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到一平方米的厕所隔间里，拖把、扫把等清洁工具横七竖八地靠着墙。墙上挂着不同颜色的抹布、橡胶手套以及衣物。一只大号的黑色塑料货篮倒扣在地上，里面塞满杂物，上方铺着纸板，放着水杯、饭盒等物品。灰色的桶、簸箕、消毒液瓶子，散落在地上。这是一位商场保洁人员放工具和休息的地方。

2025年3月以来，在“保洁休息室”的话题下，这些“隐秘的角落”通过社交媒体越来越多地展现在人们眼前。除了厕所隔间，它们还可以是楼梯拐角、污洗间、配电室。这些空间往往被保洁人员用来短暂休憩、用餐、洗漱，甚至席地而眠……

有网友表示，“终于明白为什么厕所最后一个隔间总是被占用了。”但是，更多的疑问随之而来：“为什么没有专门的保洁休息室？”“为什么有保安室，但没有保洁休息室？”网络上，呼吁设立保洁休息室的声音排山倒海而来。

然而，有没有休息的空间，也许只是保洁人员所面临的系统性困境中最表面的一个问题。

“保洁员权利的根本不在于需要一个‘休息室’，而是要有正当休息的权利，以及提高单位时间薪水。”《我的母亲做保洁》的作者张小满在她的一篇公众号推文中写道，“但这样的关怀是可贵的，有可能更具体地改善一群人的生活处境。”

“这儿臭得很”**

这是王润娇到北京市海淀区一家商场干保洁的第四天。上班时，女厕所左手边的第一个隔间可供她支配。这个工具间由厕所改造而来，当中是一个废旧马桶，水箱破了一个大口子，马桶用黑色垃圾袋和胶带包住，地上凌乱地放着各种杂物和清洁用具。

王润娇并不在这里休息，“这儿臭得很。” 

58岁的王润娇不嫌工作累。30岁之前她在小学当过老师，丈夫到电力部门工作之后她又改行当电工，负责抄表、收费，带着大梯子不停地爬上爬下，一个上午要抄几百家。“我能吃苦，就是那个气味儿。我长这么大没干过保洁，干第一天，我回去都没吃饭。”

第一天一点都不适应，第二天还是不适应，第三天是周六，人多得很，“一进来就十多个人，拉肚子的人太多了，都拉到岸上，我气得都想哭。”王润娇说。

她休息的地方是商场M层的一个步行通道。工作间隙，她会到那里站个三四分钟，有时候实在累得狠了，她就从垃圾桶里捡个干净的纸壳子坐着。比起卫生间，她觉得“这里气味儿要好些”。但比起明亮整洁的商场内部，一墙之隔的步行通道环境天差地别：一盏小灯提供最低限度的照明，漆黑的地面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墙壁和楼梯扶手沾满污渍。

▲王润娇休息的步行通道 图/受访者提供

几乎没有人会到那儿去，除了同事。此外跟王润娇共享这个空间的，还有因为商场禁烟而专门到那里抽烟的外卖员。每次到步行通道去透气的时候，她都会带上扫把和簸箕，清扫留在那里的烟头。这个地方也属于她的工作范围。

60岁的刘娜在海淀区的一所大学保洁，她会在工具间休息。这个空间藏在茶水间旁边一扇不起眼的小门背后，推门划过的扇形区域基本就是全部面积。如果外面有人要进来，里面的人就必须站起来，门才能打开。刘娜在门后放了一个小板凳，尽管坐下的时候紧靠墙壁，她的腿还是无法完全伸直。工具房内的空气浑浊潮湿，她对面的盥洗池上晾着拖把，还在不停滴水。

▲王润娇的工具间 图/受访者提供

在这座多功能教学楼，刘娜负责四层，她的同事黄蓓负责三层。“哪里给你休息？这是我自己找的凳子，干活干得不行了，我得坐会儿。”黄蓓说。按照规定，工具间本来不是休息的地方，只不过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哪怕工具间只有保洁员自己使用，他们也不能随心所欲。刘娜之前在垃圾桶旁边捡回来一块软泡沫板，把它塞在板凳后面，让背靠着墙的时候能舒服点，结果主管不允许。“这个还不让搁呢，说搁这儿烂烂唧唧的。”刘娜说。

张小满曾在个人公众号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她的母亲春香在深圳的四个地方干过保洁，从商场、政府大楼到写字楼，都没有专门的休息室。“你会发现，我母亲会利用自己的能动性，找到空间‘休息’。她对专门建立一个‘休息室’不抱希望。”张小满写道。

这是大部分保洁人员的现状和心态。被问到设立休息室是否可能时，王润娇本能反应般地“嗐”了一声，淡淡地说：“喝水的地方都没有。”喝水和吃饭的地方都在B2层，王润娇负责M层，除了午餐和晚餐，她没时间下去。但她也不打算跟上级争取，“我跟哪儿说去呀，大家都是一样的。干一天是一天了，我去得罪人干嘛呢？”

在网上，人们对于“一间有尊严的保洁休息室”的设想是：配备24小时热水和带锁储物柜、带软垫的折叠床、医药箱和充电插座、能加热饭盒的微波炉。张小满把网友们的提议发给母亲春香，她母亲的回复是：做梦吧，女子（陕西方言，指女儿）。

过劳和控制

同在大学做保洁员，黄蓓和刘娜的上班打卡时间是早上5点半，但她们通常会提前20分钟，以便5点半能准时开始干活。到了自己负责的楼层，刘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休闲区和教室的桌椅全部摆回原样，“横也是行，竖也是行，都得摆成那个型。”摆好之后还得擦桌子、把桌洞里的垃圾掏出来，“那桌洞不好掏，有的人吃东西啥都往里放，有点费事。”

一层楼有十几个教室和两个休闲区，刘娜设计了一条自己的行动路线和先后顺序，确保自己不会浪费时间。

做完这些，基本就到了吃早饭的时间。一日三餐，他们的用餐时间也非常有限。“你出去吃，完了就回来，最多半小时。”黄蓓说。

回来就要开始打扫厕所。通常在这个时候，已经有学生陆续到教室自习。一层楼有两大两小共四个卫生间，黄蓓经常是扫完两个大的，再去小的，干完小的回来，大的又弄脏了。“能弄得及时吗？根本就弄不及时。”

要求太严也让黄蓓感到苦不堪言。主管对地板的要求是“一天都是亮亮的”，“头发少有的。”黄蓓指着工具间的蓝色大拖对我说：“就那个大拖把，我一天拖四回，头发满满的，没完没了。”

刘娜告诉我，拖地还分“大拖”和“小拖”。“大拖”一天四次，需要提着一桶水边走边拖，拖完了才能拿大拖把清理头发，不然“一推就黑了”。“小拖”则没有定数，哪脏了拖哪。因为三层和四层有扶梯，人流量特别大，黄蓓和刘娜常常是前脚刚把地面拖干净，后脚就被路过的人踩脏了。

刘娜觉得拖地“就像在农村铲地似的”，哪儿都得用力，胳膊、腰、腿，“没有好地方”。刘娜需要一直弯腰，擦桌子、拖地、刷厕所、捡垃圾，无不如此。她的视线会一直注视着地面，走路的时候常常会毫无预兆地蹲下，用手指在地板上揩拭各种不期而遇的污渍。

