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哈萨克族作家杰恩斯·热斯汉，被指“宣传极端思想”和“自身有极端思想”。其子、哈萨克斯坦公民那尔泰对记者说，3月19日是他与父亲最后一次通话的日期。此后，父亲遭羁押至今已超过两个月，家属未收到任何来自中共政府部门的口头或书面通知，也没有法院判决文件。

那尔泰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时说，两个多月来，他没有得到父亲的确切下落：“我目前还没有任何我父亲的下落。我只知道他被带去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地区的哈密市的监狱里面。”

多次被问话 家属查询无果

杰恩斯从去年12月28日起，多次被警方以“调查、问询”为由带走审讯，每次短则一两天，长则一周。这一情况持续到3月19日。当天以后，杰恩斯未再与家人正常联系。那尔泰说：“我是今年4月15日让我的妹妹去中国，我妹妹是哈萨克斯坦国籍。她去了我父亲、我们出生地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去找当地有关部门，就是公安局，还有检察院等部门，去寻找我父亲。但是我妹妹去了以后，他们没有给我妹妹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

那尔泰说，他近期从中国境内亲属口中听到关于他父亲的两项说法：“因为没有下达任何官方的相关证明文件，据我的亲属说，我父亲被指控宣传极端思想和自身有极端思想，这两个罪名。但是家属没有收到通知，没有任何口头或者是来自政府部门的文件。”

关注杰恩斯遭羁押的哈萨克人权组织“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创办人赛尔克坚对记者说：“去年12月公安就把他带走问话，释放后又一直骚扰他，今年3月份把他抓走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说是宣扬极端思想。杰恩斯在哈萨克人中间很有名。”

儿童文学作家被指“极端思想”

赛尔克坚表示，杰恩斯·热斯汉过去活跃于电视台和文化活动，主要从事儿童文学与幽默作品创作。他说：“他父亲在哈萨克人中间很有名，在电视台也很活跃，他是搞儿童文学的。他出版过书，《托姆帕克成长记》翻译成中文，内容都是跟儿童有关的。”

资料显示，杰恩斯·热斯汉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会员、新疆前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并曾获2008年第二届新疆十大青年杰出作家称号，两次获得新疆骏马文学奖等。他曾任哈密地区作家协会主席。

那尔泰提供的材料显示，杰恩斯·热斯汉写过13部小说，其中两部被翻译成中文出版。那尔泰说，为营救父亲，他已用哈萨克语和中文写信，向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求助，但至今没有得到回复。本台记者星期三（27日）分别致电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和新疆哈密地区公安局，但电话无人接听。

护照被收缴 跨境家庭长期失联

提及杰恩斯遭羁押前的情况，那尔泰表示，过去十年，他的父亲护照被当地公安收缴，不被允许出国；即使在中国国内离开哈密地区，也会遭到公安、社区、安全局等部门电话询问，其个人社交平台“抖音”“微信公众号”也被封禁。2017年，那尔泰离开中国到哈萨克斯坦读书后，与父母联系变得异常困难。他说，在中国的父母、亲人、朋友曾陆续删除他的微信号码，而微信是他与家人联系的唯一渠道。

新疆自2017年前后持续强化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突厥语族穆斯林群体的管控。联合国人权高专办2022年8月31日发布的新疆人权评估报告称，自2017年底以来，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收到有关维吾尔族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群体遭严重侵犯人权的指控。报告还提到，新疆反恐和“去极端化”政策对家庭造成影响，许多家庭因亲人被任意剥夺自由而分离，并不知道亲人下落。

责编：李诺

【一】

曾经，你出门住酒店，前台要你身份证。你递过去，对方盯着民族那一栏看了五秒，抬头看你一眼，又低头看身份证，再抬头看你一眼——仿佛你刚从上个世纪穿越过来。

那一栏写的是“其他”。

不是汉族，不是藏族，不是苗族，不是56个民族里的任何一个。是“其他”。

这是西藏僜人身上反复上演的经典桥段。僜人人大代表坦妮娅多次在人代会上讲述这样的场面：她身边的僜人老乡拿身份证坐飞机，安检口比同行人多滞留好几分钟；住宾馆被前台怀疑拿的是假身份证；生病住院办手续，工作人员一看民族栏写着“其他”，直接当“问题身份证”拒收。坦妮娅本人就是这一幕的亲历者——身份证上那两个字，成了她出门在外的第一道坎。

