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圈里流传着这样一个恐怖故事：新编辑入职培训的重要一课是去参加一场书的“葬礼”——化浆。想象一下，书从传送带缓缓进入粉碎机，封面和内页瞬间被撕成碎片，落入巨大的化浆池中，随着搅拌器的旋转，它们迅速被浸透、溶解，逐渐化为一缸纸浆。

在还没有编纂过任何一本书，没有体验过改稿的辛苦、营销的焦虑或是加印的幸福时，编辑们就先看到了最残酷的终点。

一位前图书编辑回忆，入职第一天，同事用一种非常平静的语气向她介绍了一本书的一生：组稿，三审三校，印刷，上市。运气好的，上市之后会迎来加印；而那些经年累月卖不出去的滞销书，等待它们的命运只能是化浆。

没有人想做滞销书。图书编辑大多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喜欢读书，相信书籍可以连接世界、拓展认知；比起丰厚的物质回馈，他们更希望自己的工作有价值。

但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有落差。根据图书咨询机构“开卷”监测系统统计，2023年销量小于10本的图书超过一百万种——这意味着市场上近一半的书无人问津。

每一本书背后，都是编辑数月甚至数年的心血投入。当冰冷的数字摆在面前，意义感和自我价值该寄托于何处？当新鲜感褪去，工作在循环往复中露出繁琐、虚无、荒诞的本质，信念能否抵御倦怠？

这是图书编辑的“中场战事”，也是这个时代下，每一个试图在变动中重构内心秩序的人无法回避的命题。

“没有加印的书就像死了一样”

编辑汪淼不久前有一本新书上市，一个月只卖了十几本。“相当于几乎没人见过这本书。”她悻悻地说。硕士毕业后，汪淼如愿进入一家出版公司，入职三年，她依旧觉得自己在“新手村”徘徊。

为了打破僵局，汪淼用尽浑身解数。她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书的作者，尝试向一些有私交的媒体投稿，并声明“不要稿费”。收到的回复如出一辙：“太小众，影响阅读量。”她又找到公司负责新媒体的同事，想把文章发在部门的公众号上。

“没有卖点，”同事态度冷淡，“而且现在没有人看长文。”

最后，汪淼只能把文章发在自己的豆瓣上，并且自掏腰包买了一本书用于转发抽奖。一位在书店工作的豆友看到后，为店里订购了3本。讲到这里，汪淼挤出一个苦笑：“还不一定能卖掉。”

照目前销量来看，如无意外，这本首印5000册的新书大概率会沦为滞销书——其中大部分将被遗忘在仓库里，直到某一天被送去化浆。

日剧《重版出来！》剧照

汪淼感到无力，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书是分营销等级的，等级越高，能动用的营销资源越多。”她逐一解释，“A级书只能自生自灭；A+级的书，会由部门内的营销编辑负责推广；而S+级，则会调动公司所有的营销力量。”这一次，她的新书只评上A级。原因显而易见：作者在国内没什么名气，缺乏市场号召力。

刚入职时，她接手的另一本书因阅读门槛较高，也只是A级。“不过那本书运气不错，找准了定位，销量逐渐超出预期，很快就升级了。”汪淼还做过一本S+级的书，是一位知名艺术家不那么知名的漫画作品。“从定级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不用为营销操心了。”她说，在全公司力推之下，那本书顺利跻身畅销书行列，“直到现在偶尔还会挂在一些畅销榜单上。”

并非所有的书都能如此幸运。“开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图书零售市场动销品种数为237.4万种，若以年销量小于10本为标准统计，滞销书达到103.6万种。某图书策划公司将销量小于1000册的书视为滞销书，2023年该公司滞销书品种数占其在售品种的72.47%。

如何定义滞销书，行业内并没有统一标准。不同类别、不同出版机构，无法照搬同一套参照系。

编辑林羽佳的评判标准非常直接：对她来说，没有加印的书就像死了一样。“印一次就死了，它就是滞销书。”林羽佳斩钉截铁地回答。她在一家民营图书公司做文学编辑，每次新书上市，焦虑就成了她工作中的主旋律，“每天都会去刷有多少人在读，评价怎么样。”

她的最好成绩是两次加印，“作为一本小众文学作品，已经卖得不错了。”但在公司里，这本书依然不算“畅销”。同事做出过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女性话题、金句频出，销量几十万，林羽佳语气中透着无奈，“那本书给了老板想象，觉得本本可以做爆款，他现在什么书都冲着爆款去。”

文学图书市场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顶尖的作品，如马尔克斯、莫言、余华等人的书，销量常常能达到百万级别；但在头部之外，文学图书市场的另一面是大量销量平平的书。即便是一些在文学圈内备受推崇的作家，其作品销量也仅有一万册左右。

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在今年再版发行时，预热海报上他“缠着绷带，鼻青脸肿”的模样，令不少图书编辑唏嘘：连余华卖书都要这么拼命了，其他作者该怎么办呢？

“滞销书”编辑的日常

在杭州一家书店的二楼，长期陈列着一个“滞销榜”。上榜图书多达上千本，填满了整整一面墙。有的书到店五年销量为0，还有的书至今只有员工买过。

书店称，这些书滞销原因很难一概而论。除了作者冷门、封面难看这些常见问题之外，大多数滞销书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不幸家庭——各有各的原因。

在一些编辑看来，有的书从选题策划阶段开始，就注定会滞销。

“关键在于对题材的判断。”徐逸提到一套小众且专业的丛书，策划阶段他便预见到读者群有限，于是控制了印量。“印量少，反而避免了滞销。”从事出版行业近十年，徐逸辗转过多家出版社和图书公司。他认为，滞销书往往是决策失误的产物，而并非书籍本身小众的结果。

杭州一家书店的二楼，长期陈列着一个“滞销榜”

有时候，书的命运也受制于出版社的定位策略。“比如一些公版书（公共版权书籍，指不受著作权法限制的作家、艺术家及其它人士发布的作品，使用不会侵犯作者的版权），一开始就不是奔着畅销去的。”编辑郑越解释，公版书没有版权费，理论上成本更低，但传统出版社容易陷入学究、精英的趣味中，用纸、装帧不计成本，导致定价过高，做出来的书只适合“摆在书房里珍藏”。

一本书从无到有，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而编辑并不是一年只做一本书，他们常常同时负责四五本书。除了改稿这项传统意义上的编辑工作，大多数图书编辑还要策划选题、协助营销。徐逸认为，一些出版公司的图书编辑越来越近乎于产品经理的角色，行业内的说法是“全流程编辑”，“各种流程都要参与，琐碎的事情特别多。”

他举例，“从外部作者、译者、设计师，到内部各个环节的同事和领导，编辑要跟所有人沟通。”徐逸负责的第一本书，是一位知名学者的博士论文。他形容当时自己经验不足，经过多轮沟通、协调，好不容易说服社里确定了书的封面，没想到作者又提出了新的想法，他不得不再次去沟通、协调、确认。

编辑的工作还会细致到挑选字体和纸张。汪淼手里有一个绘本，日文原版的每一页都用了不同字体。做中文版时，她和美编、策划一起反复推敲合适的字体，既要让中文清晰易读，又要符合语境，还要尽可能接近原文的字体，同时保持视觉美感。她花了很长时间，依然没有挑出最满意的版本。

在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中，后浪出版公司的文学主编朱岳曾展示过自己平凡而枯燥的一天：“上班，打卡，打完卡，开电脑，然后看看豆瓣，看会儿稿，看看邮箱，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截图

镜头之外，图书编辑的工作远没有这么轻松。新冠疫情期间，郑越居家办公，白天常常在密集的会议和收发信息中度过，“晚上6点才有时间看书稿，一直看到10点钟结束。”她粗略计算过，做一本书，前后要填十几张表格。虽然繁琐，但好在相对确定，“无非就是去做而已”。

真正让她感到痛苦的，是那些无法掌控的事情。

她策划的第一本书，一度卡在封面设计环节无法推进。最初的设计方案被推翻后，她迅速联系设计师出了第二套方案。这一版虽然得到直属领导的认可，却被更上一级的领导否决，而设计师也不愿再做修改。郑越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这种不确定性曾经也不动声色地消磨着徐逸的耐心。“你看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但你就是推进不下去。”徐逸形容，“那种挫败感不是突然的一记重击，而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耗费掉你的心力。”

