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中国人权：是由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和学者于1989年3月在美国纽约创立的非政府组织。其使命是“通过促进国际公认的人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制度性保护，支持和加强国内民间社会力量”。

一、维吾尔文化学者冯斯瑜失踪7年后被判刑15年

2017年12月，新疆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主任、国际知名学者热依拉·达吾提因研究维吾尔民族文化而被捕。之后，中国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将其判处无期徒刑。几乎同一时间被捕的还有一位来自浙江的汉族青年学者冯斯瑜。2018年初，冯斯瑜被中国警方莫名拘捕，自此失联，外界无从得知其下落。

今年8月23日，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发文披露，“据信冯斯瑜于2018年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目前可能已从新疆监狱转移到浙江本省监狱。”

文章截图

据悉，1994年11月出生的冯斯瑜曾获包括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内的“全球17所顶尖大学录取，被中国媒体誉为极具天赋的优秀少女”。她最终在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学院完成了历史学学士学位，并在2016年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继续深造。

2017年，她凭借本科荣誉论文《从伊斯坦布尔到喀什：艾哈迈德-凯末尔对中国突厥斯坦的教育使命，1885-1917年》荣获阿默斯特学院Alfred F. Havighurst历史奖，该奖项专门表彰卓越的人文学术研究成果。同年，她前往新疆大学民俗研究中心工作，致力于维吾尔女性民俗文化的深度田野调研，并计划进入哈佛大学跟随马克·埃利奥特(Mark Elliott)攻读历史系博士学位。

文章称，“她专注于亚洲文化研究，精通英文和维吾尔语，并对维吾尔民族文化深切关注，加上其独特的跨文化学术背景，使她在维吾尔学术界享有盛誉。然而自2018年被捕后，这位前途无量的青年学者彻底音讯全无。”

文章引用《The Intercept》获得的乌鲁木齐警方内部情报表示：

2017年10月，警方以冯斯瑜的OnePlus手机上装有“外国软件”而对其进行调查。但荒谬的是，警方情报同时指出，这个软件是该智能手机自带的预装程序，并未有证据表明冯斯瑜曾使用过，但这名年轻学者依然于2018年被捕，随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据信冯斯瑜于2018年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目前可能已从新疆监狱转移到浙江本省监狱。

文章引用人类学家鲁恩·斯滕贝格(Rune Steenberg)的观点，认为“冯斯瑜被捕的真实原因更可能与其学术工作相关……冯斯瑜作为达吾提的合作伙伴和维吾尔文化研究者，很可能因此受害”。据悉，2017年2月，冯斯瑜前往新疆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与国际知名维吾尔民族志学者热依拉·达吾提合作。同样，维权网也认为“其被捕、判刑原因极有可能与其学术工作”和热依拉·达吾提的同事关系有关。 最后，中国人权批评了中国当局打压维吾尔文化的行为，并呼吁释放冯斯瑜：

冯斯瑜的遭遇诠释了中共对新疆地区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的恐惧。任何试图了解、记录或传承维吾尔文化的努力，都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中国人权与国际人权组织联合敦促中共当局无条件释放冯斯瑜，并公开其被拘押的真实原因与法律依据。

二、毛式“基层动员”结合“数字极权”，中国新式社会治理模式重塑社会

墨卡托中国研究所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MERICS) 20日发布了一份名为《为人民服务，亦为控制人民：中共如何重塑日常生活》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详细描述了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治理模式，指出中国当局正在将毛泽东时代的基层动员、数字监控和党主导的服务相结合。“这种模式不仅仅是镇压，更是重塑社会，使中国共产党的规范内化。”

报告封面

报告强调，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的党国体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庞大、组织严密且资源充足。党正致力于在私营企业、城市社区和乡村中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力。

中国人民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如此全面的管理，也从未有任何国家动员如此多的资源来服务和控制人民。当前的社会治理趋势是将数字监控与毛泽东时代人脉网络的复兴结合起来，以监督日常生活。

报告详细阐述了旨在促进党在社会中霸权地位的复杂机构体系。报告称，“新规定和新机构，例如2023年成立的中央社会工作部，旨在将党重新纳入那些已发展到其掌控之外的经济、劳动力和志愿组织等新领域”。

报告指出，党国体制对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将改善社会服务与更严格的政治控制融为一体。“提供更好、更适应本地的公共服务是官员社区工作的一部分，但该提供系统也旨在确保公民遵守党设定的政治规则和国家法律。”

在意识形态教育方面，墨卡托中国研究所认为“政治-思想教育旨在防止政治观点的多样化和公民自发组织”。报告进一步解释道，“党建工作、爱国主义宣传和政治控制在基层层面结合在一起，动员官员、公民、企业家和青年支持党对中国社会愿景的定义”。

报告表示，中国正投入巨大资源来塑造社会和扩大基层监控。“新的社会治理方法依赖于各种框架，例如‘网格化管理’系统和‘枫桥经验’，以在社区层面产生高密度的党组织存在感”。这些框架旨在通过开展基层宣传活动、动员志愿者、促进自我纠正和在地方层面解决问题来维护社会安定。 最后，报告总结道，中国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将“社会和商业变得越来越政治化”。

最后，墨卡托中国研究所称，减少对经济和社会干预的时代已经结束。在经济机遇减少和国际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中共正在重新确立其主导地位。习近平将中共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全方位解决方案，将“硬”的强制机制与“软”的元素融合，涵盖社会组织的各个方面，直至公民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因此，报告表示基于中国当下的社会治理模式，重新理解中国十分必要。

三、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批评中国言论收紧，报道环境持续恶化

近日，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发布了2024年媒体自由度年度报告《新红线：驻华外国记者面临日益增长的障碍》。这份报告指出，尽管后疫情时代外国记者签证办理有所改善，但记者在中国的报道环境持续恶化，面临的障碍日益增多。比如，“红线”范围扩大、地面阻挠以及法律骚扰等问题日益恶化。

报告封面

报告引述一名欧洲电视记者的观点，表示“根据经济和地缘政治形势，新的红线不断出现。……我们经常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不方便谈论此事’。”

报告强调，中国当局对“敏感”话题的界定已变得模糊不清，以至于一些看似无害的话题也被贴上“敏感”或“禁忌”的标签。驻华外国记者认为，曾被视为非政治领域的中国经济，如今已成为“雷区”。与经济相关的议题，例如青年失业、通货紧缩、农民工生活条件和与美国的贸易战，现在都面临着当局的严格审查。一名欧洲记者表示：“经济类报道持续困难。经济复苏越是迟迟不来，企业似乎就面临越大压力，被要求鹦鹉学舌地重复政府的措辞或路线。”

报告显示，在2024年，近九成的记者（86%）表示采访请求被拒绝或取消。超过四分之一（26%）的记者认为他们的网络账户曾被黑客攻击。报告还指出，警方、便衣人员、无人机和数字追踪等无处不在的监控，严重限制了独立报道的空间。

一名欧洲记者描述了他们在实地采访时遭遇的暴力：“我试图采访时被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强行拉开，然后被推倒在地。我反复表明自己是记者。当我试图捡起因摔倒而掉落的话筒和背包时，这个人拿着我的东西走开了。”另一名记者则提到，他们在中国北方沿海地区进行采访时，“所有商贩都被不明身份的人警告不要和我们说话。一名受访者在接到一个电话后，突然中断了采访，电话里的人告诉他不要和我们交谈。”

报告还详细介绍了中国同事所面临的压力。四成(3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中国同事至少经历过一次被施压、骚扰或恐吓的情况。一名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在北方沿海地区的一次任务中，我们被警察拦下盘问。警察语气友好，说只是想了解情况。然而，当我上厕所时，我的中国同事被警察告知他不应该为外国媒体工作——暗示他是个叛徒。当我回来时，他们又变得友好了。我的同事觉得这次遭遇令他深感恐惧。”

此外，法律骚扰事件在2024年再次达到高峰。8名记者报告面临法律威胁或诉讼，其中3人来自政府官员的威胁。一名美国记者表示：“一个政府机构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起因是我们为了寻求回应而提出问题，其中阐述了我们的调查发现。”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报告也提到了一些“亮点”。例如，社交媒体上的攻击事件大幅减少。但总的来说，98%的受访者表示在中国的报道条件很少或从未达到国际标准。报告总结称，外国记者的不可预测待遇，加上中国同事所处的必然敌对环境，使得大多数记者得出结论，认为2024年的报道条件进一步恶化。

