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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媒体”栏目中长期记录这些被当局审查封禁的媒体或自媒体。

三八妇女节前，中国多个关注女性权益以及性别平等的微信公众号突遭集中封禁。

据不完全统计，被封账号包括：关注性少数心理健康的机构“小悟生心理”，关注女权和左翼青年议题的“冬厦Primavera”，Z世代女权主义账号“两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民间女权群体运营的“HerStoryNow”，关注人口贩运与精神障碍者权益的独立媒体“自由娜拉NORA”，关注女性与性少数心理健康的团队“Belonging Space”，关注性少数权益的“流放地”，以及女性公益人运营的账号“艾大荀”等。

在本期【404媒体】栏目中，我们将介绍遭到封禁的媒体、自媒体账号为：艾大荀、流放地、自由娜拉NORA。

我们将根据中国数字时代保存的相关账号文章，以及这些作者在其他社交平台备用账号上的内容，为大家选读其中的一部分。

一、艾大荀｜写在公众号被封之际

“艾大荀”是由女性公益人运营的微信公众号账号，主要记录公益实践、社会议题与个人观察。

3月7日，作者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篇题为《写在公众号被封之际》的文章。她提到，在长期的写作中，自己在表达时会进行严格的自我审查，例如反复检查用词、避免触碰敏感议题等。

然而，即便如此，这个账号仍然遭到封禁。

文中节选内容写道：

无论是对谁，我一直自诩是温和的端水大师，我也一直都是个自我审查非常严重的人。我的账号毕竟是从豆瓣管控最严格的时期存活下来的，我熟悉所有的敏感词以及言论的红线。经历过几次网暴，我也非常熟悉各类网友的敏感点。

我并不是愿意与别人争辩的人，也不愿意去迎合别人的讨论；所以，我宁愿自己发起一个新的话题，尽量避免冲突，力求写得周全。

因此，自从公开发言开始，我的自我审查就非常严重，早年的新闻训练以及后来的学术训练会让我斟酌每一个用词。不仅是担心网暴，还有法律风险，尤其是我监督其他部门、机构工作的时候。

哪怕是文章发出之后，我也会再重新检查很多遍。后面我也的确经历了一场被诉名誉侵权的官司；但由于我准备的非常充分，再加上多个因素的叠加，对方撤诉了。

话说回今晚，我先是看到“小悟生心理”的公众号被封。这已经是一周之内，我的朋友圈里，被封的第三个账号了，我赶快看了一眼自己的账号。安全。

我相当紧张地措辞，准备发豆瓣，不知道此时应不应该表达我的焦虑；因为如果有心人在此时看到反而来举报我，得不偿失。又过了一会儿，我又看了一眼后台：我多虑了，账号已经没了。

而这次导致我被封禁的文章，是我去年七月份发的一篇关于"武大图书馆"事件的法律科普。那篇文章里，我科普了国内现有的法律规定，分享香港大学的校园反性骚扰制度作为参考，呼吁内地更多高校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还有的内容我其实也记不清了；但文章发出之前，我请很多专业人士帮我确认内容的准确性（所有我拿不准的文章，我都会请专业人士帮我把关）。以及，那篇文章当中，我的情绪相当克制，因为我非常担心有人会对我进行网暴（后面也的确有大量攻击辱骂的留言）。

但文章阅读量其实也不高，最初的传播周期（文章发出一周后）之后，阅读量只有5000，这只是我大部分文章的平均阅读量，远不是一个热点评论文章的关注度（因为的确写得很详实很长，相信很多人都没耐心看）。是后面，有其他粉丝基础更大的老师分享了我的文章，阅读量也才上升到一万五。

但，时隔七个月，我竟然因为这篇文章被炸号了。我也觉得挺莫名其妙的，因为我也有很多文章被删。为什么当时不删我的文章，现在反而来封禁我呢？

而且，我账号中更主要的内容，是关于公益行业的科普，以及公益相关事件的监督。更让我觉得自豪的是，我推动的这些事情都有进展，各位公益行业的同仁都可以见证。因为这些内容，我有了跟许多业内伙伴沟通交流的机会；今年，我也筹备了许多事情在推进。但这些，都因为前面提到的这篇文章，一起消失了。（对，大部分文章我都没有备份。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依赖灵感创作的人，大部分时候是想到了就直接在后台写，连本地文档都没有）。

