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编辑注：本文为独立媒体“低音”709十周年系列报道的节选。阅读全文请访问低音网站。

2015年7月9日，中国政府开始在23个省份对人权律师和维权公民展开大规模抓捕，近300人遭带走、传唤、或失联，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的王全璋就是被捕律师之一。如今，709事件已整整十年，距他2020年4月刑满出狱也已过去五年，可王全璋的生活却远远没有恢复正常。

自2020年出狱，人权律师王全璋的生活一直充满临时感。从北京到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市，5年内，一家人已经搬了六次家。

2023年9月初，我在北京第一次见王全璋。彼时刚刚入秋，天气却还很热。王全璋正在家里收拾杂物，他身高约一米七，身材消瘦，戴着眼镜，一身陈旧的短袖T恤和牛仔裤，浅色衣服上沾点了油漆，满是灰尘。他和妻子李文足、10岁的孩子刚搬到这个位于北京北郊的小区不久，一些纸箱和木材板就散落在客厅地板上。

新家里，厨房的一侧堆着几个盛满纯净水的大型水箱，上下叠起来几乎和一个成年人一样高，其中一个已经大约用空了三分之一；另一个角落里摆放着几个煤气罐；不远处，客厅的一个柜子上，散着一些充电宝和监控摄像头——这都是王全璋一家维持生存的必需品。

生活并没有随着王全璋的出狱而恢复正常，他的家总是遇到一次又一次的停电、停水、停燃气。他在防盗门外装了摄像头，但很快就会遭到破坏，他就再装一个新的。为了方便装摄像头，他甚至改造了家里的电路。

门外，每天24小时守着十几个便衣警察和受雇于警察的临时安保人员。王全璋的家位于六层公寓楼的顶层，而这些监视人员以两三人为一组，分别驻在单元门外和楼道的一层、三层和五层。他们在楼梯间满是灰尘的水泥地上铺上毯子靠着休息，刷手机短视频，打发无聊的时间。

【能否发展催债业务】鉴于每次出行都有大批人跟随，走哪跟哪，连上个茅房，他们也要守在茅房门口。突发奇想，我能否发展“上门催债”业务，让这些人给我壮壮阵势，如果可行，北京的债权人可以联系我了，但是会不会被认定为黑社会呢？ pic.twitter.com/FaeEnmS5Si

— 全章律师的理想国 (@quanzhanglawyer) January 13, 2024

王全璋发布在X的视频显示他在日常出行时受到大批便衣人员跟踪。

我在尝试进入他公寓单元门时受到一名便衣盘问，谎称拜访朋友才得以进入楼道。

2015年7月9日，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针对律师和维权者的抓捕行动。根据如今已经解散的香港人权组织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统计，共有286名律师、活动家和他们的家属遭到抓捕或传唤。王全璋当时所在的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是被针对的主要目标之一。王全璋于2015年8月被捕，2018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4年6个月有期徒刑。

出狱不等于完全恢复自由。法律学者孔杰荣（Jerome A. Cohen）将这种做法称为“伪释放（Non-Release Release）”，用来描述中国政府运用各种手段阻止获释的政治犯讲述自己遭受迫害的经历。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2021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记录了39起“伪释放”案例，受害者被拘禁在家中、宾馆或特定场所。

常年处在监控下甚至改变了王全璋的生活习惯。在餐厅吃饭时，他总是不专注于食物，也不看向和他共同用餐的人，而是不断左顾右盼。看到我疑惑，他自顾自地笑笑，并对我解释他只是在观察附近有没有便衣警察。

“和我一起吃饭的人会认为我不尊重人，因为我总是不看对方，但我其实在认真听对方说话，”王全璋说。“我和外国人在一起的时候都是这样，会让外国人觉得我很奇怪。”

法学生

1976年2月15日，王全璋出生在山东省一个偏远农村。这一年，周恩来和毛泽东相继去世，中国社会的政治局面开始转变。王全璋的父亲是一名小学老师，在毛时代是被批斗的对象，但改革开放后，地位高过了普通的农民。“又红又专”——王全璋这样形容自己的父亲。

1996年，王全璋进入山东大学法学院。当时的中国已走出了文革十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法治正在向现代化方向发展。1982年，中国通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八二宪法。1998年，中共十五大又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方略。很快，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迅速涌现出市场化律师事务所和律师。1979年，中国的律师只有212人，到了王全璋大学毕业时的2000年，律师总数达117,260人。

