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 72 小时，我们对谈了 20 多位在进出口体系各个环节的参与者，从平台到商家，从品牌到物流商，从工厂到他们的零部件供应商。

就在对谈期间，数字一直在变，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从 54%（包括上一轮冲突加的 20%）变成 104%，昨夜又涨到 125%。

没什么类似苹果包飞机紧急发货去美国，和加税抢时间的战斗画面，甚至从中国到美国的航空运费还降了。特朗普上台头两个月，担心重演 2018 贸易冲突的从业者已经发了货，而没发货的商品很多也没有利润空间坐飞机。

糟糕的信息传播环境也没帮上他们。从业者大多在微信群、小红书里看分享来的多手信息，不只一位因此误以为美国没有公布清关截止日期，实际 4 月 2 日的行政令中已经写明美国东部时间 4 月 5 日凌晨 12:01 前装船的货物不受新关税影响。最新的进展是美国对中国加征税率涨到 125%，暂缓对其他主要地区高额的对等关税 90 天，只征收 10% 基准关税。这意味着通过东南亚等地区组装或中转商品出口美国的公司可以稍微喘一口气，但也不根本解决面前的问题——任何复杂商品的供应链都不会在 90 天内从土里长出来，产业工人也不会。

如果停在这个幅度，有些公司在美国的生意可以继续，有些只能转战他国或者停产裁员。但经过这几天，谁也不敢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等待是这一次的主要情绪。从中国生产商到美国客户都在等，看有什么变数，有什么转机。别的也没太多可以做的。一个工厂主和美国客户打了半小时电话，正事 10 分钟就聊完了，剩下 20 分钟就听着客户吐槽那个橙色的家伙有多愚蠢。

道理已经不值得讨论。琼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一如既往地在《每日秀》提供了理性解释：“我们总是怪全世界的人——可这个世界秩序是我们在二战后亲自设计、亲自维护的。我们是有史以来最富裕的国家，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秩序的受害者。如果我们国家存在不公，责任在我们自己。这主要不是供给或者贸易公平问题，是投资和分配的问题，是我们他妈自己的问题。”

用消费市场威胁对手不是新招数，美国远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国家。但当最大消费国家以此为武器威胁自己塑造的战后贸易体系，并且无人知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动荡随之而来。

美国社交网络开始流行调侃特朗普治国像玩 5D 象棋。但对于被夹在 125% 关税里的所有人来说，这实在也没太多可笑的。

货运公司：飞美国的空运价格降了，飞中国的是疫情高点的 3 倍多

货代公司创始人："4 月 9 日前，这批车床必须到中国 "

去年下半年竞选期间，特朗普就威胁要对华加税。中国出口商今年初就开始把货空运到美国，于是中国到美国的空运价格在 1 月底涨到 50 元/公斤，比往年高出 10 元。最近中国到美国的空运价格反倒降低，上周价格是 35  元/公斤，这周是 30 元/公斤。

但从美国进口商品的人没有预料到关税战的快速升级。4 月 4 日，中国宣布对 4 月 10 日后启运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 34% 关税。中国进口商们慌忙囤货，货代公司创始人庄哲明眼见着纽约到中国的航空货运价格，从 1 美元/公斤（约 7.3 元/公斤）一路上涨，在 4 月 7 日来到 10 美元/公斤（73 元/公斤），比疫情期间的最高点还高出两倍。

“现在有点像疫情，谁掌握了运力，谁就能控制市场。” 他说。

4 月 7 日晚上 10 点半，他的一位客户发来消息，要求他在 4 月 9 日前，将一批车床从美国运到上海。4 月 8 日，客户得知前一晚特朗普再次宣布对华加征 50% 关税的消息，开了一上午会，因为担心中国政府会再次反制，又要求将这批货转到对美 0 关税的香港。

大学毕业后，庄哲明就进入物流行业了。他在一家央企工作 13 年后辞职创业，正赶上中美贸易冲突，大批中国制造企业去越南设厂，出口美国。于是，他跟随客户来到越南，开设物流公司，帮助制造企业将工业品从中国运到越南。

创业期间，他每周飞一次越南，在胡志明、河内设置办公室，本地员工数量逐渐涨到 13 个。他给他们弹性的工作时间，找老师教他们中文，给销售明星提供奖金、休假和免费中国旅游的机会。

可这次，美国宣布将对越南征收的 46% 关税。听到消息那天，他人在北京，有点担心，遣越南本地员工去跟客户谈。他也和同行交流，看到越南主席很快和特朗普通了电话，才放下心来，认为危机能够解决。很快，他的猜想应验，对等关税生效 14 个小时后，特朗普宣布暂停中国之外主要地区的对等关税 90 天，只征收 10% 基准关税，包括越南。越南的中国企业们，又有了喘息的机会。

全球药企员工：半夜要求美国同事紧急发货，赶上了最后几班飞机

Kitty 所在的一家全球药企这两天已经 “乱得炸锅”，她是中国区的员工，4 月 7 日晚刚刚把孩子哄睡着，她不得不半夜和美国工厂的同事紧急开会。

她必须和时间赛跑，赶在 4 月 10 日 中国对原产于美国的所有进口商品加征 34% 关税（4 月 9 日这个数字又跳升到 84%）生效前，让原产国在美国的产品都紧急发货，“明天前全部发出（4 月 9 日），所有寄往中国的药品全部优先处理。” 最近两天的发货量基本是他们 1 个多月的 DII（库存周转率）。

她还向总部申请要求调整中国区的业绩目标，这是她能做的全部事情了。Kitty 忍不住向她的美国同事抱怨，对方也很无奈。

和其他商品因为关税成本增加还可以选择商品涨价的方式不同，Kitty 所在药企的药品在中国现在还有 VBP（Volume-based procurement，带量采购），VBP 药品指的是在招标公告中公示所需要药品及采购量，不能随意涨价。

Kitty 说，他们本来担心定不上货运的航班仓位，预期很多公司都会赶在这几天的窗口期运输一大批货物进来，结果发货过程意外顺利，“我们在应对上比较积极，听说一些同行这几天都放弃抵抗，静观其变了。”

港投跨境物流创始人：相信洗牌期总有机会，开始布局北非、中东

4 月 9 日，找 Winde 的消息就没有停过。这位前京东管培生习惯穿西裤和皮鞋，说话字正腔圆，声音像播音员。客户问他美线物流价格的变化，他说运费会增加 5 元/公斤，“这是低客单价企业无法承受的涨幅，也是高客单价企业的机会。”

前一天，他刚走访两家制造业工厂，一家做五金，一家做家具。他看到工厂主的无奈。他们的美国订单都暂停了，生产也不是，不生产也不是，尴尬地卡在中间。不生产，员工、设备、原材料都在那里，多停工一天，就浪费一天的钱；生产，万一后期采购商毁约甩货，工厂就要承担库存风险。

他也看到同行们的无奈。货代因为快速变动的关税无法提供准确报价；而不提供准确的报价，也没有客户愿意下单，于是一些货代公司被迫暂时停摆。4 月 9 日，一位外贸业务员说，她负责的货已经在当天上午到达货代仓库，但临时暂停，货代开了一上午的会，下午才给出运费涨幅。

他所在的货代群，有人调侃别再工作，干脆去云南旅游。Winde 可不想去。他是充满干劲的那一类，相信洗牌时期总有机会。他已经开始布局北非、中东的业务——工厂总要生产，不能卖到美国，总得去别的地方。

物流数据分析师：我告诉客户，绕过关税有三种合规的办法

分析师李瀚明是把爱好变成工作的那类人，能准确回答关于物流行业的所有问题，从美国清关文件的填写方式，到观看飞机的最佳位置。

他一直很忙，每年飞四五十万公里，在全球见客户，为物流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他总是同时做至少两件事，比如在开车时打电话做分享。难得的闲暇里，他会开车去机场附近，看庞大的飞机从头顶掠过。

今年，他尝试安排更少的工作，让自己慢下来，可关税又让他忙碌起来了。外贸企业（货主）和货代找到他，询问如何绕过关税。有企业想了解其他可能性，暗示他 “探讨各种各样的选项”。他为焦急的客户们介绍三种合规的办法：

1. 分拆进口。美国对美国原材料含量超过 20% 的产品提供豁免。一款只有 10% 美国材料的商品，可以拆分成两个零件，确保其中一个含量超过 20%，企业就可以节约大概 20% 的关税支出。

2. 供应链套利。比如把越南的工厂搬到印尼等其他国家。当然，如果将来印尼对美国顺差增大，特朗普也会对印尼动手，但至少有一个窗口期。

3. 调整纳税策略。跨国公司可以根据中美两地税率差异，通过调整美国海关申报价格，选择将利润放在中国还是美国。比如实际成本 100 元、售价 500 元的商品，中间有 400 元利润，如果向美国海关申报 200 元，那就是将 100 元利润留在中国、缴中国的企业所得税，300 元缴美国的企业所得税；申报 400 元，就是 300 元缴中国税、100 元缴美国税。申报的价格越低，交的关税越低，但是要在美国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就越高。

总之，这位喜欢看飞机的分析师说，洗牌时刻来临了。接下来，外贸将进入 “资源时代”，产品、客户（指最终端的消费者）、关系，掌握这些资源的公司，才能生存下来。

生产商：停摆，停摆，只想要稳定的政策

家居品外贸工厂厂长：加 54% 或者 104% 其实都行，只要稳定

29 岁的张洁在六年前接手家里的工厂，那时她刚从法国留学回来。接手前她也犹豫，毕竟工厂 “很累、很土、很烦、很难管”。

她去深圳的互联网公司投资部门实习，在这座 “跨境电商之城”，出租车司机在聊跨境，地铁广告是亚马逊服务商，电话广告是换汇无忧。她被气氛感染，回到家里接管生意。

每年 3、4 月是美国新财年的开始，大客户着手做全年计划，会向供应商口头承诺需要的货量。合作多年的客户早已建立信任，工厂会开始规划模具，甚至提前备货，等待正式的合同。

频繁变动的美国关税打破了这种默契。货物已经生产完，但美国客户不敢要求发货，担心关税再次变动；客户也不敢涨价，唯恐涨价后又有变化。美国是公认的最好的市场——消费者有钱，销量足够大，而且足够统一。不像欧洲，" 市场小，要求多 "，每个国家一张标签，要求各种证书，市场小，环保、劳工保障要求又高。

“54% 还是 104%，其实都行，只要稳定就行。” 她说关税总有办法解决，大不了在销售端涨价，销量降低。直到 4 月 9 日深夜，关税税率还在变。

创意礼品外贸公司创始人：美国订单停摆，应对方案只做到了加税 35%

“我不焦虑。” 洪亮是当天少数听起来就乐观的从业者之一，不过他不焦虑不在于有什么对策，而在于自己可以等。能等是因为他有自己的工厂，客户下了订单再出货，不做库存，而且美国市场只占业务的 1/3，客户也足够多元、分散，所以美国关税有影响，但影响有限。

他毕业后被分配到海运行业，做外贸至今快 30 年，经历过外贸的国企体制改革。改制后，他不想再做海运，因为受制于船司，只能当中介；而贸易 “从有人类开始就永远存在”，更长久、更广阔，于是选择创立外贸公司。

电话里，他谈论国际局势，讲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去中国化和通货膨胀。提到这次加税，他反复说到 “停摆”“终止”。

美国客户的订单开始 “停摆”，原本 10 万件的单子，客户只下 1、2 万件。因为有些商品必须要卖，没有替代供应商之前只能买。现在囤少一点，降低风险。

公司开会已经 “停摆”，因为没有应对方案。

和美国客户的讨论也 “停摆”，因为讨论没用。2 月初加 10%，还有的谈，供应商和客户一人一半；加到 20% ，也有的谈，供应商承担 7.5%， 美国客户 12.5%。到了 4 月初，加到 54%，已经谈不了了。中国制造企业利润率普遍在 10%，“你怎么降？”

洪亮说，到了这一步，是国家与国家的博弈，企业没什么能做的。关税 35% 的时候，企业是有办法的，增加自动化，或是出海建厂。当关税超过 50% ，“所有努力都没有用了”。除非如特朗普所愿，去美国建厂。

他已经调低了预期。年初，他猜到利润会下降，但希望销售额不变；加征关税后，他只能接受这个一定会到来的事实 —— 今年利润、销售额都会大幅缩水。

为美国大型商超供货的纺织厂业务员：能做的只有投保，客户拒付尾款可获赔 80%

特朗普宣布加征关税那天，Cindy 看到新闻，没有在意。直到清明节后上班第一天，她看到的第一封邮件，就来自美国客户。因为关税，他们要求已经生产的货物暂停发货。

慌也解决不了问题。她很快冷静下来，拿尺测量箱规，根据尺寸数据询问货代的 DDP 报价。DDP（Delivered Duty Paid），一般指 “双清包税” ，即由货代处理门到门运输的全部环节，因此 DDP 价格包含出口报关、目的国进口清关以及关税等全程的所有费用。加关税的幅度看着可怕，但具体到一些订单，最后的价格没有那么离谱，于是客户支付了货款。

目前，Cindy 的大客户们都没有毁约，只是关税还未稳定，因此暂停发货。美国的零售巨头，从沃尔玛到亚马逊，都非常依赖中国。他们甚至拥有自己的船队，从中国到美国运货。

沃尔玛早就意识到了依赖单一地区供应链的风险，在近几年尝试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媒体援引数据公司 Import Yeti 的提单（货运证明）数据称，2023 年 1 月至 8 月期间，沃尔玛进口至美国的商品中，来自中国的货物比例已经在降低，但依然占到 60%。4 月 2 日对等关税宣布以来，沃尔玛股价在六天里跌去 7%。

作为整体的中国供应链拥有强大的竞争力，但其中的每一个个体，尤其是中小外贸公司，在掌握品牌、渠道和消费者的客户面前，几乎没有议价权。Cindy 的公司已经于去年在东南亚建厂。这几天客户的新订单，都下在了东南亚。她听说很多只在国内建厂的公司，已经被美国客户要求暂停生产。面对强势的大客户，Cindy 能做的非常有限，只有购买保险——如果客户未在约定账期内支付尾款，保险公司会赔付货值的 80%。

贸易公司：进退两难，唯有等待

主销美国的家居品外贸公司企业主：做生意以来的最大挑战，期待两国协商

前英语老师程宁 2015 年开始创业，把低价餐具等家居用品卖给外国客户，其中美国占到 80%。他说自己的十年创业路平淡，没有能脱口而出的波折，直到这轮关税来临。

加征额度达到 20% 的时候，他还有办法解决，和客户商量，在合理范围内把清关申报价调低。关税费用会增加，但增幅有限，由客户承担。

加到 54% 之后，客户无法消化，要求程宁降价。客户抱怨特朗普 “crazy”，他理解客户的难处，所以愿意配合。降价后，程宁的净利率还能维持在 5% – 10%。他跟客户达成协议，如果后续关税恢复正常，还是要恢复原价。

直到 125%，他们彻底没有了解决办法。原定要下单的客户，现在都在观望；如果客户下单，他也有压力，担心客户不给预付款，或生产出来却不给尾款。

“这是我做生意以来碰到过的最大挑战。” 他说。但又保留了创业者所必需的乐观。他期待高关税不会一直存在，可能只维持 3-6 个月，“因为中美也会协商。” 他不能干等，正计划下半年去欧洲参加展会，开拓新的客户。

独立站卖家：办公室里很平静，之后可能不需要那么多员工

4 月 9 日，关税战你来我往的最高峰，但独立站卖家牟阳谦去健身了。他最近不喜欢待在办公室，喜欢出去跟同行聊天。

两个月前，特朗普第一次加税并宣布取消 T86 小额免税政策时，他还很慌乱。那是 2 月初，他刚刚结束春节假期，打开电脑准备发货，就收到物流公司涨价的通知。他一下 “懵了”，但很快开始行动。他做跨境电商 8 年，经历过最难的时候是疫情期间发不了货，但也熬过来了。他把那次关税上涨视作仅次于疫情的挑战，说 “中国跨境人的韧性，都是被政策逼出来的。”

当时他马上想出几个对策：联系工厂，把商品重量压到 500 克以内，帆布包改成超薄尼龙包，节省物流费用；联合同行与物流商签对赌协议，用更高的货量，置换更低的物流价格……最后他什么也没做，决定暂停在美国投放广告，先观望。

三天后，T86 因美国海关无法查验如此海量的包裹，而暂缓取消。他获得了喘息的时机，但心有余悸。于是 2 月开始，他陆续裁员。总共 22 人的公司，已经裁掉三个美国市场的运营员工；如果 T86 真的按照规划在 5 月 2 日取消，他打算放弃美国市场，再裁掉 3-4 名员工。

美国市场占到他公司销售额的一大半。他做服饰，利润本就微薄，加上超过 100% 的关税，必定是做一单亏一单。

面对绝对超出承受范围的关税数字，他不再像两个月前那样寻找对策，因为已经没有意义。这天 12:01，他说办公室里很平静。员工们照常吃饭，照常休息。没有人谈论关税已在此刻生效。

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经历过 100% 关税的时候，现在 "Nothing to lose"

特斯拉供应链：和客户一起扛过几轮冲突，现在考虑断供

2019 年特朗普政府第一次对中国汽车零部件加征 25% 关税。一位知情人士说，部分中国供应商帮特斯拉承担了 6 个百分点，特斯拉承担 19 个百分点，然后涨价卖给美国消费者。

2024 年美国对中国锂电池加征 25% 关税，同样是特斯拉和中国电池公司共同承担。2025 年 2-3 月生效的 20% “芬太尼关税” 均由特斯拉、福特、通用等美国车企承担，再由美国人承担。对汽车供应链来讲，最重要的是供货稳定性，而非价格。

特斯拉和大部分中国供应商的合作关系都建立在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基础之上 —— 创业之初，它找不到愿意做的美国、欧洲、日韩供应商。这种合作关系兼具信任、默契、冒险精神、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信仰、共克时艰的道义，难以被取代。

因此当今年 3 月末，特朗普宣布 5 月初开始对全球汽车零部件再次加征 25% 的关税时，二级市场和供应链并未震动。大部分股票交易员和供应链人士依然沉浸在对即将面世的另一个重磅产品——特斯拉第三代人形机器人 Optimus 的期待中。中国供应链这一次依然是深度参与者，Optimus 的 28 个关节全部来自三花智控、拓普集团。

一位供应链人士当时向我们分享了他们正按照特斯拉要求奔赴泰国建厂的消息。“我们老板岁数很大了，复盘自己的职业生涯，核心就是 ‘财运好’，抱上了特斯拉这个新能源时代最粗的大腿，我们战略就是相信特斯拉，相信马斯克。” 他说。

至于关税，大部分人对此早有预料，只不过是另一个 “25%” 而已，整个供应链还有 1 个半月时间协商调整。

一位知情人士称，特斯拉采购团队当时只是要求中国供应商加速墨西哥工厂的产能爬坡，尽可能增加墨西哥出口的零件比例，并未开启关税谈判。按照特斯拉现有的自主提货、清关的方式，特斯拉也会承担这 25% 的关税。

事实证明，连带领 DOGE 整顿美国政府部门的马斯克都没能预料到这次关税冲突会超过产业链的承受力。

4 月 4 日，特朗普宣布对中国加征 34% “对等关税” 时，我们接触的多位供应商都没有即刻采取行动。一位特斯拉储能电池供应商人士后来和我们说，按照那天的关税（64.9%），和特斯拉的合作已经很难推进。等特朗普追加 50% 关税时，该人士说，“超过某个阈值，加多少都一样，都是做不了。” 从那天到现在，他们都只能观望，等特斯拉采购的电话。

当对等关税冲突袭来，汽车供应商和分析师才第一次打算搞清楚，特斯拉到底有多少零件来自中国。我们近期询问数位外资分析师和供应商，没有人给出具体答案，最大的数据和最小的数据可以差出 3 倍。

分析师在关税冲突第一天就已经算出 iPhone 的成本会怎样波动，但特斯拉与中国供应商极度复杂的合作方式，到现在也没人可以估算 Model Y 的成本会怎样被改变。

我们获得的一系列受到多数人认可的数据是，特斯拉北美 50% 的零件由中国公司提供，其中 20% 由中国直接出口至北美，剩下 30% 大部分由中国供应商在墨西哥的工厂提供。

一位分析师测算，按照 104% 的关税，特斯拉在美国的汽车成本将上涨 20%-30%，而通用和福特每年的净利润损失会超过 30 亿美元。

直到昨天，特斯拉与部分中国汽车供应商的谈判也仍未开启。核心在于，没有人搞得清楚 34% 和 50% 两轮关税到底会不会加给汽车零部件。

一位供应链人士称，等待许久后，今天已经有特斯拉供应商主动联系特斯拉，告知对方按新的关税价格交易，如果特斯拉有需要，可以在 12 个月内把产能切到海外低关税区域。这家公司已考虑在必要时断供。特斯拉暂未回复他们。

储能电池：125% 的关税依然有盈利空间，前提是特朗普不取消拜登的补贴政策

一瓦时储能电池的中国出厂价是 0.4-0.5 元，特斯拉组装成储能系统后在美国的售价可接近 3 元。原本如此大的利润和容错空间基本来自中国锂电池领域的技术、工程、规模优势。中国生产了全球 75% 的电池正极、90% 的电池负极、90% 的电解液，无可替代，拜登政府支持清洁能源，于是这些关键材料部分得到美国关税豁免。

特朗普加税宣布当天，摩根大通把宁德时代 2025 年的净利润预期从 670 亿元下调至 600 亿，完整剔除了宁德时代在美国的储能电池利润。“最坏的情况下，储能在美国的业务 ‘团灭’，nothing to loss”，一位外资券商分析师说。问及解决方案，他转了个金融圈流行的笑话——装着 6-12 个发动机的走私专用快艇（俗称 " 大飞 "）脱销，客户要绕开海关运货去美国。

目前中国电池公司在美国电池储能市场的市占率超过 8 成，特斯拉是最大的买家。电池储能也是目前特斯拉毛利率最高，增速最快的业务，去年对特斯拉净利润贡献比例超过三分之一。

储能电池零件众多，有的免税有的不免，分析师们也没有共识。一位外资分析师昨天给出的数字是 98.4%，一位从业者给出的数字是 114.9%。按照 114.9% 的关税，宁德时代和特斯拉储能电池合作的整个链条还有 10% 左右的利润空间。

但今天关税已经加到 125%，于是我们要求分析师再算了一次。结果是还有微薄利润，前提是美国不取消对储能领域的 ITC 和 IRA （二者均为美国针对新能源产业的补贴）。

按照特斯拉原本的计划，全球新能源和电动车供应链可以一起通过技术和规模降本，让更多的人负担得起电动车和电池，加速能源转型。

这是一种工程师式的浪漫理想，不掺杂任何政治。最终特斯拉确实建成了全球最高效的汽车工厂，不在奥斯汀，而是在上海。现在它和总部之间隔着 125% 的关税。

一家轮胎零件制造商：也经历过 100% 关税的时候，但之前的措施不适用了

王铭十多年前从他爸爸那里接手了家族企业，生产汽车用轮胎的骨架材料。他们的客户包括国内几家头部轮胎厂，其中一些客户在东南亚配置产能，主要用于出口轮胎到美国。

“目前还没影响到我们，但后续肯定会有影响。如果东南亚工厂供应美国的轮胎全部暂停，我们这样的供应商都会被波及。” 他告诉我们。

这些骨架材料其实是直径 1mm 左右钢丝，以特定的方向排列编织，位于胎面与胎体间。

从特朗普上周宣布加征对等关税开始，王铭与国内客户的订单谈判周期调整为月度，价格随行就市。外资客户暂时保持季度对者半年谈一次的频率。“大家都在想对策，影响太大了。但现在也就是等，唉”。

王铭的家族公司以及他们现在的客户基本都经历了欧美 2009 年以来两轮较大的对华轮胎关税限制。但之前的一些应对措施今天基本不再适用，一是税率太高、二是外部环境变化巨大。

2015 年，美国对部分中国轮胎公司开征 “双反” 税（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其中反倾销税从 14.4% 到 87.9% 不等，反补贴税从 20.7% 到 100.8% 不等。2017 年，欧盟亦正式立案对中国卡客车轮胎进行 “双反” 调查。

中国轮胎企业加速建立海外产能，并且开拓新客户。截至 2024 年 9 月，有 12 家中国轮胎企业建成了 15 个海外轮胎工厂（只统计自行新建工厂，不考虑扩建项目或并购项目）。但现在除了墨西哥，其他海外产能在这轮关税政策下基本没有利润空间。

跨境电商：被盯上足够久，能做的都做了

Shein、Temu 等跨境电商平台有更长的准备时间，因为他们早已被盯上。

2 月 1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签署行政令，称于 2 月 4 日起对所有产自中国的商品征收 10% 附加税，并在事实上取消了跨境电商重要的基础 —— 允许 800 美元以下包裹免税的 T86 清关模式。

过去两年，Temu、Shein 等中国跨境电商平台依靠 T86 快速崛起。2023 财年，有超过 10 亿件货物以 “小额免税” 进入美国。一份美国众议院的报告称，Temu 和 Shein 的包裹在其中占 1/3。2024 财年，“小额免税” 货物数量再次上升至超过 13.6 亿件。

T86 正式取消后，所有中国商品都需要正常申报进口：填写原产地、税号等信息并据此计算税额，大大拉长了清关时间并增加了商品成本。

大量涌入的原本免税、免审查的包裹很快堵塞了美国海关。2 月 7 日，特朗普宣布对华 T86 暂缓取消，但具体时间未定，要一直等到 “商务部长通知总统，已建立适当的系统来全面、迅速地处理关税收入”。4 月 2 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称系统已经建立，将于美国东部时间 2025 年 5 月 2 日上午 12：01 起取消对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小额免税待遇，并在一周后调整税率。如若顺利生效，此类包裹税率具体将是以下情况：

邮政包裹（通过美国邮政报关、进入美国的包裹）：

货物价值的 90% 或每件 75 美元（2025 年 6 月 1 日之后增加到每件 150 美元）；

非邮政包裹：

按照正常流程清关，缴纳包括基础关税、加征关税在内的所有费用。

比如，女士梭织长裤的基础税率是 28.6%，301 条款加征税率 7.5% ，今年以来加征关税 125%，总税率达到 161.1%。

另外，商务部长将在 90 天内提交一份报告，评估该命令的影响，并考虑是否将这些规则扩展到来自澳门的包裹。

Shein、Temu 都在尽可能降低美国市场的占比，曾经这个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在这两个平台上的销售额占比都超过 50%，据我们了解，如今这一占比降到了约 30%。

应对 T86 政策的即将取消和关税加征，这两家跨境电商公司的应对办法相似：

1. 转向其他清关方式，承担关税。

2. Temu 在美国市场加速推动全托管转向半托管，两家都在推动更深入的本地化，加速招揽本地商家，比如 Shein 在土耳其、巴西等地布局产能，Temu 计划在 4-6 月开放 6 个本本站点和 9 个半托站点（本本和半托都面向拥有本土发货能力的卖家，前者针对海外本地主体公司，后者针对中国主体公司）。

3. 把业务扩张重心转向其他国家，比如欧洲市场，Temu 的招商人员还在鼓励商家去加拿大、墨西哥等美区国家。

4. 考虑涨价，让当地消费者分担成本。4 月 8 日起，Temu 半托和本本模式下，美国站点，大部分商品的核价标准调整为亚马逊的 9 折（原为 85 折）。

关税成本的增加最终只会指向一个结局，消费者买到更贵的商品，但哪怕涨价之后，中国的便宜衣服、低价小商品，在全球依然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

但同样的商品价格上涨一定会导致销量下滑，跨境平台上游的生产商迟早会面对冲击。两位为 Shein 供货的工厂主告诉我们，关税还没有影响到他们的订单。他们对新信息没有那么关注。其中一位厂主，甚至没有听说过关税的消息，以为是我们胡诌。而他们的工厂已经和跨境贸易完全绑定，未来的订单完全取决于平台还能不能绕开关税壁垒。很多像他们这样的服装厂主五十来岁，小学、初中辍学，在 1990 年代初就来广东打工，从缝纫工做起。他们的员工大多也和他们类似年纪，几乎经历了经济开放的全过程，曾经长年每个月在缝纫机前劳碌超过 380 小时，让中国商品卖往全球，为产业升级积累资本。今天已经没人愿意像他们年轻时那样进厂学手艺。

在中国，还有无数企业主和他们一样，白手起家，从工人做起，一点点建立起自己的生意。没人比他们更勤劳肯干，也没人比他们更懂生产。在这样的环境变化下，这些辛苦奋斗一生的人应当获得支持，有生存空间。

文中 Cindy、张洁、Kitty、程宁、王铭均为化名

沈方伟对本文亦有贡献。

虽然看起来很像瞎胡闹，实际上也是瞎胡闹，但从今天起，中美两国的经济脱钩断链切切实实地越过了折返点，短期内没有回头路了。

认清形势，放弃幻想，两国人民都需要准备好适应新的生活状态了。

分享一些大家关心的，我也仔细思考过的问题。

1.现在双方互加关税的程度意味着什么？

基本常识解读：

目前中美两国互加关税到100%左右，具体税率已经意义不大了，对于绝大多数商品来说，中美直接贸易就丧失了可行性。

我有做外贸的朋友今天反馈的信息，有一批准备发往美国市场的厨具产品，美国客户已经支付了订金，货物也已经打包装运，现在因为运到之后要征收高额关税，客户直接选择了“不提货，不付款”。对于美国客户来说，白白损失了几万美元订金，对于中国厂家来说，600万人民币的货就这么砸手里了。

有读者可能会说转口贸易，是，有一些散货可以通过转口贸易的方式来规避关税。但一来，美国向其他国家征收的关税也已普遍实施，二来，转口贸易也会增加成本的。

更关键的是，双方加收关税的提法都是针对“原产国”，现在已经进入到互相伤害的状态，必然会严加查验以便落实关税，有包装的商品就很难通过转口贸易来规避关税了。

2.为什么说中美脱钩断链没有回头路了？

基本常识解读：

关键在于中美双方都没有台阶可下了。

美国方面，特朗普强推“经济大革命”原本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美国国内面临阻力重重，所凭恃的就是一个强硬的态度。他越强硬，MAGA基本盘就越稳固，就越有可能实现他的既定目标，反之，他一旦软弱妥协，要面对的就是汹涌民意的反噬。

走到这一步，马斯克还有机会断腕脱身（已经有明显的切割动作），特朗普已经没有台阶可下了，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中国方面，因为还有台湾的核心利益不可让步，在中美经济对抗中也失去了率先妥协的空间。甚至不排除有“抓大放小”的动机，主动推进脱钩断链。