最后，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对这种“日益制度化的对国际记者的敌意”表示震惊，并指出这“严重损害了全球对这个日益具有影响力的国家的理解”，并且希望中国当局可以做出改善。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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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研究项目：旨在探讨中国如何对陆地和海洋边境邻国进行投资、开展合作并深化其存在，以期重塑其周边地区。该研究是国家亚洲研究局“中国战略空间地图”项目的第二阶段，该项目将战略空间定义为对中国实现国家经济和安全目标以及中国国家长期生存至关重要的领域，北京希望在此领域自由施加影响力并确立其领导地位。

一、联合国特别报告员：中国必须维护被监禁人权捍卫者的权利

本周，联合国人权维护者处境特别报告员玛丽·劳勒 (Mary Lawlor) 发布了一份声明，要求中国当局维护遭监禁的人权捍卫者的权利。本次声明的特别之处在于，劳勒要求中国当局立即提供有关“知名人权律师高智晟下落的信息”。据悉，这是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自高智晟律师2011年服刑以来，第三次对其处境公开表示关切。

文章截图

针对中国政府在先前的答复中称高智晟未被羁押在中国境内的说法，劳勒要求当局提供详细信息，说明其为寻找高某和确定其所在地点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以及针对其强迫失踪案件所启动的调查工作。

联合国人权专家表示：“高智晟失踪已近八年，中国政府始终拒绝就其强迫失踪问题进行对话，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如果他没有受到拘留、监禁或软禁，那么当局必须披露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查明其下落。”

高智晟，图片来自纽约时报

劳勒表示，“她对于自己多次要求获得关于高智晟失踪案件的最新调查进展但迄今为止未收到任何信息感到失望，并再次呼吁中国政府查明其命运和下落。”

据悉，多个人权捍卫者家属和公益组织向联合国指控中国当局对这些人权活动人士实施酷刑或虐待。因此，今年2月，特别报告员曾致函中国政府，要求其提供关于丁家喜、黄琦、黄云敏、伊力哈木·土赫提、秦永敏、张海涛和赵海通的健康状况和治疗情况的详细信息，包括最近一次接受医疗评估的日期。然而，报告员表示仅收到了其中两人的具体信息。

劳勒表示：“我对接连收到关于中国境内被监禁人权维护者所受待遇的指控感到不安，其中包括与酷刑、剥夺获得适当医疗服务及探视等权利有关的侵犯行为。”

最后，联合国人权专家呼吁中国政府应该“确保这些被拘留者能够获得家属探视、法律援助以及适当的医疗服务，同时将其关押在官方认可的拘留场所，并向拥有合法权益者提供关于其命运和下落的信息”。

二、谢菲尔德大学：以维吾尔侨民为例，针对中国的跨国镇压“可防可治”

编者注： 前两期的《CDT报告汇》栏目介绍了中国当局的跨国镇压行为。本期我们介绍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最新研究报告，报告证明，只要东道国政府干预，中国当局的跨国镇压行为完全“可防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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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一所中国研究机构（INCCS）发布了一份报告，在揭露中国当局对维吾尔和哈萨克侨民跨国镇压的同时，介绍了如何防止和反制跨国镇压。

报告方面

该报告采访了位于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和英国的30多个组织。

报告首先详细阐述了中国等威权国家针对倡导人权的公民社会团体实施跨国镇压的手段，包括网络骚扰、监视和家庭恐吓等。“公民社会组织(CSOs) 是威权国家骚扰的主要目标，中国党国推动了跨国镇压的全球增长。中国对维吾尔和哈萨克侨民的镇压，是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政策’的延伸，也是中国境外驱动‘软实力’的关键方面，这些做法将威权主义呈现为民主的仁慈替代品。”

该报告还分析了如何预防和应对跨国镇压。例如，报告发现，“从事维吾尔相关问题的公民社会组织面临加剧的跨国镇压，并发展出自己的缓解策略，包括咨询网络安全专业人士、与地方当局互动，以及避免在线发布个人信息。这些策略通过增加知识分享、培训和监测的协调，可以作为预防策略更有效。”

具体而言，针对公民组织个人方面，报告表示这些组织应该努力确保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经常更换电话号码和寻求东道国政府的帮助。另一方面，东道国政府也应该提供足够的网络安全支持，并消除物理监视和物理暴力等。

报告还认为，东道国政府往往只重视那些涉及国家安全威胁的跨国镇压，而忽略了对这些组织个人权利的侵犯。报告批评这样的思维方式并不正确，并强调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就是国家安全威胁。

此外，报告指出，东道国政府不应该成为跨国镇压的帮凶，相反应该成为这些组织的“避风港”。例如，报告批评了哈萨克斯坦政府，指出一些来自新疆的哈萨克人因为抗议而导致被遣返。

此外，报告还详细说明了中国的动机：“北京的策略源于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民族政策’及其全球‘软实力’目标。中国官方通信指示官员监视海外维吾尔人，将他们标记为‘失联’，并通过威胁其亲属鼓励他们返回中国。”它指出，中共将维吾尔团体视为人权信息的“关键节点”，使用间谍、恐吓和虚假信息对其进行打压。

最后，报告敦促各国政府将跨国镇压视为国家安全问题，并同时优先保护人权捍卫者。

三、中国的“周边传播”正在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

本周，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旗下的“边疆研究项目”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正在将其对外宣传工作的重心从全球转向其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增加地缘政治影响力。

这份报告深入探讨了由北京大学学者卢荻首创的“周边传播”概念，这一概念被视为一项新兴的研究和行动领域，旨在影响邻国对中国的论述。

报告封面

该报告的核心论点之一是，中国正在寻求基于“亲和力”和“包容性”等文化共性，来打造一个“周边命运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将服务于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通过推广一个“中国新时代对外话语体系”，讲述中国善举的正面故事。

该报告指出：“这种方法将‘跨界民族’视为一种可利用的资源，因为共享的文化特质，如服饰、食物和语言，可以作为连接周边地区的桥梁，使当地民众更容易接受国家精心编织的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叙事。”这一策略的实施，旨在通过文化软实力，潜移默化地塑造周边国家的观念，使其更倾向于接受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主张。

报告提供了多个具体案例来阐述“周边传播”是如何付诸实施的。例如，一家位于尼泊尔加德满都的“中国西藏书店”，它被描述为一个“对外宣传的前线”。这家书店的使命是“推动中国文化元素深度融入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场景”。这种文化渗透不仅仅是推广书籍，更是通过具体的生活场景，让当地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和熟悉中国文化，从而在情感上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此外，报告还讨论了地名使用的转变，例如从“西藏”（Tibet）到“西藏”（Xizang）的转变，以此作为削弱西藏独立理念和彰显其国家归属感的一种方式。这种语言上的微小调整，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在文化和政治领域施加影响力的深层意图。

报告还指出，在技术层面，中国正在利用人工智能来持续生成动态、算法化的宣传内容。学者刘元和陈思强调了一场正在出现的“认知战”，其战场就是周边国家民众的思想。他们认为：“这一策略的实施，不仅包括传统的媒体和文化交流，还正在向数字领域延伸。通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中国可以大规模、自动化地生产针对特定受众的宣传内容，从而在信息战中占据优势。”

报告表示，这种利用先进技术进行宣传的方式，使得信息传播的效率和精准度大幅提升，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塑造和引导舆论。

最后，该报告总结道，这些举措共同构成了中国在周边地区扩展地缘政治影响力的综合战略。相较于其之前的“全球战略”，“周边战略”相对成功，影响深远，值得国际社会持续关注。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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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Books Review（中国书评）：是一份在线出版物，将提供与中国图书相关的信息、见解和智慧的评论。该书评网站由中国连线 (The Wire China) 和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中心 (Asia Society’s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共同发起。该网站将免费提供由知名作家撰写的书评、作者访谈、编辑节选，以及更多类似《纽约书评》的一般性文章，并且将重点关注有关中国和来自中国的书籍以及更广阔的汉语世界。

一、中国悲观主义是“致命却实用的药物”

8月5日，英文期刊 Made in China Journal 刊登了学者张舸 (Dino Ge Zhang) 的一篇文章，系统梳理并命名了一个正在中国社会蔓延的新情绪——“中国悲观主义” (Sinopessimism)，并将其置于一种“后乐观主义”的语境中加以分析。

