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打假视频主要是针对有人才“帽子”的人，985院校院长、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资助者、长江学者，因为在我看来，这些人拥有一流的科研环境，一流的实验室，拿到了国家经费，他们有机会用造假的论文拿到更多“成果”，并对学术圈产生较大影响，性质比较恶劣。

文丨新京报记者 李冰洁
编辑 丨胡杰
校对 丨李立军

4月初的一个夜晚，自媒体博主耿同学收到了朋友的一则信息，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的论文有问题。他下载了该论文，从上千个数据中找到了那些不符合统计学规律的数值，并将这些发现公开在自己的视频账号“耿同学讲故事”中。

这不是耿同学第一次在线上进行学术打假。过去几年，他一直在做生物科普领域的视频博主，偶尔也涉足学术打假领域，他专挑那些有人才“帽子”的人下手，因为“他们占着最好的实验室和经费，却用造假论文换取更多成果”。今年四月以来，除了同济大学，他的公开举报还涉及中山大学、南开大学等多所重点高校的教授团队学术论文涉嫌造假问题。

此前的举报大多石沉大海，偶尔激起水花。这一次引发的关注出乎他的意料，截至5月19日，他在短视频平台上积累了超过300万粉丝，发布的学术打假视频累计获得了超过100万的点赞。有人将他的打假行为引发的一系列后续反应称为学术大地震。

多所学校也作出回应，同济大学在5月6日发布通报称，免去王某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两级，取消其在岗位聘用、工资晋级、职务晋升、科研项目申报、评奖评优等资格24个月。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也宣布启动调查程序。

在耿同学看来，同济大学这次对涉事院长算是“顶格处理”。一些网友也向他反馈，导师开始向学生索要原始数据，内部自查已经开始。他希望这次的打假行动不仅止于个案，而是能真正引发有关部门重视，通过一些方式遏制学术造假。

耿同学。受访者供图

以下是他的讲述：

“装都不装”的造假

大约在4月10日，我收到了一个朋友的信息，他把讨论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某论文造假的一篇文章发给了我，意思是让我也看看热闹。

我打开了那篇论文，认真读了下，尤其是把里面所有的数据做了对比，结果越看问题越多。

其中一组数据中，第4列加0.3可以完全得到第3列数据，第4列和第8列也有清晰的加减关系，第5列数据的末位数字全是5。再看另一组数据，末位数字不是4就是5。我又多统计了一组数据里末位数字出现的次数，发现5出现了212次，出现第二多的6却只有16次。我又仔细看了作者另外2400个原始数据，发现作者依旧大量重复了5。

为什么我说这样的数据是有问题的，举个例子，假设两个班级每个班64个人，给这128个人测量身高，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这两个班测完了之后，128个人身高数值小数点后面两位完全一样，我把这数据拿给你，你相信这是真实测出来的吗？

对一篇论文来说，如果只假一点点，还不太容易揪出来，但问题大到这种地步，即使是个外行，也能看出来它的假。

我当时没想太多，收到朋友那条信息两三天后，我就把论文的数据问题做成视频分享了出来，同时也举报给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耿同学提供的论文数据造假证据。图源：“耿同学讲故事”视频账号。

因为我之前也发过七八条与论文造假有关的视频，但基本上没有太大水花。

所以这一次，我也是当和网友们一起“吃个瓜”。

除了上述我提到的数据造假，图片造假也很常见，比如这次我举报的中山大学某老师的论文。论文中两张图中的小鼠明明是同一张照片，小鼠的姿势和外形都一样，但是小鼠的荧光却不一样。我能想到的造假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图片中的荧光是PS的，另一种作者把小鼠放在机器里面，通过调整机器参数改变荧光强度。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是严重的造假行为。

我最近公开打假的几篇论文，除了上海大学那篇之外，其他几篇都不是我最先发现的。像同济、中山、南开这几所学校相关学者涉嫌造假的学术论文，在我发视频之前，网上已经有人在讨论了。

“劣币驱逐良币”

但不得不说，论文造假很多时候难以发现。我标注出的数据仅占了整体数据非常小的比例，这些问题数据分散在论文各处，所以即使是我，如果没有仔细看，也看不出它的问题。

对一些造假论文来说，如果只掺一点假，甚至连业内人也很难发现。但掺这一点假，就很有可能提高论文的影响因子，造假就很有收益。比如说，某种药物在小鼠实验中的真实效应是10%，但我通过挑选小鼠，把对药物敏感的小鼠筛选出来，或者去掉最低值，那么药效可能从10%的平均值拉高到20%，这样期刊收录了，影响因子也高了，对于造假者来说，是实实在在的收益。