双方都被架在这里，那脱钩断链就不可避免了。而且因为信任基础的崩塌，脱钩绝不会仅限于贸易和经济，一定会向更多的领域蔓延。文化艺术、科研学术、环境保护、公共卫生，这些领域的中美合作一个个都会被打回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

3.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基本常识解读：

你可以不关心国际局势，但国际局势一定会影响你的生活。即便你不从事外贸行业，即便你是公务员事业编“铁饭碗”，这一次中美脱钩断链都将真真切切地影响你的工作与生活。

首先最要命的是，进口药品和器械会变得更少，更贵，更难获得。很多人可能没有概念，不清楚医疗领域的国际合作有多么重要，这也不是三两句能讲得清楚的。我因为从事健康科普的缘故，深入了解过很多医疗细分领域的情况，知道还存在许多“没有替代品”和“差距非常大”的情况，只能祈祷自己和家人健康康康不要撞到这些墙。最可怜的是那些肿瘤患者与罕见病患者，唉……

然后很直观的是，宏观经济会进一步承受压力。物价、薪资、就业、升学等方面的影响，会传导至中国的每一寸土地，让每一个人都清晰感受到“不一样了”。当然，以我的能力只能做个定性的判断，具体影响到什么程度的定量分析我就做不来了。而且我严重怀疑没有任何政经学者能做出定量分析来，这样的局面，从上到下，从东到西，都是一脸懵逼，大家都是在被形势推着走。

4.普通人可以做点什么来应对？

基本常识解读：

首先很遗憾的是，普通人能做的非常有限，对于我们无神论者来说，祈祷也没有心理安慰作用……

然后分享一些有限的可以做来对冲风险的事情。

第一是认真审视自己当前的职业或专业方向，按照会受影响的最坏情况来做心理准备，避免措手不及。倒也不是说让你辞职或换专业，而是要积极着手准备退路和新路了，尤其是中美脱钩首当其冲的外贸、科研等领域。

原本没有下定决心的转型，要赶快行动起来，先尝试起来，原本认为可有可无的备用方案，要积极重视起来，不能再侥幸心理了，原本指望通过中美合作来推进的项目，可千万别赌上职业生涯和身家性命了。

第二，要全面梳理下自己和家人需要用到的原产于美国的商品或服务，评估下如果以后大幅涨价或者买不到了要怎么办。有些比如护肤品啊，电子产品啊，总归暂时还有质量相当的替代，像药品、小众产品等，就要早做准备了。

第三，认真考虑家庭的资产配置问题，如果持有外汇、美股或其他海外资产，一定要把中美全面脱钩考虑进去，不要侥幸认为波及不到。这方面我给不了具体操作的专业建议，只能提醒一定要重视，一定不能再用旧的世界观来考虑问题。

第四，目前还没有美国长期身份的中国人，基本上可以放弃移民美国的想法了，趁早做其他打算。留学美国的难度与风险也会显著提高，留学收益则显著下降，个人也不建议考虑了，但目前还没到完全不可行的程度。

第五，不管你在什么行业，想办法学习一些其他领域的工作技能，分散风险，不能拿年龄大了作为不学习新知识的借口了。

第六，不管你当前资产多少，收入多少，一定要想办法腾出一笔足够家人生活一年的活钱拿在手上，注意是随时能用的活钱！这是应对风险的底气。

分享一点基本常识：

过去四十年里这个世界运行所遵循的秩序与规律，已经变了。

养老院的火灾总要比其他地方来得更残忍一些——被困住的，往往是那些连呼救都困难的老人。

4月8日21时许，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国恩老年公寓发生火灾。据初步统计，截至9日凌晨3时，火灾共造成20人死亡。据应急管理部官网消息，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决定对该老年公寓发生重大火灾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

一名知情人士告诉《凤凰周刊》记者，火灾当晚，他认识的一位殡葬服务公司老板参与了事故现场处理。据该老板描述，灭火后，那20具尸体已然无法辨认面目和躯体。“这么大人烧完了就（不到一米）那么一根”。这位知情人士进一步透露，国恩老年公寓是隆化县最大的民营养老服务机构，他所在的村就有三位老人事发前住在那里，“各个乡的老人都有。把老人送到那的儿女就两种——要么是有钱的，要么是把人送去等死的。”

在农村，像国恩老年公寓这样的养老院屈指可数。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的60岁及以上人口约1.21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为23.81%。但与之相配的养老机构却严重不足。这些散落在乡镇的养老院，很多由旧校舍、老厂房改造而来，消防设施简陋，护理人员短缺。即便如此，它们仍是许多农村家庭不得已的选择——当子女外出务工，当老人失去自理能力，这些收费低廉的养老院成了最后的庇护所。

而发生在4月8日晚上的这场大火，使得农村养老困境再次凸显。

逃过一劫的老人

阳阳是在4月9日一早知道消息的。

婶婶火急火燎地赶来告诉她，奶奶住的那家老年公寓，昨天夜里着了场大火，“死了两个人”。

幸运的是，奶奶王淑芳躲过了这场大火——就在清明节前一天，阳阳的父亲去养老公寓缴费，想到嫁入外村的女儿放假要回家，临时决定把老人接出来，一家人聚聚。

他们原本的打算是，过完清明，就送奶奶回去。“但我觉得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还是让奶奶在家多待两天吧。没想到一大早，就听说公寓发生了火灾。”阳阳告诉《凤凰周刊》，4月9日这一天，她都在四处打听火灾的消息，这次死亡人数变成了“十几个”。养老公寓附近的一个姐姐说法更加骇人，“死了22个，还有的人在医院抢救。”

事故部分伤者被安置在隆化县医院一号住院楼七楼

不清楚起火的原因，阳阳有些心焦。她打电话给老板娘，想劝她不要着急。发了几条信息过去，一直没收到回复。

据极目新闻报道称，公寓相关负责人已被公安机关控制。《凤凰周刊》致电该公寓，已无人接听。名为“隆化国恩养老院”的抖音账号共发布了约40个视频，目前，“隆化国恩养老院”抖音账号的全部视频已不可见。

一名救护车司机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事故发生后，县市救护车都被调动出来负责转运。伤势较轻的老人被送往隆化县医院，伤势较重的被拉去了承德市里和省里的医院，“（转运）一直忙到早上八九点”。本次事故的部分伤者住在县医院一号住院楼七楼。另有其他住院患者透露，原本住在七楼的患者不超过十五人，本次事故伤者送至医院后，他们都被转移到其他楼层病房。

医院工作人员称，目前七层每两位护工照顾三位伤者，伤者人数尚不知悉。

“一级养老机构”

公开资料显示，隆化县国恩老年公寓成立于2016年，该养老院业务范围是“养老，敬老，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住宿、饮食、生活护理等”。注册资金21万人民币。公寓床位300张，现已入住260人。该老年公寓在2022年被河北省民政厅评为一级养老机构。

据《河北日报》报道，养老机构的评定分为五个等级，从低到高依次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级数越高，表示养老机构在环境、设施设备、运营管理、服务方面的综合能力越强。

这意味着，国恩老年公寓处于养老机构评级中的最低级。

一名隆化县当地的出租车司机告诉《凤凰周刊》，县里各个乡镇都有不少小型的养老公寓，但多数条件不佳。至于国恩老年公寓的历史，据他了解，该老年公寓曾开在阿拉营村的卫校原址，后来房屋被一所职中征用，就移址到现在的地方，经营了约九年。

87岁的王淑芳已经在国恩老年公寓住了一年多，平时子女和孙辈都在外打工，只有一个儿子晚上回来睡觉。2023年老伴因新冠去世后，她觉得孤单，“一个人待着没意思，想找人聊聊天。”

养老院，此时成了化解问题的最优选。

2024年年初，子女们在附近到处打听，实地探访了三四家之后，选定了看起来相对干净的国恩老年公寓。阳阳告诉《凤凰周刊》，之所以挑中这家养老公寓，首先是因为它干净亮堂，这是在对比了其他几家后作出的评定，“有的养老院一进去就有味儿。”她还记得一家新开的养老院，楼道里很暗，奶奶当下拒绝，说太黑了，不去。

国恩老年公寓的布局与其他养老院明显不同——这里大多是平房。王淑芳回忆道，走进大门就能看见左右两侧各有一排平房，往里走共有五排这样的单层建筑。而在院落最深处，孤零零地矗立着一栋三层小楼，“那里住着的，都是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

她因此怀疑，这次起火的地点，可能就是那栋三层楼房，“不然怎么死那么多人呢？”

阿拉营村入口，交警称机动车一律不得进入，行人须查验身份

平房内则住满了身体相对健康的老人，两人一间。王淑芳说，这也是她看中这家公寓的原因之一，“平房出门活动方便，老人都不喜欢坐电梯。”

另一个考量当然是开销。国恩老年公寓每月收费800元，如果需要增加“包月打饭”的服务，则再多缴100元。阳阳说，在附近农村，这是相对便宜的价格了。当初实地走访的时候，她还参观了几家养老公寓，收费在每月1200元-1500元不等。

这样看来，这个离家大约25公里的养老院，已经是性价比最高的那个。

在阳阳眼里，50多岁的老板娘“兰姐”，人看起来大大方方的，很实在。平常她爱和老人凑一起唠嗑，也会在社交平台发布养老公寓的日常，“我经常看到她发的朋友圈，不是过节吃饺子，就是老人在一起跳舞或溜达。”

阳阳一家没少和老板娘打交道，“我奶奶要求比较高，好多事都找她。”阳阳有时从网上买了东西给奶奶，也都是托老板娘去站点取，再转交给老人。

在阳阳的印象中，兰姐挺爱照顾老人。有一次，她担心奶奶半夜上厕所摔着，让兰姐帮忙买一个尿盆，“她马上就买了，钱也不收。”还有一次，他们家几口人都在外地，来不及缴下个月的费用，兰姐告诉她，“回来再说”。

兰姐对火灾并不是没有防范。去年2月，她的账号里还发布了一张“消防疏散演练与员工教育培训”的合影，15位身穿白色护理服及3位身穿保安服的员工，参与了这项活动。阳阳听人说，兰姐一家在北京还有一家养老院，是她的丈夫和女儿在经营。

王淑芳残留着不少有关老年公寓的记忆——公寓饭堂有4个大厨，日常菜品也有不少，但“都不好吃”；紧挨着饭堂的边上有依靠几棵树搭建起来的棚子，供大家休闲娱乐；天气好的时候，老人们会坐在外面晒太阳；公寓还有卫生所，有老人犯病，老板娘就去诊所里叫医生过来。

今年春天，公寓装修过一次，安了灯，粉刷了房间，贴上了瓷砖。王淑芳感慨，“弄得挺好的”。

另有一名78岁的老人告诉《凤凰周刊》，她的兄弟去世前，曾住在阿拉营村的一家养老院。她和老伴则住在距镇中心60多公里外的村里，子辈们都常住外地。她患有心脏病，和老伴相互照顾，每人每年都要到县医院住三次院，开药加调养算下来，每次都得花1000元上下。而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土地流转，每亩地年承包价200元。

据这位老人透露，隆化县很多村镇都有类似的养老公寓，供子女不在身边或丧偶的老人居住，其中大多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

留下的老人和出走的年轻人

对于一个2020年刚刚脱贫“摘帽”的北方县城来说，想要找到一家像样的养老院，恐怕比想要找到一个愿意留下的年轻人还难。

根据公开资料，隆化县处在冀北山区，2023年GDP总量在承德市各区县中排名第4；而这一年，承德市的GDP总量则在河北省11个市中排名第10。

承德市统计局2020年发布的报告称，“由于我市属经济欠发达地区，就业压力较大，特别是工业发展压力巨大，再加上高中教育水平的落后，造成我市人口流出现象严重。2019年全市户籍人口382.53万人，而全市常住人口只有358.27万人，两者差值近24.26万人”，“流出人口比较严重的是围场县累计超过 10 万人，隆化县累计超过7万人。”

这份报告同时指出，承德早在2000年之前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2022年，承德市人民政府对《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第1206号建议的答复》中给出的数字是，承德市常住人口约 333.63万人，其中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75.48万人，占总人口的22.62%；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50.98万人，占总人口的15.28%。据预测，到2025年，承德市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接近83万人，到2035年将超过百万。

聚落分散，普遍缺乏近距医疗设施，也是农村养老的一大挑战

“我国现在养老服务业人才（员）缺口大。由于长期受计划生育、少生优育思维的影响，重视抓生育而忽视抓养老，由此造成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迟缓，从养老机构、基本养老设施，到相关服务照护人员都明显不足。”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王桂新告诉《凤凰周刊》，“我知道在农村还有不少贫困老人有病无钱医，他们最需要的、摆在第一位的可能是吃饱一顿饭、能多活一天。”王桂新曾看到一篇文章，介绍一位农村贫困家庭的患病老人，为了不给子女增加沉重的生活负担竟快求一死，这样的养老现状令他感到十分难过和感慨。

与此同时，王桂新发现，聚落分散，普遍缺乏近距医疗设施，也是农村老人养老的一大挑战。

这也是隆化本地人的感受。接受《凤凰周刊》采访的出租车司机称，在当地，养老确实是大问题，越来越多大大小小的老年公寓也应运而生，里面住着的多是没有亲人照料的老人。他经常从老年公寓拉上老人到县医院，或者从县医院拉老人到养老公寓。大多数情况，陪伴着的都是老年公寓的工作人员，他总要帮忙把老人从车上抱下来。“身上那个味儿，可难闻了”。

对王淑芳来说，眼下养老公寓是回不去了。除了为那些正在抢救的老朋友们揪心外，她最大的担忧是——不知道往后去哪寻找下一个“家”。（实习生韦懿轩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中阳阳、王淑芳为化名）

在不到一平方米的厕所隔间里，拖把、扫把等清洁工具横七竖八地靠着墙。墙上挂着不同颜色的抹布、橡胶手套以及衣物。一只大号的黑色塑料货篮倒扣在地上，里面塞满杂物，上方铺着纸板，放着水杯、饭盒等物品。灰色的桶、簸箕、消毒液瓶子，散落在地上。这是一位商场保洁人员放工具和休息的地方。

2025年3月以来，在“保洁休息室”的话题下，这些“隐秘的角落”通过社交媒体越来越多地展现在人们眼前。除了厕所隔间，它们还可以是楼梯拐角、污洗间、配电室。这些空间往往被保洁人员用来短暂休憩、用餐、洗漱，甚至席地而眠……

有网友表示，“终于明白为什么厕所最后一个隔间总是被占用了。”但是，更多的疑问随之而来：“为什么没有专门的保洁休息室？”“为什么有保安室，但没有保洁休息室？”网络上，呼吁设立保洁休息室的声音排山倒海而来。

然而，有没有休息的空间，也许只是保洁人员所面临的系统性困境中最表面的一个问题。

“保洁员权利的根本不在于需要一个‘休息室’，而是要有正当休息的权利，以及提高单位时间薪水。”《我的母亲做保洁》的作者张小满在她的一篇公众号推文中写道，“但这样的关怀是可贵的，有可能更具体地改善一群人的生活处境。”

“这儿臭得很”**

这是王润娇到北京市海淀区一家商场干保洁的第四天。上班时，女厕所左手边的第一个隔间可供她支配。这个工具间由厕所改造而来，当中是一个废旧马桶，水箱破了一个大口子，马桶用黑色垃圾袋和胶带包住，地上凌乱地放着各种杂物和清洁用具。

王润娇并不在这里休息，“这儿臭得很。” 

58岁的王润娇不嫌工作累。30岁之前她在小学当过老师，丈夫到电力部门工作之后她又改行当电工，负责抄表、收费，带着大梯子不停地爬上爬下，一个上午要抄几百家。“我能吃苦，就是那个气味儿。我长这么大没干过保洁，干第一天，我回去都没吃饭。”

第一天一点都不适应，第二天还是不适应，第三天是周六，人多得很，“一进来就十多个人，拉肚子的人太多了，都拉到岸上，我气得都想哭。”王润娇说。

她休息的地方是商场M层的一个步行通道。工作间隙，她会到那里站个三四分钟，有时候实在累得狠了，她就从垃圾桶里捡个干净的纸壳子坐着。比起卫生间，她觉得“这里气味儿要好些”。但比起明亮整洁的商场内部，一墙之隔的步行通道环境天差地别：一盏小灯提供最低限度的照明，漆黑的地面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墙壁和楼梯扶手沾满污渍。

▲王润娇休息的步行通道 图/受访者提供

几乎没有人会到那儿去，除了同事。此外跟王润娇共享这个空间的，还有因为商场禁烟而专门到那里抽烟的外卖员。每次到步行通道去透气的时候，她都会带上扫把和簸箕，清扫留在那里的烟头。这个地方也属于她的工作范围。

60岁的刘娜在海淀区的一所大学保洁，她会在工具间休息。这个空间藏在茶水间旁边一扇不起眼的小门背后，推门划过的扇形区域基本就是全部面积。如果外面有人要进来，里面的人就必须站起来，门才能打开。刘娜在门后放了一个小板凳，尽管坐下的时候紧靠墙壁，她的腿还是无法完全伸直。工具房内的空气浑浊潮湿，她对面的盥洗池上晾着拖把，还在不停滴水。

▲王润娇的工具间 图/受访者提供

在这座多功能教学楼，刘娜负责四层，她的同事黄蓓负责三层。“哪里给你休息？这是我自己找的凳子，干活干得不行了，我得坐会儿。”黄蓓说。按照规定，工具间本来不是休息的地方，只不过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哪怕工具间只有保洁员自己使用，他们也不能随心所欲。刘娜之前在垃圾桶旁边捡回来一块软泡沫板，把它塞在板凳后面，让背靠着墙的时候能舒服点，结果主管不允许。“这个还不让搁呢，说搁这儿烂烂唧唧的。”刘娜说。

张小满曾在个人公众号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她的母亲春香在深圳的四个地方干过保洁，从商场、政府大楼到写字楼，都没有专门的休息室。“你会发现，我母亲会利用自己的能动性，找到空间‘休息’。她对专门建立一个‘休息室’不抱希望。”张小满写道。

这是大部分保洁人员的现状和心态。被问到设立休息室是否可能时，王润娇本能反应般地“嗐”了一声，淡淡地说：“喝水的地方都没有。”喝水和吃饭的地方都在B2层，王润娇负责M层，除了午餐和晚餐，她没时间下去。但她也不打算跟上级争取，“我跟哪儿说去呀，大家都是一样的。干一天是一天了，我去得罪人干嘛呢？”

在网上，人们对于“一间有尊严的保洁休息室”的设想是：配备24小时热水和带锁储物柜、带软垫的折叠床、医药箱和充电插座、能加热饭盒的微波炉。张小满把网友们的提议发给母亲春香，她母亲的回复是：做梦吧，女子（陕西方言，指女儿）。

过劳和控制

同在大学做保洁员，黄蓓和刘娜的上班打卡时间是早上5点半，但她们通常会提前20分钟，以便5点半能准时开始干活。到了自己负责的楼层，刘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休闲区和教室的桌椅全部摆回原样，“横也是行，竖也是行，都得摆成那个型。”摆好之后还得擦桌子、把桌洞里的垃圾掏出来，“那桌洞不好掏，有的人吃东西啥都往里放，有点费事。”

一层楼有十几个教室和两个休闲区，刘娜设计了一条自己的行动路线和先后顺序，确保自己不会浪费时间。

做完这些，基本就到了吃早饭的时间。一日三餐，他们的用餐时间也非常有限。“你出去吃，完了就回来，最多半小时。”黄蓓说。

回来就要开始打扫厕所。通常在这个时候，已经有学生陆续到教室自习。一层楼有两大两小共四个卫生间，黄蓓经常是扫完两个大的，再去小的，干完小的回来，大的又弄脏了。“能弄得及时吗？根本就弄不及时。”

要求太严也让黄蓓感到苦不堪言。主管对地板的要求是“一天都是亮亮的”，“头发少有的。”黄蓓指着工具间的蓝色大拖对我说：“就那个大拖把，我一天拖四回，头发满满的，没完没了。”

刘娜告诉我，拖地还分“大拖”和“小拖”。“大拖”一天四次，需要提着一桶水边走边拖，拖完了才能拿大拖把清理头发，不然“一推就黑了”。“小拖”则没有定数，哪脏了拖哪。因为三层和四层有扶梯，人流量特别大，黄蓓和刘娜常常是前脚刚把地面拖干净，后脚就被路过的人踩脏了。

刘娜觉得拖地“就像在农村铲地似的”，哪儿都得用力，胳膊、腰、腿，“没有好地方”。刘娜需要一直弯腰，擦桌子、拖地、刷厕所、捡垃圾，无不如此。她的视线会一直注视着地面，走路的时候常常会毫无预兆地蹲下，用手指在地板上揩拭各种不期而遇的污渍。

休息只能见缝插针。黄蓓最多在工具室里的小凳子上坐十来分钟就得出去“转圈”，“不能老离人”。一会儿是茶水间的茶叶篓满了，一会儿是厕所有味儿了，一会儿是卫生间的卷纸没了。“你一会会儿得巡视，一会会儿得动，一会会儿得擦。”黄蓓说。

刘娜去卫生间换纸的时候，手里总会拿着一块抹布，顺手擦掉洗手台的污渍和积水。卫生间墙上贴着的《保洁标准》非常笼统，一言以蔽之，就是保持干净，而这后面要付出多少劳动，无法估量。

这些工作要从早上5点半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工作时长超过12个小时。黄蓓说，哪怕只在这层楼走动，一天下来也能达到两万多步，“走得腿肚子都细了。”刘娜来这儿工作一年之后，体重从150斤掉到了130斤，她觉得这是“运动运的”。她的另外一个同事更夸张，两个月瘦了20斤，“原先她那后背就这么宽，就跟这门似的，这回可窄了。”刘娜比划着说。

她们一周要工作七天，所谓的“休息日”只是找个人代岗，可以有几个小时回宿舍整理内务。在另一个高校工作的时候，刘娜一个月能休四天，她会和同事结伴出游。自从来了这个学校，刘娜最远只去过附近的商场。她回辽宁老家的次数也少了，“一般的红白喜事我都不回家”，因为来回麻烦，还耽误工作。她只有春节才会回去，但这里连春节也不给法定假期，“反正你不干活，就不给你工资。”

王润娇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除了工作时间长，还有种种约束。

她的工作范围是商场M层大厅的一半，外加女厕所和四个步行通道。每个工作区域都有一张签到表，每隔一小时就要签一次，少了多了，早了晚了都不行。在等电梯的时候，吃完晚饭的王润娇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已经是17点49分。她放下手机喃喃道：“我应该45分就走，在那多待了四分钟。” 

商场的每一层有好几个人轮流巡视，检查的时候王润娇需要确保自己在岗。平时她不敢在步行通道休息太久，“偷偷地站了有三四分钟，赶紧都跑起来。不敢离，一离开，人家就查岗。”昨天主管通知她晚上8点来检查，5点半吃完饭之后，她就在卫生间和大厅一直拖、一直扫，结果到9点了都没人来。

在这些区域里，最重要的是卫生间，其次是大厅的地板。按照规定，大厅地板用湿拖把拖一遍之后，得马上用干拖把吸水，防止行人摔跤。这几天气温高，地干得快，王润娇就没按要求来，“我都不敢让他们看见。” 

M层大厅是一个回廊，在王瑞娇负责的区域，左边是卖衣服的，右边是卖饮料的。带糖的饮料让她尤其头痛，洒在地上非常不好清理。她听说B1层和四层吃的喝的更多，“我来了这几天还没去看过，没空，害怕人家看见了找事。”

事实上，M层有一个专门的休息区，摆放着十多把椅子供人歇脚，离她休息的步行通道不过五六米。但她从来不去休息区休息，准确说，是不敢去。“那里有监控啊，你穿这衣服，人家会在监控里看见。”王润娇说。

“保洁工作的关键问题是过劳和控制，是让工作完全变成苦役，完全没有休息时间。” 张小满在文章中写道。

爱心暖屋

华东政法大学学生江亦心最近发现，保洁人员的休息环境远比她亲眼所见的要更加糟糕。

在学校里，她曾看到保洁人员在各种地方休息，比如宿舍区的楼梯与地面形成的狭小夹角、图书馆的电门箱背后、教学楼的公共桌椅区。江亦心回忆道：“我之前其实跟阿姨聊过这个问题，她们说待在这个地方自己吃饭挺好的。我想她们也有私密空间的考虑，就接受了这个回答。” 

一开始的时候，她对保洁休息室的话题并没有太大反应。当各种各样的“休息室”出现在社交媒体之后，她才意识到“情况非常普遍、非常严重”，“很多帖子都出乎我的意料，看了让人非常揪心。”

江亦心决定给学校的校长信箱写信，这是她能想到的最快捷有效的方式。她并不知道身边有多少人在关注这件事，“我当时觉得一个人的力量确实很小，但是做总比不做好，哪怕有一点点的改变也好。”后来她才了解到，有很多关注这个问题的“同路人”跟她一起行动。

江亦心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投递手写信的同学，信中不仅提出意见，还附上了对保洁人员的观察和采访。除了普通学生，华东政法大学学生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也在调研之后提交了一份关于设立保洁休息室的提案。

近半个月以来，北京、浙江、湖南、广东等地的高校学生纷纷呼吁学校为保洁人员设立休息室，社会上也有越来越多人加入进来。

一位内蒙古包头市的网友反映，她在内蒙古政务App上提议在公共区域设置保洁休息室之后，很快收到了当地医院和影院管理部门的电话反馈，表示已有工作人员调查并落实保洁休息室的配备情况。

一位上海的网友发帖表示，自己向老板提出建议后，公司当天就在卫生巾自助区临时为保洁阿姨设置了一个工位，行政部门后续还将把空房间重新布置成专用休息室。

学校的行动速度也令江亦心意外。她在2025年3月12日给校长信箱写信，21日就受邀参加了休息室的揭牌仪式。新的休息室位于宿舍区6号楼，由一间教室改造而成，配备空调、饮水机、微波炉、桌椅等设施。“在我的概念里，设立一个休息室肯定要涉及多方，需要一两个月都说不定。我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可以落实得这么快。”江亦心说。

眼前的休息室与江亦心在信件中的提议略有出入。屋内设施少了“目前规章制度不太允许”的折叠床和带锁的柜子，但多了空调和饮水机。

另一处不同在于休息室的名字。江亦心没有想到会起“爱心暖屋”这个名字。“我们不会说保安室是给保安的‘爱心暖屋’，也不会说宿管小屋是给宿管阿姨的‘爱心暖屋’。”江亦心说。“就叫保洁休息室就好了，就是很正常的一个东西。一个正常的职业就需要一个这样的休息空间，这是一个劳动者基本的权利。”

在爱心暖屋投入使用之后，江亦心发现，宿舍区的保洁阿姨仍然习惯待在楼梯夹角的工具间休息。她推测，这一方面是因为宿舍区的休息室还太少，“阿姨要走很远”，另一方面，保洁阿姨有时候就想自己待一会儿。

华东政法大学后勤部老师林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爱心暖屋”只是开始，后续还会有计划地解决其他区域的保洁人员的休息问题。

江亦心把自己参加揭幕仪式的经历写成了帖子，评论区里有网友呼吁关注保洁人员的薪资问题。从网上的保洁招聘信息来看，保洁人员的工资基本在3500元到4500元之间，这跟刘娜等人的情况差不多。江亦心坦言，“薪资问题涉及面太广了，需要大家在更多的关注和行动。” 

在江亦心看来，设立保洁休息室除了能够为保洁人员提供休息场所之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更多人意识到改变的可能和发声的重要性”。她认为，“如果我们提高一下敏锐度，去关注一亩三分地之外的事情，这件事情就很有可能从没有人关注的小事，变成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变革的大事。” 

她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有建筑师看到了这件事情，他们可能会意识到建筑设计中漏掉了保洁人员的休息区，并在接下来的设计过程中改进这个问题。保洁休息室就可能被加入设计图纸，最终变成标准配置。

“一件事情能够被看到，其他的事情就有被看到的可能了。这就是一个开始。”

（王润娇、刘娜、黄蓓为化名。）

苏联红军之父托洛茨基的传记作家曾经这样评价：斯大林接手的是木犁，留下的是核弹，但中间的血海足以淹没整个欧亚大陆。斯大林自己也有句名言：死亡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没有人就没有问题。一个人的死亡是悲剧，一百万人的死亡就只是数字。

尸山血海是斯大林留给20世纪人类的最大印象，斯大林发动大清洗的目的，史学界心照不宣，一句话概括就是：用肉体消灭代替政治博弈。

纵观斯大林的生平和权力之路，就会发现：斯大林虽然学识不高，但却是一个天生的权谋高手。斯大林青年时期便知道，想要权力，离不开三样东西：钱、人、枪。

比如1907年第比利斯银行爆炸案，斯大林杀了超过40个平民，抢劫超过40万卢布。在随后的几年，犹太财团、诺贝尔财团等等都被他控制，由于掌握了钱袋子，斯大林纵然一身问题，甚至被高加索党组织开除了党籍，但依旧被火箭提拔。

还比如1918年，在苏俄内战的察里津战役中，孤身一人前往督军的斯大林，便创造性的制定了“军长与政委”的二元首长制，以及军事委员会制度，硬生生的抢走了军官任命权和一半的军事指挥权，从而培养了自己的军中嫡系。

又比如1923年，斯大林巧妙利用职务之便，掌握了中低层干部的任命大权，一年便任命干部2.3万名。

1934年，苏布中央选举，基洛夫得到了最少的3张反对票，斯大林却得到了最多的292张反对票。但大会却宣布斯大林和基洛夫并列得到3张反对票，紧接着基洛夫遇刺身亡，大清洗随即开始。在这场政治风暴中，已经站在权力塔尖的斯大林，不再满足于温和的政治博弈，而是选择了简单高效的肉体消灭。

第一、驯化暴力机器。

内务部是大清洗的执行机构，大清洗主要开展了两轮，但斯大林却对内务部大清洗了三轮。

1934年，内务部由亚戈达掌握，亚戈达主要负责办理几个关键岗位的要案，比如托洛茨基案、基洛夫案、古比雪夫案等等。 1936年，叶若夫接任，清除了亚戈达体系，两年之内，叶若夫日均签发枪决命令2050人。1938年，贝利亚接任，又清除了叶若夫体系，从而完成了对清洗体系的彻底掌控。比如仅1939年就更换了85%的地方内务委负责人，特别会议还拥有不经审判就处决的权力，还配套建立了人民公敌的子女档案系统，任何背叛都将导致整个家族毁灭。