文章截图

作者援引学者张哲熙 (Gary Zhexi Zhang) 的概念，将“中国悲观主义”由原本的思想实验转化为对现实的诊断：在经济高速增长后的中国，曾经支撑“个人奋斗”与“阶层流动”的乐观预期正快速崩塌，取而代之的是普遍的“无力感”和“沮丧”。作者指出，这种转变不仅是经济周期的结果，更是文化、代际与社会结构综合作用的产物。

编者注：中国悲观主义一词借用自“非洲悲观主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际发展研究、媒体报道和外交政策讨论中，常用“非洲悲观主义”来形容一种对非洲经济、政治、社会前景普遍消极的态度。

他借用学者项彪和劳伦·柏兰特 (Lauren Berlant) 的话指出，中国年轻人心理处于一种“残酷的乐观主义”状态。过去青年工人的那种“悬置”状态（既认命又期待）正在瓦解，“当乐观主义激发出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而这种渴望永远无法实现时，它就变得残酷了”。

张舸指出：“自2020年以来，在国家强制推行乐观主义的背景下，尽管社会对这种负面情绪存在压制，甚至直接惩罚，但负面情绪在中国公共领域中的传播呈现出指数级增长。”作者表示，这意味着中国正在“向后乐观主义社会的持续转型”，“人们开始意识到自身理想的残酷本质”。同时，与之对应的是年轻人行为模式的转变——从“无限推迟自我享受为特征的未来导向型禁欲文化”转变为“以享乐主义、经济节俭和功利主义顺视为特征的当下导向型青年文化”。

之后，作者以中国当下的网络流行语为例，依次介绍了多种“中国悲观主义”形态。首先是躺平主义，作者称其为“一种反工作 (anti-work) 的政治立场”，同时也是一种务实的自我调适策略。其次是反婚恋主义 (Heteropessimism)，该主义以“我们是最后一代”等口号为标志，指部分青年主动拒绝婚育，男女双方以各自的理由退出异性恋关系市场。

此外，作者还介绍了润学，即“并非仅仅是对祖国及其传统生活的消极、悲观的否定，更是对有意义的逃离抱有积极、乐观甚至乌托邦式的希望”。与之相反的，则是另一波年轻人积极拥抱“体制”，考公考编。

然而，作者也强调，这些情绪与策略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与韩国的“N抛世代”、日本的“悟世代”以及欧美的“大辞职潮”形成全球呼应。文章写道：“事实上，中国是最新加入这一全球后增长困境俱乐部的成员之一。我们，无论幸运与否，都身处其中。”

同时，作者也表示，这种悲观主义并非坏事。某种程度上，中国悲观主义是“致命却实用的药物”，既是对现代化线性叙事的拒绝，也是寻找出口的尝试。作者引用张哲熙的观点：“中国悲观主义为那些被剥夺了当下的人提供了拒绝现代主义框架的条件。”

文章后半部分探讨了“中国性”的自我批判传统，从“东亚病夫”到《丑陋的中国人》，再到今日网络社群中的“自我否定与自我吹嘘并存”。然而，张舸引用夏学钧的话提醒人们，真正的方向感不必依赖宏大叙事，而应来自个体在黑暗中保持活力的能力。

最后，作者引用了“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一概念。他鼓励中国民众：当一个制度已不可持续却依旧延宕时，个体应意识到“历史总会有垃圾时间，但我们的生活不是这样”。

二、英国大学管理层配合中国当局压制学术自由

近日，智库“英中透视” (UK-China Transparency, UKCT) 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指出英国学术机构的中国研究正面临系统性干预与压制，尤其影响到涉及敏感议题的学者和学生。报告称，中国的跨国镇压在英国高校已“部分复制了中国国内的环境”，对学术自由与人身安全造成威胁。

报告截图

报告基于英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中国研究学者匿名问卷调查，50名受访者提交逾1.7万字的详尽答复，揭示了包括签证拒签、威胁家属、课堂监控、线上骚扰、研究项目被迫取消等一系列现象。“英中透视”指出：“在部分案例中，大学管理层不仅未能抵御干预，反而因依赖中国留学生学费而主动配合压制。”

调查发现，学者普遍担忧签证问题，这造成了对敏感议题研究的寒蝉效应。“有学者承认刻意自我审查，以确保能继续进入中国”，另有受访者将签证限制分为三类人群：“被禁入的批评者；自我审查者；以及与中共立场一致、言论不受质疑者。”

调查发现，38%的受访者认为，校方由于担心影响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使敏感议题研究更加困难；64%的人认为，依赖中国留学生学费加剧了这种顾虑。个别案例中，管理层明确要求学者调整教学内容，以避免冒犯中国学生或政府，甚至在中方施压下取消研究项目。报告还记录了一位学者的遭遇：被资助方询问研究是否会“冒犯中国政府”，并得知招生部门会跟踪其经费申请进展。

在学生层面，74%的受访者所在课堂上有中国留学生，然而部分教师为避免冲突而删除或调整敏感内容。一名受访者称：“来自中国的学生因担心课堂上存在潜在告密者而不愿公开讨论敏感话题，但在信任的小组或单独交流时更为坦率。”多位学者点名，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CSSA) 是校园监控的重要渠道，与中国使领馆保持密切联系。

此外，尽管72%的受访者未直接目睹中共官员在英干预，但调查发现，有案例显示，中国外交人员获准在无监督情况下进入教学楼，并且校方还提供了学者的敏感信息，包括“联系人和研究活动”清单等。甚至，还有学者遭到中国访问学者当面威胁：“我们在盯着你。”

针对保护措施，42%的受访者认为，所在大学未能充分保障中国籍学生学者及中国研究人员的言论和学术自由。该机构指出，英国《高等教育（言论自由）法案》（2023）与《国家安全法案》（2023）为高校提供了新的法律工具，例如建议终止孔子学院及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合作项目，并将某些干预行为纳入“外国干涉”刑事罪行范围。

然而，报告强调：“自上而下的执法虽必要，但不足以根治问题，还需学界内部形成健康、坦诚的学术文化与集体行动。”

最后，“英中透视”呼吁英国学术界正视中共干预的现实，加强对学者与学生的制度性保护，并与他国合作，共同捍卫学术自由。

三、书评：玛格丽特·博伊廷新书揭示了中国性工作者的内心世界

约克大学教授玛格丽特·博伊廷 (Margaret Boittin) 是一位专门研究中国法律和政治的学者。2024年底，她出版了一本新书《中国卖淫业监管：性工作者、警察与公共卫生官员日常生活中的法律》 (The Regulation of Prostitution in China: Law in the Everyday Lives of Sex Workers, Police Officers, and Public Health Officials)。（编者注：目前该书还没有中文官方翻译，书名由CDT编辑暂译）

8月7日，英文期刊 中国书评 (China Books Review) 刊登了作家亨维克 (Robert Foyle Hunwick) 所撰写的书评。文中，亨维克对这本书高度评价，并表示：“书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探讨了这些女性如何看待自己，而非国家对她们非法工作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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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表示，全书的前三分之一回顾了中国性产业监管历史。例如，晚清昆明、贵阳、成都等地会设立由警察售票、抽成、统管妓院的“围墙区”。之后，1949年中国新政权建立，一次性取缔北京两百余家妓院。然而，改革开放后，性产业卷土重来，1980年代沿海城市酒店、酒吧里的“短裙客”成为景象。有人甚至提议设立有牌照妓院的“性特区”，但被老干部否决。与此同时，高官与企业家纵情声色，出现“江苏某局长包养140名情妇”及“铁道部长传与整部《红楼梦》剧组女演员有染”等轶闻。

书中引用《中国日报》2010年的数据，估计中国性工作者约在300万至1000万之间。在此期间，性交易的回潮伴随性病复发。1985年，中国大陆首例艾滋病例被称为“爱资病”（“艾滋病”的谐音），2007年梅毒在上海成为“最常见的传染病”。

对此，作者表示，胡温当政时期的政策主要是“忽视、谴责、容忍与征税并存”。例如，2006年出台的娱乐场所规制细则要求KTV、夜总会、浴室等“凌晨2点至8点关闭、包间门不得上锁且需半透明、禁用可调光照明”，并限定服务人员着晚礼服、旗袍或医护服。然而，博伊廷表示，许多政策形同虚设，缺乏实际执行。

