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郑教授这么说更让人悲哀的是：
大多数人只觉得他这话说的太扯，
却说不出他到底扯在哪里。
“我不承认中国大学生就业难。不是找不到工作，是享受的工作真的难找。”
“（年轻人）少点抱怨，少点索取，吃苦是福。”
“大学刚毕业不要太挑剔，先干点苦的。富有是劳动来的，是创造来的。”
这两天，知名“网红教授”郑强的这几段发言火了，全网公愤之下，骂什么的都有。
我看了一圈，实话实说，觉得大部分指责挺没意思的，中国人遇事喜欢搞道德谴责，一遇到这种事情就本能的喜欢搞诛心之论，觉得郑教授“良心大大地坏了”，居然对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视而不见，说他“何不食肉糜”、说他“忘本”、说他“是何居心”。
其实这么说没什么意思的，鲁迅先生说得好，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人家郑教授身为正教授，本来就没有义务一定要和大学刚毕业，发愁找工作的学生共情。所以你搞诛心之论、做道德谴责其实打不疼人家。
那么什么能和郑教授说一说呢？逻辑。
查了查履历，郑教授是搞高分子材料出身的。对于理工科的高级知识分子，我一直是很佩服的，因为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下，与文科知识分子总是被要求讲辩证法，“凡事一分为二的看问题”不同，理工科出身的人为了科研的需要，好歹必须受一点形式逻辑的训练。
形式逻辑的这个东西，是“科学之父”亚里士多德他老人家搞出来的。
它的特点就是“一是一，二是二”，不跟你搞诡辩、或者说“辩证”。
比如拿来一个煤球，受形式逻辑思维支配的科学家会老老实实的跟你说这煤球“是黑的”，或者给一个数据标识它的“黑度”是多少。
但是一个活学活用辩证法的人却可能跟你诡辩说“煤球是白的啊！跟绝对黑体相比它还不够黑，所以煤球是白的。”
你看，这就是学形式逻辑的人（或者说科学家）的可爱之处，他们不拿诡辩来欺负你，王小波先生当年说“科学是教人老实的学问。”说的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作为孕育科学的基本逻辑规范，形式逻辑在推倒过程中必须遵循三大铁律，它们分别是：
一、同一律。
核心公式：A = A（A就是A）
要求：在同一个思维过程中，每一个概念或命题都必须保持自身的同一性。内涵和外延不能随意改变。
二、矛盾律
核心公式：A≠非A（A不能同时是A又不是A）
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互相矛盾或互相反对的命题，不能同时为真，其中必有一个是假的。
三、排中律
核心公式：Aor非A（没有中间地带）
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之间，必定有一个是真的，没有第三种可能。面对是非，必须做出明确表态，不允许含糊其辞。
用这三大铁律去套郑强教授的上述发言，你会发现他刚好都违反了，
首先，他显然违反了同一律。
针对“大学生就业难”这个命题，郑强教授提出的反论是大学生就业不难，可是在这个辩解中，他悄悄变化了“就业”这个概念本身的内涵，社会层面讨论的“大学生就业”，社会层面默认的大学生就业内涵，是匹配高等教育学历的体面工作，可是郑强教授却说“大学生可以去送外卖、去基层吃苦”工作总是能找到的，他说的“就业”已经偷偷变成了出卖体力糊口。这就是典型的“偷换概念”或“转移论题”，
如果把“（大学生）就业”的概念真放宽到不考虑薪水、不考虑待遇、有活就行，那“大学生都能就业”，这废话还用您说么？低薪甚至打白工，这种工作怎么可能缺呢？真要干这种工作，还上大学干什么呢？
其次，他也违反了矛盾律。
郑强教授一方面高调宣称“中国经济充满活力、产业正在积极升级转型”；另一方面又告诫千万高校毕业生“必须接受低薪，去干最脏最累的体力活”。这两个认知本身其实就是“A”和“非A”，它们不可能同时为真，因为一个社会如果产业真的升级了，必然会创造出大量高薪的智力型岗位，这与“大学生不要挑三拣四，必须接受低薪体力活”是刚好矛盾的。