做书的整个过程，如同经历一场“十月怀胎”。郑越感叹，“即便你对这本书有很多不满意，但新书捧到手上的那一刻，内心还是会有一点点波澜。”然而，当这些书被忽视或滞销时，他们付出的劳动似乎只能淹没在无声的失落中。

理想被现实消磨

在出版社工作了6年，郑越一直自嘲是“滞销书编辑”。她编过几十本书，大部分销量不到5000册。有时候她也会问自己：“我到底在干吗？”

图书编辑显然不是一个高薪职业。郑越记得自己刚来北京面试时，行业内一家头部出版公司给她开出的薪水只有五六千块。那之前，她曾在其他行业工作过一段时间，收入是图书编辑的好几倍。

“我当时真的满怀热忱，觉得只要能满足基本的温饱，意义感才是最重要的。”郑越坦言，自己是抱着“做好书、做畅销书”的憧憬入行的。“书在我看来是一个传播的介质，只有做畅销了，才能抵达更多的人嘛，否则没有意义。”她常常羡慕米未的员工，能制作《奇葩说》《乐队的夏天》这样有影响力的节目，“他们真的好幸福。”

做编辑的头两年，郑越一直面临着报不出选题的困境。“一大堆书讯里面没有一个喜欢的。”她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有的人能一直报，而你连喜欢的都没有？”

选题会上，她总会被各种质疑困扰。“这个能卖吗？会不会太小众？有没有人感兴趣？”郑越描述当时的场景说，“领导会把你心里怀疑过的问题，全部抛在你面前，再问一遍。而你无法回答，因为你自己也怀疑。”同事们也常常为此感到沮丧，“有时候连自己都纳闷，我又不是作者，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为他去辩护？”

2024年1月5日，上海世图物流有限公司的仓库

更多时候，图书编辑要在保质和保量之间做出抉择。

李珩回忆，在出版社工作的前两年，编辑每年的KPI是要做出5本书。那时候她的工作状态还算从容，有几本书也引起了不错的反响。后来任务量翻倍，一年要做10本书，她依然试图像过去那样全力以赴，哪怕是挤压自己的休息时间。可她很快意识到，自己似乎在追赶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目标。

“早上9点开始看书稿，中午随便糊弄口吃的，一不小心就看到晚上九十点钟，看得整个人都很崩溃，还是看不完。”李珩叹了口气，“也许有人觉得完不成KPI无所谓，我也曾试图这样想。可是每次开会清点任务时，还是会忍不住感到慌张。”

2019年下半年，她突然接手一本问题重重的译著，翻译错误多到离谱。那段时间，李珩每天下班走在路上，都忍不住胡思乱想：“要是在路上出个什么事儿，不用看稿就好了。”她觉得讽刺，“刚毕业时的我，是一个多么健康向上、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啊。”

工作量倍增，也让书稿的质量变得难以掌控。同事曾劝她不要太较真——一些翻译问题，如果编辑不去核对原文，质检几乎看不出来，读者一般也挑不出毛病。李珩试着接受这个建议，“可这么做了之后，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想起那些我觉得有问题却没有去核实的地方，就睡不着觉。”

她似乎没办法那样放过自己。“既然这样，我做这份工作有什么意义呢？是为了挣钱吗？不是。我就是为了找到一些精神方面的回馈。如果要为了完成工作去做一些我自己不认可的事，真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截图

在这个直播间卖书只认名家的时代，像郑越儿时读到的《哈利·波特》那样的畅销奇迹，几乎不可能重现。做编辑这些年，挫败感像一块无形的砂纸，来来回回磨损着她的热情。有段时间，她几乎决定放弃，不再做编辑了。

“如果有一份性价比差不多的工作摆面前，比如人力资源，我会去吗？”郑越常常自问。她了解自己，尽管常把人力和后勤挂在嘴边，但真正面对选择时，她的内心却充满犹豫。

做市场营销那两年，要向新朋友介绍自己时，她总是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迷茫。市场营销这个词笼统而模糊，难以准确传达她的自我。“但现在，我说我是个图书编辑，你大概能判断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喜欢读书，可能有点儿文艺。”郑越承认，相比之下，她更愿意被“编辑”这两个字定义。

“每个编辑都是成不了作家的人的退路。”郑越说，读书与写作是她从小到大的爱好。图书编辑的工作，让她依然与那个更大、更纯粹的文学世界保持着联系。“它会让我觉得我依傍在这个东西周围，也许未来有一天会‘曲线救国’。”

偶尔，郑越会在书店里感到一丝满足。她说，去书店就像续命，看见冷门书籍依然有人翻阅，仿佛找到了些许价值感。

与郑越一样，汪淼也在编辑生涯中寻找着自己的价值。虽然她的初心并非源自写作，而是来自一份更加质朴的愿望——她从小在农村长大，没怎么看过课外书。大学期间接触到儿童文学后，她常常想，世界上可能有很多孩子也像她曾经一样孤独，如果他们有机会读到一些好书，获得一些安慰，应该会拥有一个更快乐的童年。

在汪淼眼中，那本一个月只卖了十几本的新书似乎就有这种“魔力”。而“魔力”生效的前提，是要让那本书尽可能地被人知晓。

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图书编辑总是把“行业不景气”挂在嘴边。但不景气到什么程度，汪淼也是最近才认清，“当年类似的书，日销可能就有100多本，现在这本书月销不到20本，最多的一天卖出去两本。说实话，听到这些数据，脑子嗡嗡的。”她忍不住问自己，“图书行业真的要完蛋了吗？”

市场逐年收缩，她不是一点没察觉。刚工作那会儿，书做出来，不用费力卷营销，就有不少书店和绘本馆来订购，首印量轻而易举就消化掉了，“现在要四处求爷爷告奶奶。”

“市场情况跟2020年非常不一样了。当年可以像做杂志一样做一个书籍公众号，但是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公众号阅读量直线下滑。现在大家更偏向于做小红书，没有人在公众号上再费力了。公司也觉得人力要花在更能带来转化的事情上，而不是花在没有转化的内容上。”汪淼说。

一位图书编辑透露，公司最近下达了一个要求：每位编辑都必须注册一个小红书账号，并且要立一个人设，每周三更，内容不限。公司希望借助社交媒体扩大图书的曝光率，甚至期待某个编辑的账号“突然火了”，成为推广的利器。

按照新要求，每发布一篇小红书笔记，编辑都要把链接同步到微信群里。她称这是“社死”般的体验，如果忘记更新或者没有及时同步，就会被点名提醒。

“真的很尴尬，而且浪费时间。”她忍不住吐槽，“四个点赞里可能有三个都是自己人。这有什么意义？但上面安排的工作，只能照做。”

电影《书店》剧照

时至今日，图书编辑早已无法置身于市场之外。汪淼提起，公司在两年前设置了绩效考核，那之后，上选题就多了一道流程：按照一本书的版权费、印制费，包括人力投入，计算出这本书的销量底线，编辑要根据这些数据判断是否有盈利的可能，“确定能盈利，才能上会。”

作为同时具有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的商品，图书有着独特而复杂的特质。它不仅是承载知识的媒介，更是一种文化产品，具备了超越其物质形态的精神价值。

但一本书在市场中的表现，往往并不完全取决于内容本身，而是受到包装、宣传、品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此外，图书还具有高度的主观性——一本书在某个人心中无比珍贵，却可能在他人眼中毫无吸引力。作为商品，图书既要符合市场需求，又必须保留其文化使命，这种平衡往往是编辑最为头疼的挑战之一。

今年6月，汪淼去日本拜访了一家书店。书店老板曾经也是一位编辑，挖掘了很多出色的绘本作家。

聊天过程中，汪淼流露出对市场的担忧。对方听了十分惊讶，“可是我觉得编辑不应该去考虑销售上的事情，它会影响你的编辑眼光。”

这句话瞬间让汪淼羞愧到了极点，“天呐，完了，我把我们出版行业的遮羞布给揭开了。”

她从心底认同那位书店老板的观点。但认同是一回事，工作似乎又是另一回事。

“我一直觉得编辑不应该以做一本畅销书为导向，应该朝着做出好内容努力。但是为了把工作做好，为了不被开除，我也慢慢地学会怎么样去加入一点市场的眼光。”汪淼宽慰自己，这是一种“变成熟”的表现，但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依然让她感到不安。

