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迫害新疆维吾尔人受到国际谴责，不过中国政府却对此矢口否认。近日德国学者郑国恩（Adrian Zenz）公布一批新的新疆文件，其中包含习近平在2014年4月所发表的三篇讲话内容，提到对新疆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要实行严打的政策。

这些此前未公开的文件，纪录中国领导层在 2014 年的讲话内容，包含三篇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2014年发表的讲话，内容涉及安全、人口控制与惩罚维吾尔人的必要。部分文件标有“机密”、“绝密”字样。在这些文件中，中共高层领导人呼吁维吾尔人进行再教育和搬迁，以解决新疆维吾尔族和汉族人口之间的不平等问题。

习近平等高官内部讲话曝光

专研新疆议题的美国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学者郑国恩（Adrian Zenz）表示，这些文件表明北京是新疆各式暴行的幕后黑手，他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说：“（这代表）相关法规已获得中央政府批准，执行过程也能连结到政府。（这份文件）提供了中央政府与（新疆）拘禁和其他暴行更直接的连结。” 他强调，这些文件显示了中国领导人于 2014 年对新疆工作提出的要求，替此后新疆发生的事情埋下伏笔，包含拘留营、强制劳动、计划生育等。

这些总共317页的文件是今年9月，由匿名人士分享给设在英国的独立人民法庭“维吾尔法庭” (Uyghur Tribunal)，该法庭委託郑国恩对这些文件进行分析。

文件显示，习近平在2014年昆明“301”事件后，前往新疆考察，并发表谈话，他表示一带一路倡议需要稳定的国土安全环境，要求保持严打、高压态势，“要坚持出重手、下重拳，追着打、挖着打、快速打”，并呼吁在全国范围防止新疆暴恐活动蔓延到中国其他地区，认为“新疆和全国的稳定取决于南疆”，更称 “被宗教极端思想俘获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变得良知泯灭、丧失人性，杀人不眨眼”，并呼吁通过教育进行改革。

除了习近平，这些文件还包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以及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的谈话内容，以及相关工作通知等。李克强在一场谈话中提到“帮助新疆各族群众，特别是年轻人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重点办好中等职业教育”，而陈全国则在一场视频讲话上发表如何“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治疆方略”，包含“断根、断代、断联、 断源”，并说新疆的职业再教育设施应该“长期坚定不移地运行”。

中共高层进行迫害维吾尔族的长期意图

长期研究中国议题的美国非营利组织国际共和研究所（IRI）全球影响中心（Center for Global Impact）顾问马一鸣（Matt Schrader）在看过文件后表示，习近平的三次谈话为内部讲话，因此用语更直接，比公开讲话更为坦率。

马一鸣在推特上点出习近平在一篇谈话中引用毛泽东语录，说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首要问题”。他向本台解释：“习近平在 2014 年引用毛泽东的话意义重大，因为这标志着一个进程的开始，这个进程将导致一般维吾尔人和普通宗教行为，被定义为国家的敌人和党的敌人。”他指出，习近平和党内其他高级官员在当时已将针对“维吾尔族”，包含维吾尔语、宗教信仰和维吾尔文化的重要部分的政策，定调为需要与中国社会其他组成部分分开并进行摧毁。

英国的维吾尔法庭并未公开所有机密文件的内容，只公开了一些文件的文本、长篇引文、摘要和相关分析，并由美国乔治城大学新疆历史专家米华健 (James Millward) 和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东亚研究讲师托宾 (David Tobin)审阅。整份机密档案涉及11份文件和超过300个独特页面，时间涵盖2014年4月到2018年5月。

郑国恩在27日出席维吾尔法庭线上听证会时提到，这些文件与《纽约时报》于 2019 年首次报导的新疆机密文件大致相同，而《纽约时报》也向他证实这点，但否认提供这份文件给维吾尔法庭。郑国恩说，当时《纽约时报》并未提到几个关键文件，也没有公布习近平的完整谈话内容，他推测这是《纽约时报》顾虑自家记者人身安全所做的考量。

“出于安全顾虑，你不能发布原始文件，因为上面有原始印章必须移除，”郑国恩告诉自由亚洲电台，“纽约时报非常小心，我想他们是在保护自己的记者。”

维吾尔法庭首席律师哈米德·萨比（Hamid Sabi）在27日的法庭线上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大使馆已收到相关的书面通知，不过至记者截稿时，中国外交部并未对此置评。

记者：陈品洁责编：许书婷 申铧 网编：瑞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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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中国汉人来说，“润出去”可能意味着留学、移民、工作、结婚等等多重可能性，但对于长期困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人或藏人来说，要获得护照、办理出国需经历重重的关卡与审查，“润”对他们来说就几乎等于是出逃和流亡。哪怕人在海外也难说得上高枕无忧，很多人同样备受恐惧和煎熬，那些压力既来自官方对流亡者的骚扰，同样来自对仍身处中国亲人的担忧。

