者的消费，又反过来支撑企业继续扩大生产。生产与消费，形成了一种正向循环。

这背后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经济学逻辑。在工业社会早期，稀缺的是生产能力；而在工业能力高度发达之后，稀缺的往往不再是产能，而是消费者。

今天中国许多行业，其实已经逐渐进入这个阶段。制造能力不断增强，生产效率越来越高，但消费增长却明显放缓。

很多企业还在拼命扩产能、压成本、卷价格，却忽略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如果劳动者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那他们又如何成为真正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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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同样也面临这种逻辑。多数年轻人既是“打工人”，也是消费者。如果他们的闲暇时间被过度压缩，加之收入增长缓慢，消费力自然难以释放。

旅游、文娱乃至许多服务业，本质上都是时间型消费，没有闲暇时间，再多优惠政策也难以激发年轻人的消费意愿。

因此，讨论年休假制度，不仅仅是劳动者的劳动权益问题，也与经济结构密不可分。更充足、更可执行的休假制度，不仅能够改善劳动者的生活质量，缓解长期加班带来的身心压力，更能为旅游、文娱等服务业创造更加稳定的消费需求。

当然，制度调整并不是简单地多给几天假。现实中，不少企业仍然面临经营压力，一些中小企业更担心员工多休假会增加经营负担。真正可行的改革，往往需要制度保障与企业激励并行：既要通过劳动监察部门让双休和年假落到实处，也要通过税收、社保或政策激励措施，让企业在执行员工休假制度时减少顾虑。

企业休假制度的完善，本质上是对劳动价值的一种再确认。一个健康的消费社会，往往呈现出中间群体庞大的“橄榄型结构”。如果劳动者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消费能力，整个社会就容易陷入高强度生产和低消费需求的恶性循环，企业和市场最终都会陷入困境。

从这个意义上看，给年轻人多一点假期，并不只是福利问题，而是一种长远的社会投资。当年轻人既有稳定收入，也有可以安心休息的闲暇时间，他们才可能真正走出办公室，成为消费群体中最有活力的那部分。

在这个时代，产能从来不是稀缺资源，真正稀缺的，是愿意消费、有能力消费的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