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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主期刊：中国正在变成人工智能驱动的超级监控国家

在全球为人工智能的无限潜力而欢呼之际，一堵由高科技筑成的“AI高墙”正在中国拔地而起。10 月 4 日，《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 发布了一篇名为《中国：人工智能驱动的监视国家》(China’s AI-Powered Surveillance State) 的论文，指出中国当局正在利用最顶尖的 AI 技术，实现“对人民的全景式控制”，将中国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利维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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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文并非只是对现有监控现象的简单记录，它更揭示了一种全新的、由技术赋能的治理模式。作者指出，中国对 AI 的投入，其最终目标只有一个：“提升控制力，以维护政权安全。”他还认为，这种控制力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物理监视，进入了对社会行为、个人思想甚至潜在不稳定因素的“预测性”干预阶段。

文章首先指出，AI 技术帮助中国当局构建了无孔不入的“数字警网”。目前，中国已经部署数以亿计的摄像头，并将其升级为具备深度学习能力的“智能探头”。“这些 AI 摄像头集成人脸识别、步态识别、车辆识别和目标跟踪等功能，使得一个公民从踏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处于‘全息’追踪之下。”

文章引用了最令人震惊的新疆模式来佐证 AI 监控的强度。“在新疆，AI 系统与生物识别技术（包括虹膜扫描、DNA 样本采集）相结合，其强度已远超一般意义上的监控，构成了对整个维吾尔族群体的系统性压制。”这里的 AI 不仅是捕捉犯罪的工具，更成为了一道筛选和标记特定族群的“电子种族隔离墙”。

作者表示，更具奥威尔式 (Orwellian) 色彩的是，AI 技术正在为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注入灵魂”。这套系统通过整合公民在金融、交通、网络言论、甚至人际交往等各个领域的海量数据，为每个人生成一个“社会信用分”。

“低社会信用分的惩罚是显而易见的——限制购买高铁票和机票，阻止某些就业机会。但其更深层次的影响是，它制造了一种‘自我审查’的氛围，促使人们按照算法预设的‘符合规范’的脚本去生活。”

此外，作者也特别提到中国的“预测性警务系统”(Predictive Policing)，他表示这是中国 AI 监控中最可怕的未来趋势。这种系统可以通过对海量数据（如社交媒体讨论、集体投诉记录、实时人流模式）的分析，在不稳定事件爆发前，甚至在异议思想成形之初，就向中国当局提前发出预警。

“系统能够识别出在敏感事件发生前的‘异常聚集’或‘突增的负面评论’，并向安全部门发出指令。这实质上是让国家安全机构能够‘在犯罪发生前进行干预’，而这里所谓的‘犯罪’，往往是政治异议。”作者评价道，这种能力使中共能够高效、低成本地“将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扼杀在摇篮之中”，极大地提升了政权的“抗风险”能力。

最后，这篇论文向国际社会发出了严峻的警报。作者指出，中国正在积极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威权或半威权国家出口其 AI 监视技术和一整套“技术威权主义”(Techno-Authoritarianism) 的治理蓝图。

作者称：“这种技术输出并非仅仅是摄像机和软件的交易，它是一种治理模式的‘捆绑销售’——即‘用效率换自由’。它让其他独裁者看到了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实现永久性、精细化控制的可能性。”

因此，作者呼吁，面对这种以 AI 为载体的“威权主义全球化”，民主国家必须联手建立有效的国际规范，以确保 AI 技术的未来，不至于成为压制人类自由的工具。

二、被连坐的童年：国家暴力下的人权捍卫者子女心理创伤研究报告

在人权研究与公共讨论中，国家暴力常被视为针对异议个体的直接打击。然而，中国情况特殊，国家暴力经常会连累受害者的家人。

10 月 10 日，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 HRIC) 发布了一份深度报告，揭示了一个在中国的残酷事实：“暴力的效应并不会止步于被针对的个体。它像涟漪一样向外扩散，渗入家庭结构，并以隐蔽却持久的方式波及到最脆弱的群体——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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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通过多个家庭的惨痛个案，集中呈现了国家权力如何通过“连坐”机制，系统性地剥夺了这些孩子受教育、健康成长和免于恐惧的权利，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复杂性心理创伤。

具体来说，中国人权捍卫者子女主要面临五个方面的问题：家庭结构频繁破碎；教育权受严重剥夺，被作为打压工具；心理健康危机普遍存在；跨代创伤延续并沉默化；海外流亡并非终点，而是新困境。

报告首先指出，中国人权捍卫者子女的童年从一开始就是不幸的。父母因维权、信仰或社会行动而遭遇监控、拘押或流亡，孩子们被迫卷入无休止的政治博弈。国家暴力以司法打压和隐蔽的日常侵扰两种形式显现，“深深嵌入儿童的生命经验之中，成为他们成长的底色。”

作者表示，家庭结构的破碎与亲子分离构成了这些孩子遭遇的共同脉络。报告指出，“大多数孩子在关键时期经历了依恋对象的缺失或动摇”。例如，人权律师余文生之子余镇洋的案例：他“在十八岁青春期时同时失去父母的陪伴，出现多次自杀行为”，在报告收录的案例中被标注为“两次自杀未遂，抑郁严重”，面临“高危自杀风险”。

另一典型案例是人权律师唐吉田之女唐正琪。她因父亲长期遭软禁而被迫赴日，孤身一人在异国。“唐正琪则长期陷入抑郁，多次尝试自杀，在身体上留下明显的自伤痕迹。”据悉，2024 年 2 月，唐正琪因罹患肺炎在日本东京去世。然而，中国当局却不允许唐吉田离境，导致他未能如愿出席女儿的遗体告别式。

此外，教育的中断与受限是所有案例的共同模式。报告总结道，对于他们而言，教育“不再是向上流动的通道，而成为国家施加惩罚的工具”。比如，人权律师王全璋之子泉泉长期与母亲遭到逼迁、监控，“多次中断学业”；谢燕益的孩子在课堂上被公开贴上“反革命子女”的标签，遭到师生霸凌。

更为惨烈的是何方美的四个孩子。母亲被捕入狱后，“他们被强制分散寄养，甚至被送入精神病院，失去了与家庭的基本连接”。报告直指这种命运：“这样的命运不仅剥夺了儿童的教育和康复权，更构成了一种制度化的忽视。”

报告从心理学视角分析，这些孩子所承受的是“复杂性创伤”。他们“被迫生活在对未知风险的持续警觉之中”，这种生活形态是“复杂性创伤的社会化再生产，它在代际之间延续”。

最后，报告提出，应当以儿童为中心，承认他们独立的权利和需求，并从社会、法律和国际层面推动保护，具体总结为“三大原则与六项行动呼吁”：

原则一：承认儿童独立权利。 未成年人不应因父母的维权行动而被连坐。所有涉及政治打压的行动都必须排除未成年群体。

原则二：建立有效社会支持网络。 在国内，应推动公益机构、教育工作者和民间社群为这些孩子提供补偿性支持，包括心理辅导、学业帮助、社会融入等。在海外，应由跨国公益组织和侨民社区共同承担接纳与帮助的责任。

原则三：强化国际监督机制。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儿童权利委员会等国际机制应将这些案例纳入议程，敦促中国履行《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义务。

在具体行动层面，报告提出六项呼吁：

教育保障： 立即停止基于父母身份剥夺儿童入学机会的做法，提供补偿性的教育资源。

心理健康支持： 为受创伤儿童提供专业心理辅导和长期干预，避免危机恶化。

家庭团聚权利： 停止强制性的亲子分离，保障儿童与父母团聚的权利。

反歧视保护： 学校和社区应建立反歧视机制，防止“政治犯子女”在日常生活中被污名化。

流亡援助： 为流亡中的儿童提供奖学金、临时住所和语言培训，减轻他们的生存压力。

国际倡议： 鼓励国际 NGO、学术机构与媒体持续记录和发声，防止这一群体的处境被掩盖。

三、北京的人口焦虑与女性的退步空间

“婚育不仅是关系个人幸福的家事，更是关乎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大事。”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在 2023 年的一份倡议书中如是写道。在德国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 (MERICS) 看来，这句话精准体现了今日中国当局对人口问题的重新定义：从家庭选择转为国家安全。

10 月 8 日，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生育问题的报告。结果指出，中国正经历“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危机，然而当局想要扭转这一趋势却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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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中国全国总和生育率降至 1.09，远低于 2.1 的更替水平；65 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15%，劳动人口比例持续下滑。“中国的人口自 2023 年开始负增长，警告早在二十年前已发出，如今的政策转向，只是太迟的觉醒。”报告写道。

报告表示，过去四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留下了沉重的阴影：被迫绝育与堕胎的记忆尚未消散，性别失衡与小家庭观念根深蒂固。报告形容，北京如今“必须逆转自己制造的社会结构”，而年轻一代“早已习惯于小家庭、不婚或丁克的生活方式”。

自 2015 年起，中国陆续放开二孩、三孩政策，但该报告指出，国家并未真正退出家庭领域。“计划生育体系依然健在，只是换上鼓励生育的外衣。”

2021 年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强调“家庭是社会细胞，女性在生育与养育中具有天然角色”，并规定“国家支持适龄婚育”。报告认为，这种“以生物学为依据的道德号召”使女性再次被固定为母职角色。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生育”已写入《国家安全白皮书》。在官方话语中，“人口安全”被视为维系经济、科技与军事竞争力的关键——一种“将生育纳入国家战略的安全化转向”。

在政策层面，中国推出了首个全国性育儿补贴：每名 0 至 3 岁儿童每年 3,600 元人民币。报告称这一金额“杯水车薪”，仅为平均养育成本的八分之一。地方政府动作更快：四川攀枝花与湖北天门率先实施现金补助、延长产假、购房优惠，被中央媒体誉为“可复制的成功样本”。然而，这些地区也显示出一个事实——鼓励政策往往带来短期反弹，难以改变长期趋势。

与此同时，宣传攻势不断升级。自习近平提出“积极培育婚育新风”以来，各地陆续举办集体婚礼、婚俗改革活动，并要求高校开设“婚恋教育课程”。一名地方官员被引述称，年轻人“结得少、生得更少”，必须“用新文化唤醒责任感”。但现实却讽刺地相反：2024 年全国结婚登记跌至历史最低，仅 610 万对。

