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获得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日本科学家北川进，在新闻发布会上分享了自己的座右铭——“无用之用”。

按照一般中国人的观念，得了诺贝尔奖，那可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单位”也跟着面上有光。拉横幅、发喜报、搞各种研讨会，都是标配动作。不过北川进所在的京都大学，这个近年来日本的“诺奖摇篮”，表现相当淡定，官网仅仅发布了北川进获奖简讯，连一张照片都没有。至于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坂口志文，虽然当年在京都大学研究生院退学，但也是京都大学的正牌校友，可京都大学并未有任何提及，更不会满校园挂“本校校友获诺贝尔奖”的大红横幅，绝无“硬蹭”之举。

中国人推崇“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反差感，将“天下知”视为回报，但相比之下，我倒是更喜欢京都大学这种获奖后的淡定与获奖前的寂寞所呈现的一致感。

中国孩子从小就听惯了苦难哲学，很多时候哪怕稍微想往正常人那里靠一靠，都立马会有老人站出来说你瞎讲究，然后来一句“一看就是没吃过苦”。他们会为所有野蛮、鸡贼、计较、贪婪和走火入魔式节俭套上一层神圣外衣，那就是“我吃过苦所以我知道”。虽然绝大多数人只会在苦难中沉沦，只有极少数幸运儿能实现逆袭，但这并不妨碍苦难哲学对“苦难成就了我”的夸大。这种愚蠢思维其实有一个重要基础，那就是在中国传统的功利化叙事里，“有用”才是关键，他们粉饰苦难，是为了给苦难找到“用途”。虽然事实上苦难并没有用，反而伤害人的心智，造成各种不可逆的伤害，但少数成功者的“逆袭”仍然会被包装，就像传统故事里的穷书生中状元又抱得美人归那样。

不仅仅是苦难，生活中的一切东西与际遇，都会以“有用”和“无用”来划分。中国孩子从小就处于“远离无用”的状态：画画有什么用？你以后又不当画家；看小说有什么用？都是胡编乱造会让你学坏；打篮球有什么用？有那时间你怎么不去做题；音乐有什么用，难道以后街头卖唱吗？至于玩积木玩沙子看卡通片，那更是纯属浪费时间。

这种功利心态不仅仅体现于学生时代，更贯穿了许多人的人生。若是一件事与升官发财、考大学考公务员找好工作无关，就会被划入“无用”之列。

结果许多人就陷入无趣的悲催人生。甭管开心还是不开心，想找个乐器释放下情绪，结果发现自己啥也不会，出门见到风景也没法提笔来个素描，读书读了十几年，课外书没读过几本。由此衍生的审美缺失，更是让许多人连装修个房子、出门搭配个衣服都难看得要命。

很多人总是不明白一个道理：当你用功利心态去面对孩子眼前的教育，过分强调“有用”，你的孩子就已经失去了未来。

北川进研究了数十年的金属有机框架材料，曾因“无明确用途”而遭冷遇，但正是“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和京都大学的包容，让他坚持到了今天。京都大学以“自由学风”为校训，强调学习和研究的独立自主。没有论文数量和引用率之类的硬性指标考核，不刻意强调应用转化等短期成果，而是坚持长效考评，鼓励研究者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研究周期探索基础课题。

而在东京大学，据说研究人员可以十年不发表论文，但必须定期提交“失败报告”。资料显示，价格极其昂贵的超导磁体等设备，在东京大学可24小时预约，论文署名强制分离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也正是在这种包容机制下，梶田隆章用十几年时间验证中微子振荡理论，大隅良典专注酵母细胞自噬现象二十年。真正的原始创新，无法用“工业化流水线”的模式生产，它需要的是“耐心资本”。