斯大林通过周期性的更换内务委头目，既完成了清洗任务，又避免了某个代理人坐大，完美实现了让执行者成为替罪羊的最高权力艺术。

第二、重构权力结构。

斯大林大清洗后的权力结构呈现出了鲜明的同心圆结构。核心层由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12个人组成，他们直接参与政治决策并控制关键部门。第二层是31名中央委员，其中24人是在清洗后获得提拔，他们都是斯大林的嫡系。第三层由地方一把手和工业负责人构成。这种结构完美契合了《独裁者手册》中的权力原则：统治者只需确保关键支持者的忠诚即可维持权力。

由贝利亚掌控内务部，建立覆盖全国的监控网络；由马林科夫主管重工业，掌握经济命脉；由日丹诺夫负责意识形态，构建个人崇拜体系。这种权力分配，严格遵循着功能隔离的原则，让他们相互对立制衡，从而不会一家坐大。

斯大林大清洗后提拔的官员，被称为“斯大林一代"。这些人普遍出身工农，受教育程度非常低，完全依赖体制生存。比如对军权的重构，90%以上的将官被清洗，但是1938年新任命的150名将官中，仅有7人具有军事院校背景，其余人空有对斯大林的忠诚，并无军事才能，这也为苏军在二战前期的节节败退埋下了伏笔。

第三、控制经济命脉。

苏联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如果不考虑饿死的一两千万人，单纯只看工业成就，可以说是非常瞩目。但是两个五年计划形成的专业主义，也就是听从国内外专家的意见指导经济生产的方式，彻底威胁到了斯大林的经济控制权。为此，斯大林作出了批示：工程师集团正在复辟资本主义。

于是，经济领域开始了大清洗。工业方面，比如1937年煤炭部的37名高级官员枪决了35人。农业方面，为了完成清洗指标，并不区分以前是富农、中农，还是贫农、农奴。

为了控制经济命脉，斯大林选择用忠诚取代专业。比如苏联最大的钢铁厂——马钢的负责人，竟然由一名纺织厂工人火箭提拔，原因仅仅是他附和斯大林提出了疯狂的生产指标。这种选择的后果也很明显，比如T34坦克的产量和质量骤降，以至于二战初期军备严重不足。

苏联著名的经济学家，康波周期的提出者康德拉季耶夫，为此批评道：这种清洗让苏联的经济管理能力倒退了20年。可是批评完之后，康德拉季耶夫便被枪决。

第四、营造恐怖氛围。

1937年，苏联颁布了惩治叛国者家属的法令（第00486号命令）。这部反人类的法令，被称为人类文明的最后一部连坐法，也就是父母犯罪，家庭12岁以上的子女即可被判刑，妻子主动揭发丈夫则可获得赦免。

1937年，苏联又颁布了限时定额逮捕令（第00447号命令），要求各地必须完成7%至10%的人民公敌指标。

这一时期，任何人发表对斯大林的不当言论，都有可能成为被清洗的目标。最可怕的是，举报之人，有可能是枕边人，甚至是父母子女。这一时期，整个苏联社会都陷入了信任危机，人人都可能成为被举报的对象。自我审查机制，便横空出世。比如作家巴别尔就对自己的作品字斟句酌，生怕触及政治敏感。

这种恐怖统治达到的心理学效果，正如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所说：当恐怖达到某种强度时，连受害者也参与制造恐怖。

斯大林通过系统性恐怖建立了忠诚者网络，依托经济控制取得了支持者的依附，利用制度性腐败消解了潜在的反对动力，从而建立了完全以他个人意志为核心的统治体系。

但正如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所说：用恐惧浇筑的忠诚，终将在恐惧消失时崩塌。这个看似稳固的体系，实际上埋藏着自我毁灭的种子。当统治完全依赖于个人权威和暴力机器时，便再无一丝制度韧性，随时可能脆断，这正是所有独裁者无法逃脱的政治悖论。

众所周知，红十字是医疗救护的标识。从19世纪中期到2025年，从彼时的欧洲战场到此时全世界的医疗机构，170年来，任何一个地球人看到白底红色十字或者红底白色十字的标识，都能明白无误地理解：

在那里，在红十字标识之下，可以获得医疗救护。

这一标识是如此地深入人心，如此地不容侵犯，就连最凶残的侵略者军队，在战场上也要认可红十字的权威。

从古到今，从西到东，全世界大概就只有这么一个例外，就是在河北三河市。

在某位领导的要求下，三河市燕郊高新区城管部门要求商户门头牌匾禁用红、蓝、黑三色。不需要理由，反正就是不让用。

这一要求被贯彻得如此坚定、如此彻底，不只是普通商铺被要求更换牌匾，就连全球连锁上万家的蜜雪冰城招牌设计都变成了“绿雪冰城”、“灰雪冰城”。

但最让我震撼的还是当地儿童医院的红底十字标识被改成了绿底十字标识。而且在引发网络舆情后，当地也坚持没有让医院换回红十字，而是把这块招牌整体拆除了……

体会一下领导的决心，感受一下领导的权威：

宁可拆了！也绝不让红色出现在招牌上！

我们无从得知这位做决定的领导是出于怎样的原因如此痛恨红蓝黑三色，我瞎猜一个啊，可能是因为小时候练钢笔字写不好总挨打，留下刻骨的仇恨，所以长大当官掌权之后，就立誓要把钢笔墨水的红蓝黑三种颜色全部赶尽杀绝。

当然，具体是什么原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位处级干部就能做到，就能让辖区内的所有招牌禁用三种颜色，就能真地把这样的命令一丝不苟地执行下去。

真是厉害啊！

要我说，这么厉害的领导，放在三河这么个小地方真是太委屈了，应该派到更广阔更重要的战场前线去领兵打仗。就凭这令行禁止的魄力与霸气，那绝对能带出一支铁军来。

一点建设性意见：

建议把三河市高新区的领导派去战场带兵冲锋，就别让他管经济啦，太屈才。老百姓觉悟不高，也配不上这样的领导。

今日一早，川皇发推理政：

• 鉴于中国对世界市场的不尊重，我在此将美国对中国征收的关税提高到125%，立即生效；

• 相反，鉴于超过75个国家已经致电美国进行谈判，这些国家没有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对美国进行报复，我授权暂停90天在此期间大幅降低互惠关税至10%，也立即生效。

首先我对此坚决反对，这就是硬脱钩；其次仍然坚持昨日的看法《冯德莱恩不接茬，我方伸出橄榄枝》，生意是谈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老成谋国者，不可像公牛一样，两眼一红啥事不想只往前冲，中了敌人的「诱敌深入」之计。

现在的情况是，群架变成两人对决，其他国家作壁上观了，包括俄罗斯。

有人说，欧盟和加拿大也报复了。是的，加拿大只针对汽车，欧盟加税的范围只有210亿欧元。有朋友形容，郑重地捧出一把镊子，钳下了两根眉毛，顶多是个象征性动作。

想起一个星期前，4月3日，川皇的乱拳刚要打出，美财长贝森特呼吁被加税的国家，先冷静下来，深吸一口气，不要立刻进行报复。让我们看看事情会如何发展，因为如果你进行报复，局势就会升级。

这话引发哄堂大笑，天底下还有这么无耻的？只准你动手，劝别人不要还手？

现在看来，这话未必完全没有道理。

没还手的，确实暂缓了。

当然，不能完全以结果倒推过程是否恰当，但毛主席早就说过，要让朋友多多的、敌人少少的。否则自己一边没什么人手了，理由再丰满，实力不如人，打架还是要输。

有人说，两国必有一战，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不如豪迈些。

若果如此，相当于老人说的你是穷命，那还努力个甚？直接躺倒就是了。

变相否定了领导的努力，这太不合适了。

事实上，李总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打完电话当日下午，商务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举行视频会谈，次日又与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贸工部长扎夫鲁视频通话，共同应对美加征所谓「对等关税」。

时至今日，川皇暂缓的决定一出，帮手是不会有了，只有独自面对。

华尔街巨鳄比尔·阿克曼厚颜无耻地欢呼胜利：「我们现在明白了谁是我们的首选贸易伙伴，谁是问题所在。中国已被孤立为不良行为者，每一家美国公司都立即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美国或美国的贸易伙伴，这些贸易伙伴可能与美国达成有利的关税协议。」

他还说，时间不是中国的朋友。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公司发现中国以外的其他更好的替代供应商。Sohina鼓励GROK尽快参与谈判，并在谈判中保持合理。

美财长贝森特昨日也说，中国是唯一一个让贸易战升级的国家。他还提到，美国可能会先与盟友达成协议，然后以一个群体的形式共同应对中国。

他甚至提到让中概股退市，以削弱中国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影响力。

倒因为果，莫此为甚！我坚决反对！

从各种迹象分析，美方也是想谈的。4月8日，川皇称：「中国想达成协议，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开始，我们正在等他们的电话。」

阿尔曼也说：「拿起电话，给总统打电话。他是一个强硬但公平的谈判者。中国拖延和讨价还价的时间越长，对中国的结果就越糟。」

事实上，我方一直在寻求对话，并未受市场上不用脑子的公牛们的影响，这点毋庸置疑。

只是，川皇总想跟大领导谈，不想跟下面的人扯皮，而这不太合适。

不要跟泼皮下场比武，这是古训，否则就是杨志卖刀的下场。

如果还谈不拢，走转口贸易的要小心了，尤其是不要把香港也拖下水。

香港的独立关税地位，比任何时候都重要了。当年毛主席为什么不收回港澳？就是要在围堵中，给自己留个出气的孔。

一位历史学家说，如果渤海国尚在，让其作战略缓冲，可能远好于中原王朝直面金国。

这些道理，「公牛」当然是不懂的。

CDT编者按：

本文节选自《我的皮村兄妹》，英文版见电子杂志《中国书评》（China Books Review）。中国数字时代及《中国书评》获得授权发表。

《中国书评》由亚洲协会（Asia Society）和《连线中国》（The Wire China）联合创办，推荐订阅该杂志获取更多文章。

《我的皮村兄妹》是中国知名记者、作家袁凌（Yuan Ling）最新一部作品（中信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皮村”是北京郊区的一个城中村，居住着许多外来务工人员，2014年成立皮村工友之家文学小组。本书全景式描摹了皮村文学小组成员群像，忠实记录了时代小人物们如何“云上写诗，泥里生活”，关注了具有双重身份的打工者们“如何在劳动性生存与创造性生存之间摇摆”。

读者也可以参阅《中国书评》（China Books Review）最近发表的该书评论文章。

高楼之下

一

初次参加皮村文学小组上课，寒雪是我留下微信的另一个人。当时她和史鱼琴坐在一起，发言时声音不高，但显出几分内秀，有想法。

后来发现果真如此。她不常去文学小组，但来时听得认真，发言时总在问如何写作的问题，似乎是珍惜难得的机会，口音有一种独特的混合，让人猜不出她是哪里人。她说自己长年在雇主家里做育儿嫂，没有固定的休息日，所以不能次次都来。有一次文学小组上课结束后，我和她一同坐306路转地铁回家，车上谈起她的老公，是部队的转业军人，在有编制的国家单位工作，这更显出她和普通家政女工的不同。地铁上聊起来，寒雪说自己喜欢写作，以前主要是在博客写点诗，来到文学小组之后受到鼓励，写了一篇比较长的散文，想发给我看看。

她会写诗让我有些惊讶。过后她在手机上发了这篇文章给我，题目叫做高楼之下，写的是第一次带雇主家的宠物狗去美容店洗澡，还有自己因为风湿去做沙炙的见闻。里面有对于把宠物叫宝贝、宠物狗粮远贵于人的口粮、宠物牙具带刷牙一次要近两百元的不可思议，还有时尚女子一次花上千元做美臀的惊讶。我觉得她文笔有灵性，只是有些口水话，没有风格。我把这些意见告诉了她，她很乐意地接受了。

从这篇文章里我也知道，她上户的地方是珠江帝景，一个三环附近老资格的高档楼盘。装修都是帝王宫廷式风格，价位当时属于高档，住的大都是有钱人，寒雪的雇主是一位老板，叫林总，公司大到快上市了，她日常照顾的是个女孩，就称为林宝。她在这家一直干了十多年，在育儿嫂群体当中也不多见。

我想去珠江帝景去见见她，寒雪同意了，约我在下午林宝上学时过去，那时她有一点时间的空闲。小区物业很严格，她出来接我，我们穿过有巴洛克式拱廊与全身披挂的武士雕像的大门进去，小区里面绿化很好，有喷泉和大片曲折的草坪，修剪得很齐整，我们坐在草坪旁的长椅上聊天。聊天中我得知了她口音混合的来源，她是河南信阳人，但长期在东北生活，在那边结了婚。又在雇主的建议和帮助下，在天津买了房子，上了户，老公和孩子眼下都待在那边，她每两周可以过去一次。

我觉得寒雪的雇主真不错，她说林总确实是很好相处的人，出手大方，太太虽然有脾气，但有话直说，过了就好。只是奶奶不大好相处，林宝几个月的时候，坚持不让带尿不湿，孩子随尿随拉，五个月间走了好几任育儿嫂，她也是好不容易才忍过去，磨合下来现在好多了。再说爷爷奶奶一年有半年时间在海南，北京暖和了才回来，林总夫妻也经常不在这里，她带着林宝也自在。孩子就是城市富人家普通的女孩，会躲在被子里玩手机，一玩很久。现在有点进入叛逆期，也说过很伤人的话，有段时间她不大想做了，但因为在天津买了房，要用七年的工资来还，也就安心留了下来。

身旁有推着婴儿车的月嫂经过，跟寒雪打招呼。寒雪说，因为林宝小的时候也需要推下来遛，她和这些阿姨之间都很熟，知道一些事情。这个小区看起来高档，但户型不一定很大，所以住了不少富人的外室，生了孩子，宝爸都另有家室儿女，只是不定期来看看，平时都是姥姥姥爷照看，另外请个保姆。譬如刚才过去的那位，妈妈是位漂亮的女大学生，生产后爸爸总共就来过两次，人长得矮小黑瘦，站在一起跟女孩的爸似的，孩子姥姥姥爷也不计较名分和人材，“姑爷”过来了千周到万小心，都是看在钱的份上。当外室的女孩，聪明的会让宝爸买下房子，以后即使分手也有了资产；也有租房的，到头来孩子拴不住宝爸的心，一分手人财两空，手头纵使有个百八十万也不够花的，她认识的一个东北宝妈就是这样，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婴，宝爸在美国做钢铁生意，说是要接孩子去美国上幼儿园，却忽然失去联系，不寄信也不给钱，宝妈断了经济来源，等了一阵没办法，只好和孩子姥姥一起回东北老家了，两个孩子在镇上上幼儿园，境遇一落千丈，大家谈起来也不由替她和孩子唏嘘。

聊到天津的房子，寒雪问我在北京买房没有，我说没有，即使在老家也没有。我也没有北京户口。寒雪很有些意外，想必这和她心目中去皮村上文学课老师的形象差别很大，我们之间的气氛变得有些微妙。到三点来钟，孩子的奶奶午睡要醒了，寒雪就上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一个记者到燕城苑我的租屋采访，聊到房子和户口，引起我一时的感想，转述了在珠江帝景草坪边聊天的场景。报道出来后，没有发我过目，里面写到“对面的育儿嫂因为自己在天津有了房，得知眼前的袁凌没有在北京买房，姿态就不由高了起来”。

寒雪不知怎么看到了这篇报道，先是发信息问我那段是不是只采了她一个育儿嫂，后来就发来这段，说是不是写的她，口气有些生气，“我自己是多么地位卑微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对你姿态高”。我很难对她解释这并非我的意思，尴尬地应付过去，以后有相当一段时间两人没有聊天。

直到一年多以后，我们再次一同参加了皮村的文学课，结束的时间晚了，赶到皮村西口，已经错过了306末班车。寒雪是跟我一块走过来的，有点不知所措。我打了一辆快车，捎上她到草房地铁站，又一起换乘地铁，一直同路坐到她下车。在地铁上我们再次开始聊天，寒雪说新写了散文，想发给我看。她发来之后，我又给提了修改意见。

过后寒雪发消息给我说，我是最愿意认真看她稿子的老师。我们恢复了偶尔的聊天，上一次的采访风波，就这样无形地过去了。

我一直觉得相比起范雨素、史鱼琴和林巧珍这样的家政女工，寒雪是个幸运者，找到了长期的好雇主，在天津有了房子和户口，女儿学习不错，老公甚至还有体制内工作。但有一次在从皮村西口到草房的双层公交上站着，寒雪接到了一个来自老公的电话，大约是为了一笔小钱，两人争执了几句，过后寒雪望着车窗外的夜景，神情黯然。我是一个世俗的女人，她轻轻地说。

为啥这么说。

我不敢离婚。这个回答让我大吃一惊。

她说，当初看上老公，因为他是军人，穿一身军装，有崇拜。现在两人婚姻名存实亡，即使是躺在一张床上，也是各睡各的，毫无关系。老公抠门，就跟巴尔扎克写的葛朗台一样。

车窗外树影掠过，一向含蓄平静的寒雪脸上，光亮和阴影交替，像是她曲折人生的幻灯片展示。

二

寒雪本名王成秀，这么一个清冷的昵称，来自童年的体会，一直没有变过。

1970年，寒雪出生在一个多子女的组合家庭，前面已有一个同胞哥哥和姐姐，此外父亲还带过来四个子女，都比寒雪大很多。家里很穷，工分永远是这年借到那年，知道后来队上不借了。口粮不够吃，妈妈只好去地里扯一种用来沤肥的草，平时猪喜欢吃的，掺上搅面糊糊吃。身为幺妹，寒雪与其说享受福利，不如说承受了全家贫穷的终端：穿的永远是姐姐穿短了的衣服，没有冬夏换季之分，过年时能吃上一顿米饭就不错。更切身的是，寒雪刚出生，父亲让母亲把她扔进尿桶憋死。母亲没有照做，父亲为此三天没回家。

但寒雪说，妈妈也“重男轻女”，主要体现在孩子上学，重视寒雪的同胞大哥，一路供他到高中考大学。当然，大哥的学习也好，数学竞赛拿过信阳市第一。

供了哥哥，就顾不上两个妹妹。寒雪上学总是交不出学杂费，被老师放学后留下来，或者罚站墙根。开始还有几个同学，后来陆续都交上了，只剩寒雪自己，大家自然知道了寒雪家最穷。这对寒雪来说，是很屈辱的事情。

寒雪从小性格比较倔，“不许别人说我可怜”，自己也在心里论证自己不可怜。

过年时隔壁一个小孩穿上新衣服就钻草丛，挨了老爹的打，寒雪心想，“我虽然没有新衣服，但也不用挨老爹打，算起来还是挺幸运。”寒雪的老爹比母亲大十多岁，在文革中孵小鸡卖挨过整，身体落下咳血的宿疾，寒雪还没学会走路他就因为脑溢血去世了，这也是全家如此贫穷的原因。

八十年代村里有了一部黑白电视，寒雪看到电视上讲云南大山里一个母亲，给孩子洗衣服掉进河里淹死了，剩下两个孩子没房子住，罩块塑料布当屋顶。“我就觉得自己有房子住，有母亲，累了还能趴在母亲背上，真是幸福。”实际上寒雪家的房子因为瓦片盖得薄，又常年没钱添检，冬天雪花透过瓦隙钻入屋里，会直接飘到床被上。

但小学五年级那年，寒雪终究因为“被人可怜”退学了。导火索是和同学吵架，同学说寒雪的母亲上她家村里讨饭了，这个同学的爸爸是队长，借给了母亲两袋米背回家。“当时心里特别痛苦，烙一样。”即使事情过去三十多年，寒雪说到这里仍旧哽咽了。因为跟同学吵架，老师又批评了寒雪，“我就受不了，不上学了。”

过了一个多月，一个要好的女同学来看寒雪，寒雪就后悔了，怀念学校的生活。这个同学以后还给寒雪写了一封信，信里描述寒雪“顶风冒雪卖葵花”，因为寒雪趁村里放露天电影，炒了葵花籽去砖瓦厂卖，被同学看见了。

卖葵花只是比较轻松的活计，更重的劳作是在地里。从十三岁辍学到十九岁出门打工，寒雪跟着姐姐干农活，姐姐赶牛犁田打坝，寒雪割稻挑禾担粪。身板并不壮实的她，脖子后面压出来一个鹌鹑蛋大小的包。一直到现在，她经常在门框上自己按摩，终究把包磨得小些了，却不会完全消失。

中间大哥想让寒雪继续上学，当时寒雪已经退学一年多，不愿再去学校。十九岁那年，哥哥去北京上军校，让两个妹妹跟着一道上了北京，家里的地都转包给同父异母的二哥耕种。事后回忆，寒雪有些后悔没去广州，那时谣言说南边进工厂要求十九——二十四岁，未婚，“觉得不是好事”。其实当时正在迈入九十年代，去深圳那边的老乡是第一批，后来都定居当地，算是发达了。

当时没有家政公司，两姐妹都去了崇文门的露天劳务市场，站在马路边等雇主叫。姐姐做了几个月保姆，回老家说要找对象结婚，不出来了。寒雪在另一个家庭做保姆，一开始不大适应，孩子很娇气，饮食众口难调，家庭矛盾错综复杂，雇主老太的女儿和儿媳闹矛盾，老太太把气撒在寒雪身上，干了一年多寒雪离开了，去一家小饭馆当服务员。离开之后才发现在家庭里更安全，小饭馆啥人都有，有些喝醉了的客人说不三不四的话，寒雪接受不了，又去在饭馆认识的一户人家，照顾一个老太太。没想这家关系仍旧复杂，老太太的女儿嫁到秘鲁，挖老妈的墙角，老是撺掇寒雪跟她到秘鲁去，照顾她自己的女孩，寒雪因为担心出国不安全没同意。

刚开始干保姆，寒雪觉得侍候人低三下四。通过这两次经历，看到外面看上去光鲜的家庭和人物，内里也不过如此，心态上倒是获得了平衡。

干了一年多，寒雪接到了身在辽宁的母亲电话，哥哥毕业分配到辽宁阜新，结婚成家，母亲去给哥哥看孩子，挂念寒雪，寒雪因此去了东北。待一块儿没多久，母亲回了河南，寒雪却就此留下来，在一个转业军人开的电容器厂做店员，活计是卷纸筒，然后搁进大盆里和电料一起泡，再加用锤子砸出电极，工资能拿到一百八九十元，比先前做保姆高一倍，代价是有污染，车间有股呛人的味儿，时间长了对人体不好。两年多之后，寒雪在当地找对象结了婚，就此不干了。

三

对象是家在阜新本地的嫂子介绍的，在铁岭当志愿兵，回老家找对象。介绍的途径，是嫂子认识的一个阿姨的战友跟寒雪老公的政委是战友。第一眼见到老公，虽然个子矮，寒雪仍旧眼前一亮，被老公的一身军服吸引，因为哥哥也是军人，寒雪就觉得找个军人好。政委说老公工作清闲，在机关负责放电影和播起床号，脑瓜灵，啥都会修。至于找一个农村姑娘的原因，是因为志愿兵不允许在工作当地找对象，加上老公家里条件差。寒雪觉得也没什么，后来才知道家境给老公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认识之后再见过两面，平时书信往来，一年后的劳动节两人结婚了。没有彩礼，也没有办婚礼，两方亲家都没有见面吃顿饭，老公说是父亲瘫痪多年，母亲岁数大了，哥姐忙于种地，来不了人。家里总共拿了五千块出来，供寒雪和老公回河南老家来回花销，和买新衣服。寒雪自己也没有钱，打工攒的5000块都交给了嫂子，请她帮忙办阜新户口。五一晚上两人坐火车上北京，回一趟河南老家，在老家也没请客，算是旅行结婚。

一路上并没有旅行的感觉。在北京不敢住贵的宾馆，找老乡介绍旅馆，一连走了三家，脚都疼了，老公都嫌贵，后来在永安里住了个不带卫浴的三人间，挨着有味道的通惠河，一人33块，晚上还可能再来人住。半夜还遇到公安局扫黄，被叫起来查结婚证。寒雪来气了，但又觉得老公家是真穷，怪可怜的。结婚照也没有一张，白天路过照相馆，寒雪多看了一眼，被老公赶紧拉走了，寒雪也觉得是他家里穷，正常。

怀上第一个孩子，老公非要打掉，说自己要提干，经济条件也养不起。寒雪自己也觉得太穷，不想要，就把孩子堕了，身体留下了怕凉的后遗症，总要吃药。之后不到一个月，老公调去了黑龙江，寒雪再次上北京打工，比在阜新能挣得多些。

初回北京，寒雪仍旧在饭馆打工，遇到一个地痞，干了一个多月不给工资。寒雪跟胡同里一个老头聊起来，老头说自己有个朋友开游戏厅，正好托他找人，寒雪就去了亚运村的游戏厅，负责给机器上分、收钱。游戏机类似于老虎机，一般是在奥体中心搞体育的任来玩，老板可以调，因此人总体是输的，有人输急眼了会把水倒进投币口里，把机器弄坏耍赖。游戏厅利润不错，寒雪的工资从300一路涨到500，还有奖励提成，有一天庄家赢了13万，给寒雪奖励了300块。游戏厅处灰色地带，后来公安让老板过完年别开了，寒雪就回老公部队过年了。后来民族大厦又开了一家游戏厅，寒雪又去那，待遇也不错，干了两个多月又被内部人通知别开了。

寒雪只好另找了一份营生，卖硬笔书法，实际是传销，需要自己出钱买字帖，一百块钱十本，根本卖不出去，只有靠拉人头，寒雪也拉不来人头。这时赶上部队裁军，老公的提干成了泡影，打算赶在1997年香港回归要孩子，催寒雪回去，第二次北京之旅就这样结束了。

寒雪回到阜新生了个女娃，以后老公离开部队，转业到当地计量局。

生养小孩的过程中，寒雪渐渐发现老公的抠超出了常情。向他要一点钱花特别艰难，他对自己也抠，宁愿留着钱慢慢贬值。志愿兵工资本来也不高，从几十块钱慢慢涨到两百来块。寒雪需要想着自己找钱。

辽宁的冬天寒冷，孩子上幼儿园连羽绒服也买不起，寒雪自己是在亚运村那年买的羽绒服，想着翻新一下给娃穿，拿到店里时发现老板是信阳老乡，感觉生意不错，就想自己也干这个，老公也支持。第一年向老乡学习裁剪，第二年冬天租了个门脸开张，招了三个店员，置办了三台机器，给羽绒服加絮、换布，第一年本钱差几千没回来。老公本来投了5、6000元本，寒雪年前结算给了他，过了年他就不肯拿出来了，寒雪没钱进物料，急哭了老公也不给，还好向家乡的姐姐借到了钱，重新开张。第二年一冬赚了一万多元，一直干了三年。

翻新羽绒服要看天气，不下雪没人要，一下雪挤爆门连夜赶，累得寒雪老犯咳嗽。因为空气里总有绒毛，加重了咳嗽，寒雪和工人都受不了。一个机台工总说在当地一个西柳服装批发市场挣钱容易，不如搬过去，寒雪动了心，第四年搬去西柳做牛仔服装，结果没活可干，跟人合伙又受骗，赔得一塌糊涂。

寒雪卖了机器关了店，打算开熟食店，老公又要她开在院子里边，不让租当街门面，嫌租金贵，自然仍旧挣不到钱。寒雪还发现了老公的另一个特性：懒，只要她在家，老公就万事不伸手。这大约也和他家境有关，小时候虽然穷，上面有四个姐姐，挺受照顾的。孩子上小学期间，寒雪关掉熟食店，想在当地找工作，到处是下岗工人，外地人根本没机会。寒雪思来想去，决定三上北京，重干保姆，行前在阜新参加母婴中心培训，做了准备。

离家之后，小孩特别舍不得妈妈，打电话总说寒雪有衣服撂在家了，要她回家去拿，似乎这是她想得出来唯一充分的理由。寒雪在听筒这边偷偷抹眼泪。失望的次数多了，“后来开始有点恨我的感觉”。孩子上到六年级，寒雪觉得母女不能长期分离，打算回去，林总夫妇因为寒雪在家里干熟了，舍不得，就给寒雪出了在天津买房的主意，把孩子接到天津读书，老公也停薪留职，到林总在天津的分公司干，寒雪每月能过去待两天，看看孩子。这样一直持续到孩子考上天津大学，老公才回了阜新。

林总家给的工资比较高，开始是六千，后来涨到了八千。因为没有钱买房，林总垫了42万，预支了寒雪六年的工资，老公出了装修款。工资预支以后，寒雪手上没有钱，虽然吃住在雇主家，仍旧要找老公拿一点，老公的抠门就表现得更明显。拿小事来说，有年大葱贵，寒雪去了天津，老公就舍不得自己掏钱，让寒雪下去买；让他买肉，正常的价是18块，她偷偷去买了13块的来，肥得没法吃。大一些的用度，寒雪过年回家，老公总共给1000块，孩子生病脚背水肿，寒雪带去医院看病花了一百，老公就追问寒雪为啥多花钱，把生活费挤掉了。孩子念完大学出国留学，生活费要一月六七千元，老公只肯给3000块。还好寒雪这头的工资扣满六年了。

不过对孩子，寒雪觉得老公还不错，“是个合格的父亲，虽然也抠”。毕竟自己长年在外，陪伴女儿的是爸爸。女儿该报的课外班都没撂下，画画、英语、舞蹈，还学了十几年钢琴，功课一直出色。到了青春期，“女儿说将来养爸不养我”，说不稀罕寒雪买的房子。上了大学以后才明白过来，母女感情恢复了。2022年的三八节，女儿给寒雪发了200块红包，附带信息说“尽管命运坎坷，但你依然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获得更好的生活，并且为了自己的理想一直在学习。你身上拥有所有女性的美好品质，不仅是我的妈妈，还是作为女性的榜样。”

大学毕业之后，女儿去了德国纽伦堡大学医疗器械专业留学，雇主林总给她发了两万块红包，过年时又给了5000块。出国之后，母女之间的感情仍旧一直很好，刚去时每晚寒雪都要女儿发来一段微信语音，听听她在那边的声音，“不然提心吊胆，睡不着”，以后才好点。女儿觉得寒雪一生太辛苦，说过二年不让寒雪干了，还让她学车，到时买个车，学人家开着去旅游，“为自己着想一把”。