休息只能见缝插针。黄蓓最多在工具室里的小凳子上坐十来分钟就得出去“转圈”，“不能老离人”。一会儿是茶水间的茶叶篓满了，一会儿是厕所有味儿了，一会儿是卫生间的卷纸没了。“你一会会儿得巡视，一会会儿得动，一会会儿得擦。”黄蓓说。

刘娜去卫生间换纸的时候，手里总会拿着一块抹布，顺手擦掉洗手台的污渍和积水。卫生间墙上贴着的《保洁标准》非常笼统，一言以蔽之，就是保持干净，而这后面要付出多少劳动，无法估量。

这些工作要从早上5点半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工作时长超过12个小时。黄蓓说，哪怕只在这层楼走动，一天下来也能达到两万多步，“走得腿肚子都细了。”刘娜来这儿工作一年之后，体重从150斤掉到了130斤，她觉得这是“运动运的”。她的另外一个同事更夸张，两个月瘦了20斤，“原先她那后背就这么宽，就跟这门似的，这回可窄了。”刘娜比划着说。

她们一周要工作七天，所谓的“休息日”只是找个人代岗，可以有几个小时回宿舍整理内务。在另一个高校工作的时候，刘娜一个月能休四天，她会和同事结伴出游。自从来了这个学校，刘娜最远只去过附近的商场。她回辽宁老家的次数也少了，“一般的红白喜事我都不回家”，因为来回麻烦，还耽误工作。她只有春节才会回去，但这里连春节也不给法定假期，“反正你不干活，就不给你工资。”

王润娇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除了工作时间长，还有种种约束。

她的工作范围是商场M层大厅的一半，外加女厕所和四个步行通道。每个工作区域都有一张签到表，每隔一小时就要签一次，少了多了，早了晚了都不行。在等电梯的时候，吃完晚饭的王润娇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已经是17点49分。她放下手机喃喃道：“我应该45分就走，在那多待了四分钟。” 

商场的每一层有好几个人轮流巡视，检查的时候王润娇需要确保自己在岗。平时她不敢在步行通道休息太久，“偷偷地站了有三四分钟，赶紧都跑起来。不敢离，一离开，人家就查岗。”昨天主管通知她晚上8点来检查，5点半吃完饭之后，她就在卫生间和大厅一直拖、一直扫，结果到9点了都没人来。

在这些区域里，最重要的是卫生间，其次是大厅的地板。按照规定，大厅地板用湿拖把拖一遍之后，得马上用干拖把吸水，防止行人摔跤。这几天气温高，地干得快，王润娇就没按要求来，“我都不敢让他们看见。” 

M层大厅是一个回廊，在王瑞娇负责的区域，左边是卖衣服的，右边是卖饮料的。带糖的饮料让她尤其头痛，洒在地上非常不好清理。她听说B1层和四层吃的喝的更多，“我来了这几天还没去看过，没空，害怕人家看见了找事。”

事实上，M层有一个专门的休息区，摆放着十多把椅子供人歇脚，离她休息的步行通道不过五六米。但她从来不去休息区休息，准确说，是不敢去。“那里有监控啊，你穿这衣服，人家会在监控里看见。”王润娇说。

“保洁工作的关键问题是过劳和控制，是让工作完全变成苦役，完全没有休息时间。” 张小满在文章中写道。

爱心暖屋

华东政法大学学生江亦心最近发现，保洁人员的休息环境远比她亲眼所见的要更加糟糕。

在学校里，她曾看到保洁人员在各种地方休息，比如宿舍区的楼梯与地面形成的狭小夹角、图书馆的电门箱背后、教学楼的公共桌椅区。江亦心回忆道：“我之前其实跟阿姨聊过这个问题，她们说待在这个地方自己吃饭挺好的。我想她们也有私密空间的考虑，就接受了这个回答。” 

一开始的时候，她对保洁休息室的话题并没有太大反应。当各种各样的“休息室”出现在社交媒体之后，她才意识到“情况非常普遍、非常严重”，“很多帖子都出乎我的意料，看了让人非常揪心。”

江亦心决定给学校的校长信箱写信，这是她能想到的最快捷有效的方式。她并不知道身边有多少人在关注这件事，“我当时觉得一个人的力量确实很小，但是做总比不做好，哪怕有一点点的改变也好。”后来她才了解到，有很多关注这个问题的“同路人”跟她一起行动。

江亦心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投递手写信的同学，信中不仅提出意见，还附上了对保洁人员的观察和采访。除了普通学生，华东政法大学学生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也在调研之后提交了一份关于设立保洁休息室的提案。

近半个月以来，北京、浙江、湖南、广东等地的高校学生纷纷呼吁学校为保洁人员设立休息室，社会上也有越来越多人加入进来。

一位内蒙古包头市的网友反映，她在内蒙古政务App上提议在公共区域设置保洁休息室之后，很快收到了当地医院和影院管理部门的电话反馈，表示已有工作人员调查并落实保洁休息室的配备情况。

一位上海的网友发帖表示，自己向老板提出建议后，公司当天就在卫生巾自助区临时为保洁阿姨设置了一个工位，行政部门后续还将把空房间重新布置成专用休息室。

学校的行动速度也令江亦心意外。她在2025年3月12日给校长信箱写信，21日就受邀参加了休息室的揭牌仪式。新的休息室位于宿舍区6号楼，由一间教室改造而成，配备空调、饮水机、微波炉、桌椅等设施。“在我的概念里，设立一个休息室肯定要涉及多方，需要一两个月都说不定。我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可以落实得这么快。”江亦心说。

眼前的休息室与江亦心在信件中的提议略有出入。屋内设施少了“目前规章制度不太允许”的折叠床和带锁的柜子，但多了空调和饮水机。

另一处不同在于休息室的名字。江亦心没有想到会起“爱心暖屋”这个名字。“我们不会说保安室是给保安的‘爱心暖屋’，也不会说宿管小屋是给宿管阿姨的‘爱心暖屋’。”江亦心说。“就叫保洁休息室就好了，就是很正常的一个东西。一个正常的职业就需要一个这样的休息空间，这是一个劳动者基本的权利。”

在爱心暖屋投入使用之后，江亦心发现，宿舍区的保洁阿姨仍然习惯待在楼梯夹角的工具间休息。她推测，这一方面是因为宿舍区的休息室还太少，“阿姨要走很远”，另一方面，保洁阿姨有时候就想自己待一会儿。

华东政法大学后勤部老师林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爱心暖屋”只是开始，后续还会有计划地解决其他区域的保洁人员的休息问题。

江亦心把自己参加揭幕仪式的经历写成了帖子，评论区里有网友呼吁关注保洁人员的薪资问题。从网上的保洁招聘信息来看，保洁人员的工资基本在3500元到4500元之间，这跟刘娜等人的情况差不多。江亦心坦言，“薪资问题涉及面太广了，需要大家在更多的关注和行动。” 

在江亦心看来，设立保洁休息室除了能够为保洁人员提供休息场所之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更多人意识到改变的可能和发声的重要性”。她认为，“如果我们提高一下敏锐度，去关注一亩三分地之外的事情，这件事情就很有可能从没有人关注的小事，变成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变革的大事。” 

她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有建筑师看到了这件事情，他们可能会意识到建筑设计中漏掉了保洁人员的休息区，并在接下来的设计过程中改进这个问题。保洁休息室就可能被加入设计图纸，最终变成标准配置。

“一件事情能够被看到，其他的事情就有被看到的可能了。这就是一个开始。”