一个论者，对于现实可以有不同的观感，比如有人就是认为我们的社会充满活力，有人就是主张大学生要认清现实，接受低薪体力活职业。
但一个论者不能同时即主张A，又主张非A，这两个宏大结论不可能同时为真，因为这是自相矛盾的。结论是，在这个论者的脑中，其中一定有一个是在蓄意撒谎。
最后，郑强教授又违反了排中律。
排中律要求论者对于一项事物必须给出清晰而明确的界定，把话说死，说准。比如对于“高学历人才贬值、劳动保障严重不足”这个事儿，它到底是好是坏，作为“励志导师”，人们本来期待郑强教授给个准话，可是郑教授却用辩证法来和稀泥：“吃苦虽然是一种亏欠，但也是一种磨练。”
可是，在现代法治社会，一个企业对大学生的待遇问题，要么违反《劳动法》，要么遵守《劳动法》。其实并不存在“既是吃亏又是福报、既是好事又是坏事”的模糊中间地带。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形式逻辑除了亚里士多德规定的这三大定律，其实还有一个千年后由莱布尼茨补充的、并助推形式逻辑最终成为现代科学基础工具的第四定律。
而这个第四定律，很不幸，郑强教授也违反了。
第四定律——充足理由律。
任何一个真实的命题，都必须有支持它的充足理由。且理由必须真实，理由与推论之间必须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郑强教授提出假设说：“年轻人吃苦就能搏高薪”。那么充足理由律就要求他必须给出大数据证明：送外卖、站柜台的经历，到底经过怎样的艰苦奋斗，才能在当前的产业结构中，有多大概率转化为未来高薪技能？
请给数据，或者至少是案例分析，构建因果链条。
如果给不出确定性的因果链条，这个论点就是毫无根据的空中楼阁，或者说的直白一点，用语言在耍流氓。
所以你可以看到，郑强教授的这番发言，其实是违反了形式逻辑三铁律的每一条，外加也违反了第四律的。
违反了莱布尼茨的第四律，就已经说明他的这套理论已经不是（近代）科学了，
而前三大铁律也都违反掉，也就是说他连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逻辑也不讲。
但是如果你批评郑教授这些话一点不讲逻辑，我估计肯定有人要跟你抬杠，因为有人会说，郑教授讲的这一套，是“辩证逻辑”。
“辩证逻辑”，或曰辩证法，其实是一套起源于前亚里士多德时代的思维方式，亚里士多德的师祖苏格拉底想当年在雅典广场上拉着年轻人辩论，雅典人发现怎么说都说不过这位爷，最后投票把他给处死了，原因就在于苏格拉底会一套辩证法，怎么说都有理。
同时代的中国先秦，什么“白马非马”，以及更古老的印度的“沙门思潮”，其实也是各文明中朴素的“辩证法”思维使然。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把各个文明各自发展的朴素辩证法哲学时代，称之为“前形式逻辑”时代，那个时代的哲学，因为缺乏了形式逻辑的规范，其实怎么说都有理。所以那个时代，各文明都生产包罗万象的宗教，而没有科学。
我们这里先不谈黑格尔改造后的辩证法（因为谈了那个我忍不住就要谈卡尔波普尔对黑格尔的反驳，彻底讲完那一段你就会明白，其实黑格尔改造出来的那一套，也是垃圾……）。
先只说这些朴素的辩证法思维，这些辩证法不同于形式逻辑（或曰形而上学），它的很多规则（或者更准确的说：骗招）是刚好跟形式逻辑反着来的。
亚里士多德正是为了规范希腊人的思维方式，防止这些骗招，才提出了形式逻辑。所以辩证法的本质，是一种思维杂技、一套怎么说都能有理、方便有权者用话语权碾压无权者的思维方式。
我觉得一定要说的话，郑教授这番话中对“辩证法”的活学活用，用的很好的。
总结起来说，其实他只用了三步就把人绕进去了，让最终得出的那个结论，明明你听了觉得不对，还说不出个所以然。
第一步：偷换“就业”概念的内涵。
郑强教授说：只要有一个人肯发你工资，让你去出卖劳动力（不论是去远郊、下基层还是送外卖），这就叫“就业”。但现代社会大学生的“就业”，其内涵就是包含基本劳动保障（五险一金）、尊严与合理的知识技能匹配的。他把“生存底层劳作”和“现代体面就业”混为一谈，借此得出“就业不难”的假象。