坦妮娅身上发生的一切，就是83.6万未定族称人口日常生活的缩影。836488人——这是七普给出的官方数字，其中男性439083人，女性397405人。什么概念？如果把这83.6万人当成一个整体，它的规模足以超过56个民族中不少“在编成员”。但他们没在名单上。他们用着一张写着“穿青人”“革家人”“僜人”的身份证，活在一个找不到自己民族选项的社会里。

【二】

事情要从很久以前说起。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成立，全国各族群众踊跃报民族——这份热情堪比现在的选秀海选，只是方向反了，不是参选，而是申报。400多个族称铺天盖地涌来，有的地方一寨一姓就敢自立门户。如果全认了，那张名单会长得吓人。

这就需要一个标准。当时的民族学家从斯大林那里借来了一套理论工具——“四个共同”：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理论很好，但一落地就尴尬了。这是欧洲经验的产物，硬套在中国土地上，很多族群压根儿凑不齐这“四件套”，典型的“车是好车，但路不行”。

但当时的学者并非教条主义者。费孝通后来就直言，实际工作中是把“共同文化特点”当作核心标准，走的是灵活路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登记的民族名称多达400多种，光云南就有260多种。经过几个阶段的筛选识别，到1979年基诺族被确认为第55个少数民族，56个民族的框架就此定型。

灵活归灵活，还是装不下现实中的全部复杂性。1964年“二普”时，未定族称的“民族”仍有80多个。80年代重启识别后，陆续归类了一批，但仍有相当数量被悬置，成为今天的未定民族。

这83.6万人，就是那场大规模筛选运动中被“搁置争议”的遗存——就像公司裁员，大部分人都安排了去向，剩下几个“暂缓处理”。

【三】

83.6万人不是铁板一块，他们的面貌千奇百怪。分布上基本遵循“西南为大本营，其他省份零星点缀”的格局：贵州最多，云南和西藏紧随其后，浙江、广东、广西、江苏各超过一千人。如果说未定民族是个编制外的“团队”，总部毫无疑问设在贵州。

团队里的“头号大哥”是穿青人。这场身份拉锯战旷日持久，堪称民族识别界的经典案例。

穿青人人口近70万，主要聚居在贵州毕节、安顺、六盘水。关于他们的来历，学术界有三套话术：土著说、分支说、混合群体说。比较流行的版本是：明朝征南将士与当地土族的后代，自认和汉人有区别，传统服饰尚青，说一口贵州官话。几百年来跟苗、彝等族群混居，既保留了明代的某些文化基因，又吸收了西南少数民族的风俗，融成了“中间群体”。

1953年“一普”，穿青人被当作独立民族登记。随后费孝通的调查组认为他们本质上是明朝汉人移民后代，所以不算独立民族。此后穿青人来了个“身份蹦极”——在“汉族”“少数民族”“待定”之间反复横跳。直到2003年，公安部出台折中方案：身份证上可写“穿青人”，但56个民族名单里依然没有你。相当于发了一张临时工卡，但没给你转正。据不完全统计，在67万穿青人中，只有1.2%的人愿意改为其他民族，其余全部选择维持现状。“穿青”两个字，在他们看来不只是一个称谓，是一种骨子里的归属。

还有一个让人头疼的因素是民族政策这把“双刃剑”——高考加分、公务员定向招录、计划生育放宽等政策好处是明摆着的。于是出现了典型的“身份博弈”：被划成汉族的群体拼命争取“正名”，被归入苗族彝族等大民族的群体又吵着要“分家单过”。民族身份从一个文化问题变成了利益问题。

未定民族中还有不少世居深山峡谷的人口极少的群体——达曼人只有200多人，西家人只有700多人。他们没有文字，没有系统的历史记录，组织化程度偏低。要让国家层面专为几百人启动一次民族识别程序，就像要求一场国宴为一个人的口味专门设计菜单，客观上确实存在成本和可行性的挑战。

【四】

问题悬了几十年，学术界也一直在探讨中，关于“怎么办”的问题，目前大致形成了三派：

第一派：赶紧给名分。 这种观点认为，民族识别是一项未竟的历史任务，应该纳入法治化轨道，制定完善的认定标准。逻辑很清晰：身份不明，权利怎么保障？但难度在于——标准一旦松动，闸门一开，会迎来多少新申请，没人能打包票。