该书的难得之处还在于博伊廷的长期实地访谈。她的田野调查涵盖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走访KTV、出租屋妓院、情妇公寓，与不同层级的从业者对话。调查发现，底层的“站街女”与“发廊”女多视职业为羞耻。“她们深知自身处境岌岌可危，通常对政治、警察甚至健康检查都不感兴趣，认为自己的工作对社会有害，不适宜合法化。”

然而，中层KTV小姐则愿意接受体检、敢于报警，认为性交易“虽非法但很自然”。一位受访者甚至称：“如果是我喜欢的客人，不论钱多少我都会去，因为我们女人也有自己的需要！”对于高层的“二奶”，她们则更加自信，并不认为自己是性工作者，生活方式也更加奢侈。

不过，无论对自己的看法如何，调查发现，这些性工作者（或嫖客）都不想让家人和邻居发现，因为他们觉得家人和邻居思想“封建”或狭隘。例如，就有一位性工作者担心，如果亲戚们知道她每月汇款的来源，她会“被唾沫淹死”。

最后，书评也提到了本书的不足：“这本书主要涵盖胡锦涛执政末期至2012年的情况，并未记录习近平主政时期检察机关严厉打击性交易的全部效果。”书评中，作者猜测，在北京等一线城市，政策打击或最为严厉，但在偏远地区，“容忍与征税”可能仍在继续，“粉红区”的潜规则并未消失。

「台湾的中国研究不仅是学术研究，也是攸关台湾命运的政策研究。」

王信贤

（王信贤，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特聘教授兼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近年来，国际间关于中国研究“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的讨论不断，由于很多情势异于过往、难以判断，导致出现是否应该由现有的研究传统过渡到另一种研究传统的呼声。这主要肇因于两方面，一是“习近平因素”，自从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习近平正式掌权以来，透过反腐打贪、在党内成立各种“委员会”与“领导小组”，通过诸多法律，甚至修改宪法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等，使得整个国家的权力更加集中，再加上研究领导人性格的难度极高，因而让原本就已透明度不高的决策“黑箱”（black box）更加难以窥探。

另一因素是在2018年3月正式启动的“美中战略竞争”，两大国从关税、贸易、科技、文化、军事战略等，无不争锋相对，导致全球化风潮的退散，使得国际互动更加难以预估。此外，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干扰，中国复杂的内政与外交因素，以及各种灰犀牛与黑天鹅事件、常态与非常态因素的叠加，使得一切变得不是那么理所当然，那么难以预测。这是当前全球中国研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在学术界与政策圈皆然，作为国际中国研究重镇的台湾，当然也无法避免。

中国研究的两种张力

一般而言，针对以特定区域或国家为对象的研究都面临两种张力，分别是“区域研究 vs. 学科专业”以及“学术研究 vs. 政策分析”，而随著中国从社会主义转向市场经济、爆炸性的快速崛起以及美中战略竞争的开展，中国研究的两种张力更加明显。

学科专业 vs. 区域研究

美国政治学名宿 Gabriel Almond 与 Stephen Genco 曾在名为《云朵、时钟与政治研究》（Clouds, Clocks,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的文章中对政治研究提出反思，其将学科的要求比喻为“时钟”，代表的是规则、精准与可预测；然而，实际的政治运作却犹如“云朵”般，如此变化万端与难以捉摸。也就是说，“学科要求”与“现实政治”之间的抉择往往是两难的。同样，学科专业与区域研究间的张力亦复如此。

以中国研究为例，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称为“学科研究”，研究者感兴趣的往往是各自学科的理论问题，进而以中国作为研究个案，借以支持或批判现有的理论；而对中国研究属于“区域研究”，研究者可能更关心“中国”本身的发展动态，并透过中国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科际整合、整全式地解释甚至是预测。

「晚间8时9分，超过2000名参与者起身默哀64秒，向六四事件罹难者致意。」

端传媒 编辑部

今日是1989年“六四事件”的35周年纪念日。在台北，“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等24个公民组织在台北中正纪念堂的民主大道发起“追求⺠主，无畏无惧”六四35周年晚会。晚间8时9分，超过2000名参与者起身默哀64秒，向六四事件罹难者致意。

晚会上邀请了六四亲历者和台湾社运工作者进行短讲。在事件中被坦克碾压失去双腿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方政，以及六四事件中的学运领袖、“人道中国”创办人周锋锁录制影片，在影片中他们呼吁世人勿忘六四；曾被中国大陆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五年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也到场，他演说称：“六四以前的中国，中国人还有一点点贴大字报的自由、一点点上街抗议的自由，但在六四以后全都没有”，他还批评中国现时“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剥夺图博人的权利、在新疆设再教育营、撕毁香港的一国两制”。

晚会现场也设有哀悼亭及烛光排字．开放公众进行追悼，不少青年、学生也手持烛光致意，也有港台艺术创作者发表行动剧、音乐演出等。也有民众自发性举着标语“勿忘六四”，以及喊出“Fight for freedom”、“Stand with Taiwan”、“Stand with Hong Kong”等口号。

甫上任的总统赖清德今天也发表贴文吊念，他称“纪念六四，不只是为了六四，更因为全球心系民主自由的人们，都有着共同的信念；唯有民主自由，才能真正保护人民。”

台湾三大主要政党也都对六四事件35周年发表观点。

其中，民进党发文指“35年前，无数勇敢的中国人民和学生，为争取民主自由不畏极权走上街头⋯⋯却遭到中共当局暴力镇压，许多生命消逝，留下历史的伤痕与创伤⋯⋯中国发生‘六四民运’的隔年，台湾有了‘野百合学运’，同样都是以学生、青年为主，对抗当时的威权政府，要求实施民主改革、贯彻普世价值⋯⋯35年过去，中国仍是极权、压迫异己，而台湾这个国家已经是世界的台湾，在经济、民主等指标上都有亮眼的成绩。”

其进而质疑称：“当国际间民主国家们都在抵制素行不良的中国，台湾的在野阵营，却不时与中国唱和，甚至意图利用扩权以及修改反渗透法、国安五法、来侵害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伤害国家主权与安全。”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则在今天发文谈论六四事件。他指“回顾当年的六四前夕，是两岸人民跨越时空和意识型态，最紧密相连的一刻。”

他在文中称，解放军开入天安门广场的前夕，中正纪念堂广场和天安门广场保持电话连线，“连结两岸的不再只是历史、文化、和血脉，更是追求自由、民主、和人性尊严等普世价值的共同期待。”他还表示“中国国民党永远与追求自由和民主的所有好朋友们站在一起，我们坚定捍卫中华民国，守护这座华人的民主灯塔”。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则发文纪念称“一个国家是否进步，取决于它是否能面对历史中难以面对的日子”。柯文哲指尽管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六四事件却在人民心中留下“尚未愈合的伤口”，“直至今日中共当局依然把六四定位成‘反革命暴乱’，把热爱国家的年轻人，形容为颠覆政府的叛乱份子，这对经历六四学运的那一代人来说，实是不可承受之重。”

他最后将六四事件和228事件相比较：“有真相，才有原谅。有原谅，才有和解。有和解，才有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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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群媒体不透明的演算法以及政治偏好的分化催化下，个资保护与数位监控成为台湾政治的敏感问题。」

特约撰稿人 傅竹君 发自台北

以反对中国国民党、台湾民众党推动的国会改革五法为主诉求的“青鸟行动”，在短短时间内聚集数万群众，其组成与走向，也成为5月下旬台湾政媒关注的焦点。不过，绿营评论员王义川的“手机定位分析”说，意外在台湾引起一阵个人资料是否受到滥用的质疑与讨论。

民进党2024年不分区立委提名人、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义川5月27日在三立新闻台“新台湾加油”节目中表示，曾以手机定位分析青鸟运动参与者的组成，指出20-40岁的民众占参与者六成，20岁以下约1成2。此外，他也特别强调，经由讯号比对发现，这些参与者由民众党号召于民进党部前举行的“519草根决心行动”的参与者为不同群众，也与1月12日选前之夜的参与者不同，是一批全新的群众。在主持人许贵雅询问时，他还特别说明，是经由基地台讯号比对。（延伸阅读：《521包围立法院：太阳花十年后，运动的新时代、声音与面貌》）