（王润娇、刘娜、黄蓓为化名。）

踩着一只通常会出现在大排档的红色塑料凳，再踮起脚，夏飞的手才能够到大落地窗的顶端。她身形很小，一米五五的身高，薄得像张纸。但塑料凳仍然不停晃荡，落地窗太高，她使不上劲，得一点点往上够。

此刻，天已经黑了。一扇窗户，两扇窗户，从卧室、卫生间到客厅，她擦了十几扇窗户，雇主家里为什么这么多窗户？各种颜色的抹布、百洁布、清洁剂、玻璃刮、鱼鳞布、地刮、平板拖，十几样工具塞满了背包。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培训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但是现在，这些事都来不及细想。她的脑子里只有玻璃，亮晶晶的，折射出唐山的夜色，有时是她自己的脸。

夏飞在路边

夏飞今年36岁，这之前的很多年，她是家庭主妇。丈夫早出晚归，下班累了，就往沙发上一躺，开始刷手机。夏飞想让他帮帮忙，一说丈夫就发飙：“你平时都在家里头，除了收拾屋啥也不干。我在外边累死累活挣了钱回家，你还天天这么抱屈。你在家干啥？”

去年下半年，夏飞开始干保洁，当时正是旺季，没有老手愿意扔下挣钱的机会带新人。她接不到啥活儿，一周在当地的保洁群里捡到三四单算是多的，大部分时间还是蹲在家里。线上也没闲着，她在“附近的工作”小程序里找兼职订单，这是同行介绍的。

丈夫一开始不支持她干保洁，也嘲笑她：“自个家不收拾，你还给人家干活去。”她说不一样，“就愿意上外边干活”。她想，以后岁数大了，最终的目标也是这个行业。早晚都要步入这个行业，不如提前了解一下。“你如果有更好的安排也可以，你没有更好的安排，我只能先按自己的方法走，试过了以后才知道，对不对？”一向软言细语的夏飞决定强势起来，丈夫也拗不过她。她更频繁地走出家门，开辟了家庭以外的另一个战场。

在中国，像夏飞一样，渴望开辟新战场的灵活就业人员已超2亿人。他们离开格子间、会议室或者厨房，创造了更加广阔的就业形态。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多措并举稳就业促增收。相关部门倡导打造“十五分钟”就业服务圈，促进人力资源的高效匹配。

那天的保洁服务因为是平台落地唐山后的第一单，工作人员一直跟进着她的工作。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早就过了点，她还没有打卡下班。打电话过去，无人接听。直到夜里10点左右，她才清理好厨房和卫生间，把沙发搬开，地板拖干净。把玻璃擦得亮堂堂以后，好像心里也敞亮了不少。

被选择的人

人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成为灵活就业者，他们希望一直被选择的人生，也能主动选择一次。

夏飞自觉是个“平平常常”的人，过着一种“平平常常”的人生。她大学学的文秘，毕业之后在办公室做些简单的工作，打印打印文件，没干多久就结婚了，很快有了孩子。每天困在鸡零狗碎里脱不开身。趁着孩子只有熟睡的时候抓点紧，把刚刚玩耍弄脏的地板和沙发擦干净，洗洗涮涮，解决掉厨房的锅碗和洗衣机里的衣服。还没干完，孩子就醒了，一切又变得乱糟糟。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重复，没有止境，“没有干不到的，只有你想象不到的活。”

夏飞在客户家清扫

夏飞的丈夫在饭店当厨师，一个月能挣个七八千。也因为这样，他顾及不了家里大大小小的事，也理解不了一个家庭主妇，能有啥可忙？夏飞没有工作那几年，有时候丈夫上一天班，累了烦了，跟夏飞说话也带刺。她暗暗想，“要是自己不上班，总花他的工资的话，讲话也不太气势。”“不管挣多挣少，自己挣钱，说话还是有点分量的。总在家里待着，靠人家养，自己也感觉不太现实。”熬到孩子上了幼儿园，为着这点家庭话语权，夏飞也要出去上班。

零工群体中，有一批像夏飞这样的人。他们处在一个平平常常的位置，只能顺着时代漂流。他们手里不握有自己的命运，无论在生活还是职场里，常常是那个“被选择”的人。

老阮57岁了，这大半辈子，他打过不少工。20多岁的时候，他在广州的小巴公司上班，管着一批售票员。干了4年，为了照顾年迈的父亲，他回到江门，辗转各个水龙头厂，空调批发商行的仓库，建筑公司的仓库，还在技校当保安，去建筑设计院做司机。后来，设计院要搬迁，老阮被留在了江门。又过了几年，设计院也倒闭了。

老阮上一份工作也是在一家工厂里看仓库，干了两年多。这些年，工厂的订单越来越少，于是工厂也越来越少。老板要裁人，让老阮在家里待岗三个月，工资从每个月5000多块降到1000多块，是江门的最低工资。

“没办法，他叫我待岗，就这1000多，还要养女儿。（这是）逼着你离职了。”老阮重重叹了口气。女儿现在在读大三，一年学费一万多，加上吃穿用度，家里处处都要用钱。就算毕业了，短期内能不能找到工作也很难说。“我这个人，做啥工都没问题。车间里也能做，去仓库也能做，做管理也能做。但是人家给不给这个机会？你现在到这个年纪，不可能的事情就不要想，只能随便找个工作，等退休算了，没得你选。”

刘闯也是那个在命运里颠沛流离的人。2004年，他刚刚从学校毕业，就进了首钢，负责维修工业设备。“说简单点，就是说哪块坏了，给我们图纸我们就干。”一开始，他以为自己拿到了好的人生剧本，拿着3000多块钱工资，在唐山也算是不错。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工资一下子就掉到了1000多。朋友劝他，忍过这几个月就好了。结果几个月过去，有一段涨回两千五，没多久又降到1000多。刘闯不干了。

那些年，唐山遍地工厂，满天都是烟囱。刘闯就如同他的名字一样，闯荡在这些钢铁厂、机械厂中间。时代的寒风确切地吹到刘闯身上，“干着不行了就撤，换地儿。”刘闯自嘲地笑起来，“我干黄了好几家企业。”

2023年底，最后一份钢铁厂的工作也黄了。没事干，休息了一段时间。有朋友介绍刘闯去做清洗油烟机的工作，他想总待着也不行，没多想就去了。但这行也在肉眼可见地变“卷”，第一年冬天，找他清洗地暖的人特别多。到了第二年，下降了三分之一。他想，也许是因为这一年的冬天特别暖和，又寻思，也许是“可花可不花的，就先不花了”。他搞不清。

没活干的时候，他也没想过去劳务市场转转。以前在一个快销公司当调度员的时候，有一回要从13米的大卡车上卸货，他去一个劳务市场找装卸工。站在那儿，周围人就呼啦啦地拥上来：“要啥？”“干啥？”所有人都想挤过前面人的头顶，向刘闯扑过来。那种对生存的强烈欲望让刘闯产生了一种负罪，“不知道怎么的，不知道怎么要人了。感觉我选他没选他，好像有那种错误似的。”后来他自己没工作的时候，也不愿意上劳务市场，他觉得自己做不到他们那样，“尊严很低”。