“七五事件”让他决定脱离体制、离开中国

坐在记者面前的维吾尔青年 Sawut Muhammad 样貌老成，年仅30岁出头便成为了日本维吾尔协会理事，他跟其他族人一样，出走之后，一去便没有回头路。 Sawut于2016年4月来日本留学，他形容自己是最后一批能“逃出来”的维吾尔人。

Sawut从小便进入新疆的汉人学校读书，校内九成是汉族，他自小便觉得：“只要掌握好汉语，维人是可以成功的。”因此他努力读书，在家乡参加铁路设计比赛，得了第一名，故能先后在四川、北京留学，研修铁路，并加入共产党，更被提拔到干部的级别。20岁出头，他便在铁路公司担任副科长一职，与科长、书记管理100人的部门。

曾几何时，Sawut也认为，在中国这片土地里，既可以学中文、交中国朋友，又可以保持维吾尔族的身份，觉得党始终是为中国人好，也为维吾尔人好。

然而，2009年还在念中学的他经历了乌鲁木齐的“七五事件”后，首次萌生了想要离开中国的念头。

2009年6月因广州韶关工厂维吾尔工人被打死事件，酿成7月5日新疆维吾尔族千人上街游行，爆发骚动。其后在遭到警察镇压后更演变成大规模的流血暴力事件。“七五事件”之后两星期，官方首次公布死伤数字，只有197人死，超过1,600人受伤，当中大部分死亡的人为汉族，维吾尔族为10人，回族11人。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有海外维吾尔人团体指7月5日及后来被杀的维吾尔人数量，比起官方称只有十名维吾尔人死亡要高得多。事件的真实状况在当局的封锁之下，至今仍然难以令外界有相对完整的认知，更多都只能从海外流亡者的口述中窥见。

Sawut Muhammad称，官方与维吾尔人估计的数字有出入，“具体数字实在不好说，”但Sawut 指出在7月5日已有武警开枪，“我听到枪声，谁会有枪，只有警察才有枪。”骚动发生两天之后，Sawut于7月7日看到坦克车在大街上巡逻，而他的汉人朋友也开始上街反对维吾尔人，“汉人无差别打维吾尔人，朋友拍视频给我看，警察没有阻止他们⋯⋯”这让他感到“所有事情都崩塌”。“七五事件之后两天，有我完全不认识的汉人在街头上望着我的眼睛，是非常仇恨的。从那天开始，我便决心离开这里⋯⋯”

过去，“基于党所讲的‘民族大团结’，汉人公开讲维吾尔人坏话，是会被骂的。七五事件改变了一切。”Sawut说。纵使后来Sawut加入了共产党，在铁路公司任科长，他亦受尽歧视。他举例说，2014年10月1日，他作为铁路公司职员，可以免费乘搭火车，汉人职员全上车了，只有他被公安拦住了，并安排他到一个只有维吾尔人的车厢，他愤然问公安理由，公安只向他说：“一切只是为你好。”Sawut 明白到，“我跟他们（汉人）不一样，中国仍然是以汉族为主。”

他认为在当今治下，维汉两族人的仇恨已回不了头。因此，他与其他维吾尔年轻人一样，一心想离开中国。

然而，母亲不赞成 Sawut 离开故土，因为母亲知道Sawut一旦出去，一定会参加维吾尔人的民族运动，况且Sawut在新疆的工作岗位上已有一定的地位，但Sawut 仍然想出外闯闯。

少数能“润出去”的藏族青年

手上戴上佛珠的藏人小塔，头总是垂垂向下，她鼻上的钻石鼻环闪闪发亮。今年23岁的小塔出身于西藏一座高原，三年前来到日本留学。在人前只说英语和日语，她说离开中国之后已告别国语，甚少用中文跟别人交谈。

五岁的时候，小塔便被父母送到汉人的传统小学，一班45人的课堂，只有她一个人是藏人。小塔自小学会抑制自己，在外不说藏语，要字正腔圆的说国语中文，从小她早已习惯做一个默默发奋的少数民族。

向外表示信奉共产主义的父母，在家里却经常以“藏人”身份向小塔施压，跟她说：“你是代表藏人的，一定要比汉人强。”五岁的小塔不懂半个汉字，但要硬背唐诗三百首，再考取优异的成绩。可是，这位“优异生”却经常受到汉人的谩骂，她说以前汉人会破口骂她是脏人（藏人同音）、是笨蛋、是发臭的小孩。她每每向汉人老师投诉，有老师选择沉默，也有老师会回敬她：“滚回到你的牧区！”