说到这里，我想表达的是，我甚至有可能是你关注的、还在进行社会事件追踪的账号里，最温和的一个了。有的时候我甚至避免表达观点，只是把我认为的关键的证据陈列出来。但饶是这样，账号还是被封了。我一味地退让，小心翼翼，面对红线的收缩也还是没有办法。

二、流放地｜我们距离穿衣自由还有多远？

微信公众号“流放地”长期关注性少数群体权益与相关社会议题。中国数字时代中国数字空间对该账号进行了收录，并保存了部分相关内容。

在妇女节前夕的这一轮集中封禁行动中，“流放地”也成为被关闭的账号之一。与许多关注性别议题的公众号类似，该账号的内容多涉及性少数权益与社会讨论。

在中国数字时代收录的一篇文章中，因为身穿女装汉服而被故宫拒绝入内的颜颜发文提问“我们距离穿衣自由还有多远？”

在这篇文章中，颜颜写道：

我认为，故宫派出所的⾏政⾏为的理由是在对“奇装异服”概念进⾏类推解释，适⽤规定错误。故宫派出所引⽤的“故宫参观规定”即《故宫博物院参观须知》，第（⼆） 2 条：“酗酒、⾐容不整、奇装异服者以及⽆监护⼈陪伴的⽆⺠事⾏为能⼒者或限制⺠事⾏为能⼒者，谢绝⼊院。”

的确有规定限制奇装异服者⼊院，但我当⽇所穿的⼥式汉服是清汉⼥服装，是清代汉族⼥性的主流⽇常着装，是中国的⺠族传统服饰，不应属于“奇装异服”；其次，《故宫博物院参观须知》第（⼆）段第 2 条原意应是保护故宫古建筑⽂物安全和保障游客有序游览，⽽我穿着清汉⼥服装的⾏为并不能预⻅会危及故宫古建筑⽂物安全或破坏游客有序游览秩序。

这是颜颜当天穿着的服装

我认为，故宫派出所没有尊重我作为旅游者的⼈格尊严。我国多次在国内外场合承诺反对针对性少数的歧视与暴⼒的政策：2018年11⽉6⽇，我国在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中国第三次会议上，明确阐述⽴场：“我国⼀贯尊重LGBT+群体的健康权，并给予其平等的社会保障”；2020年7⽉8⽇，中国在联合国⼈权理事会性倾向和性别认同反歧视独⽴专家专题报告对话会议上明确指出：“中⽅反对⼀切形式的歧视和暴⼒，包括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暴⼒和不容忍现象。”

我作为性少数群体，由于在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上与⼤众不⼀样，在⽇常⽣活中⼀直以⼥性⾐着打扮⽣活。故宫派出所以“禁⽌奇装异服⼊内”为由的⾏政⾏为实质是一种对跨性别群体的歧视，剥夺了我作为中国公⺠合理利⽤⽂化遗产、参与⽂化活动的权益。

三、自由娜拉NORA｜持续关注被忽视的人

“自由娜拉NORA”是一个缘起于“铁链女事件”民间行动的独立媒体项目，长期关注中国人口贩运问题与精神障碍者权益，并推动相关议题的公共讨论与政策倡导。

该账号通过发布调查资料、政策分析与倡议文章，对相关社会问题进行持续记录。

在三八妇女节前夕的一轮封禁行动中，“自由娜拉NORA”也遭到封禁。

中国数字时代此前收录过“自由娜拉NORA”发布的多篇文章，其中包括多篇对“铁链女事件”三周年的回顾与研究报告，分析讲述精神障碍女性权益不被保护的现状。

相关阅读：

• 【404文库】自由娜拉｜《“链女铁事件”三周年民间报告》第三章
• 【404文库】自由娜拉｜《“链女铁事件”三周年民间报告》第四章

报告第三章的部分内容这样写道：

国务院和各级政府在反拐行动中，往往将未成年人作为优先保护的对象，对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视值得肯定，但对农村精障妇女的关注和保护则由于该群体的多重边缘性，在政策执行中遭到忽视。