最近一次报选题时，她陷入了自我怀疑。她无法分辨，自己的判断究竟是基于书的内容还是它的市场前景。一番犹豫后，她还是提交了这份选题表，“毕竟书卖得好，对公司和自己都有好处。”

这几年，公司一直在裁员、精简队伍。“我不知道，如果我到35岁被裁员了，找不到新工作，下半辈子要怎么过。”想到这些，汪淼难免焦虑。

电影《书店》剧照

林羽佳最近的状态同样紧张。上个月，她手头的一本书刚刚上市，另一本也即将下厂，每天忙到晚上七八点才下班。和汪淼一样，她经常主动加班——联系合适的博主荐书，安排文化类的播客与作者对谈。

这样的付出并不一定能换回对等回报。她观察到，那些“卖得好”的书，大多“薄而小、金句多”。

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林羽佳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进公司的第一年，她就引进了一部“大部头”作品，“做出来有八九百页”。“这么厚的书，除非是世界名著，否则真的很难卖。”林羽佳清楚，放到今天，她不会再做同样的选择。

她心里始终有两个声音在搏斗。“我认为的出版，不是一直要做刺激大众情绪的书，我觉得出版是让大家思考的一个事情，要引进新的东西，推翻我们已有的偏见，或者看到新的边界。我还是不死心，我想做我认为好的书。但是事实上，按照市场反馈，书一直卖不好，我会感到，头顶总有一团乌云压着我。”

郑越已经意识到，一本书的命运并不完全掌握在编辑手中。畅销有赖于很多因素，比如编辑的眼光、出版社的定位、营销的策略、市场的行情等等，“个人的力量在其中微不足道。”

她不再追求做出畅销书。“现在我们都不追求《哈利·波特》那种级别的畅销。能让业内看到这本书就很不错了，说明你的营销已经有一定力度了。我今年其实有两本书业内也看到了，某种程度上，我也把这当做一种进步吧。”

她也不再把意义感寄托在图书编辑这份工作上，“工作就是工作，对我来说谈不上赚钱，只是谋生。”就像一首歌的歌名，“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她正在学着坦然面对那个现实——自己亲手做出来的图书或许终将化作一缸纸浆，“如果五本书里有一本能让自己满意，我已经很满足了。”

（本文所涉采访对象皆为化名。为不暴露隐私，文中隐去了书名、出版社等具体信息）

8月，阔别祖国六年之后，我和家人回国探亲。因为年幼的孩子不适应国内的炎热天气，我预先计划的游览项目基本上全部取消，改成在家吹空调趴窝。唯一的一次出门，就是21号去拜访“贞观”编辑部。

后来才知道，那一天，正巧是“贞观”被禁言的第一天。

约访是一个小小的夙愿。和那些动不动发十几，甚至几十篇文章的资深作者比较，我只能算是一个酱油党，这么多年里，总共就在那里发过三篇文章。但是，我一直很喜欢乃至很尊敬这个公号，理由很简单：他们是“有态度，有温度”的集体。

有态度的公号挺多，有温度的很少。

我在“贞观”发第一篇文章是在2017年。那年春节，也是带着孩子回国探亲。春节的西安灯会很著名，不可不看。一周之内，我们全家把城墙和大唐芙蓉园的灯会都看了。总体说来，我觉得城墙灯会的游览感受好过大唐芙蓉园的灯会。闲着也是闲着，回家之后，我从价格，管理和服务，友好程度，彩灯水准，景点标识清晰度，地理位置／交通难易程度，餐饮娱乐，厕所等方面对两个景点一一做了评测，并且打了分。熟悉古早bbs风格的同学可能发现了，这是bbs老用户常见的商家打分方式。这篇文章其实没啥营养，纯粹的个人感受。写完之后，一键发送，投给了贞观公号，然后就踏上了归途。

在阿姆斯特丹转机的时候无聊刷手机，发现邮箱里躺着一封邮件，说是这篇稿子被采用了，要我补充一些照片，所以，又从相册里挖了些照片发过去。来信的人自我介绍是“贞观”的主编，我们就这样建立了漫长而平淡的联系。

“贞观”的文章挺好看，但我不是每篇都看，忙起来好长一段时间不看。标题基本上是每一篇都浏览过的。它喜欢在别人仰望月亮的时候，低头捡拾地上的便士，为此使人分外觉得温暖。确实如后来的自剖文中所说，“贞观超过2/3的文章都来自于普通人的日常写作记述。他们向贞观投稿，讲述自己的日常生活所感所遇所思，这些内容大多立足于陕西、西安，作者也主要来自于陕西，或者与陕西有交集，文章风格各异，内容多元。创立贞观的出发点，是为普通人提供感知和记录真实生活的多元化写作表达平台，到现在投稿作者过万，刊发过文章的作者超过2000名。有些作者热爱写作，供稿较频繁，更多的陌生作者是觉得遇到值得记录的事，有感而发，进行投稿。”

也正因为这个创立和运营初心，“贞观”在陕西的读者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常常是一文既出，回复云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据说，很多陕西省和西安市的政府部门和官员非常关注“贞观”。

西安是旅游城市，文旅事大，“灯会”一文刊发之后引发了小小的影响。小道消息甚至言之凿凿地说，大唐芙蓉园的同志们读完不咋开心，为此，特地到某省级权威媒体发了一篇文章，表示自己棒棒哒（言下之意是“贞观”那篇文章是有人别有用心，恶意抹黑），这个回应思路实在非常经典，令人拍案叫绝。

“贞观”其实发过不少监督类稿件，当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部分监督类稿件不涉及重大问题，多半是和风细雨萌萌哒。记得有文博专业人士在“贞观”发文，对陕历博的展品说明牌内容挑刺，一条条分析，打脸打得“啪啪”响。那一次不用小道消息，我们也看出来了，陕历博的同志们读完也不咋开心，一些博物馆的员工甚至都不掩藏自己的身份，一哄而上，在留言区撕巴起来。对我们普通人来说，那抓头发、揪胡子的群殴场景，两个字概括：“爱看”。

我忘记后来的结果是怎么样了，好像陕历博领导重视了起来，表示要邀请专家全面排查改进工作。

领导都重视了，那必然是HE了——这简直是一定的。

然后，“贞观”继续挑刺，好像还顺手哔哔了别的博物馆。

又过了好几年，我又写了一篇欧洲动物园游览记发在了“贞观”。如果印象没错的话，那应该是他们的约稿。那段时间他们批了西安本地的动物园，约稿是为了进行比较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看“贞观”的文章乐趣之一是看读者留言。有的公号内容很有水平但留言很少，有的公号留言很多但是泥沙俱下。“贞观”是一个很好的平衡，读者留言很多水平比较高。文章在这里发表之后，只完成了一半的工作，是读者的留言把他们补齐。“动物园”一文的读者反响没有“灯会”一篇那么大，我记得不少人说这种比较有点强人所难，走都走不稳就不要想跑了。

第三篇文章就是在去年。因为帮朋友买了两台饺子机，我在朋友圈持续跟踪它们从河北邢台转运都柏林的路线，可能这个跟踪比较有意思，又被主编同学看到了，她又来约稿。我拖了一段时间，总算把一大堆琐碎的朋友圈文案整理了出来。他们把这篇稿件发在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开幕式的时机，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响。可能因为角度新颖，读者好评如潮，后来又入选了“豆瓣”2023年度故事，并且被选入了《延河》新设立的“新大众文艺”专栏。

《延河》是这么表扬我们的：“充满真情实感，元气淋漓，可以看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也能看到新的问题，新的语言。它像《诗经》中的‘风’，来自广阔的大地和田野，他们的歌吟，他们的咏叹，真实自然，鲜活生动，历千年仍感动人心，有无穷的魅力。”

他们并且热烈赞美：“我们欢迎这样的作品！我们期待这样的文学！”

（照抄这么多表扬，主要是引用别人的话表扬自己，会显得自己虽然很谦虚，但实则很牛逼）

以上就是我和“贞观”浅浅的缘分。和这两天陆续发表回忆录的各路作者经历相比，可以说是不值一提。但是，从我被发表的文章题材可以看出，贞观并非以“追求爆款”为目标。他们更多看重的，是对于普通人生活的具体展现。

爱具体的人，关注具体的生活。

贞观创业八年半，绝大部分作者是普通人。他们在生活中或许因为一个契机，或许有了片刻空闲，把自己的半生凝结为一篇文章，因为表达的冲动，投给了这个公号，才铸就了贞观的厚度，深度和广度。大家写，大家评，“贞观”在本地深厚的影响力，是这么一点一滴培育起来的。