小塔自小对“主流”教育保持警惕，愈被打压愈是勤奋向学，加上从前在中国因藏人身份而受到的对待，故长大后她便一心想找方法“润出去”。

藏人很难“润出国”，而小塔是藏人里面少数能够“润出国”的青年。

2012年，西藏政府下令全面收回自治区居民持有的普通护照，该区居民九成以上是藏族，当时就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正是后来调任到新疆去主政的陈全国。过去藏人要取得护照已非易事，在陈主政期间，西藏地区更实施限制出国旅行的新规定。

据“人权观察”于2014年发布的一份名为《一照两制》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在2002年开始在签发护照方式上逐步实行“双轨制”，一轨快速而简便，而另一轨则极其缓慢。前者适用于汉人为主的地区，而后者则为藏族及宗教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包括维吾尔族和部分回族地区，生活在那些地区的汉人同样受到影响。当时的报告指出，“在这些地区，上述政策无论在内容上或效果上都带有歧视性，且因施加限制跨国迁徙自由的繁琐要求而违反国际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里面写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十五日内签发普通护照；对不符合规定不予签发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只是这一套并不适用在藏人身上，知名的藏人作家唯色于2015年曾经写过：“普通藏人要办护照比登天还难。层层部门的关卡，繁琐的手续，没完没了的盘查，甚至还要请客送礼。一年半载才给护照已经很走运，更有可能是不给护照。”

人权观察的报告中，列出了在西藏自治区申领护照共分成十个阶段，申请人需要从最基层的居委会或村委会开始提交资料、直到顶层的自治区公安厅，每一件申请都必须经过各级权力机关或官员审批才能做出最终决定。

对年轻藏人来说，“润出去”的方法就是考取好成绩。小塔告诉记者，如果想要申请出国留学，必需先考入其他省份的一流大学作为跳板，比如上海、北京、广州的著名大学，得到海外留学证明，才能够取得护照。

西藏在1959年、1989年、2008年发生骚乱，北京在过去半个世纪一直管制藏人出境，防止藏人逃到印度。2009年之前，藏人申请中国护照比维吾尔人都难，小塔说，就算在国内穿州过省旅行，藏人也须向派出所提交“旅行计划书”。小塔目前每次回国，也要将护照“上缴”公安，她说就算藏人父母是党员干部、老师或公务员，也没有例外，亲属参与过上述几次骚乱的更是一辈子不能取得护照。

2008年遭逮捕藏族僧侣与平民。挂在他们身上的标志列出姓名和如“分裂国家”的罪行。( 维基百科转载至 SFT HQ 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

由于小塔在国内的成绩优异，考上了广州的著名大学、再透过那里的大学申请海外留学，在她的经历来说，过程不算特别困难，但她是少数的例外。据《纽约时报》一篇2013年的报导中便曾指出，藏族或维族的学生更须要有大学行政部门的批准，才能申请出外。

花了一万人民币“行贿”才申请到护照

2016年4月，Sawut终于找到机会离开中国。

在陈全国于2016年8月上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之前，Sawut说，身为维吾尔人要办理护照、出国留学不算一件难度太高的事。

据Sawut说，那时新疆汉人想出国很容易，申请护照之后，大约两星期便可以获取。维吾尔人离开中国虽然一般比汉人较为困难，但只要是没有犯罪纪录，累积一点积蓄，找个“借口”如留学签证，还是可顺利出国。 

Sawut第一次申请到美国的语言学校，多次被拒，中国政府要求Sawut向美国学校拿取学校的课程表，清楚列明上课的地点。等Sawut好不容易在学校拿到来年详尽的教学时间表，新疆政府又称课程只有半年、时间太短而拒发护照，“当我完成一个要求，官方又会制造另一个要求，不断不断有新的理由拒绝。”

Sawut 最后向汉人朋友探问，朋友跟他说维吾尔人在出入境部门取得护照，看来免不了贿赂。最后Sawut 花了一万人民币收买相关官员，先取得护照，又两次报团去土耳其及日本旅行，之后再申请到日本读书。“只要是（逃到）民主国家便好了，我不想待在极权国家。” Sawut 放弃了铁路公司的厚职，坚决离开新疆。

然而，在Sawut离开中国之后，新疆的政策完全改变了。

新疆居民们被拍到在阿图什市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内排队，该中心此前被泄露为“再教育营”。(AP / Ng Han Guan)

自陈全国上任之后，新疆兴建了大量“再教育营”，估计有多达100万穆斯林被关在营中，也设立大型的监控网络。不少报导指出，自2016年10月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当局开始没收维吾尔人的护照，随后2017年新疆地区居民的护照都要交给公安部门“保管”，新疆地区居民、尤其是维人的出境自由被限制，也不签发新护照，当时有人权组织批评，这措施是为了限制区内少数民族的行动自由。

Sawut指，目前日本大约2至3千名维吾尔人，由于日本政府以“中国国籍”整体去统计人口，故并没有确实的维吾尔人口数据。他指，其他民主国家如美国也不到1万人，土耳其约有5万，最多的在哈萨克斯坦，有超过30万维吾尔人。