王义川的比对说，随即在节目中受到另一位来宾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质疑有监控嫌疑。28日，陈玉珍、李彦秀、王鸿薇三位蓝营立委更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批评，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主任陈智菡也透过媒体群组质疑民进党搜集个资、监控。

王义川称资料为市场分析友人提供

面对质疑，民进党发言人卓冠廷回应称，透过手机讯号取得人流特性分析是当前商业市场进行活动调查的基本方法，民进党绝无监控人民，呼吁国民党勿作不实揣测。

王义川及民进党发言人吴峥、卓冠廷，也先后在社群媒体 Threads 上，援引数据公司 LnData 所作的新北耶诞城分析、新北市、台中市等蓝营执政县市曾经使用“电信信令”或“电信大数据”进行分析的案例辩护。王义川表示，其所有的人流资讯来自民间调查，结果也与时代力量进行的问卷结果类似，并非民进党自行调查的资料。

在28日的媒体联访中，王义川也表示，这些分析是与做市场分析的友人聊天时得知，民进党没有买这些资讯来分析。至于“如何辨别出里面没有小草（即民众党支持者）”，王义川表示，519有个活动取得的资讯与后来的资讯没有重叠，所以就推论没有“小草”，否认直接握有资料，也否认蓝营指控的国家机器介入。

29日，王义川又援引台中市政府与远传电信合作建构的“台中市主要游憩据点游客行为资讯网”，指该资讯网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年龄分层、停留地点比对甚至是数位足迹等分析机能。

行政机关及三大电信业者否认提供相关资讯

不过，这些说法并没有为风波止息，国民党及民众党立委持续在立法院中援引王义川27日的说法向相关政府部门官员提出质询。

面对质询，内政部长刘世芳29日表示不清楚王义川资讯来源，内政部使用电信信令进行的相关分析也并无个资问题。国安局长蔡明彦在同一天受访时表示，按照相关人士对外说法，较可能是涉及市场分析公司与电信业者合作的大数据分析，国安局并无参与也无评论。警政署长张荣兴则强调，绝对没有用手机讯号定位青鸟行动民众。 而曾经在台中市长任内任命王义川为交通局长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在30日表示“要由王义川自己回应”。

随后，在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黄国昌、国民党立委吴宗宪29日于在质询法务部长郑铭谦时公开告发后，台北地检署也分“他”字案进行侦办，厘清是否涉有不法情事。

争议爆发后，主管手机通信业务的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对外主动表示将邀集三大电信业者说明。三大电信业者也先后对外表示，并未与王义川接触或有业务往来，其所提供的相关大数据服务，皆遵守个资法并进行去识别化处理 。

此外，国民党交通委员会召委陈雪生已安排数发部、NCC、法务部、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筹备处及中华电信在6月3日的委员会中，就“国家机器以手机定位、分析个资特性等方式侵犯人民权益”进行专题报告并备质询。

数位发展部书面报告指出，就技术层面而言，的确可能运用手机讯号分析用户之个人资料，但除非同时取得电信业者“基地台服务之用户号码”及“帐务、客户资料库”之资料进行交叉比对，否则无法得知连上特定区域某个基地台之手机使用者的年龄分布，一般民众、公司可同时取得之可能性极低。

NCC 则指出，并无任何私人企业 、政府机关或特定党籍人士向该等公司接洽或请求有关青鸟行动相关人流资讯，该等公司亦不曾提供任何有关资讯予其他单位或人士。

NGO、学界批行动通讯业者个资应用浮滥

王义川的言论，也引起新闻评论员、学界与 NGO 对电信信令等相关手机使用者个资应用浮滥的讨论。评论员黄暐瀚29日指出，电信业者确实可对“性别、年龄、县市、国籍”进行分析，但王义川所指的可以分辨青鸟行动参与者与519民众党参与者不同的分析则有个资滥用的嫌疑。

另一位评论员张禹宣在30日援引 PTT 论坛贴文指，中华电信大数据总监李诚伟过去曾协助 COVID-19 疫情万华专案匡列，也曾提供相关手机定位资讯给民进党。

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31日至立法院报告前受访称“2020年他还在民进党中央服务，并没有这样状况，也没这样发展过，这是过去误传。” 疾管署也透过例行记者会说明“万华地区高风险注记族群”发送细胞简讯作业，主要是透过基地台讯号，非 GPS 定位，相关个资早已于2021年6月全数删除。

30日，参与“青鸟行动”串连组织的人权团体台湾人权促进会发表声明，认为王义川所提及的行为，已涉及个资目的外利用，或是过度宽泛以致消费者无从得知的目的内利用。认为政府机关及政党应厘清及说明相关分析技术的资料搜集利用现况及法律依据，检视其是否已经落实消费者的知情同意与退出权利。

政治大学法学院刘宏恩副教授则在脸书上指出，三家电信业者全部都早已常态性地以自己用户的通话、简讯和上网及行动轨迹资料，对外兜售“大数据服务”，给许许多多的企业、广告公司来比对。他认为，这些是常态性的违反个资法使用，不是只有政治集会大数据才有问题。

科技发展、演算法黑箱与政治不信任共伴

事实上，相关的手机监控疑虑，在2020年台湾政府以电子围篱控制 COVID-19 疫情时便曾引发争议。监察院也在2022年提出调查报告，指相关作为在程序、行政透明、个资保护及法制面向确有不备之处。台湾的《个资法》于2011年订定，在数位科技持续进步、个人资料应用面向持续扩大的情况下，已渐渐不敷使用。在欧盟订定 GDPR 之后，相关的修法倡议时有所闻。（延伸阅读：《数据保卫战：GDPR的三年之痒》）

2022年，宪法法庭针对健保资料库案做出“111年宪判字第13号”判决 ，要求修法建立独立监督机制。加上个资外泄案件不断，国发会因而在2023年推动修法加强非公务部门罚则并增设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但该次修法并没有强化其他个资保护面向。

在1990年代解严前，在国民党威权统治下，台湾社会曾经长期处在情治机关的监控之中，而亟欲与中国拉开距离，建立自主政治认同的台湾社会，也对于数位监控技术抱持著相当警戒。在社群媒体不透明的演算法以及政治偏好的分化催化下，个资保护与数位监控成为台湾政治的敏感问题。

过去，曾有不少蓝营支持者相信前数发部长唐凤透过社群媒体监控蓝营民众；而在人权 NGO 的抗议下，数位身分证的推动也因相关法制不足受挫；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在台北市长任内推动的台北通、大数据中心也曾饱受无党籍议员质疑。（延伸阅读：《台湾身分证、居留证上的个资太多？他们想要隐私，更想拥有选择权》）

此次王义川发言衍生的个资争议也不例外地成为政治议题，甚至可能成为国会改革法案施行后，第一个受到调查小组调查、举行听证的对象。对此，王义川6月2日在自己的直播节目上回应，自己只是平民，立委只能找官员问话，叫平民去问话是乱七八糟。

他也在同日三立新闻台的政论节目“惊爆新闻线”中推翻自己过去的说法，称自己是“看人就知道、看影片就知道、看直播就知道，去到现场用膝盖想也知道。”对于王义川说词反复，NCC 主委陈耀祥表示，发言要落实事实查证，“若民众有检举，有违反事实查证会去处理”。这个插曲会对于国会改革法案的后续攻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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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居之后的新抗争里，在台港人希望其他人想起香港的时候，不只记起现在“黑暗的事实”。」

端传媒特约撰稿人许恩恩、依珊 发自台北

“我是一个来台湾的香港学生，也是台湾公民社会的一份子。”

5月21日星期二晚上10点，台北青岛东路立法院侧门外，“反立法院扩权黑箱法案”台上，戴著黑帽与黑色口罩的香港人阿林以“台大学生组织联合声明”连署发起人之一的名义发言：

“香港对民主的憧憬跟追求，大家应该有目共睹。现在，（台湾）国会倒退，人民该怎么办？站出来，反抗！我们要保护台湾的民主。”

这晚有3万人走上街头，三日后人数更达到10万，其中就有21岁的阿林、27岁的小真与不少18、19岁的在台港生。几名因参与反修例运动而陆续流亡来台的港人也结伴而来，看到街头汹涌的人潮、满满的标语，不免想起当初的抗争，有人一度感触落泪。