刘闯在清洁空调

腾讯出行服务团队产品经理安然曾去广州花都狮岭镇调研，那里聚集了差不多8万家箱包工厂和个体户。在走访了零工劳务市场和用工企业之后，他们发现临时用工需求很大，但线下招工困难，效率低下。而与此同时他们也看到，每天凌晨4点就有一群老人在马路边“趴活儿”，有时苦等一天也没有收入。“可能有一天我也要去做类似的事情，要理解他们的处境，关注他们的需求，希望能做点什么帮到他们。”安然想。

调研回来后，他们开始筹划“附近的工作”产品功能，做了很多研究，从各地政府关于灵活用工的政策，到市场调查报告，再到行业现状。2024年10月，“附近的工作”第一个试点的就是广东江门。现在，他们提供的服务已经覆盖广东江门、河北唐山、江西九江、广东深圳、北京朝阳等多地，帮助两万多用户达成了求职意向对接。

转机

去年9月份，老阮从仓库辞了工。普通话里带着浓重的江门口音，也不太会用互联网，他没什么门路。出去大街上转，发现路边贴的招工广告要么是假的，要么早就过期了。打电话过去，大部分无法接通。年轻的时候靠熟人介绍工作，现在也越来越行不通了。他拿一家电视机厂举例，招聘年龄最大限制是45岁，“50多岁不要，能做都没用。”这是很多工厂的普遍状况。老阮有点酸酸地感慨，大学生都不想进厂打螺钉，不然哪有进不了的？

这么大年纪没工作，还被家里人念叨“你怎么这样”，老阮心里很烦。那一天，他想去工厂碰碰运气，偶然路过江门驿站，看见那里贴着招工信息，死马当活马医，走进去报了个名。没想到，一个电话打过去，一个近60岁，以为自己已经被市场淘汰的人，得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

老阮身高一米七，体重160斤，身体素质很不错。“我没那么老，”他说，“好多人都说看上去40多岁，所以我一面试，他就要了。”

在驿站报名之后，老阮就被拉进了一个群里，里面有驿站的工作人员，大家都管她叫“好姐姐”。“好姐姐”每天都会搜集很多招工信息发到群里，提供给那些没有找到工作的人。电话大多可以直接打到工厂里，方便不少。后来，工作人员通过与腾讯“附近的工作”合作的广东邮政“邮薪领”平台，为他推荐了几份保安工作。

像老阮这样劳动能力还很强的大龄打工者，被称为“活力老人”。他们尚未退休，也还担负着养家的职责，但工作一天比一天更少，他们需要就业的机会。老阮对这份保安工作很满意。每个月赚的钱刚够女儿的伙食费，他自己在单位里吃饭堂，每顿只要一块五，两个肉，一个蔬菜，汤，还有米饭和水果。不过，他还在线上平台上伺机而动，希望能蹲守到更好的工作。

决定上班之后，夏飞在就业市场跌跌撞撞了很久。一个没怎么工作过的家庭主妇，能选择的工作寥寥。刷了几天招聘网站，夏飞发现上面大多数岗位是办公室文员、销售什么的。坐办公室要坐一天，但幼儿园下午三点就放学，孩子没人接。做销售吧，她又不是那种巧舌如簧的人。后来终于得到一个饭店服务员的面试机会，一坦陈家里的情况，老板明面上不说什么，只客气地表示“回去等消息吧”。她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后来也跟着亲戚跑过保险业务。干了一个月，没干出业绩。孩子太小，工作这事又搁置了。

孩子从小班升到大班，两年过去，夏飞终于找到第一份长期工作，在酒店里干前台收银。上24小时，歇24小时，夜里两个人倒班。由于工作时间太长，腰椎、颈椎都出了毛病。去家电公司做售后算是时间最久的一份工作。“办公楼不说有多气派，但是也挺干净整洁。外面那么冷，屋里刚一进来就是热的。”不愉悦，但高低算是“坐办公室的”，她想，先干吧。后来她也尝试过全职保洁。

“像电视剧上演的那种，又是职业女性，又能照顾到家庭，真的很难做到，都得舍弃一头。”夏飞说，工作以后，孩子老是一个人去吃小饭桌，她时时感到亏欠。

但现在，在夏飞的生活天平上，做兼职保洁成为一个相对合适的选择。从前她觉得，一个家庭主妇的“成功”，就是生活过得去，老人身体健康，孩子也听话懂事，平平淡淡的。现在，她每天线上接单，空出中午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给孩子买菜、做饭。除了照顾家庭，也有了想在事业上做出些成绩的念头，“有一点自己的小事业，经济来源不断，也算成功的一种。”她说。

夏飞在线上接单

灵活就业已经是一种不可或缺，也无法避免的就业形态，但兼职者在职场里仍然没有保障，如同裸身穿过荆棘。“有活hopped”是腾讯“附近的工作”在唐山等地的合作伙伴，他们帮助接入了不少地方的工作资源。“有活hopped”运营副总经理张小红说，“传统意义上的招聘平台，不管是互联网公司还是线下招聘会，绝大部分还是在解决全职招聘的需求。一些平台也提供了很多兼职岗位，但上面的信息参差不齐。有些平台把有吸引力的兼职岗位当作钩子，用户到了线下之后，实际上要再去交信息服务费或报名费。”

重要的是要确保兼职者能拿到钱。他们把整个任务流程“在线化”，从兼职者找单、接单，开始服务、结束服务到收到明确定价的报酬，全流程都不脱离平台操作。企业有用工的需求，要在小程序上完成准入，开户、充值。发布任务的时候，钱已经到了平台的账户，由平台向兼职者结算，当天就能到账。这样，他们就不至于被黑心的雇主克扣或拖欠工钱。

让更多人有选择权

做保洁身体上劳累，但是精神上是放松的。现在的夏飞已经练出了肌肉记忆，看一眼屋子就能演算出该使用什么工具，该从哪里开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如何使用速度、力量、技巧——夏飞使用这些词，将保洁工作描述得像某种竞技运动。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她开始掌握这些“超能力”。

当了保洁以后，她慢慢构建出一个舒适区，那里面只有自己——她没遇见过不讲理的雇主。他们常常是忙自己的事，不会盯得她心里发毛。碰上沙发这些一个人搬不动的物件，雇主也帮着一起搬。她有点社恐，也不爱说话，只想埋头干活。所以她喜欢这样的工作环境：没有冲突和投诉，也没有孩子的啼哭，她只听见抹布擦干净玻璃、清洁剂冒泡泡的声音，这让她放松。

夏飞在客户家清扫

“我知道我是新干的，所以都干一些小活。刚开始都是能干到位的，尽量都给他干到位。省时间或者啥的，那东西都不太考虑。”因为身上有股倔犟的认真，珍惜所有的机会，几个月过去，她攒起来些老客户，一天怎么也能接上一两单。保洁活儿干完了，她也没事刷刷“附近的工作”，找找地址核验、线上审核的兼职。这些工作很简单，比如为平台核验一些企业是否有实际办公地，拍个照片上传。审核招聘内容是否合法合规、有没有歧视性内容。一单五六块钱，不多。但每天顺道做几单，也能挣点买菜钱。“家里的活干够了、干烦了，出去工作反而是轻松的。”夏飞说。

最重要的是，她有了自己的收入，虽然一个月只有三四千元，但也不用手心朝上跟丈夫要钱，忍受他的奚落了。“现在我自己挣工资，想买什么都可以随便买。”

“它是一个难而正确的事情。不管是宝妈、学生还是马路零工，你会觉得能够实实在在去解决他们的一些就业上的困难，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站在平台的角度，我们希望能够给这一类型的求职者更多的选择和机会。”张小红说。