自2017年政府在新疆建“再教育营”，中央切断了维吾尔人与哈萨克斯坦的家人联络，一旦发现有人向哈萨克的家人发出求救讯息，均会作出拘捕，前新疆省裕民县县长谢尔扎提（Dalesh Sheritzat）纵使是共产党党员也不例外，他在2018年被捕。以Sawut所知，2017年之后维吾尔人可以逃出中国的机会不是零，大多是把户口签到大城市，例如北京、上海等地，透过彻底改变户口，再申请护照远赴海外，当中可能也须付一些贿赂的费用，他也知道一些成功的例子。

据《美国之音》在2023年的一个维吾尔人专访中，被问及政府对新疆汉人的护照政策情况时，受访的维吾尔人声称新疆的汉人有更多取回护照的自由，但与其他中国地区的汉人相比，申请护照的难度却又更高。

记者接触到另一名在日本留学、来自新疆地区的汉人小高（化名），印证当地汉人申办护照的状况。作为新疆的汉人，小高的要申请护照的难度不算太高。然而，即使能够较易申请到护照，但小高表示，他并不能直接在新疆境内申请到外国留学，而是要先考进中国国内其他省份升学，再从其他省份申请到海外留学。

找回藏人的记忆与身份的旅程

来到日本之后，小塔没想过还会遭到汉人的异样目光。

她回忆起有一天，她在日本的唐餐馆脱下口罩，露出脸独个儿进餐，对面餐桌的汉人指向她，与身边的朋友交头接耳说：“多亏少数民族，令我们不能生太多。”来到日本之后，小塔基本上已甚少说中文。

记者在街道上跟小塔谈话的时候，也只是以日语沟通，在餐厅里面遇到汉人，她会感到害怕。对中国，小塔没有任何想法，亦无感情。她说无论在哪里，目标清晰不过：“我不想做中国人，只想做一个人而已。”

在留学的期间，除了藏人社群，小塔也会跟日本人、印度人交流联络，但却不会跟任何汉人有所接触及交流，也因为感到害怕的缘故，她不常表露自己作为藏人的身份。当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去年成为英国首相的时候，小塔双眼发光地看新闻，跟记者说：“你看，今天印度裔也可以做首相了。”英国是她希望能够尽快移民去到的地方，她认为那里能容纳到多元的种族。

在海外生活数载，小塔感到承传宗教、身分认同及历史等使命，都落了在海外的藏人身上。小塔是1989年拉萨骚乱之后出世的新一代，在“主流”教育下，小塔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所知不多。小塔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次出国后，她独自浏览YouTube，看到了1958年甘南武装冲突、达赖喇嘛逃离西藏、八九六四、2008年拉萨骚乱等事件，“第一次在YouTube看，都哭了，我有想过中共说的历史总有谎言，没想过全是假的。”

为了保留自己民族的主体性和历史记忆，藏人的动力亦十分强大。小塔说，藏人一般在家中进行“另类教育”。小塔记得，2017年跟母亲在国内旅游，晚上二人共处一房，妈妈悄然走到她枕边细声说：“其实班禅喇嘛是假的……”小塔睛天霹雳：“妈，那真的在哪里？”那天晚上，小塔的母亲将藏人近代史由头到尾说一次，小塔才知道达赖喇嘛在印度，而这些“秘密”在保证没有外人时才敢说。

2022年9月西藏拉萨因新冠疫情而封城，当局凌晨将熟睡的藏人送到集中隔离营，小塔收到西藏朋友传来的相片，藏人被安排住在简陋的石屋，卫生情况堪忧。小塔收到第一手的资料，不知向谁提供，最后外媒还是报道了，只是报道刊出日期是她知道真相之后的数天。小塔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封锁讯息的程度远比几年前严厉，“很多事情，三天之后才有外媒报道。”疫情期间，很多留学生想在网上向外传递国内资讯，又惧怕国安在网络上的监视，去到海外自由的天地，仍然为“说真话还是默不作声”而纠结着。

后来，小塔从当干部的亲戚口中得悉，那时连西藏的公务员也迟发薪水，被克扣福利。小塔说，连“被洗脑”的藏人也开始怀疑习近平所说的“中国梦”，只要经济再撑不起“功利主义”为首的社会，中国可能会陷入危机。她的母亲也开始劝她“不要回来了”。

小塔左顾右盼，确定周边没有一个汉人，才摸着手上的佛珠向记者说：“其实⋯⋯我很想去印度。去了印度，在护照会留下印度出入境的盖印，这盖印表示‘你曾经去过印度’，而所有人都知道，你（藏人）为何去印度。”小塔订下了今年的目标，希望能够学好英文，首先向西方国家出发，最后的目的地希望是印度。