此外，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特别指出，“人口安全”正在压倒女性权利。报告援引多项地方政策，显示对单身女性冻卵、非医疗性堕胎及男性绝育的限制愈发严格。2023 年成都法院甚至裁定“未经丈夫同意堕胎侵犯男性生育权”，引发舆论震动。“过去被迫堕胎，如今被逼怀孕。”一位网友在微博上的评论被报告引用，成为社会反感的象征。

在网络空间，年轻女性不断发问：谁能负担得起孩子？谁来承担职场歧视与育儿成本？《三联生活周刊》报道一位母亲说：“我从小镇考上名校，却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当留守儿童。”企业界同样怨声载道——全国妇联代表李承霞指出，“企业为产假埋单，直接导致不招 25 至 35 岁的女性，这是一种制度性歧视。”

最后，报告总结性评价中国的生育政策为“太晚、太少、太像命令”。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在结论中指出，北京在旧有社会工程与现代福利思维之间左右为难：“若将生育完全纳入国家安全范畴，强制与宣传的结合将侵蚀社会信任，并可能引发反弹。”

作者认为，这一轮“鼓励生育运动”行动过晚、投入过少、方式过于行政化，难以扭转人口下滑。随着中国筹备纪念《北京宣言》三十周年的全球性会议，政府或将高调宣扬妇女进步——但现实中的女性，仍被卷入一场以“国家未来”为名的身体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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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中的学者 (Scholars at Risk)：是一个由高等教育机构和个人组成的国际网络，他们共同致力于保护学者并促进学术自由。

一、学术自由报告：香港学术自由急剧下降，沦为“严重限制”等级

风险中的学者 SAR (Scholars at Risk Network) 在9月19日发布了其年度旗舰报告《自由思考2025》(Free to Think 2025)。结果发现，在截至2025年6月的一年内，全球49个国家和地区发生了395起针对高等教育社区的攻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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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引用V-dem机构的学术自由指数 (Academic Freedom Index, AFI)，并结合案例分析，指出近年来香港学术自由大幅下降，在179个国家中，已经从最高等级的完全自由 (Fully Free) 跌落到倒数第二等级的严重受限 (Severely Restricted)。中国方面则一直处于最低等级的完全受限 (Completely Restricted)，位列倒数10名。同时，美国也跌落到第85名，处于中度受限 (Moderately Restricted) 的水平。

该报告通过其学术自由监测项目 (Academic Freedom Monitoring Project)，按照国别对全球高等教育社区遭受的威胁和攻击进行了详细梳理。SAR在报告中强调，“攻击高等教育不仅危及学者和学生的生命、职业和福祉，它们也侵蚀了一个自由社会的基础。”

SAR的评估显示，中国内地的学术环境持续处于全球最受限制的行列，与多个威权国家并列。报告强调，这种对自由的限制是通过“立法和政策的改变”得以实施的，以“进一步削弱了机构自主权”。报告指出具体做法是，“中国大学独立的行政办公室与国家主导的共产党委员会的正式合并，削弱了机构的自主性。”报告表示，这种制度性的控制直接导致了学者因学术内容和言论遭受惩罚。

此外，SAR还指出，“中国政府对大学施加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包括在教室安装监控摄像头、使用学生线人以及任命大学高级官员，有迹象表明，中国试图通过高等教育扩大其国际影响力，包括扩大国际交流，以及跨国镇压中国学者和海外学生”。

报告还特别强调了维吾尔学者遭到打压的艰难处境。“自2017年以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XUAR) 的维吾尔学者和学生据报失踪或被拘留，其中包括被关押在所谓的‘再教育营’”。“他们的拘留似乎与中国当局针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行动有关”。文中，作者列出了四位身陷囹圄的维吾尔学者：经济学家伊力哈木·土赫提 (Ilham Tohti)、维吾尔民俗学家热依拉·达吾提 (Rahile Dawut)、地理学家塔西甫拉提·特依拜 (Tashpolat Tiyip) 和文学家阿卜杜勒卡迪尔·贾拉勒丁 (Abdulqadir Jalaleddin)。

针对香港，报告观察到学术自由的显著下降 (declined significantly)。报告将原因归咎于“港版国安法”，“自 2020 年‘港版国安法’通过以来，学术自由大幅下降…… 该法尤其影响了政治学系，据报道，这些系的自我审查十分普遍”。

然而，报告指出，香港和中国内地发生的事情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他们指出，包括媒体审查在内的审查制度，“使得在香港和中国追踪和核实针对高等教育的攻击报告尤为困难”。

最后，SAR在报告中总结称这是一种“旨在让高等教育保持沉默的全球趋势”。他们敦促各国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正视这些威胁，采取行动。各国政府应该“加强政策和法律保护，以维护大学的自主权和探究自由，防止政治或安全对学术事务的干预。”

二、2025世界经济自由指数：香港蝉联榜首，中国排名108

9月25日，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 (Cato Institute) 与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 (Fraser Institute) 发布了最新的2025年度世界经济自由指数报告。报告表示，“整体而言，经济自由度自2000年以来有所增加，但在冠状病毒大流行之后急剧下降，抹去了近十年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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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报告对165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自由度进行了分析并排名。排名标准基于五大核心领域，包括政府规模 (Size of Government)、法律制度与产权 (Legal System and Property Rights)、稳健货币 (Sound Money)、国际贸易自由 (Freedom to Trade Internationally) 和 监管 (Regulation)。报告称，“这些排名反映了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自由地做出自己的经济决策。”

报告表示， “整体而言，经济自由度自2000年以来有所增加，但在冠状病毒大流行之后急剧下降，抹去了近十年的进步。” 这一趋势反映了各国在应对危机时政府规模扩大、监管增加以及对国际自由贸易的限制。

其中，香港再次夺得经济最自由地区的桂冠。紧随其后的分别是新加坡、新西兰、瑞士以及美国。

中国排名108名，较去年的116名有所上升，处于第三等级。具体来看，中国得分最差的指标是“政府规模”，排名第157名，位列倒数前十。其次，得分较低的还有“监管”一项，排名第131名。中国得分较好的项目是“稳健货币”，排名第70名。其余两项“法律制度与产权”和“国际贸易自由”均排名第91名。

“其他主要世界经济体的排名包括加拿大 (11)、英国 (13)、德国 (15)、日本 (17)、韩国 (38)、法国 (44)、意大利 (46)、印度尼西亚 (65)、墨西哥 (70)、印度 (86)、巴西 (87)”。

报告再次强调了经济自由对于人类福祉的决定性影响。“排名前四分之一的国家的人均 GDP 为 66,434 美元，预期寿命为 79 岁，而排名后四分之一的国家的人均 GDP 为 10,751 美元，预期寿命为 62 岁。”

报告特别提到了中国的排名对全球平均值的下拉效应，指出：“由于对像印度、中国和巴西这样规模较大、相对不自由的国家给予了更大的权重，人口加权平均值低于简单平均值。” 这表明世界大部分人口生活在一个经济自由度相对较低的环境中。 最后，报告再次强调了经济自由对繁荣的重要性。 报告研究发现，经济自由几乎对包括个人自由、平均工作时长和收入等所有社会领域都有积极作用。因此，他们呼吁各国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除了缩小政府规模外，应该全方位提升经济自由度。

三、香港自由委员会：香港监狱存在“制度性迫害与政治操控”

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 (CFHK Foundation) 近日发布了一份名为《“我们难逃受苦”：香港监狱内的制度性迫害与政治操控》的报告。报告披露香港惩教系统内存在针对囚犯，特别是政治犯的“系统性虐待、医疗忽视及政治操控行为”。他们表示，香港的监狱已成为政府侵犯公民自由的“隐蔽前线”，并且缺乏问责机制。 据悉，报告基于对多位前囚犯的采访和公开记录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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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出，自2019年以来，“超过1900人——在平均8250人的囚犯总数中——因政治指控被送入香港的监狱”，这表明香港惩教系统正在处理大量与民主运动相关的案件。 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的核心指控是香港惩教署 (CSD) 对政治犯实施了有针对性的制度性迫害，目的是压制异议并进行“政治改造”。具体而言，这些政治犯往往被特别挑出来，遭受严密的监视和限制，“警卫准备政治囚犯的日常情报报告，限制他们的接触，并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将他们单独关押数周或数月。”

一位前政治犯描述了在被监视的情况下独自用餐、被限制与其他囚犯交流，以及必须参加“政治洗脑课程”。报告更揭露了惩教署利用“Project PATH”计划实施政治洗脑，“自2021年起，‘Project PATH’计划已强迫囚犯参加亲中共的课程、观看宣传片，并参与忏悔式的辅导，以灌输中国共产党 (CCP) 的观点。报告称，惩教署的这种做法说明香港当局在北京的控制下，将惩教系统武器化，以实现政治目标。

报告还强调，系统性的虐待行为并非仅限于政治犯，而是广泛存在于香港惩教系统之中。“在更广泛的囚犯群体中，囚犯遭受性暴力和身体暴力、医疗忽视、不卫生的条件、对宗教材料的限制以及酷热。”

比如，在青少年监狱，囚犯遭受着“B-boy”（内务员）的系统性身体虐待。这些内务员往往会利用惩教署默许的囚犯等级制度欺凌他人。甚至，青少年监狱还存在大量的性虐待。一位受害者总结道：“性暴力在那里随时都在发生，不只是我一个人。”

惩教署还被指控滥用单独监禁作为惩罚手段，经常超越国际法规定的 15 天限制。比如，报告就指出民主活动人士黎智英和梁国雄都遭受到了时间更长、措施更严厉的隔离。

也有一些囚犯指控监狱内医疗和生活环境恶劣。“许多囚室下雨时漏水，厕所数周不修，床铺滋生昆虫，老鼠从厕所爬出。”

此外，针对一些知名度较高的囚犯，警卫会要求对其进行精神健康治疗，然后再以医疗保密为名令其“消失数月”，难以和外界取得联系。

最后，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强烈批评香港惩教系统中的申诉机制失效，指出：“不存在真正的独立申诉机制；惩教署最终对投诉的解决拥有权力，并系统性地保护内部人员。”因此，该基金会呼吁国际社会对涉及虐待事件的高级官员实施《马格尼茨基法案》式的制裁，并要求国际人权专家不受限制地进入香港监狱进行独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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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工观察：是一家位于美国的独立非营利性 501(c)(3) 组织，成立于 2000 年。在过去的 20 年中，中国劳工观察“一直致力于监督和报告工厂的劳动实践，倡导工人权利，创建社区，建设集体行动能力，并与工人、社区、政府和其他合作伙伴分享知识”。