拒绝台湾国会“香港化”的口号、“台股变港股”的民众自制手牌、“战车”上传来的华语版《愿荣光归香港》歌声⋯⋯在5月21日、24日、28日的立法院外集会中，“香港”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场上，有在台港人上主台演讲、做志工、支援物资、手绘标语牌、静坐参与，成为这场被称为“青鸟行动”的台湾社会运动里，不可或缺的角色。

“退回审议！”阿林带领台下的群众大喊。

「“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慢慢在变老，我们一直在等待，我真的很希望能在台湾生养孩子。”」

端传媒记者 王怡蓁 发自台北

2024年初，台湾卫福部预告《人工生殖法》草案，内容包括开放同性伴侣单身人工生殖及代理孕母制度，预计年底前送入行政院。

2023年底开始，台湾立法院就欲修正17年来未大幅修正的《人工生殖法》。这部法条并未与时俱进，其中，人工生育的对象被限缩于已婚的异性恋“不孕夫妻”。因此，就算单身女性如今可以自行决定冻卵，同性伴侣如今可以合法结婚，他们却都无法在台湾合法地进行人工生殖。（延伸阅读：《一对女同志“生孩子”有多难》）

2024年总统大选后，新的国会中的主要政党皆关注《人工生殖法》的修订，更有立委将此法案作为最优先推动的目标——如国民党立委陈菁徽，她在担任立委前是一名妇产科医师。民众党立委陈昭姿则是长期推动代孕的倡议者。

2024年2月27日和3月28日，卫福部召开两场公听会，讨论相关修法。听证会上的争论点有三项：1）是否开放女同志配偶使用人工生殖？2）是否开放单身女性使用人工生殖？3）是否开放代理孕母？

端传媒参与了两次公听会现场。在公听会上，不同意见的民间团体、专家学者公开角力。反对开放已婚夫妻之外的对象使用人工生殖的“台湾家长守护妇幼权益协会”在3月28日第二次公听会时，于立法院群贤楼外抗议，他们的货车上贴着“牺牲儿童权利的人工生殖，是在谋求谁的利益”标语，另一组持反对意见的“台湾全国妈妈护家护儿联盟”则在公听会场内说：“人工生殖只能用在不孕症，单身女性跟女同志不是不孕症患者。”

这些反对意见，激怒了从未公开发言的与会者R，她走上公听会的讲台哽咽地说：“我是一名已婚的女同志，我非常想要有孩子，我今天就让大家知道我们会经历什么。我花了很多时间跟金钱到国外才能进行人工生殖，但至今仍未成功……”，她说要让反对者看见没被法律保障的人的处境。（延伸阅读：《同性婚合法后，传统的财产继承制该怎么跟上时代？》）

这两次的公听会上，多数民团以及立委、医生都认为可以优先开放单身女性与同性配偶，对于代孕制度则认为应暂缓。这些不同意见的团体的最大公约数只有保障人工生育“儿童权益”。

为什么要修法？

倡议修正人工生殖法并非冒出的议题，台湾社会的整体生育情况与17年前刚立法时有许多差异，晚婚、晚生的比例逐年增加。立法院2022年的人工生殖法修法研究指出，台湾的生育率在2022年为“全世界最低”，结婚率与出生数也在2021年创下台湾新低。研究指，虽然“婚育”不一定必然相关，但有些对象想生育却受限于有无“结婚”，这让法律成为了生育的阻碍。这些对象如单身的女性、非婚者、同性配偶，都无法使用人工生殖技术来生育孩子。

台湾现行对人工生殖技术（ART）的定义是：利用生殖医学协助，以非性交方式达到受孕生育。目前又可以分为以两大类的人工生殖技术，分别是“人工授精”（IUI）和“试管婴儿”（IVF）。

人工授精是将精液经过洗涤、分离、浓缩后以导管直接将精虫送入子宫腔，以便精子与即将排出的卵子顺利会合，达成受精怀孕的目的。

相较于流程简单但成功率为15%至20％的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可达35%到50%。试管婴儿是将卵子与精子取出，在体外结合受精，培养成胚胎后植回母体内。而前期还需要加入打排卵针刺激排卵、取精、卵等过程。

随着晚婚晚育以及其他因素，台湾夫妻的不孕症大约为10至15%，不孕症的医学定义是一对夫妻在自然不避孕的情况下，经过一年仍无法怀孕。为了鼓励生育，卫福部从2021年开始扩大民众采取试管婴儿生育的补助，将补助对象从中低收入扩大到45岁以下的不孕症夫妻。

台湾生殖医学会理事、医师陈美州于2月27日的公听会上表示，世界范围内统计显示，接受人工生殖的最多数落在35岁以上，台湾则是40岁以上，“为什么台湾女性那么高龄才进行人工生殖？因为我们有法规限制，需要在婚姻关系之下才能进行，这对身体造成很大的风险。”他表示作为一名医师深知政策会改变医疗行为，因此他呼吁，要改善母胎健康，就要让生育年龄能够下降。

“妇女新知”与十多个民间团体的论述也呼应了台湾社会转为多元时，应该照顾到更多人的生育权。他们认为，台湾从保守走向多元，“婚育应该脱钩”，让同婚女性以及单身女性可以适用人工生殖技术。（延伸阅读：《在疫情和崩坏的时代里，我跨越半个地球只为遇见腹中的小生命》）

而行政院性平处与司法院也在27日公听会上对修法表示赞成。司法院指出，根据大法官历次的解释，宪法保障人民享有人格权与家庭权，因此他们赞同单身女性与同志家庭应受到生育权的保障。而行政院性平处表示，性平委员对开放单身女与女同志有高度共识，不过在代孕制度上，则持保留意见。

代孕制度为什么争议？正反意见为何？

从卫福部讨论的三个修法重点中，代孕是意见最分歧的项目。台湾在2004年首次举办代孕公民会议，达成“不禁止，但有条件开放”的共识。但后续举办了20多次的专家学者会议，却难以取得更近一步的共识。

本次力推代孕修法的立委陈菁徽曾多次公开表达称，她不同意“妇女新知”等民团要先通过一部分人工生殖法的论述，她认为人工生殖法与代理孕母不可能脱钩，“有什么议题是讨论三十年没办法讨论好？”由于男同志家庭需要代理孕母才能进行生育，陈菁徽认为，这些同志家庭的生育权益不能被忽略，“我们要让愿意生育的台湾人也可以生育下一代。”

陈昭姿在担任立委前曾是一名药剂师，也曾公开表示自己先天性无子宫，20多年来公开倡议推动代理孕母制度，她也曾表示：代理孕母制是她担任立委职位上最重要的志业。记者发现，陈昭姿并未出席两次卫福部修法公听会，但她曾在立法院质询时表示，人工生殖法不应该缺乏代孕制度，她更批评反对方质疑代孕制度会物化与工具化女性。（延伸阅读：《到美国借腹生子：跨越太平洋的受精卵》）

艺人小娴曾在陈昭姿的邀请下出席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的公听会，她17岁时发现自己没有子宫，至今44岁，她虽希望代孕制度通过，但同时认为反对意见也很重要，“这会减少国外曾发生的商业代孕问题，所以反对意见是我们需要的，尽量可以让代孕制度把关得更严格。”她于4月23日在脸书粉丝专页写下：“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生育的人，希望可以生下宝宝，体验父母亲的天伦之乐。这件事情，你觉得在台湾有机会吗？”

持强力反对代孕制度观点的“台湾女人连线”理事黄淑英两度在公听会上表示，代孕制度只从需求方来思考，并为顾及孕母的感受与权益。台湾女性协会也公开反对代理孕母制度，只赞成人工生殖法通过单身女性与女同志受孕，“女同志的子宫怎么使用可以自己决定，但代理孕母不是。”这些反对论述与世界上其他反对的原因类似——反对工具化与剥削代理孕母的身体。（延伸阅读：《反代孕狂潮的偏见：隐身权贵、失足孕妈，和成为众矢之的男同性恋？》）

卫福部于2024年5月14日公告了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在60天内搜集各方意见、凝聚共识，预计年底前送入行政院。草案内容包含将原法条的“受术夫妻”改为“配偶”，并增订未婚女性与同性伴侣。最争议的代理孕母部分，则是规范代孕需要无偿，但提供必要费用及开立代孕费用专户，代理孕母完成人身保险投保后，始得执行代孕生殖，禁止委托配偶于代理孕母怀有代孕生殖胎儿期间终止契约，同时明订代孕子女法律地位。