也会做适度的监督工作。有人开玩笑说，“贞观”暴露的问题，如果能被解决，很快就会解决。如果问题不能被解决，“贞观”很快就会被解决。

印象中，除了发文，“贞观”做过不少线下工作，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个，第一个是“西安温度”活动。

从2017年开始，贞观联合西咸新区完成了两季“西安温度”活动。他们组织青年设计师团队，无偿为街头巷尾的小店、摊贩乃至于普通人家进行设计改造。这个活动最少完成了20个作品。

来看看他们改造的一家旧书店。

还有这些：

另外一个，就是“黄河边的课堂”公益支教活动。

黄河对中华文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陕西，它从高原而下，流经渭南、延安、榆林等县市，总面积2.98万平方公里。在生态治理以及高质量发展的大题目之下，“贞观”选取了乡村教育/教育公平这个切口，20年初，邀请了包括学校、科技创业公司、上市公司、文化艺术机构、体育团队等多家顶级本土机构，100多名支教老师，历时半个月，沿着陕西境内的黄河流域，从延川永坪镇小学，到潼关秦东镇西北村小学，再到合阳县洽川镇中心小学，为黄河边的乡村孩子们带去了多样化的优质课程。

人民网当时的报道说，“每一站的第一堂课，都有专业老师来为学生们讲授黄河课，旨在让学生们了解自身生活的环境以及历史人文，从黄河的源头讲起，在带领学生们学习自己的家乡与黄河有关的内容……‘给乡村孩子们种下一颗理想的种子’。”

有这些机构参与了公益课程：陕西省小天鹅艺术团、西安梁家滩国际学校、曲江二小、西咸新区沣西一小、长安航空、长安竞技俱乐部、蓝岸新科技、斑斓绘本、第六镜科技、周二晚八点、西安云豹美式橄榄球俱乐部、领心思维、以琳特殊儿童康复中心、西北大学仲夏梦戏剧美育工作室、整个设计……

毫不保守地说，经由“贞观”的推动，我们的社会曾经变好了那么一点点。

那些温情的历史已经过去，这个历史上少见的炎热夏天，一直耕耘于中华大地一角的“贞观”，因为一篇文章，突然火遍全国。然后，背负了无数骂名。

“贞观”的创业者有传统媒体的背景，他们的专业性是不容置疑的。我认为，正因为长期关注普通人的故事，使得他们在面对这篇投稿的时候，没有充分地意识到它的危险。也就是说，从爆款文章出台的前后判断来说，他们轻敌了。

最初的失误，是在处理稿件的时候，信源标注不足。如一位朋友所说：“（最初的稿子）对事实陈述没有注明信源，比如‘毕业于211’,这是有办案人的信源的。如果在稿子中写，‘办案mj说，211’,这样就没有一点点失实。如果不想在稿子中注明信源，也可以在文章最后注释统一注明，就像今天这篇说明，想必就不会有封号的危险。”

在事实核查方面，他们的工作也有疏漏。朋友分析说：“殷鉴不远，这样的爆款文章如果处理不好，一定会被封号，因为太爆款了。比如说学校名字都搞错，如果我是编辑或者记者或者作者，得到了学校名，我也知道这个死者的真实姓名，那一定有很多种简单方式去验证这个信息的真伪，并且能够从死者的大学生活中获得很多有用的信息，甚至可以摸到很多采访的旁证。至少只要做一点点，就能立刻证伪单方信源，所以，这难道不是一个写作者跟一个发布者应该去做的吗？尤其是一个严肃的发布者，而且我看一些采访，这个公号还是一向有志于做一个严肃的发布者的。可能在爆款的诱惑面前失去了理智，或者说，只是他们的常规做法以前不出事，只是因为没有找到真正的爆款。”

朋友早年间是很优秀的记者，后来上岸，关注具体的生活去了。我承认他说的都对，专业新闻媒体理应如此。但我还要说，“贞观”并非一个纯新闻媒体。如上文所言，他们更多的是一个表达的平台。他们没有能像处于风口浪尖上的新闻媒体那样，时刻张开利齿，竖起耳朵。

长期关注普通人的讲述，展现时间线模糊的生活，多少软化了他们的心态和技能，最终“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这都是马后炮。回到21号那天。

选择中午去，是因为我不想打扰他们下班之后的私人时间。但这也决定了，我不可能停留很长时间。

那段时间，西安热得要死。打上滴滴的瞬间，心情是很愉悦的。不仅仅因为脱离了育儿的负担，也因为要去见神交已久的老友。车子一路往东，我还在贞观的读者群里嘚瑟：“猜猜我要去哪里啊？”

车到旺座曲江，烈日炎炎中找到了办公楼。老友来接应，一路电梯，就到了编辑部。

那个时候，因为那篇文章，网络上众议汹汹，正沸反盈天。见面之前，我一直忐忑，感觉那个见面时机实在不是很好。在我的想象里，他们正在四面楚歌，焦头烂额。去之前我再三地问，“没问题吗？”“真的不会打扰你们吗？”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我依然不怎么放心。

出乎预料的是，编辑部非常安静。也许是因为午休，光线甚至有些暗。一个身材中等的男人匆匆走过，“这是陈锵！”于是我赶快拉住他，强行合了一张影。

陈锵是贞观的“头牌”之一，我这么说是有群众基础的。很多贞观的老粉说，一看到标题就知道这篇文章又是陈锵写的，因为他的文字带有浓烈的个人色彩和地域特色，所以圈粉无数。贴几个能搜到的文章标题：《在葫芦头店看到女顾客，该怎么办》，《本想去岐山看妲己蹦迪，却意外收获一个土味景区》，《穿着尼龙袜皮凉鞋的西安老头，值得你叫一声北北》，《在陕西吃了个锅盔，感觉像挨了秦始皇一个嘴锤》。

陈锵一点儿也不像他的文章中那样谈笑风生，反而显得有些拘谨。我觉得他是一个i人，只是逃走未遂才被迫留下了一张合影。

“贞观”其实有许多优秀作者，虽然不是人人多么像陈锵那么有辨识度，但他们的作品留下了更为深远的印记。以被《延河》选取的两篇文章为例，一篇叫《半坡天桥下的日结女工》，一篇叫《西安兴隆社区：被裹挟在高新区未来中心的魔幻现实》，都是目光沉降到社会底层的佳作。

在我的印象中，一二十年之前，这是传统的严肃媒体才会做的深度报道。现在严肃媒体死得七七八八了，“贞观”却一直在做，光这一点就让我肃然起敬了。

在编辑部中午留守的人当中，我和上文作者，汤加和铛铛匆匆见了一面。她们都是秀气文静的女孩子。

编辑部的门口有一个桌子，上面放了一些小摆件，里面有一个奇怪的纪念品：泰山石敢当。贞观的同学笑言：“是特地放在这里的……”

因为时间紧迫，吃了顿饭，又马不停蹄地去了位于曲江创意谷的贞观books。这里原来是晓书馆，后来归“贞观”所有，成为了一个俱乐部一样的活动空间。这里很有艺术感，空间感极佳。后来得知，这是日本建筑设计师藤本壮介以“知识森林”为概念营造出来的。

陈列的书也比较有特色。

我关注到有一块地方特别放置了陕西作家的书籍。也许是中午时间，人不多，在文创柜台逗留了一会儿，点了两杯咖啡。

“贞观”的同学介绍说，这实际上是一个会员制的图书馆，里面会有活动。记得马上举办的是江苏省昆剧院的昆曲“《1699.桃花扇》（施夏明、单雯）读本会”。美人在前令我非常心动，可惜因为家事羁绊，未能参加。

爆款文面世之初，很多老粉说，很高兴“贞观”能借这个机会出圈，没想到出圈之后却被围猎。这也是我此行最大的疑问：事情会怎么样？会不会导致最终封号？毕竟几年前某知名大v就是在如日中天的情况下，因为一篇虚构文章导致全盘被封杀。他们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始终保持谨慎乐观。读者群里的朋友们知道我在“贞观”纷纷转来问候，问他们感觉怎么样。“贞观”的同学带着一丝无奈说：“都这样了，还能咋地。”