一、中国劳工观察：郑州富士康为生产 iPhone 17 严重加班，强迫学生工上夜班

中国劳工观察 (China Labor Watch, CLW) 近日发布了一份关于苹果制造商郑州富士康的深度调查报告。报告指出，郑州富士康工厂的劳动条件仍然非常恶劣，特别是在 2025 年为制造 iPhone 17 而进行的招聘高峰期中，工厂严重违反中国劳动法，超额雇佣派遣工，克扣工资、过度加班、歧视少数民族以及强迫学生工。

报告指出，尽管苹果公司在过去十年中反复承诺会改善工人条件，但核心劳工问题依然存在。中国劳工观察将调查结果与 2019 年的调查相比，发现富士康除了停止使用未成年工人外，许多状况都“保持不变甚至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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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富士康郑州工厂对派遣工的过度依赖已成为结构性问题。报告指出，在 2025 年高峰生产季，富士康郑州厂区雇佣了约 15 万至 20 万名工人。其中，“工厂继续严重依赖派遣工人，他们占了劳动力的一半以上——是（中国劳动法）法定上限的五倍”。此外，中国劳工观察指出，派遣工比例在 2019 年为 50%-55%，而 2025 年“仍超过 50%”，是“未见改变的严重过度使用”。

另一方面，他们还发现学生工的工资低廉且严重违法：“学生工每小时工资为 12 元人民币（约 1.7 美元），被广泛分配到夜班和加班，这违反了劳动法”。报告尤其指出，“其中一些岗位的安排甚至与毕业要求挂钩——这也引发了胁迫担忧”。

报告表示，学生工和派遣工同样面临“缺乏福利和社会保险”的问题。“派遣工和学生工共同构成了 iPhone 生产的骨干，但系统性地被剥夺了福利和稳定性”。

报告还揭露了富士康利用工资制度控制工人留职，以及工资被变相克扣的问题。报告称：“较低的基本工资迫使工人依赖加班来赚取赖以为生的收入”。对于小时工来说，工资被分期支付且面临风险：“小时工分两期支付工资，没有加班费”。报告尤其指出：“如果他们提前辞职，工厂只会按照每小时 12 元人民币计算支付部分款项，这可能引发强迫劳动的担忧”。

除此之外，为了吸引和留住派遣工，富士康还利用中介机构提供巨额激励，但其中充满风险。“派遣工人被提供巨额经济激励以留住他们在岗位上”。例如，在 2025 年 8 月，劳动中介提供的入职奖金高达 9,800 元人民币（约合 1,380 美元）。然而，工人通常“被要求停留三到四个月才能领到全部奖金，或面临延迟工资支付以保持他们的留职”。中国劳工观察认为，这种通过“新的‘工资差异确认’和回扣方案”以及“延迟支付被用作控制”的支付体系，相较 2019 年“更为恶劣”。

报告还列出了多项相较 2019 年“未见改变”或“更为恶劣”的问题。在加班方面，“大多数工人每周工作 60 小时；有些高达 75 小时”。高峰季加班小时数在 2025 年 8 月“回到了 2019 年的水平，一些个人案例报告的加班时间甚至更长”。

在歧视方面，“工人可能因地域、民族、宗教和性别而被拒绝”。在民族歧视方面，报告发现招聘广告“明确排斥维吾尔、藏族、回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工人”，情况被列为“更为恶劣”。

此外，工人还面临“骚扰和欺凌”“不充分的安全培训”以及“职业健康和安全风险”。报告更指出了多项工作环境问题，“有明确的证据显示甲苯/二甲苯暴露在厂房中”，“夜班个人防护装备短缺”和“没有离职体检”。同时，工厂对工人实施“严格的设备检查；强迫手机密码披露；告密者受到威胁或被人肉搜索”等措施。

报告最后总结称，这些问题反映了更广泛的结构性驱动因素。在缺乏“结构性改革”的情况下，“富士康的劳工模式将仍然是高流失率、工人被压榨和系统性不稳定，用来维持苹果的全球利润”。

二、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兴衰与再思考——评《打破接触：中国如何赢得和失去美国》

随着特朗普的再次上台，美国对华“接触政策”(Engagement Policy) 基本上已经可以宣告某种程度上的寿终正寝。今年 6 月，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 (David Shambaugh) 就美国的“接触政策”发布了一本新书《打破接触：中国如何赢得和失去美国》，对该政策进行了反思。

9 月 25 日，《华尔街日报》记者鲍勃·戴维斯 (Bob Davis) 在数字杂志《中国书评》(China Books Review) 上发表了对该书的评论文章，在赞扬的同时，全面梳理了中美“接触政策”的历史脉络与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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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戴维斯首先表示，该书以作者四十余年研究成果为基础，呈现了中美关系从尼克松访华到当下的跌宕起伏，并提出接触政策已“寿终正寝”，主张美国应以“全面竞争”为对华政策核心。

书评指出，接触政策的正式确立，源于 1989 年天安门事件后，美国国内对华关系的巨大反弹。老布什总统在危机中坚持长远战略，他强调：“重要的是采取能够鼓励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民主化进程的方式。我恰好认为，商业联系本质上促成了对更多自由的追求。”这一理念成为美国对华政策三十余年的基石。

沈大伟将这种推动归结为美国的“传教士情结”(Missionary Spirit)，即自建国以来，美国人试图“按照美国的形象重塑中国”。尼克松、卡特、里根和克林顿等历任总统都曾在安全、贸易与文化交流中延续这一思路。尤其在里根任期，美国对华贸易额几乎翻番，沈大伟称这一阶段为“中美关系的辉煌时期”。

然而，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与政治自主，美国国内的不满逐渐积累。书评引用沈大伟的判断：“告诉那些因为制造业外包给中国而失去工作的数百万美国工人，或者告诉那些在中国成为主要大豆进口国之前失去农场的数万美国农民。”他认为，接触政策让美国在经济上蒙受损失，企业界过度依赖中国市场，最终加速了政策失效。

不过，评论也指出该书存在不足。作者忽视了中国方面对接触政策的回应，仅在附录中简要提及。同时，他低估了美国企业和利益集团在维持接触政策中的关键作用。事实上，“低成本、多样化的进口商品提高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也迫使美国企业在竞争中加快创新”，这一点在书中分析不够充分。

书评回顾，接触政策的真正终结出现在特朗普政府。沈大伟写道：“博明 (Matthew Pottinger) 几乎是凭一己之力将‘国家之舟’从其固有的‘与中国合作’转变为‘与中国竞争’。”2017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界定为“修正主义大国”，象征接触时代的告别。其后，新冠疫情更成为两国彻底决裂的转折点。

鲍勃·戴维斯称，拜登政府虽试图重塑政策，但总体延续竞争框架。国务卿布林肯强调，中美关系将“在应该竞争的时候竞争，在可以合作的时候合作，在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与此同时，两国的教育、商贸和社会交流显著下降，标志着支撑接触政策的“广泛参与联盟”也在瓦解。

书评最后指出，沈大伟宣布接触政策“已死，愿它安息”，并提出“竞争性共存”的替代方案。然而，美国未来的对华走向仍充满不确定性。作者称：“特朗普的拿手好戏是达成交易，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接触。”因此，鲍勃·戴维斯表示，“接触政策看似已死，但它的故事远未结束。第一届特朗普政府试图扼杀接触政策；第二届特朗普政府或许会寻求复兴。”

三、维权网：九月中国新增41名良心犯

维权网（公民维权志愿者联网组织）于2025年9月30日发布《九月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报告显示，上期名单中的45人已刑满释放，并获悉有被羁押的4人被判刑，13人狱中有新动态。同时，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强迫失踪的9人以及被判刑的32人，共计41人。被捕的主要原因是从事宗教活动、维权上访以及参与民主人权活动等。

1. 本月获悉上期名录中刑满释放的45人名单：

李莉霞、阿亚桑扎（藏）、边雪梅、曹春生、杜振田、

高志君、胡凤英、李秀莲、李雪、吕世瑜、

马玉珍、潘西华、施凤兰、石雪梅、孙静、

陶玉华、王策、王家芳、王以诺、肖真义、

谢清、许秀云、闫淑芳、杨成云、杨太英、

应爱云、张霞、张新茶、赵玉博、周琴、

张学甫、高秀花、赵力、向巴曲培、刘国华、

毛德君、王改梅、苑俊丰、毕晟、焦勇、

汪懿博、郭茹、 刘策、 李庆、杜鹃、

2. 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的9人名单：

王喻平、尹建根、麻显士、张雅笛、邵祝敏、

达尔杰（藏）、庞羽、苏莉、杨恵琴、

3. 本期新增被判刑的32人名单：

15年：库尔班·马木提、

4年：彭祖银、张越、梁云、梁少琳、李国媛、

3年8个月：张瑞芳、

3年6个月：王泽滨、

3年3个月：刘永英、徐万香、

3年2个月：敬桂花、李芬玉、陈冬梅、

3年：冀会英、胡碧波、熊凤莲、

2年8个月：区芬、

2年6个月：薛少强、徐述尧、谢丽萍、余胜华、张利芳、王巧芳、

2年3个月：佘兴敏、

2年2个月：聂中永、

2年：万春琴、赵卫东、周桂花、

1年8个月：明月、

1年6个月：杨利萍、

1年2个月：王文果、

1年：周敏、

报告称，截至目前，中国共有1686名在押政治犯、良心犯，其中死缓11人，无期徒刑17人，有期徒刑1424人，刑期不明28人，羁押未判234人，另有大量人员被精神病和强迫失踪未完全记录。

每位政治犯、良心犯的被捕原因详情可访问维权网：《维权网：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2025年9月30日）第120期（共1686人）》。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美联社调查新闻：是美联社旗下深入报道团队，旨在通过长期的调查、取证和分析，揭露隐藏在表面之下的重要事实和社会问题，曾多次获得国际新闻奖项。