失去亲人与朋友后，他决定要在海外发声

2017年7月，来到日本一年多后，Sawut突然发现在微信的朋友圈里，联络清单上的姊姊与朋友，均显示着“对方不是你的好友”，不能收发任何讯息，从此Sawut无法再向墙内传递任何讯息，也与家人失联。

在此之前，即使Sawut身在日本，但仍然可以透过微信跟亲人联系。

在过往仍能与亲人联系的经历里，曾有不明人士透过他的姐姐，要求Sawut提供学校的地址，又警告他不要跟海外的维吾尔群体交流，并强迫姐姐在电话中，要求他将疑似公安的联络人加入微信的朋友圈，Sawut断然拒绝，但姐姐却严正地跟他说：“不能，你要加（这个人入朋友圈）。”言语间，他感受到姐姐的背后似乎被强大的力量要胁着。

跟亲人失联之后，Sawut放弃使用微信。现时在日本亦不时会收到很奇怪的来电，讹称“你有邮件在领事馆要你来领收⋯⋯”Sawut认为当中有诈，拒绝这些古怪的要求，“一旦进去，领事馆就是中国的领土。”现时Sawut跟海外维吾尔人一样，护照已经过期，没有办法续领新的护照，故此不能出境，但因为签证而能够留在日本居留。

Sawut目前在日本居留已经超过五年，合符资格申请“归化”入籍日本。可是，这些在日本的维吾尔人已有心理准备，即使将来获发日本护照，也不会再踏足中国这片土地。“我们不敢回去，不想像Mihriay Erkin这样被关了。”

Mihriay Erkin

Mihriay Erkin是曾与Sawut一起在当地餐馆打工的族人，2019年，当时29岁的Mihriay Erkin因为担忧在新疆父母的安全，辞去了她在日本奈良先端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的工作，回到了中国，其后便音讯杳然。海外传媒努力核实她的情况，并在2020年证实其死亡，外界将她的死归咎于新疆当局，中国官方则对此予以否认。

Mihriay Erkin临行前曾经发出短信表示，她自幼就被教导孩子应当在父母身边尽孝。请放心，倘若她死了，倘若还有坟墓，请为她在墓前摆放一束红牡丹。

朋友Mihriay不幸离世的消息，让Sawut感到十分难过，这亦团结了在海外的维吾尔人。

与家人失联四年，Sawut在2021年大学毕业之后，便加入日本维吾尔协会，希望能代表同族人发声。他坦言，之前内心充满恐惧，但自从身边的族人陆续与家人失联、朋友Mihriay回国后不幸离世，目前已感到 “再没有必要害怕了。怕也会抓你，你不怕，也会抓你的”，Sawut说，那倒不如在海外发声，为维吾尔人出一分力。

母亲与Sawut 道别时，送了他一块狼碧石，是狼脚的小骨头所制造，以保佑爱儿一路顺风。 “当时我没有想过回去，但还是骗母亲：‘两年之后会回来的’，没想到已不能回去了。”跟亲人失联之后，Sawut更想念亲人，有时他会摸一摸狼碧石，回想母亲的话；有时则与维吾尔人一起唱歌，以排解思念之苦。

（为保护受访人隐私，文中小塔为化名。）

一场关于元朝历史的网络直播，让新疆哈萨克族男子克依扎提·艾尔肯的人生彻底改写。他因在社交媒体上提及“汉人在元朝社会地位最低”，被中国警方以“煽动民族仇恨”罪名拘押，并遭受长时间酷刑审讯。他目前流亡海外。

克依扎提日前向自由亚洲电台讲述这段噩梦般的经历——从公安局地下审讯室到阜康市拘留所，从被电击口腔到举家逃亡海外，他形容自己“只是个热爱历史的普通人”，却因言论触及敏感，被国家机器打成“分裂分子”：“我们只是讨论元朝的历史，怎么就成了分裂国家？”

克依扎提告诉记者，他正要离开斯洛文尼亚难民营，准备前往德国；“我从难民营跑出来了，准备从意大利威尼斯或米兰，到法国，目的地是德国，“我发誓要“把发生在新疆的事说出来，让世界知道真相”。

1988年出生的克依扎提·艾尔肯，原籍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他曾是居住于昌吉州阜康市的文职人员，也曾当了六个月的特警辅警。他因为讨论历史而被指控“煽动民族仇恨”、遭受长时间酷刑、并带着年幼儿子逃亡哈萨克斯坦，辗转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他说：“讲真话，在中国会坐牢，会被打死。”

因一句“元朝汉人地位最低”被举报

2023年6月19日，一场普通的网络直播改变了他的命运。当时，他和一百多位网友在抖音直播中谈到元朝社会结构，顺带提及“当时汉人社会地位最低”，本是一段教科书上都能查到的公开历史，却被人截屏举报。