在做育儿嫂期间，寒雪只有一次跟随林总一家出行，去了海南旅游。这次旅游给寒雪留下很深的印象，她写了一篇文章，着重讲了自己第一次坐飞机的情形。从刚上飞机的好奇，到插翅飞上蓝天“飘飘欲仙”的自豪，空姐服务的周到，看到窗外火焰一样云海的震撼，用了《斥鹌随鹏去海南》，比喻像只灰扑扑小雀一样的自己托有似“大鹏”的主人之福，也有了飞上蓝天，“看到浩瀚天宇”的机遇。这在她长年处于高楼之下的保姆生涯里，是一份难得的体验，也让她在心里“庆幸找到这么个人家，能跟他们坐飞机一同来海南。”

四

渐行渐远的是寒雪和老公的关系。早在结婚之前已有端倪，当时寒雪在北京打工，顾念老公那里天气冷，亲手织了毛衣寄过去，老公说不咋样，不如他妹妹织得好。结婚后两人会少离多，在一起的时间加在一起不超过两年，感情愈加疏离。41岁那年一个下雪天，寒雪在林总家里和老太太摩擦厉害，待不下去回东北了，半夜十一点车到阜新，老公没来接站，到家他睡得呼呼的，醒过来责问寒雪干嘛要回来。第二天老公上班回来，又抱怨寒雪平时在北京，让他一个人带孩子。寒雪在家没钱用，心里的憋屈没处说，转头又回了北京，路上冒着大雪，心里觉得自己命运太苦了，心灵虽然像雪一样洁白，命运却也像雪的寒冷，落进冰窟窿就啥都没了。突然之间，寒雪脑袋里蹦出来几句诗：

残冬留下光枝条

雪花落在冰窟上

处处枯瑟与凄凉

待到红心见冷光

从来没有过这种体验的寒雪，觉得自己忽然会写诗了。她由此给自己起了寒雪的笔名，开始喜欢上看书，手头没钱，就专在小区门口书摊上买打折盗版书。2013年3月23日这天，夜深之时雇主和孩子都已进入梦乡，寒雪独自站在窗前，看着有月光的夜空与黑暗的地面相差悬隔，想到自己和雇主之间也是这样，深深感到有些不平却又无能为力，写下了一首《天地对白》，这成了寒雪自己满意的第一首诗。

我们认识之后，寒雪把这首诗发给我看，我不了解写作背景，觉得这首诗的题目太宏大，有些虚。以后寒雪又陆续写下了几首诗，其中两首后来被诗人安琪选入了她主编的《北漂诗选》，相比起来，显然更贴近自己的北漂家政生活。其中一首起因于不准林宝看手机，遭到林宝抗议“你又不是我家里人”，让寒雪的心冷了半截，又想起自己远方的尘土堆积家，和抛下的孩子：

我带着的孩子

说我不是她家里人

时光 我没有辜负你

把我的孩子变得陌生

有一次丈夫来了天津，女儿独自在辽宁，夜里家中暖气片跑水，80多岁的婆婆不顶事，满屋汪洋，女儿坐在门口哭。寒雪从北京赶回去处理，亲戚邻舍都说寒雪长年待在北京，作为母亲“狠心”。寒雪用这个字眼作了一首诗的题目，诗中回忆了母亲第一次病重，自己回家乡只待了八天，母亲还未康复自己就回京，最疼爱自己的母亲含泪说“小女儿最‘狠’”，结尾又写到“要供孩子上学，要有房，我只能背着‘狠’字，在北京穿行”。

以后寒雪开始写散文，记录家事，为此下载了一个手机笔记本软件，手机因此中了病毒，几天就花出去几十块钱，只好去刷机，写的东西全不见了，“跟自己的孩子夭折了一样”。林总给了寒雪一个苹果手机，仍旧在手机上写，还在一个叫做“江山文学网”的网站上发表了几篇。以后有人介绍寒雪加入了一个打工诗人QQ群，里面有人介绍皮村文学小组，寒雪感到吸引，联系了小付，时间是在2017年的三八妇女节。不久之后范雨素爆红，加增了皮村对寒雪的吸引，她从没想过文学可以改变一个与自己类似的家政女工的命运。

五一那天赶上雇主全家出游，给寒雪放假，她趁机前去，下了草房地铁附近正在修马路，没找到306公交站，但这没有挡住寒雪去皮村的决心，沿着公路一直走了三四站，一身大汗，才遇到了一辆公交车。到了外表破破烂烂的工友之家会议室，虽然没有见到范雨素，却“找到了组织”，第一次相信自己只要常去，就能坚持写下去。那天文学课结束后时间晚，寒雪在村里找了个五十块一夜的小旅馆住宿，房间黑黢黢的没有窗户，文字搅扰了她一整夜。对于过夜条件的艰苦，寒雪想的是“这是在雇主家里待久了，条件好，当年在农村，条件不跟这一样么？”

以后小付知道了，给她在工友之家找了个床位，有一次万华山不在，还让寒雪去他租的房住过。2022年8月，林总一家因为林宝上初中搬到了天津，冬天寒雪从宝坻坐高铁到北京南站，再换地铁公交去皮村，听完文学课后仍旧是在皮村住宿，第二天再赶回天津。住的地方没有暖气，寒雪在脏得发硬的被子下缩了一夜，大清早赶回天津。更多的时候，寒雪在雇主家里边干活边带着耳机，收听网上直播，虽然不发言，却句句听得用心。

几次去皮村后，寒雪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范雨素真人，两人交流挺多，范雨素还曾特意去珠江帝景看过寒雪，平时聊天总在鼓励她多写。这改变了寒雪的想法，从前她觉得，好像要等到六十岁以上，自己退休不干这么多活了，才有时间精力多看看书，写写东西。

《高楼之下》第一篇在新工人文学发表之后，寒雪有了写作系列的想法，后来陆续有了“二”“三”“四”。这些故事里有在家政公司遇见的女工们的过往，以及上户经历和运气好坏，有雇主的大方宽容或者抠门蛮横，还有先前我们在绿化带聊天时说到的，那些做如夫人的女大学生和她们孩子的命运沉浮。她还把原来第一篇里做沙炙目睹白领美臀的故事拆开来，单独作为第五部。这些故事仍旧保留着她的细致特点，也有自己关于高楼上下阶层、贫富和命运的想法，寒雪拿给我看过，但没有再去发表，其中第一篇后来被杨沁看中，收进了《劳动者的星辰》。

对于写作，寒雪没有范雨素和史鱼琴那样的自信。在《新工人文学》发表作品没有稿费，代替的是两本书的奖励，张慧瑜一下子寄给她七本，寒雪发信息问他，慧瑜回复说让她多看书。七本书中有寒雪自己挑的阎真《活着之上》，也有《假如给我三天光阴》《荆棘鸟》这样的名作。寒雪还在在网上听书，《红楼梦》听过两遍，《呼兰河传》则是她的最爱，因为萧红女性又是东北的，感觉也亲近的。但是看了名著，寒雪反而会受打击，“觉得自己写得没意义，水平太差。”师力斌看过了寒雪的诗，曾让她写一组拿过去尝试发表，寒雪说自己“硬是没写出来”。

2022年春天，我们再次在珠江帝景高耸的拱廊之下聊天时，寒雪已经开始了一部叫做《世俗女人》的长篇小说。小说是自传体的，取这个题目的原因，是因为寒雪觉得自己是个世俗女人，即使已经一年多没跟老公怎么说过话，也不用花他的钱，经济上各管各，躺一张床上背对背，也不会离婚，“没法超脱、超越”，因为思想上说到底觉得离婚不好，要在外表上完成一个女人的职责，有个孩子，“看上去有个家庭”。小说里讲到另一个女人的故事：男人手持铁锨扔她，一追二里地，非要把她的脸铲掉，就这样也不肯离，“怕丢人”，临了男人还是迫使她离了。

这部小说在四万字的长度停了下来，最近两年没有怎么动笔，“身体不咋好，没写，自己也没信心。”2022年寒雪心脏不舒服，在天津检查出来冠心病，说是“心脏分支血管堵了50%”，听上去很吓人，后来又托人到北京安贞医院检查，医生却说是长年劳累造成的椎间盘突出压迫血管，没有大碍，以后寒雪一直在吃药。

不过寒雪对未来仍旧抱有期待。小说里的主人公名叫“晚霞”，似乎终于摆脱了那个大雪之夜的的寒冷记忆，等待几年后女儿研究生毕业，雇主家的孩子也高中毕业考上了大学，自己就此退休不干保姆了，拿一份在阜新交的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平时读读、写写，“六十岁过后是我们的春”。谈起这份未来，她语气之中充满了提前到来的轻快。

虽然到时会在天津定居，她仍旧打算来上文学小组的课，“到时候就有时间了”，从宝坻坐高铁到北京南站，转地铁公交到皮村，听完课夜班有车就连夜赶回去，不然就在皮村过上一夜，仍旧找一家小旅馆对付过去。最重要的，是在同心图书馆相聚时，大家头顶那一束温暖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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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21时许，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国恩老年公寓发生火灾，截至9日凌晨，初步统计火灾共造成20人死亡。9日上午，凤凰周刊以非常快的速度发了一篇报道：《老年公寓大火背后的农村养老困局》，推荐阅读。

下面所说，没有深度可言，只是不得不说。

我之前写农民基础养老金，几乎不写农村老人如何之惨，因为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我也不认为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主要是基于同情，这是他们应得的，我不想用同情遮蔽了亏欠。

但是，没钱的农村老人，就是很惨，各种各样的惨。

国恩老年公寓的那些老人绝不是农村境遇最差的。河北农村老人基础养老金133元/月，除此之外，报道中说，他们的主要收入来自土地流转（就是他们说的“农民有地”），每亩地年承包价200元。这家养老公寓一个月要800元，也就是说，他们的子女能按月给补贴。在中国农村，不是每个子女都有能力和意愿掏这个钱的，更惨的，是那些无人照料、独守空房的老人。

从报道中看，国恩老年公寓也绝不是最差的，“干净亮堂”，“两人一间”。相比2015年鲁山县康乐园老年公寓火灾致38人死亡之后记者走访所见，附近的老年公寓有20平米摆了10张床的，也有30平米摆了13张床的，这已经要好太多。而且据家属反馈，这家公寓的老板娘人也不错，愿意帮助，照顾老人也比较用心。换言之，800元一个月，性价比已经相当不错了。

所以，核心的问题并不是整顿一番就行了，虽然这是必要的，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些农村老人是生活最困难的，他们的孩子往往都在外地，谋生不易，如果没有兜底，各式各样的悲剧难以避免。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王桂新告诉《凤凰周刊》，“我知道在农村还有不少贫困老人有病无钱医，他们最需要的、摆在第一位的可能是吃饱一顿饭、能多活一天。”王桂新曾看到一篇文章，介绍一位农村贫困家庭的患病老人，为了不给子女增加沉重的生活负担竟快求一死，

王思思 李一鸣，公众号：冷杉RECORD老年公寓大火背后的农村养老困局

所以农村绝不是那些温铁军、贺雪峰之类的三农专家说的“缓冲器”和“蓄水池”。提到贺雪峰，想起十年前他做过“湖北农村老人自杀调查”，在媒体报道中，他说：“被榨干所有价值后，老人就变得好像一无是处，只能等死。”然而十年过去了，他开始说这是“独特制度优势”，美其名曰“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借助农村和农业的保障与保底，中国不仅有了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器，而且有了一个防止福利陷阱的蓄水池。”

蓄水池下，多少农村老人艰于呼吸，但这些良心被狗吃了的人眼里：好一派风平浪静的农村风光！

国家推行的新农保每月只有55元，让不少老人有了盼头。“那就先不自杀了，再挺两年。”不少老人对刘燕舞说，“终于有人管我们了。”

公众号：学者荟中青报：农村老人自杀现象，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无论是要解决农村老人现实生活的护理问题，还是生命的价值感，每个月有几百上千元的基础养老金，都是至关重要的事情，而不是某些三农学者所说的，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这样的声音不仅会成为政策制定的噪音，更是煽动大众情绪、不利于社会稳定的破坏性因素。”这跟所谓“福利陷阱”更是八杆子都打不着：体制内退休金一个月大几千上万，你不说“福利陷阱”，把农民基础养老金从不到两百提高到八百块，就要警惕“福利陷阱”了？ 

钱当然不是万能的，但是是其他办法的前提和基础。老人每个月有近千元的养老金，自然不会觉得自己是累赘，如果身体健康，能照顾自己，在农村已经勉强够用；如果要住养老院，子女再补贴一些，护理质量就能上一个台阶。中国式三农学者永远不明白市场的神奇和伟大，它不需要你去创新，市场的参与者比所谓的专家学者聪明一万倍。

我不是说提高了农民的基础养老金，就可以防止出现国恩老年公寓这样的悲剧，这个悲剧有其特殊性。但它可以提醒我们去关注农村老人的生存状态，如果不是一场大火烧死了这么多人，很多人恐怕连眼角都不会看他们一下。所以确实需要感谢凤凰周刊，正如那条报道的读者留言：“其他媒体都在忙着关税汇率宏大叙事，在同一时间协同发通稿……感谢凤凰周刊，新闻不会亡！”

事件本身是特殊的，但背后的困局是普遍的。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的60岁及以上人口约1.21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为23.81%。但与之相配的养老机构却严重不足。这些散落在乡镇的养老院，很多由旧校舍、老厂房改造而来，消防设施简陋，护理人员短缺。即便如此，它们仍是许多农村家庭不得已的选择——当子女外出务工，当老人失去自理能力，这些收费低廉的养老院成了最后的庇护所。而发生在4月8日晚上的这场大火，使得农村养老困境再次凸显。

王思思 李一鸣，公众号：冷杉RECORD老年公寓大火背后的农村养老困局

之前在那篇《再有人拿“农民没交社保”说事》下面，有读者留言：

这个说法是对的。为什么农村有那么多“康帅傅”、“营养抉线”、“海乙丝”这样的冒名品牌？你当然可以去讨论法律、道德、监管、消费者意识等问题，但最重要的是：市场决定了这样的消费能力就有这样的产品。同理，如果农村老人手上能多几个钱，市场提供的产品质量自然就会提升，正如上一篇文章所说：“农村老人手上有钱了，会有无数人去给他们提供服务的，以中国人的勤劳和创新能力，会有无穷的想象空间。”

但是，没有钱，一切都无从谈起。家贫百事哀，没钱的痛苦体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它不像火灾这么惨烈，但此痛绵绵无尽期，直至死亡。

上一篇说，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是对应贸易战、提振内需的最佳手段，此前还说过“不管是从公平正义、人道伦理、社会和谐、消除内卷、促进消费，以及民意基础和急迫性，均高于其他选择”。这种拔一毛利天下的好事，为什么不赶紧做呢？

CDT编者按：近日，微博网友 @陈生大王 点评了近期 @IShowSpeed （甲亢哥）的中国行，他认为官方所谓的“无滤镜展现真实中国”，并非真实中国，而是一种“全民营造的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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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生大王：

想说几句挨骂的。你的生活好不好，你的城市好不好，你自己知道的。不需要外国大哥来表演惊讶！兴奋！怒吼fuxk！以此证实这里的生活确实很棒。

有人说，这打破了西方偏见，展示了真实中国。

这是真实中国吗，你去北京，王嘉尔会陪你打乒乓吗，你去成都吃火锅，老板会为你关门营业，弹吉他助兴吗，你走在街上会有人跑来疯了一样给你表演节目吗。

所以这是真实的中国，还是我们希望西方人看到的中国，一种全民营造的大舞台？

只要是合法老外，在咱们这儿已经有很多隐形特权了，这次万众一心，直接给他打造成迪士尼乐园。大哥能不喜欢，能不赞叹吗。只是他享受到的照拂，你也能同等享受吗。

长沙一位餐饮老板在甲亢哥面前表现得过于兴奋，结果群情激愤，今天就看到讽刺画，还有大V老师批判说，一个人，毁了一座城。

Speed的名字和头像出现在重庆的摩天轮上

看来大家还是公开课上多了，你一个人，毁了整个班的形象！

这已经是一种惯性表演。前段时间老外涌进小红书，大家彼此嘱咐只能说国内好听的，韩国人到上海旅行，脑子需要泄洪的大哥们纷纷开豪车出行，这都是同等的虚妄。

我们对外部凝视太上瘾了，好像必须要被观测才能存在。这不是对真实祖国的爱，而是对某种理想自我在他人眼中浮现时的痴迷。

只要看到老外，连连惊叹中国比祖国更好的时候，我们生活似乎也变得更幸福了一些。

这次很多人反复说，甲亢展示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

那甲亢老师只要了解一下，咱们群众对黑人的真实看法到底如何，就知道什么才是真实，复杂，多元的中国。

我知道这件事里没有坏人，只是我实在没有兴趣。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应该比外人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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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春亮：同样只是展示中国的某一面，甲亢哥就真实，《隐入尘烟》就虚假。同样只是展示中国的某一面，甲亢哥人人称赞，《隐入尘烟》就人人喊打。

CDT编辑注：原文在“水瓶纪元”微信公众号上已不可见，截图和PDF版本仍在微信上流传。独立媒体“水瓶纪元”在其Substack上写道：“‘水瓶纪元’是由一群从机构出走的女性媒体人志愿组建的报道平台。我们希望在substacks上自由地传播文章，不再受审查限制和算法绑架。” 请点击这里阅读原文并订阅。

我们曾经拥有过的纪录、创作和发声的权利，又是如何在转变的治理模式中逐渐流失？记忆是我们应有的权利，它值得我们为之努力。

当下正值“武汉启封”五周年。

启封只是一个时刻。在“武汉疫情”这件事上，组成纪念的并不是某个时刻、某一天，而是很多心碎时刻，很多人的忌日，伤痛绵延许多日夜……几年之后，仍然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

五年前你在做什么？聊起这个话题并不容易，时间并非以数字标记，而是无序地从每个人嘴里跳出来，“钟南山讲话的那天”、“封城的那一天”、“过年那一天”、“李文亮走的那一天”，事件成为回忆的刻度。

最初，在北京一家报社工作的记者赵庆夏回武汉过年，他浏览了一些消息，又问了自己在武汉同济医院的朋友。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能像非典？再严重也就是非典那样了吧？”他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打了一些电话，但没有对报道工作抱有很大的期待，那是一种“自我审查”的惯性：“（报社）日常就是每天都会有一两条‘禁令’，有时候叫‘报道提示’，比如说什么东西不要做，什么东西要按照什么方式做，一些事情可能只能转载、不能做原创报道”。

记者王胜男同样从北京回武汉过年。那时候，她还在一家商业公司支持的特稿编辑部工作。12月初，她第一次报了题，编辑部起初的反馈是“这个事情不太重要”，过了半个多月，编辑部的回复变成了“再观望一下”。她放弃了工作，回到武汉过年，那天是1月21日，启程前，跟她同行的朋友退掉了票。列车向南开，路上没什么人戴口罩，她带了一本《鼠疫》，作家加缪在1947年展示的那个世界，鼠疫爆发，政府却不承认疫情，城市被封锁，无人自由进出。

很快，王胜男会知道，书里看到的世界，正在变成现实。

时任《人物》杂志记者龚菁琦还记得，她是2月10日进入武汉的。编辑部在群里问：“有谁能去武汉？”问了好几个人，最后名额落到她头上。“编辑发出邀约压力也很大，我做出决定压力也很大……武汉的现场不像地震或者天灾……你不知道武汉是地狱还是什么”，她顿了一下又说，“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武汉是地狱了”。

疫情往前再十年，龚菁琦曾经在武汉上大学，身份证的地址留在了武汉，武汉疫情爆发的时候，她靠着这张即将过期的身份证在武汉下了车。她对武汉的印象是各种充满死亡气息的场景：

去往武汉的高铁上，一整列车上只有两三个人，乘务员不讲话，车厢里没有任何情绪，“这些人好像被迫地，出于各种原因，不得不坐上这辆车，去一个最恐怖的地方”。同事来接她，司机穿着防护服，那身白色的、把人包裹起来的衣服还不像后来那么普遍出现，“司机看你一眼，吓得死，好像死神来了”。

五年后，经过数不清轮数的清零、隔离、核酸检验和行程控制之后，人们几乎要忘记，在最初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只是未知的病毒，它只意味着传染、发热和死亡。

艺术家阿菜一口气讲下来都是——“那个武汉二环路上奔跑的野猪”、“跳桥的人”、“无法和父母最后告别的年轻人”和“自杀的养蜂人”……

所有受访者都会提起李文亮去世的那个夜晚，准确来说，是最早听到医生正在抢救的2020年2月6日，而不是被留在记录上的2月7日。

2020年2月7日，武汉中心医院后湖院区门诊楼门口，市民前来敬献花束。（图_中国日报网 陈亮/摄）

Miyoko（受访者要求使用的常用名）再想起疫情，首先想起来的是这一天。这个曾经在北京上海的广告公司工作的厦门姑娘，在疫情期间组织起一个民间志愿团体，名字叫“武心援”。李文亮去世的时候，她和伙伴们已经做了半个月的物资对接工作。李医生的去世令她深受打击，她说：“像撞南墙一样，你做了很多，却好像无法改变什么，也换不来一个代表正义和‘好’的那方被保留下来的结果。”

也是那个夜晚，一百多位年轻人在口罩上写下“不能、不明白”，将自己的脸庞和抗议的声音交到互联网上，希望引发一些改变。一位参与其中的年轻人说，“疫情发酵和恶化，与言论管控脱不了干系”。另一位参与的年轻人除了在口罩上写字，还举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言论自由”。

五年之后，水瓶纪元回访了一些记者、艺术家、志愿者、关心公共事务的普通人，来谈论我们的疫情记忆，以及五年来的经历。

这些故事在五年前未被充分记录，在当时满城的死亡与未解的疾病面前，也难以占据注意力。我们相信这种回忆是有意义的——民间自发、互助和信任的力量是如何帮助人们度过最绝望的时刻，我们曾经拥有过的纪录、创作和发声的权利，又是如何在转变的治理模式中逐渐流失？记忆是我们应有的权利，它值得我们为之努力。

救人与自救者

“我觉得，人不应该那样死去，人不应该没有尊严的，或者不被知道的、不被记住的死去。”

春节联欢晚会是华人春节记忆的最大公约数。2025，蛇年春晚，分会场之一在武汉。七分多钟的镜头里，武汉的经典小吃、地标性建筑轮番出现，官方用力塑造家国团圆、英雄城市的形象，演员和明星们跑过武汉的大街小巷，背景音响起，“时间会带走一切，也会治愈一切”、“再难的坎，吃一碗面，也就过去了”。

2025年春晚武汉分会场片段（图_网络)

那是一种被规划好的集体回忆：封城、逆行者、胜利、重启——从苦难中涅槃的“英雄城市”。

但在这段历史里，还有另一种秩序，从未进入宏大叙述。它不靠文件、不靠号令，而是由凌晨志愿者的车队、社交群组中不断刷新的表格、接力的求助帖构建而成。

除夕夜的景象打破了很多年的惯例，灾难发生时，甚至感受不到决策层的存在。一位武汉市民说，那一年的除夕夜，她以为武汉是地图上不存在的城市。一个记者在微信群里转述采访对象的原话：“为什么现在都是民间在筹措物资，政府呢？”

非虚构作家、媒体人李海鹏在微博上批判：“武汉正在发生的事情真是太离谱 ……交通切断之后，班车没有？医护人员基本保障物资没有？抚慰性质的年夜饭没有？落实到责任制的领导慰问没有？党组织送温暖没有？拜年没有？虚情假意都没有？我真是目瞪口呆。”

“每天都有很多条求助信息发到我这里，一个比一个惨，每一个人都留下了姓名、住址、联系电话，说求求记者救命”。五年前的1月30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记者王嘉兴在朋友圈这样写道。

武汉进入混乱无序的状态，但最先动起来的，是没有资源、没有权力的普通人。

王胜男始终记得封城期间的一个夜晚，凌晨夜里两点，她在一个武汉本地的朋克乐迷群里发消息：她是记者，想出门看看，有没有人能载她一程。三点左右，一位大哥回复了她，确认了地址，然后跟她约定好，第二天早上五点可以来接她。

第二天，她在小区门口见到那位大哥，“精神很差，看起来就是一夜没睡”，甚至“车一度开偏了”，王胜男试着寒暄，她内心有很多疑问，但对方不太回应她。后来她才知道，武汉封城之后，送口罩的卡车只能停在市郊加油站，许多本地人用私家车在夜里接驳，把口罩一批批送进医院。大哥就是其中之一。

那天清晨，王胜男陪着他送了一批口罩，既有给医院的，也有给私人的。那个场景让她感到荒诞，“这么大的医院，竟然也是靠普通志愿者支撑的 ”。

那天之后，王胜男暂时放下了报道的工作。从她开始做记者起，特稿教会人“关心人”，以人为尺度丈量世界，但在2020年的武汉，她在报道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里穿梭，只感受到无力。“作为记者，你原本一定要去挖掘这个人的动机，为什么做这个事情，但当时，你什么都问不出口，你知道人在那种情况下，就是会去做这件事。”

“已经没有太多可以做的了，你也改变不了什么，不如出去当志愿者”，由此，她进入了“武心援”。

民间志愿团体“武心援”logo（图_网络）

“武心援”的工作伴随了武汉疫情从爆发、封城到解封。起初，志愿者们做了许多对接防疫物资的工作，以缓解物资的紧张，随着疫情发展，问题指向“无法被收治的病人”和“被挤压生存空间的非新冠患者”，“武心援”的工作重点转向上报病人信息，后来“武心援”又做了心理疏导的工作。

“武心援”的志愿者总是分工明确。在一个群里，一个人专门刷微博超话，记录每一条求助信息，包括名字、电话、症状、地址，填进表格。另一个人负责打电话回访，确认情况是否属实、有没有解决，再更新状态。其他人则不断匹配资源、建立联系。不同的群承担不同的功能，信息流像血液一样流动着。

王胜男印象深刻的一个群是用来对接床位信息的，医院里的工作人员会私下告诉志愿者当天的剩余床位和可能新增的床位数量。“那个时候（说）等社区安排（床位），那些人根本等不到的”，王胜男说，她去一家医院门口采访，“门口大厅堆满了人，有些人身上披着塑料袋，真的是很惨很惨的状况”。

也许因为她拿了相机，临走的时候，一个男人主动上前来搭话，倾诉欲特别强。他的父母均已感染，社区无法接收，他把父母拉来了医院，但始终等不到床位。“他问我，你是不是记者，你们能不能呼吁一下？”

“武心援”的发起人之一Miyoko是福建人，她过去的工作经历和公益行业毫不搭边，她回忆，最初一起合力将”武心援“运转起来的几位伙伴，也都不是相关行业的。她们介入疫情是在封城前半个多月，当时国内主流媒体关于“不明肺炎”的消息很少，但微博上和海外媒体上都有一些信息可寻。

从那时候开始，Miyoko和几位网友一起，从海外购买防护物资。她本科学的对外汉语专业发挥了一些作用，一位自称在广东省海关行业工作的伙伴快速厘清了物品清关需要的信息，一位在武汉的红酒商人提供了他的车队来运送物资。后来，队伍渐渐壮大。

Miyoko说："志愿者们意外深入其中，看到了比普通人在电视上看到更触目惊心的内容。我做这件事不求任何回报，我觉得，人不应该那样死去，人不应该没有尊严的，或者不被知道的、不被记住的死去。我那时候只是觉得，多救一个人，无论能救到什么程度，去做就好了。”

许多“临时上场“的民间志愿者提到，自己最初只是被“卷”进漩涡里的。那是一种混乱与危机时刻的公民自救。重庆大学的新闻系学生梅浩宇曾经帮一线记者找防护物资，他简单列了一下记者们缺口罩的情况，留下了自己的电话。

后来收到口罩的记者之一王嘉兴说，他原本没有对求助信息抱有期望。但人们的热心肠在那个时刻实在过于汹涌，2个小时内，梅浩宇收到200多条好友申请，想帮上忙的人包括快递公司的员工（当时物流已经停运）、捐口罩的、愿意在武汉开车去送物资的司机……这些人很快组成一个逾400人的微信群，梅浩宇不得不继续做对接人，那一年，梅浩宇22岁，还未曾有过社会经验。

当时媒体也对“民间志愿者”群体做过普遍报道。物资缺乏的阶段，动员筹措物资的既有普通个体，也有大学校友会、明星后援会这样的组织。封城后，后续的保障措施却没有跟上，有超过4000名武汉司机自发组成了志愿车队，帮助运送物资、送医护人员上下班。考虑到医护人员担心感染家庭不方便回家的情况，数百位武汉酒店业内人士自发组成了“武汉医护酒店支援联盟”，为医护人员提供住宿。蓬勃的民间力量不仅有热情，也有高效的执行能力。封城第一周，酒店联盟就合计为6056位医护人员提供了超4万个夜间的住宿。

光的裂隙最终闭合

《发哨子的人》发出后不久就遭到删除，但愤怒的人们用英语、法语、德语等几十种语言接力传播。在这样一场席卷全网，轰轰烈烈的行为艺术中，有人说，“我的母语正在我的祖国流亡”。

新闻环境在最近十几年间不断恶化已经不是秘密。但武汉疫情早期，记者们仍然捕捉到一丝光亮。赵庆夏的记忆里，“从封城开始，有那么几天，至少我没有收到任何‘禁令’”，起初领导还在观望，但很快就“感受到了其他媒体的压力”，“领导就突然开始催我们，说你们赶紧去（采访）”。

在那个时期，媒体的口径也不是天然统一的。1月19日，武汉市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研判意见：“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力不强，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随着各项防控措施的实施与落实，疫情是可防可控的。”

隔日，《财新周刊》刊出了对香港病毒学家管轶的专访，管轶通过媒体表达，希望官方不要一昧强调“可防可控可治”，而是要讲清楚“如何防控与治疗”，不要“人为误导”，“现在不是比谁官大、比谁权力大，真正要具有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态度”。

1月26日，当武汉市长周先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最紧张的防护服在武汉市得到了全面的缓解”时，王嘉兴从医院发回的报道是《武汉部分医院仍然喊“渴”》。

王胜男是武汉人，在海外念了书，又回内地媒体工作。为了寻求更大的报道空间，她联系了一家在海外的媒体，回到武汉，她做的第一个题目是“确诊名单之外的人”，官方公布了一份新冠肺炎死亡名单，社会上却普遍反应，未确诊的死亡人数也许远超统计数据。

当时，记者愿意最大程度为了公共利益去共享素材，一位的市场化媒体的记者同行甚至直接交给王胜男她自己的采访录音，“可能她有很多内容写不了，那个时候，大家都不太在乎个人（利益）”。

