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团宣布，骑手养老保险补贴正式覆盖全国，这是行业首个面向全部骑手开放的社保补贴方案，平台将以当地相关缴费基数为基准，补贴50%的参保费用。这意味着，美团已初步建成覆盖数百万骑手的福利保障网。

骑手的社保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京东为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就引发社会关注。其实，早在2024年，美团就在人社部指导下形成“五险一金”之外的新型方案，今年上半年启动“参保补贴”试点，其他平台跟进。

就在昨天，饿了么也宣布了“社保补贴”方案，与美团模式差不多，为稳定跑单且有意愿参保骑手，补贴50%保险费用，预计年底覆盖全国直营城市。

可以说，京东用“五险一金”开了头，但美团以“全国社保”方案收尾，饿了么也效仿跟进。后两家中国最大的外卖平台都先后选择“参保补贴”模式，也印证了这种方案的可行性。

回头来看，人社指导的这种弹性方案方案，从试点到全国铺开都更加务实。任何事情都是多目标的，既要保障福利，又不能过高的福利，否则反而会减少岗位的规模。人社部门既承担推进社保缴费规模的任务，又肩负着增加就业岗位的目标，所以，在这件事上呈现的最终方案，是多目标约束下的务实。

相比之前一些平台的方案，这次美团的方案，最大的特点就是限制很少，强调“灵活”和“包容”。无前置资格限制、无参保地点限制、无时长单量限制、无跑单类型限制”，也就是说，骑手无须签署任何合约或者等待邀约，支持自主选择在户籍地或就业地参保缴费获得补贴，补贴政策面向所有类型骑手开放，不因骑手的熟练度、工作年限而有所区别。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限制，还是有一个收入限制，当月收入需要达到就业地相关缴费基数下限，且近6个月内有3个月满足该收入条件。有收入限制很好理解，任何保障制度都要以公平性为支撑。否则，注册一个骑手，一个月跑一天，就能拿500元的社保补贴了。

以媒体报道的南京为例，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的最低月缴费基数为4952元，骑手达到这个收入，每月应缴990.4元，平台补贴后，骑手实际每月支出参保费495.2元。

社保本质上是一个如何在当下和未来分配财富的问题。一般来说，年轻人收入少，用钱的地方多，养老又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所以倾向于把收入用在当下。中年人收入增加，离养老更近，更愿意把收入投入到养老中。

但具体情况也影响着人们的选择，孩子多，家里有人生病，父母多病，赡养负担重，那么，人们可能就只有先顾着当下。所以，社保这件事，需要照顾不同人的不同需求，对于骑手就更是如此。

骑手和其他职业不一样。首先，骑手在地域上是不稳定的，在工作时间上也是不稳定的。这是骑手这份职业的“优越性”，或者很多人去当骑手，正是因为这份工作的自由。

相关数据显示，745万名骑手在美团接过单，其中11%，也即81.9万名骑手是高频骑手，一年跑了260天以上。剩下89%，大部分是兼职的，甚至有30%的骑手一年只跑了一天。从持续时间看，从业两年以上的骑手并不多，相反，一年以下的骑手很多。

相比之下，一个按全职签劳动合同的骑手，入职后，按法律就应该交全职社保。选择全职，交社保的人，一般都是需要社保附带的子女入学、购房、购车这些公共服务，社保就不能断档，工作不能断。刮风下雨、难送的单子，就不得不接，所以，很大程度上，社保是用劳动强度换来的。这一点对很多白领也是一样，工作可以断几个月，都不是大问题，但社保不能断，于是，面对上司的底气就少了一分。

所以，相比给骑手交正式的社保，并要求全职，补贴反而更加适合骑手——只要超过社保基数的收入，骑手自己选择交不交社保，交，则平台给补贴。

此次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

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表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群体，纳入到职工社会保障体系中，或许是接下来需要各方优先推动的事项。所以，接下来，各个互联网平台，以及传统的劳务派遣、家政、自由职业者，都会面临“交社保”以及“如何交社保”的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灵活就业群体总数达2.4亿人，以往大多欠缺社会保险及其他福利保障。若要为该群体提供保障，需降低参保门槛，减轻缴费负担，增强其获得感，同时兼顾其对当期收入与长期保障的综合需求，才能推广得开。此次美团的方案开了一个好头，考虑人社的指导，只要这个思路不变，灵活就业人群的社保问题，就不会对就业产生冲击。

虽然社保问题，这个社会舆论最替骑手关注的问题解决了，但舆论对“骑手”这个岗位的同情还将继续——当然，这种同情只是网上舆论中的，现实中，该打差评还是差评；该用差评威胁骑手，还是会威胁；超时延误了，还是可能投诉。

网络舆论对骑手的同情还将继续，是因为骑手，是城市市民所能看到的，最鲜明的“劳动者”形象。生产线的工人都在郊区，其他劳动者，没有穿制服，不鲜明。市民所接受的教育中的“剥削”观念，就情绪化地投射到了“骑手”身上。

其实，骑手收入并不低。根据《2024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2024年蓝领群体规模达4.25亿人，平均月收入达到6150元，较2023年的6043元微增1.77%。

其中，月嫂、货车司机、外卖员月收入水平依然位列前三，月收入均突破7000元，货车司机、外卖员月均收入较23年增长超10%，且这三个行业收入涨幅显著高于蓝领群体平均水平。这不是一个短期现象，而是一个符合经济规律的长期现象——劳动力价格上升，蓝领工资接近白领，甚至高于初级白领。

之前有一个著名的段子，一个快递小哥给公司送货，进到一个开放式的大办公室里，有人东西丢了，怀疑是快递小哥。快递小哥说，“我一个月1万多的收入，偷你这个东西干嘛”。办公室里没了声音，因为小哥的收入很可能高于办公室中的一些人。

市民对骑手的情绪投射，其实也是一种身份上的束缚。在外国，一个水管工，一个维修工，能够过上中产生活，也能获得尊重。但在中国这种同情，暗含的歧视，也将束缚这些年轻人。

只有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劳动者收入越来越高，这些“凝视”所包含的歧视，才会最终消失。只不过，那时的配送费，也肯定比现在高很多——真正发挥作用的，其实不是算法、平台，甚至法律，而是经济规律，因为它是无数人的选择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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