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部分地区法院在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文书将审判员姓名隐去，以XX代替，案号作模糊处理，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登录网站进行检索，相比于前几日的报道数据，隐去文书数量已大幅减少，可见系统内自查整改效果明显。

在网站上以“审判员：XXX”为关键词，可检索到文书113篇，以“审判员：XX”检索，有文书13篇。

以“审判员XXX”和“审判员XX”在裁判文书网上分别进行检索

虽然检索存在一定偏差，并非全部文书都进行了法官隐名，但情况基本准确。在时间上，隐名文书大多集中于2025年，尤以12月、下半年为多；在地域上，河南、浙江、四川等地法院的隐名文书数量较多。

前述检索中“法官隐名”判决的主要地域和年份

事实上，有关裁判文书的公开问题呈现出间隔性的关注热潮，以媒体报道为引，公众的讨论反映出对司法公开问题的一种永恒忧虑。2023年8月前后，网传人民法院案例库似将取代裁判文书网、文书上传数量大幅减少，同样引发热议。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案例库与裁判文书网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关系，并非“以库代网、此开彼关”，回应了公众质疑。

人民法院案例库检索界面，目前共收录案例5000余篇

裁判文书网自2013年7月1日上线开始运行，至今已十余年的时间。其累计文书超过1.6亿篇，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裁判文书库，也被视为中国司法改革和司法公开取得的标志性成就之一。它的作用不止是法学学者、学生与实务工作者进行案例检索的工具，也是大众监督司法的有效形式，甚至成为一种司法运转的日常。“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这一推论的反面也隐含着这样一重表达——怕见阳光的必定已经腐烂。在此意义上，任何司法公开形式的改变与削减都可能引发海量关注，让大众萌生一种“正义打折”的幻灭感。

如果对裁判文书网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2010-2014年是裁判文书网的动议草创期。201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法发〔2010〕48号），其中指出“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可以在互联网公布”，可以算作裁判文书网的雏议先声。2013年7月，裁判文书网正式上线，同时集中公布第一批案例。同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法释〔2013〕26号）发布，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了前述规则，实践开始运转。

2015-2017年是裁判文书网的快速发展期。2016年，全国四级法院全部实现生效裁判文书上网公布机制，案件类型全覆盖、法院全覆盖。同年8月，最高院对此前的司法解释进行修订并予以公布（《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法释〔2016〕19号，以下简称《规定》），这一解释也是目前全国各级法院开展裁判文书上网工作的主要依据。此外，民族语言裁判文书也在这一时期被纳入公开范围并设置查询专栏，网站的APP手机客户端同步上线，同一案件的不同审理阶段相互关联跳转，这些举措都进一步便利了大众查询，也让裁判文书网上的案件量呈几何倍数增长。

2018年后至今是裁判文书网的持续调适期。由于案件数量激增，法院面临现实压力，且出于保护当事人权利、防范网站安全等的考量，最高院持续推进裁判文书网的调适。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公众对裁判文书网的态度从此前一片叫好更多转向忧虑质疑，尤其是2023年案例库的出台、近年来网站上传案件数量的波动，都反复牵动大众关于司法公开程度的敏感神经。

裁判文书网检索界面

仔细思量，裁判文书网之所以会被大众持续关注并热切讨论，恰恰反映出其背后所代表的司法公开问题。网站只是因其集合、前端的外观属性而被置于台前，幕后则需要更多的机制完善。须知，裁判文书公开远非司法公开的全部，还有许多环节有待完善。

早在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就曾印发《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将公开审判的宪法原则细化为立案、庭审、执行、听证、文书、审务六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其中对文书公开的要求如下：

裁判文书应当充分表述当事人的诉辩意见、证据的采信理由、事实的认定、适用法律的推理与解释过程，做到说理公开。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法制宣传、法学研究、案例指导、统一裁判标准的需要，集中编印、刊登各类裁判文书。除涉及国家秘密、未成年人犯罪、个人隐私以及其他不适宜公开的案件和调解结案的案件外，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可以在互联网上公开发布。当事人对于在互联网上公开裁判文书提出异议并有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不在互联网上发布。为保护裁判文书所涉及到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正当权利，可以对拟公开发布的裁判文书中的相关信息进行必要的技术处理。人民法院应注意收集社会各界对裁判文书的意见和建议，作为改进工作的参考。

自此之后，司法公开工作持续推进，“裁判文书网”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成为公开的有力抓手。与此同时，其他环节的司法公开也借助互联网技术得以进一步落地，比如一些地方法院选择社会关注度高、依法公开审判的案件进行庭审网络直播或微博直播，收获上亿次观看，极大地推进了庭审监督的公众参与。此外，最高院还陆续开通了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中国庭审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四大公开平台”，修改了《人民法院法庭规则》，全面深化司法公开改革。