一、美联社调查新闻：中国监控设备技术几乎全部来自硅谷，至少九家美国科技巨头曾为新疆警方服务

基于高科技的中国数字极权体制臭名昭著，而这些技术的来源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本月，美联社发布了一份耗时三年的深度调查新闻，曝光了中国的“数字牢笼” (digital cage) 实际上是由美国技术打造的。在过去二十五年间，美国的硅谷科技巨头们参与设计、销售和维护中国的数字监控体系。这份长长的名单包括但不限于 IBM、甲骨文、微软、英特尔、Esri、希捷、西部数据、英伟达、赛默飞世尔和戴尔公司等。

调查新闻封面

更有甚者，美国公司在参与推广时，还曾直接强调与族裔识别相关的卖点。“2019 年，戴尔公司及其中国监控合作伙伴在戴尔官方微信账号上，共同推广一款具备‘全种族识别’功能的‘军用级’人工智能笔记本电脑。而生物科技巨头赛默飞世尔科技的网站，直至今年 8 月被美联社联系前，仍在向中国警方推销 DNA 检测套件，宣称其‘专为中国人群设计’，涵盖‘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民族’。”不仅如此，戴尔子公司 VMWare 等公司在“新疆集中营”曝光之后，甚至仍然为新疆、西藏警方提供服务。

美联社称，这些技术不仅被用于公共安全管理，更成为压制少数民族、异议人士与宗教团体的关键工具。

“根据美联社查证过的数千页由吹哨者携出中国的政府蓝图机密文档，中国国防承包商华迪便是与美商 IBM 合作设计中国重要警务系统‘金盾工程’，让北京能监控网络、镇压所谓恐怖分子、法轮功成员及甚至被视为带来麻烦的村民。”

比如，美联社采访到一户受害者家庭——江苏省常州市农村访民杨国良一家。他们“为了恳求北京阻止地方官员强征他们的 1 亩半土地才上访”。然而，“他们的火车票、酒店预订、购物记录、短信和电话都会被转交给政府。他们的房子周围安装了十几个摄像头。……而就在去年，杨的妻子和小女儿被拘留，罪名是‘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这一罪行最高可判处十年监禁”。

在新疆，当局对民众通过“打标签”的方式进行风险分级，比如“是否蓄须”“年龄在 15 至 55 岁”和“是否为维吾尔族人”等。这一做法意味着，族裔身份和日常生活习惯都可能成为被监控与限制的理由。

此外，中国警方的采购记录还显示，“英伟达和英特尔 (Intel) 的芯片仍是中国警务系统的关键零件，而系统中到处存在着 IBM、戴尔、惠普 (HP)、思科 (Cisco)、甲骨文 (Oracle) 和微软 (Microsoft) 等美国科技公司的软硬件”。

美联社引用德国专家瓦伦丁·韦伯 (Valentin Weber) 的话说：“一切都建立在美国技术之上”，“中国的能力几乎为零”。

此外，作者表示，虽然德国、日本和韩国公司也有所参与，但美国科技公司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供应商。

作者指出，虽然 2019 年以来美国政府加强了对部分监控技术出口的管制，但这些系统在中国已深度嵌入，许多设备仍在使用和维护中。今年，“赛默飞世尔和美国硬盘制造商希捷 (Seagate) 仍在会议与贸易展中向中国警方推销自家产品”。

调查引用专家的话称，美国企业虽然经常以“产品仅限合法用途”为由出口，但实际用途往往流向侵犯人权的领域。前美国官员警告称，这些技术不仅在中国国内用于大规模监控，还可能被输出海外，成为其他政权效仿的样本。

专家还表示，即便有制裁与管控，设备维护、零件供应、技术服务等渠道依旧存在漏洞。如何确保技术不被滥用，成为美国政府与企业必须面对的伦理与政策难题。

硅谷的技术输入与中国的国家治理需求交汇，最终塑造出一个“数字警察国家”。无论是杨国良一家，还是数百万维吾尔族群体，都深陷其中。

二、亚洲协会全球民调：对华中立民众转向负面，欧洲超越美国成为对华看法最负面的地区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 11 号发布了一份最新的中国国际形象研究报告。结果显示，中国的国际形象正经历显著下滑，主要原因并非正面支持者的骤减，而是原本中立或未表态人群逐步转向负面。

报告封面

据悉，该报告覆盖了 159 个国家、逾 25 年积累的 2600 多次民调结果，其中包括 1,200 多次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调查，勾勒出全球公众对中国看法的长期变化趋势。这些调查主要关注公众对中国的总体印象，或其对本国、世界的影响。研究团队采用多重方法，包括“民调综合法”(poll-of-polls)、国家平均以及人口加权 (population-weighted) 等，以避免单一角度的失真。

报告指出：“不断扩大的调查数据库显示，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全球对中国的好感度呈现持续、长期的下降趋势。”从民调结果看，在 21 世纪前十年，中国在 500 多项调查中的平均“净好感度”为 +23。到了 2010 年代，1000 多项调查的平均结果为 +11。然而，在疫情之后，中国的净好感度暴跌至负值，在 900 项调查中平均为 -10，至今仍然处于负面评价多于正面评价的状态。

中国国际形象地图，红色越深则代表好感度越高，蓝色则相反

不过，研究也强调，这一下滑并非意味着正面评价断崖式减少，而是“未决定或中立者”不断流失，转向负面阵营。按人口加权后，全球平均值徘徊在零点上下，正负两派几乎势均力敌。报告写道：“中国并不是‘失去朋友’，而是在努力争取那些原本态度中立或尚未决定的公众时遇到了困难。”但报告并未给出原因，而是称会做进一步的研究。

长期以来，国际舆论常以“西方普遍负面、全球南方普遍正面”描绘世界对华态度。然而，该报告认为这一划分过于简化。报告称：“印度 14 亿人口的负面看法完全抵消了非洲 50 多个国家普遍存在的强烈正面看法。”如果从国家数量来看，159 个受调查国家中有 108 国在最新一次调查中呈现“总体正面”，只有 51 国倾向负面。但在人口加权模型下，印度的巨大影响力使全球平均结果更接近中性甚至负面。

人口加权后的中国国际形象地图，红色越深则代表好感度越高，蓝色则相反

此外，报告指出：“对中国最强烈、最集中的负面舆论并不在美国，而是在欧洲。”由于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欧洲各国均出现了对华看法负面的趋势。

除欧洲外，北美、拉丁美洲、南亚、大洋洲也普遍出现对华好感下降，而东亚尤为明显。与此相对，中东和北非地区稍显例外，近年来舆论较为温和甚至改善；撒哈拉以南非洲仍维持长期正面。

报告还强调，新冠疫情是中国国际印象的转折点。报告指出：“中国的净好感度在 2020 年和 2021 年骤降至 -10……疫情对中国形象的冲击极其严重，而且并不限于西方国家。”在疫情冲击之后，报告发现部分地区舆论虽有回升，但总体好感度仍未恢复至往年水平。

最后，报告表示：“世界各地的民众正在逐渐形成自己对中国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往往源自于他们的亲身经历……随着北京的全球影响力不断加深，世界各国民众对中国的态度也会变得更加复杂、多层次。一个人对中国的总体印象，未必与他对中国高科技制造、基础设施项目、经济前景，或者对习近平本人的看法完全一致。”未来，该机构将继续深入探讨这些多样化的维度与驱动因素。

三、环境正义基金会：中国渔船涉及侵犯人权并威胁西南大西洋生态系统

编者注：本文主要编译自环境正义基金会的新闻稿

9月17日，环境正义基金会 (Environmental Justice Foundation, EJF) 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与纪录片。调查发现，大量远洋渔船正在疯狂捕捞西南大西洋的阿根廷短鳍鱿鱼 (Argentine shortfin squid)，导致这一关键物种正“濒临灭绝”，而船上的劳工则饱受严重的人权侵害。

报告封面

每年，当短鳍鱿鱼从阿根廷水域洄游出来时，成百上千艘工业鱿钓船就会聚集在阿根廷领海线外的一片公海水域——俗称“201 海里”。这片庞大的渔船群灯光之亮，甚至可以从太空中清晰可见。该机构的研究显示，2019 年至 2024 年间，中国鱿鱼船在该海域的捕鱼时间增加了 85%，但捕获量却出现明显下降的迹象。

报告指出，阿根廷短鳍鱿鱼是西南大西洋生态链与经济体系的基石物种。它处于食物链的中层，既是海豚、海豹、鲸类、海鸟的重要食物来源，也是鳕鱼、金枪鱼等商业鱼类赖以生存的猎物。同时，它还能为阿根廷带来数亿美元收入。

然而，在几乎没有国际监管的情况下，公海捕捞已经完全失控。2023 年，该渔场贡献了全球 12.2% 的鱿鱼捕获量，而在无人监管的公海，捕捞强度竟比毗邻的阿根廷管控水域高出四倍。

环境正义基金会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史蒂夫·特伦特 (Steve Trent) 警告说：“如果不采取紧急行动，灾难即将发生。过度捕捞和气候变化正双重施压，而主要责任方——尤其是来自中国的船只——还在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权。如果鱿鱼资源崩溃，生态系统将产生连锁反应。各国政府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对这种非法渔业进行监管，提高透明度并追究责任。”

此外，环境正义基金会的调查还详细揭露了鱿鱼捕捞船上的严重人权侵害。印尼和菲律宾船员在访谈中表示，他们在船上遭遇暴力、恐吓、超长工时和工资克扣。几乎三分之二的中国鱿鱼船都曾涉及船上死亡事件或人身攻击。船员们还指出，这些船只存在非法且残忍的行为，包括割取鲨鱼鳍，以及故意猎杀南美毛皮海狮等海洋哺乳动物。

由于缺乏监管，这些与虐待和非法捕捞相关的产品可能已进入欧盟、北美和英国等主要市场。对此，EJF 呼吁各国紧急开展区域和国际合作，采取以下措施：

制定基于科学的捕捞限额和监测机制，规范西南大西洋鱿鱼渔业；

杜绝强迫劳动，确保海产品供应链的全面可追溯性；

加强港口检查，禁止进口任何与非法或虐待性捕捞有关的产品。

特伦特补充说：“鱿鱼对于海洋健康，以及依赖海洋获取食物和生计的人们来说至关重要。各国政府必须携手保护，否则灾难将不可避免，而且其影响远远超出这些水域。最重要的是，各国必须支持并落实《全球渔业透明宪章》。这是一套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措施，任何政府都可以借此推动渔业向合法、合乎道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台湾的中国研究不仅是学术研究，也是攸关台湾命运的政策研究。」