因为是工作日午间，一切都非常匆匆，呆了两个多小时，就要离开了。一路又从贞观Books走回办公室。许多话，最终凝结成分别时的一句，“加油！”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随着年岁见长，每次回国见老朋友，我都会想起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滴滴平稳地离开了。看着前方的空旷道路，我回想着我们的对话：“能顶得住吗？”“没事。”

但现实是，有事。

后来才知道，我去的那一天，正好是“贞观”被禁言的第一天。关注者还能看到文章，没有关注的人已经搜不到这个号。一时议论四起。我和大多数人一起，依然抱有幻想，觉得它在小黑屋里呆一段时间还会出来。

有意思的是，有一位贞观的作者说，被禁言一周之后，贞观仍然给他发出了一笔稿费。

9月4号，半个月时间到了，“贞观”也该放了吧？然后，所有的人都看到这个结局：

“贞观”彻底地消失了。

“贞观”死了，这多少让人唏嘘。毕竟创业八年，背后的团队投入了很多。但是在如今文字媒体式微，短视频和直播风头甚劲的今天，对于这个团队来说，也许不是一件坏事。脱离了旧的壳，也摆脱了桎梏，那就收拾行装，继续向前吧。

去编辑部的时候带去了自己的一本新作。现在看看，我在扉页的题词挺应景的。

理想不死。

心中有光的人终会重逢。

回见！

“在传统审查制度下，艺术家与审查员曾经是天敌，新的审查制度的目的却是要消除这种对立。艺术依然会受到审查制度的干预，但这种干预不再只是迫使艺术家们沉默，而是确保他们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也是艺术家们的根本利益所在。历史上第一次，艺术家和审查员有了共同的目标，他们一道培植艺术的花园，正如波兰诗人斯坦尼斯罗·巴兰察克所言，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严格的道德区分。”

今天的推送摘自学者景凯旋为《天鹅绒监狱》所写的导读。

高墙内的作家自白

景凯旋

卡夫卡晚年曾写过一个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主人公把自己关在笼子里，向世人表演绝食。饥饿既是他的谋生手段，更是他的艺术追求。然而，尽管他想要达到饥饿的极致，却得不到世人的真正理解。几年后，那些喜欢看热闹的观众就把他淡忘了，纷纷涌向其他表演场所。饥饿艺术家最后在孤独中死去，临终前他对看管人说，他只能忍饥挨饿，没有其他办法。据说，这是卡夫卡最喜欢的作品之一。在病逝前一个月，作家躺在病榻上校对这篇小说的清样时，仍然禁不住流下眼泪。

这篇小说含有丰富的隐喻，可以从多种角度解读。比如，伟大的艺术是一种牺牲，也不可能得到世人的真正理解。艺术家要想衣食无忧，甚至享尽荣华富贵，就应当改行做别的事情。卡夫卡生活的年代，艺术家是独立而匮乏的，常常要忍受孤独和穷困的处境。作家无法预见到，艺术家有一天也可以被国家养起来，他与社会不再是对立的关系，既不必忍受饥饿，也不需要表现饥饿，哪怕才气平庸，也会拥有众多读者，成为一名被掌声和鲜花包围的艺术家。这种美妙情景不是梦想，它曾在苏联、东欧国家实现，匈牙利作家米克洛什·哈拉兹蒂1986年写成的政论随笔《天鹅绒监狱》中，就详尽地分析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文化体制。

△《大声说！》，Selcuk Ozis，2009年Freedom of expression海报竞赛获胜者之一

在这种文化体制中，不存在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因为文化掌管者和创作者已经是合作的关系。既然饥饿艺术家必须把自己关在笼子里，为什么他不可以把自己关进监狱里而不致忍饥挨饿？这就是哈拉兹蒂想要阐明的理由，尽管笼子代表的是艺术的自律，监狱高墙代表的是体制的限制。明眼的读者当然不会认为哈拉兹蒂是在为体制辩护，实际上，他是匈牙利一位最有独立性的作家。他出生于1945年，父母都是犹太人，尽管他自小生活在红色家庭，但他却是一个天生的异见者。20世纪70年代初，当哈拉兹蒂还是一个大学生时，就因为思想自由而被大学开除，去工厂劳动了一年，这段经历使他写出《一个工人国家的工人》一书，并以萨米亚特（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出版。为此，他遭到逮捕和审判，被禁止发表任何文字。此事曾成为轰动一时的国际新闻，哈拉兹蒂也因此被视作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代表。80年代，他成为匈牙利第一份萨米亚特刊物《讲述者》的编辑兼撰稿人。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是在与审查制度的冲突中度过的。

△米克洛什·哈拉兹蒂

哈拉兹蒂在《天鹅绒监狱》中想要阐明的是，“国家艺术家”是怎样炼成的？他采用一种反讽的调子，从一位“御用作家的良心”角度，阐释他所说的“审查的美学”。审查制度源于权力对自由言论的控制。早在17世纪，弥尔顿就在他的名文《论出版自由》中指出，上帝赋予人自由意志来对善恶做出选择，如果人民选择善，却被阻止知道恶，这样的选择是没有意义的，根据良心进行自由讨论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审查制度是徒劳无益的，因为真理必然会战胜谬误。但在哈拉兹蒂笔下的御用作家看来，弥尔顿的言论大谬不然，审查制度完全可以带来文化繁荣。与通常人们谈论审查制度不同，此书没有对审查制度展开控诉，而是极力为审查制度寻找理由。用作者的话说：“这本书描述了审查的美学，以及艺术家和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书中研究了国家用于操控文化的努力；探讨了艺术家与他们所处社会的执法者之间的合谋共犯关系。”

秘诀仅仅在于，从前的艺术创作都是个人性的，东欧则实现了艺术创作的国家化。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主要有两点：一是保障艺术家生活的作协和文联组织，二是推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用哈拉兹蒂的话说，这是“一种新的审美文化”。国家取代市场，成为艺术的唯一雇主。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曾经让艺术家们饱受屈辱和贫困，艺术国家化则是对艺术和艺术家的解放，它解决了艺术家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双重问题，使他们成为有组织的专业人士，他们“期望着这样的国家不会把他们扔给无情的市场。这预期也的确实现了”。政府把艺术家看成是自己人，对他们关怀备至，让他们充分感受到社会的需要和尊重。国家承诺“保障艺术家在物质、工作、和个人生活方面的需求；加强艺术和受众之间的联系；引导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利用物质刺激，推进执行艺术或政治目标”。饥饿艺术家们从此成为社会的主人，不再挨饿，不再孤独，甚至还能享受其他阶层所没有的特权。

按照哈拉兹蒂的叙述，在匈牙利，国家通过作协和文联向艺术家提供大量财政支持，以鼓励其艺术创作。当局给艺术家提供住房，工资和养老金，还有收入补贴及其他各种临时津贴，并且经常设立各种艺术奖和基金，其成员可以接受奖学金、长期免息贷款或财政援助，可以入住基金会的疗养院和工作室。保加利亚作家乔治·马尔科夫（Georgi Markov）也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曾与一位诗人坐在作家俱乐部里，紧张地等待入会申请被批准。他们渴望得到认可，这种认可不是来自读者的欣赏，而是来自作协所发的会员证，这是成为一个国家艺术家的唯一标准。马尔科夫本人最终也因发表一部小说进入特权阶层，从工厂调到编辑部，分配了新的公寓，有了私人小汽车，可以在特供商店购物，还可以经常出国旅游，到作协的别墅度假，只要递交一份写作提纲，就可以获得特殊的资金与补贴。

△乔治·马尔科夫

艺术家们不用再担心自己的作品没有受众，作为艺术家保护者的国家对艺术的需求量是巨大的，并且会不计成本地予以推广。为了控制工人的思想，匈牙利当局要求每个工人都必须参观博物馆，阅读或起码谈论几本书，或是看上一两场电影。在保加利亚，公众参加读书活动同样是一种政治义务，作协经常会组织作者与读者见面。有一次，马尔科夫受邀去外地会见参加暑假劳动的大学生，这些学生正在山区修筑一条公路。当地政府预先就宣传作家即将来访，准备好了鲜花和照相。一切都是组织好的，事先会安排几个读者阅读他的作品，准备几句赞扬话。这不是真正的对话，而是各自背诵相同的独白。听众一般很聪明，不会问一些敏感的问题，诸如生活的真实及文学的虚假之类。