对王全璋来说，大学生活很新鲜，思想也“非常活跃”，他开始接触到和官方意识形态不同的各种观念。“老师天天在批评政府，”他说，“学的理论、贯彻的理论，都是对社会的批判。”他还记得第一次学到“正当程序”的概念，那时他才知道，政府的所作所为也可能是非法的。

王全璋的第一次法律实践是在大四下学期。当时中国流行“气功热”，一度有数千万人修炼气功，山东大学里就有好几个“练功点”。1999年，中国政府将法轮功认定为邪教和非法组织，并对其进行取缔。同年9月，司法部劳教局发布了一份通知，对法轮功劳教人员可单独编队，集中收容。劳动教养制度是一种行政处罚，这意味着公安机关可以在不经法院审判的情况下，把一个人关入劳教场所一到三年。直到2013年，劳动教养制度才被正式废除。

那时起，王全璋就开始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代理法轮功案件，主要帮助当事人撰写诉状。有时，他也会去劳教所会见当事人，据他回忆，那时的劳教所管理很松，几乎每次都可以见到。

王全璋年轻时的照片。图源：X/ @quanzhanglawyer

2003年，王全璋在农民之子向农民讲授法律课。图源：X/ @quanzhanglawyer

大学毕业后，王全璋考入山东潍坊的一个区检察院，并被分配到其下属的反贪局。他不喜欢体制内的环境，几个月后，在开始检察院的工作前，就跳槽到山东省图书馆。两年后，他通过司法考试，进入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实习，后被派到一个企业担任法律顾问。

那时，中国的公民社会正在逐渐形成和发展。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的收容遣送站被殴打致死，引起强烈社会反响和讨论，并最终促使中国政府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这起轰动全国的案件和后续进展，让很多人看到了公民社会的曙光。当时积极参与孙志刚案讨论，并向全国人大发出公开信的法律博士许志永，2007年《经济观察报》上写道：“从2003年开始，以孙志刚案为标志，媒体、法律学者和公众发起了维护宪法权利的浪潮。古往今来维护权利的行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但人们把2003年称为新起点，这是因为孙志刚之死成为震撼国家的标志性事件，而且经由这一事件，一个以捍卫公民权利为特点的法律职业群体开始崛起。”

此时的王全璋已经开始从事少量的维权案件。2004年，王全璋偶然在网上读到一篇关于呼吁废除劳教制度的文章，作者是孙文广，当时是山东大学物理学教授。他既惊讶又兴奋，看到文末还留有电话，他便打过去，发现他们仅相距几公里，就骑着自行车去和孙文广见面。他们有着对法治相同的理念与志向，建立起紧密的友谊。孙文广不会电脑打字，王全璋就帮他记录、排版；孙文广参加人大代表基层选举，王全璋则去拍照，再发给香港的媒体。

中国在2003年开始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在政府的支持下，土地经营权买卖开始大规模流行开来。王全璋发现，虽然该法有利于保护农民的利益，但在实践中，这部法律经常得不到执行，农民维权困难。在孙文广的推荐下，王全璋在业余时间去一个由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创立的非政府组织农民之子做法律老师，负责向农民讲授法律课程。

2007年，王全璋辞去了山东省图书馆的工作，全职从事律师职业。这些年来他一直坚持代理维权案件，给他带来了麻烦，不得不离开山东的律所。2009年，他搬家到北京，当年年底，进入NGO世界与中国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根据此前从事农民维权教学的经验，他负责撰写关于中国基层民主的研究报告。

709

2015年7月8日夜晚，王宇的丈夫带着儿子前往机场，准备送他到澳大利亚留学。两人在机场被捕，和他们失去联系的王宇在线上群组里发出消息。几个小时后，9日凌晨，王宇在Telegram群组中发出自己被强行破门的消息。

此时，王全璋正在浙江安吉办一起案子。他看到王宇的消息，还给她出主意：用棍子把门顶上。“（当时）心情已经糟糕到了极点，”王全璋回忆。他意识到王宇被抓了。

他开始向身边同事“交代后事”，请他们帮忙处理如果他被捕后的一些事宜，同事们只是对此感到不可思议。虽说如此，王全璋未预想马上会被追捕，仍旧照常办理案件业务。9日当天，他飞到山东，去东平县办理另一起案件。