王信贤

（王信贤，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特聘教授兼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近年来，国际间关于中国研究“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的讨论不断，由于很多情势异于过往、难以判断，导致出现是否应该由现有的研究传统过渡到另一种研究传统的呼声。这主要肇因于两方面，一是“习近平因素”，自从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习近平正式掌权以来，透过反腐打贪、在党内成立各种“委员会”与“领导小组”，通过诸多法律，甚至修改宪法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等，使得整个国家的权力更加集中，再加上研究领导人性格的难度极高，因而让原本就已透明度不高的决策“黑箱”（black box）更加难以窥探。

另一因素是在2018年3月正式启动的“美中战略竞争”，两大国从关税、贸易、科技、文化、军事战略等，无不争锋相对，导致全球化风潮的退散，使得国际互动更加难以预估。此外，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干扰，中国复杂的内政与外交因素，以及各种灰犀牛与黑天鹅事件、常态与非常态因素的叠加，使得一切变得不是那么理所当然，那么难以预测。这是当前全球中国研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在学术界与政策圈皆然，作为国际中国研究重镇的台湾，当然也无法避免。

中国研究的两种张力

一般而言，针对以特定区域或国家为对象的研究都面临两种张力，分别是“区域研究 vs. 学科专业”以及“学术研究 vs. 政策分析”，而随著中国从社会主义转向市场经济、爆炸性的快速崛起以及美中战略竞争的开展，中国研究的两种张力更加明显。

学科专业 vs. 区域研究

美国政治学名宿 Gabriel Almond 与 Stephen Genco 曾在名为《云朵、时钟与政治研究》（Clouds, Clocks,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的文章中对政治研究提出反思，其将学科的要求比喻为“时钟”，代表的是规则、精准与可预测；然而，实际的政治运作却犹如“云朵”般，如此变化万端与难以捉摸。也就是说，“学科要求”与“现实政治”之间的抉择往往是两难的。同样，学科专业与区域研究间的张力亦复如此。

以中国研究为例，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称为“学科研究”，研究者感兴趣的往往是各自学科的理论问题，进而以中国作为研究个案，借以支持或批判现有的理论；而对中国研究属于“区域研究”，研究者可能更关心“中国”本身的发展动态，并透过中国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科际整合、整全式地解释甚至是预测。

「晚间8时9分，超过2000名参与者起身默哀64秒，向六四事件罹难者致意。」

端传媒 编辑部

今日是1989年“六四事件”的35周年纪念日。在台北，“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等24个公民组织在台北中正纪念堂的民主大道发起“追求⺠主，无畏无惧”六四35周年晚会。晚间8时9分，超过2000名参与者起身默哀64秒，向六四事件罹难者致意。

晚会上邀请了六四亲历者和台湾社运工作者进行短讲。在事件中被坦克碾压失去双腿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方政，以及六四事件中的学运领袖、“人道中国”创办人周锋锁录制影片，在影片中他们呼吁世人勿忘六四；曾被中国大陆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五年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也到场，他演说称：“六四以前的中国，中国人还有一点点贴大字报的自由、一点点上街抗议的自由，但在六四以后全都没有”，他还批评中国现时“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剥夺图博人的权利、在新疆设再教育营、撕毁香港的一国两制”。

晚会现场也设有哀悼亭及烛光排字．开放公众进行追悼，不少青年、学生也手持烛光致意，也有港台艺术创作者发表行动剧、音乐演出等。也有民众自发性举着标语“勿忘六四”，以及喊出“Fight for freedom”、“Stand with Taiwan”、“Stand with Hong Kong”等口号。

甫上任的总统赖清德今天也发表贴文吊念，他称“纪念六四，不只是为了六四，更因为全球心系民主自由的人们，都有着共同的信念；唯有民主自由，才能真正保护人民。”

台湾三大主要政党也都对六四事件35周年发表观点。

其中，民进党发文指“35年前，无数勇敢的中国人民和学生，为争取民主自由不畏极权走上街头⋯⋯却遭到中共当局暴力镇压，许多生命消逝，留下历史的伤痕与创伤⋯⋯中国发生‘六四民运’的隔年，台湾有了‘野百合学运’，同样都是以学生、青年为主，对抗当时的威权政府，要求实施民主改革、贯彻普世价值⋯⋯35年过去，中国仍是极权、压迫异己，而台湾这个国家已经是世界的台湾，在经济、民主等指标上都有亮眼的成绩。”

其进而质疑称：“当国际间民主国家们都在抵制素行不良的中国，台湾的在野阵营，却不时与中国唱和，甚至意图利用扩权以及修改反渗透法、国安五法、来侵害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伤害国家主权与安全。”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则在今天发文谈论六四事件。他指“回顾当年的六四前夕，是两岸人民跨越时空和意识型态，最紧密相连的一刻。”

他在文中称，解放军开入天安门广场的前夕，中正纪念堂广场和天安门广场保持电话连线，“连结两岸的不再只是历史、文化、和血脉，更是追求自由、民主、和人性尊严等普世价值的共同期待。”他还表示“中国国民党永远与追求自由和民主的所有好朋友们站在一起，我们坚定捍卫中华民国，守护这座华人的民主灯塔”。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则发文纪念称“一个国家是否进步，取决于它是否能面对历史中难以面对的日子”。柯文哲指尽管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六四事件却在人民心中留下“尚未愈合的伤口”，“直至今日中共当局依然把六四定位成‘反革命暴乱’，把热爱国家的年轻人，形容为颠覆政府的叛乱份子，这对经历六四学运的那一代人来说，实是不可承受之重。”

他最后将六四事件和228事件相比较：“有真相，才有原谅。有原谅，才有和解。有和解，才有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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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群媒体不透明的演算法以及政治偏好的分化催化下，个资保护与数位监控成为台湾政治的敏感问题。」

特约撰稿人 傅竹君 发自台北

以反对中国国民党、台湾民众党推动的国会改革五法为主诉求的“青鸟行动”，在短短时间内聚集数万群众，其组成与走向，也成为5月下旬台湾政媒关注的焦点。不过，绿营评论员王义川的“手机定位分析”说，意外在台湾引起一阵个人资料是否受到滥用的质疑与讨论。

民进党2024年不分区立委提名人、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义川5月27日在三立新闻台“新台湾加油”节目中表示，曾以手机定位分析青鸟运动参与者的组成，指出20-40岁的民众占参与者六成，20岁以下约1成2。此外，他也特别强调，经由讯号比对发现，这些参与者由民众党号召于民进党部前举行的“519草根决心行动”的参与者为不同群众，也与1月12日选前之夜的参与者不同，是一批全新的群众。在主持人许贵雅询问时，他还特别说明，是经由基地台讯号比对。（延伸阅读：《521包围立法院：太阳花十年后，运动的新时代、声音与面貌》）

王义川的比对说，随即在节目中受到另一位来宾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质疑有监控嫌疑。28日，陈玉珍、李彦秀、王鸿薇三位蓝营立委更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批评，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主任陈智菡也透过媒体群组质疑民进党搜集个资、监控。

王义川称资料为市场分析友人提供

面对质疑，民进党发言人卓冠廷回应称，透过手机讯号取得人流特性分析是当前商业市场进行活动调查的基本方法，民进党绝无监控人民，呼吁国民党勿作不实揣测。

王义川及民进党发言人吴峥、卓冠廷，也先后在社群媒体 Threads 上，援引数据公司 LnData 所作的新北耶诞城分析、新北市、台中市等蓝营执政县市曾经使用“电信信令”或“电信大数据”进行分析的案例辩护。王义川表示，其所有的人流资讯来自民间调查，结果也与时代力量进行的问卷结果类似，并非民进党自行调查的资料。

在28日的媒体联访中，王义川也表示，这些分析是与做市场分析的友人聊天时得知，民进党没有买这些资讯来分析。至于“如何辨别出里面没有小草（即民众党支持者）”，王义川表示，519有个活动取得的资讯与后来的资讯没有重叠，所以就推论没有“小草”，否认直接握有资料，也否认蓝营指控的国家机器介入。

29日，王义川又援引台中市政府与远传电信合作建构的“台中市主要游憩据点游客行为资讯网”，指该资讯网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年龄分层、停留地点比对甚至是数位足迹等分析机能。

行政机关及三大电信业者否认提供相关资讯

不过，这些说法并没有为风波止息，国民党及民众党立委持续在立法院中援引王义川27日的说法向相关政府部门官员提出质询。

面对质询，内政部长刘世芳29日表示不清楚王义川资讯来源，内政部使用电信信令进行的相关分析也并无个资问题。国安局长蔡明彦在同一天受访时表示，按照相关人士对外说法，较可能是涉及市场分析公司与电信业者合作的大数据分析，国安局并无参与也无评论。警政署长张荣兴则强调，绝对没有用手机讯号定位青鸟行动民众。 而曾经在台中市长任内任命王义川为交通局长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在30日表示“要由王义川自己回应”。

随后，在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黄国昌、国民党立委吴宗宪29日于在质询法务部长郑铭谦时公开告发后，台北地检署也分“他”字案进行侦办，厘清是否涉有不法情事。

争议爆发后，主管手机通信业务的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对外主动表示将邀集三大电信业者说明。三大电信业者也先后对外表示，并未与王义川接触或有业务往来，其所提供的相关大数据服务，皆遵守个资法并进行去识别化处理 。

此外，国民党交通委员会召委陈雪生已安排数发部、NCC、法务部、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筹备处及中华电信在6月3日的委员会中，就“国家机器以手机定位、分析个资特性等方式侵犯人民权益”进行专题报告并备质询。

数位发展部书面报告指出，就技术层面而言，的确可能运用手机讯号分析用户之个人资料，但除非同时取得电信业者“基地台服务之用户号码”及“帐务、客户资料库”之资料进行交叉比对，否则无法得知连上特定区域某个基地台之手机使用者的年龄分布，一般民众、公司可同时取得之可能性极低。