第二派：名分先放一边，权益先落实。 这派更务实，主张别等了，先解决实际困难。由于没有官方正式认定身份，未定民族群体中的个体在教育、就业、医疗等领域的相应权利保护往往面临制度性盲区。说白了就是：先把住酒店别被拒、坐飞机别被多扣、生病住院别被当“问题身份证”挡在门外这些事给办了，至于民族名称的正式地位，那是更长远的事。

2017年，在坦妮娅的多年奔走推动下，国家公安部和国家民委下发文件，僜人身份证民族栏终于从“其他”改为了“僜人”。坦妮娅第一时间赶去换证，成了身份证上民族一栏登记为“僜人”的第一人。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道理：不少麻烦其实出在技术层面、制度接口上，未必非要等到“第57个民族”诞生才能解决。

第三派：跳出来，搞文化保护。 有学者提出另一个思路：与其在身份认定这条渐行渐远的窄路上死磕，不如转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通过生产性保护、文旅融合等方式抢救濒危文化。贵州麻塘革家寨就是一个鲜活案例。革家人把自己的传统服饰和蜡染技艺打造成了旅游名片，寨子现有105户人家，450余人，靠这个年旅游综合收入超过了100万元。日子先过得滋润了，身份的事反而没那么急迫了。文化的生命力，终归不在身份证上怎么写，而在年轻一代愿不愿意唱祖辈的歌、穿祖辈的衣裳。

【五】

未定民族的未来，有没有一个完美解决方案？短期看，很难。

但这不等于问题就该永远悬在那里。有三件事值得期待。

第一，公共服务终将走向“去身份化”。
数字化治理越推进，社会服务就越不该以“民族”为必要入口。身份证系统里少一个民族选项不该是过不去的坎——这不是修改民族分类体系的问题，只是系统设计能不能更灵活一点。坦妮娅他们用亲身经历证明了：这道技术之坎，跨过去就是海阔天空。

第二，文化的命脉在于活态传承。
不管穿青人最终被打上什么标签，他们的傩戏、山歌、青色服饰，本身就是中国多元文化版图上不该被抹掉的一块。让这些东西被看见、被记录、被年轻人演绎，远比争一个官方名分更要紧。费孝通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看见了这些族群的文化价值，今天的人更不该忘。

第三，也许包容比分类更高级。
国家追求清晰的治理边界，族群的文化属性却天然是流动交融的。这种“刚性框架”与“柔性现实”之间的张力，就是未定民族问题最深的那个病灶。不急于给一切贴标签，允许模糊地带存在，尊重一个群体“就这样、不想被归类”的自我感知——这种包容本身，就是一种文明的成熟。

【六】

说到底，身份证上那一栏，承载着83.6万人的身份困境，也折射出了某种折中智慧——在最终答案到来之前，至少给了一个临时名称，让他们不必在56个民族的分类框架之外做出违心的选择。坦妮娅奔走多年，乡亲们身份证上的“其他”终于变成了“僜人”——虽然离“第57个民族”还有很远的路，但那小小的卡片上，每个人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出自己的名字。

那个真正让所有人满意的答案，还需要时间。也只有时间，能真正消融所有争议。融合，才是大势所趋。

哈萨克斯坦法院近期审理一起涉及19名来自中国新疆的哈萨克族人士案件。当局以“煽动民族仇恨罪”起诉相关人员，11名被告判刑5年，另8人被判监外执行4年8个月刑期。

庭审于4月9日上午10点30分开始，11点07分结束，案件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塔尔迪库尔干市举行。检方认为，这19人通过公开行动煽动针对中国人的民族仇恨，因此适用刑法第174条。哈萨克人权组织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创办人赛尔克坚对记者说，该条款在国内外长期存在争议，多个人权组织及联合国机制曾对其适用范围提出批评。

根据哈萨克当局指控，涉案人员曾在公开场合焚烧中国五星红旗及领导人画像，并发表针对中国新疆政策的批评性言论。检方认定这是针对“中国人”的仇恨煽动。法官于4月中旬作出宣判。

律师称行为属和平表达

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负责人别克扎提被判刑5年，其辩护律师、同时也是其妹妹的纳孜古丽对记者说：“就是因为焚烧画像和旗帜，被定为煽动民众仇恨。我们认为这些行为是和平表达，没有暴力，也没有伤害任何人。”