我们在对2024年内几个部委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检索中发现，部委的宣传内容中，“儿童/未成年”关键词的出现频率，远多于“拐卖”“残疾/残障”“妇女”“精神障碍/残疾”“心智障碍/智力障碍/残疾”等关键词。一定程度上这也反映出在对特殊群体的保护工作中，农村精障女性难以获得足够的能见度。

她们位于“农村”，但并不在农业与农村部的规划与工作中得到重视；她们具有“精神障碍”，但精康融合的项目资源往往聚集在城市地区，尤其是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她们是易被剥削和拐卖的妇女群体，但当前基层的妇女权益保障工作中，她们往往是因经济困难、家庭暴力、（在城市中）流浪无着等性别困境，才罕见地被基层工作人员“看到”。

即便如此，精神障碍和智力障碍使她们重度失语，即使在少数被媒体和舆论关注的案件中，包括丰县失连女事件、山西和顺“被收留”事件，她们依旧被视为无法为自己求助、发声、做决策的个体，许多时候被家人、收买者、公权力、精神卫生专家、主流媒体与自媒体代表发言。

从疫情的强力清零治理、公安部发起的打拐专项行动与“团圆”行动，到政府主动宣传的四川巴中的案例【21】，我们看到，政府并非缺乏解决此类案件的资源与方法，但如何让这种“特事特办”、“运动性执法”的路径依赖，转变成政府在反拐行动计划中所说的“集预防、打击、救助、安置、康复于一体的反拐工作长效机制“与”反拐工作协调、配合、保障机制“，是所有国家公职人员应该反躬自问的问题。

以上，是本期节目所选取的被封禁的媒体、自媒体账号。本期节目所选读的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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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设立【CDT关注】栏目，旨在发掘并助推中国境外网络中反抗中共专制的努力，尤其是华人世界勇敢的声音和行动。

一、普通智人｜带着关怀与行动迈入2026 ——十一位女权主义者的年度总结

《普通智人》是一份关注中国社会议题与公共讨论的电子报，聚焦社会正义、文化和性别。

2026年初，《普通智人》发布文章，汇总报道了部分中国女权主义者在2025年的经历。

中国数字时代对该文进行节选，读者可点击这里阅读全文，或点击这里订阅电子报。

以下是节选部分内容：

弦子，33岁，自由职业者

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我年底关注到了遭逼婚后逃家女生的个案。这些女生在结束义务教育之后，家里就不让她们读书或工作了，而是让她们处于等待婚姻的状态。她们往往会在小红书之类的社交平台求助，有的女生在大家齐心协力之下，安全地去了别的城市；但也有的女生回了老家，之后她们的手机可能会被收走，就不能再对外界联系。

很多求助是在小红书或者抖音上被发现的。会有很多女生愿意帮她们，比如提供策略，或者线下去陪她们报警。但是资源特别匮乏，如果没有官方介入，你是很难跟她的家人抗衡的。地方妇联和救助站缺乏可持续的资源，而如果涉及到民族问题，警察会更加用维稳的思路去处理，媒体也更难有空间报道。女生在中间是受到双重的压迫。

我在之前其实根本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还会这么普遍地发生，尤其是在民族和宗教的维度上。小红书或者抖音，因为算法问题，也是个比较封闭的平台，所以虽然有个案的求助，但很难让大家持续的将这个问题作为社会议题去关注。

另外一段经历是，去年和一群朋友共居了一段时间。她们从主流的生活方式中撤出，深入彼此生活、互相支持的状态，给我提供了一种对女权主义生活的想象。

当然大家拥有的东西都很少。比如你不再为父权制添砖加瓦，离开公司去做自由职业，中间也要付出很多个人的代价，要维持生计。所以这个乌托邦会处于一个漂移、不安稳的状态。但大家确实会为了女权和友谊，而为彼此承担更多，希望尽力地去维持它。

如果这个社会能给年轻女性和非主流的人提供更多资源，其实我们就有更多的自由，可以去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

2025年3月，英国伦敦中国女权主义者缝制的妇女节游行标语 来源：@weareallchainedwomen

汤包，32岁，失业女青年

回想起来，很多线下女权小伙伴的“奔现”，往往都是经由朋友介绍，或因同在某个共同的群聊而相识。今年也不例外。在朋友的牵线下，我和一位伙伴在线上简单聊了聊，得知彼此身处同一座城市。虽然平日都有全职工作，但也觉得或许可以抽空见面认识一下。