更可贵的是，不少日本媒体还泼起冷水，批评现行教育体制和科研环境，认为诺奖获得者多半成长于当年经济高速发展期，而科研经费的缩减、基础教育的薄弱，会导致日本科研后继无人。2014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村修二，多年来也一直尖锐批评东亚教育体系，称之为“浪费时间”，认为年轻人被束缚于过分功利的应试体系中，严重破坏心智，也会带来黯淡未来。相比之下，中国年轻学者普遍面临的是“35岁焦虑”，还有整个社会对基础科学的漠视。

还有不少人会自以为理性客观，来个“凡事都要两面看”，认同科学家要耐得住寂寞，但认为普通人不一样。在他们看来，普通人不搞科学不搞艺术不搞文学，就应该一心想着赚钱或者往上爬。毕竟，那才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立竿见影”“短期见效”“赚快钱”，这些都是许多人的生存准则，也是评价标准。如果你二十来岁、工作几年，人家问你做什么，你说研究摄影或是咖啡，或者在排话剧，对方跟你客套的同时，心里就会把你归于“不务正业”的行列，如果你说自己已经提拔了副科正科，对方立刻肃然起敬，说你前途大大的好，是个做正经事的人。前几年有个拿山东开涮的段子（其实不仅仅山东，全国各地都一样），说老人家对“有出息”的定义，就是在体制内“正经单位”里上班，开个帕萨特，车尾箱有鲁花牌花生油，必须得是单位发的，早早成家立业，妻子是中小学教师，生了儿子，儿子还能通过单位指标入读重点小学或初中。

其实，无论是伯克利这种诺奖层出不穷的研究型大学，还是近年来成为诺奖摇篮的京都大学，都并非只有学者才有“慢”的资格，普通学生也一样，这就是他们身处的教育氛围。京都大学在东亚文化仍有强大根基的日本算是个例外，但伯克利在欧美世界却属于常态。也不仅仅是大学如此，整个社会都是如此，没读过大学的普通人，也可以毫无功利心地慢下来，潜心于一件事。比如沉迷于木工，不为赚钱，只为给自己的家添置一件亲手做的家具，或是坚持摄影，不为商业用途，只为给自己留下永恒记忆……

中国社会的功利思维有深刻的社会基因，社会评价体系极度单一化，“成功”被狭隘定义为高学历、高收入、高社会地位，多元价值失去生存空间。

家庭早已成为社会功利思维的第一道传送带。常挂在中国家长嘴边的“这个没用”，意味着对“有用”的狭隘定义。在大多数家长眼中，“有用”等同于“对升学有用”、“对找工作有用”、“对赚钱有用”。绘画、音乐、哲学思考，除非能转化为证书、加分或直接的经济回报，否则便是“无用之事”。也因为整个社会存在巨大的阶级坠落风险，容错空间极小，规避风险成为许多人奉行的第一原则，所以考公考编这种“主流”选择才会被认为靠谱成熟的路子，即使是做基础科研，也会被视为不稳定。

其实，所谓有用无用，本质是长期与短期之别。人们太执着于“立竿见影”，却很少想过漫长人生里到底需要些什么。有些“有用”的知识，仅仅有用于一时，而人文与艺术，却是当你需要时已无法弥补的东西。也正因此，乔布斯才会说：“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

最后以我一条朋友圈作结——

无论伯克利还是京都大学，其实都是走“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的路子，不是为了诺奖，也不只是研究者，即使是普通学生，也在这个氛围里成长，潜心静气，尊重知识，不急功近利。中国人鼓励的是“争”，是立竿见影，一样东西不能马上赚钱，不能帮助升学，不能帮助考公考编，不能满足高楼大厦的“气派”，立马就被归为“无用”。所以课外书没有用，哲学没有用（凡事有好有不好的极端伪辩证法是唯一例外），艺术没有用，文化没有用，历史建筑没有用，城市记忆没有用……他们活得就像猪圈里的猪，只知道猪食有用，其他不能填饱肚子的都没有用。如果指出他们的短视和愚昧，他们就会说“猪圈里都是这样的，一直都是这样的，你如果不跟大家一样，怎么在猪圈里继续生活呢？”他们不知道，猪圈正是少数人所制造，希望的就是猪只知道填饱肚子，没有空想其他任何事情，没有逻辑没有审美没有对文明的尊重，养肥了就拎两头出来杀了吃。