第二步：利用辩证逻辑，将“合理诉求”污名化为“追求享受”。
你想找一个朝九晚五、有双休、交社保、不严重加班的工作？你就是想“享受”！但遵守《劳动法》的法定权益不是“享受”，而是合法权益与劳动者的基本防线。他把“底线诉求”拔高成“奢侈欲望”，从而在道德上占据了“教导年轻人要吃苦”的制高点。
第三步：建立不可证伪的循环论证，
郑强教授的万能理论是：你没工作，是因为你太挑剔；可若你听话去干了苦力，却没逆袭成功，那就是因为你还不够努力、不够坚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一个年轻人无论怎么实践，获得一个什么结果，他都无法完成对郑教授这套逻辑的证伪。
所以你看这个结论是可以把所有人的所有境遇都装进去的，它内部构成一个循环，不可证明、也不可证伪，郑教授讲的根本就不是一个符合形式逻辑的科学理论（科学理论一定是可用实践证伪、不搞循环论证的），而是一个辩证法包装起来的类宗教体系。
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被这种“类宗教”的辩证法套路绕进去？接下来才是我最想谈的本文重点。
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太缺乏黑白分明、一是一二是二的形式逻辑训练，反而弥漫着一种被庸俗化、降维化的“辩证法”。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形而上学和形式逻辑是僵化、落后的代名词，而“万物皆可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才是最高级的哲学智慧。但恰恰是这种思维上的畸形，给无数专家、老板、乃至社会上的各种“忽悠大师”留下了最完美的降维打击、忽悠你没商量的温床。
形式逻辑是讲原则的，违法就是违法，苦难就是苦难。但庸俗辩证法却擅长和稀泥，无论面对多么荒谬、不公的现实，它都能用一句“要辩证地看，坏事也能变好事”来强行洗白。当年轻人遭遇低薪、无社保、无休止加班的境遇时，受这种思维毒害的人依然可以说：“即便如此，但你是不是也学到了东西？这是不是在磨炼你的意志？”
再者，辩证法总是强调“整体大于部分”、“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本质上是用宏大叙事去否定个体的具体悲惨。它不鼓励你去追问精确的岗位数据，不鼓励你去厘清具体的权责边界，而是用一种宏大到不容反驳的哲学正确，逼迫你吞下眼前的苦果，顺从地接受命运的安排。
而当一种思维方式“正说反说都有理”时，它就彻底失去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面对千万大学生的就业大潮，一个像郑教授这样的专家，尤其还是理工科出身，肯定受过形式逻辑思维训练的专家，本来老实的形式逻辑应该逼着他直面残酷的数学题：岗位供需比是多少？劳动法落实率是多少？……
但郑教授没有讨论这些，而是甩出了一些貌似充满哲学智慧的废话……我必须不客气的说，这种思维方式不创造任何实际建树、不通向任何解决方案、他只是在帮助有能者免责，却把责任推给了那些最毫无退路的年轻人。
我想，当年在实验室里研究高分子时，郑教授哪怕算错一个小数点，实验都会无情地失败，那时的他必须对形式逻辑保持绝对的敬畏。可今天，当他站在讲台上，面对千万迷茫的年轻人时，他却收起了科学家的老实，拿起了庸俗辩证法这把刷子，用貌似哲理的废话把人绕进去，这才是最让人感到悲哀的地方。
当然，更让人悲哀的，是大多数人，明明觉得郑教授说的不对，却除了道德谴责，没办法用逻辑条分缕析的说明他到底错在哪里。这是因为我们太缺乏形式逻辑的训练，而平素就浸润在庸俗化辩证法的各种PUA当中，久入鲍鱼之肆，习惯了而已。
但我依然想说，郑教授的逻辑错误，其实并不高明，借这个事情，我常识科普了一点逻辑常识。
希望更多的人，学好逻辑，少被忽悠。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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