她说：“11月13日，他们烧了习近平的像和中国国旗被抓。这19个人被判刑，11个人被判了5年，另外8个人是监外执行，可以回家，但是自由被限制。这几天我们会提起上诉。”

2025年11月13日，19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人在阿拉木图州都拉塔口岸附近集会期间，焚烧五星红旗和中国领导人肖像，当天被警方逮捕。据家属称，被捕者中有多名曾被关押在新疆伊犁的“再教育营”。

一位旁听的哈萨克居民努尔别克对记者说，辩护律师指出，被告的诉求包括关注新疆哈萨克人与维吾尔人的处境，以及要求政府重新评估与中国之间的免签安排，属于公共议题讨论，不应构成煽动民族仇恨罪。

被判刑人员吾拉力汗·阿别尼的妻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其家庭在案件前后持续承受压力。她说，其丈夫曾于2017年在中国被关押，身体状况恶化，器官及血液受到影响，长期需要检查。返回哈萨克斯坦后，曾公开说明在新疆再教育营遭遇酷刑的经历。

她对记者说：“他的身体被伤得很严重，血液也出了问题。回国以后也没有机会讲清楚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现在又被判刑。”

她还提到，其儿子已被大学录取，但在第二学期前被校方拒绝继续就读：“我孩子已经被录取了，第二学期却不让读，也没有合理解释。我们申请出国签证，也一直被拒。”

家属称曾被要求配合拍摄视频

另一名被判刑人员叶尔肯别克的妻子古丽吧给·乌拉孜别克对记者说，其丈夫因参与抗议被判刑5年，目前正在监狱服刑：“我的丈夫叶尔肯别克被判了5年，是因为参加了2025年11月13日的抗议活动，现在监狱里，我们已经提出上诉，但具体时间仍在整理中。”

古丽吧给还说：“我们有两个儿子。小儿子马格詹去年4月25日被塞梅医学院录取，学习医学专业。因为他父亲的案件，孩子只读了一个学期，就被学校开除了，没有让继续读下去。”

她说：“我们的审判非常不公正，我们的人权被严重侵犯。我们向所有人权组织求助，希望案件能够重新审理。”

古丽吧给还表示，在法院宣判后，哈国有关部门人员曾联系其丈夫的朋友，要求他们拍摄一段简短视频。她说：“他们（政府）让朋友录一段一两分钟甚至几秒的视频，说是要说明我丈夫是被别人煽动、被引导参与的，才被判了5年。”

她说，对方带有明显压力要求配合，但这些朋友最终未同意拍摄，也拒绝按要求作出相关表述。

学者称案件或影响人权与外交

哈国学者艾尔肯对记者说，该案判决结果可能影响哈萨克斯坦在人权与外交之间的取向。人权组织等机构亦呼吁哈萨克斯坦履行国际人权义务。

有观察人士对记者说，这起19人被集体起诉案件已超出一般司法案件范畴，可能引发对哈萨克斯坦人权状况及其国际关系的进一步讨论。

责编：李诺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近期传出针对少数民族的出境限制新举措。多名哈萨克族人士向本台透露，当地基层政府要求拟移居哈萨克斯坦的居民签署“放弃财产承诺书”，并对其出售房产与转让土地使用权实施严格限制。相关做法在当地社群引发强烈不满。

哈萨克人权组织“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创办人赛尔克坚对记者说：“当地政府出台一些土政策，不让牧民出售或转让草场，也不允许农民转让承包的农用土地。甚至哈萨克族人自己的楼房或农村住房也不能出售。有些人想把房产过户给亲属，比如亲弟弟或亲妹妹，政府也不给办理过户手续。”

赛尔克坚指出，这些“土政策”主要集中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下辖的多个县市。据当地居民反映，准备离境前往哈萨克斯坦定居的民众，在处置不动产时面临重重障碍。他强调，相关措施并无正式法规文件支持，通常是在当事人办理户籍注销或出境审核时，由基层部门以口头方式告知。

限制出售房产与转让土地

近年来，不少新疆哈萨克族居民选择移民哈萨克斯坦。对于这些家庭而言，出售原有房产或转让土地承包权，是其在新居住地租房及开展新生活的核心经济来源。

已移民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女子迪娜向本台证实，自去年底以来，相关限制明显收紧。迪娜说：“去年9月开始，伊犁各县市规定，离开中国的人不能把房子卖了。如果不把房子卖掉，移民哈萨克斯坦后就没有钱租房，也没有资金做小生意。他们卖房子要向村长、乡政府申请说明原因。很多人为了出国，房子也不要了，承包的地也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