CDT编者按：据微信作者张三丰（公众号“城市的地得”）最新消息，“基本常识”作者项栋梁原定在成都有杏书店举办的“走出食物焦虑”讲座被迫取消，理由是“接到有关部门通知”。

城市的地得｜今晚活动取消通知 （发布时间：2025年10月9日）

接有关部门通知，今晚的活动临时取消。

已经购票的朋友，请按原渠道进行退款。

这个活动的主题，其实是告诉大家不要太焦虑，预制菜并不可怕，整体上讲，中国的餐饮和食品质量是不断进步的。

所以，你知道讲点常识有时候并不容易了吧，哪怕是建设性的，对餐饮从业者、顾客都有益的常识。

城市的地得｜有时候，仅仅说出常识就了不起 （发布时间：2025年10月8日）

很多人时常感到焦虑和愤怒，不过是因为常识不足。

就像前段时间的预制菜风波。我专门去吃了一次西贝，在成都它当然算是难吃的餐厅，但是如果从健康角度，很多“美味”的苍蝇馆子，肯定要糟糕得多。

连锁餐饮比路边摊更健康，因为它有监管和流程控制，也时常受到监督。我认为这就是常识。

如果有了这个常识，你就会好受一点。你可以在“更美味”“更本地”或者“更健康”之间作出选择。

很多人感到困惑，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还处在转型之中。很多人崇拜“原生态”，以为到乡村能吃更好的东西，但是，“农家菜”或者自制的调味品，自己酿的酒，又如何能保持各种“不超标”呢？

这方面，“基本常识”公号作者项栋梁是一个了不起的实践者。

这次西贝和罗永浩的争论，他第一时间出来科普，谈那些冷冻食材和预制菜积极的一面，我看他公众号的读者也有不少骂他的。

这些人一定也不喜欢转基因。他们可能忘了，很多年以前项栋梁为了打破大家对转基因食品的恐惧，曾经连续吃了很多天转基因。

“基本常识”公号讲了很多常识，这并不是因为项栋梁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懂得各方面的知识——而是他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工作方法和思考模型。

实际上，当下资讯如此发达，普通人也有各种工具可用。我经常说，如果你愿意，哪怕是使用百度这么糟糕的工具，也能查出来一些有用的信息。

关键是敢于求真的意愿，不怕更新自己的观念。

举例来说，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人水深火热，每天枪击，也许美国人已经死得差不多了。但是你可以去搜索枪击案的数据，或者看一下美国人口的增长率，就会得到和自己印象不一样的东西。

你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呢？这是因为你脑子里已经有了一套先入为主的观念。

这就是政治。

食物也是一样。有很多人认为袁隆平伟大，“都怪袁隆平，让你吃得太饱”，这句话成为一个网络梗，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日常吃的并不是杂交水稻。卖大米的更有常识，他们不会宣传自己的产品是杂交稻，而是去冒充五常大米。

明天（10月9日）19:30，“基本常识”项栋梁老师会做客有杏书店，和大家交流。这次的主题是“走出食物焦虑”，据我观察，尽管他的发言有时候危险，有时候有很多攻击，但是他却真的很少焦虑。

一个讲常识的人，在当下又是如何思考和生活？

去年，我帮一位企业家朋友牵线捐赠了湖南一所乡村小学的校园午餐。这套定向捐赠模式是我设计并协调各方谈下来的：

食材方面，由市里指定名录内的校园餐食供应商配送到学校食堂，每周要哪些肉菜由学校下单，这样政府和学校都比较放心。资金方面，捐赠企业直接和供应商结算货款，食堂师傅的工资也找捐赠企业领，这样钱不用经过学校，也不经过教育局，大家都比较省心。学校每天安排老师将当天的餐食照片和学生用餐视频发到群里，企业捐赠方可以看得到，对捐赠效果也比较放心。