10日，警察搜查了锋锐律师事务所，并带走了周世锋等四名成员。王全璋正在东平县一家酒店里准备吃早餐，收到了朋友的消息：“快跑！”

王全璋没有迟疑，抠出手机电池，很快收拾好行李离开酒店，随意上一辆出租车，再换下一辆出租车，就这样漫无目的地在济南市区里转。

他原计划当天飞去苏州参加一个法律研讨会，并定好了机票。他来到机场，几经犹豫，没有上飞机。他不知道该去哪里，一直坐在机场大厅。济南市的机场很小，每晚都关门。机场关闭的时候，他还没走，机场的工作人员便把他带到了一个宾馆，因必须登记身份证入住，他也拒绝了。

无处可去的王全璋重新回到济南市区，到一家咖啡馆暂时落脚。他用咖啡馆的网络打开手机看消息，已有一百多位律师和维权人士被抓，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

他用手机写下一份《告父母书》，发到一个维权律师的群聊里。接着，他继续待在咖啡馆，等待警察来抓自己。等了两个小时，警察没有来，他感到恐惧和疲惫，但决定继续逃亡。

接下来的四五天里，王全璋就在济南市四处游荡，巴士成了主要的栖身之所。白天随便看到一辆公交车就坐上去，不管开到哪里；夜晚就睡在火车站或汽车站外面的长椅上。“那时候脸色应该很难看了，”王全璋回忆。有时，他乘上一辆巴士，会在车上睡几个小时，一直到终点站。

颠沛中，他渐渐平静下来，开始着手安顿更多的事：撕掉一些文件、办案的委托书，以免日后成为警方的证据；给在北京的父母、姐姐写信，再打车到快递站寄出；到银行还上自家房子的十万元贷款，撤销房屋抵押；回家换了一双鞋，再把房屋的钥匙交给朋友。

他记得有一晚，他来到母校山东大学旁。那里是一个繁华的夜市，人群拥挤。“特别有安全感，”王全璋回忆，“那里谁也不认识你。”他喝了一碗羊肉汤，感到久违的舒适和惬意。

喝羊汤时，他突然想起一位已经七八年没有见面的回民朋友张庭夫，饭后打车到了他的家里。一见面，二人就拥抱在一起。巧的是，朋友家电视里正播放着美国之音对王全璋的报道。王全璋记得，张庭夫很爽快地接纳他，并准备了两把刀保护他。他终于能睡个好觉。

新闻中的被捕律师人数还在增加，此时已超过两百人。王全璋觉得自己“放下了”：“几百个律师被抓了，我怎么可能跑得了。”

他开始在不同的朋友家中躲藏，有些人拒绝了他的借宿，也有人愿意收留。最后，他再次回到张庭夫的家中，张庭夫担心安全，带着王全璋换了好几个不同的住所。

长时间的流浪和逃亡让王全璋度日如年，一段时间没有被发现，也让他更加大胆起来。有时，他会骑着电动车到离住所很远的荒野或田地，打开手机用几分钟，用完就抠出电池离开。当时，有朋友送了非实名的手机卡给他。

后来和王全璋共同逃亡的还有另一名访民。王全璋说，他们之间经常爆发争吵，互相认为对方的行为给自己带来了危险。这位访民在8月2日和家人取得联系后，就回了家。

同行的访民离开后，王全璋感到很放松，8月3日，他想着出门玩玩。当晚，他突然想去位于济南郊区砚山的一处泉水游泳，就带上伞、手电筒和风油精出发。在去砚山的公交车上，王全璋的非实名手机号突然收到大量验证短信，他没有在意。

到达游泳池时，已经过了夜里十二点，王全璋发现，竟有好几人在钓鱼和游泳。他有不好的预感，但还是换了衣服下水游泳。他一下水，其他游泳和钓鱼的人就陆续离开了。不远处，一辆大巴车的车灯亮了，发动机一直开着。他知道自己暴露了，但感到无力逃跑，只是继续游泳。泳池旁的便衣显得有些不耐烦，王全璋说，他身穿白色西服，还扎着领带。