迪娜透露，部分申请离境者被强制要求签署承诺书。迪娜对记者说：“承诺书上面写的就是我再也不回归中国，我放弃我中国的一切财产呀，房子呀，土地呀，我不要这些东西，就这么承诺的话，就可以移居到哈萨克斯坦。”

除了财产处置权受限，部分居民在申请出境证件时，还被要求提供“政治担保人”。哈萨克居民努尔别克回忆其亲属办理护照的经历。努尔别克对记者说：“我的亲戚、我的哥哥到哈萨克斯坦过来之前，在公安局办护照的时候，他们让我哥哥找几个人担保，是三个人，也是我们亲戚，然后才给他办了护照。说的是，如果到哈萨克斯坦来乱讲话，说出中国的事情，就中国留下的我的那些亲戚，把他们惩罚。当时就这样走过来的。”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地处边境，是中国哈萨克族的主要聚居地。与中国其他地区不同，新疆部分少数民族在申请护照、跨境联系及出境审查方面长期面临更为严苛的管控。

管控少数民族方式续细化

自2017年起，当局在新疆加强了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的社会动态监测。观察人士指出，由于哈萨克族与邻国哈萨克斯坦存在紧密的血缘与文化联系，跨境流动频繁，当局近年来将管理延伸至财产处置领域，显示其对该族群的社会管控已进一步细化。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最大的国家，也是与中国新疆接壤的重要邻国。自1991年哈萨克独立以来，该国政府长期推行名为“欧若曼”（Oralman）的移民政策，鼓励散居海外的哈萨克族人回归祖籍国定居。在中国境内的约150万哈萨克族人中，不少人因血缘、文化及宗教联系，选择跨越边境定居。

然而，随着2017年起中共在新疆启动大规模的“反恐”与“去极端化”运动，这条移民之路变得愈发艰辛。有人权组织曾公开表示，除了维吾尔族外，哈萨克族也是这场社会工程的主要管控对象。许多哈萨克族居民在申请护照、出国探亲甚至与哈国亲属通电话时，常面临“再教育营”或“政治审查”的威胁。

近年来，尽管中哈两国政府多次强调外交关系稳定，并签署了互免签证协议，但新疆地方政府对少数民族的管控并未随之放松。有研究新疆民族政策的学者说，当局过去主要控制人员流动，如今连房产与土地处置也纳入限制，显示对哈萨克族群的管理已延伸到财产层面。

随着新疆大规模羁押行动的内幕不断被披露，近日，长期关注新疆人权的哈萨克斯坦“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向本台披露，新疆伊犁地区42名哈萨克族人自2018年被捕并判刑后，至今家属仍不知他们的下落。该组织表示，其中不少人仅因前往哈萨克斯坦短期学习宗教课程或学习阿拉伯语，便被当局以“宣扬极端主义”为由重判。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位于中国西北部，与哈萨克斯坦接壤，当地居民长期存在跨境学习、经商和探亲往来。

该组织创办人赛尔克坚在接受本台采访时透露，他的线人近期从新疆当地冒着巨大风险偷拍并传出一批判决书、刑事拘留通知书及检察院批捕文件。文件中记录了被捕者的姓名、住址和案件情况。

赛尔克坚说：“今天我获得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消息。”

他表示：“这42个人从2018年失踪到现在，外界毫无音讯。他们的家属至今留在新疆，不敢发声，也无从打听。通常进入集中营的人在两三年后可能会有回音，但这42个人被转入了正式司法系统重判，从此人间蒸发。”

在这批文件中，一份从伊犁州有关部门办公室流出的哈萨克文材料提到8名哈萨克族人的姓名，其中包括叶尔别克·乌勒特吾勒（Yerbek Ultuly）、努尔赛娅·努尔丹克孜（Nursaya Nurdankyzy）等人。

参与宗教活动被判刑16年

其中一名当事人叶尔扎提·阿布扎依提被指参与宗教活动并被判刑16年。自由亚洲电台获得的一份维吾尔文案件材料显示，当地法院以“煽动极端主义”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名对其作出判决。