有了腾讯“附近的工作”搭把手后，刘闯多了一条找活的新路子–通过“附近的工作”在“有活hopped”平台找活。他是个热心人，在客户家清洗油烟机的时候，时不时总碰上干保洁的同行。有的人年纪大了，不太会操作手机。“他们说不好找活，我就说试试这个，上面有活。”他教他们怎么注册、怎么登录，怎么学习平台规范，“一次两次之后，他们就都会了。”

刘闯在分享他线上找活经验

过完年，家电清洗行业进入淡季，刘闯最近正为没活儿的事烦躁不安。家里两个孩子还在上学，他不能休息太久。好在这是一个喜欢折腾的人。一天晚上，他拿着手机刷腾讯“附近的工作”，地址核实，就是拍一个公司的门头，这也是活，但钱少。兼职办公及IT安装，不知道是干啥的。代驾，做饭，收纳整理，日常保洁，墙体打孔，跑腿，一个个滑下来，他的眼睛突然亮了，语调高高扬起：专业陪诊服务！“这挺好，100块到400块一单。”他又找到一个新路子了，“这可以，我得研究一下。”他说。

约113公里长的黄浦江上有18条隧道。代驾赵伟还未能从中找到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转机在一个月前出现。自2月16日起，每天深夜11时至次日清晨5时，复兴东路隧道上层允许电动车试通行。这是上海第一条专门、合规开放给非机动车的跨江通道。

截至3月底，隧道入口的值守人员统计，每晚从两岸穿越的电动车数量在1400到1600辆之间，其中大部分是代驾，剩下是外卖员、地铁维修工、结束加班的职员。他们链接着2487万人口的城市在深夜不断生长的需求。

他们自身朴素的需要，却常常湮没在飞驰之中。当车轮下的路程越来越长，车轮上的人们，始终等待着那条真正看见、接纳他们的通道。

开放前后的隧道浦东入口。 冯蕊 摄

01

复兴东路隧道的浦西入口是片老城厢。在这里，深夜总是静悄悄的。

但2月16日晚，电动车一辆挨一辆排了数十米长。不时有记者穿梭在人群的空隙间，举着手机直播、采访。

28岁的骑手陶水排在队伍的首位。当三四个话筒围拢过来，他有种说不清的自豪感。

“我是第一个跨江的。”陶水强调，“不罚款的那种。”

去年12月，他在送货时违规穿越复兴东路隧道，被罚了50元，而一笔跨江订单的配送费不到40元钱。这般经历，此前在骑手中是常态。

晚11点整，隧道口的路障徐徐撤离，信号灯变成绿色。

三十余辆电动车，如同被唤醒的鱼群瞬间涌向入口。口哨一声接一声响起。‍

“慢一点、慢一点！”交警焦急地劝导，“（限速）15公里，都开慢一点啊。”

此刻在浦东入口，刘飞第一个开着电动车进入隧道。“很宽敞、很空旷。”在没有汽车的两条道路上，他尝试放下速度、自由地骑行。

从这周开始，他“至少有了回家的方法”。晚上来浦东的朋友家聚餐，他不再担心多聊两分钟而错过9点半的末班轮渡。

隧道开通的当晚，根据官方统计，电动车过江由西向东247辆，由东向西242辆。

22:45，开始搭设路障。

22:55，最后一辆出租车通过。

23：00，隧道准时向电动车开启。 冯蕊 摄

消息很快在网络扩散，更多人闻讯赶来。

2月17日，在陆家嘴上班的余崇光特地熬到11点前来体验。他打转许久才找到隧道的入口。“很新鲜，效率高多了。”他骑小电驴通勤6年，第一次在5分钟内跨过黄浦江，以往时间都在30分钟以上。

3月8日，代驾杜宇跑单后骑到隧道。张望到有人站在入口，杜宇慌张起来，“是查电动车的吗？”他骑过去轻声询问。

“你可以走。”对方朝他招了招手。杜宇这才松口气。他曾因“违法”感到忧心，只跟着代驾的老师傅或戴上口罩偷偷穿越过几回。

3月22日，管理人员张阳已经熟练地指挥通行。

他紧紧盯着前方，每驶入一辆电动车，都要划动一次计数器。一个多月来，他看着手里的数字从每晚250、500跳动到近800。‍

“对面的情况差不多。”张阳感慨，“还是很多人都不知道（隧道）。外卖和跑代驾的晓得。”

早上5点前，张阳都要守在这里。他的脚边放着一只保温杯，陪他熬过整夜。

17岁的李伟儿每晚骑电动车从学校回家。 冯蕊 摄

管理人员歇息喝水。 冯蕊 摄

02

数字背后的车轮，链接着一座城市的运转。

晚上11点半，地铁检修工人张景刚刚上班。此时在各大地铁站，列车陆续停止运转、回到车库检查。在庞大的设备系统中，每个零件都有不同的生命周期。

张景的工作，便是在部件老化之前换掉它们，减小地铁出现故障的概率。15年间，公司的检修网络覆盖到全部517座车站，张景往返过其中近300个站点。

深夜的道路上，同样传递着紧急的需要。

陶水三年前刚到上海，便成为外卖骑手。一些平台开放了“全城配送”的业务，骑手分为“专送”与“众包”。与“专送”不同，陶水作为众包骑手，没有平台与范围的限制，能够在全市自由抢单。

他送货的距离逐渐从5公里拓展到50公里、80公里，平均的配送时长却从60分钟削减到35分钟。保温箱里原先是麻辣烫、螺蛳粉，现在一半空间给了相机、衣服、汽车配件。他经常遇见，跨城通勤的上班族回到苏州家里，才发现钥匙和身份证遗落在了陆家嘴的办公室。

按照陶水的说法，尽管轮渡停航后，系统不再自动给骑手派发跨江业务，但这些需要常常以普通订单的形式，出现在“抢单大厅”中。一些单子标注着“商家配送”，实则也是店主寻找骑手服务。

承担风险的责任转移到他的身上。陶水算过，深夜跨江的订单平台不派、新手不敢送，配送费就能涨到普通单子的六到七倍。他主动抢下了生意。

周五晚上，浦东一家餐厅仍在营业。 冯蕊 摄

在路口等待的代驾。 丁立洁 摄

交际与消费的欲望，也从白昼蔓延至黑夜。

赵伟在四年前干起代驾的兼职。每晚8点，从工厂下班的他换上马甲，开启接单页面。

他在两家平台上切换账号。在其中一家平台上，他已经跑了2119单。他曾三次遇到同一位男人，对方从不提自己的职业，永远在打电话，谈论“明天去哪应酬”；他曾在深夜12点的农村见证过商业谈判的酒局，在没有路灯的村庄迷失方向，被5只野狗追逐。他看见“酒驾入刑”后，一些公司老板哪怕离家只有两公里，也不敢冒风险侥幸开车；很多时候，他甚至见不到乘客，越来越多人不再亲自去取维修、购买的车辆，赶在夜晚4s店歇业前选择了代驾。

只要赵伟没关页面，系统就会自动匹配订单。在90%的夜晚，他都被算法甩到了黄浦江的对岸。尤其是周五，工作一周后的人们挤在延长营业到凌晨的饭店、酒吧。

此时，陆家嘴的灯光并未休止。从事IT行业的余崇光通常在晚上8点下班，每个月，他总有一两天加班到十点之后。他觉得比起其他IT公司的“996”，这是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