最高人民法院庭审直播公开渠道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其中对于“深化和规范司法公开”作出明确要求：

（四）深化和规范司法公开，进一步健全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司法活动的外部监督。公开是公正的重要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执法司法越公开，就越有权威和公信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公开取得显著成效，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普遍提高。同时要看到，随着互联网技术特别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司法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商业秘密以及国家经济社会安全的关系日益复杂，司法公开的范围、方式、程序亟待进一步规范，既要发挥司法公开的监督制约作用，又要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正当权益。

在此之下，裁判文书公开工作更要连贯和慎重，并对每一份判决保持应有的严肃。如果说舆论与司法之间的关系自药家鑫案开始被国内大众关注，并在此后衍生出“舆论裹挟司法”亦或“不平则鸣”的争辩，那么裁判文书公开的规范性与实效性，则是这一争辩的“前提”。

对问题的讨论首先需要问题被看见，最高院的回应迅速而果决，态度值得赞扬，但出现“隐名”问题背后的机制也需要关注。这种关注不是一边倒地肯定所有文书必须公开，而是对整个公开机制进行考量，诸如法院的现实案件数量、法官的工作压力、法律的基本要求、公众的合理期待等等，否则只是单纯要求整改，无法避免之后公开中可能发生的更多问题。公众的忧虑需要回应，但也需要理性判断，否则完全回应型的司法公开机制未必奏效。只有机制本身具有操作可能性和制约性，才能有效、稳定地长期运转。

学界有部分声音表示研究制定《司法公开法》，以法律的形式界定司法公开和个人信息保护的边界，或许也是一种值得讨论的思路。不过这种呼吁更多是在“隐名”当事人与代理人的维度进行权衡，至于审判员、书记员等则不在此列。归根结底，对审判工作人员更大程度地公开是监督司法工作的需要，此时的“隐名”处理，不止是对制度的一种整体性破坏，更容易让大众在直接观感上作出否定性评价，显然不足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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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20日上午，南京水西门广场的公交站闹哄哄的。