我自己对这个模式设计还是很满意的，运行一年下来也都还比较顺利。

大家可以猜一猜，这所学校75名学生（六个年级一共这么多），每天午餐提供两荤一素一汤一饭，包括食材和师傅的工资在内，你觉得平均每个孩子一顿饭要多少钱？

在我们过去捐赠之前，这所学校是按每餐7元的标准向家长收取午餐费用的，我们把标准提高了一点点，实际是按每个孩子8元的餐标来执行。当然，这是按一个学期的平均值做总预算，并不是每顿限定正好8元钱。

举这个实际案例是想和大家聊聊我的一些思考，关于校园午餐的两难困境：

中小学应该自建食堂为学生提供午餐，还是由市区统一招标外部供餐公司来配送午餐？

对于上面提到的只有75名学生的乡村小学（位于多个自然村的中心村）来说，他们是没得选的，只能自建食堂。因为距离市区太远，开车近2小时，学校体量又太小，供餐公司很难及时送餐，也不乐意做这么小的生意。

对于大多数位于市区的学校来说，理论上是两种选择都可以的，但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学校由自建食堂转向了外部供餐。

外部供餐的“优势”是很明显的：

对学校来说，最大的好处是把食品安全的责任给推出去了。招标是市里做的，饭菜是供餐公司负责的，出任何问题都赖不到学校头上。

例如9月19日广东陆丰通报了华美实验学校食堂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导致94名学生就医的调查情况。事故原因是食堂当天早上卤制的鸡腿在常温下放置了一天，细菌早已超标，晚餐没加热就直接提供给学生们，于是就出事了……

可以预见，这所学校的领导大概率要因此受到处分，然后新领导上任后头等大事就是要推动明年让供餐公司来配送了。

这是一所学校面临的问题，也是全国千千万万所学校共同的决策逻辑。

对教育部门来说，最大的好处也是把食品安全的责任推出去了。

很多人可能以为，供餐招标是教育部门在牵头，那出了事教育部门也该担责任，这话对，也不对。

一方面，公开招投标其实是最方便也最常用的推卸责任方式，通过招投标就把具体负责人的责任推给了一个流程，只要招标流程形式上合规，就没有哪个人需要实际负责。

另一方面，实践中如果想要干预供餐招标流程，安排关系户中标，教育局这个级别的领导往往是不够用的。得是区政府或者市政府的某些实权人士出手，才能决定最终花落谁家。教育部门作为经手单位按理会分润一些，但拿不到大头。

而且，供餐公司属于“社会系统”，不属于“教育系统”，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隔离了教育局的责任。如果是由学校自己经营食堂，哪怕教育局没有直接参与到经营活动中，出了事也仍然是教育系统内部的事，教育局难以推卸领导和监管责任。

所以，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都有很强的动力取消食堂，改为供餐公司配送。

从理论上来说，一个区或者一个市的学校由少数几家供餐公司配送校园午餐也有食品安全方面的优势：

市监、卫健和教育部门都可以相对比较方便地对供餐公司展开监管，即便没有那么认真严格，肯定也还是比监管几十数百家食堂要风险小一些。

大型配餐公司会用工业化清洗、切割和烹饪设备，有标准流水线，能最大限度规避个人偷懒、粗心等主观因素对食品安全的威胁。

但是！外部供餐也存在它难以克服的劣势与风险：

第一，外部供餐的提前烹饪➕远程保温配送，一定会对餐食口感产生较大的影响，让同样的饭菜变得没那么好吃。上海家长反映的供餐公司长期提供油炸食品，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弥补口感的不足。

第二，一个区一个市都学生餐是一块巨大的肥肉，外部供餐公司往往股权构成复杂，链条上参与分润利益的人非常多，经营的隐形成本可能比采购食材的成本还要高……所以供餐公司对毛利的要求会极高，甚至比西贝这样的堂食餐厅还要高。18块钱的午餐，能给你5元钱的食材就算是大发善心了。