就在王全璋上岸离开的一刻，远处的大巴车车灯亮了，几个便衣冲上来，把他按倒在地。他被戴上手铐扔到一旁，只留下一个警察看守，其他人则回到车里办手续和清点现场的物品。

“当时为什么上了车呢？为什么不回去呢？你为什么不愿意往山上跑？”王全璋止不住地心想，追悔莫及。

看守他的警察对他说：“说不定关你几天就放了。”但王全璋知道，这不可能。

（节选）

CDT编者按：独立媒体“WOMEN我们”近日发表文章《信仰抗命：中国家庭教会浮沉录》，讲述了中国家庭教会在日益严峻的政治环境下，如何通过“信仰抗命”的传统坚持其独立性。

文章回顾了家庭教会维权行动的演变。从21世纪初以蔡卓华案为代表、维权律师积极介入、争取公共空间和法律权利的“公民社会活跃期”，到如今的“严冬”时期，教会的抗争策略与外部环境均发生了巨大变化。早期，以王怡、范亚峰等为代表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和律师，试图通过法律途径推动宗教自由，并使教会公开化、合法化。然而，随着政府推出新版《宗教事务条例》和强力推进“宗教中国化”，打压全面升级，标志性事件包括浙江强拆十字架和成都“12·9秋雨教案”。面对系统性压制，教会的重心从追求世俗权利转向为信仰本身作见证，将“为信仰坐监”视为一种独特的良心见证，即使被迫转入地下和原子化，也坚持信仰的纯洁性与独立性。

以下为本文内容节选：

三十年前，一首由赞美诗唱作人小敏谱写的《中国的早晨五点钟》，成为中国宗教政策相对宽松时期家庭教会在农村复兴的写照。它在家庭教会内口口相传、甚至成为彼此相认的暗号。如今，李英强视“中国的下午五点钟”为家庭教会“后三十年”的开始——2018年，随着基督教全国两会宣布正式启动《推进我国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激烈的政教冲突将再次来临。在李英强看来，基督教中国化政策的本质是驯服，这与同化乃至消灭教会无异。他希望借祷告会凝聚和激励更多家庭教会和传道人，在这个时代站出来。

“中国公民社会今天几乎寸草不生。教会作为其中有机且重要的组成部分，能够继续活跃、保持生命力、在艰难中成长，为主坐牢是极其重要的。在系统性、结构性的不公不义面前，社会转型总要有人付出代价。”李英强说。在他看来，真正重要的不是早年维权运动所关心的权力（power）或权利（rights），而是福音本身，“为信仰坐监的基督徒群体是一种独特的良心见证现象，不止震动监狱，也要震动整个社会的良心。”

蔡卓华案被称作“中国家庭教会第一案”。宪政学者范亚峰发起组织了八人维权律师辩护团，除他外还有高智晟、张星水、金晓光、滕彪、许志永、陈永苗、王怡，其中后三位因手续问题被拒绝出庭辩护。借助互联网和国际组织的舆论声浪，长期处于地下的家庭教会由此迈入公共空间，信仰自由问题成为当时轰轰烈烈的公民维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滕彪当年写下的庭审实录，法庭辩论中，首先发表无罪辩护意见的张星水律师，直指世俗法律不应践踏宗教自由的原则。然而，有关信仰自由的论述，被法官游涛以“与本案无关”为由打断十余次，一位陪审员甚至当庭称“再这么讲我就弃权退出法庭”。对此，高智晟律师严肃抗议，提醒法官和陪审员承担法律义务，理性和平静地面对律师发言。

当事人蔡卓华也在答辩中推翻侦查阶段口供，直言被诱导和威胁作供，“国保（国内安全保卫）的人威胁我说，传播圣经是信仰问题，和政治挂钩，很严重的。要往经济上靠。”

2005年，《亚洲周刊》将14位中国维权律师评为当年的“风云人物”，赞赏他们“不畏强权，以宪法为武器，善用互联网力量，为十三亿中国人民维护宪法赋予的权利，推动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其中，代理蔡卓华案的律师就有5人，高智晟和王怡更是在代理案件后决定皈依基督教。而当时，已有评论指出，不应忽略维权运动中的基督徒维权人士或律师，或是维权运动发展中的基督教元素。