在我看来，图片造假比数据造假更普遍。有些作者会先生成结论，再在大量的实验照片中挑选出合适的照片，但图片未必对应于结论，可能将A实验的照片放在B实验的结论下。如此张冠李戴，很容易出现图片重复。

圈子外的人疑惑，这样一篇造假的论文为什么没有在审核阶段就被看出来？一篇能发《自然》这种级别期刊的论文，一般情况下会有五个左右的审稿人，审稿人阅读时，角落里的原始数据可能不会去翻，他们会更注重主要内容创新度是否足够，实验的大体内容有没有问题。要人家一个一个数据做对比，这不现实，也不应该是审稿人的责任。我们一般默认数据有问题是原始作者应当负责，从来没听说过哪篇论文出问题了把审稿人拉出来处罚一遍。

耿同学提供的论文图片造假证据。图源：“耿同学讲故事”视频账号。

我认为，一些造假者主要受利益驱动。比如一个科研人员申请到某个基金，这个基金支持的科研项目有两年期限，申请人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取得相应的成果，但实际上，只要申请人认真做了研究，中间不搞手脚，一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只是说这次项目的完成度，会影响下一次基金的申请。

所以，对一些人来说，为了能成功申请到下一次基金，他们有很强的造假动力。

在学术圈子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学术造假的人能够获得巨大利益，那么会给普通的科研人员带来怎样的心理刺激？

我打假主要是针对有人才“帽子”的人

我在吉林大学读的本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的博士，专业一直是生物，但在博士第五年时退学了。我读研时就隐约感觉到，有的论文存在造假行为，那时我还没做自媒体，只是同学之间讨论一下。

最开始我也会自我怀疑，我和我的同学都很辛苦才考上的研究生，大家都对科研有滤镜。我那时也会想，有的论文有问题是不是因为我懂得不够多，有的实验无法复刻是我的理解能力不够或者水平不够。我去问师兄师姐，有些师兄师姐比较实在，直接告诉我，论文是假的。

因此到了研二研三，我逐渐意识到，很多时候不是我自己的问题，是论文本身造假，实验的技术都是通用的，流程都是标准化的，不光我无法成功复制，其他人也重复不出来。

后来在读博期间我开始做自媒体，做科普，也与网友分享我的读博感受，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大家的研究生室友。

因为这个定位，网友们也会在跟我互动时提供一些学术造假的线索。

我的打假视频主要是针对有人才“帽子”的人，985院校院长、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资助者、长江学者，因为在我看来，这些人拥有一流的科研环境，一流的实验室，拿到了国家经费，他们有机会用造假的论文拿到更多“成果”，并对学术圈产生较大影响，性质比较恶劣。

家里人一直不太支持我做这件事，尤其是这次影响扩大之后，我遇到的各方面的阻力不少，有人冒充我的高中同学，说我从高中起就不是好人。我也不停地收到负面评价，有人说我论文发得不好，退学了很失败，蹭流量。我现在但凡出门，到任何地方，只要是一个室内场所，必须在门口拍张照片，发给家里，他们担心我的安全。

我也确实收到过自称某大学中间人的电话，但他不说自己是谁，只说想和我谈一谈。

我的确从学术体制中退出了，因为到读博后期，我已经严重到在实验室里喘气都累。每天到实验室门口，我感觉大门在抗拒我走进去，我双脚不听使唤，只想远离。

说实话，学术圈的造假乱象并不是我离开的主要原因，我做这件事的起点是吃瓜，但它现在的影响已经超出了我当时的期待，我想对大众来说，我打假更多是打破了学术圈的滤镜。

同济大学这次对学术造假行为是顶格处理了。之前我举报过东华大学某位老师学术造假，该老师课题组被相关部门要求返还经费。

从国家层面来说，学术打假的工作也一直在开展，比如国家卫健委在今年4月曝光了10篇问题论文，10篇论文的通讯作者全部被顶格处罚，以第一篇论文为例，其通讯作者10年内禁止承担或参与科技计划项目等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这基本上就是给这位通讯作者的科研生涯判了死刑。