在附近的商圈，一位火锅店的职员在晚11点刚刚结束忙碌，准备骑车返回对岸家中。她没来得及换下工作服，一阵暖风吹过，空气中散发出牛油的气味。

23时，隧道浦东入口的商圈逐渐寂静。 冯蕊 摄

03

随着城市越转越快，新的需求出现在规划以外。

张景记得，最早上海有通宵的渡船。然而随着轨道交通与桥梁建设，轮渡公司开始出现营收的难题。2015年后，黄浦江上最后一条通宵航线退出历史。

一段时间里，清晨4点下班的张景就蹲在站点外的马路牙子，等到5点半之后第一班地铁开放。后来他决定骑着两轮车通行。

赵伟刚入行时，每晚都有往返于浦东、浦西之间的“夜宵公交”。凌晨两点的那一班上几乎全是代驾，走道里堆满了折叠的电动车。

2022年初，上海修订了公共汽车的乘坐规定，指出代驾车的锂电池容易爆炸、存在安全隐患。公交司机不再允许代驾携带电动车搭乘。

从那之后，赵伟看见灰色营运的“打捞车”出现。一过凌晨，在浦东外环的匝道出口，每十分钟、二十分钟有一辆“金杯”“全顺”品牌的面包车经过。瞄到代驾师傅，车主摇下车窗喊道：“要去哪里啊？一人只要25到30。”

车上的座位已经拆除，车厢后半段安装了铁架放置电动车。最拥挤的时候，赵伟和所有人贴在一起，不敢动一下脚尖。尽管如此，经过彻夜工作，许多人都能站在这里睡上好觉。

这些车辆往往出没在陆家嘴的20公里之外，整车拉满人要一到两个小时。等到四、五点天色渐亮，它们便消失在道路上。

此刻在这座城市，留给电动车的合法通道只剩下17条轮渡路线和3座大桥。

夜晚在杨家渡渡口的船上，有许多等待过江的电动车。 冯蕊 摄

有几回，加班后的余崇光骑到杨家渡渡口时，22时30分的末班船已经开走。他只得把电动车留在公司打车回家。在十公里外的金桥路渡口，一位刚下班的职员骑行5公里，赶上了23时40分，黄浦江上最后一班渡船。他的电动车只剩下1%的电量。下船的地点离家还有5公里，他不敢把电动车仍在原地，半小时后，他加价到60元，等来一辆货拉拉。

深夜配送时，系统给陶水的时长仍然按照轮渡计算，不会向顾客收取骑手绕路的费用。陶水考虑，有“超时”和“差评”的出现，他会被扣分、扣款；而通过隧道，往往只要三到五分钟。

他计算过，违规穿越隧道，被罚的概率只有5%，这些单子的收入远远抵消了这笔罚金。

在一些代驾平台上，赵伟直到坐上对方的汽车，才能看到终点。在“客户至上”的规则里，他很难有拒绝的权利：代驾主动取消订单，会被平台判定为“有责销单”，一次扣除3分。每位代驾共有12分，一旦被扣完，账号自动取缔。

他试过当面向客户请求。“老板您好，”他顿了顿，放低语气，“我是兼职做代驾的，第二天要上班，这个时间到浦东，我是回不去的。”

有时对面会爽朗地按下撤销。另一些时候，对方直接拒绝，或是醉酒发了脾气。赵伟装作什么也没发生，接着跑单。

四年前，他第一次被“甩”到浦东市区时，已是凌晨时分。

最早一班轮渡将在5点开放，三座大桥距离他都在40公里以上。他只得开着导航往家的方向骑，隧道成了必经的跨江路径。

复兴东路隧道的浦西段。 冯蕊 摄

04

当时离赵伟最近的便是复兴东路隧道。抵达入口时，他犹豫了许久。

赵伟明白，隧道禁止非机动车通行，其实是出于安全的考量。

在国家的安全规范里，长度大于1000米的隧道不得在同个孔内设置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以免混行发生安全事故。

何况隧道下坡铺着凹凸不平的减速带，还有不少排水的小渠。他和杜宇描述，仅仅两厘米的高差，就容易卡住一辆代驾车的轮子。代驾电动车比一般的电动车要轻，一旦车轮陷入，车上的人几乎都会向前、摔倒在地。

但此刻，“骑车入隧”成了无奈的决定。

赵伟打开头盔上的爆闪灯，能够在黑暗中提醒汽车避让。隧道下层有条废弃的摩托车道，他紧贴着最右侧的路沿向前骑行。

骑到中途时，赵伟突然感受到一阵大风扑来，吹得电动车身剧烈摇晃。有辆汽车正从他一米外的距离驶过。

“嘟——”听到汽车的喇叭声，赵伟越来越慌。把速度加到四十码，恨不得立刻驶离出口。

事后他对自己的冒险后悔不已。代驾平台有专门负责司机管理的部门，出了安全事故，会有司机拍摄视频、照片发在部门群聊里。

他时常看见，群里有骑电动车摔成骨折、受伤的人，不少是在穿越隧道时发生的事故。他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这种事情哪天会不会也发生在我身上？”

在路口等待隧道开启的电动车。 冯蕊 摄

何况在他的行业，“出事”更意味着失业的风险。

赵伟看到，不少代驾在平台上报事故、申请保险。没过多久，账号被封禁、管控。事故严重的人，容易背着“不安全”的标记，很难再重新步入这行。

他们常常默默消化了事故的发生。赵伟每次摔跤后，就去卫生中心买药回来擦下伤口。撞到其他车，他会自己掏些钱赔偿。他从没联系过司管部门，在手机里设好提醒事项，“今天一定要戴护膝”。

有一天，他和妻子说，“我把手机定位在你的手机录入一下吧。”

赵伟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他会去往城市的哪个角落。“我害怕出事，没有人知道我在哪。”感受到妻子的担心，他变了语气，“开玩笑的”。

杜宇同样在群里看到事故的视频。他曾经在通过减速带时，差一点就摔了跤。回想起来，他始终感到不安。

他开始站在隧道的100米外，抢顺风车的单子通过隧道，通常前半夜要十多块钱，后半夜不到十元。

两三个月后，他“真的不舍得”花这笔钱，下定决心，“骑吧，只能骑。”他骑了20公里绕到最早开放的渡口，等着4:40第一班船。这样一来，下船后他还能骑到热闹的市区继续接单。

后来他发现，每天0点到3点之间，许多隧道要养护，这时会有一条车道封起来，摆上反光筒、反光锥。遇见代驾经过，作业的工人往往靠在一边，让出一条路来。

一次他在偷偷穿越时撞见了交管人员。

杜宇感到害怕，他听说过有深夜执法抓到了代驾，罚款从20到50元都有。

“你走吧。”一位交管人员朝他喊了一声。紧接着补充，“注意安全！”他劝道，穿越隧道很危险，下次不要这样了。

“好。”杜宇舒了口气。

23时后，路障的一部分打开。 丁立洁 摄

05

在更长的人生里，赵伟也在等待路的出现。

16岁前，他在大山里长大，愿望是成为军人。当时老家有一面很大的黑板，写上那些成功入伍的名字。

他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黑板上，没过一礼拜，却被抹掉替换成了“张伟”。他第一次觉得看不到未来，从大山跑了出来。