“有人说我攻击汉人、传播极端思想。”他说。

不久，阜康市公安以涉嫌“分裂国家”展开调查，警察直奔他家，搜走全部历史书籍和他床头的一本《古兰经》，并以此作为“宗教极端”证据。他被押入公安局地下三层，连续17小时不许进食、不准休息，反复被逼问是否借古兰经煽动仇恨。

他否认一切，强调自己从小在汉语学校长大，身边都是汉族朋友，从未有民族歧视言论。然而，警方最终以“煽动民族仇恨罪”对其行政拘留：“我根本就看不懂古兰经，作为穆斯林，我收藏了古兰经，我还没打开看过。我叫警察检验古兰经内页有没有我的手印。”

电击口腔、拳击胸部　“那不是审讯，是虐待”

在阜康拘留所，克依扎提说，他经历的是“系统性酷刑”。警察用书本垫在他胸口，猛击其上；电警棍伸进他嘴里，直到他昏厥。“脸烧伤、眉毛焦了，昏倒后被冷水泼醒。”他说。

他患有糖尿病，低血糖时多次晕倒，看守不准送医，反而加派警力以“精神异常”为由加强监管。监室108号是最内侧，“三面石墙，看不见光，摄像头用布蒙着。那是专门打人的地方。”

克依扎提曾短暂担任阜康辅警，2016年亲眼目睹一名维吾尔男子阿不都伊木在拘留所被打死，官方称其“自身原因死亡”。那次经历令他患上抑郁症，之后辞职回家开牛肉饼店，“其实是在做逃离的准备”。

逃亡与追捕：儿子随行，黑熊出没

在被“取保候审”后，他受到严格限制不得离阜康市。2023年12月，他携5岁儿子逃至哈萨克斯坦，却仍遭中国国保通过微信、短信骚扰，不仅被要求回国，还连累其姐姐受到威胁。他说：“他们逼我和姐姐断联。”

哈国移民局也数度骚扰他，疑似配合中国施压。担心被遣返，他四处躲藏，靠朋友资助于2025年6月27日搭机飞往波黑，接着步行穿越边境。

“6月28日走森林时，两次遇到黑熊，一次只隔六米。”他苦笑道，“只能静立不动，等它走。还遇到一条毒蛇，庆幸被我儿子看到了，他惊叫我才发现，躲过一劫。”

6月30日，克依扎克进入克罗地亚后被巡逻的警察发现后遣返，次日再入境，7月3日到达萨格勒布里耶卡，4日进入斯洛文尼亚。

克依扎提讲得一口流利汉语，他表示，新疆的再教育营早在2014年已秘密启动，2016年起大规模抓捕哈萨克和维吾尔人，2017年达到高峰。他说：“警察强迫维吾尔人去哈萨克村抓哈萨克人，然后又叫哈萨克人区回民村抓维吾尔人，村民人心惶惶。光我老家的柳城子西村就有两成牧民被抓，有夫妻吵架的，双双也被送进集中营，他们的孩子被送孤儿院。”

向人权组织提供证据　“让世界知道我们不是恐怖分子”

今年3月，克依扎提向哈国人权组织“阿塔珠尔特志愿者”提交证言及录像材料中说明他在新疆受到酷刑的经历。创办人赛尔克坚（Serikzhan Bilash）本周五向本台证实其说法属实。该组织成员特列克. 尼亚孜别克 （Tilek Niyazbek）也表示：“克依扎提担心被遣返，委托我们组织保存影像，一旦出事就对外公布。”

本台就此致电阜康市公安局办公室以及曾要求克依扎提回国的公安国保，但电话无法接通。

哈萨克族在新疆长期受到文化、语言和宗教压制，许多人因讨论历史、信仰伊斯兰教或使用社交媒体被指控。他说，自己讲述这些并非为了博取同情，而是为了“留下证据”，“让外界知道这些事真的发生过，我们不是恐怖分子，不是分裂分子，只是讲历史的普通人。”

责编：李诺

1995年5月14日，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公开宣布6岁的根敦确吉尼玛为第十一世班禅喇嘛，3天后，年仅6岁的尼玛和其家人遭中国政府绑架至今音信全无。5月17日是他被强迫失踪30周年，各界要求中国政府公布其下落、释放他和家人。

全球基督教团结联盟（Christian Solidarity Worldwide (CSW) - Charities） 新闻与公共事务官 Ellis Heasley在15日于CSW官网发文示警，达赖喇嘛将于7月6日迎来90岁生日，未来达赖喇嘛离世，中共政权会设法选择有利支持中共在西藏持续镇压政策的下一世达赖喇嘛。

人权团体及藏人要求公布下落 释放他和家人

Ellis Heasley呼吁，国际社会必须让中共对其在西藏持续侵犯西藏人权和其他基本人权的行为承担责任，且必须要求中国政府说明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的下落并释放他和家人。

Ellis Heasley指出，尼玛成了全球最年轻政治犯。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1996年5月首次呼吁中共提供有关他的讯息，历任联合国宗教或信仰自由权特别报告员（FoRB）、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及多个国家政府也多次要求。