在中国，“家庭教会”可以上溯到上世纪50年代。1949年中共建政后，政府强调“宗教必须与帝国主义决裂”。1950年，在以自由派为主的基督教领袖推动下，《三自宣言》发表，标志“三自爱国运动”启动，要求教会“自治、自养、自传”，接受政府领导。1958年，在政府推动的“联合崇拜”下，许多教堂关闭，不同宗派的教会被强制合并。以王明道为首的基要派基督教领袖，坚决认为“三自”属于“不信派”而拒绝加入，后被指控为“反革命”入狱。

在他们的影响下，各地转入地下聚会的“家庭教会”逐渐萌芽，尤其当“文革”时期宗教活动被取缔、“三自”教会也被迫解散时，家庭教会成为保留信仰的火种弥散开来。

中国宗教问题专家张坦曾在公开讲座中分享道，中国家庭教会发展早期阶段的特点是“农村包围城市”。有河南农村传教人分享称，他们当初聚会只能深更半夜进村，“不但躲避人还要躲避狗”，因为一旦狗叫，就会引来民兵围剿，传教人抱着圣经赤脚拼命奔跑，逃出围困时才发现脚上已经血肉模糊。

“文革”结束后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宗教政策相对宽松，基督教家庭教会率先在农村复兴，尤以河南、安徽、山东、江苏及浙江温州等地的农村最为蓬勃。这批民间自发兴起的教会，重视祈祷医病、赶鬼、异梦等经验性的“神迹奇事”，更容易形成以教会领袖为中心的家长制“人治”模式。它们强调“他世”而不关心现世，避免涉入社会公共事务。

2023年9月，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评估中国宗教信仰情况的报告认为，自2010年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便停滞不前。该机构综合分析了多家中国境内学术团体的调查及官方数据表明，中国自认基督徒的成年人从2010年的2320万人下降到2018年的1990万人，参与 “有组织的宗教” 活动的比例也从40%降至35%。

“在一个日益敌视宗教的环境中，谁会愿意回答有关宗教的调查问题？”杨凤岗曾公开质疑调查结论，认为它离真实情况有距离，但报告仍有让他“感到盼望或正向的部分”——“尽管中国当局对宗教的压制加剧，但有相当一部分宗教信徒敢于向陌生人公开承认自己的宗教信仰及宗教活动。换句话说，调查里的基督徒比例意味着，这些基督徒是最坚定、最敞开的基督徒，他们敢于在日益恶劣的政治环境里公开自己的宗教信仰。”

据杨凤岗观察，尽管目前中国教会正处于“严冬”，仍有许多新的信徒接受洗礼。“人们聚会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一些基督教会采取游击战术，经常变换聚会地点。如果他们的聚会被警察和宗教事务官员发现，可能会遭到破坏和驱散。教会领袖可能会被拘留或罚款。然而，中国基督徒仍坚持遵守‘不可停止聚会’的教导。”

“12·9秋雨教案”后，在牧师缺席的情况下，秋雨教会被迫放弃过去20年在“教义、教制、教职、教产”等方面的建造和积累，退回原子化、小组化、地下化的状态。在公安部门威胁下，教会坚持不改名，也不与王怡割席。

“一步退，步步退，信仰的持守往往就是从细微的地方开始松懈、退缩，以至于到后来一退再退、退无可退、溃败崩溃。”李英强在一封牧函中这样解释“坚守阵地”的初心，“逼迫者的目标不是让我们‘合理合法’，而是要我们放弃信仰中非常重要和关键的许多部分……”

我叫杜俊涛，男，1978年7月13日出生，汉族，系河南殷都律师事务所党支部副书记、专职律师，住址为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文峰大道568号院，联系电话：18803729678。

2015年，我通过自学以安阳市第五名的成绩通过国家司法考试，随后加入河南殷都律师事务所，担任专职律师并当选党支部副书记。执业期间，我曾为两家税务机关及多家企业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累计办理民事、行政、刑事及法律援助等各类案件数百起。仅在殷都法院“拒执”自诉案件援助、殷都检察院认罪认罚援助中，我就参与办理二三百起，所有案件均获当事人一致好评，无一起投诉。此外，我还加入见义勇为协会，成为会员。

一、违法立案与非法拘禁，遭受肉体与精神双重迫害

2021年4月8日，林州市公安局民警任国林以我曾担任景鼎公司、政信公司法律顾问并提供法律服务为由，以涉嫌“帮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将我刑事拘留。2021年5月7日，在刑事拘留30天最长期限届满后，任国林与林州市纪委张俊礼等人，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为名，将我从看守所转移至“林州市李家墁田园度假中心”，对我实施非法拘禁。