目前，相关修法的意见仍在搜集，纵使有强烈反对的意见存在，草案的公布对于在台湾能合法进行人工生殖的对象来说，仍是一线曙光。R告诉端传媒，她很期待，但她将近40岁，“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慢慢在变老，我们一直在等待，我真的很希望能在台湾生养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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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妃雅让我们看到，亚洲变装皇后不必复制西方的 “diva” ，可以成为一种风格。」

端传媒台湾组记者章凯闳，端传媒音频制作人陈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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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前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卸任前于总统府接见了《鲁保罗变装皇后秀》第十六季冠军得主妮妃雅。

台湾的“变装皇后”妮妃雅是该节目开播以来，第一位在亚洲养成并夺冠的变装皇后。

为什么在众多Drag Queen，尤其是众多亚裔Drag Queen中，妮妃雅能成为冠军？一位受访者形容她：“她把这道亚洲菜炒得最香。”

《鲁保罗变装皇后秀》本身就是随着LGBT和族群平权的浪潮而起的节目。过去几季，节目组也不断回应时下的平权议题，族群议题一直是节目的重要部分，但接连几季一直缺乏一位诞生于亚洲的皇后。

妮妃雅非常聪明地意识到自己的亚裔身份，比赛初期，她就很有策略地将亚洲元素融入自己的服装和表演，明确地向观众展示：“我就是在亚洲养成的皇后，我能创造你们无法达到的造型。”即便她的表达和个性并不讨喜，但她的作品太独特，很难被淘汰。

实际上，变装皇后并非源于亚洲文化，它源自于1980年代纽约的舞厅文化，与黑人和美国拉丁裔LGBTQ族群的平权运动有关。亚洲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历史，所以过去在台湾谈论变装文化时，会有种文化断裂的感觉，仿佛把美国的变装文化空运到亚洲。更不用说，早期的变装皇后通常非常华丽且女性化，一定要有大胸部和臀部，表演风格和审美非常贴近西方的 “diva” 文化，大家都要模仿碧昂丝或 Lady Gaga。

但妮妃雅完全不做这件事，她平胸，造型大量使用亚洲传统艺术以及当代普普艺术，表达了变装皇后作为基于性别平权的表演艺术，绝对不只有一种审美。妮妃雅让我们看到，属于亚洲的变装皇后不必复制西方的 “diva” ，可以自己成为一种风格。

本期“端闻”，端传媒台湾记者章凯闳追踪了妮妃雅的封后之路。从他接获参赛通知，到比赛过程的幕后纪录，带你了解这位亚洲皇后，如何驾驭从西方源起的变装文化，收服全球观众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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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人：陈莉雅
剪辑、声音设计：“缰河媒体工作室”王伯维、孙圣峰、Waven
主题音乐：Axel Kacout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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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大法官虽为前总统蔡英文提名，但会否对民进党声请释宪有利则仍待观察。」

端传媒记者 许伯崧 章凯闳 实习记者 江亮儒 发自台北

【报导内容截至28日晚间24时】

台湾立法院今日（28日）持续处理国会改革法案，傍晚4时59分，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布完成此次国会改革关键法案《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草案》的三读程序，通过“总统国情报告”、“藐视国会”、“人事同意权”与“调查权与听证权”等相关条文。

三读敲槌后，民进党立委随即在台下爆以怒吼，呐喊“反黑箱，反恶法”，国民党与民众党团则大举欢呼“阳光国会”进行反制。

根据本次三读通过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草案》，被质询人若有“藐视国会”行为（如反质询，或拒绝答复、提供资料等），可处新台币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锾；行使调查权部分，国会也得要求政府或社会相关人员提供资料，拒绝、拖延或隐匿者，经立法院会决议可处最高新台币10万元罚锾。

此外，法案还要求总统常态化赴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对于立委进行口头提问时，总统应依序即时回答。

晚间立院继续挑灯夜审《刑法》部分条文，在蓝白人数优势下，晚间10时54分三读修正通过，增订第5章之1“藐视国会罪”，也增订第141条之1条文，规定公务员于立法院听证或受质询时，就其所知的重要关系事项，为虚伪陈述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20万元以下罚金。

不过在立法院审议《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之际，民进党立委沈发惠在“广泛讨论”阶段发言，花莲县议会仿效“藐视国会罪”，提案要制定“藐视议会罪”，但现场徐榛蔚反对，沈发惠要傅崐萁回家跟太太好好沟通。花莲出身的傅崐萁闻讯不满回击，双方引发一阵口角，直至韩国瑜出声制止。

除了立法院议场喧闹声四起，蓝绿白立委不断在场内隔空叫阵。立法院外，即便今日阵雨频频，立法院周边的青岛东路、济南路仍持续涌进反对蓝白修法的声援民众齐声反对国会改革法案，下午6时许，主办单位经济民主连合宣布人数已达到1.5万人；到了晚间9时半，主办单位更宣布群众已超过七万人。

运动至今，也开始有群众将此次一连串的反国会改革行动命名为“青鸟行动”。行动名称源自于抗议群众在5月21日聚集青岛东路时，不少人发现只要在社群平台写“青岛东”三个字，演算法就会自动降低流量与触及，有人开始改以“青鸟东”代称，也逐渐形成“青鸟行动”之称。

经济民主连合召集人赖中强也提出六大对策，除要求行政院一定要提出覆议、立法院党团声请释宪等程序外，也呼吁公民团体让行动升级。

蓝白强拚国会改革法案完成三读

今日是国会改革五法审理的第四次审议，上午立法院议场7时开放进场，蓝绿持续口角冲突，随后三党随即在议场各自悬挂布条，以口号隔空叫阵。前三次审议期间，民进党团采取拖延战术，使得法案审理进度牛步，28日开议前剩下14条文及1个章节名待审议。

这日议场内虽气氛不若前几次剑拔弩张，但民进党团持续以不断提案、试图拖住审议进程。而蓝白一方，议场内的布条除了前几次审议已悬挂的旧布条外，另也有新的标语：“翻桌耍赖 不是民主”，前方还有一颗“芭乐”画上“叉叉”、“要改革 要查弊”、“绿色极权 不是民主”，也有标语直指民进党“当家闹事 民主之耻”、“用你的魔法打败你”看板，彼此叫阵意味浓厚。

上午9时开议后，截至中午近12时院长韩国瑜宣布休息止，总计处理八个条文，但处理条文内容原先已是不予增订或不予修正内容，换言之，并未更动现有法律。下午3时29分，韩国瑜宣读完条文后宣布，《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全案经过二读，他请三党团干部到主席室沟通，宣布院会休息。民进党立委则朝主席台射出有代表“青鸟”的纸飞机。

下午4时，国民党立委再经连署表决通过，直接在二读后《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草案》进行三读程序，民进党不敌蓝白两党立委席次，难以力挽狂澜，下午4时59分，韩国瑜宣布该案完成三读。

绿营沙盘推演，法案三读后的攻防战

此次争议的国会改革五大案包括：总统国情报告常态化、立法院调查权及听证权、藐视国会罪、强化人事同意权、正副院长互选办法，涉及《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刑法》、《立法院组织法》、《立法委员行为法》、《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等五法的修法。

本届国会呈现朝小野大格局，三读通过国会改革五法已是时间问题。在台湾，经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会先送到行政院，行政院则有移请立院覆议作为救济手段。除此，民进党团此前已言明会提出释宪，国会改革争议在三读后将持续延长战线。

首先，以行政院覆议路径来看，依据《宪法增修条文》第3条规定，行政院对于立法院决议之法律案认为窒碍难行时，法案送达10日内，总统可与行政院依法共同提起覆议，要求立法院重新投票，立院应在覆议案送达15日内作成决议，逾期未议决则失效。不过，1997年修宪后，立院重新投票的通过门槛已降为二分之一；换言之，如果有二分之一以上立委决议维持原案，行政院长应即接受该决议。

因此，若民进党透过行政院提起覆议，即可再为阻挡国会改革五法争取至少近一个月的时间。

其次，连日来亦有法律学者接连提出总统可对三读通过法律行使“不公布的权力”。前促转会委员、法律学者罗承宗日前撰文指出，《宪法》规定，总统“应”于 10 日内公布三读通过的法律，他认为“总统公布法律”乍看下是一种义务，不过在学术上向来会把这样的概念列为总统享有的“法律公布权”，而非“义务”。

