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方面的这一期待,本台记者采访的多位美方专家却不太以为然。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社会学教授戴维·麦考特(David M. McCourt)对记者说,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一位类似于基辛格这样地位、并起到相似作用的人物,“因为战略环境已经非常不同,在1970年代,中国还不是那么有影响力的国家,美国也有很重要的地缘政治需求,要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进行区隔。基辛格看到这个格局,并预见到中美合作的可能性,他和尼克松都很愿意促成这一合作的实现。”
报告《中国在古巴的情报布局:新证据及其对美国安全的影响》(China’s Intelligence Footprint in Cuba: New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Security)的共同作者亨利·齐默尔(Henry Ziemer)与马蒂新闻社分享了这项研究的细节。
大伦敦警察厅反恐部门负责人萨维尔(Jon Savell)早前向市议会提交的意见,表明新的中国大使馆必然引来更多、更大规模的示威,然而附近无法容纳超过100名抗议者,或使抗议活动扩展至对面的伦敦地标建筑伦敦塔(Tower of London)。他更警告,当局必须从前线抽调警员应对中国新使馆的示威,而由于此处远离其他大使馆,专责外交保护的警员在紧急情况下或无法迅速赶到。
港人组织“英国港侨协会”董事Jason Chao也在会上发言,指出中国擅于以人脸识别等先进技术进行监控;而基于外交馆舍的“不可侵犯原则”(the inviolability of diplomatic premises) ,英国政府或无权过问中方在使馆进行的监控行为:“基于中国打压人权、使用侵扰式监控技术,以至他们在海外打压异己的往绩,重置的新中国大使馆可能会带来威胁,侵害附近居民的私隐及安全,以及在社区中工作的人和来临社区的访客。”
Jason Chao认为,地方议会的立场或难以左右政府的最终决定:“那地方议会就变了不是‘主角‘,她只是这个公听会的一个参与者。因为其实明显中央政府介入,明显将来的决定是基于政治,或者很大部分是基于政治。因为如果纯粹是以正常的本地规划程序,在地方议会就能解决。我相信雷纳都只是一个负责签名、名义上运用权力的人,我相信最终的决定权其实会在首相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