Ellis Heasley文中提及，2020年5月中共声称尼玛“小时候接受过免费义务教育，通过了高考，现已找到工作”，他和家人不希望“目前的正常生活”受到干扰。但此说法无法取信于人。

西藏流亡议会秘书长索朗多吉16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中国政府这种说词很多，到目前为止，一张照片都没有流出来，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失踪三十年，目前不知他本人和家人的状况，是生是死？如果他们还在世，人在那里？ 对中共不公开的作法，持怀疑看法。”

藏人质疑中共以抓班禅喇嘛 操控达赖喇嘛转世

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暨达赖喇嘛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16日接受自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也说：“绝对不会信服中共的所有说法，中共的诚信完全破产。”

格桑坚参指出，历史上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互为师徒，曾相互认证对方转世灵童。中共在2020年发出尼玛不想被干扰，在他看来是项阴谋、是为继续控制达赖喇嘛的转世。

格桑坚参质疑：“他（中共）是不是想一旦达赖喇嘛圆寂，要胁过去达赖喇嘛认证的班禅喇嘛转世灵童尼玛，去操纵认证第十五世的达赖喇嘛转世，有这样的阴谋，若真如此，不会被全球宗教信徒所接受所信任。”

班禅喇嘛曾被中共认为是“最忠实朋友”

格桑坚参提到，中共在1951年并吞西藏、迫使西藏签订所谓十七条协议时，曾想以班禅大师抗衡达赖喇嘛在藏人心中的权威，后来各以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职位，制造分化。1959年整个西藏爆发抗议，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时，第十世班禅喇嘛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并没有流亡，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最忠实可靠的朋友”。1962年额尔德尼写了《七万字请愿书》上呈中央政府，批判中共在西藏残暴镇压的史实后，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十年，获释后仍遭软禁。

格桑坚参说，出狱后的第十世班禅喇嘛额尔德尼职务被恢复，又为西藏文化、宗教、民族做很多事，1980年代堪称藏人文化教育保存传承的黄金时期。

Ellis Heasley文中也提到，1989年1月23日，第十世班禅喇嘛在扎什伦布寺发表讲话，声称西藏在中国统治下的发展“付出的代价”“大于收获”。五天后，他去世了。当局报告说他心脏病发作，但自那以后一些藏人就怀疑他是被谋杀的。

对此，格桑坚参表示，额尔德尼直言不讳中共对西藏的破坏，年仅51岁猝逝圆寂。外界都怀疑他是被中共害死，中共在他去世后，高规格举办葬礼，且不承认藏人所寻找、经达赖喇嘛认证的转世灵童，强行以所谓金瓶掣签方式作假，毁坏藏传佛教制度。

中共另立“汉班禅” 藏人普遍并不认同

中共抓走达赖喇嘛认证的尼玛，另立一名5岁男童为所谓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外界称“汉班禅”，索朗多吉说，藏人并不认同他是精神领袖，即便当局安排一些活动，藏人看似服从也只是外在的假象。

格桑坚参反问，中共竟是用这般残暴作法，对他所称的“最忠实朋友”按正规藏传佛教仪轨选出的转世灵童，秘密绑架30年，究竟他和家人是否还在世？人在那？国际高度关注。

今年是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尼玛被中国政府强迫失踪30年，索朗多吉指出，从4月尼玛的生日起，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与新闻部，举办一系列活动，将此议题推向国际。15 日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座谈会，探讨第十一世班禅喇嘛被中国强迫失踪，及第十世班禅喇嘛在西藏事务中的历史意义，邀请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洛桑晋巴和印南扎西伦布寺格西拉让巴丹增多吉仁波切，对公务员座谈。

索朗多吉指出，历史上确实有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互相认证转世的纪录，但在寻找灵童过程中，这不是唯一的办法。

格桑坚参也说，即便班禅喇嘛被失踪，不影响到达赖喇嘛的转世。第一到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并不是所有的转世都是班禅喇嘛找的，而是按照藏传佛教仪轨。达赖喇嘛已讲的很清楚，未来他的转世会经由藏传佛教宗教领袖、藏人行政中央等的协助，有很好的方案延续下去。

格桑坚参强调，中共想借以掌控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绝不会被藏人所接受。2020年美国通过支持西藏法，清楚规定任何政党和个人如果基于政治的原因操纵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美国将进行制裁。类似的法律，在欧洲其他国家也会陆续出台。

格桑坚参还说，达赖喇嘛90高龄，未来其转世灵童成为解决西藏问题或西藏跟中国博奕的战场，很多佛教信徒、佛教中心、宗教团体都会发出声明。达赖喇嘛本人也说了他的转世灵童，唯一由达赖喇嘛本人和西藏人、藏传佛教信徒有选择权。