17岁的大年三十，他坐着火车来到上海，那节车厢只有他一人。

他找到青浦的汽车工厂上班，认识妻子、成立家庭。四年前，女儿无法就读上海的初中，妻子辞职陪她回老家念书。他又成了一个人。

躺在十平米的房间，赵伟时常感到孤独，还有一种越发沉重的担子。他想让时间走得更快。

有一天，赵伟在抖音上刷到代驾的视频。看到行业正值鼎盛时期，他想要试试。

他第一次感觉自己充满干劲。每个晚上，只要出去跑单都会有两三百元的收入，一个月挣的钱。刚好能抵上孩子的开销。

但变化逐渐在行业发生。赵伟居住的镇里，代驾数量从40、50增长到200多个。好几个晚上他出去等单，最后面对着页面里“0”的数字。

赵伟却不敢停下车轮。他说，每天一睁开眼，总会想怎么样才能多赚一点。他说，手头上有点积蓄，生活才能有安全感。

轮渡上的人们与甲板外的城市。 冯蕊 摄

与赵伟不同，陶水曾觉得生活有很多条路。

高考失败后，他从老家徐州去广东谋生。有商家做活动搭了舞台，他在台上铺了张垫子，睡了整整两晚。

后来他数不清自己干过哪些活，有搬运工、保安、群演，还卖过手机壳。三年前，他在深圳租了仓库，企图抓住电商的风口，结果没挣三个月的钱就欠了一身债。他去剪了头，来上海“从头开始”。

刚到城市时，他从火车站、陆家嘴一路骑到了迪士尼，又到兰州、武汉各地打转。这份没有社保的工作，反而让陶水感受到自由，“今天的钱拿到手，明天就可以不干了。”

直到今年2月，他在医院确诊了二型糖尿病。没有单位缴纳的保险，他花了2000多元做了检查。

治疗与饮食的限制，让陶水周游各地的旅行计划搁浅，他从医院回家后，在床上躺了八天。

陶水突然失去了方向。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仍然需要那丝微小的保障。

然而，这些需要很少在日光下显现。

杜宇说，大家没有公开表达过通行的需求。“我们去说的话，是不会有人受理的。”他笃定，反而会让别人觉得自己怎么这么爱反映问题。“我潜意识里就觉得这样是不行的，会被当作一个负面的典型处理。”

陶水在抖音做起账号，把生活中没有说出的苦恼、控诉放在了网络上。粉丝很快就涨到1万。

这和他在横店做群演时的感受完全不同，当时他演了一个路人甲，走来走去、没有一句台词，“没人看见、记得这个角色。”陶水说，自己始终没有忘记。

开放前后的隧道出口，多了路障的维护。 冯蕊 摄

06

直到转机发生在现实的世界里。

今年2月，杜宇无意间刷到新闻，“复兴东路隧道上层将开放电动车通行。”

他第一反应是，“假新闻吧？”此前他听过类似的风声，那是一条有着上下两层的隧道。他去入口看过许多次，双层都还是汽车在飞驰。

真正到了现场，他有一种“安心”的感受。

隧道开放以来，他已经骑行了十多次。比起其他隧道，这里的上层坡度要更缓一些，长度比下层短了一千米左右。

他惊讶地发现，在隧道的浦西出口，绿化带的一段被打开放上黄色的隔离栏，改造成一条非机动车道。交警值守在那里看护着最后一段红绿灯。

杜宇和陶水坦承，在这条隧道以外，城市里仍有许多被阻断的跨江通道等待打通。“隧道承接的主要是右半边的区域，其余地方还是打断的。尤其在浦江镇、周浦那一块儿，有许多跨江的需求。”杜宇说。

信号灯随着隧道开启发生改变。 丁立洁 摄

但看见才能成为改变的起点。

在家休息时，陶水接受到平台的入职邀请，这是一个有社保的配送岗位。

陶水犹豫后选择了拒绝，他已经习惯问自己，下一站要去哪里。在做出选择以前，他又奔忙起来。“像我们这种人，一天工作五个小时算是很长的休息。”

赵伟开始思考人生新的可能。他说，在车轮上，他看到了一个流水线以外更大的世界。

去年底，有客户在下车时突然问他，“能不能留个电话？”他说自己是做产品的，赵伟性格随和，和人沟通起来很舒服，“我需要这样的业务人员。”

赵伟也有顾虑，变化对37岁的他而言“没那么容易”。他还想再干一段时间的代驾。深夜的骑行是他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现实的焦虑被抛在脑后，他仿佛又回到了大山里那段自由、年轻的时光。

杜宇仍然记得六年前的决定。一个朋友告诉他，自己在上海干了四年外卖，从早到晚跑，终于攒钱买了房子。和杜宇在短视频里看到的财富神话不同，那是一段普通人坚持下来得到回报的故事。

杜宇却因此受到触动，只身来到这座城市。在越转越快的世界里，他始终相信那些最笨拙却最踏实的通道。他想继续骑下去。

(文中受访者除赵伟外均为化名）

大众热衷于喊话呼吁骑手上齐五险一金，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撇开了全社会社保覆盖现实而自我感动的行为，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做戏。

给灵活就业群体交社保的事情，似乎一直还处在风暴中心，树欲静而风不止。

有大佬在朋友圈里高调宣称，给旗下的所有快递员和骑手兄弟缴纳了完整的五险一金。这样的大兄弟行为，当然，无论怎么说，都像是一种“侠义行为”。最新的数据是，已经签约了1万名全职外卖骑手。

那么，解决了这一群体社保问题，对于全社会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有一种声音是，当代年轻人有三大幻觉，股价还会涨、房价还会跌，以及最新的——骑手都有社保了我肯定也有。似乎补齐这最后一块拼图，就可以一举解决整个社会的福利保障问题。

说到这里，任何一个理性的人大约都看出点问题来了：因为光讨论某个平台的某类人群的完整社保，与整个产业，与整个社会的社保福利制度，不说是南辕北辙，起码是挂一漏万。

01

给骑手交齐社保之所以看上去那么炸眼，是因为它进入了许多人的“数据盲区”，也就是，大部分人对于整个社会的社保覆盖情况，并没有数据感知，对发展中人口大国的社保覆盖爬坡之难，也不够有敬畏心。

先科普一下，完整的社保包含了所有以下福利：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职工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这五项称之为社保，而加上非刚需保障的住房公积金，统称为“五险一金”。

那拥有完整版五险一金的人，有多少？

国家统计局披露，2024年末中国就业人员总量为7.34亿。目前，五险一金中参保人数最少的一项是公积金，全国缴纳人数为1.74亿人，以此推导，拥有完整五险一金的中国就业人员，占比不过23.7%。

好了，我们先剔除非刚需的住房公积金，尤其对于大多数跨区域流动的灵活就业人员而言，住房公积金显然是遥远的梦想。那么拥有完整的五险的人是多少呢？参照五险中缴纳人数最少的失业险，也就是2.46亿，大约是打工人的三成。

如果你拥有完整的五险，恭喜你，你已经完败了全中国就业人口的67%，实属“高配”。这也是为什么，尤其是在三四线城市，公司HR招人甚至会把“有五险一金”列在工资范畴的前面。

值得称道的事实是：中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养老保险体系了，在短短数十年间，能够跨越几乎为零的界限，而为庞大的人口建立社会保险机制，诚然是一个巨大的奇迹。

大家比较熟悉的赤脚医生、五保户、廉租房制度，其实都是国家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几十年中所进行的探索，直到1993年，中国开始明确“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任务。