作为独立记者，王胜男也感受到“限制”，她表达，她很羡慕当时有编辑部支撑的记者，过了前面的时间，没有“新闻采编权”记者难以进入核心场所进行报道，“采访对象也像消失了一样”。

武汉疫情期间，《财新》、《冰点周刊》、《三联生活周刊》、《人物》以及《南方周末》等媒体都派驻了三四人的记者团队到武汉，撑开了专业报道的空间。受访的记者都会讲到，那是一种很痛苦，但仍然能感到蓬勃力量的时期。

硬核、专业的调查报道在当时仍有存在空间。王嘉兴的同事、冰点周刊记者杨海在武汉待了两个月，《白皮手册与绿皮手册：新冠肺炎诊断手册之变》和《武汉早期疫情上报为何一度中断》都回答了武汉何以至此。《财新》则在《新冠病毒基因测序溯源：警报是何时拉响的》中还原了疫情初期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信息流动与权力博弈。

武汉疫情初期，《财新》、《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多家专业新闻媒体深入一线进行了调查报道。（图_网络)

宣传系统很快有所反应。2月4日，《新闻联播》中，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张小刚说：“中宣部已调整300多名记者，深入湖北和武汉一线进行采访报道”。2月5日，国家网信办宣布查处违法违规网站平台及账号，其中包括“虎嗅”和“谷雨实验室”，原因是“违规自采”和“传播关于疫情的不实消息”。

“腾讯·大家工作室”在发布一篇名为《武汉肺炎50天，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的文章后，这个集中了最庞大的专栏作家群体的平台注销了账号。在当时，针对公共媒体平台直接的封禁销号行为，还不是那么普遍。疫情之后，舆论管控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020年2月19日，读者发现腾讯言论栏目《大家》“自主注销”了账号，该账号最后发布的文章为《武汉肺炎50天，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图_端传媒）

龚菁琦进入武汉的时候，医院已经度过了最初极度混乱的半个月，她得以去跟医生们见面。她的医生受访名单上，其中一个是中南医院影像科副主任张笑春。

张医生曾以“一个一线影像医生的大声疾呼”为名，在朋友圈呼吁使用CT影像作为新冠肺炎/COVID-19的主要依据，而不要迷信核酸检测。张医生的双亲在武汉都感染了肺炎，但因为核酸阴性无法被收治住院，在接触的病例中，她也发现核酸假阴性的情况很多，许多病例的CT扫描却呈现毛玻璃阴影或实变影。她还呼吁政府征用酒店或学生宿舍用于隔离治疗，而非任由生病却未确诊的患者居家留观。

张笑春的呼吁是奏效的，在不久之后公布的第五版新冠诊疗方案中，首次将CT扫描的影像特征作为诊疗依据。

有官方背景的《长江日报》将张笑春作为典型报道，称她为“第一个公开质疑核酸检测可靠性”的人，那篇文章的副标题是《“敢言”最宝贵》。但龚菁琦告诉我，在她前去采访张医生的时候，作为一个大声疾呼的人，她的处境实际上是微妙的。

我无法查看龚菁琦关于张笑春的报道，这和龚菁琦的另一篇报道有关。

龚的另一个采访对象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艾芬。艾芬是李文亮的同事，李文亮最早发到微信群里提醒同学注意安全和防护的病例，正是艾芬拍下的照片。艾芬告诉龚菁琦，她作为传播源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严厉批评”。

在报道里，医生说：“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我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我是一个平时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规矩来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么错？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我也上报医院了，我和我的同学，同行之间对于某一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交流，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当于是医学生之间讨论一个病案，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的本能，对不对？我做错什么了？”

接受采访的时候，艾芬所在的武汉市中心医院是武汉市职工感染最严重的医院之一，有四位医生离世。艾芬的名字后来已经家喻户晓，她的那一句“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如同火苗，点燃了本来已经高压许久的社会。

《发哨子的人》这一篇报道，成为龚菁琦职业生涯中最无法绕开的部分，报道发出后不久就遭到删除，但愤怒的人们用英语、法语、德语等几十种语言接力传播，后来还衍生出火星文、甲骨文、拼音、表情包文和《黑客帝国》代码瀑布等版本。在这样一场席卷全网，轰轰烈烈的行为艺术中，有人说，“我的母语正在我的祖国流亡”。

人们用各式各样的语言文体在朋友圈接力传播《发哨子的人》。（图_网络)

艾芬医生的报道，是《人物》杂志2020年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一部分，龚菁琦和她的同事们采访了五位武汉医生，杂志封面图片早已经面世——由五位医生的眼睛和口罩共同构成。《人物》首先在公众号上发布了医生关秀丽的报道，然后是第二篇，艾芬，然后，两篇报道都从网上消失了，三月刊实体杂志和剩余的三篇报道，再也没有出现过。

人物周刊2020年3月刊《武汉医生》面世的杂志封面。（图_网络)

为李医生抗议

“我们希望制造点浪花，于是号召了这样一个拍照抗议/纪念运动”，那是一种今天罕见的行动策略，公开传播，希望参与者“发送到尽量多的社交平台并号召他人参与”。

李文亮医生死亡的夜晚，或许是疫情期间网民愤怒浓度最高的一个夜晚。

愤怒的原因之一，是他早在12月30日就在微信群里提醒同学做好防护，提醒信息被当作谣言而遭到派出所训诫。愤怒的原因之二，是他去世的夜晚，网友怀疑其死亡时间不断被修改，王嘉兴和另一位记者当时在医院留到了最后，面对反复传出的不同版本的死亡时间，他感慨，“人没有说话的权利，也没有死亡的权利”。

愤怒积聚成行动。

年轻人张维和颜森林是同一个乐迷群的群友，整个晚上，群里的朋友都很愤怒，想要做一点什么，“不能让这件事悄无声息消失在历史长河里”。

参与者之一张维记得，最开始，他拍了个照，在纸上写下——“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他对这句话的理解是，“疫情的发酵和恶化和言论管控是有关系的”。他觉得自己应该带个头，有人带头了才会有人更多人参与。

经过讨论，这个纪念与抗议活动很快成型，那条群公告写着：“我们希望制造点浪花，于是号召了这样一个拍照抗议/纪念运动”，活动希望参与者在口罩上写下诸如“言论自由”、“不能，不明白”之类的话，举一张纸包含更多诉求或写下对李文亮的纪念。

那是一种今天罕见的行动策略，公开传播，希望参与者“发送到尽量多的社交平台并号召他人参与”。

那个活动号召出现的时候，颜森林不记得大家有没有聊过“安全”的问题，“互联网都会留下痕迹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肯定是有风险的，只是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可能没有想很多，尤其是一群人在一起，做了就做了”，颜森林说，群内倒是讨论过，用旧口罩比较好，那时候，口罩仍然是稀缺的。而且，口罩能挡住人脸。

群友和网友们的反应很热烈，投稿邮箱里，照片像雪花一样飞来。很快就拼成了一张100个人的合照。

李文亮纪念与抗议活动中发来照片的参与者们（图_受访者提供)

颜森林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教会他和世界打交道，早在疫情之前，他就时常和伙伴一起为校内外的不公维权，质询校方不合理的做法。2019年，因为喜欢的歌手李志在中国被无故封禁，他还申请了信息公开。

他始终觉得，“李文亮只是一个普通人，做了一个普通人能做的事情，善意地提示了周围人，警察约谈他之后，他也没有反抗，只是像普通人一样乖乖签了那个东西，他的身上，有普通人恐慌的地方，也有普通人会担心的地方”。

抗议与纪念活动没多久，年轻人们就遭到了现实的打击。颜森林在老家的家人接到派出所的电话，警察告诉他，“不要在网上乱讲话”。张维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他们无法确切统计，但相信“群里有三分之一的伙伴都收到了当地派出所的警告”。

那之后的五年，颜森林从学校毕业，做了两三年公司法务，又回到律师行业，从实习律师做起。工作之外，他仍然关心社会，丰县“八孩女”、和顺县“收留”女硕士事件，他都在自己的微信上发出了申请信息公开的公开信。

但像那个夜晚一样，把自己的脸和反抗的声音完完全全交到互联网上的事情，他没有再做过，很多时候用申请信息公开的方式关心社会，是他认为“在法律框架内，相对能保证自己的安全”的途径。

再讲起五年前的夜晚的勇气从何而来，他说，当时更年轻，大学还没有毕业，很多群友还在上学，或者刚毕业不久，做起事情来会更加没有顾忌。疫情造成了整个社会的高压状态，需要发泄的窗口。他继续补充道：“可能也跟群的氛围有关系，群里鼓励自由表达。”

乐迷群早在疫情之前一两年就成立了，张维告诉我，他们都是“腰乐队”的粉丝，这支乐队的音乐速来被外界解读为蕴含政治与现实的隐喻，因此聚集起来的歌迷都有同一种特性：关心现实，在乎公义。大家什么都聊，音乐，社会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年轻人总是很相似，有很多力气愤怒，群也总是“炸”。

群聊最活跃的时候是2019年的夏天，彼时香港正在爆发“反送中”大游行，相关的信息在防火墙内遭到屏蔽，但微信群里讨论很火热，有人直播搬运信息，有人讨论“勇武派”的行为是否值得支持。微信群组在一个月内连续“炸”了三次，但也有了快速拉起新群的经验。后来群里的管理员们商量出新规，每个成员都必须加一位管理员，管理员会专门列一个标签给群员，炸群之后，能快速重新拉一个新的群。

那也是当时的社会气候所允许的，封号是常有的事情，对言论的审查也很严苛，但人们还有力气反复讨论，而不是像后来，“舆论空间不断收窄，大家的敏感性不断提高，渐渐会觉得，这件事好像开始不能做了，那个词好像不能说了，风气逐渐形成”，张维感叹。

抢救不正确的记忆

“从每一位逝者家里取一盏灯，像路灯一样高高挂起，骨灰埋在灯柱下面，形成灯火墓园，永不熄灭，永久纪念”

艺术家阿菜和朋友们协作了一个名为《新冠肺炎互助手册》的共享文档，他认为那是人们（尤其是不重视防疫的中老年人）需要的东西，这份手册鼓励人们带好口罩，做好清洁和消毒，那是武汉疫情还未爆发之前。

和阿菜一起协作文档的有二十多个伙伴，朋友拉来朋友。在群里，大家一起分享信息，一起哭，安慰彼此，在愤怒的时候发很多表情包，由于群友们所在的时区不同，群里几乎是24小时不间断地有消息冒出来。阿菜说，“那段时间，我真的看到了一种公民社会的雏形，大家各司其职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很快地，“带好口罩”不再是一个问题，人们的注意力被呼救声、敲锣声、死亡的信息抢走，群里的伙伴们网上的碎片信息全都放在了这个文档里。起初他们并没有明确目标，也意识不到那是在留存“不正确的记忆”。

阿菜记得，微博那时还是网络求助的主战场，许多自称身处武汉的人上网求助，有的求床位，有的求药。但求助贴下总是有很多谩骂，“（那些评论）说，这是假的，武汉根本没有这么严重”。

这是文档名字的由来，人仿佛被困住了。武汉、武汉周围、整个中国，每一天都在发生新的事情，文档内容也随之延展：起初是“一床难求”、“死亡人数”、“医护困境”，后来内容越来越多，“民生百态”、“官方百态”。

很难说这样一项记忆抢救工程是否是成功的。五年后，文档已经无法打开，我只能从旧文里找文档碎片。在当年5月的一篇报道里，阿菜说，《受困的人》里收录了500多条求助信息，追踪回访的时候，有73组求助信息里的人已经不在了，他用的单位是组，因为有些家庭失去了不止一位成员，甚至有人全家丧生。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记录。我和阿菜一起看了截图保存下来的《受困的人》的目录，那些目录标题包括：1%，无症状和复阳感染者，非新冠患者的生存空间，医护困境，前线她们，拿鸡毛当令箭，不合时宜的拟人……

《受困的人》协助文档截图（图_受访者提供)

有一些词语，几乎令我们立马想到里面最可能的内容是什么。“不合时宜的拟人”一定提到了关于共青团在2020年2月推出的虚拟主播“江山娇和红旗漫”，以及建造雷神山火神山医院时，直播中被“萌化”为“呕泥酱”、“蓝忘机”的施工车辆形象。

2020年1月，央视视频直播武汉火神山医院和武汉雷神山医院建设，网友们戏称“云监工”，并给各个施工设备取了昵称，官方还给“挖掘机天团”设置了打榜页面。此举被相关人士批评是以低幼化语境来美化灾难事件。（图_网络)

还有一章的标题是“武汉人、湖北人、中国人、人”，阿菜猜测，里面的内容，与当时对新冠患者的歧视有关。武汉疫情最初爆发的时候，海量湖北人的身份信息以表格的形式在网上疯传。4月份开始复工复产，一些用工市场传来“不招聘湖北人”的声音，连最高检都发声制止“严禁歧视湖北籍劳动者”。在海外，也有留学生诉苦，自己遭到了歧视。

阿菜一直以艺术行动关怀现实。2019年，他曾发起一个中国版“三块广告牌（出自美国电影“三块广告牌”）”的行动，抗议性取向矫正治疗，三辆红色大卡车上上喷印着标语“为一种‘不存在的疾病’治疗”、“《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仍然保留‘性指向障碍’”以及“19年了，为什么？”。车辆驶过上海，也开去过北京，在鸟巢和新浪微博总部打卡抗议，到微博总部的原因是，那一年，微博对同志话题的管控越来越严格，无故封禁了“Les”超话。

在“被歧视的武汉人”的信息流里，阿菜说他突然明白了一件事。过去他不知道如何跟更多人解释“少数”这个概念，但那时候他懂了，“少数是不断被定义的，你任何时刻都有可能变成不被喜欢的少数，你是武汉来的，你就有可能变成被歧视的少数”。

回头去看，诞生于2020年的许多艺术行动，都是直指问题本身的，不需要弯绕，也不需要隐喻。艺术家李佳宝在疫情期间编排出一支“甩锅舞”，她拿着平底锅跟着节奏摇摆。在作品介绍里，她写道：“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很多社会政治问题也愈发凸显，其中之一就是政府官员的推卸责任、甩锅现象。这反映出我们当前社会政治机制的问题，也是这次疫情蔓延的原因之一。”

艺术家李佳宝在疫情期间编排“甩锅舞”（图_李家宝个人网站)

那一年清明节前后，殡仪馆、真实的死亡数字成为禁忌话题，艺术家“坚果兄弟”向网友征集了42个“新冠公墓”的方案。有人提议，“从每一位逝者家里取一盏灯，像路灯一样高高挂起，骨灰埋在灯柱下面，形成灯火墓园，永不熄灭，永久纪念”，还有网友提议，将逝者的骨灰撒在武汉的樱花树下，由樱花树时代生长延续和纪念。

李佳宝还发起了一个《清明·逆时针行走》的项目，人们可以在这个线上网站中模拟回到2020年1月的洪山礼堂（武汉两会召开地），艺术家将1824个人在洪山礼堂前的行走轨迹制作成了虚拟雕塑，留在了各大地图网站的街道实景上。

2020年，李佳宝发起了《清明·逆时针行走》项目（图_李家宝个人网站截图)

不是要跟政府对着干

“一方面是看到体制的问题，另一方面又不能否认体制的优越性，在很短的时间里动员这么多人，以及普通老百姓真的很了不起。”

“武心援”在武汉疫情中做的最后一件事，是筹划了一个线上公益音乐会——“共饮长江水”。音乐会是为了给疫情中失去父母的小孩筹一点款，做一个告别。Miyoko说，也“为了找一个台阶下”，武汉即将启封，关于疫情的叙事，已经逐渐变成了“胜利”，办音乐会，是不是可以说，“（我们这些志愿活动）不是跟政府对着干的”。

2020年5月4日，“武心援”举办线上公益音乐会“共饮长江水”，图为宣传视频截图。（图_武心援团队）

Miyoko解释这种担心，“这不应该是我们去做的，这是官方的失责，是官方没有救急措施，所有人都像无头苍蝇一样，那么多人死于非命。其实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悄悄做的。”

五年前，关于是否要接受媒体采访，让“武心援”被公众看到，团队内部曾经有过不同的意见，另一位伙伴提议，也许媒体报道之后能让事情被更多人关注。Miyoko坚持拒绝了，她觉得未来的不确定性太多，“你不能保证未来会怎么样，如果你是个有工作的人，你大不了离开那个单位，但是很多志愿者都是在学校念书的学生。”

音乐会得到了很多支持，武汉本地的知名音乐人张玮玮、冯翔、张尕怂等人都录制了自己的歌声，武汉之外，广州的乐队“秘密后院”也发来音乐视频，背景是“江湖边”小酒馆。

许多曾经被帮助过的人也在音乐会中出镜了。包括那位在著名的“敲锣女”，为了救家人，她在阳台上敲锣了影像震撼了许多人，成为武汉疫情早期混乱现实的符号之一（后来，敲锣女在微博上公开谴责方方，围绕她的故事，又多了一层复杂性）。还有一个婴儿，是封城前几个小时出生的，出生二十天后被确诊为皮罗综合症，呼吸和喂养都困难，武汉彼时已经找不到手术资源，“武心援”的志愿者帮忙打通了离开武汉去往南京做手术的通道，却卡在了医院内部的转院手续上。

2020年2月，武汉一段求救视频曾在网络上热传。一个女子拿着锣鼓站上了家中的阳台，一边敲打着锣鼓一边哭诉着：“谁能救救我妈妈？”（图_网络）

那件事情最终解决的契机，是一位体制内的记者“悄悄”发给了Miyoko一份该医院内部的联络方式，Miyoko打通了电话，装作“北京来的记者”，解决了这件事。隔天，小孩被送出了湖北，抵达南京的医院得到了治疗。

王胜男在武汉疫情后期意外加入了一个纪录片摄制组。导演是一个偏体制背景的老武汉人，疫情爆发后，他联络了自己许多合作的摄影师，几乎所有人都以各种理由推辞掉了，只有一个年轻的姑娘只身来到了武汉，王胜男在医院门口偶遇了她，加入了她的拍摄工作。

拍摄一直持续到那一年年中，但最终没有成片。官方发现了这个未经报备的纪录片工作组，找导演谈了一下，导演没有再冒险，拍摄完成的素材成了一堆无人处理的史料。王胜男回忆，事实上导演的拍摄想法是非常“中立”的，“一方面是看到体制的问题，另一方面又不能否认体制的优越性，在很短的时间里动员这么多人，以及普通老百姓真的很了不起”。

导演靠自己的地方积累让摄制组进入了许多基层社区。“我一直对于体制内的人的想法很好奇，有一天拍摄社区，社区书记说，‘没什么，我们辛苦一点是应该的’”，但当摄像机推到那位书记的手部特写，王胜男看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手是紧紧捏着的。拍摄期间，王胜男看见社区的混乱和无力，“所有人都是把任务下压，到基层社区，其实社区没有能力，很多人来社区门口骂他们，往门口吐唾沫，那个社区书记后来跟我说，他觉得自己是个罪人，那个人跪在这里求他，但是他只能把他赶走”。

身陷囹圄的人

“我就是希望中国有更多的年轻人站出来，不是说我们说几句话就反党了”

王胜男记得，在武汉疫情期间，“未经允许”自发来到武汉做记录的公民记者、摄影师的身影还很多。

有一天，她在一家医院门口遇到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找他借口罩，那个年轻人自称以前在央视做主持人，疫情之后自发来了武汉，做一些记录。王胜男带他回酒店，给了他一副护目镜，几个多的口罩，“同行都很不容易”。作为回报，年轻人帮他开了几天车。他们在车上聊天，王胜男已经记不住具体的细节，只记得年轻人总是在谈论对社会不公的愤慨，王胜男觉得他“有点偏激”。

在一个找不到床位的阿姨家里，她还遇到一位自称是律师的女人，女人不断跟那位阿姨说：“你要去社区争取你的权力”。王胜男那天原本计划拍摄这位争床位的阿姨，她计划被打乱了。

她后来才知道，那个医院门口找他借口罩的年轻人叫李泽华，他在通过YouTube直播武汉发生的事情，直到2020年2月26日，警察来到他的住所，开门前，他架起直播，拍下自己被带走的时刻，他说：

“我无愧于我自己，无愧于我的父母和家庭，也无愧于我毕业的中国传媒大学，也无愧于我学的传媒，我也无愧于这个国家，我没做过任何对国家不利的事情，我李泽华，今年25岁，我也想向柴静一样去到一线，也想在04年的新闻环境之下，做出《北京抗击非典》那样的片子，或者在2015年放出《穹顶之下》被全网封杀，我认为那是有价值的……

我为什么要从中央电视台辞职，我就是希望中国有更多的年轻人站出来，不是说我们说几句话就反党了，我知道理想主义在那一年的春夏之交已经破灭，静坐已经根本没有任何作用了。现在的年轻人上B站，上快手抖音，刷着各种社交媒体的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曾经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他们觉得现在所得到的历史的结果就是他们所应得的……”

两个月后，他再次通过YouTube讲述当时被公安带走的原因。他是以“涉嫌扰乱公共秩序”为由被传唤，在经过24小时的问话之后，所长告诉他，决定不对他进行处理，但需要安排隔离。

2020年4月22日，因前往武汉报道新冠疫情而失踪近两个月的中国公民记者李泽华，在YouTube上讲述当时被公安带走的原因。（图_YouTube@Zehua Kcriss Li）

而王胜男在社区遇到的那位自称律师的女人叫张展。张展本是来自上海的一名律师和基督徒，她曾经因为参加维权活动并参与修订律师管理办法的签名活动，被注销律师执业证。张展在2020年2月起以公民记者身份，前往武汉追踪报导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因此在5月遭捕后，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4年，刑满出狱3个月后，她再次以“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

2024年5月13日，张展刑满获释。仅3个月后，又因前往甘肃营救被捕的社会活动人士张盼成，再次被捕，并于9月初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关押于上海浦东新区看守所，其或再度面临4-5年有期徒刑。（图_AP Kin Cheung/摄）

以备份被删除文章而闻名的网站“端点星”后来变成“端点星案”。2020年4月19日，武汉启封不久，在北京工作的网站志愿者蔡伟、陈玫、蔡伟女友唐红波三人失联，后经证实被警察带走。一年之后的8月13日，案子在北京市朝阳区温榆河法庭宣判，网站志愿者陈玫与蔡伟被裁定“寻衅滋事罪”罪成，判刑一年三个月，那时，两人在朝阳区看守所已被拘禁480多天。

“端点星”网站志愿者陈玫（左）与蔡伟（右）。（图_网络）

真的解封了吗？

“所有人都知道，流调，只是一个借口，但当这件事成为一个合理的理由，公权力可以借用这个理由控制任何他想要控制的人。”

我原本想从武汉解封那天聊起，但王胜男说，解封于她并不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时刻。从3月开始，憋闷了两个月的武汉人已经在捕捉解封的蛛丝马迹，在地铁站工作的远方亲戚在朋友圈表达倒计时的兴奋，微博网友说，“今天好像听见家门口地铁动的声音”。

天气变暖了，油菜花开了，报道任务没有那么重了，一些同行开始组织去踏青，另一些同行在联系单位买票离开武汉，直到解封，所有人都陆续走了。王胜男辞掉了北京那份媒体的工作，突然之间，“你不用赶着去哪里，你也走不掉，这是你的家，你走不掉，也离不开”。

武汉之后，人和媒体都有不同的命运，《南方都市报》那年的“最美逆行者”——一组援助武汉的广东医护人员的肖像照——获了当年的中国新闻奖，并在城市空间中随处可见，掀起了一场宣传工程。那一年十月，北京召开了“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Miyoko早就换了手机，没有导入旧手机里的相册，她不想再看到任何和武汉有关的照片。

2020年，《南方都市报》发布《最美逆行者——你们摘掉口罩的样子，很美》系列报道，或2021第三十一届中国新闻奖融合创新一等奖。（图_南都传媒）

《武汉启封》成了王嘉兴职业生涯的代表作之一，也拿到了“谷雨奖”，这也许是中国最后一个民间特稿奖项，不久之后，“谷雨奖”也再不更新。那是王嘉兴做记者的第四年，跑过一些重要的新闻现场，但武汉发生的一切让他更快速的成长了，编辑不再为他大段改稿。回到北京后，他先是隔离，确诊了抑郁症，轮岗休息了半年，又回《冰点》写了一些稿子，再后是辞职，离开这个行业。

王嘉兴说，一直到很久之后，封控的形态几经变换，他才意识到，疫情如此深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在当时，你是意识不到这件事的历史意义的——你以为，顶多就是非典。”

“非典”应该被称为SARS疫情——事实上，那是应急管理中信息公开制度成为常规的起点，也是“新闻黄金时代”的起点。而新冠/COVID-19带来的社会治理，朝向了相反的方向。武汉疫情期间，“中宣部派人去武汉，所有在武汉的媒体都有一个领导，密集的时候每天开会，不密集的时候两三天一次，主要是传达一些精神”，赵庆夏说。

疫情之后，赵庆夏注意到，疫情期间的舆论管控手段成了常态。在记者的工作中，他最直接的感受是，疫情之前，热点突发事件的“窗口期”还有两三天，那是一个深度报道记者工作效率的极限，“疫情之后，我感觉这个窗口期缩短了，不到一天，甚至是八到十小时”。

武汉疫情暴露了中国长期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欠账，一些记者在此之后试图把医疗报道和公共卫生报道作为专业志向，但记者们迎来的，是为数不多的、仅剩的医疗健康领域的专业媒体接连消失：2022年10月，丁香医生旗下公众号“偶尔治愈”团队解散。2023年7月，《八点健闻》全网账号都被封禁。这些媒体因为其医疗和调查报道专长，在武汉疫情早期都有亮眼表现，是巨大恐慌中人们求知若渴的可靠消息来源。

对于创作者来讲，一些伤害是隐形的，难以清楚讲述的。

阿菜讲述了武汉疫情之后，他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2021年的春节，阿菜和朋友们驱车试图去到某一个公共事件发生的现场。但在宾馆，敲门声响起，门外的人要求对阿菜和一行朋友进行“流调”。流行病学调查原本是传染病防控中的专业词汇，却在新冠疫情之后进入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里，人们的行动轨迹被尽数掌握。

阿菜说：“所有人都知道，流调，只是一个借口，但当这件事成为一个合理的理由，公权力可以借用这个理由控制任何他想要控制的人。”

（应采访对象的要求，赵庆夏、王胜男、张维、阿菜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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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五年足以忘记许多事情，也可以重新谈论许多事情。

2022年，李文亮医生去世两年半之后，10月6日的《纽约时报》视觉调查团队揭示了李文亮死亡时刻的重要细节。李医生的一位同事，当晚曾到访过他的抢救室的医生，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考虑到安全问题，《纽约时报》称呼他为B先生。他说，“这件事始总会在大众的视野里消失，但我始终觉得，被忘记也好，总该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

《纽约时报》公布了李医生生命最后一段时间的住院文件，包含治疗方案、病程记录和医嘱。根据病历，医生对李文亮的抢救持续了七个半小时以上，但他的心脏一直没有重新跳动。病情资料中有一份2020年2月6日晚上9点10分左右的心脏彩超报告，显示他的心脏在那时已经停止跳动。B医生说：“我觉得李文亮医生在2月6号9点钟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死掉了……按照正常流程的话已经是可以宣告死亡了。”

B医生还透露，医院领导层要求医疗团队使用人工肺，因为他们想向公众表明医院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抢救，但B医生的看法是，那时候上人工肺是“对尸体的亵渎”。

这份报纸，被人贴在了纽约中央公园西侧96街入口附近的李文亮纪念长椅上。这个长椅当时刚刚设立不久，是世间唯一的李文亮纪念碑，铭牌上刻着“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又过了三年，2025年2月，李文亮父母的视频首度在一个微信视频号上流出，面对前去探望的人，李文亮的母亲泪流满面，讲起儿子去世的当晚，医院曾经派车来接，但始终没有见到儿子最后一眼。“我说你接我们来干什么啊？连我儿子一眼都不让看…你这太没有人性了吧…你说我咋（怎么）不遗憾呢？”

五年前，Miyoko曾经拒绝了所有的媒体采访。此刻，她愿意接受采访的原因之一是女星大S去世，“（这件事）会更让我觉得生命很无常，（疫情期间）做得很辛苦，或者已经过去了，可是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好像那些事情变成一个伤痛都去除了，变成官方施展巨大能力的东西，可是个体的痛苦，遗留的痛苦，好像就没人关心了，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就像当初很多人都不应该死于非命”。

她提到娄烨的《一部未完成的电影》，这部意外拍摄于疫情期间的片子拿到了2024年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制片人上台领奖的时候说，“这是我们作为创作者，作为电影人，对这个尚未完成的时代的一点记忆和纪念”。电影因为获奖得以在台湾的电影院上映，许多福建人依靠“小三通”特地去到金门马祖的电影院看电影。Miyoko说，“虽然这个在国内不能放，但是总归是有人在记录，总归是有人在记得这个事情。”

李文亮被葬在了九峰山烈士陵园，和他一起被安葬的还有彭银华、柳帆等因为抗击新冠肺炎牺牲被评定为烈士的人。多位前去悼念的市民发现，进入李医生所在的烈士二区，需要上交暂存手机、登记姓名、户籍、号码等信息、由陵园的工作人员带领才能去给李医生扫墓，工作人员有时候好声好气，“如果别人都像你们这么配合，也就不需要费力了”；有时候是冷面呵斥，“身份证写清楚，要核对的！”——五年之后，我们没有了自由扫墓的权力。

我打开了我自己五年前的石墨帐户，我当初转载过的文件都还留在列表里，和武汉疫情相关的公开文档超过20个，每一个名字都是一种困境，每一种困境背后是无数绝望的人。

这些表格的名字是——《在汉露宿求助登记表》、《受困的人》、《个人救助归类表》、《0125前线记者物资需求文案》、《新冠肺炎：内地传媒深度报道选编（持续更新）》、《湖北省滞销蔬菜信息》、《哨声 版本图鉴》、《农村防控补短板》、《关心疫情下的人类_筹款＋资源_文案框架》、《我们与救助的距离》……

五年之后，我已经无法打开其中任何一个文档。我无法确认关闭这些公开文档是不是文档拥有者的行为。成立于2015年的石墨文档定位为中国的Google Docs，在武汉疫情期间，许多求助信息和事件存档通过石墨文档得以公开传播。Miyoko还告诉我，当她们使用石墨文档来对接信息的时候，一位石墨的公关人员主动私信了她，赠送了石墨的会员，以期更方便地传播信息。