根据文件内容，叶尔扎提·阿布扎依提出生于1988年6月30日，哈萨克族，农民，户籍所在地为新疆伊犁州巩留县吉尔格郎乡沙尕村一街84号。材料称，他在2018年1月被送入当地“教育转化中心”，同年4月13日被巩留县公安局刑事拘留，4月17日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并被关押在巩留县看守所。

(志愿者提供)

案件材料还称，他曾在当地清真寺学习宗教礼拜，并在斋月期间参加宗教活动。当地法院随后以“煽动极端主义罪”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6年，并处罚金及剥夺政治权利。外界长期质疑，“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常被用于处理宗教活动或群体性行为案件。

不过，包括叶尔扎提在内的42名被判刑人员，其家属至今未收到官方通知。记者查询伊犁州法院、巩留县法院网站以及中国裁判文书网，均未发现相关案件记录。记者致电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中级法院查询，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赛尔克坚表示，叶尔扎提被认定的所谓“罪证”，主要是他曾持合法护照前往哈萨克斯坦，在当地一所宗教学校学习不到一年的阿拉伯语和《古兰经》诵读课程。

他说：“伊斯兰教传统要求用阿拉伯语诵读经文，这在国际上是正常的语言和宗教学习，但在新疆当局眼中，这成了受极端思想洗脑的铁证。”

去哈国学习宗教回国被捕

文件还提到另一名当事人叶尔别克·乌勒特吾勒（Yerbek Ultuly）。材料称，他在2012年曾在哈萨克斯坦一所宗教学校学习一年。回到中国后，他被指向他人介绍宗教知识，并劝导身边人按照伊斯兰习惯进行祈祷和封斋。

文件还记录了他的家庭出行情况。2014年初，叶尔别克带着妻子米拉古丽·扎尔穆哈买提克孜（Miragul Jarmukhametkyzy）前往哈萨克斯坦，让妻子在当地接受约一周的宗教学习。这段当时合法的跨国旅行，在2018年的调查中被认定为诱导他人从事非法宗教活动。

除了判决文件，曾被关押人员的讲述也反映出，当地社会气氛仍然紧张。

曾被关押在新疆“再教育营”的商人迪娜对本台说，她最近虽然已很少与新疆当地人联系，但仍偶尔听到一些情况。她提到，一名在当地火锅店工作的熟人不久前被有关人员带走问话。

迪娜说，他先被新疆警察盘问约六个小时，随后又被问话十个小时。问话内容主要围绕他是否认识某些人、是否去过某些地方，以及是否与宗教活动有关。

她说，这名男子反复解释自己只是普通人，有四个孩子需要养活，生活本来就困难，从未参加过任何宗教组织或相关活动。经过长时间问话后，他最终被允许回家。

迪娜说：“他回来以后整个人都变了，脸色都变了，好像一下子老了一年一样。”

赛尔克坚表示，目前他们正组织团队将这批哈萨克文法律文件翻译成中文和英文，准备向联合国及国际人权组织提交。他说：“这些文件是活生生的证据，证明了中国政府如何将正常的宗教习俗和合法的出国经历进行刑事化定罪。”

责编：李诺

一场关于元朝历史的网络直播，让新疆哈萨克族男子克依扎提·艾尔肯的人生彻底改写。他因在社交媒体上提及“汉人在元朝社会地位最低”，被中国警方以“煽动民族仇恨”罪名拘押，并遭受长时间酷刑审讯。他目前流亡海外。

克依扎提日前向自由亚洲电台讲述这段噩梦般的经历——从公安局地下审讯室到阜康市拘留所，从被电击口腔到举家逃亡海外，他形容自己“只是个热爱历史的普通人”，却因言论触及敏感，被国家机器打成“分裂分子”：“我们只是讨论元朝的历史，怎么就成了分裂国家？”

克依扎提告诉记者，他正要离开斯洛文尼亚难民营，准备前往德国；“我从难民营跑出来了，准备从意大利威尼斯或米兰，到法国，目的地是德国，“我发誓要“把发生在新疆的事说出来，让世界知道真相”。

1988年出生的克依扎提·艾尔肯，原籍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他曾是居住于昌吉州阜康市的文职人员，也曾当了六个月的特警辅警。他因为讨论历史而被指控“煽动民族仇恨”、遭受长时间酷刑、并带着年幼儿子逃亡哈萨克斯坦，辗转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他说：“讲真话，在中国会坐牢，会被打死。”