在此期间，我遭受长时间肉体与精神压迫：每天24小时有两人寸步不离看守，被强迫每日保持固定坐姿不少于18小时，还伴随恐吓、辱骂、威胁、不准睡觉等行为，目的是逼迫我认罪及虚假指控景鼎公司、政信公司相关人员。持续55天的折磨，导致我出现心率异常、臀部皮肤破损出血、腿部浮肿、膝关节变形、大小便困难等症状，多次晕倒，精神几近崩溃。为防止发生意外，看守人员长期强制我服用名为“倍他乐克”的处方药。期间，林州市纪委张俊礼等人还以我子女学业相威胁，称若不配合指控，将以纪委监委名义致函我子女所在学校，以“黑社会子女不能就读好学校”为由要求退学，甚至举例暗示某涉黑案中子女因压力在学校跳楼自杀，以此施加心理逼供。直至2021年7月1日，我被批准逮捕并送回看守所。

据二审辩护人后续查阅的讯问同步录音录像（下称“同录”）显示，本案实为任国林为追求个人晋升、迎合上级，借“扫黑除恶”名义对我构陷。

二、检察环节：罪名存疑仍推进，监督职责缺位

2021年7月1日，林州检察院批准逮捕后，我被送往看守所；直至9月9日，任国林仍不允许律师会见。林州检察院逮捕和提起公诉提审时，公诉人李红洲告知我，指控罪名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18起虚假诉讼罪、三起诈骗罪、妨害作证罪。

我当即向李红洲答辩：我系律师正常执业，涉案公司并未吸收存款，在我担任涉案公司法律顾问之前和之后，其公司经营方式没有任何改变，且在我不担任法律顾问之后，涉案公司还在安阳广播电视台发布广告，可以证明公司经营行为的合法性，现在仍有公司按照该经营模式正常经营；所有诉讼均为真实案件，我从未欺骗他人，更无妨害诉讼的行为；此外，此前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实质是非法拘禁。李红洲回应称，他认为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还沾点边”，其余罪名均不构成。我进一步反问：公司仅从事居间服务，并未吸收存款，何来我“帮助吸收存款”？即便公司存在吸收存款行为，我作为律师提供正当执业行为，也不构成帮助犯罪。最终李红洲表示，他无法做主，只能按程序批捕并提起公诉。对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实为非法拘禁”的质疑，李红洲称“是林州纪委监委人员实施，他不敢监督纪委监委”。

2021年11月29日，起诉书最终指控三项罪名——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起诈骗罪，原定的虚假诉讼罪被变更为一般违法事实。

三、一审庭审：程序违法频发，公正荡然无存

2022年7月，林州法院召开庭前会议时，刑庭庭长岳俊峰为诱骗、逼迫被告人认罪认罚，对多名被告人称：“认罪认罚，我给你们意想不到的从轻；不认罪认罚，我给你们极其严重的从重。”最终，有几名被告人被迫委曲求全认罪认罚，甚至出现虚假指控他人的情况。

2022年8月第一次开庭时，我要求公诉人明确指控我“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所涉18起虚假诉讼一般违法事实的法律依据，李红洲竟称该行为违反《民法通则》（已废止）和《律师法》的相关规定。

我当庭反驳：河南殷都律师事务所与涉案公司签订有《法律顾问合同》，指派我担任法律顾问提供法律服务，此举不违反任何法律；河南殷都律师事务所还与相关案件当事人签订《法律服务合同》，指派我担任诉讼代理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样于法无悖。退一步讲，即便我的行为违反《民法通则》（已废止）或《律师法》，也仅需承担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应由民事审判庭或司法行政部门处理，刑事审判法庭根本无权管辖。我发言后，公诉人和审判人员当场哑口无言。

开庭前，我已申请指控我犯诈骗罪的所谓被害人出庭对质。庭审中，我向该被害人发问：“你借款的利息如何计算？服务费如何计算？你为何会出具100万元的借据？”被害人对答如流。我随即反问：“既然你对所有情况都清楚，何来‘被骗’一说？”被害人当场语塞，无法回应。