有网友告诉我，现在因为我的举报，很多学校开始向学生要实验的原始数据了。

这次学术打假，我发了视频，也进行了举报，这是我能力范围内能做的事情，至于结果，这不是我说了算的。我希望国家能更加重视学术圈造假问题，并为此采取相应的措施。

同济大学5月6日通报确认，涉《Nature》论文《Human HDAC6 senses valine abundancy to regulate DNA damage》中的14张图表存在不同层级问题；王某被免院长、降岗两级并停资格24个月，金某某被解聘。此案之所以迅速进入公共议程，关键在于“耿同学”把PubPeer上的零散疑点、补充数据中的统计异常和图像比对，形成可追问的证据链，后续饶老师的质疑更是让事件迅速发酵。

Who is Next？留意耿同学动态的人可能知道，某些人可能已经在瑟瑟发抖了。但是真正该追问的，不应是“下一个会被谁打假”，而应是“下一个愿不愿在风暴来临前，把原始数据和责任链条先做扎实的机构是谁”。到2026年5月6日为止，这篇论文公开可见的期刊状态仍是“2025年作者更正+2026年编辑提示”，尚未出现撤稿或新的正式更正；而比论文去留更紧迫的，是如何让下一次质疑不必再依赖“偶遇一个会做比对、敢发声的耿同学”，亦或是文章被一删再删的饶老师。

这篇论文最早于2024年11月20日在线发表，进入《Nature》2025年1月2日卷期；同济5月6日通报则将其表述为“2025年1月在《自然》期刊正式发表”。论文主题是“人类HDAC6感知缬氨酸丰度并调控DNA损伤”，并宣称提示“缬氨酸限制饮食+PARP抑制剂”的潜在抗癌路径。2025年7月25日，期刊曾因图像准备错误发布作者更正；到2026年4月23日，原文页面又新增编辑提示，提醒读者该文数据可靠性已受到质疑，后续将视调查结果决定是否采取进一步编辑行动。

同济5月6日通报：受质疑论文为《Human HDAC6 senses valine abundancy to regulate DNA damage》；论文第一作者金某某为同济高等研究院研究员，通讯作者王某为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经“查验实验数据、访谈相关人员”等程序，学校确认被质疑的14张图表所涉实验和数据均由金某某完成和提供。其中，10张图表涉及γH2AX免疫荧光染色实验，在获取和处理数据时“未对免疫荧光染色样本的总细胞数和γH2AX阳性细胞数进行客观计数”，校方直接定性为“存在学术不端行为”；1张图表涉及一只小鼠体重末位数字为“0”，被认定为“记录方式不规范”；另有3张图表涉及免疫印迹与斑点免疫杂交图片显示重复，属于“误用情况”。王某则被认定对实验数据与论文质量“失察失管”，未尽到通讯作者对数据真实性和可重复性的责任。

从技术上看，校方对10张γH2AX图表的认定，击中的不是“图好不好看”，而是计量学上最基础的“分母问题”。原论文对Extended Data Fig. 8p和10b、10d、10f、10h、10n等量化部分，给出的说明是“按显微视野统计”，例如“n = 100 microscopic views examined for 8 mice”或“6 mice”；而γH2AX作为DNA损伤标志物，常规做法应是对预先定义的细胞核、焦点或阳性细胞进行客观计数，最好配合盲法或自动化流程，以减少人为选择视野和阈值设定带来的偏差。若总细胞数与阳性细胞数都没有客观计数，所谓百分比、阳性率或组间差异，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可追溯链条。

“耿同学讲故事”并非偶然闯入此案的流量博主。其B站账号页面显示，账号拥有约180.9万粉丝，长期发布与科研、学术规范、学术造假有关的视频；其中围绕同济此案的两支核心视频分别发布于2026年4月14日和4月17日，页面显示播放量约77.8万和45.5万。红星新闻报道则显示，2026年4月上旬有网友先发现论文数据疑点，耿同学与粉丝下载原论文及补充数据比对后，认为多处数据和图片“存在数据异常”，并向媒体强调其“规律性很明显，不像实验室实际测量结果”。

上表所列对照，主要依据同济5月6日通报、红星新闻与《每日经济新闻》对耿同学及PubPeer争议的整理、Nature的作者更正和编辑提示，以及公开同行评审文件。它显示出一个关键事实：耿同学最有价值的“事迹”，不是先验定罪，而是把散落在PubPeer、补充数据和图像细节里的可疑信号，转译成了可核查、可追问、可让机构启动程序的公共证据。与此同时，也必须强调：数字异常本身只是调查线索，最终定性仍然依赖学校调取实验、访谈相关人员以及期刊后续核实。