因一句“元朝汉人地位最低”被举报

2023年6月19日，一场普通的网络直播改变了他的命运。当时，他和一百多位网友在抖音直播中谈到元朝社会结构，顺带提及“当时汉人社会地位最低”，本是一段教科书上都能查到的公开历史，却被人截屏举报。

“有人说我攻击汉人、传播极端思想。”他说。

不久，阜康市公安以涉嫌“分裂国家”展开调查，警察直奔他家，搜走全部历史书籍和他床头的一本《古兰经》，并以此作为“宗教极端”证据。他被押入公安局地下三层，连续17小时不许进食、不准休息，反复被逼问是否借古兰经煽动仇恨。

他否认一切，强调自己从小在汉语学校长大，身边都是汉族朋友，从未有民族歧视言论。然而，警方最终以“煽动民族仇恨罪”对其行政拘留：“我根本就看不懂古兰经，作为穆斯林，我收藏了古兰经，我还没打开看过。我叫警察检验古兰经内页有没有我的手印。”

电击口腔、拳击胸部　“那不是审讯，是虐待”

在阜康拘留所，克依扎提说，他经历的是“系统性酷刑”。警察用书本垫在他胸口，猛击其上；电警棍伸进他嘴里，直到他昏厥。“脸烧伤、眉毛焦了，昏倒后被冷水泼醒。”他说。

他患有糖尿病，低血糖时多次晕倒，看守不准送医，反而加派警力以“精神异常”为由加强监管。监室108号是最内侧，“三面石墙，看不见光，摄像头用布蒙着。那是专门打人的地方。”

克依扎提曾短暂担任阜康辅警，2016年亲眼目睹一名维吾尔男子阿不都伊木在拘留所被打死，官方称其“自身原因死亡”。那次经历令他患上抑郁症，之后辞职回家开牛肉饼店，“其实是在做逃离的准备”。

逃亡与追捕：儿子随行，黑熊出没

在被“取保候审”后，他受到严格限制不得离阜康市。2023年12月，他携5岁儿子逃至哈萨克斯坦，却仍遭中国国保通过微信、短信骚扰，不仅被要求回国，还连累其姐姐受到威胁。他说：“他们逼我和姐姐断联。”

哈国移民局也数度骚扰他，疑似配合中国施压。担心被遣返，他四处躲藏，靠朋友资助于2025年6月27日搭机飞往波黑，接着步行穿越边境。

“6月28日走森林时，两次遇到黑熊，一次只隔六米。”他苦笑道，“只能静立不动，等它走。还遇到一条毒蛇，庆幸被我儿子看到了，他惊叫我才发现，躲过一劫。”

6月30日，克依扎克进入克罗地亚后被巡逻的警察发现后遣返，次日再入境，7月3日到达萨格勒布里耶卡，4日进入斯洛文尼亚。

克依扎提讲得一口流利汉语，他表示，新疆的再教育营早在2014年已秘密启动，2016年起大规模抓捕哈萨克和维吾尔人，2017年达到高峰。他说：“警察强迫维吾尔人去哈萨克村抓哈萨克人，然后又叫哈萨克人区回民村抓维吾尔人，村民人心惶惶。光我老家的柳城子西村就有两成牧民被抓，有夫妻吵架的，双双也被送进集中营，他们的孩子被送孤儿院。”

向人权组织提供证据　“让世界知道我们不是恐怖分子”

今年3月，克依扎提向哈国人权组织“阿塔珠尔特志愿者”提交证言及录像材料中说明他在新疆受到酷刑的经历。创办人赛尔克坚（Serikzhan Bilash）本周五向本台证实其说法属实。该组织成员特列克. 尼亚孜别克 （Tilek Niyazbek）也表示：“克依扎提担心被遣返，委托我们组织保存影像，一旦出事就对外公布。”

本台就此致电阜康市公安局办公室以及曾要求克依扎提回国的公安国保，但电话无法接通。

哈萨克族在新疆长期受到文化、语言和宗教压制，许多人因讨论历史、信仰伊斯兰教或使用社交媒体被指控。他说，自己讲述这些并非为了博取同情，而是为了“留下证据”，“让外界知道这些事真的发生过，我们不是恐怖分子，不是分裂分子，只是讲历史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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