针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指控，我当庭答辩：涉案公司并未吸收存款，更无高利放贷行为，仅从事居间中介服务；公司从未收取出资人的款项，所有借款均由真实存在的借款人用于经营；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为月息1分至1.5分（即月利率1%-1.5%），即便叠加公司收取的居间服务费，也未超过法律规定的利率上限。此外，我作为律师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服务，既不构成该罪，也不属于帮助犯罪。对此，公诉人未作任何回应。休庭后，案件被检察机关退回补充侦查。

2022年11月，第二次开庭以视频方式在看守所违法进行。庭审中，公诉人竟举证一份违法证据：该证据系补充侦查结束后非法取得，内容是通过将一名同案被告人的原当庭量刑建议（19年）变更为认罪认罚量刑建议（11年），以此骗取的虚假供述。视频庭审分时段审理，审判人员又不允许我当庭对质、查看证据。这让我切实感受到公诉人的不择手段，也彻底对林州的司法公正丧失希望。

2023年1月20日（农历腊月二十九）下午五点，正值春节放假前一天，林州法院工作人员送达判决书：我被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及罚金。法院刻意选择此时段送达，其阻止上诉、阻碍律师会见的险恶用心，令人不寒而栗。

四、二审：未开庭即维持，申诉之路艰难起步

上诉后，新委托的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王兴律师、刘征律师，通过查阅卷宗及同录发现诸多严重程序违法问题：

• 现有的多名被告人同录存在选择性录制、剪接情况，部分同录光盘无法打开；

• 康翠莲、韩华的同录内容与笔录严重差异，且录制过程中存在指名问供、指事问供及威胁引诱获取虚假供述的严重违法情形；

• 一审还存在六次违法补充侦查、严重超期羁押，以及普遍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名义实施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问题。

辩护律师向安阳中院递交了开庭审理申请、调取完整同录申请等多份法律文书，在二审审判人员的多次催促下，律师无奈提交了二审辩护意见。辩护意见明确表示，我担任涉案公司法律顾问、代理相关诉讼仅占业务量的5%，且为正当执业行为；涉案公司未吸收存款，仅从事居间中介，故不构成参加黑社会犯罪和帮助非吸犯罪。但安阳中院未开庭审理，径直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我就这样从一名合法执业的律师，被硬生生“做成”了“黑社会成员”。而所有参与此案的办案人员，却凭借此案获得立功、受奖、升迁等机会。

五、后续：申诉出现转机，重审阶段再遇程序梗阻

2023年6月14日，我到新郑监狱服刑。在王兴、刘征律师的无私帮助下，我和父亲开始申诉。经律师不懈努力，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7日作出决定：指令安阳中院再审，停止原判决执行。直到2024年7月19日，我才获得自由，回到阔别三年零三个多月的家中。

2024年11月8日，安阳中院裁定撤销原判决、裁定对我的定罪量刑，将案件发回林州法院重审。2024年12月25日，林州法院重审立案后，又违法准许检察院进行第七次、第八次补充侦查，补充侦查于2025年8月22日到期。截至目前，林州法院仍未恢复审理，案件处于悬置状态……

六、原审错判的连锁伤害：个人身心创伤、家庭政审困境与生活绝境

因原审错误裁判，我被非法羁押长达三年零三个多月。这段经历对我个人而言，虽身心承受巨大创伤，但我尚可将其视作人生磨砺，常以“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自勉，咬牙坚持申诉之路。

最令我痛心疾首的，是错判对家人造成的连带伤害：我的儿子原本就读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成绩优异，本可顺利参加入警考试进入公安系统，却因我的案件未能通过政审，错失理想职业。所幸他自强不息，刻苦备考后考入中央民族大学攻读法律硕士研究生，如今即将毕业，却仍要面临公务员、事业编制及选调生考试中的政审限制，前途仍被阴影笼罩；我的女儿就读于浙江外国语学院，眼下毕业在即，同样因我的案件陷入政审困境，就业选择被大幅压缩。

与此同时，因案件长期程序空转、悬而不决，我至今无法恢复律师执业。作为专职律师，我必须遵守《律师法》关于执业纪律的规定，不能另行入职其他单位谋生，导致家庭收入濒临断绝，家中儿女上学，父母年老，生活近乎陷入绝境。我与家人日夜期盼的公平正义，仍在漫长的等待中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