由于艺术家成了制度的最大受益者，艺术家与国家的利益已经高度一致。对于艺术家来说，教育人民总比服务市场的感觉要好得多，也要有保障得多。当然，艺术家们需要经常表态向人民学习，但他们知道自己的地位在人民之上，这是从前的饥饿艺术家所没有的荣耀。聪明的艺术家是不会轻易放弃这样的优渥待遇的，哈拉兹蒂在书中讲述了一个情节，20世纪70年代，匈牙利当局曾打算对文化产业进行改革，流行艺术由于缺乏“价值”或“教育意义”，不值得国家大力支持，因而当局想把它们推向市场，参与竞争和自负赢亏。这个措施竟然引起许多官方艺术家的强烈反对，市场化使他们受到侮辱，他们抗议艺术再度成为商品，批评这种物质主义和公共事务中的不负责任，担心危及自己的崇高地位和作品销量。这使当局感到欣慰，艺术家们不会再反对官方的艺术标准和审查制度了。艺术家们曾经愤怒地指控资本主义的罪恶，原来是因为他们更喜欢安全，而不是自由，“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愤怒，多半来自于对纵容的愤恨”。

在传统审查制度下，艺术家与审查员曾经是天敌，新的审查制度的目的却是要消除这种对立。艺术依然会受到审查制度的干预，但这种干预不再只是迫使艺术家们沉默，而是确保他们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也是艺术家们的根本利益所在。历史上第一次，艺术家和审查员有了共同的目标，他们一道培植艺术的花园，正如波兰诗人斯坦尼斯罗·巴兰察克所言，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严格的道德区分。面对真实的生活，艺术家们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出于利益考量，他们学会了自我约束，完全能够做到自我审查，通过“创造性妥协”和“自我纠正”，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以至于审查制度似乎都显得不再必要了。“就连孤独这类负面情绪，也统统被国有化收编。”艺术家们已经被体制化，无力产生不自由的感觉。最终，他们证明了自己与普通人一样，在高墙内呆久了，习惯了依靠高墙而生存。

△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

正是在这里，我们才完全意识到哈拉兹蒂与他的叙述者的区别。这是一本表面上赞扬不自由的书，因而在阅读此书的同时，还应当阅读契斯、巴兰察克、马尔科夫和马内阿等作家有关审查制度的文章，他们从批判的角度互补了哈拉兹蒂充满反讽的赞扬。比如，哈拉兹蒂没有提到艺术家在当局心目中的真正形象，这一点由马尔科夫写到了，在艺术国家化的制度下，保加利亚的作家们不断被告之，是“我们使你成为作家的”。事实上在所有东欧国家，艺术家们都不得不忍受这种屈辱。这还不够，为了体现国家具有言论自由，当局更希望作者能够自我审查。那些持有异议并拒绝自我审查的艺术家都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会被贬低为一个政治抗议者，其作品则被看成是为了表达政治上的不满，而不是真正的艺术。如果艺术家要想发表作品，只能选择屈从官方；如果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只能选择放弃出版。但无论结果怎样，他都是一个失败者。

△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

这种体制内不会产生真正优秀的作品，真正的读者也不会对此长期保持沉默。马尔科夫回忆道，当他那一次与学生座谈时，谈到每个人都应当对社会负有责任。一个学生马上问道：“那你如何使你的信念和你的特权相协调？外面停着昂贵的西方小汽车，这看上去难道不矛盾吗？”所有人都在等着他回答。马尔科夫沉默了，他知道学生的质疑是对的，他每月的收入就相当于他们父母一年半的工资。学生们纷纷发言，批评当代作品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他们不明白作家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如果说这是在反映生活，那么作家或者不懂得生活，或者是在撒谎。最后，马尔科夫问学生们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作家，他们异口同声提到从前那些著名的名字。这些老一代作家大都穷困潦倒，但从不出卖自己的才能，他们用自己的作品照亮了时代。

那些坚持艺术自律的艺术家终究会发现，国家艺术家与艺术独立是水火不容的。许多东欧艺术家都有与马尔科夫一样的感受，他们并非都忘记了艺术的真谛和自己民族的文学传统，在创作了大量毫无价值的作品后，留给他们的只是无尽的忏悔。马内阿最终选择移居国外，当罗马尼亚发生巨变后，一位作家朋友写信给他，不无悲哀地说：“我们过去四十年里写的那些文学作品，有多少能留传于世？它们利用了历史事实，有时甚至对历史事实视而不见，这样的文学不就是一些应景的只有短暂价值的东西吗？这些文学作品将成为历史的一些插曲，未来的人们会觉得毫无意义，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们根本无法理解。”

本文作者 米克洛什·哈拉兹蒂，1945年出生在耶路撒冷，后随父母回到匈牙利。他是匈牙利当代重要作家、思想家、人权运动者、大学教授，同时也是匈牙利民主派异议者最重要的地下期刊《讲述者》的编辑和突出贡献者。20世纪70年代匈牙利民主与自由出版运动发起者之一。2004—2010年曾指导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OSCE）媒体自由监督机构。另有著作《工人国家的工人》。作品被翻译多种语言，在欧美影响深远。

作者：［匈牙利］米克洛什·哈拉兹蒂

译者：戴潍娜

出版：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年：2015年10月

匈牙利道德勇气的标志性人物

言说东欧艺术自由与禁忌

对国家社会主义之下的艺术家而言

做一个创造者意味着什么？

本书是一部探讨东欧“被囚禁的艺术”、泄露统治者内心秘密的地下文学，由一个天生爱唱反调的人以一种“御用作家之良心”的口吻所写。它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地剖析了被“审阅”的文学和匈牙利艺术家、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极富洞见地描述了“镣铐下的美学”、艺术家与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

事实就是这样：碰不得的禁忌，不宜居的生活，不可说的言论，无形的条条框框，永久流产的不被接受的思想，这一切并没有让我们的作品在审美意义上贫瘠乏味。艺术大厦就从这些国家设置的栅栏里拔地而起。我们巧妙地在艺术宅邸里改组家具。我们学习在规训中生活，那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的一部分，不久我们将变得渴望它，因为没有它，我们就无法创作。

我宁愿不把这种文化刻画为一种审查制度，这么做会掩盖其新颖性：正确的理解是，我们的……审查制度形成了一种意在根除审查制度的自相矛盾的文化。我希望这本书成为这一深刻文化变革的记录者。我们的新文明，不仅与真正的艺术自由相背离，与被认定为与自由背道而驰的传统审查制度亦是相距十万八千里。

——米克洛什·哈拉兹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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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年轻，可不想看到这个世界处在毫无自由、隐私的边缘。

沃顿商学院发布了一个专门用来教学的提示词库，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用于学习和教育的提示词，同时也有一些其他很有用的提示，比如密度链总结、因果关系解释、产品发布提示和学术论文创建。我翻译了所有的提示词，感兴趣可以参考研究或者本身就是学生和教师可以收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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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年轻，可不想看到这个世界处在毫无自由、隐私的边缘。

毫无疑问，YouTube 彻底改变了在线娱乐格局。每个月全球有超过 27 亿人访问 YouTube，并且 YouTube 托管了超过 8 亿个视频。

YouTube 之所以如此受欢迎的主要原因是它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免费”的。但是，就像 google 的所有“免费”产品一样，免费即是最贵的。你在金钱上不付费的部分，你在隐私上付出的代价就越大。

你的 YouTube 使用习惯会被分析，并结合你的搜索历史、Gmail 元数据、照片元数据、你如何使用 Android 手机以及更多内容，用以对你进行个性化广告定向推送。最近，这种情况已经达到了顶点，广告变得更加频繁和烦人。

网友推测，这是 Google 有意采取的策略，旨在推动人们使用其新的无广告 YouTube Premium 服务，这种怀疑得到了 Google 对使用广告拦截器的人进行积极打击的行动的加强。

家长们不仅应该关注他们的孩子是否接触到不适当的内容，还应该注意到他们是否被推荐到一条极端化的信息茧房。

作为内容创作者，YouTube 的激烈竞争需要你持续产出质量高、针对算法优化的内容，才有机会取得成功。尽管 YouTube 存在着巨大的变现机会，但取得成功可能很具挑战性，而且疲劳风险很大，因为你必须不断创作更多、通常更长的视频来满足不断变化的算法需求，而对这些变化几乎没有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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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在下文讨论真正的 YouTube 替代方案，但得知道，目前没有一个提供与 YouTube 视频数量完全相匹配的产品，Youtube 本身也是有各种不同限制的。以下网站和应用程序可以让你观看 YouTube 内容，而无需观看广告、受到 Google 算法推荐或需要使用 Google 账号登录。