索朗多吉谈到，最近，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新书《为无声者发声》发表，鼓励作为流亡者，海外藏人有义务替境内藏人发言，呼吁自由世界、民主国家共同要求中国政府公布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的行踪和和现况。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一名自新疆逃亡至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青年近日遭当地警方拘捕，目前被羁押于中哈边境地区的一座城市。当地人权组织发出紧急警告，担忧该青年将被“沉默引渡”回中国，面临被关押的风险。

据哈萨克人权组织“阿塔珠尔特自愿者组织”本周五（5月16日）向本台通报，该组织于今年3月底接触到一名自称来自中国新疆伊犁州巩留县的哈萨克族青年叶勒加那特·阿巴依（Yerzhanat Abai），男，23岁，出生于2002年4月11日。他于2025年3月27日进入哈萨克斯坦，并于四天后前往该组织寻求帮助。

该组织表示，叶勒加那特出于对人身安全的担忧，最初不愿公开身份信息，仅简要介绍自身境况。据创办人赛尔克坚（Serikzhan Bilash）透露：

“3月31日，叶勒加那特在到访阿拉木图的组织办公室时，明确表示处于对人身安全的担忧，暂不希望公开其身份信息，仅在镜头前简要陈述了自身情况。他还说，除非被警方逮捕并面临遣返中国的风险时，才可公开他的情况。叶勒加那特称自己如果被遣返中国，可能有被关押进‘集中营’的危险。”

青年逃亡求助失联 恐被秘密移交

本周初，该组织接获叶勒加那特朋友的通报，指其已被哈萨克警方拘留。阿塔珠尔特随后确认其失联，并正式启动紧急人权求助机制，公布其身份以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赛尔克坚说，叶勒加那特目前被羁押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扎尔肯特县潘菲洛夫市看守所，该地距离新疆霍尔果斯口岸约四十公里：

“他很可能随时被新疆国保或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局偷偷押送到中国，没有人知道他的具体情况。这件事只有向全世界公开，哈萨克斯坦政府才无法遣返他。”

目前，叶勒加那特的拘留时间、法律依据与程序均不透明，哈萨克斯坦内务部门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本台致电中国驻阿拉木图总领事馆亦未能接通。

新疆“再教育”阴影持续 加强边境控制

哈萨克族为新疆主要少数民族之一，与哈萨克斯坦有广泛的族群与语言联系。过去，许多新疆哈萨克人与哈国亲属频繁往来，但近年来中方加强边境控制，许多人失联、被捕或被迫接受“转化”教育，甚至被关押。

“阿塔珠尔特自愿者组织”自2017年起长期记录和公开新疆少数民族失踪、拘禁和受迫害案例，其收集的证词已被多个国际机构引用作为调查材料。

据联合国与多个人权组织的报告，自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以“去极端化”为名，在新疆设立大量“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关押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政治教育、语言同化和强迫劳动。尽管中国政府否认存在“集中营”系统，国际社会普遍质疑其说法。

赛尔克坚表示，尽管国际关注已减弱，新疆当局的迫害仍未停止：

“好多在新疆当地的年轻人，动辄被公安约谈，或找各种理由把他们送到学习中心，说是提供就业机会，实际上是安排他们去内地工厂工作，大部分是去有害健康的化工厂，而且工资比新疆还低。”

来自新疆伊犁的哈萨克族居民叶尔肯也向本台证实，许多哈族青年试图逃离中国，但遭遇重重限制：

“因为新疆局势很不稳定。所以经常有人逃过来，虽然中哈签署了互免签证协议，但中国的哈萨克族人无法取得出国护照，持有护照的人也会被公安没收。但汉族人可以办护照出国。”

中亚与中国合作紧密 遣返风险激增

近年来，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在经济上日益依赖中国，对来自新疆的难民问题普遍采取低调或压制态度。多起案例显示，部分逃亡者在未获正当程序下即被“非正式引渡”回中国。

自2017年以来，新疆已有多名哈萨克人逃亡哈国后遭捕并面临遣返风险。例如2018年，新疆巩留县“教育营”教师喀衣夏·阿汗逃亡至哈萨克斯坦；2019年，她获得了哈萨克斯坦移民局颁发的难民证。2019年10月1日，新疆伊犁额敏县的哈斯铁尔·木沙汗和木拉格尔·阿里木逃至哈萨克斯坦。

尽管部分案件因国际舆论介入而避免强制遣返，但更多人仍陷法律真空之中。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与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多次敦促哈萨克斯坦政府遵守国际人权条约，防止将个体在缺乏法律程序保障的情况下遣返至可能遭受酷刑和迫害的国家。

哈国人权组织呼吁哈方政府立即公开叶勒加那特·阿巴依的去向，并根据《禁止酷刑公约》和《难民地位公约》履行国际义务，确保其不被遣返，并为其提供必要的法律保护与庇护程序。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