65岁的徐寿兰忙着追83路公交车，脚下一滑重重摔在地上。

26岁的彭宇刚好路过，没多想就冲上去把老人扶起来，还陪着送到医院，顺手垫了200多块医药费。

谁也没想到，这桩看着普通的善举，后来会搅动整个社会的神经。

一个月后，徐老太一纸诉状把彭宇告上法庭，索赔13万余元。

庭审时，主审法官王浩的一句反问“不是你撞的，干嘛去扶？”，像一颗石子投进滚沸的油锅，瞬间炸了锅。

庭审一句话，命运急转弯

王浩当时大概没意识到，自己这句无心的反问会有多大威力。

他31岁，南京大学法学硕士毕业才四年，是鼓楼区法院最年轻的审判员，院里正把他当后备副庭长培养。

可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让他的人生轨迹彻底跑偏。

法院最终酌定彭宇承担部分责任，赔偿4.5万元。

庭审笔录被匿名网友发到西祠胡同，48小时内点击量就破了百万。

2006年的中文互联网，论坛正是最热闹的时候。

王浩的照片、家庭住址、车牌号码被网友扒了个底朝天，有人给他寄冥币，有人往他家门口泼红漆。

网络暴力的威力，在那个时候第一次以如此猛烈的方式展现。

南京中院连夜开了舆情应对会，最终决定把他调离原岗位冷处理。

从法院到挹江门街道司法所，距离不过10公里，却是王浩职业生涯的天壤之别。

办公室在一栋80年代的红砖居民楼里，窗外是菜市场和公共厕所，夏天一股馊味，冬天穿堂风刺骨。

编制从政法专项编变成了街道事业编，绩效奖金砍了一半，连穿了四年的法袍都被收回了。

而另一边，主动救人的彭宇，日子也没好过到哪去。

2008年二审以调解结案，他只赔了1万元，但工作丢了，对象也分了，在南京待不下去只能搬走。

接下来的十年，他辗转无锡、上海、深圳，做过程序员，卖过保险，还开过小奶茶店。

2018年有人在南山科技园看到他，穿着外卖冲锋衣等电梯，问起当年的事，他只是笑着摆手说“过去的别再提了”。

徐寿兰一家的日子同样不好过。

网友的怒火没地方发泄，就堵在他们家门口送花圈，一家人没办法，只能搬离住了多年的夫子庙老宅。

徐老太的儿子潘辉，原本是南京某派出所的副所长，案件中被指利用公权替母亲施压。

2010年一份红头文件流出，潘辉因违规查询公民信息被开除公职，后来做过保安，开过低端车……2022年被拍到在小区门岗值班，两鬓都白了，对当年的事一字不提。

十七年坚守，各自熬人生

基层司法所的工作不像法庭那么光鲜，家长里短的纠纷占了大半。

王浩所在的司法所只有5个人，他排在最末位。

以前在法院敲法槌的手，现在要用来调解邻里狗吠扰民，帮物业公司起草停车须知，给刑满释放人员办低保。

最“高端”的业务，也就是街道征地后村民聚众维权，他负责去讲法律、算利息、劝大家回去。

每天早上7点半，王浩骑着一辆旧永久自行车穿过巷子，车把上挂着个磨到起毛的公文包。

下午5点半下班，公文包常常原封不动提回家，里面连一张纸都没多装。

晚上他把自己关进12平方米的书房，读民法典草案，写调研报告，可投给《人民司法》的稿件，每次到三审都被退了回来。

院里的老同事悄悄说，不是写得差，是怕“彭宇案”这三个字再惹麻烦。

王浩不是没试过回到法庭。

2013年南京中院搞“法官回炉”，他报名参加，笔试考了第一，结果面试前夜被临时告知编制不符。

2016年江苏高院遴选审判业务专家，他再次入围，又被“舆情风险”一票否决。

两次希望都落了空，王浩再也没提过回法院的事。

他变得越来越沉默，以前开会发言最积极的是他，现在轮到他补充意见，常常只说一句“我没意见”。

每年11月20日前后，王浩都会请两天年假，关掉手机，一个人去高淳老街住民宿。

房东阿姨记得，他连续五年点同一道菜清蒸鲈鱼，饭桌上总摆着两副碗筷，副位永远空着。

这个细节让人忍不住琢磨，他是在跟当年的自己道歉，还是在怀念那个没犯错的时光？

2013年，徐寿兰因股骨骨折并发症去世，享年72岁。

出殡那天，只有直系亲属在场，墓碑上连照片都没敢刻。

她的一生，以一场意外摔倒开始，以一场舆论风暴收尾，最后落得个悄无声息的结局。

而彭宇，直到2021年民法典“好人法”正式施行，才第一次在朋友圈转发相关新闻，配文只有四个字“沉冤得雪”。

这四个字背后，是十几年的委屈和不甘。

好人法落地，雪夜见微光

2021年1月1日，民法典第183条、184条正式施行，明确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媒体把这两条叫做“好人法”，有人翻出王浩当年的那句反问，做成对比海报。

有一次王浩在社区普法，被居民指着鼻子问：“王法官，当年你要是知道今天这条法律，还会说那句话吗？”

他沉默了几秒，回答说“法律进步了，我也应该进步”。

当晚他把民法典单行本带回家，在扉页写下一行字“给2006年的自己”。

法律可以重写，但人生没法回头。

2022年南京中院遴选“十大金牌调解员”，挹江门司法所推荐了王浩，结果公示阶段被举报有舆情风险，又被刷了下来。

领导找他谈话，他笑笑说“我懂，维稳优先”，转身就把那张推荐奖状扔进了碎纸机。

“好人法”的出台确实改变了不少事情。

浙江宁波有个小伙子看到老人摔倒，毫不犹豫上前搀扶，老人家属不仅没追责，还专门送了锦旗。

广东深圳一位女士路边救助晕倒路人，全程录视频留证，最后被官方表彰。

这些案例告诉我们，善意只要有法律兜底，就敢勇敢表达。

2023年冬至，南京下了初雪。

晚上9点，王浩加完班推车出巷子，看见一位白发老人滑倒在结冰的路沿上。

他下意识冲过去，左手扶着自行车，右手搀起老人。

老人连声道谢，借着路灯认出他：“您是司法所的王律师吧？我看过您的普法讲座。”

王浩愣了愣，摇头说“您认错人了”。

把老人送上网约车，他才发现自己手心全是汗。

回家路上雪越下越大，王浩给多年没联系的同学发了条微信：“如果2006年我说的是‘不管是谁撞的，救人要紧’，今天会不会不一样？”

同学只回了一个拥抱表情，再没下文。

这句话，大概是他憋了十七年的心里话。

十七年前，王浩因一句话失去了法庭。

十七年后，他在雪夜里重新伸出了手。

法律可以惩罚一个法官的失言，却惩罚不了一个想做好事的人。

舆论可以淹没一句无心之语，却淹没不了人心深处对善的渴望。

彭宇案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的复杂，也照出了制度的短板。

它让我们明白，一句不当的判决，可能会寒了无数人的心；而一部完善的法律，却能重新点燃人们心中的善意。

十七年过去了，“扶不扶”的争议虽然还在，但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相信，善意不会被辜负。

这大概就是彭宇案留给我们最珍贵的东西，也是对四位当事人命运的最好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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