NCC 则指出，并无任何私人企业 、政府机关或特定党籍人士向该等公司接洽或请求有关青鸟行动相关人流资讯，该等公司亦不曾提供任何有关资讯予其他单位或人士。

NGO、学界批行动通讯业者个资应用浮滥

王义川的言论，也引起新闻评论员、学界与 NGO 对电信信令等相关手机使用者个资应用浮滥的讨论。评论员黄暐瀚29日指出，电信业者确实可对“性别、年龄、县市、国籍”进行分析，但王义川所指的可以分辨青鸟行动参与者与519民众党参与者不同的分析则有个资滥用的嫌疑。

另一位评论员张禹宣在30日援引 PTT 论坛贴文指，中华电信大数据总监李诚伟过去曾协助 COVID-19 疫情万华专案匡列，也曾提供相关手机定位资讯给民进党。

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31日至立法院报告前受访称“2020年他还在民进党中央服务，并没有这样状况，也没这样发展过，这是过去误传。” 疾管署也透过例行记者会说明“万华地区高风险注记族群”发送细胞简讯作业，主要是透过基地台讯号，非 GPS 定位，相关个资早已于2021年6月全数删除。

30日，参与“青鸟行动”串连组织的人权团体台湾人权促进会发表声明，认为王义川所提及的行为，已涉及个资目的外利用，或是过度宽泛以致消费者无从得知的目的内利用。认为政府机关及政党应厘清及说明相关分析技术的资料搜集利用现况及法律依据，检视其是否已经落实消费者的知情同意与退出权利。

政治大学法学院刘宏恩副教授则在脸书上指出，三家电信业者全部都早已常态性地以自己用户的通话、简讯和上网及行动轨迹资料，对外兜售“大数据服务”，给许许多多的企业、广告公司来比对。他认为，这些是常态性的违反个资法使用，不是只有政治集会大数据才有问题。

科技发展、演算法黑箱与政治不信任共伴

事实上，相关的手机监控疑虑，在2020年台湾政府以电子围篱控制 COVID-19 疫情时便曾引发争议。监察院也在2022年提出调查报告，指相关作为在程序、行政透明、个资保护及法制面向确有不备之处。台湾的《个资法》于2011年订定，在数位科技持续进步、个人资料应用面向持续扩大的情况下，已渐渐不敷使用。在欧盟订定 GDPR 之后，相关的修法倡议时有所闻。（延伸阅读：《数据保卫战：GDPR的三年之痒》）

2022年，宪法法庭针对健保资料库案做出“111年宪判字第13号”判决 ，要求修法建立独立监督机制。加上个资外泄案件不断，国发会因而在2023年推动修法加强非公务部门罚则并增设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但该次修法并没有强化其他个资保护面向。

在1990年代解严前，在国民党威权统治下，台湾社会曾经长期处在情治机关的监控之中，而亟欲与中国拉开距离，建立自主政治认同的台湾社会，也对于数位监控技术抱持著相当警戒。在社群媒体不透明的演算法以及政治偏好的分化催化下，个资保护与数位监控成为台湾政治的敏感问题。

过去，曾有不少蓝营支持者相信前数发部长唐凤透过社群媒体监控蓝营民众；而在人权 NGO 的抗议下，数位身分证的推动也因相关法制不足受挫；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在台北市长任内推动的台北通、大数据中心也曾饱受无党籍议员质疑。（延伸阅读：《台湾身分证、居留证上的个资太多？他们想要隐私，更想拥有选择权》）

此次王义川发言衍生的个资争议也不例外地成为政治议题，甚至可能成为国会改革法案施行后，第一个受到调查小组调查、举行听证的对象。对此，王义川6月2日在自己的直播节目上回应，自己只是平民，立委只能找官员问话，叫平民去问话是乱七八糟。

他也在同日三立新闻台的政论节目“惊爆新闻线”中推翻自己过去的说法，称自己是“看人就知道、看影片就知道、看直播就知道，去到现场用膝盖想也知道。”对于王义川说词反复，NCC 主委陈耀祥表示，发言要落实事实查证，“若民众有检举，有违反事实查证会去处理”。这个插曲会对于国会改革法案的后续攻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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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居之后的新抗争里，在台港人希望其他人想起香港的时候，不只记起现在“黑暗的事实”。」

端传媒特约撰稿人许恩恩、依珊 发自台北

“我是一个来台湾的香港学生，也是台湾公民社会的一份子。”

5月21日星期二晚上10点，台北青岛东路立法院侧门外，“反立法院扩权黑箱法案”台上，戴著黑帽与黑色口罩的香港人阿林以“台大学生组织联合声明”连署发起人之一的名义发言：

“香港对民主的憧憬跟追求，大家应该有目共睹。现在，（台湾）国会倒退，人民该怎么办？站出来，反抗！我们要保护台湾的民主。”

这晚有3万人走上街头，三日后人数更达到10万，其中就有21岁的阿林、27岁的小真与不少18、19岁的在台港生。几名因参与反修例运动而陆续流亡来台的港人也结伴而来，看到街头汹涌的人潮、满满的标语，不免想起当初的抗争，有人一度感触落泪。

拒绝台湾国会“香港化”的口号、“台股变港股”的民众自制手牌、“战车”上传来的华语版《愿荣光归香港》歌声⋯⋯在5月21日、24日、28日的立法院外集会中，“香港”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场上，有在台港人上主台演讲、做志工、支援物资、手绘标语牌、静坐参与，成为这场被称为“青鸟行动”的台湾社会运动里，不可或缺的角色。

“退回审议！”阿林带领台下的群众大喊。

「“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慢慢在变老，我们一直在等待，我真的很希望能在台湾生养孩子。”」

端传媒记者 王怡蓁 发自台北

2024年初，台湾卫福部预告《人工生殖法》草案，内容包括开放同性伴侣单身人工生殖及代理孕母制度，预计年底前送入行政院。

2023年底开始，台湾立法院就欲修正17年来未大幅修正的《人工生殖法》。这部法条并未与时俱进，其中，人工生育的对象被限缩于已婚的异性恋“不孕夫妻”。因此，就算单身女性如今可以自行决定冻卵，同性伴侣如今可以合法结婚，他们却都无法在台湾合法地进行人工生殖。（延伸阅读：《一对女同志“生孩子”有多难》）

2024年总统大选后，新的国会中的主要政党皆关注《人工生殖法》的修订，更有立委将此法案作为最优先推动的目标——如国民党立委陈菁徽，她在担任立委前是一名妇产科医师。民众党立委陈昭姿则是长期推动代孕的倡议者。

2024年2月27日和3月28日，卫福部召开两场公听会，讨论相关修法。听证会上的争论点有三项：1）是否开放女同志配偶使用人工生殖？2）是否开放单身女性使用人工生殖？3）是否开放代理孕母？

端传媒参与了两次公听会现场。在公听会上，不同意见的民间团体、专家学者公开角力。反对开放已婚夫妻之外的对象使用人工生殖的“台湾家长守护妇幼权益协会”在3月28日第二次公听会时，于立法院群贤楼外抗议，他们的货车上贴着“牺牲儿童权利的人工生殖，是在谋求谁的利益”标语，另一组持反对意见的“台湾全国妈妈护家护儿联盟”则在公听会场内说：“人工生殖只能用在不孕症，单身女性跟女同志不是不孕症患者。”

这些反对意见，激怒了从未公开发言的与会者R，她走上公听会的讲台哽咽地说：“我是一名已婚的女同志，我非常想要有孩子，我今天就让大家知道我们会经历什么。我花了很多时间跟金钱到国外才能进行人工生殖，但至今仍未成功……”，她说要让反对者看见没被法律保障的人的处境。（延伸阅读：《同性婚合法后，传统的财产继承制该怎么跟上时代？》）

这两次的公听会上，多数民团以及立委、医生都认为可以优先开放单身女性与同性配偶，对于代孕制度则认为应暂缓。这些不同意见的团体的最大公约数只有保障人工生育“儿童权益”。

为什么要修法？

倡议修正人工生殖法并非冒出的议题，台湾社会的整体生育情况与17年前刚立法时有许多差异，晚婚、晚生的比例逐年增加。立法院2022年的人工生殖法修法研究指出，台湾的生育率在2022年为“全世界最低”，结婚率与出生数也在2021年创下台湾新低。研究指，虽然“婚育”不一定必然相关，但有些对象想生育却受限于有无“结婚”，这让法律成为了生育的阻碍。这些对象如单身的女性、非婚者、同性配偶，都无法使用人工生殖技术来生育孩子。

台湾现行对人工生殖技术（ART）的定义是：利用生殖医学协助，以非性交方式达到受孕生育。目前又可以分为以两大类的人工生殖技术，分别是“人工授精”（IUI）和“试管婴儿”（IVF）。

人工授精是将精液经过洗涤、分离、浓缩后以导管直接将精虫送入子宫腔，以便精子与即将排出的卵子顺利会合，达成受精怀孕的目的。

相较于流程简单但成功率为15%至20％的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可达35%到50%。试管婴儿是将卵子与精子取出，在体外结合受精，培养成胚胎后植回母体内。而前期还需要加入打排卵针刺激排卵、取精、卵等过程。

随着晚婚晚育以及其他因素，台湾夫妻的不孕症大约为10至15%，不孕症的医学定义是一对夫妻在自然不避孕的情况下，经过一年仍无法怀孕。为了鼓励生育，卫福部从2021年开始扩大民众采取试管婴儿生育的补助，将补助对象从中低收入扩大到45岁以下的不孕症夫妻。

台湾生殖医学会理事、医师陈美州于2月27日的公听会上表示，世界范围内统计显示，接受人工生殖的最多数落在35岁以上，台湾则是40岁以上，“为什么台湾女性那么高龄才进行人工生殖？因为我们有法规限制，需要在婚姻关系之下才能进行，这对身体造成很大的风险。”他表示作为一名医师深知政策会改变医疗行为，因此他呼吁，要改善母胎健康，就要让生育年龄能够下降。

“妇女新知”与十多个民间团体的论述也呼应了台湾社会转为多元时，应该照顾到更多人的生育权。他们认为，台湾从保守走向多元，“婚育应该脱钩”，让同婚女性以及单身女性可以适用人工生殖技术。（延伸阅读：《在疫情和崩坏的时代里，我跨越半个地球只为遇见腹中的小生命》）