校方对两名关键责任人进行了处理。王某被免去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两级，取消其岗位聘用、工资晋级、职务晋升、科研项目申报、评奖评优等资格24个月；金某某则被解除与高等研究院的聘用关系。校方援引的依据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等。

对照现行规范，这一处分链条是有制度坐标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第五条规定，降低岗位等级处分期限为24个月；第六条规定，受降低岗位等级处分者应自处分生效之日起降低一个以上岗位等级聘用，并在处分期内不得聘到高于现聘等级的岗位；第二十一条则明确，将“伪造、篡改数据文献”列为可适用警告、记过、降低岗位等级乃至开除的学术不端行为。与此相呼应，科技部2023年《负责任研究行为规范指引》明确要求：研究数据采集和记录必须完整、准确、可追溯；不得把“经过人为处理后的数据作为原始数据保存”；第一作者与通讯作者对成果真实性、可靠性负主要责任。Nature作者政策也要求通讯作者确保数据、材料、代码符合透明与可重复性标准，原始数据应被妥善保存并可供复核。

若后续资助方继续跟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现行办法还允许对含有伪造、篡改内容的基金标注论文，作出追回资金、终止项目、取消申请资格一至七年等处理。不过，截至2026年5月6日，尚未见自然科学基金委公开发布针对该论文的独立处理决定；同样，校方通报也未公开说明是否已正式向Nature提交再次更正或撤稿申请。就这一点，现阶段只能标注为“未明确/未公开”。

公开的同行评审文件说明，论文在发表前并非没有遭遇方法学质疑。匿名审稿人之一指出，文中的5hmC dot blot“低质量且不具定量性”，而“所有与DNA损伤相关的成像数据都不够清晰”，建议放大到单细胞层面；另一位匿名审稿人则更直接地写道，作者基于dot blot得出的5mC/5hmC分析“并不令人信服”，原因包括缺少标准加载对照、缺少多次重复的量化与统计分析。换言之，同行评审已经碰到了“图像质量”“定量充分性”的边缘，却没有进一步深入到这次校方最终认定的“γH2AX客观计数缺失”和“重复图误用”层面。这里可以合理推断：传统同行评审更擅长审机制、审逻辑、审新意，却未必擅长逐图取证式的完整性审查。

期刊方面，Nature生物学、临床与社会科学主编Francesca Cesari在4月22日接受采访时表示，编辑部已注意到批评意见，将按既定流程与作者沟通，并在必要时征询独立外部专家。Nature的图像规范同时要求：生命科学论文必须提交未处理的原始凝胶和western blot图像，并作为补充材料公开；图像只能做最小必要处理；不同时间或位置获得的图像若要拼接，必须明确标示边界；原始数据和元数据应尽可能长期保存。换言之，期刊自己的公开政策，与同济这次对“未客观计数”和“图片重复误用”的认定，在原则上是同向的。

再从实验技术看，γH2AX免疫荧光并不是只能“看图说话”的方法。公开方法学资料反复强调，γH2AX定量应基于细胞核内焦点数、阳性细胞比例或总荧光强度的客观计数；人工或半定量评分天然容易受观察者主观影响，因此越来越多实验室转向盲法、自动化或标准化工作流。对免疫印迹和斑点杂交，图像领域的经典规范同样强调：不同凝胶之间的定量比较应尽量避免，重新排列泳道必须标出边界，裁剪不能制造“过于干净”的假象。置于这些规范下，同济通报中对10张γH2AX图表和3张blot/dot blot图表的定性，问题性质就不再是“排版小错”，而是可重复性底座本身出了问题。

这起事件真正沉重的地方，不在于又一篇明星论文“翻车”，而在于它暴露出三重制度缝隙：其一，同行评审对数据法证学的识别能力有限；其二，通讯作者责任在很多团队中仍然停留在署名权威，而非数据链条的最终担保；其三，高校和期刊都在强调“科研诚信教育”，但真正决定能否追责的，往往是原始数据是否留存、图像是否可回溯、计数规则是否预先定义。

参考来源：

同济大学4月16日情况说明与5月6日情况通报转引报道；

Nature原文、Source Data、Author Correction、Editor’s note与Peer Review File；

《每日经济新闻》4月23日报道；

红星新闻4月16日报道；

科技部《负责任研究行为规范指引（2023）》；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研不端行为调查处理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