与此同时，另一则旧闻是，2020年的6月，武汉疫情趋于平缓没多久，艺术家“坚果兄弟”发现，自己因为往石墨文档里添加“李文亮”的名字，个人石墨账号遭到封禁，也无法导出存在里面的文档内容。他试图维权，客服回复的理由是：“发布鼓吹大量集体维权的文档”，“您的内容涉政治敏感”。

“疫情带来的影响，好像和病毒本身一样，看不见，摸不着，无迹可寻”，王胜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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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修明

更黑暗的时刻到来了，白宫称因为中国采取报复措施，将对中国继续加征50%关税，至此美国对华进口商品的累计关税已经高达104%，远超特朗普第一任期平均20%的税率。如此高的税率，意味着中国对美出口将完全断绝，考虑到特朗普还会对进口商品进行来源国溯源，中国企业通过转口贸易规避关税的想法也将愈发困难。

很遗憾，特朗普选择对全世界加征关税后，很多国家在美国的压力下仍然选择了屈服。

越南领导人苏林表示，愿意取消所有对美进口商品的关税，希望特朗普能将46%的关税推迟45天。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希望彻底消除以色列和美国间的贸易逆差。

日本首相石破茂表示愿意与特朗普就关税问题展开谈判，以推动美方重新审视关税政策，他表示日本不会“以牙还牙“。

欧盟虽然对美国做出了一定反制，但不想过度激怒特朗普，欧盟两次推迟了报复性关税的实施步伐，以留出更多时间与特朗普谈判。欧盟有高级官员表示，欧盟在与美方谈判的过程中提出双方都对工业品征收零关税，但考虑对特朗普的汽车关税进行报复。面对欧盟的半推半就，特朗普表示不接受！就欧盟目前的反应看，大概率还是要妥协。

加拿大表示要对美国进口汽车征收25%关税，以回应美国采取的类似措施，但没有说明具体实施日期。

纵观世界，大部分国家要么是屈服要么是观望，只有中国做出了像样的回击，并暗示绝不向美方的淫威妥协。

目前中国对美加征34%关税，并可能限制美国电影进口、提高对大豆等美国农产品的关税以及禁止美国禽肉进口，以打击特朗普的农民票仓。华尔街日报还透露，中国将把TikTok作为谈判工具，如果美方拒绝在关税上让步，中方将不同意出售TikTok。

目前看，反对特朗普单边主义的联盟还没有建立起来，中国有一定可能要和特朗普孤军奋战，陷入这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绞杀，中国将进入最艰难的时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终于到来。

大变局来临，是时候改变经济发展思路了。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一直不是齐头并进，政府一直侧重出口和投资而轻视消费，现在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中欧也展开贸易战，越南为了讨好美国也对中国征收反倾销税，出口这条路明显走不通了。中国必须从专注出口变为刺激消费，必须靠广大的国内市场来消化过剩产能。中国经济的问题在需求端不在供给端，企业之所以内卷严重，急于出海都是因为需求不足。

现在国内消费不足，简单来说就是老百姓兜里没钱且预期不足，没钱会减少消费，预期不足会把钱存起来，进一步减少资金流动。没人消费，企业就没有订单，就发不出工资，偿还不了贷款，企业没有现金流就会减员甚至倒闭，企业倒闭，更多人失业，更多人没钱，没钱会进一步减少消费……。

要解决问题，除了善待民营企业，还要政府直接向老百姓发钱，尤其给最有消费意愿、最有消费能力的年轻人发钱！

中国的中老年人经历过苦日子，消费观念淡薄，即使发钱也大概率把钱存起来，以后留给子女，不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但中国的80后、90后、00后，生长于中国经济腾飞的年代，他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较高，具备很强的消费意愿。其中，90后、00后因为失业没钱消费，只能靠父母接济度日，俗话说吃人最短，拿父母的钱肯定不如拿自己的钱敢花。

而85后不仅有消费意愿，且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高消费时期，刚需很大，如果给他们发钱，效果将立竿见影！

之前在大厂工作的时候，曾调研过大学生就业问题，深刻体会到年轻人的艰难。今年1月份，16-24岁青年失业率上升到了17.3%，这还是剔除在校生后的数据，如果算上在校生，再计算下劳动参与率，青年啃老、青年失业的情况将触目惊心。

青年就业有多难，我在大厂的经历可以证明一二，我可以负责任的说，现在大厂招实习生的标准就是以前招校招生的标准，现在招校招生的标准，就是以前社招的标准。

2021年，首师大毕业的学生还能进入大厂干运营，且工资能开到20k一个月，但现在北大毕业的硕士也难以过关，即使过关也只能开出15k一月。我自己的实习生，不仅北大、人大的学生司空见惯，就连芝加哥大学等美国常春藤毕业的学生，也不罕见，即使这些成绩极为优秀的学生，也常通不过公司的面试。

能成为实习生的人都凤毛麟角，更遑论正式员工，大部分实习生结束实习后，都无法获得成为公司正式员工的机会。很多领导都表示，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他们绝对进不来公司，还有一位朋友透露，如今大厂面试的难度和报录比，不亚于最热的公务员岗位。

现在各大企业都在减员增效，极度偏爱工作经验，不愿意花费成本培养应届生，这样的局势，大学生就业怎么可能好？北大清华、海外名校毕业的顶级学生，就业都如此困难，更不用说普通一本的学生。

除了失业，生活成本也遏制着青年的消费能力，在北京工作，合租要2500-3000元一个月，整租一居室要4000元左右，一个月要挣1万元才能勉强覆盖生活支出，试问在减员增效的背景下，有多少企业能开出1万元的工资？

我现在带的一个学生，在望京工作，在顺义租房，通勤时间超过1个小时，即使累死累活，省吃俭用，一个月也剩不下1000元，这样的生活压力，年轻人如何消费？北京艰难，成都、重庆这样的二线城市也不容易，虽然房租不高，但企业给的工资也是匹配当地水平，同一家企业，重庆的工资要比北京低20%以上。

90后、00后压力大，85后压力更大，很多85后都遭遇了中年裁员，一边失去工作，一边带着孩子，身上还背着房贷，很多曾在大厂工作的基层员工如今都被迫开起了滴滴，每月的收入还房贷已是捉襟见肘，如何能消费？85后普遍有优生优育的观念，他们也想给孩子和家人优质的生活，如今他们是想消费却没钱消费。

这些本有可能成为新中产阶层，最具消费潜力的群体如今被迫压低自己的消费需求，对中国消费市场的影响是巨大的。拼多多、番茄小说和县城旅游的大火，背后是消费降级和收入降低！

要想真正提振消费，必须给18-40岁的青年发钱！如果给应届毕业生（毕业3年内）每个月发2000元，将极大改善他们的处境，如果给85后育儿的父母们每月发2000元，并给予育儿补贴、租金减免和房贷利率减免，将极大释放他们的消费潜力。

是时候进行重大的变革了，是时候将决定产业发展的权力交给人民了，应该由中国广大的新一代决定“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企业”以及“企业该生产什么样的商品”，应该让中国人自主的消费选择取代产业政策，成为企业投资、生产的风向标。中国企业最终要为中国人而非美国人服务。只要中国最具消费潜力的群体被调动起来，那么即使我们失去美国市场，也可以度过“特朗普风暴”。

特朗普风暴既是困难也是机遇，它给了中国经济进行重大变革的压力，只要我们能抓住机遇，及时转换发展思路，就一定能渡过难关。从国家的未来考虑，我们也决不能让中国的新一代成为中美贸易战的牺牲品。

特朗普的政策已经遭到美国国内强烈的反对，预计到2026年中期选举，特朗普就会成为跛脚总统，2028年新一届美国大选，美国内部就会对特朗普的路线进行重新调整。

中国不一定会输掉贸易战，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唯一要做的就是“相信人民”，尤其相信中国的年轻人。

今日凌晨，川皇御用的福克斯报道，由于我国没有取消34%报复关税，104%的额外关税已经生效。到了这一步，104%与500%的差别应该也不大了。昨晚，李总亲自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打电话，表示「中方采取的坚决措施不仅是为了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也是为了捍卫国际贸易规则和国际公平正义」。很显然，是希望欧盟一起行动。但冯德莱恩的回应并不热烈，从官媒报道看，仅表示道义上的认同：「美国加征关税严重冲击国际贸易，对欧中及弱势国家造成严重影响。欧中致力于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公平自由的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全球经济贸易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这符合双方和世界共同利益。」说了等于没说，相当于没接茬。真实的行动是，冯德莱恩宣布，欧洲已准备好与美国就关税问题谈判。牌桌上仅剩下我国，另有半个对某些产品有反制的墨西哥；其他的，选择了谈判。这也给了川皇下狠手的底气。用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赵伟的话说，三种可能的情形中，最不希望的、最应该避免的、最坏的情形，已经成为了现实。昨日他在节目中推演了三种可能的情形：

• 美国一对多：中国出手后，60多个国家有一半多跟进，美国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世界贸易大战爆发，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 缩小版的美国一对多：我们出手了，德、法、欧盟等几个与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跟牌，世界贸易大战爆发。
• 中国一对多：其他经济体选择了妥协，跟进美国对我国的加税措施，我们变成了一，这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

现在看来，全球摊牌了，两个极端情况中，我国变成了一对多……

对全球情势误判如此严重，是不是相关部门没用心工作啊……

是不是只要不跟美国做生意就可以了？

不是，《各国严查「洗产地」，外贸迂回之路已断，可怜中国企业……》。据说川皇的最新要求是，如果越南要零关税，那么越南要跟美国一起对中国加重税。那么，对其他国家肯定也是同样要求。

相当于我国要单挑全世界，又成了最后关灯离开的国家。

普通民众和企业又成了代价。

3月31日刚被我何副总接见的美国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 昨夜发文：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典型的全球货币、政治与地缘秩序的系统性瓦解。这类瓦解每一代人只会遇到一次，但在历史上，它在类似不可持续的条件下曾多次上演。

一位已经去世的老干部退休后讲过一句话：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是的，我们现在就处于世界瓦解的历史进程中。
2001年加入WTO以来的财富高速增长结束了，甚至1978年以来缓慢的增长也结束了。一位朋友做的外贸单，从赚20万元，秒变巨赔，损失惨重。普通人很可悲，我们无力与历史进程对抗，除了管好自己，我们对外界根本无能为力。有些时候，我们知道这样是不对的，可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发生，等着灾难降临。就像我写过一位资本家出身的知青家传，初中毕业时他就知道自己没有未来，很自觉地下乡插队，很自觉地下井挖煤，很自觉地中年国企下岗……今日的形势，之前并非没有征兆，普通人虽然没法像大官或者大老板那样在国外置产，但至少可以换些美金或者黄金以抵御冲击。去年一位退休企业家在采访写作家传时跟我说，儿子一接班就在换美元，我说小老板可能是对的。昨日，人民币兑美元贬值至7.34，创出2023年9月以来、1年零7个月的新低。今日凌晨，离岸人民币兑美元跌破7.42！近期到8有没有可能？

关键是如果换汇的人多了，会不会关掉每年5万美元这个窗口？

外贸不行了，房价能不能稳住？我们的身价还值不值？

有些朋友跟我聊天，说在找发财机会。我说要换个思考方向，按美元计价，能保住财富就是赚。

否则，如果全世界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跟着美国对我们加税，张爱玲在1952年好歹还能溜到香港，而我们连个逃的地方都没有。

据说一家跨境电商公司为了规避更高关税，准备到东南亚国家建立多元化供应链，被官方阻止，只能继续从国内采购。

不管是房产，还是什么肉，都要烂在锅里。

中国企业家太惨了，就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追杀，连李嘉诚都躲不过。

因为党报昨日的评论讲了，投降过快，一点反抗都没有，手里也就没有任何谈判筹码，在谈判桌上只能任凭美国予取予求。

相反的，反击美国，或者激烈反击美国的国家，在谈判时才会有筹码，才能和美国进行真正的谈判。

文章说，「投降论」「恐慌论」都该歇歇了，只有对美国进行对等反制，才是最大的国家利益所在。

综合理解，前一段似乎在说必须以打促谈，以提高投降的价码？

但将不反击定性为「投降」，除了奉陪到底，已封死其他选择了。命运就这样降临，每个人都在战车上。

1.朋友A是南方某省的五金家装行业地区龙头，前两年在柬埔寨也买了地皮正在盖厂房。目前状态：国内工厂的美国业务方面，美国客户已经停止下单，但是4月2号之前客户已经下单在做的，或者已经出货还在海上运输的，客户没有让停止，反而要求加快出货。柬埔寨那边，本来工厂还没建好就已经拿到了大额订单，但现在关税突然落地客户虽然有点动摇但没有取消订单，原因是客户觉得柬埔寨服软后能降一些关税。现在他们柬埔寨厂子那边延缓了厂房建设，控制资金流，静待后续4月9号的动作。

2.我问他们如果极端的100%对华关税落地了，他们客户和他们自己分别承担多少。他回复说如果是大卖场的客户比如Cosco这种，大概率他们自己要承担至少一半。由于本来净利润率这两年就卷到了只有7-8个点，因此肯定巨额亏损。他们目前想的是，一方面赶紧去找其他国家同类型客户来替代，另一方面就是对于美国订单，叠加新的关税后算一下，只要亏损能承受的起也干，不能让厂子停了。

3.朋友B是做地板的，目前上下游对美国的订单都直接停工了，剩下少量的对欧洲、俄罗斯的订单还在继续做，但比例比较低，替代不了美国。

4.朋友C是在一家汽车零部件公司，表示公司上下都很懵，目前情况是美国大厂有表示完全承担关税的，有表示至少承担一半的，还有很多没表态的。他们本来在泰国的新工厂暂时搁置不建了。不过他们还有一些高利润率的产品比如机器人，暂时不受影响。我问如果关税加到100%是不是肯定亏损？是不是还要硬着头皮生产？朋友表示其实没加关税的时候就已经有点亏损了，加了之后只能再看。

5.我另外给大约20个做外贸的朋友发了问卷，问了下各个企业这两天怎么应对。回收上来的结果是目前大约一半在观望或者停产，1/4准备涨价，1/4准备放弃美国市场。

6.大家情绪上比较悲观。只有10%认为是短期影响，影响不大。剩下的一半表示有影响但不致命，另外一半表示严重影响企业经营、看不到解决的方向。

近日，看到这样一个新闻。

台湾歌手Tank吕建忠到大陆来换了一副心肝。

对这个歌手不熟悉，我们先看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2024年3月份，他到浙大二院治疗，医生说他的病情很严重。需要进行心和肝同时移植。难度系数很大。

然后八九月份病情恶化，11月份已经吃不下东西，心脏和肝脏指标异常，已经万念俱灰，准备回去陪家人度过最后的时光。

可就是这么巧，11月21日，就有一个脑死亡的人捐献了他的器官，心和肝都是一个人的。然后浙大二院的医生就给他进行了心肝的联合移植。

手术成功，他活过来了，又可以活蹦乱跳了。

不知道这位歌手换一副心肝花了多少钱？

针对这个事情，新闻媒体主要报道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医学类的，亚洲首例心和肝联合移植，移植技术又突破了。

另一个是Tank在这篇感谢信里提到了台湾省，还感谢祖国，感谢杭州。媒体报道的重点是他提到了台湾省。

不是，台湾的医疗不是很好吗？前段时间的陆配亚亚不是还说很喜欢台湾的医疗吗？怎么一个台湾歌手会跑到大陆来治疗。

看来我们的医疗，细化一点，是器官移植技术，已经遥遥领先了。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更重要的是得有供体。

我们能在器官移植技术上遥遥领先，更主要的是有很多供体，不知为何，这些年突然脑死亡的人太多了。

同样是浙大二院，浙大二院的陈静瑜在去年7月份还在社交软件上发文称完成了这大二院的第100台肺移植。七个多月就一百多台肺移植。

而且陈静瑜从2002年至今由他本人操刀的肺移植手术已经超过1500台。

一个医生就做了这么多手术，一个医院有多少手术，一个城市有多少手术，全中国有多少移植手术。

每一台移植手术，都有一个捐赠者，当然现在技术先进了，也有一个捐赠者同时捐几个器官，救活几个人的报道。

有网友质疑过陈静瑜做这么多手术的器官来源，陈静瑜还说了每一台器官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都是合法的。

而现在Tank吕建忠换的是心肝，我看媒体报道既有偏医学的也有偏政治的，很少有人提到那个脑死亡的供体，他姓甚名谁都不知道。

只是Tank吕建忠在感谢信里提到了是脑死亡的捐献者。

他能活下来，有惊人的巧合，11月份病重，11月21号，就有一个脑死亡的病例。

器官移植最大的限制除了钱就是配型，而且配型的几率是很低的，可以说是万里挑一。

如果不是脑死亡，可能送到医院已经死了，器官能不能用都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而脑死亡了，器官还没死亡，这种半生半死间，正好可以用。这就是器官移植最好的状态。

所以说Tank的心肝来的太巧了，不但要配型合适，还要正好不知什么原因造成脑死亡，任何一步出错都不可能完成。

能给Tank这样的台湾歌手移植成功，大肆宣传还可以做个活广告，像在台湾都束手无策的手术，大陆都可以妙手回春。

可能未来还会有更多人慕名而来。

而这些厉害的技术对穷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即使碰巧配型成功，高价的手术费就能劝退大部分穷人。

所以大家还是要多注意身体，保护好自己的健康和隐私。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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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角色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面对川皇的关税雷击，最高党报昨日料敌在先，称「天塌不下来」。

但A股今日又打响了3000点保卫战，汇率也大跌，中央汇金还是在下午2点多宣布，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充分认可当前A股配置价值，已再次增持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未来将继续增持，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可见，这种跌幅还是超过了高层预期，不得不紧急干预了。

同时，我国目前可能是惟一一个直接怼美帝的国家《我才说心中有数硬怼川皇，你却下调我信用评级》，对等加税34%，体现了大国风范和气节。

到目前为止，相当数量的国家一边骂骂咧咧一边选择了妥协，主动与川皇联系商讨零关税的落地问题。

对，是如何落地，而非要不要零关税的问题。

这中间跑得最快的，是越南。

自加入CPTPP《越南达标CPTPP，正在发生惊人变化……》以来，越南铁了心要向美帝靠拢。最新的消息是，越南总书记苏林不仅表态愿意零关税，甚至主动邀请川皇访问越南。

而川皇也已经同意前往。

中国南边，注定起波澜了。

想想1978年，我国要改革开放，需要美国市场的配合。而要取信于人，就得彻底与苏修翻脸，说白了，得有投名状。

于是，我方出手教训了苏修支持下的越南社会帝国主义。电影《高山下的花环》演的就是这段历史，我们小时候都看过这部电影，非常惨烈。

有了这场战争，美帝放心地武装我国，甚至给了当时最先进的黑鹰直升机，以联手对付将原子弹对准我国的苏修。

就像二战时武装苏联对付纳粹德国那样。

如今即将半个世纪过去了，沧海桑田，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美帝的眼中钉，而越南却成了美帝的心头肉。

虽然是大国，但我国目前的处境定然有些艰难，毕竟要独力对抗美帝，压力很大。面对美帝的经济霸凌，本以为会一呼百应，拥立我方为盟主，一举冲垮美帝的关税壁垒，并抛弃美元推翻美元霸权进而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却没想到大都选择了妥协。

当然，我商务部昨日也召开美资企业圆桌会，通过企业向美方喊话：关税问题的根子在美国，希望美资企业追根溯源、澄清因果，发出理性声音，采取务实行动。

与会企业代表也很识相，纷纷表示将及时向总部报告。

人间正道是沧桑啊。

不仅他国，就连我国香港，这个独立关税区，也在批评美帝美国「加征关税是霸凌无理，违反世贸组织规定」之后，话风一转，选择了「不跟」。

特区财政司长陈茂波在网络上发帖，称香港对所有进口货品包括来自美国的产品都不设关税。

这意味着，香港也不会跟随内地向美国加征34%关税。

不但如此，陈司长还称，因美国商品进入内地需缴纳34%的额外关税，未来在香港购买美国商品可能存在显著价格优势，这种价差或将刺激更多内地游客赴港采购美国商品。

这是赤裸裸的向内地抢生意啊。

想到这两年，因为大批年轻人移民，香港不少中小学招不满学生，放宽了内地富豪和人才移民标准，已经在向内地吸血。

而在1978年刚改开时，港资是第一批、最大批的外资。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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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了300多部家传，发现读书人、绅士、企业家、地主出身居多；个别平民家庭出身的，则通过读书、从军等方式，突破了家庭命运。

家史即国史，现代国家鼓励学生先讲家史、次学国史，以汲取智慧、经验、教训，节节攀升。

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点，遗忘才是。每个人都是生命和文明积累的二传手，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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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这个看似普通的农作物，却关系着中国14亿人口的粮食安全。

2024年中国粮食进口总额4900亿元中，3700亿元流向大豆采购，占比高达75%。每花费100元进口粮食，就有75元用于购买大豆。这种惊人的依赖性，折射出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命题：为何一粒大豆能撬动千亿级市场？又为何中国始终难以摆脱对进口大豆的深度捆绑？

大豆的重要性早已超越普通农作物范畴，它既是保障国民肉蛋奶供应的关键支点，也是食用油安全的战略资源。

中国每年消耗的1.2亿吨大豆中，80%转化为养殖业饲料，支撑着全球最大的生猪养殖体系。若没有进口大豆，中国养猪业将面临超6000万吨豆粕缺口，相当于减少2.5亿头生猪产能，这直接威胁到居民日均80克的蛋白质摄入水平。

与此同时，进口大豆每年产出1800万吨豆油，占国内食用油消费的六成以上。更值得警惕的是，国产大豆亩产仅133公斤，若要完全替代进口量，需新增7亿亩耕地，这相当于将现有耕地红线从18亿亩提升至25亿亩，在城镇化加速的今天无异于天方夜谭。

中国大豆进口版图呈现惊人的集中度：2024年从巴西进口7465万吨（占71%），美国2200万吨（占21%），两国合计贡献92%的进口量。

这种格局形成于全球大豆产业的深层变革，美国通过转基因技术将大豆出油率提升至19%，巴西则凭借亚马逊平原扩张种植面积，两国共同垄断全球80%的大豆贸易。

但这种“双头垄断”格局正遭遇地缘政治冲击：2025年对美加征关税后，美国大豆进口量骤降，巴西大豆单价应声上涨12%，暴露出供应链的脆弱性。尽管俄罗斯非转基因大豆价格低于巴西产品，但其年出口量不足200万吨，尚不及中国周均消费量，根本无法缓解困局。

中国大豆自给率不足17%的根源，在于耕地资源与粮食安全的残酷博弈。在必须确保三大主粮自给率95%以上的硬约束下，水稻、小麦亩产400公斤的效率碾压大豆的133公斤。

若将1亿亩主粮耕地转种大豆，虽能增产1300万吨大豆，却会导致4000万吨主粮缺口，足够1亿人口全年消耗。

这种替代成本让决策者陷入两难，既要维持“谷物基本自给”的底线，又需承受80%大豆依赖进口的风险。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品种结构，国产大豆蛋白质含量达40%，远高于进口转基因大豆的34%，本应占据食品加工高端市场，却因加工企业更倾向采购廉价进口豆，导致“优质难优价”的产业怪圈。

破解大豆困局需多维度突围。

在黑龙江、内蒙古等主产区建设千万亩高蛋白大豆基地，通过每亩400元补贴提升种植收益，2030年将自给率提升至25%。

中科院最新研发的“中育豆12号”出油率已达18.5%，较传统品种提升40%，有望打破进口品种垄断。

重构饲料配方体系，推广菜籽粕、微生物蛋白替代技术，2024年已减少豆粕需求300万吨。

在巴西马托格罗索州建立海外种植基地，中粮集团现已控制12个港口码头，形成2000万吨级供应链网络。

大豆危机实质上是农业现代化转型的缩影。当全球粮食贸易体系遭遇逆全球化冲击，既要守护主粮安全的生命线，又要在开放与自主之间寻找平衡点。这场关乎14亿人饭碗的产业变革，注定比芯片突围更为艰难，但也更为紧迫，因为粮食安全的底线，从来不容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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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你什么七色彩虹，到了三河这地界，就得听我的，不许红、蓝、黑！

好家伙，山河为之变色，红色的蜜雪冰城，成了灰溜溜：

禁令来自京郊三河市。据城管局解释，这是市政府城市规划的要求。

虽然文件还正在准备下发，但整改已经先行一步。

主打一个有权任性。等于共产主义会实现，我先按需分配起来。

我就借一句海瑞的话说，我中华律法载有明文，除了国务院，不得擅自出台行政许可。

可在某些地方，书记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领导说除三色，七色就不该存在。

去年，同一个省发生过一起「牲口」事件。

城管要求邢台一家残疾人开的缝衣店广告招牌必须撤除，因为领导要来检查。

进门执政时，店主既不起身迎接，答话时也爱搭不理，手中的活也没停，甚至来了句「哪个牲口要检查呢？」

城管随口就拿领导垫在胸前：「我们领导！」

「你们领导是谁？」

城管终于反应过来，吓得不敢再应……

这几年，从上海到东北，到处都有城管要求店招统一的新闻传出，更瘆人的是，有些地方要求黑底白字，妥妥灵堂风。下图是上海：

下图是河北沧州：

下图是沈阳，可怜的蜜雪冰城，屡屡成为整改目标，用什么颜色不好啊：

一位朋友有句金句：「极权审美是个死结」。

从张艺谋的奥运开幕式，到东北邻居的阿里郎，莫不是「摆齐刷的」。

而且， 这种审美从小就根植入每个国人的骨髓。

「摆齐刷的」这句名言，来自张美玉主席大师姐。

这位黑龙江职业学院的学生会主席查寝时，随从高声开道，颇有城管拿领导施压的派头：「以后，看清我们六个的脸，我们来了就是查寝了，看好工牌，除了我们六个，谁管你们都不好使，明白了吗？！」

随后即发出指示：「把八(二声)个壶，每天，都给我摆齐刷了。」

张主席被网民呼作黑龙江军阀，这是对领导很不敬的言辞，比「牲口」还难听。

但「摆齐刷的」这个要求，确实一语道尽了极权审美的本质。

可连邢台残疾人小摊主都知道，这是在破坏营商环境：「邢台营商环境现在已经被你们糟蹋成啥样了！」

城管感觉又抓住了把柄，紧逼了一句「被谁糟蹋了？」

结果店主又是硬杠：「领导们！」

城管第二次不敢接茬，落荒而逃，可见欺软怕硬的德行。

可毕竟敢骂领导牲口的摊主只有一个，他们主打一个「弄不完的权」，你也只能「摆齐刷了」。

天本来就不会塌下来，这一点我相信。

因为人类经历了一战二战，那些学费都不是白交的。在这两次大战中，各个国家都已经学会了怎样正确交往。

尤其是在二战以后，再尤其是经历了冷战的核威胁以后，人类学会了一件事：好好说话。

大家都越来越明白，战争的效益其实并不佳。二战后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发动的阿富汗和越南战争，都给出了警告，那就是战争泥潭其实没什么好处，还可能会拖垮经济，甚至拖垮一个政权——苏联就是在阿富汗泥潭之中消耗了太多。

现在，国际社会已经有了很多共识，关于怎样合作、怎样谈判、怎样避免战争，有了一整套的“技术手册”。这一点在二战之前是缺失的，也是那时候国际秩序还处于丛林社会阶段的一个原因。

全球化的贸易更是让各个国家不愿意发生动荡，知道了闷声发大财的好处，进一步巩固了全球秩序。

所以，天塌不下来，这一点上我赞同主流媒体发出的声音。

但我要说的是另一点：地可能会裂。这才是现在面临的真正问题。

天塌不下来，指的是世界发生热战、大乱战的可能性依然不大，因为有上述我说的这些国际秩序。

但地会裂，指的是二战以后所建立全球经济基础，已经出现重大的裂缝，而且真的有可能会崩塌。对于中国而言，是指改革开放以来所建立的经济模式，面临着空前重大的挑战。

先说全球问题。

二战以来事实上的全球贸易和金融基础，就是美元。

1944年，44个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这就是影响至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这个体系的核心内容是：美元与黄金挂钩（35美元=1盎司黄金），其他国家货币则与美元挂钩。

作为遥远的历史回响，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德国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保险库内存了1200多吨黄金储备，最近德国正在考虑要求将这些黄金撤回。可见最近的各种动荡，影响有多大——川普已经动摇到了欧洲最基本的信心和信任。

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后来崩溃了，但时代的巨变依然让黄金成为不稳定时代唯一的“稳定器”。谁能想到2025年，黄金再次成为锚定价值的焦点呢。

咱们继续说故事。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美元成为唯一与黄金挂钩的货币，也就是全球的 “锚定货币”，开启美元霸权。一直到尼克松，也就是上一个疯狂加关税的美国总统，美元霸权动摇了。

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窗口”，不再允许外国央行用美元兑换黄金（即“尼克松冲击”）。

因为，越战高支出导致美元超发，法国等国开始用美元兑换黄金，美国黄金储备大幅流失。瞧瞧，德国撤回黄金的事情，是不是跟1971年也共振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至此终结，全球进入浮动汇率时代。

虽然美元失去与黄金的直接挂钩，但由于其流动性强、美国经济强大，它仍然继续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美国与沙特（背后是石油输出国组织）达成协议：沙特用美元计价并交易石油；美国提供军事保护与政治支持。从此以后，逐步形成所谓“石油美元体系”：全球买石油需用美元，导致各国必须持有美元。

美元虽然不再与黄金挂钩，但通过石油这一“现实资产”建立新的信用支柱，稳固其霸主地位。

那么，这一切和现在的全球经济、美元霸权有什么关系？

可以这么说：当下的川普关税动荡危机，是1973年以来美元霸权再次面临的重大动荡，同时也是全球经济秩序面临的最严重挑战。

因为，美元长期以来被高估，所导致的根本性矛盾已经发展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

美元被高估就是指，当前它的汇率水平高于其经济基本面应有的价值。这导致：

1、美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贵，削弱了美国的制造业竞争力；

2、美国长期维持贸易逆差，大量进口、少量出口；

3、资本持续流入美国金融市场，而非实业。

大家可以看到，川普就是想给美国治这些病，所以才搞了关税战。那么，他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吗？

川普没有手段去直接压低美元（因为货币政策是美联储管的，不归白宫管，他一直要美联储降息但人家就是不听），于是他选择了对外“惩罚性加税”来调整贸易结构。

于是，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产生：

美元被高估 → 削弱出口竞争力 → 导致贸易逆差→川普发动关税战试图纠偏 → 关税战因美元强势而“打空拳” → 经济动荡导致全球对美元政策稳定性丧失信心 → 美元霸权面临挑战。