起初的交流中，我们很默契地避开了敏感话题，直到真正要见面时，才开始谈及各自正在做的事情。原来，对方正在筹备一个反家暴的公益行动社群，希望我也能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我当即表示愿意参与，并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一些行动经验与思考。

随后的交流更是愈发热烈，我们彼此回应，在碰撞中逐渐形成共识，也更加清晰地意识到，我们共同的愿望，是推动女权真正迈向现实与行动，哪怕只是跨出微小的一步，也足以让人感到振奋与雀跃。

二、中国民间档案馆｜生育率下降的另一个视角：当女性要求拿回身体的自主权

中国民间档案馆日前发表文章《生育率下降的另一个视角：当女性要求拿回身体的自主权》，作者以2025年在加拿大顺利实现“单身生育”的亲身经历为引子，通过对比中西方在生育政策与公共意识上的巨大落差，深刻剖析了中国乃至东亚陷入“生育率寒冬”的制度与文化根源。

作者指出，加拿大将生育视为“公共基础设施”，采取不局限于异性婚姻的包容态度；台湾也在尝试将生育权与婚姻脱钩。相较之下，中国目前的政策依然未能摆脱父权制的底层逻辑——女性的身体长期被视为国家人口治理的“资源”而非自主的主体。从过去的强制计划生育，到如今拒绝单身女性冻卵（如徐枣枣案），体制始终在试图管控而非真正赋权。

文章进一步提出,东亚女性的“生育罢工”实则是一场针对高压社会结构、精英化养育焦虑以及父权制剥削的集体反抗与理性止损。

作者抛出一种观点：低生育率或许不应仅被视为需要解决的“危机”，而是人类面对生存压力的一种自然生物调节，甚至是生态系统的自我纠偏。

真正的解决之道，不在于为维持经济增长或国家绩效而“催生”，而在于彻底归还女性的身体自主权——只有当女性真正拥有说“不”的权利，不再作为工具被审视时，生育才能回归其作为人类生命繁衍的自然本质与应有尊严。

以下是文章内容节选：

作为单身女性，我在加拿大接受有关生育的医疗服务、政府机构的行政程序和福利发放方面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但更触动我的是这里公共意识的进步，相关从业者会有意识地使用“包容性语言”，将单身人士当成主流的一部分。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NGO组织的线上育儿课程，讲课的是一位产科护士。当她提到“partner”的时候，特意解释：partner是指“育儿搭子”，可能是你的丈夫、妻子、同性伴侣、朋友或者父母。这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因为她作为一个公共事业的代言人，不默认你在异性恋的婚姻关系中。

去年，我所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投入了6800万加币的公共资金资助IVF疗程（俗称的“试管婴儿”），每个名额最多资助1万9千加币，异性夫妻、单身女性、同性伴侣或性别多元家庭均有资格申请。这是一次政策的“精准投放”，政府选择去推动那些已经具有强烈生育意愿的人。这也意味着，国家把生育从“私人责任”提高成“公共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虽然中国在不同的阶段改变了生育管理的目标，但从未放开对女性的控制和施压，才会反复出现“想生的不能生，不想生的被迫生”的悲剧。女性的身体所承受的高度侵入和高度功能化，揭露了父权制最野蛮的一面。

如今，全球很多地方都出现生育率持续下降的现象。不过，对中国以及同样处于东亚社会的日本、韩国等来说，问题似乎更加严重。抛却政治、经济因素不谈，其实这本质上是一场全民（尤其是女性）的“生育罢工”。有充分的事实证明，在这些国家，政府即便祭出全方位的利好政策，或者直接“砸钱”，对扭转生育颓势的效果都微乎其微——东亚社会的深层社会结构和文化特质，严重地影响着这些地方的女性生育意愿。