而行政院性平处与司法院也在27日公听会上对修法表示赞成。司法院指出，根据大法官历次的解释，宪法保障人民享有人格权与家庭权，因此他们赞同单身女性与同志家庭应受到生育权的保障。而行政院性平处表示，性平委员对开放单身女与女同志有高度共识，不过在代孕制度上，则持保留意见。

代孕制度为什么争议？正反意见为何？

从卫福部讨论的三个修法重点中，代孕是意见最分歧的项目。台湾在2004年首次举办代孕公民会议，达成“不禁止，但有条件开放”的共识。但后续举办了20多次的专家学者会议，却难以取得更近一步的共识。

本次力推代孕修法的立委陈菁徽曾多次公开表达称，她不同意“妇女新知”等民团要先通过一部分人工生殖法的论述，她认为人工生殖法与代理孕母不可能脱钩，“有什么议题是讨论三十年没办法讨论好？”由于男同志家庭需要代理孕母才能进行生育，陈菁徽认为，这些同志家庭的生育权益不能被忽略，“我们要让愿意生育的台湾人也可以生育下一代。”

陈昭姿在担任立委前曾是一名药剂师，也曾公开表示自己先天性无子宫，20多年来公开倡议推动代理孕母制度，她也曾表示：代理孕母制是她担任立委职位上最重要的志业。记者发现，陈昭姿并未出席两次卫福部修法公听会，但她曾在立法院质询时表示，人工生殖法不应该缺乏代孕制度，她更批评反对方质疑代孕制度会物化与工具化女性。（延伸阅读：《到美国借腹生子：跨越太平洋的受精卵》）

艺人小娴曾在陈昭姿的邀请下出席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的公听会，她17岁时发现自己没有子宫，至今44岁，她虽希望代孕制度通过，但同时认为反对意见也很重要，“这会减少国外曾发生的商业代孕问题，所以反对意见是我们需要的，尽量可以让代孕制度把关得更严格。”她于4月23日在脸书粉丝专页写下：“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生育的人，希望可以生下宝宝，体验父母亲的天伦之乐。这件事情，你觉得在台湾有机会吗？”

持强力反对代孕制度观点的“台湾女人连线”理事黄淑英两度在公听会上表示，代孕制度只从需求方来思考，并为顾及孕母的感受与权益。台湾女性协会也公开反对代理孕母制度，只赞成人工生殖法通过单身女性与女同志受孕，“女同志的子宫怎么使用可以自己决定，但代理孕母不是。”这些反对论述与世界上其他反对的原因类似——反对工具化与剥削代理孕母的身体。（延伸阅读：《反代孕狂潮的偏见：隐身权贵、失足孕妈，和成为众矢之的男同性恋？》）

卫福部于2024年5月14日公告了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在60天内搜集各方意见、凝聚共识，预计年底前送入行政院。草案内容包含将原法条的“受术夫妻”改为“配偶”，并增订未婚女性与同性伴侣。最争议的代理孕母部分，则是规范代孕需要无偿，但提供必要费用及开立代孕费用专户，代理孕母完成人身保险投保后，始得执行代孕生殖，禁止委托配偶于代理孕母怀有代孕生殖胎儿期间终止契约，同时明订代孕子女法律地位。

目前，相关修法的意见仍在搜集，纵使有强烈反对的意见存在，草案的公布对于在台湾能合法进行人工生殖的对象来说，仍是一线曙光。R告诉端传媒，她很期待，但她将近40岁，“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慢慢在变老，我们一直在等待，我真的很希望能在台湾生养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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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妃雅让我们看到，亚洲变装皇后不必复制西方的 “diva” ，可以成为一种风格。」

端传媒台湾组记者章凯闳，端传媒音频制作人陈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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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前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卸任前于总统府接见了《鲁保罗变装皇后秀》第十六季冠军得主妮妃雅。

台湾的“变装皇后”妮妃雅是该节目开播以来，第一位在亚洲养成并夺冠的变装皇后。

为什么在众多Drag Queen，尤其是众多亚裔Drag Queen中，妮妃雅能成为冠军？一位受访者形容她：“她把这道亚洲菜炒得最香。”

《鲁保罗变装皇后秀》本身就是随着LGBT和族群平权的浪潮而起的节目。过去几季，节目组也不断回应时下的平权议题，族群议题一直是节目的重要部分，但接连几季一直缺乏一位诞生于亚洲的皇后。

妮妃雅非常聪明地意识到自己的亚裔身份，比赛初期，她就很有策略地将亚洲元素融入自己的服装和表演，明确地向观众展示：“我就是在亚洲养成的皇后，我能创造你们无法达到的造型。”即便她的表达和个性并不讨喜，但她的作品太独特，很难被淘汰。

实际上，变装皇后并非源于亚洲文化，它源自于1980年代纽约的舞厅文化，与黑人和美国拉丁裔LGBTQ族群的平权运动有关。亚洲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历史，所以过去在台湾谈论变装文化时，会有种文化断裂的感觉，仿佛把美国的变装文化空运到亚洲。更不用说，早期的变装皇后通常非常华丽且女性化，一定要有大胸部和臀部，表演风格和审美非常贴近西方的 “diva” 文化，大家都要模仿碧昂丝或 Lady Gaga。

但妮妃雅完全不做这件事，她平胸，造型大量使用亚洲传统艺术以及当代普普艺术，表达了变装皇后作为基于性别平权的表演艺术，绝对不只有一种审美。妮妃雅让我们看到，属于亚洲的变装皇后不必复制西方的 “diva” ，可以自己成为一种风格。

本期“端闻”，端传媒台湾记者章凯闳追踪了妮妃雅的封后之路。从他接获参赛通知，到比赛过程的幕后纪录，带你了解这位亚洲皇后，如何驾驭从西方源起的变装文化，收服全球观众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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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大法官虽为前总统蔡英文提名，但会否对民进党声请释宪有利则仍待观察。」

端传媒记者 许伯崧 章凯闳 实习记者 江亮儒 发自台北

【报导内容截至28日晚间24时】

台湾立法院今日（28日）持续处理国会改革法案，傍晚4时59分，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布完成此次国会改革关键法案《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草案》的三读程序，通过“总统国情报告”、“藐视国会”、“人事同意权”与“调查权与听证权”等相关条文。

三读敲槌后，民进党立委随即在台下爆以怒吼，呐喊“反黑箱，反恶法”，国民党与民众党团则大举欢呼“阳光国会”进行反制。

根据本次三读通过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草案》，被质询人若有“藐视国会”行为（如反质询，或拒绝答复、提供资料等），可处新台币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锾；行使调查权部分，国会也得要求政府或社会相关人员提供资料，拒绝、拖延或隐匿者，经立法院会决议可处最高新台币10万元罚锾。

此外，法案还要求总统常态化赴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对于立委进行口头提问时，总统应依序即时回答。

晚间立院继续挑灯夜审《刑法》部分条文，在蓝白人数优势下，晚间10时54分三读修正通过，增订第5章之1“藐视国会罪”，也增订第141条之1条文，规定公务员于立法院听证或受质询时，就其所知的重要关系事项，为虚伪陈述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20万元以下罚金。

不过在立法院审议《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之际，民进党立委沈发惠在“广泛讨论”阶段发言，花莲县议会仿效“藐视国会罪”，提案要制定“藐视议会罪”，但现场徐榛蔚反对，沈发惠要傅崐萁回家跟太太好好沟通。花莲出身的傅崐萁闻讯不满回击，双方引发一阵口角，直至韩国瑜出声制止。

除了立法院议场喧闹声四起，蓝绿白立委不断在场内隔空叫阵。立法院外，即便今日阵雨频频，立法院周边的青岛东路、济南路仍持续涌进反对蓝白修法的声援民众齐声反对国会改革法案，下午6时许，主办单位经济民主连合宣布人数已达到1.5万人；到了晚间9时半，主办单位更宣布群众已超过七万人。

运动至今，也开始有群众将此次一连串的反国会改革行动命名为“青鸟行动”。行动名称源自于抗议群众在5月21日聚集青岛东路时，不少人发现只要在社群平台写“青岛东”三个字，演算法就会自动降低流量与触及，有人开始改以“青鸟东”代称，也逐渐形成“青鸟行动”之称。

经济民主连合召集人赖中强也提出六大对策，除要求行政院一定要提出覆议、立法院党团声请释宪等程序外，也呼吁公民团体让行动升级。

蓝白强拚国会改革法案完成三读

今日是国会改革五法审理的第四次审议，上午立法院议场7时开放进场，蓝绿持续口角冲突，随后三党随即在议场各自悬挂布条，以口号隔空叫阵。前三次审议期间，民进党团采取拖延战术，使得法案审理进度牛步，28日开议前剩下14条文及1个章节名待审议。

这日议场内虽气氛不若前几次剑拔弩张，但民进党团持续以不断提案、试图拖住审议进程。而蓝白一方，议场内的布条除了前几次审议已悬挂的旧布条外，另也有新的标语：“翻桌耍赖 不是民主”，前方还有一颗“芭乐”画上“叉叉”、“要改革 要查弊”、“绿色极权 不是民主”，也有标语直指民进党“当家闹事 民主之耻”、“用你的魔法打败你”看板，彼此叫阵意味浓厚。

上午9时开议后，截至中午近12时院长韩国瑜宣布休息止，总计处理八个条文，但处理条文内容原先已是不予增订或不予修正内容，换言之，并未更动现有法律。下午3时29分，韩国瑜宣读完条文后宣布，《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全案经过二读，他请三党团干部到主席室沟通，宣布院会休息。民进党立委则朝主席台射出有代表“青鸟”的纸飞机。

下午4时，国民党立委再经连署表决通过，直接在二读后《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草案》进行三读程序，民进党不敌蓝白两党立委席次，难以力挽狂澜，下午4时59分，韩国瑜宣布该案完成三读。

绿营沙盘推演，法案三读后的攻防战

此次争议的国会改革五大案包括：总统国情报告常态化、立法院调查权及听证权、藐视国会罪、强化人事同意权、正副院长互选办法，涉及《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刑法》、《立法院组织法》、《立法委员行为法》、《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等五法的修法。