然而，请注意，以这种方式观看 YouTube 内容意味着内容创作者可能不会从 Google 那里获得报酬。因此，我们强烈建议您通过其他方式支持创作者，比如直接捐赠给他们、成为 Patreon 的赞助者、购买他们的商品或点击他们的推广链接。

Invidious 是一个免费、开源的 YouTube 替代前端，旨在为用户提供一种更私密的观看 YouTube 视频的方式，无广告或 Google 追踪。它既可以作为网站使用，也可以作为可下载和自行托管的开源软件使用。与许多 YouTube 前端不同（尽管不包括此处列出的），Invidious 不使用官方的 YouTube API（允许第三方应用程序和服务访问 YouTube 内容的软件），从而将与 Google 共享的数据降到了最低。

Invidious 实例由全球各地的不同个体托管。这意味着可用性可能有所不同，但在需要时很容易切换实例。在对广告拦截器采取更广泛的打击行动的时机上，YouTube 在 2023 年 6 月向 Invidious 发出了下架通知。然而，多个公共的 Invidious 实例仍然兴盛。

Invidious 可以在任何浏览器中运行，并且在移动浏览器上运行良好（包括 iOS 和 iPadOS），其中的音频播放模式尤其受到欢迎。

虽然 Invidious 本身不会保留日志，但你连接的任何实例都可以记录你的 IP 地址和你访问的 URL（例如，你观看的视频）。使用匿名服务可以阻止 Invidious 实例所有者知道你的真实 IP 地址。

此外，Invidious 默认会直接从 Google 服务器（googlevideo.com）获取视频，因此 Google 可以看到你的 IP 地址。同样，使用匿名服务将阻止这种情况发生，或者 Invidious 允许你通过所使用的 Invidious 实例代理连接到 Google 服务器。对于更精通技术的人士来说，另一个对隐私友好的选择是自行托管你自己的 Invidious 实例。

NewPipe 是一个轻量级、无广告、开源的 Android YouTube 客户端，强调隐私并提供流畅的用户体验。NewPipe 的显着特点包括：

NewPipe 可以作为 APK 进行侧载安装，并在开源的 F-Droid 应用商店上提供。虽然功能齐全（在许多情况下提供比官方 YouTube Android 应用更好的功能），但它不支持 Chromecast 或将内容镜像到大屏幕，这可能对一些人来说是一个不利因素。

NewPipe 整合了众包的 SponsorBlock API。这允许观看者报告视频中的赞助部分，然后你可以自动跳过这些部分。YouTube 视频直接从 Google 服务器获取，因此当使用 NewPipe 时，你应该使用匿名服务来隐藏你的真实 IP 地址。

FreeTube 是一个开源应用程序，适用于 windows、macOS、Linux 和 Android（作为 APK）。与这里列出的其他 YouTube 前端一样，它允许你在观看 YouTube 视频时无广告且不受 Google 追踪。它通过利用 Invidious API 和自身的内建本地 API 实现这一点。

默认情况下，FreeTube 会暴露你的 IP 地址给 Google。它包含用户可配置的代理设置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使用匿名服务更简单，可能会提供更快的连接速度。

这个基于浏览器的开源、隐私友好的 YouTube 前端提供了一个用户友好的方法来观看 YouTube 内容。默认情况下，你将自动连接到官方的 Piped 实例（https://pipedapi.kavin.rocks/），但你也可以连接到另一个公共实例（这里是一个列表）或私有实例（例如，如果你自己托管）。

与 FreeTube 类似，Piped 整合了 SponsorBlock API。Piped 默认代理所有内容，因此你的 IP 地址永远不会暴露给 Google。它还声称比 Invidious 更稳定和性能更好。

LibreTube 是一个基于 Piped 的免费开源 Android 应用程序，旨在为 NewPipe 提供更好的用户界面。与 Piped 类似（但不是 NewPipe），LibreTube 代理所有连接，因此你的 IP 地址永远不会暴露。

除了 YouTube 外，LibreTube 还从其他平台获取视频，包括 SoundCloud、PeerTube、Bandcamp 和 media.ccc.de。除了缺乏投射支持外，它与 NewPipe 相似，包括。LibreTube 可以作为 APK 下载，或者在开源 F-Droid 商店上提供。

如果你希望完全避开 Google，并寻找用户分享的视频内容，你的选择有限。在这个以隐私为重点的文章中，我们不会推荐像 TikTok 或 facebook Shorts 这样的选择。

像 LBRY/Odysee 和 BitChute 这样的“言论自由”真正的 YouTube 替代流媒体网站存在，但这些网站很大程度上只是极端思想、错误阴谋论和仇恨言论的茧房。

Vimeo 是一个商业性的美国视频托管和流媒体平台。由一群电影制作者于 2004 年创建，以在多个平台上提供高质量视频而闻名，Vimeo 具有“艺术”美感，并受到艺术家和创意人士的欢迎。Vimeo 现在拥有约 1.75 亿用户和 140 万付费订阅者，他们支付费用上传和分享他们的原创内容。

近年来，Vimeo 越来越专注于提供软件即服务（SaaS），为创意专业人士和企业提供创建、编辑和广播高质量视频内容的工具。

Vimeo 为内容创作者提供先进的跟踪和分析工具，以衡量用户对他们内容的参与程度。默认情况下不支持 Google Analytics，但可以集成到订阅者的网站中（除了直播活动）。

然而，Vimeo 本身并不通过跟踪你在线上的行为来赚钱。它是无广告、友好创作者的平台，并且唯一一个可以被描述为 YouTube 竞争对手（即使是一个非常遥远的竞争对手）的真正的替代视频平台。

Nebula 是由一群名为 Standard 的 YouTube 创作者社区创建的订阅制视频流服务。它旨在为这些创作者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可以在他们的主要 YouTube 频道之外尝试新的内容创意。

Nebula 的创作者根据观看时间获得报酬，收入被分配给创作者和 Standard。你也可以通过在线商店支持他们。

该服务托管了一系列多样化的内容，涵盖音乐、历史、游戏、电影和电视等类别，包括视频、播客和课程。Nebula 是无广告的，提供每月 5 美元或每年 149 美元的订阅计划，如果你想要访问“课程”（多部分交互式教育内容）。

该服务支持离线下载，并提供专门为 Nebula 制作的原创内容，包括纪录片、系列节目和特别节目。然而，需要指出的是，Nebula 上的大部分内容也可以在 YouTube 上免费观看。

自 2019 年推出以来，Nebula 已经显著增长，目前托管了超过 150 名创作者，拥有超过 65 万订阅者。Nebula 是无广告的，但没有关注隐私，并像任何其他商业网站一样跟踪你的活动。

PeerTube 是一个基于点对点技术的免费、开源、分散式和联合式视频平台（类似于种子 Torrent 的工作原理）。它允许任何人轻松设置和运行他们自己的视频网站（就像 YouTube 一样）。

所有网站都可以彼此交流，一个网站上的人可以与另一个网站上的人进行互动。你可以在使用该平台的所有网站中搜索视频，或访问建立在其上的网站。

不用说，与 YouTube 相比，公开索引的 PeerTube 网站上可用的内容数量是微不足道的。尽管如此，该网络上提供了一个丰富多样、有趣的视频范围。

几乎不可避免地，极端分子可以利用该平台来托管具有仇恨性或其他敏感内容的视频，但 Framasoft 的开发人员似乎真诚地致力于打击这一问题。它提供了一个举报内容的工具，官方网站链接到一系列经过审查的通用兴趣视频。

PeerTube 表示你“可能会在一些 PeerTube 平台上找到不合适的视频。但这绝对不是 PeerTube 内容的大部分。例如，在我们的公共索引列出的 900 个平台中，托管的只有约 ~1% 的视频被标记为包含敏感内容”。

作为一个非营利的 YouTube 真正的替代品，PeerTube 为内容创作者提供了内置的工具来获得收入。当然，创作者可以自由要求捐赠，而且托管 PeerTube 的个人网站也可以自由决定如何盈利。

如果你只想观看 YouTube 视频，而不想看到广告，也不想被 Google 跟踪和分析你的行为，那么现在有很多很棒的开源和注重隐私的选择。只是记住，大多数这些服务仍然需要使用匿名服务，来阻止 Google 看到你的 IP 地址。