就我对身边中产圈子的观察来说，很多人不但把自己的人生当成不断打怪升级的绩效项目，也把育儿当成自己的一个高压绩效项目。一旦生了小孩，就要把孩子培养成合格中产、社会精英。对孩子的期待不是成长为一个健康的人，而是要“跨越阶层”或者至少不“阶层下滑”。对精英化的养育的推崇，带来的不仅是高企的经济成本，更沉重的是一种心理成本——即必须确保孩子的人生“成功”，避免“失败”。而东亚文化对“成功”的定义极其狭窄，标准却又极其苛刻，容错率极低，导致无数人挤在同一个模板中卷生卷死，难以找到退出机制。

与此同时，在这些地方，育儿责任高度私人化，缺乏公共设施的支持。社会默认育儿是家庭劳动——更确切来说是女性应该承担的劳动。女性不但是“养育者”，还是一个“项目经理”，是孩子的直接和最终责任人，承担着几乎全部风险。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提出一个更深的疑问：生育率下降真的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吗？如果没有资本主义要求的不断增长作为最高目标，人类为何要继续扩张？我们的生态环境、我们的星球、就连我们自己的人生，都已经不堪重负了，不是吗？

除了政治与社会的原因，生育率下降也可能是正常的生物对于环境压力的反应，也是生态系统的神秘“纠偏”机制。在动物行为学和生态学中，研究者早已发现，当种群过于拥挤、竞争过强、社会关系高度紧张时，一些动物会自动减少繁殖、放弃育幼，甚至在资源充足的情况下走向种群崩溃。因此，人类社会的低生育率，未必只是观念的变化，也可能是对高密度、高竞争、高压力环境的一种生物性适应。

如果这个社会无法改变（或者仅仅是“接受”）这种深层结构，却试图以“发钱”、“催生”的奖惩机制来干预人们的决策，无疑落入了典型的系统困境：试图以制造出了问题的逻辑去解决自己制造出的问题。

三、柴静｜柴静对话梁中堂：一项危害人民的“国策”怎么能走了几十年？

柴静在她的YouTube频道中发布了一期与中国人口问题学者梁中堂的对话节目。节目中，柴静与梁中堂就中国1979年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展开对谈。

1979年，中国开始实施一胎化政策时，30岁的梁中堂就公开表示反对。他预警这一政策将造成养老危机、劳动力匮乏和人口老化，并提出说“未来你们想让人们多生，至少会像今天想让人们少生一样难”。近40年后，当预言成为现实，他感慨：“用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的一个民族的弯路来证明我的正确，其实是一个很伤感的问题。”

梁中堂提出的“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政策”曾得到胡耀邦、赵紫阳的关注。1984年他给胡耀邦写信反映计划生育“长期建立在与群众对立的基础上，违背客观规律”，这封信获得批示要求测算。1985年，山西翼城县成为他方案的试点，五千个独生子女家庭的数据竟是虚假的统计。试点实施后异常平稳，1985-1991年翼城平均生育率2.158，低于全国水平。但这个试点从未得到推广机会，梁中堂说：“我领着几个人在北京待了五六天，连王伟（时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在不在北京都不知道。”

1989年后，翼城试点被称为“赵紫阳的试点”。在1990年的学术会议上，梁中堂公开反驳：“翼城实验是1979年我提出的学术观点与实践的结合，不能因为政治风波就把赵紫阳参与的所有事都否定了。”他坚持邀请媒体到翼城调查，自印书籍寄给软禁中的赵紫阳作“交代”。2012年他撰文称《计划生育法》是“中国法学的耻辱”，并当面将这本小册子送给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珮云。他说：“我把一生的生命给了它（计划生育），然后发现它应该是一个废弃的（政策），所以最有资格（要求）废弃它的就是我。"

梁中堂认为计划生育的根本问题不在一胎或二胎，而在于政府干预生育本身：“生育权是国际公约共同确定的，公共部门不该干预。”他又批评当前鼓励生育的政策仍在重复当年的错误：“现在许多宣传和1979年提倡一个孩子一模一样，那个氛围和感觉都一模一样。”

梁中堂的大部分著作只能在小出版社出版，但他说：“我还能够自由地发表我的看法和认识，只有这个享受就够了。”从1985年起，翼城老百姓每年给他寄小米，他吃了40年。他认为自己的价值是“历史中有记录显示，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思索过、反思过、反抗过”。面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实，他坚持：“生育率不是原因而是结果，中国应该考虑的不是直接的人口政策，而是持续改革，让市场经济释放人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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