本届国会呈现朝小野大格局，三读通过国会改革五法已是时间问题。在台湾，经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会先送到行政院，行政院则有移请立院覆议作为救济手段。除此，民进党团此前已言明会提出释宪，国会改革争议在三读后将持续延长战线。

首先，以行政院覆议路径来看，依据《宪法增修条文》第3条规定，行政院对于立法院决议之法律案认为窒碍难行时，法案送达10日内，总统可与行政院依法共同提起覆议，要求立法院重新投票，立院应在覆议案送达15日内作成决议，逾期未议决则失效。不过，1997年修宪后，立院重新投票的通过门槛已降为二分之一；换言之，如果有二分之一以上立委决议维持原案，行政院长应即接受该决议。

因此，若民进党透过行政院提起覆议，即可再为阻挡国会改革五法争取至少近一个月的时间。

其次，连日来亦有法律学者接连提出总统可对三读通过法律行使“不公布的权力”。前促转会委员、法律学者罗承宗日前撰文指出，《宪法》规定，总统“应”于 10 日内公布三读通过的法律，他认为“总统公布法律”乍看下是一种义务，不过在学术上向来会把这样的概念列为总统享有的“法律公布权”，而非“义务”。

罗承宗认为，当国会运用政治力践踏民主宪政，制定“显然违宪”的法律之际，总统基于维护宪法的义务，似有拒绝公布的空间。他表示，总统公布法律并非仅是扮演“仪式认证”的角色，更应具备违宪审查功能，留意宪法有无被破坏，这是一种“事前”的违宪审查机制。

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胡博砚则对此表示不同意见。胡博砚对端传媒表示，依目前台湾宪政体制来看，在覆议程序上，已经赋予总统核可的权力，台湾已经设计一个方式去处理问题。胡博砚也说，如果三读法律有宪政争议，目前的机制也有宪法诉讼，最好是由大法官去解决这个宪政争议问题。

胡博砚表示，在台湾，行政权相对立法权，立法权也相对行政权，但总统并不在这样的权力平衡关系中，“如果要总统不公布法律的话，最好是总统不在那个政治游戏中，也就是不在行政、立法、司法的政治游戏中，这样才有超然的地位可以做这样的事。”

胡博砚指出，如果总统今天一旦不公布法律，只会坐实在野党说的“总统有权无责”，“所以叫赖总统来国会质询也不是没道理”。他说，如果总统不公布，就应该负起相对责任，这是一个相对关系，“如果放在德国基本法里就没问题，德国基本法中的德国总统没有直接权利，他不在政治角力中。”

需留意的是，总统即便是未依《宪法》在10日内公布法律，亦无罚责。

再者，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日前已表态一旦国会改革法案三读通过将声请释宪。依据《宪法诉讼法》第49条，四分之一以上立委行使职权，认定法规范抵触《宪法》者，得声请宪法法庭为宣告违宪之判决。以目前国会113名立委人数计算，只要有29名立法委员行使职权时，认为法律抵触宪法，即可声请宪法法庭为宣告违宪的判决。民进党在国会计有51席次，提起释宪应势在必行。

此外，现任15名大法官（含正、副院长）皆为前总统蔡英文任内所提名，这样的人选结构会否对民进党声请释宪有利，仍待观察。不过在声请释宪之际，可同时声请暂时处分，由大法官裁定有违宪之虞的法律，半年内暂不施行。在声请释宪经审查庭审理、宪法法庭审理后做出“合宪”或“违宪”的决议。

晚间柯建铭指出，一定会提释宪，释宪要等总统公告后才可以提出，民进党团会尊重行政院覆议，处理后总统在要10天内公告，三天后生效，民进党才会依法提出释宪。

柯建铭说，国会改革法案在实体内容绝对是违宪，而在程序部分，包括表决与在场人数不一样，在实体跟程序部分都违宪，“是双重违宪。”

在行政院移请立法院覆议、总统或不公布法律，以及由民进党团提起释宪以外，“解散国会”的主张也环绕在舆论场中。

依据《宪法增修条文》第3条，立法院若要对行政院长提出不信任案，得经三分之一以上立委连署，若二分之一以上立委赞成，行政院长应于10日内提出辞职，但同时得呈请总统解散立法院。换言之，“倒阁案”的不信任案仅需三分之一立委同意，依目前的国会结构来看，执政党或在野党都可发动倒阁，若通过，国会可能被解散并重选。

不过目前执政的民进党，由民进党发动对自家阁揆的不信任案，从政治现实层面来看可能性较低。且不信任案需过半立委同意通过。以民进党身为国会少数来看，要通过倒阁的可能性更低。

过去台湾国会曾三度对阁揆提起不信任案，分别为1999年的萧万长、2012年的陈冲，以及2013年的江宜桦，结果皆未通过。

“青鸟行动”升级，民团吁战场转向蓝委选区

场外方面，反国会改革声援者组成的“青鸟行动”持续发酵。今日上午即便阵雨频频，抗议民众依然风雨无阻，持续进驻立法院周边的青岛东路、济南路，且随著越晚人潮越多，齐声反对国会改革法案。

现场还出现印有“公民捍卫民主、重启社会对话”黑色大字的两颗巨大白气球在中山南路聚集的人群中，被众人往青岛东路的方向推进。

此外，中山南路上也搭起讲台“学生之声”，不少欲上台发言的民众一个个坐在椅子上排队等待。一位据信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女生上台发言，指出国会改革法案三读通过，令她嗅到“威权的气味”，引发台下声援者拍手欢呼。

81岁的怡蓁向端传媒表示，自己是第三次来到现场，今天二度站上“学生之声”野台演讲。她说过去她在海外生活，做出口贸易，不少欧洲友人都向她了解此次在台湾的国会改革争议，而她告诉国外朋友们，这是台湾人民自决的时刻。她的手机记事里还存有一张“欧洲议会强调台湾、中国互不隶属”的图卡，用来发送给海外人士呼吁关注台湾状况。

现就读台大城乡所的学生咏竹也接受访问，她表示，自己是第二次来到立院附近，她指自己参与抗议的原因是“看见霸权与控制的危险性”：“这件事情追根究柢，是社会的多元发展可能被限缩。”

咏竹也说，过去参与类似活动时，很常出现厌女的言论，不过这次的行动现场却更有性别意识，不少举著“不要厌女”的牌子，营造更友善的运动空间。

在议场内传出关键条文三读通过后，场外抗议的公民团体之一、经济民主连合随即召开记者会，宣布后续六大对策。召集人赖中强表示，首先，要求行政院一定要提出覆议、立法院党团声请释宪等程序。

不过，赖中强也表示，接下来的法律攻防战，或许将持续一至三个月，他呼吁公民团体让行动升级，“战场不在立法院，而是国民党立委选区”，经民连将培力种子讲师组成“社会对话工作队”，在蓝营立委选区举行社区座谈会，论述国会改革法案对宪政体制的影响。

“第一站就是新北市。”赖中强说，他预告“青鸟行动”尚未结束，且将延伸至全台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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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日后我成为了这片土地的移居者，是否意味著有朝一日我会客死异乡，又要如何规划可能突如其来的身后事？」

特約撰稿人 湯珮然 發自台北

2023年五月，我收到特殊清洁师卢拉拉的电话。“我收到一个清洁的委托，想要请你帮忙⋯⋯”

卢拉拉是我在采访孤独死议题认识的朋友，一直以来，都是我在请教他业界方面的知识。2018年，我从香港搬到台湾。有时候我会开玩笑说，假如我在台湾不幸意外过世，身为独自在台的外国人，之后的事情就麻烦他了。

“是这样的，对方是香港人，不太会讲国语，想说请你帮忙翻译。”

不到一分钟，话筒来熟悉的广东话，因著这样的机缘，我认识了特地从香港来台湾，为哥哥处理身后事的阿晴。

借着一杯酒劲儿，我在深夜与你分享前一阵在深圳滨海艺术中心观看《暗恋桃花源》的体验，以及近 20 年来反复看这部戏，我对它的理解和感情。

无论你是否看过《暗恋桃花源》这部话剧，都适合收听这一期节目。这不是一出需要介意剧透的戏，它太经典和熟悉了，哪怕你没有在剧场看过，也应该听黄磊、何炅在《向往的生活》中多次聊过。但话剧的魅力，在于剧场，在于你坐在剧场里感受舞台和当下的氛围、一气呵成的现场表演：如果你先听这一期节目再去看，大体上会对你的观看体验有所帮助；如果你恰好看完今年的巡演回来收听，也能丰富这一次的观剧体验。

在这一期，你会听到：

—- 当代年轻人生存与理想的困境是什么？

—- 为什么当下互联网中有那么多年轻人批评《暗恋桃花源》的声音？它真的「三观不正」吗？观众和作品之间出了什么问题？

—- 为什么《暗恋桃花源》能长盛不衰近 40 年？

—- 当代年轻人爱情观念的冲突

—- 江滨柳是渣男吗？

—- 我和「江滨柳」都非常喜欢新版本的江太太

—- 为什么说这一版江太太终于「成为」了美茹？

—- 美茹恨云之凡吗？

—- 江滨柳 vs 老导演 VS 新导演

—- 1948 vs 1986 vs 2024

—- 悲剧《暗恋》明明是明恋啊！

—- 喜剧《桃花源》到底在闹什么啊？

—- 当代年轻人的困境 VS 暗恋桃花源：美丽的错位

—- 以《午夜巴黎》为例，什么是「黄金年代」？

—- 我们为什么会怀念「黄金年代」？它们美在哪里？

—- 为什么我会不厌其烦地反复观看《暗恋桃花源》？

—- 深圳 5.2 专属版《暗恋桃花源》的演出遗憾

—- 老陶 vs 春花 vs 袁老板：《桃花源》的表演节奏

—- 喜剧的原理：优越感

—- 剧场管理员：“一辈子都在等这十分钟！”

—- 舞台张力被置换的角色：江太太 vs 春花

—- 向外张力的表演：袁老板、顺子

—- 向内张力的表演：美茹、云之凡、江滨柳

—- 修改了设定的暗恋导演，是对时代和当下的回应

—- 逃出来的桃树：福尔摩沙

—- 时代的遗憾，身份认知的迷茫，戏内戏外的游离感

—- 我曾经的剧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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