罗承宗认为，当国会运用政治力践踏民主宪政，制定“显然违宪”的法律之际，总统基于维护宪法的义务，似有拒绝公布的空间。他表示，总统公布法律并非仅是扮演“仪式认证”的角色，更应具备违宪审查功能，留意宪法有无被破坏，这是一种“事前”的违宪审查机制。

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胡博砚则对此表示不同意见。胡博砚对端传媒表示，依目前台湾宪政体制来看，在覆议程序上，已经赋予总统核可的权力，台湾已经设计一个方式去处理问题。胡博砚也说，如果三读法律有宪政争议，目前的机制也有宪法诉讼，最好是由大法官去解决这个宪政争议问题。

胡博砚表示，在台湾，行政权相对立法权，立法权也相对行政权，但总统并不在这样的权力平衡关系中，“如果要总统不公布法律的话，最好是总统不在那个政治游戏中，也就是不在行政、立法、司法的政治游戏中，这样才有超然的地位可以做这样的事。”

胡博砚指出，如果总统今天一旦不公布法律，只会坐实在野党说的“总统有权无责”，“所以叫赖总统来国会质询也不是没道理”。他说，如果总统不公布，就应该负起相对责任，这是一个相对关系，“如果放在德国基本法里就没问题，德国基本法中的德国总统没有直接权利，他不在政治角力中。”

需留意的是，总统即便是未依《宪法》在10日内公布法律，亦无罚责。

再者，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日前已表态一旦国会改革法案三读通过将声请释宪。依据《宪法诉讼法》第49条，四分之一以上立委行使职权，认定法规范抵触《宪法》者，得声请宪法法庭为宣告违宪之判决。以目前国会113名立委人数计算，只要有29名立法委员行使职权时，认为法律抵触宪法，即可声请宪法法庭为宣告违宪的判决。民进党在国会计有51席次，提起释宪应势在必行。

此外，现任15名大法官（含正、副院长）皆为前总统蔡英文任内所提名，这样的人选结构会否对民进党声请释宪有利，仍待观察。不过在声请释宪之际，可同时声请暂时处分，由大法官裁定有违宪之虞的法律，半年内暂不施行。在声请释宪经审查庭审理、宪法法庭审理后做出“合宪”或“违宪”的决议。

晚间柯建铭指出，一定会提释宪，释宪要等总统公告后才可以提出，民进党团会尊重行政院覆议，处理后总统在要10天内公告，三天后生效，民进党才会依法提出释宪。

柯建铭说，国会改革法案在实体内容绝对是违宪，而在程序部分，包括表决与在场人数不一样，在实体跟程序部分都违宪，“是双重违宪。”

在行政院移请立法院覆议、总统或不公布法律，以及由民进党团提起释宪以外，“解散国会”的主张也环绕在舆论场中。

依据《宪法增修条文》第3条，立法院若要对行政院长提出不信任案，得经三分之一以上立委连署，若二分之一以上立委赞成，行政院长应于10日内提出辞职，但同时得呈请总统解散立法院。换言之，“倒阁案”的不信任案仅需三分之一立委同意，依目前的国会结构来看，执政党或在野党都可发动倒阁，若通过，国会可能被解散并重选。

不过目前执政的民进党，由民进党发动对自家阁揆的不信任案，从政治现实层面来看可能性较低。且不信任案需过半立委同意通过。以民进党身为国会少数来看，要通过倒阁的可能性更低。

过去台湾国会曾三度对阁揆提起不信任案，分别为1999年的萧万长、2012年的陈冲，以及2013年的江宜桦，结果皆未通过。

“青鸟行动”升级，民团吁战场转向蓝委选区

场外方面，反国会改革声援者组成的“青鸟行动”持续发酵。今日上午即便阵雨频频，抗议民众依然风雨无阻，持续进驻立法院周边的青岛东路、济南路，且随著越晚人潮越多，齐声反对国会改革法案。

现场还出现印有“公民捍卫民主、重启社会对话”黑色大字的两颗巨大白气球在中山南路聚集的人群中，被众人往青岛东路的方向推进。

此外，中山南路上也搭起讲台“学生之声”，不少欲上台发言的民众一个个坐在椅子上排队等待。一位据信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女生上台发言，指出国会改革法案三读通过，令她嗅到“威权的气味”，引发台下声援者拍手欢呼。

81岁的怡蓁向端传媒表示，自己是第三次来到现场，今天二度站上“学生之声”野台演讲。她说过去她在海外生活，做出口贸易，不少欧洲友人都向她了解此次在台湾的国会改革争议，而她告诉国外朋友们，这是台湾人民自决的时刻。她的手机记事里还存有一张“欧洲议会强调台湾、中国互不隶属”的图卡，用来发送给海外人士呼吁关注台湾状况。

现就读台大城乡所的学生咏竹也接受访问，她表示，自己是第二次来到立院附近，她指自己参与抗议的原因是“看见霸权与控制的危险性”：“这件事情追根究柢，是社会的多元发展可能被限缩。”

咏竹也说，过去参与类似活动时，很常出现厌女的言论，不过这次的行动现场却更有性别意识，不少举著“不要厌女”的牌子，营造更友善的运动空间。

在议场内传出关键条文三读通过后，场外抗议的公民团体之一、经济民主连合随即召开记者会，宣布后续六大对策。召集人赖中强表示，首先，要求行政院一定要提出覆议、立法院党团声请释宪等程序。

不过，赖中强也表示，接下来的法律攻防战，或许将持续一至三个月，他呼吁公民团体让行动升级，“战场不在立法院，而是国民党立委选区”，经民连将培力种子讲师组成“社会对话工作队”，在蓝营立委选区举行社区座谈会，论述国会改革法案对宪政体制的影响。

“第一站就是新北市。”赖中强说，他预告“青鸟行动”尚未结束，且将延伸至全台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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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日后我成为了这片土地的移居者，是否意味著有朝一日我会客死异乡，又要如何规划可能突如其来的身后事？」

特約撰稿人 湯珮然 發自台北

2023年五月，我收到特殊清洁师卢拉拉的电话。“我收到一个清洁的委托，想要请你帮忙⋯⋯”

卢拉拉是我在采访孤独死议题认识的朋友，一直以来，都是我在请教他业界方面的知识。2018年，我从香港搬到台湾。有时候我会开玩笑说，假如我在台湾不幸意外过世，身为独自在台的外国人，之后的事情就麻烦他了。

“是这样的，对方是香港人，不太会讲国语，想说请你帮忙翻译。”

不到一分钟，话筒来熟悉的广东话，因著这样的机缘，我认识了特地从香港来台湾，为哥哥处理身后事的阿晴。

借着一杯酒劲儿，我在深夜与你分享前一阵在深圳滨海艺术中心观看《暗恋桃花源》的体验，以及近 20 年来反复看这部戏，我对它的理解和感情。

无论你是否看过《暗恋桃花源》这部话剧，都适合收听这一期节目。这不是一出需要介意剧透的戏，它太经典和熟悉了，哪怕你没有在剧场看过，也应该听黄磊、何炅在《向往的生活》中多次聊过。但话剧的魅力，在于剧场，在于你坐在剧场里感受舞台和当下的氛围、一气呵成的现场表演：如果你先听这一期节目再去看，大体上会对你的观看体验有所帮助；如果你恰好看完今年的巡演回来收听，也能丰富这一次的观剧体验。

在这一期，你会听到：

—- 当代年轻人生存与理想的困境是什么？

—- 为什么当下互联网中有那么多年轻人批评《暗恋桃花源》的声音？它真的「三观不正」吗？观众和作品之间出了什么问题？

—- 为什么《暗恋桃花源》能长盛不衰近 40 年？

—- 当代年轻人爱情观念的冲突

—- 江滨柳是渣男吗？

—- 我和「江滨柳」都非常喜欢新版本的江太太

—- 为什么说这一版江太太终于「成为」了美茹？

—- 美茹恨云之凡吗？

—- 江滨柳 vs 老导演 VS 新导演

—- 1948 vs 1986 vs 2024

—- 悲剧《暗恋》明明是明恋啊！

—- 喜剧《桃花源》到底在闹什么啊？

—- 当代年轻人的困境 VS 暗恋桃花源：美丽的错位

—- 以《午夜巴黎》为例，什么是「黄金年代」？

—- 我们为什么会怀念「黄金年代」？它们美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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