第三，外部供餐公司动辄为数以万计的学生提供餐食，上海的绿捷公司更是为50万学生供餐。这么高的餐食集中度，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

此前人类解决大规模食物供应问题靠的是包装食品，用各种方式给食物灭菌之后封装起来，极大地降低了风险。但校园餐不是包装食品，家长不会接受这样的设定，它是在非密封、半开放状态下从工厂配送到学生手上的，这就注定了它的风险等级会比包装食品更高。

供餐公司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其影响面之大将是难以估量的。这也倒逼着供餐公司进一步牺牲餐食口感来保障安全。

总的来说，自建食堂和外部配送都有各自存在的问题，也有各自的优势，在现有的约束条件下很难说哪一种就更好。

除非，家长、社会和学校能够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氛围，学校尽心尽力好好经营食堂，真正为学生负责，家长和社会对用心经营食堂的学校报以更大程度的理解与包容，在偶发问题出现时能就事论事。

那学生就有机会吃到食堂现做的、种类更为丰富，同时安全有保障的午餐。

咖啡毫无疑问是一种饮料；但咖啡馆里卖饮料还是卖咖啡，依然是个值得讨论的话题——不是从原教旨主义的角度。想起聊这个，是因为前几天有客人问拿铁和短笛有什么区别，我说拿铁和短笛都是浓缩加牛奶，只不过比例不同，其他诸如卡布奇诺（曾经风靡如今少有问津）、澳白之类，也是类似的概念。客人接着又问起我店里没有的橙汁美式、生椰拿铁之类新名词，然后感慨：咖啡的种类太多了。

卖饮料的咖啡馆，产品种类自然多样：加咖啡的橙汁、加咖啡的椰汁、加咖啡的石榴汁草莓汁……卖咖啡的咖啡馆也可以有不同的产品种类：单份、双份、拿铁、短笛、澳白、dirty……前者是在探索咖啡与不同食材的和谐拼搭，后者则致力于呈现咖啡细致的口感层次。只要原料优质新鲜，能打动饮者味蕾，咖啡馆没有必要千篇一律。服务小众还是大众，是个人理念和定位的问题。作为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相应类型的咖啡馆。在提供纷繁口味的饮料店里苛求极致口感，纯属给自己添烦恼，而在专做咖啡的店里抱怨菜单上只有咖啡与牛奶的组合，此番纠结也不必要。

fin.

咖啡毫无疑问是一种饮料；但咖啡馆里卖饮料还是卖咖啡，依然是个值得讨论的话题——不是从原教旨主义的角度。想起聊这个，是因为前几天有客人问拿铁和短笛有什么区别，我说拿铁和短笛都是浓缩加牛奶，只不过比例不同，其他诸如卡布奇诺（曾经风靡如今少有问津）、澳白之类，也是类似的概念。客人接着又问起我店里没有的橙汁美式、生椰拿铁之类新名词，然后感慨：咖啡的种类太多了。

卖饮料的咖啡馆，产品种类自然多样：加咖啡的橙汁、加咖啡的椰汁、加咖啡的石榴汁草莓汁……卖咖啡的咖啡馆也可以有不同的产品种类：单份、双份、拿铁、短笛、澳白、dirty……前者是在探索咖啡与不同食材的和谐拼搭，后者则致力于呈现咖啡细致的口感层次。只要原料优质新鲜，能打动饮者味蕾，咖啡馆没有必要千篇一律。服务小众还是大众，是个人理念和定位的问题。作为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相应类型的咖啡馆。在提供纷繁口味的饮料店里苛求极致口感，纯属给自己添烦恼，而在专做咖啡的店里抱怨菜单上只有咖啡与牛奶的组合，此番纠结也不必要。

fin.

Ai 的普及将会诞生更多不求甚解的普信男。
古典的百科全书式人类不会被赛博囚禁。

推论：
新阶级的划分依据是，是否具备物理世界生活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