可能有人会说，那不是好事嘛，美元霸权受到挑战了，崩塌了更好。

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美元背后是债务，而且是全球债务。这是全球金融架构中最大的“灰犀牛”，一旦发生，无人能幸免。

那将是经济界的三战，会发生毁灭性的经济危机。

因为，美元的“信用+流动性”是一整套债务体系的地基，尤其是新兴国家大量持有美元债务，以美元流动性作为清偿基础。

另外，各国央行也围绕美元进行金融架构的储备工作，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外汇储备。

因为这种深度绑定，一旦发生美元信用的崩塌，受害的将是全球各国。

各国央行减持美债，会冲击全球金融资产价格；会触发一轮主权债务危机和企业违约潮；原本统一的美元结算体系（SWIFT）瓦解，贸易定价分裂；全球实体经济陷入“信用紧缩+贸易收缩”的双重打击……

所以大家看到了，黄金的价值不断上升，因为美元的信用事实上已经松动了。

但美元已经是“大到不能倒”的一个存在，它倒了世界只会更惨。

本来这种痼疾就不好治疗，川普又想要通过对全球贸易的冲击，来实现重塑美国国际收支、制造业回流、化解美债的三重任务，这就像是用最猛的药治一个器官的病，这个器官能不能治好不知道，但其他器官可能都会被搞到快要衰竭。

如果关税继续加下去，全球建立在美元信用基础上的这个“地”，可能真的会裂。川普的疯狂政策不断透支美国主权信用，也会影响美元稳定性。对制造业大国们来说，则意味着出口经济的雪崩。

二战以来人类从未面对过这样的挑战，一切都是未知。不要以为推翻了美元就是好事，就像房地产崩了，受伤的还是老百姓。

对中国而言，最大的挑战就是制造业、实体经济。很多制造业企业，利润已经薄到微乎其微的地步，此前很多厂商都已经是欠债经营，经营只是为了维系现金流和生产线而已。

但现在，关税如果真的按照川普说的可能再加50%，那将会是怎样的场景？不敢想，无法想。改革开放以来建立的外向型经济而非消费型经济模式，将会面临重大的根本性挑战。

在这时候，务必要以根本性的战略和巨大的魄力，去推进类似当年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那样的政策，让民众的钱包迅速鼓起来，以消化巨大的制造业产能，形成真正的内循环。

天塌不下来，但地会裂。当经济基础的稳定性遭受重大的冲击，那就不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还是那句话，祈祷世界和平。

（全文完）

CDT编者按：微信公众号“牛弹琴”由新华网副总编辑刘洪创办。文章内容代表中国官方，仅供参考。

事态，让人很气愤。

美东时间4月7日，美方威胁进一步对华加征50%关税。今天（4月8日）上午8时48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明确表态，“如果美方升级关税措施落地，中方将坚决采取反制措施维护自身权益。”

怎么应对？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中国不惹事，但也不怕事。

具体对美关税反制措施，我们也得到一些最新消息，中方已经准备了至少6大招。

一、大幅加征美大豆、高粱等农产品关税。

消息人士就称，鉴于近期美方霸凌行径，中方正考虑大幅加征美大豆、高粱等农产品关税。

二、禁止美禽肉输华。

消息人士指出，鉴于美国频繁爆发禽流感，相关方面强烈建议中方，禁止进口美国禽肉，确保中国人民食品安全。

三、暂停中美芬太尼合作。

据透露，由于美方威胁再次加征50%关税，中国政府正考虑停止与美方的芬太尼合作。很简单，美方根本无视中方出于人道主义的帮助，不但不理解中方诚意和善意，还各种抹黑、甩锅、推责，已严重损害中美芬太尼合作的基础。

四、服贸领域反制措施。

消息人士还透露，这包括限制美公司参与采购、限制开展法律咨询等业务合作。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长期顺差，美国政府所谓“对等关税”，无疑给美国当下拥有巨额顺差的服务业出口带来严重危机。

五、禁止进口美国电影。

据有关专家透露，鉴于美方威胁升级对华关税，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减少、甚至禁止进口美国电影。

六、调查美企在华知识产权获益情况。

据消息人士透露，鉴于美相关企业在华获得巨大垄断利益，有关部门研究对上述情况开展调查。

很简单，来而不往非礼也。贸易战没有赢家，保护主义没有出路。施压和威胁，从来不是同中方打交道的正确方式。

我总觉得，这是一场伟大的博弈，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如果这就是中国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面临的劫，那我们就必须勇敢面对。

我们要淡定，要清醒，更要自信。

我们没有关上谈判大门，但也不会心存侥幸，而是做好了应对冲击的各种准备。

毕竟，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100年前的中国，不是40年前的中国，也不是4年前的中国，我们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我们清楚知道还面临很多挑战和困难，但我们更相信我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上下同心，开放包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决做好自己的事情，中国又何惧之有？

最后，要说一句，这个世界，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关税战给美国带来的风暴，才刚刚开始。

个人观点，不代表任何机构

最近看了一个数据，就是智联招聘网站统计了一下各种类型的企业，年底发双薪的情况。

总的来说，外资企业对员工最为仁慈：有75%的外资企业发年底发双薪。

而民营企业垫底，只有26%，这个大家都能想得到。

但出乎预料的是，被很多人认为待遇优厚的国有企业，并不比民营企业好多少，只有32%。

从这就能看出外企的难能可贵了。

要知道，现在的外资企业在国内的日子过得并不算好。

除了要面对国内企业的内卷式竞争，还在遭受很多差别对待。

比如，在很多采购项目里，外企连招标的入场券都难以拿到，原因仅仅是他们不是中国公司。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外企还愿意给员工不错的薪酬待遇，至少说明人家在处理问题的想法和态度上，跟国内的很多企业是不一样的。

只要是企业，降本增效永远是一个核心问题。

国内的相当多的企业对于降本增效的理解，在于降“人本”从而提"事效”。

也就是提高对员工的利用率，挖掘员工的潜在价值，从而提高产能。

一个人能干五件事，就绝对不让他只干四件事，工作越饱和，那整体收益就会越大

但发达国家的企业并不是这样。

他们追求的是降“事本”从而提“人效”，即低价值的事儿越少，那收益自然就会提高，影响企业赚钱的关键不是事儿干的太少，而是有用的事儿太少，没用的事儿太多。

其中包括:

让员工低效率的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为什么不让他高效率的工作六个小时?

填个表格发个邮件就能说清楚的问题，为什么要开会，还要开个四五遍?

通过正规培训就能快速掌握的技能，为什么不培训而让员工自己摸索掌握?

为什么员工的休息和身体状态都没有保障，却花大量的时间去搞安全生产?

在这些发达国家的高精尖企业中，出现问题第一时间是考虑事儿出现了问题，而不是人出了问题。

而国内企业的第一反应永远是人出了问题，而不是事情本身出现问题。

这也造就了国内企业反应速度很快，但干的其实都是次级产品的尾端工作。

老外虽然看似反应慢，但别人却总是掌握需要深度投资的核心科技。

而如果外企正在变成弱势企业这种趋势不得到扭转，那将是咱们的悲哀。

它们带走的就业机会当然是个重要因素，但同样重要的是，是他们对国内商业环境的维护作用。

现在提到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很多人都会觉得丫是来中国赚钱的，又不是来搞慈善的，干嘛要给你好脸色？

但是这些人看不到，看不到外资进来以后，带来的先进的技术、管理和行业知识。

就拿医疗器械这个行业来说，如果没有美国的GE医疗落地中国，中国的医疗行业虽然不能说发展不起来，但绝对不会是今天这个水平。

GE医疗每年的在中国的采购额100亿元，实际上它传递的隐性知识价值超过千亿。

很多企业正是因为成了GE医疗的供应商，才能在产品的品质把控、技术水平等方面得到飞速发展。

可以说，GE医疗几乎是手把手地，把世界先进的医疗器械的知识，传递到中国的整个医疗器械行业里去。

相比之下，国内很多做到龙头地位的企业，只知道一味内卷、压榨上下游的供应商，比如那谁和那谁。

很难想象，如果这些具备精细化管理和良性生态意识的外企离开中国，咱们这里的商业环境会变成什么样。

哪怕是为了咱们自己日子过得好一点，也别动不动就民族情绪上头，对外资喊打喊杀了。

如果有得选，你愿意买社保吗？

如果有得选，你觉得外卖骑手会愿意买社保吗？

付出真金白银，从来都是最诚实的意见表达。作为灵活就业人员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他（她）们对社保是怎样的态度？很快，我们就能看到几万名美团外卖骑手的诚实选择了。

之前在《是社保需要骑手，还是骑手需要社保》一文中我已经分析过，按实际收入让全部外卖骑手全额购买社保是不现实的，平台承担不起，骑手也不会乐意。但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引导（要求）下，让外卖骑手等灵活用工群体加入社保资金池是势在必行的方向，那么外卖骑手的社保怎么交，由谁来交，交多少，就成了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特别考验各方平衡智慧的事情。

近日，美团在福建泉州和江苏南通两个城市推出了外卖骑手购买养老保险的补贴试点方案，为中国2.1亿灵活就业人员加入社保的可能性展开了一场真实社会实验。

美团的试点方案有四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点：

第一是骑手社保补贴覆盖的范围，是以“收入达到当地社保缴费基数”作为分界线。

众所周知，外卖骑手的人员构成极为复杂，既有短期体验生活的，也有兼职送外卖补贴家用的，还有全职送外卖攒钱结婚的，骑手的月收入也从几百元到一两万不等，因此不能笼统地讨论给骑手这个群体购买社保的方案。网约车、家政、按摩等领域的灵活就业人员也是同样道理。

国家和社会要求平台参照“员工”的待遇为骑手购买社保，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那怎么区分“员工”和“兼职人员”呢？按每天工作时长，每月工作天数，还是按配送订单量？总不能像某些平台那样，算不算兄弟全凭老板的心情说了算……

美团给出的试点方案是以收入作为客观可量化的分界线，过去半年中有三个月跑外卖收入达到当地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与社平工资高度相关）的，就可以纳入平台补贴购买社保的范围。

以试点的福建泉州为例，当地去年社保缴费基数下限是4433元，一名外卖骑手如果一天8小时跑外卖，大约需要实际工作二十天左右达到这个收入。相对全职外卖骑手的实际工作强度来说，这个门槛着实不算高。对于那些下班后兼职跑几个小时来增加收入的骑手来说，要达到这个数字就比较难了。

再反过来想，如果一个岗位月收入都不到4000元，你再让人拿出七八百元来买社保，那也实在是不太人性。

第二是缴纳社保的成本，由平台和骑手各承担一半。

公众特别关心的一点是，骑手缴纳社保的费用到底由谁来承担，会不会导致外卖配送费用涨价，会不会导致骑手配送收入降低。

对此，美团给出的试点方案是保持外卖价格与骑手配送单价不变，社保费用由平台和骑手各承担一半，符合条件的骑手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参保。应该说，这是综合考虑人性特点之后几乎唯一可行的方案了，估计后续其他灵活用工的平台也会参考这一分摊原则。

道理也很简单：

假如社保费用全部由平台承担，那么所有符合条件的骑手必然全部选择参保，进而超出平台当前利润的承受能力，那要么就是找商家提高费率，要么就是给用户的外卖涨价。

假如社保费用全部由骑手承担（类似待业期自费续社保的情况），那么愿意购买社保的骑手肯定是极少数了，既不符合国家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初衷，也不符合公众要求平台承担社会责任的期望。

所以，由平台和骑手各承担一部分社保费用就是必然的选择，两边各承担多少可能还需要继续探索。这里倒是有一项调研结论可供参考：

2021年一项面向外卖骑手群体的大型调研显示，72.3%的外卖骑手“只愿意缴纳500元以下金额的社保”。

把骑手承担的社保费用控制在500元的心理价位以下，算是一个综合考量的结果了。

更重要的是，平台总归有一个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上限，能够用来补贴骑手社保的资金不可能超过利润的一定比例，粥就那么多，全额包揽社保缴费成本必然会大幅减少骑手社保的覆盖人数。社保作为一种“基础保障”，广泛覆盖肯定还是优先于覆盖完善的。

第三是缴纳社保的项目，先从养老保险开始。

讨论白领群体的社保时，我们通常说的是“五险一金”，这当然是更全面的福利保障，但对企业和劳动者来说也是不可忽视的经济压力。

对于灵活就业群体来说，真正迫切的需求其实是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然后才是养老保险。至于住房公积金，咱们还是别自欺欺人了……

关于工伤保险，此前美团、滴滴等平台已经在政策引导下为骑手和司机普遍购买了“新型职业伤害保险”，是相比工伤保险更适合灵活就业和较高风险群体的保障。

关于医疗保险，如果能够覆盖骑手当然是件大好事。但考虑到我国目前存在职工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两套体系，绝大部分进城务工的外卖骑手已经在老家参加过新农合，再要购买职工医保还存在政策层面的困难，由此增加的社保缴费负担也不容忽视。

我预计，等养老保险覆盖大多数灵活用工群体后，第二阶段国家和平台也会考虑医保从新农合到工作地职工医保的转换。

第四是缴纳社保的地点，在骑手工作地点和老家城市之间自由选择。

社保的钱交到哪儿，对平台来说其实完全无所谓，对骑手来说则很纠结，对地方政府来说则是关注的焦点。

骑手的纠结在于，自己打工挣钱的城市其实并不固定，送外卖这份工作也说不准还会干多久，考虑到目前社保的跨城市转移还不太方便，那么具体交到哪个城市就关系到社保会不会打水漂的严肃问题了。

地方政府才是最关心这个问题的相关方。考虑到外卖骑手整体还相对年轻，缴纳的社保距离兑现养老金还有好几十年，现在收保费几乎就等于纯收入，那当然要极力争取。

十八线县城是劳动力的输出城市，各省会和发达城市则是骑手主要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两边都希望骑手把社保交到自己的资金池里。那怎么办呢？

美团的试点方案是让骑手自己选择：如果骑手认为自己未来大概率在工作的城市扎根养老，那社保就交到工作地，如果骑手心心念念要回老家，或者隔段时间换一个城市，那把社保关系放在老家城市才是理性的选择。

不得不说，这一招真的很绝，应该也是各方平衡的结果。我就特别好奇想知道这一轮试点的统计结论，想知道灵活就业群体对于未来生活的规划。是努力扎根，还是逃离大城市甚至逆城市化，这是真正的信心投票，没有比这更精准的经济调研啦。

总的来说，美团推出的骑手社保试点方案并不能让任何一方“完全满意”，但几乎已经是各方诉求平衡之后非常接近最大公约数的方案了。

这场涉及2亿多灵活就业人群，每年上万亿资金的社保转型实验，很期待会得到骑手们怎样的现实反馈。

分享一点基本常识：

社会在不断变化，新型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方案也应该相应调整，切不可刻舟求剑，更不能削足适履。

彭远文的最新文章，驳“农民有地无需涨养老金”：是“农民有地”还是“地有农民”？推荐大家看看。

这发在他的公众号“往事与随想”上。这个公号因为主张把农民基础养老金涨到每个月800元，被停一个月，现在解禁，他又开始发声了。

彭远文这篇文章尤其值得一读，因为是在真诚、坦率地谈论重要而基本的问题。这一点比我强很多。

他的系列文章和视频，基本观点都是一致的：应该把农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到每个月800元，让农民真正拥有地权。

这是中国农村最基本的问题，但是这些年已经很少有人再提了。

一个原因是这些主张看上去没什么希望，慢慢媒体也就不再关注；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农村和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

谈到这一点我个人很惭愧。我自认为是了解农村的，也写过一些关于老家的文章，但是数量很少，而且从来没有真正重视过“问题的解决”，没把这当成是自己的责任。

看一下舆论场上关于农村的话语，无疑是让人遗憾的：

温铁军和他的追随者，是谈论三农问题的主流，他们的核心主张是“农村作为蓄水池”，其实是主张固化的城乡二元结构。他们赞美农村的牺牲，本质上是不怀好意。

一些年轻的、农村出来的思考者，受左翼思想影响，批判和仇恨资本。他们来到城市，发现社会不公，这种批判立场距离农村非常遥远。

每到新年季的“还乡文学”，主调是伤感，但是这些年就连这种伤感也逐渐消散了。

农村和农民缺少自己真正的“代言人”。读书、思考和写作的乡村子弟，都会到城市生活，他们遇到新的问题，慢慢会远离家乡，不仅是生理意义上的，也包括心理和问题意识。

在这个意义上，大家都应该感谢彭远文。前两天我看孙旭阳老师（他曾写过很多出色的和农村有关的新闻报道）说，“彭远文是在帮大家的父母讨薪”——这话非常精准。

讨薪就是要回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帮人讨薪”就是真正的代言。彭远文的视频号和抖音号，开始有很多来自乡村的关注者，这种联结是真实的，也让人感动。

彭远文自己就来自乡村，父母也在老家生活。拥有发声的能力，也有发声的意愿，这至关重要。他曾在多家媒体工作过，最终成为一个强大的个体。

这是70后、80初一代乡村子弟的代表。他们“回不到农村”，但是却仍然没有忘记农村。他的文章显示发布地是在加拿大。获许只有如此，他才能更清晰、坦率地表达。

不管如何，对“我们的父母”一辈来说，这是一种幸运。也许这种呼吁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但是让“问题”呈现出来，也是一种责任。

不愿意大幅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的托辞，最常见的有三种：1、“农民没交社保”；2、“国家没钱；3、“农民有地”。前两种我都专门反驳过，第三种也有必要单独写一篇，供大家使用：再有人拿“农民有地”说事，你就可以把这篇呼他脸上去。

完整的说法是：农民有地，城里人没地，所以农民不需要那么高的养老金。所以我的反驳将分成两个部分：1、农民真的有地吗？2、“农民有地”能成为不大幅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的理由吗？除此之外，我还想聊一下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到底是“农民有地”，还是“地有农民”？

1、农民真的有地吗？

这个事情至少要从土改之前说起。土改之前，中国农民确实是有地的，大部分土地掌握在普通农民手上，也就是中农，或者说自耕农，并不是历史教科书或者各种宣传材料所说的，极少数地主富农占有绝大多数土地。这一点，基本上已是历史学界共识，此处不展开，可以参见我之前写的《农民的命运早在“斗地主”就被决定了》。

对于土改，都说是“农民分到了土地”，实现了千百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这个过程是否合法合理暂且不说，从结果看，可以说农民确实分到了土地。但是，不要忘了，在随后的合作社改造中，所有农民都失去了分到的土地，所以“农民有地”只有短短的几年，用这几年来覆盖后面的几十年，这是以偏概全，是很荒唐的。

而且农民失去的不仅是土地，还失去了更多东西，包括迁徙自由和交易自由的等基本权利。

1953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下达了《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首次以政府的名义阻止农民进城，农民失去迁徙自由，城乡二元体制逐渐成型，“盲流”一词即源于该文件。

同样是53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简称统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销）……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所有私营粮商一律不许私自经营粮食。”后来的“剪刀差”便是基于此，如果能自由交易自然谈不上“剪刀差”。

农民失去了土地，失去基本的自由权利，然后上交了连基本生活保障都无法满足的所有剩余，这种情况下，你说“农民有地”，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然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终于取消了人民公社，再然后，是包产到户，再后面，农民可以外出务工，易言之，这几十年中国农民一直在与“地有农民”做斗争。到现在，农民终于可以挣脱土地的束缚，在城市落户，这没多长时间。这个过程当中，每一步都非常艰难，都要付出惨烈的代价。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室主任崔晓黎是这么说的。

农村的改革是从承包到户开始的，发明权是农民的。这一措施对人民公社体制造成了第二次重创。第一次，农民是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代价，逼退了政社合一大一统的体制。这一次，是以近二十年普遍深度的贫穷为代价，甘冒杀头坐牢的危险，与政府博弈，才逼退了政府让步。

崔晓黎，公众号：农村改革史话崔晓黎：人民公社体制的支柱是什么？

这段历史说来话长，我尽量简略，要真感兴趣，有大量的资料书籍可以看，也有无数人的当事人可以问，总之不要说什么“农民有地”，非常轻率轻浮，属于不过脑子开口就来。

所以，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到底是“农民有地”，还是“地有农民”？这并不需要有颠覆性的思维，只需要看一下事实，有正常人的头脑，很容易做出判断的。

2、所谓的“农民有地”能值多少钱？

肯定有人会说，我说的不是你有土地所有权，是说农民可以承包土地，有土地的使用权。行，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使用权有多大价值？

首先，没有所有权，不能买卖，土地的价值大部分都没了。这个道理不复杂吧，你的房子不能买卖，只能自己住，它的价值会衰减多少？

有人可能还会说，使用权也可以转让，大城市房租也不便宜啊。这又需要提醒一个常识，房子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是位置，所谓“位置为王”。你在北上广市中心，房租当然贵，大几千一个月。你在城郊，上班要三小时，房租是不是就便宜很多？你要回你老家县城，房租是不是更便宜？几百就够了。要是你农村的老屋呢？这个时候恐怕考虑不是价格，而是有没有人租。

绝大多数农民的土地，就是如此，根本没人租，就算租，一年有个两三百三五百一亩就不错了。这样算下来，所谓的“农民有地”摊下来一个月也就十几块几十块钱，但是现在农村老人一个月只有不到两百，大城市退休工资几千，差距这么大，是“农民有地”可以弥补的吗？

我知道，还会有人说，你可以种地啊。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讨论是农村老人，你让六七十岁的老人，年老体衰，疾病缠身，去干农活养活自己？城里人可以退休，农民就活该干到死？这样好了，城里人也不要发退休工资了，发个扫把行不行？别觉得我这是讽刺，实际上，很多农村老人情愿要城里的一把扫帚，也不愿意种农村的一亩三分地，这还不够说明问题吗？你在城里没见过环卫工人吗？

昨天看到一个读者留言说：“在公园里看到对比鲜明的一幕，城里老人聚在一起引吭高歌，农村老人拿着一把笤帚一个撮箕在打扫，都是中国人，怎么能只是因为出身的不同造成如此大的差距呢？”

我知道，还会有人说，你看那些城中村的农民，那些城郊征用了土地的农民，年年分红，当包租公爽到飞起，土地值钱得很。我就问你了，这样的农民在中国农民中能占多大比例，千分之一有吗？这样以偏概全，有意思吗？我要把城里的所有人都等同于拆迁户，说你们家家都有千万现金和几套房，你是啥感觉？

我知道，还会有人说农村人有宅基地。这里我要说的是，实际上，在中国近几十年城市化的进程中，城里人的房产增值的收益，远远超过所谓农村人的那点宅基地的价值，而这是绝大多数城里人都受益了的（不管是分房还是买房买得早）。而农民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又是做贡献的，他们是买房/租房的主体——如若不然，你以为你能有相应的收益？

最后我再问一个问题：让农民放弃他的土地，放弃他的宅基地，在城里只要有个住的，不要产权，一室就行，每个月发一两千块，你问问有多少人愿意换？或者倒过来，让你放弃城里的东西去一个普通农村，给你田地和宅基地，你愿意吗？我们别嘴硬，用脚投票，这是最诚实的。

所以，用“农民有地”来说事，既罔顾历史，也无视现实，且毫无同理心，以此为借口，反对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是完全不成立的。

3、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土地对于农民意味着什么？是“农民有地”，还是“地有农民”？农民是土地的主人还是囚徒？土地对农民而言，是好处还是负担？直到今天，“农民有地”仍然是拒绝给农民提高养老金的一个托辞，所以，回顾近八十年的历史，套用那句话：土地啊土地，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未来是让“农民有地”，还是继续保持“地有农民”？这是一块试金石。

知道我为什么如此厌憎温铁军、贺雪峰之流了吧？就我视野所及，大部分所谓“三农学者”，都是如此，以“爱农民”之名，行“坑农民”之实。他们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土地是农民的基本保障，不能让农民失去土地。表面是在为农民好，仔细一琢磨，他们并不是让“农民有地”，而是让“地有农民”。很简单，如果让“农民有地”，就应该让农民真正拥有它，有产权，能买卖，这才叫“有地”；而不让农民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买卖权，本质上，不过是希望把农民继续绑在土地上。

他们称这是“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是“中国的独特制度优势”：“借助农村和农业的保障与保底，中国不仅有了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器，而且有了一个防止福利陷阱的蓄水池……使国家可以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面，仍然可以将资源集中于科技进步，集中于冲破国际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的围堵，最终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突围。”

我之前在《农村不是“蓄水池”和“缓冲器”》中说：

“到今天，还有人会说，经济下行民工返乡，维持了社会稳定，有人想过他们失业回家日子怎么过吗？还有人想把农民捆在土地上保障中国‘粮食安全’，那你为什么不去种？以及我们这几天讨论的，一亿多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老无所依，还要下地劳作，不知‘退休’为何物。所谓‘农村是蓄水池和缓冲器’，无非是不管他们过得有多惨，哪怕是悲惨离世，你们都看不见，不会碍你们的眼罢了——得何等的衣冠禽兽，才会说出这等丧尽天良的话！”

我特别不理解的是：他们担忧农民失去土地就失去基本保障，为什么从来不提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呢？农民失去土地如果能享受基本生活保障，不就没事了？相反，一说提高农民一两百元/月的养老金，他们马上就会跳出来说财政压力太大，小心福利陷阱。他们会说：农民最需要的不是钱，钱不是万能的，农民对物质消费的欲望极低，没有受到城市消费主义的“洗礼”，等等——没错，这就是前段时间那篇《提高养老金就能解决农民养老吗》的内容。可悲的是，作者还是一个出身农村的博士。我为什么一提到他们就如此愤怒？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荼毒农民的孩子，包括温铁军在B站大受欢迎，他的粉丝中也不乏农民子弟——让人可气又可叹。

记住，他们真正担心的，不是“农民失去土地”，是担心失去“农民有地”这个可以对农民失业养老撒手不管的借口，这就是他们口中“中国的独特制度优势” 。还有所谓“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跟美国种族隔离时的“分离但平等”有何区别？天底下没有新鲜事。

他们从来没有把农民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看待，在他们眼里，农民是愚昧的，短视的，需要他们睿智的头脑帮忙决策，一旦让农民真正拥有土地，农民就会把土地卖了去喝酒赌博。农村当然有这样的人，但这是主流吗？城里败家子还少吗？你怎么不呼吁把他们的房产交易权收回去？还有一些受他们影响的人，进城见了点世面，学了两个名词，脚上的泥都没洗干净，就觉得自己可以瞧不起老家的农民了，倒回去指指点点，要给他们当爹做主。

那些打着为农民好的旗号，要代替农民做主的人，这几十年来，哪一个不是在坑农民？不夸张地说，无一例外。我就不明白，这些人在农民面前，哪来的优越感？要知道，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如前面崔晓黎说，是农民“甘冒杀头坐牢的危险，与政府博弈，才逼退了政府让步”的好不好？今天你们牛逼哄哄，在牌桌上当作王牌的中国产业链，不也是农民工这几十年辛苦打拼下来的吗？你们哪来的自信瞧不起农民啊。我就奇怪了，这年头怎么什么猫猫狗狗但敢于去给农民指导人生？

我瞧不起郑秉文，但我会尊重刘世锦；我瞧不起温铁军贺雪峰，但我会尊重崔晓黎，再摘录一段他的话。

我们至今在本质上，思路仍然没有脱离人民公社理念的核心要义，即：官本位掌控全国农村的经济社会运行。以这样的平台来托举中国农村市场，恐怕很难形成真正完全意义上全国统一的城乡大市场。农村巨大的生产和市场潜力将被严重压制。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农村多维度集成组合的巨大市场优势资源，将无法得到充分发挥，这不是在扬长避短，而是在扬短避长。由此可以推断，中国农村正再次面临一次重大的体制、制度改革，实质上是一次重大的革命。

崔晓黎，公众号：农村改革史话崔晓黎：人民公社为什么维持不下去？

在《“集体经济组织”路在何方？》一文中，崔晓黎认为，改革方向应该是：让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可自营，可转让，可出租，可出售，一切行为均按物权法，民法典执行，面向社会统一契约制度；农村集体成员权的封闭身份，逐渐取消、消化，其身份与城镇市居民同；政府鼓励所有农民和新进入农民的居民，自愿组合各种类型的经济组织，自我管理、自负盈亏、自由重组、独立创新……等等。

我完全同意上面的思路，这才是真正的让“农民有地”。我完全相信，你只要不捆着农民，让农民自己做主，拥有平等的国民待遇，农民会把自己搞得好好的，不劳你操心。这不是盲目自信，而是几十年来一再证明的事实。

我们今天争取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便是要为农民彻底摆脱土地的束缚，成为土地的主人打下一个基础。那种以“农民有地”之名行“地有农民”之实的话术，玩了几十年了，差不多得了吧？

CDT编辑注：本文在微信公众号、知乎、腾讯新闻等平台被删除。作者“食通社”在修改部分细节后将文章刊登在其官网上（原文中的“河北滦州市糯米庄”省略为“H省”，受访者改为化名。）CDT将原文刊发如下，点击这里阅读“食通社”修改后的版本。

食通社简介：食通社是一个可持续食物与农业的知识、信息和写作社区，由一群长期从事农业和食物实践及研究的伙伴们共同发起和管理。我们相信，让消费者了解食物的来源，为生态农业从业者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和社会环境，我们的食物体系才能做到健康、美味、可持续。

眼看春耕在即，河北滦州市糯米庄村农民李技栋却翻不了地。在他70亩耕地里，遍布着农场外飘来的大小不一的破碎地膜，像残雪一般覆盖在耕地上，或缠绕在枯枝稻草间。地膜甚至还飘到老李家的牛棚里。

老李只能带着几个工人在牛棚里捡拾地膜碎片。“这膜又轻又碎，像是超薄的不合格地膜。”

如果不做处理，地膜就会在翻地过程中混杂在土壤中，不仅影响这一茬作物的生长，而且永远无法回收，也难以分解，只能在土壤中非常缓慢地破裂为塑料碎片，甚至以微塑料的形式被作物吸收。

不用地膜的老李，怎么会成为地膜污染的受害者呢？原来，从去年12月25日起，距离他家地头100米的地方建起了一个临时加工厂。这个占地不过几十平米的小工厂从周围农民处收购大量花生秧，然后粉碎，加工成粗饲料，用于喂养牲畜。由于收购花生秧时没有去除地膜，地膜缠绕着花生秧，一起被喂进了机器。经过破碎的地膜随风飞扬至周边耕地，其中就包括老李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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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加工厂是在花生收获后才临时搭建起来的，并且搭建的地方原来是本村的基本农田。由于条件简陋，加工现场并没有额外的防护措施，导致地膜四处飘散。