那么，什么叫多层次？

简单来说，不是大水漫灌式地把“五险一金”当作福利包派发给每个人，而是依据不同职业、不同区域劳动者的具体需求，先确保基础需求（如养老、医疗），再扩展叠加多重保障。

从这个意义上看，开头提到的“社保误区”就更好理解了。通常大家口中的“零工群体没社保”，其实是没有参加城镇企业职工社保体系的“五险一金”。

对于外界关注度高的骑手群体，也没必要站在道德高地施以怜悯，因为这可能会是一种“你妈觉得你冷”。有骑手就说了，“我不愿意交，**收入有限的时候，可不就先得顾着眼前的生活吗？”**

然而，也千万不要被“最大规模”所迷惑，因为它的核心在于人口基数撑大了规模，社会总体的社保覆盖率，如同上面所言，还有悠长的道路要走——失业保险2.46亿人、工伤保险3.04亿人、职工医疗保险3.79亿人、生育保险2.52亿人，这些都还有空间。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统计口径中，领取养老金的人员实际上也属于参保人员；即使你参加了几个月养老保险，但是现在停保的，也是属于参保人员的。所以实际正常缴费人数可能比上述数字还要略低。

数据不会撒谎，也没有道德判断。大众热衷于喊话呼吁骑手上齐五险一金，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撇开了全社会社保覆盖现实而自我感动的行为，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做戏。

02

我们现在已经非常熟悉，有一种就业叫做“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达2亿人左右。

既然叫灵活就业市场，那么就有灵活就业市场的逻辑。人们选择灵活就业市场的原因是有多重的。在北上广深杭州成都，随着都市化的进展，互联网的挺进，与区域经济的发达，许多年轻人选择灵活就业主要看重的是自由，不用打卡上下班和看领导脸色；而另外一些人，家庭成员复杂，家庭分工不同，于是灵活就业，仅仅为了补贴家用，充足现金流。

但这都属于“奢侈”的灵活就业，而对于大多数灵活就业者来说，非常简单，就是缺乏更多就业机会。原因也是多重的，因为缺乏教育的机会和成本，因为区域经济的落后，因为裁员或者原有就业单位或公司的结束。

在城市之中，我们日常生活接触到最多的灵活就业者就是骑手，也投射了更多的注意力，毕竟吃饭这件事确实足够高频刚需，有种幻觉也就悄然滋生——似乎只有骑手们才有迫切的社保需求，但更庞大的灵活就业人群，还包括快递、网约车从业者，还包括了各类电商平台上的小商家、店小二，还有平台上的自媒体作者，短视频平台上的博主、直播博主，众包平台上的设计师……

灵活就业市场的人数，已经超过了2亿人。

没有人不愿意得到社会保障。如果要讨论所有人都应该得到社会的保障的话，那么除开了外卖平台上的1000多万骑手之外，这2亿人，是否都应该得到社会保障的覆盖？

换个角度看，骑手受到外界关注多，实际得到的保障也多一些，在灵活就业群体里属于中上水平。

《2023年蓝领工作报告》显示，骑手月平均工资约为6803元。按照新型职业伤害保险的落实进度，目前已有超过600万骑手有了工伤险。要知道，全国14亿人只有3亿人有工伤险，有工伤险已经算是国内劳动者的“前排”了。

除了骑手，我们对于庞大灵活就业市场上的多数人，其实是一种“灯下黑”的感知。比如，网约车司机同样工作强度大，收入不稳定，社保不覆盖。电商平台上的店小二，日常性加班，却不被看见。超过80%的自媒体和直播，并没有足够的收入能够稳定保障家庭收入，更谈不上社保覆盖。

只不过因为他们并没有在日常性被讨论的风暴圈中，或者他们的确受到真实伤害的可能性较小，我们就忽略了他们的存在，这样的社会保障讨论或许有些天平失衡。

03

在央视采访中，有一位外卖小哥直爽地说，我不想交社保。

这似乎令人惊诧，为什么为他提供保障，反而他不领情？

因为对他来说，对于现金和收入的渴求，才是最基本的需求。每月到手三五千块，才是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底色”，“人人有社保”或许只是一二线城市以及体制内市民的玫瑰色想象。

对于大多数的灵活就业者，收入的不稳定性和工作压力庞大，才是真正的问题。很多灵活就业人员对于社保而言并没有那么大的需求，解决掉现金饥渴，才是更加实际的问题。

2022年，有学者针对南昌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群体的调研显示，即便是按照60%档次个人承担20%养老保险成本，每月最低缴纳费用为635元，外卖骑手普遍反应较大。同时，根据行业研究显示，72.3%的外卖骑手“只愿意缴纳500元以下金额”。

但是，缴纳意愿不过是社保问题的冰山一角。

灵活就业者可能因为年轻所以不愿意讨论养老或者医保，来自农村的可能不愿意谈及失业保险，岁数大些的更加不想考虑生育保险，每个人都可能因为自己的短视或者现实，而对社保采取漠视。

在今年的“两会”上，中国社科院社保专家郑秉文和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丹丹接受媒体采访时，列举了许多现实考量，因此改革不能一蹴而就。

从目前的进展来看，京东、美团、饿了么都在推动外卖骑手社保，不过方向各有不同。

京东是沿用了传统劳动关系，把外卖小哥转换为全职工，为他们上“五险一金”，目前的进度是已经签约了1万人。

美团、饿了么则是在人社部等部门指导下，逐步开展试点探索，如以“按单缴费”形式，给外卖小哥缴纳新型职业伤害保险，这也替代了原先的工伤险，之后还将陆续补齐其他险种等，预计覆盖百万骑手。

但这两种方案后面，体现的是不同改革思路，即用工厂时代的“全职关系”老办法解决新问题，还是尊重零工特征下的“灵活自愿”，找到一条新出路。

更何况，今天的社保问题还不仅仅是社保缴纳的问题，还需要考虑社保账户统一、社保地区性移动、社保职业性转换等等一系列复杂的制度背景。郑秉文和张丹丹都认为，灵活就业人群的社保问题，还需要和户籍制度改革统一联系考虑。

个人意识需要进化，平台需要进化，制度需要进化，社会也需要进化。中国已经进化到了最大规模社保网络，但是要进化到普惠社会保障，需要的是制度突破，还需要的是时间。

所以，单点突破，或者高谈阔论都解决不了当下的现实问题。

与其不切实际地讨论骑手或者灵活就业者的完整社保问题，不如就手解决他们更加实际的需求。

骑手风雨无阻，日夜兼程，多劳多得，故事良多。我们在短视频或者爆款文章中常常看见。但相比于更加艰难困苦的农民工、建筑工、工厂小妹来说，未必不是他们眼中艳羡的对象。

这也才能解释，骑手的队伍还在不断地上涨和扩充之间。但市场化是最客观的呈现：只有一个职业拥有良好的性价比，才会有更多的人涌进去。

社会保障的确能够体现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恰恰因此，它无需被过度讨论，或过度想象。

从骑手兄弟姐妹们实际的需求入手吧，提高他们的收入，提供他们的工伤和养老医疗保障，降低他们的工作强度和压力，这才是他们当下最真切，也最迫切的需求。然后，不断去提升整个灵活就业市场的保障，使更多人能够得到收入与保障之间的平衡。

社会从来不会自动一蹴而就让所有人都能够享有福利，它是个体、社会、制度之间共同进化的结果。普惠保障，它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