如果你想要一个真正的 YouTube 替代品，不与 Google（或其他侵犯隐私的大公司）有关联，尤其是一个不仅仅是极端内容的存档所，那么你的选择非常有限。

Vimeo 提供了大量高质量、无广告的内容，并且有一个不涉及跟踪你一切活动的商业模式。但它仍然是一个专有的商业平台，并且托管的视频相比 Youtube 少很多。

Nebula 提供了一个支持你喜欢的 YouTube 创作者的好方法，而不必经过 Google，但我们真的需要另一个付费的流媒体服务吗？

开源的 PeerTube 在对比后看起来不错，但与 YouTube 相比，也许它只会成为最顽固的隐私爱好者的一个小众平台。

我们还年轻，可不想看到这个世界处在毫无自由、隐私的边缘。

隐私问题并不是人们使用 「匿名服务」 的唯一原因。事实上，使用 「匿名服务」 的原因多种多样，从规避审查到购买更便宜的机票等，五花八门，全凭用户自己决定。

使用 「匿名服务」 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有些人选择在所有网站上启用 「匿名服务」，而有些用户则只在几个选定的网站上启用它，例如在 netflix 上。

为了更好地了解是什么促使人们使用 「匿名服务」，用户最看重哪些功能，以及他们在互联网和法规迥异的国家是如何使用 「匿名服务」 的，我们进行了一项调查，对 500 多名不同 「匿名服务」 服务的用户进行了问卷调查。

今天，我们将公布我们的调查结果，希望不仅能让我们多了解 「匿名服务」 的使用情况，还能让我们了解人们对隐私保护的整体态度。

在使用 「匿名服务」 的受访者中，近三分之二（62.91%）的人每天至少使用一次 「匿名服务」。约 20% 的受访者（五分之一）表示，他们「每周使用几天」，约 17% 的受访者表示「每月使用几天」。

说到人们更愿意通过 「匿名服务」 连接互联网的原因，主要是「保护网上隐私和安全」，超过 70% 的受访者都提到了这一点。」

访问受区域限制的内容「是第二大受欢迎的选择，有 46%受访者勾选此项。」

绕过审查和防火墙「排在第三，有 42.1%的受访者选择了这一原因。其余原因依次为」

提高网速「（18.6%）和」节省网购开支「（14.2%）。

还有约 14% 的受访者选择了」其他原因「，这意味着他们使用 「匿名服务」 的全部或部分原因未被列入列表中。

我们注意到，根据用户使用 「匿名服务」 的频率，就能总结出一些特点。事实证明，人们使用 「匿名服务」 的频率越低，他们对隐私和安全的重视程度就越低，而对访问区域限制内容的能力却越看重。

例如，在表示每月只使用几次 「匿名服务」 的受访者中，约 72% 的人将「访问受区域限制的内容「作为使用 「匿名服务」 的原因。相比之下，在每周连接几次 「匿名服务」 的用户中，约有相同比例（73%）的人选择保护网上安全和隐私作为使用 「匿名服务」 的原因。

每天使用 「匿名服务」 的人也是如此，约 73% 的人说他们使用 「匿名服务」 是出于安全和隐私原因，约 46% 的人说他们使用 「匿名服务」 是为了绕过审查和防火墙。

人们对 「匿名服务」 模式的选择也有明显差异，这取决于他们是每天、每周或者每月使用几次。那些使用 「匿名服务」 日常浏览网页的用户（83%）大多会对除特定网站以外的所有网站启用 「匿名服务」。

使用 「匿名服务」 的频率越低，就越有可能只为特定网站打开 「匿名服务」。超过 70%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每个月只使用几次 「匿名服务」，只为特定网站激活 「匿名服务」。在每周使用几次 「匿名服务」 的受访者中，超过一半的人承认自己也会选择性激活 「匿名服务」 服务。

网络上有许多 「匿名服务」 ，每家都试图用特别优惠和独家功能来吸引更多用户。但哪些功能最重要呢？根据我们的调查，大多数人（73.7%）认为 「匿名服务」 的「无记录政策和安全隐私记录」非常重要。

无记录政策实质上是 「匿名服务」 向用户承诺，当用户连接到服务时，公司不会保留任何在线活动记录。这意味着用户的在线活动对第三方（如 ISP、政府或黑客）是保密的。

比如，「DUN.IM 匿名服务」 就不会保留任何个人记录，我们严格遵循无日志政策。

其次是「匿名服务」 使用的加密和安全协议（67.8%）。协议越先进，就越不容易出现漏洞或被审查机构的封锁。

例如，DUN.IM 使用的开源加密协议，使 「匿名服务」 流量看起来几乎与正常流量无异。这反过来又增加了检测难度。超过半数（52.6%）的受访者认为，「服务器的数量和位置」是选择 「匿名服务」 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很难反对，因为 「匿名服务」 服务所拥有的服务器位置越多，用户的选择就越多，平均连接速度就越高。

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人（超过受访者总数的四分之三）在购买 「匿名服务」 后，会在台式机和移动设备上同时使用。

有趣的是，对于那些只在移动设备上使用 「匿名服务」 的用户来说，最重要的功能似乎是「加密和安全协议」。要大胆猜测，可能原因在于公共 Wi-Fi 网络带来的安全风险，而我们更有可能在使用手机或平板电脑时连接到这些网络。

对于那些只在台式电脑上使用 「匿名服务」 的人来说，他们最优先考虑的是「无日志政策和隐私保护」，其次才是加密和安全协议。

在对数据进行鸟瞰观察后，我们决定对两个截然不同的地区进行放大，我们认为这两个地区的使用方式也将截然不同：美国和伊朗。

对于美国的 「匿名服务」 用户来说，「保护网上隐私和安全」是他们选择使用 「匿名服务」 的最重要原因。高达 87.8% 的美国受访者选择了这一选项。在此背景下，所有其他原因都显得苍白无力，但仍值得一提的是。

选择访问受区域限制的内容（31.71%）和绕过审查和防火墙（30.49%）作为理由的人数大致相同。每五位受访者中就有一位（20.73%）表示，他们使用 「匿名服务」是为了提高网速和性能。

虽然这听起来可能有悖常理，毕竟，当用户启动 「匿名服务」 时，「匿名服务」 服务会通过不同的服务器对个人流量进行重新路由，这意味着要通过的服务器多了一个，但在某些情况下，「匿名服务」 可以提高网速。

例如，当用户的 ISP（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故意根据用户在线活动（如游戏或 Torrenting）对连接进行节流时，就会出现网速不好的情况。约 26% 的受访者选择了其他原因。

说到伊朗，互联网自由度一直排名垫底的国家之一，绝大多数受访者（超过 73%）认为「绕过审查和防火墙」是使用 「匿名服务」 的重要原因。其他原因则远远落后。

例如，38.5%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使用 「匿名服务」保护隐私和安全，34% 的受访者使用 「匿名服务」提高上网速度和性能，30.8% 的受访者承认使用 「匿名服务」访问受区域限制的内容。

另一个显示美国和伊朗 「匿名服务」 用户差异的问题是，他们对 「匿名服务」 最重要功能的看法。美国用户将「无日志政策和隐私保护」视为交易的破坏者或交易的达成者，而伊朗用户则最看重服务器的数量和位置「以及」加密和安全协议。

对伊朗人来说，「匿名服务」 不记录用户活动和保护隐私仅排在这两项之后。

调查结果证明，「匿名服务」 在当今的数字环境中发挥着各种关键作用。「匿名服务」 服务不仅是提高网络隐私和安全的工具，也是绕过审查、访问受区域限制内容的关键手段，有时甚至还能提高网速。

虽然使用 「匿名服务」 的主要原因仍然是隐私和安全，但地区差异凸显了不同的需求和挑战。

例如，在美国，重点主要放在隐私和安全上，反映对个人数据保护的担忧。

相反，在互联网自由受到严重限制的伊朗，重点则转向绕过审查和访问更广泛的内容。这意味着，我们的研究结果不仅强调 「匿名服务」 对不同互联网环境和用户需求的适应性，还暗示了影响技术使用的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动态。

归根结底，全球各地对 「匿名服务」 的依赖与日俱增，标志着人们对网络隐私的意识在不断增强，也标志着保护个人数字空间安全的集体行动。

我们还年轻，可不想看到这个世界，处在毫无自由、隐私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