2025年1月1日，老李拨打12345市长热线反映污染问题。此后他向当地街道办事处、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局等部门也递交了书面说明，反映情况。

从事发开始，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马上到了播种春小麦的季节，老李还打算同时种下豌豆、大蒜、油菜、小白菜等蔬菜，成熟后会成为他一年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土地里的地膜让他迟迟无法播种，眼看就要错过播种时节，耽误一年的收入。

●破碎地膜像残雪般覆盖、渗透在老李的地里，捡拾起来十分费工，且难以清除干净。

●老李和工人在牛棚里清理地膜碎片。

老李曾经是一名农资经销商，见惯了农药、化肥、塑料膜对于人和土地的伤害。十五年前，他在家乡糯米庄村流转了耕地，用生态农业的方式，不用农药化肥除草剂，种植粮食和蔬菜。这70亩耕地就是他多年以来努力保护的一片净土。也正因如此，他才对很多农民习以为常的地膜污染痛心疾首。

加工厂不肯采取措施，老李只能自掏腰包，出资两千块给村书记转给对方。随后对方在老李在耕地边进行了简单遮挡。加工厂还曾答应出钱，让村集体请人捡拾飘到老李农田里的地膜，但持续了几天就没有了下文，理由是“每天捡，承受不起”。企业不愿意停工，但只要继续加工，每天就会有地膜飘过来。走投无路的老李只能继续向政府投诉。

●涉事企业目前的加工现场。

2 农业、环境两部门隔空“斗法”

接到投诉后，深州市农业农村局和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先后派人到现场调查情况，但给出的回复却令老李啼笑皆非：两部门援引同样的法律法规，得出的结论却完全相反。

两者在回复中都指出，地膜造成的污染问题不属于自己的责任范围，因此无法对涉事企业进行执法，应交由对方部门解决。

●滦州市农业农村局和唐山市生态环境局滦州市分局给老李的回复。

首先，双方都引用了《农用薄膜管理办法》第五条。生态环境局引用了第一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农用薄膜使用、回收监督管理工作，指导农用薄膜回收利用体系建设。”

而农业农村局只引用了第四句：“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农用薄膜回收、再利用过程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也就是说，在地膜回收不力、造成污染的链条中，他们只看到了对方失责，对于自己的职责视而不见。

其次，双方隔空激辩的一个论点在于：污染老李耕地的地膜，还是不是“地膜”？

生态环境局建议依据《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八十八条来处理：“农业投入品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未按照规定及时回收肥料等农业投入品的包装废弃物或者农用薄膜……由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但农业农村局对此回应，饲料加工企业不属于地膜的生产者、销售者和使用者，所以“我单位没有处置的法律依据”。并且援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二条，认为这是“固废污染”，应由生态环境部门进行处罚。

也就是说：这个案例里，飞到老李家地里的，法律意义上不再是地膜，是固废。

“固废”即固体废弃物，是指在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已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放弃的物品。

但生态环境局“棋高一着”，用《固废法》打败《固废法》，援引该法六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农业固体废物回收利用体系建设，鼓励和引导有关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依法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农业固体废弃物，加强监督管理，防止污染环境。”

翻译一下：虽然固废归我管，但农业固废还是农业农村局的事。

老李拿到这样两份回复，欲哭无泪。于是继续通过政府网站留言、电话热线等渠道反映问题。目前仍毫无进展。

3 农业固废到底归谁管？

回到本事件的关键问题：农业固废到底该谁管？环境律师吴安心认为，主管部门应是生态环境部门，因为缠绕地膜的花生秧是原材料，饲料加工属于工业生产范畴，加工过程中的污染生态环境部门监管。

但废弃地膜之所以出现在加工场景中，必然又是田间地膜回收不力的结果。2023年河北承德检察院就因某村大面积使用地膜、造成耕地污染，而责令当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履行其监管地膜使用和回收职责。

回收和污染的道理如此简单：回收了，就没有污染；不回收，就会造成污染。但到了政府层面，回收属于农业农村部门的责任，而污染涉及环境部门，两部门的权责就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当污染事件发生时，两部门负责的环节必然都出现了问题，都负有一定责任，都有理由出手监管。

而现状是“都该管”变成了“两不管”。尽管国家出台了《固废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农用薄膜管理办法》等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但似乎条文越多，有关部门们越能找到理由推脱责任。

一位研究固废的专家认为，《固废法》对农业固体废物的管理表述较为模糊，导致实际上农业固体废物管理制度依然是空白。

包括地膜在内的农用薄膜，是继种子、农药、化肥之后的第四大农业生产资料。由于长期重使用、轻回收，我国地膜污染问题严重——每年有近3亿亩土地覆盖地膜，用量直逼145万吨，约占全球地膜用量75%。

由于回收技术和设备等种种限制，长期以来我国农膜回收利用率不足2/3。2017年原农业部印发《农膜回收行动方案》，在西北地区启动建设100个地膜治理示范县，提出通过2至3年的时间，示范县当季地膜回收率达到80%以上。

尽管治理地膜终于有了具体行动，但这只是“当季”回收。我国多年累积地膜残留量已超百万吨。

据2016年农业部监测数据，中国所有覆膜的农田土壤均有不同程度的地膜残留，局部地区亩均残留量达4-20公斤，个别地块甚至高达30公斤以上，相当于6层地膜。残留地膜会破坏土壤结构，影响作物出苗，阻碍根系生长，导致农作物减产。全国范围内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地膜直接造成农业生产经济损失尚未有权威数据统计。

另据2019年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张斌等人撰文，国家项目区外地区的地膜残留问题非常突出，市场上超薄地膜依然大量存在，农民回收残膜积极性不高。

●2023年央视记者赴辽西地区调查，发现用过的地膜或被遗弃在田边，或被焚烧，产生大量烟雾。不仅农民因为人工成本而不愿回收，回收企业也入不敷出，虽然获得了政府补贴，也难以实现盈利。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严昌荣曾在一篇文章中估计，为了利用花生秧作为牲畜饲料，进行去膜处理，每亩处理成本约为30-50元。而往往没有人支付这笔成本，也就意味着地膜散逸到环境中，成为塑料污染的重要来源。
而当饲料中混入了地膜，对动物的健康也有诸多影响，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也损害养殖户的经济利益。

塑料地膜不仅危害土壤和农业本身，随风飘散的地膜也危及公共基础设施。2021年五一期间，京广线高铁行至河北定州段时，就因地膜挂上了接触网而停运，另有几十余辆高铁因此停运、晚点。

像“地膜导致高铁停运”这种新闻，仅是公众能够了解到的冰山一角。街道办事处和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都曾经告诉老李，附近类似地膜污染的事件太多，根本管不过来。

目前，老李的主要诉求是对他和周边农户耕地的污染状况进行评估，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对土壤进行修复，除了肉眼可见的地膜碎片，还包括不可见的塑料微粒。

他说：“我一直锲而不舍地反映这事情，既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周边的村民，更是后世后代福祉。我们这代人，不应给后代留下的只是满目疮痍。

对老李来说，上网求助是无法解决问题之后的无奈之举，但同时也因为这几天的新情况让他愈发着急：在他求助于政府部门之后，涉事加工企业加快了加工的节奏，飘出的地膜也越來越多。他猜测，对方想着赶紧加工完这一批原料就跑路。因为加工厂是在农田上临时搭建的，他们完全可以拍拍屁股走人。

●1月12日与3月7日，涉事企业一处花生秧堆放场地的前后对比图。照片显示，目前加工已近尾声。原料堆中可见混杂的白色地膜。

如果在地膜回收不力，企业造成污染的时候，政府部门之间还在争论谁应该负责，那么如何能够切实保护环境与农民的切身利益？在事实确凿清楚的时候放任涉事企业持续污染，难道要等到他们溜之大吉后，再以“污染主体不清晰”为借口继续不作为吗？

地膜污染治理问题不仅需要政府部门明确的权责区分，也需要合理的解决方案和详细的管理办法。

谁来管？怎么办？老李需要一个回答，受到污染的土地也需要一个回答。

我之所以能在这里发稿，你们之所以能阅读我的文字——我们享用着互联网以及现在的物质生活，而不用考虑饥饿的肚子晚上能否填饱，不用考虑全家人唯一一条打满补丁的裤子谁才能穿出去见人……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选择了市场化，逐步抛弃了计划经济。

虽然这是常识，但我感到越来越多人正在抛弃这个常识。尤其在某些大V们宣扬下（所谓“人民经济”），重新开始怀念计划经济的人越来越多。

这其中，尤其是以没吃过计划经济之苦的年轻人为众。

对经济史的解释，对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观念，但我们必须尊重一些最基本的常识。

这个常识就在于，中央全权指挥经济、按人为的计划而不是按市场需求为特征的经济模式，已经被证明会导致物资的匮乏和经济的僵化，从而带来贫困和饥饿。

这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教训，而是许多曾走过这条路的国家的教训。

国企不是自己的，那么谁又会为国企操碎了心去好好经营呢？

八十年代之前中国是学习苏联模式，虽然中间也有过民间自由经济的极微小的尝试，但主体是完全确定的：政府对经济生产及流通进行直接计划和控制。

这个模式看似是有道理的：在我们的想象中，政府拥有着关于经济全局的信息，也拥有着最聪明的脑袋——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那么就应当由政府来指挥经济生产，哪儿更适合生产就直接在哪建厂，哪儿有需求就直接供应哪儿。

然而正是这个美好的想象，以及它带来的社会实验，让无数人付出了惨痛代价。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种惨痛，因为我的父母亲都曾经历过长期的饥饿。

市场经济为何有效？因为从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开始，西方经济学家们就发现了一点——市场自己具备调控的功能。

他们发现，如果不去管市场，市场会自己产生商品价格，而商品的供应量也会随之波动，那些参与生产和流通的人们也会自然流动，钱也会自然流动，经济自己就会变得繁荣。

亚当·斯密的创举在于，他第一次正式承认了人性的自私其实是一件好事。

他认为，正是自私的人性和自利的本能，让个人不断提升自己的利益——但这并不会毁坏社会，反而会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提升。

所以他说，这是“看不见的手”，也即是市场的自我调控。

尽管这只是现代经济学的起点，也是非常简单朴素的想法，但其石破天惊的程度不亚于牛顿发现了地球引力。

跟万有引力一样，古典经济学也被后来的新理论不断修正和完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被证明并非一定是错，从而让经济学走向“政府干预究竟到什么程度”才适合的争议。

但有一个基本前提始终不变，那就是法治优先——政府即便要干预经济，也必须遵守法律程序。

市场经济和法治的结合，恰好限制了政府直接控制经济内核的“贪婪之手”。也就是说，经济内核是市场决定的，政府只能在法律赋予的权限之内，做一些修补的工作。

当我们认识到这个“底层逻辑”，再回看中国经济的历程和它带给我们的影响，就会理解很多事情了。

在政府全权控制经济的时代，虽然也有一些好处，比如强行调配了资源去那些资本不愿意自然流去的地方，也有利于在国家还是极度贫困的时候，建设一些基础工业、大工业，但它的缺点也是致命的。

这个缺点就是，真正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没办法发展起来。这也是为什么当年的中国能在饿肚子的情况下搞出核武器——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为什么都能搞出核武器了，我们还必须要饿肚子？

因为在很多经济领域，政府的调控都必然走向失败。

这是因为，市场的起点是每一个独立的个人。比如说你现在想吃饺子，这个需求就产生了，而你的购买行为也就自动调控了市场，无数个像你一样买饺子吃的人，就决定了饺子的市场供应量。

但政府无法知道每一个人想吃什么，可能它认为你想吃盖浇饭，但你实际上想吃饺子。

正是这样无数细微个体的需求，以及时刻都在变化的需求，组合起来，让宏观市场产生了。

然而在相反的极端情况中，政府会预估农民能生产更多的粮食，于是收走了农民的全部粮食，农民就挨饿了。

这就是政府管控存在的重大缺陷。

所以，当八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中国走向市场化之后，仿佛一夜之间，我们就拥有了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市场自己有力量。

我们的命运就这样被拯救了，直到现在。

那些没有挨过饿的人，请不要继续抱着那种“全知全能”的政府可以帮你搞定一切的想法，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存在，全知全能而且总想对你好。

市场经济，是人类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市场经济再加上被法律所约束的政府调控，就是我们目前所能达到的最美好状态。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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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华先生于昨夜（30日）11时左右突发心脏病，骤然离世，年仅76岁，他深夜摔倒在客厅，等家人发现时已经基本没有生命体征，大家对于他以这样的方式离去，都扼腕叹息。德华先生自2022年中秋节前后被检查出患有一种贫血，不定期要输血，不过病情一直控制不错，没想到却被心脏病夺去生命，同他的父亲胡耀邦同志一样，走的这么突然。

胡德华生于1948年11月，至于出生在哪里，连他的母亲李昭也无从知晓，因为当时傅作义军队在偷袭石家庄，临产的李昭被拉上一个运货卡车往太行山区逃难，东躲西藏好几天，路上生下她和胡耀邦的第三个儿子。而当时担任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正在太原战役前线，战争打的非常惨烈，无暇顾及私情，只是从电报中知道了儿子的出生，等到父子第一次见面，儿子已经半岁大了。

1950年代初的胡耀邦一家在川北

德华先生早年就读于育英学校和清华附中，由于母亲李昭在北京东郊十里堡担任国棉一厂厂长，无暇回家照看孩子，所以长期住校寄宿。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文革的中心旋涡之一，不过德华先生是逍遥派，1969年被分配到北京市政二公司当筑路工，工作地点在周口店，干非常繁重的体力活。

“文革”后期胡德华考取重庆通信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通信学院（今天的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教书，所以德华与长兄德平的儒雅不同，他身上有些“理工男”气质，虽然时间很久了，他讲起各种物理学原理，还是如数家珍。德华先生在南京工作九年，过着非常平民式的生活，1986年转业到中科院软件研究中心，90年代初下海，从事科技相关的商业，他在商场保持洁身自好，从来不干官商勾结或沾国家利益的事情，一直凭本事吃饭，所以也就没有发什么大财。

德华先生晚年把相当多时间用于胡耀邦研究，先是编辑了《我心中的胡耀邦》，里面收录了胡启立、费孝通、张爱萍、田纪云、朱厚泽、李昌等人的回忆，资料非常珍贵。他还组织张黎群等人撰写了胡耀邦传（三卷本），其中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三卷本由北京出版集团出版，这个传记质量写的非常好，具有很高的史料和思想价值，不过出版的时候删节比较多。

德华先生最近几年基本算是开始颐养天年，于是集中精力思考父亲胡耀邦的思想发展脉络，更对很多历史问题做了反思。他的思考点主要两个：一是胡耀邦如何与原教旨革命路线逐渐分道扬镳，二是胡耀邦因何在改革问题上与邓小平渐行渐远。他有很多视角独特的分析。

德华先生经常提起：1979年邓小平在访美的路上说，跟美国走的都富起来了，其实我认为问题的另一半也很重要，那就是“跟着苏联走的都穷了”，为什么穷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好好反思，但是这种反思还是很少。

德华先生说，在江西苏区时期，父亲听张闻天同志的谈话，张闻天说：“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这句话对耀邦触动很大。很多革命领袖训话、谈志向就是解放全人类这些空泛的目标，而张闻天把它落在生活上，事后证明张闻天是个讲民主、关心人民真实处境的领导人，1959年他因为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被打倒。其实胡耀邦之后逐渐的反思、醒悟，也是认为革命理想如果脱离了人民的自由、幸福，那都是空谈，他的改革开放主张充满了人本主义、人性关怀的色彩，因此才有那么深厚的生命力以及跨时代的价值。

德华先生有次在会计司胡同住址，对我们几个年轻人说，他小时候从来没有觉得父亲有什么异样，直到一件事改变了他的看法。1967年10月，四个穿军装的年轻人登门拜访，德华先生去开门，以为又是造反派来抄家，所以吓了一跳，结果他们客客气气地说，我们来看看耀邦书记。四人自我介绍分别是秦邦宪之子秦铁、袁也烈之子袁勃、黄安生之子黄忠、杨春茂之子杨晓明，他们告退后，德华紧张地问父亲：糟糕了爸，这个秦邦宪不是博古吗？他和王明不都是坏人吗？我们应该跟他们划清界限才是，你怎么还跟他们聊得这么好？胡耀邦沉默了半天，一字一顿地说：你要记住，博古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高级领导人，一个值得尊重的人。德华先生才意识到，父亲是个有担当，并且有自己的思考、从来不人云亦云的人。

德华先生说，父亲很耿直，嫉恶如仇，但是又从来不记仇、与人为善，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团中央的很多下属，胡耀邦对他们都特别好，不仅关心工作，还关心生活，不过他们在文革时候都揭发过胡耀邦，很多亲密战友也曾经反戈一击，但是胡耀邦事后都选择原谅他们。有时候做子女的也都很着急，提醒父亲：爸您不知道他是个坏人！他背后干过很多伤害您的事情，您怎么还对他那么好？！胡耀邦微微一笑：我怎么不知道他是坏人啊？但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德平和德华都说，父亲是非常了解厚黑学、权术，但是从来不利用它。胡耀邦当了总书记说：你搞汉高祖、我搞曹孟德，咱们中国就不进步了，我们要身体力行，推动政治文明规则的进步。

德华先生继承了父亲的真诚、直爽、善良，陶斯亮曾经说：“耀邦叔叔的透明人格让无数人喜欢他亲近他，他的坦荡与赤诚是他最大的特点”，这句话用在德华身上也照样合适。他对人从无阶级之分，对服务员、司机、保安这样从来都是非常尊重，人家要他的电话和微信，他也不拒绝。

德华先生心地善良，他的好友元元、延滨最近两年先后中风，行动不便，尽管他也身体欠佳，还要经常输血，但是每次聚会，他都是自己开车近一个小时，从拥堵的东四环开到拥堵的西四环，用他的话说，身体好点的要照顾差一点的。

德华先生非常简朴，他以前陪母亲住北长街的四合院里面，平时跟大家聚餐无非是去泽园餐厅——毛主席厨师程汝明退休之后开的平民餐厅，点的餐无非是玉米粥、葱花饼、红烧肉之类。到了后来搬到甜水园后，每次去见他，最经常去的是庆丰包子铺和麦当劳，十五块钱六个包子，蘸上一盘醋，他会吃的津津有味，来餐厅就餐的食客，有谁想到他的父亲曾经是共产党的领袖呢？而我印象中，我们吃的最好的一顿饭就是徽商故里餐厅那顿花了1000元左右的“豪华大餐”了。

上图：胡德平、刘湖、胡德华三兄弟，与胡耀邦秘书高勇、沈宝祥等人；下图：胡德华与表兄，杨勇上将之子杨小平

德华先生向来身体健壮，看起来至少比实际年龄小十岁左右。耀邦同志73岁死于心脏病，他在过了73岁的时候，曾经轻松幽默地说，我算是过了这道坎了，没想到他还是没有躲过这个“历史宿命”。

德华先生尽管最后两年身体时好时坏，但是他从来都是乐观的，还制订了很多计划。春节后，他约几个人小聚，我们用阎明复先生晚年曾经得了同样疾病，但是最后战胜病魔，依然享寿92岁来鼓励他，他听了非常高兴，还要询问阎家子女是怎么治疗的。但是人之将终，都会有些预感，去年他去共青城给父亲扫墓时，非常吃力地爬上富华山墓园，在墓前沉思、绕陵走了好几圈、不肯离去，或许他也意识到这是对父亲的最后一次祭扫，在人间做最后的告别。

跟德华先生最后一次微信联系，是他发来一个约半个小时的谈话，回忆2014年访日拜会中曾根康弘和高田勇等老一辈政治家的情形。笔者觉得他跟中曽根的谈话非常重要，并告诉他可以用科大讯飞把这个录音转化成文字，并期待有机会再当面跟他请教细节。

没有想到德华先生这么快就走了，所有人都遗憾他骤然离去，给人留下的只有遗憾和哀思，以及在会计司、车公庄、世纪城、甜水园的那些音容笑貌。

春节后，最后一次见到胡德华先生，他依然很乐观，身后是胡耀邦的手迹：“身居最下游、志在最高层”

如果被关进精神病院，怎么证明自己没有问题呢？苏联的特色精神病历史，给出了答案。其中的要义，不在于证明自己如何正常，这无法证明，而是要证明你对苏联的建设有利。当你不去谈论任何的敏感话题，而是正确的认识到自己已经太久没有工作，急需履行建设苏联的义务。当你声情并茂的说出广阔的西伯利亚大有作为时，你离出院就不远了。

在喀山精神病院的墙壁上，刻着这样一行字：我以真理之名发疯，你们以健康之名犯罪。这句痛彻骨髓的呐喊，如同刺穿历史迷雾的利刃。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把精神病院描述为白色的古拉格。这个比喻揭示了一个惊人的历史真相：苏联政权把精神病异化成了思想控制的工具。

1977年2月22日，某报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为了在国内强化法西斯专政，他们利用“精神病院”作为镇压苏联人民的工具。他们对不满和反抗其反动统治的革命者和持不同政见者，扣上“精神病”的帽子后，投入“精神病院”任意迫害，其手法之残暴，比希特勒当年的集中营和监狱有过之而无不及！

仅仅了解一点苏联史的人，心中都很自豪：你们天天骂苏联经济不好，那苏联的街头为何没有流浪汉？一开始，英美也觉得很奇怪，最初还以为苏联有最起码的救济兜底政策。可是，到了1983年，西方便发现了猫腻。

1983年，世界精神病学代表大会在奥地利召开，会议提交了一份报告，决定将苏联同行逐出大会，原因就是这份报告收录了大量的案例，证实了苏联当局在系统的滥用精神病学，比如把流浪汉送到精神病院。

作为亲历者，时任莫斯科第15市立精神病院的医生卡缅琴科，回忆时说道：当时，不少患者是强制收治的，主要分成四类：一是流浪的，二是告状的，三是突发奇想的，四是讨说权利的，他们大多数是被从街头、火车站，或者机关接待室直接送过来的。

其中三类，字面意思好理解，最令人好奇的是突发奇想。这要归功于苏联的御用首席精神病专家斯涅日涅夫斯基，他首创了呆滞型精神分裂症，然后自己还不满意，又发展出了温和型精神分裂症，也就是：本身没有任何病症，但是思想可能存在异见。斯涅日涅夫斯基称之为：温和精神分裂症的潜伏者。

在具体的诊断实践中，斯涅日涅夫斯基制定了一套精密的症状对应体系：怀疑官方媒体的，属于现实认知障碍症。坚持个人政治观点的，属于偏执性固执症。喜欢看书的，属于过度智力兴奋症。喜欢西方文化或者少数民族文化的，属于文化分裂症。

被誉为俄罗斯诗歌太阳的大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就因为文化分裂症，被送进精神病院5年。苏联著名的女诗人娜塔莉娅，就因为诗词中有一句：我思想故我有罪。被认为是在腹诽苏联当局的政策，从而导致她被诊断为病理性理想主义症，被关进精神病院3年。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截至1989年，苏联1020万人被登记为精神病人。

苏联精神病管控制度的巅峰有两段，一段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开始是直接物理清除，或者移送古拉格劳改营，但随着国际影响越来越大，便调整为送到精神病院接受电气化改造。

在这个体系中，克格勃第5局与卫生部精神病管理局形成了完美的管控闭环。首先由克格勃进行政治定性，随后由指定的鉴定专家进行医学鉴定，然后被强制收治。正如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所说：诊断书取代了判决书，白大褂取代了黑面具，但手术刀与子弹同样致命。

1961年，莫斯科谢尔布斯基研究所的专家们，为了实现把异见者关进笼子里的梦想，开天辟地的创造出了“改革妄想症”，具体病理性症状是：对现有体制的任何不满、批判、建议等等，都属于改革妄想症。

《耳语者》记录了一个经典的画面：普通家庭在餐桌前突然沉默，邻居间交换眼神时欲言又止，有些不安分的年轻人刚高谈阔论几句，就被警告：小心把你送到卡申科精神病院。

另一段巅峰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彼时全苏专门收治突发奇想症的精神病院多达16所。历史学家梅德韦杰夫统计，1965年到1985年间，78%的异见者遭受过精神病迫害。苏联解体后，圣彼得堡精神病院的临床医生普利休克在忏悔录中写道：我们发明了新的医学术语来掩盖古老的行刑方式，当听诊器不是为了聆听心跳，而是检测忠诚度时，苏联的医学文明已经倒退回到了巫医时代。

站在21世纪的长河边回望这段历史，苏联特色精神病的幽灵好像仍未消散，历史依旧在重演。但是，有一个最根本的事实是：当权力开始害怕思考，它自己就变成了真正的精神病人。任何自诩掌握绝对真理的权力，终将在疯狂的追逐游戏中，走向自我解构与分裂的历史终结。

长途奔袭考编的三位姑娘丧命于高速事故，单方事故殒命数人且死状极其惨烈，事关智驾的夸耀式营销及滴血现实，关于小米的种种不是，偶像雷军的A面B面，激发了数日讨论。能说话的都已经说了，观点尽出却无法让人心意难平。‍‍‍‍‍‍‍‍‍‍‍‍‍‍‍‍‍‍‍‍‍‍‍‍‍‍‍‍‍‍‍‍‍‍‍‍‍‍‍‍‍‍‍‍‍‍‍‍‍‍‍‍

这次大讨论，是中央级地方政府扶持国产电车新势力以来，后者遭遇的最大一波舆论谴责。很多人看穿了新势力的营销话术与误导欺骗，心中早有不满，他们借本次惨剧，全面讨伐了电车新势力，强烈批判它们对智驾的致命鼓吹。‍‍‍‍‍‍‍‍‍‍‍‍‍‍‍‍‍‍‍‍‍

类似惨烈车祸，在小米之外的电车品牌商也曾发生过。但因为小米的雷军是新势力营销的扛把子之一，过于突出，且他在刚过去的两会上享受了极大的粉圈光环，更为本次车祸聚焦提供了舆论动能，而舆论首次展露大规模反噬新势力的社情民意。‍‍‍‍‍‍‍‍‍‍‍‍‍‍‍‍‍‍‍‍‍‍‍‍‍‍‍‍‍‍‍‍‍‍

人们从身份上大致刻画了三位死者不算正面的画像，但至今未有像样的人物专稿。她们亲属（父母、男友等）的言论毫无例外地遭到臧否。死者暂时从中心位置隐去，她们成为重要性次于小米和雷军的存在，后两者的表现则受到尖锐指摘与不吝赐教。‍‍‍‍‍‍‍‍‍‍‍‍‍‍‍‍‍‍‍‍‍‍

在讨论所有这些舆论面向时，无法忽略的因素是小米这家公司将公关营销法务深度嵌入社交媒体的企业文化，以及公司文化与粉圈文化因高度融合而构筑的形象护城河。在本次舆论形势中，米粉既激发了大众愤怒，又为雷军唱响一曲曲忠诚的赞歌。‍‍‍‍‍‍‍‍‍‍‍‍‍‍‍‍‍‍‍‍

说千道万，舆论压力也罢，公关策略也好，一个基本判断是，小米或雷军不会因死了三个人受到什么影响。雷军和他的公司既不会在主观上真正地汲取什么教训，也不会在客观上作出什么增益行业的事。全部耿直讨论最多为雷军增添一个赛博污点。‍‍‍‍‍‍‍‍‍‍‍‍‍‍‍‍

包括小米在内，电车新势力在鲸吞政策红利时，实际上得到了虚假营销的“牌照”。有人曾说小米是做贴牌生意的，可所有新势力都贴着爱国与民族牌，据此站住脚跟，再利用泛滥的社交媒体铺开有效的营销攻势，新势力的成功基础是对消费者的洗脑。

在中国情境下，供应端对需求端的意识改造，包括话语话术更新、生活场景重构、视野拦截与重新设置，电车新势力在态度上最积极，手段上最激进，成果上也最丰硕。若将这些作为分析事故走向的背景，就不会对小米雷军或新势力抱有期待。‍‍‍‍‍‍‍‍

正如本次事故信息所示，车祸发生碰撞前一秒，NOA退出，这不仅仅是程序设定，实质是电车新势力狡猾的合规化卡位。也就是说，从事故发生的流程上看，小米或雷军从一开始就把自身摘了出去，车与这些人不必受到合规与否的审查。‍‍‍‍‍‍‍‍‍‍‍‍‍‍‍

至于说在营销的日与夜中倾倒的误导信息，比如能躲避修路的智驾系统、将智驾书置换为自动驾驶的广告、营销头目对撒手驾驶甚至睡觉驾驶的明确鼓吹、绝对安全的电池等等，因为是新势力营销的行业风气，所以也很难成为本次事故责任划分的依据。

对小米雷军的批评明智地指向新势力的夸大宣传与虚假营销，这是近乎饮鸩止渴的生产与消费取态，具体品牌既然完成了狡猾的合规建设，断然无可能主动切割这些暗黑行风。而为新势力保驾护航的那些人，态度暧昧，尚无促改变的动作或指令。‍‍‍‍‍‍‍‍‍‍‍‍‍‍‍‍‍‍‍‍‍‍‍‍‍‍‍‍‍‍‍‍

电车新势力被政策催熟的业绩有目共睹，某些明面上的行业大佬看似不可一世，但不过是宣传起来就无法停下来的XX。行业问题由他们显示，可哪怕沾着血雨脏脏的东西，新势力的“科技向善”也无法靠行业自觉来完成，行业“智驾”的开关不由雷军掌握。‍‍‍‍‍‍‍‍‍‍‍‍‍‍‍‍‍‍‍‍‍‍‍‍‍‍‍‍‍‍‍‍‍‍‍‍‍‍‍‍‍‍‍‍‍‍‍‍‍‍‍‍‍‍‍‍‍

在夸大营销这个生命力的中心之外，新势力构筑了公关与法务两大基本阵地，它们时刻监视社交媒体中的异见声音。行业内的逡巡与警戒，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新势力的负面舆论，新势力之上之外的话事人，闭目塞听，也容易陷入自我说服的麻木不仁。‍‍‍‍‍‍‍‍‍‍‍‍‍‍‍‍‍

这也是三位女孩魂断智驾路上的唯一意义，她们的死掀动了新势力发展史上最强烈的谴责声浪，汇聚了对所谓智驾及其致命宣传的最广泛质疑。雷军被推进风头浪尖，坏了金身或他的赛博污点并非关键，促成对智驾的更高层面的问题意识及法规限定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