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与庞莱臣后人的文物纠纷持续发酵，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离奇上拍、四件捐赠文物莫名失踪，院方以“伪作”为由模糊处置去向的回应，不仅暴露了馆藏管理的乱象，更牵出了长期存在的文物处置顽疾——从文革时期康生等人的公开劫掠，到江苏省委老同志借占文物不还，再到当代馆藏的违规处置，本质都是同一病根在不同时代的复发：权力凌驾于法治之上，公共与私人财产沦为权力可随意支配的资源，所谓“时代差异”不过是权力越界的表现形式不同，核心的特权逻辑从未改变。

文革时期的文物浩劫，以康生等人的“雅盗”行径为典型，将权力劫掠推向极致。彼时，宪法规定的公民财产权在“破四旧”的政治口号下形同虚设，抄家行动成为权力掠夺文物的合法外衣。康生凭借“文革”顾问的特殊身份，打着“鉴别”“保管”的幌子，先后三十二次闯入北京市文管处，窃取图书一万两千余册、文物一千一百余件，其中不乏宋元珍本、商周青铜器、玉质虎符等绝无仅有的国宝。他深谙文物价值，专挑孤品珍品下手，邓拓家中的名贵字画、陈梦家收藏的珍稀古籍，在主人蒙冤自尽后均被其以“借”为名占为己有，甚至在掠夺的善本上盖上“康生藏书”印章、随意涂写批语，将私人劫掠包装成“合法接管”。这种行径并非个例，在江苏大地，苏州过云楼顾氏家族主动请求博物馆保护的7卡车珍藏，仍遭造反派强行查抄，顾公硕不堪凌辱自尽，大量文物或被损毁、或被私分、或被随意调拨，处置全程无需法律授权，全凭权力意志主导。此时的权力掠夺，是在“革命需要”的政治背书下公开进行，法律完全沦为摆设，私人财产权被彻底否定。

南博事件相关人物 庞莱臣

改革开放后，法治体系逐步完善，但权力凌驾于法治的惯性并未根除，江苏省委老同志借占文物的乱象便是特权逻辑的延续。南京博物院的馆藏文物本有严格管理规定，私人不得随意外借，但部分省委领导凭借权力身份，可随意借阅名贵字画，即便时任院长姚迁认真记录借还信息并反复催要，仍有文物长期未归，甚至被变相侵占。这种“权力特殊化”与康生的劫掠本质同源：二者都是凭借手中权力，突破文物管理的制度约束，将公共或私人文物变为个人专属“藏品”。区别仅在于，康生的掠夺发生在无法无天的政治运动中，无需掩饰；而当代特权者的侵占，则披着“借阅”“鉴赏”的外衣，利用制度执行的漏洞，将公共财产长期据为己有。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权力干预还延伸到文物处置环节：南博将庞莱臣家族捐赠的五件文物单方面认定为“伪作”，未经第三方鉴定、未征求捐赠者后人意见，便通过“划拨、调剂”方式处置，网友猜测这些文物或通过江苏省文物总店流入市场，背后隐约可见权力主导的利益输送链条，与康生当年“借而不还”“占为己有”的逻辑如出一辙。

南博事件相关人物 姚迁

从康生的公开劫掠到江苏老同志的借占侵占，再到南博的违规处置，三场跨越时代的乱象，清晰展现了权力凌驾法治的病理延续：权力是否受约束，而非时代背景，决定了文物与财产的安全。文革时期，权力以“革命”名义彻底否定法律，导致文物损毁流失、账目混乱，康生之流仅凭个人喜好便可肆意掠夺国宝，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如今，权力以“公共利益”“馆藏管理”为借口，绕过法定程序处置文物、默许特权借占，本质都是法治对权力的约束失效。康生在掠夺的文物上盖印题字，与当代特权者长期占用文物不还，都是将公共或私人财产视为权力附属品的明证；南博单方面鉴定、随意处置捐赠文物，与文革时期权力随意界定“封资修”物资、任意处置的做法，共享着“权力即规则”的危险逻辑。

南博事件相关人物 徐湖平

南博事件相关人物 陆挺

历史与现实的对照深刻警示：文物与财产的保护，最终依赖于法治对权力的刚性约束。文革的教训在于，当法律沦为权力的附庸，任何财产权都将无保障，任何文化遗产都可能遭浩劫；而当代文物纠纷的症结则在于，即便有完善的法律条文，若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制度仍会被特权架空。康生之流的劫掠已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但特权干预文物管理的余毒仍在，唯有真正落实“法无授权不可为”，让权力在法律框架内运作，让文物管理的登记、鉴定、处置全程公开可追溯，让特权借占、违规处置等行为受到严厉追责，才能从根本上杜绝类似乱象。从文革抄家到南博纠纷，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教训反复证明：唯有法治硬起来，权力软下去，公共利益与私人财产才能真正获得安宁，文化遗产才能真正得到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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