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迷奸案这件事已经上热搜了。

也可以说在发酵的这一个多月来，总算登上了热搜榜单。

几点要说的：

一是，

开篇一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到这起龌龊的犯罪不仅仅登上了热偶榜单，还具体到几个犯罪者的姓名，学校，都详细报道出来。而在这之前国内的诸多案件，一个奇葩的现象是，犯罪分子的身份隐藏的密封严实，受害者的照片和隐私全网满天飞。

而之所以显示了犯罪者的姓名以及具体的毕业院校，其原因便是这个案件是德国警方主导的。我没有看到德国的法律条款，但搜集了几个类似的案例，有德国人的有其他国家的，也是具体的姓名，工作单位啥的都有。

好与坏在这里不评论，只说这是两国法律的区别。

二是，

在这件事上热搜之前，应该最少有二十天了，我写的文章驳斥了牢A的观点，因为这货在评论德国迷奸案的时候，第一时间受害者有罪论，都没有了解这案件的脉络，就直接说女生在外面不要喝离开视线的饮料，还说什么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找个货张嘴就来的底色是可耻的，因为这起案件的细节是，几乎所有的受害女生都是中规中矩到外求学工作的，有的是到外面租房子被下药迷晕，有的是找工作，有的是信任老乡让其接机等等。

而非是牢A张嘴就来的特定场所。

三是，

这起事件登上热搜的意义，起码有俩。

首先，可以看到这些垃圾的学历有的很高，甚至是985毕业的好学生，那么问题来了，为何985的高校可以培养出人渣。不要说什么学历不代表品德这种有点泛滥的话语。

从这件事我们需要思考的一点是，我们的教育真的有真正培养人该有的人格吗？

这个讨论点也许有人说没有多大意义，但我走的那么多的地方，见识到了很多很多的普通人，现在依旧有着很多朴素的人会说一句，人家是大学生，人家是戴着眼镜的斯文人，不会坑我的。

这样的类似思维，在我近两个礼拜的时间内起码见到了三个。

其次，可以警示即将去留学或者已经在外面留学的国内女生，出门在外，你需要对一切的危害有足够的警惕，知道社会上是存在这种龌龊变态的。讲到龌龊变态，不得不说的一点是，这起案件即便是德国侦办的警方在观看那些偷拍的视频证据时，都被恶心到说，这是他办案至今见过最令人感到生理厌恶的侵害案。

那么问题来了，这类犯罪者的画像咱们国内有犯罪学专家去研究吗？

打击犯罪，不仅仅是送进监狱那么简单，一起犯罪最重要的便是找出犯罪的心理，人格画像，继而杜绝这一类的犯罪发生。预防潜在的受害者被侵害，这才是大功德。

最后还要说什么？

对了，昨天写的文章因为一篇文章，天津这所学校投诉了我7次、

这个投诉的结果出来了，平台审核投诉没有通过。

不好意思，一些等着我出事的人要失望了：

此外，问题来了，昨天也有一位读者认为，我虽然没有说那家学校的名字吗，但引用的新闻报道里却有着家学校的名字，引用不遮挡就有问题。

按照这个逻辑，大河报的报道里提到了犯罪者哈尔滨工业大学，以及北京大学，河北医科大学等等学校的名字，是不是说，我没有遮挡，这几家学校都要跑来投诉我呢？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以后的文章将会是写几行字就有几个XXXXXX。

最后，其实聪明的做法是，你被投诉了，然后删文，大家退一步，你的流量拿到了也不得罪人，皆大欢喜。但我不行啊，我就这种人，我认为恶，丑的事就应该被挂着。

也所以，我写作很难。被骂的多，被投诉的多，被惦记的更多。

“直到警察打来电话，她才意识到自己被强奸了。”德国柏林律师玛格达莱娜·格布哈德（Magdalena Gebhard）回忆道，当一名女警把照片递给自己的委托人，这名委托人才明白Tong Z.（周同）对自己做了什么。

　　柏林第一地方法院的判决书记录，这名“孩子般天真且容易轻信他人”的女性，与周同通过社交网络相识，二人在自愿发生性行为后，周同让她喝下了掺有镇静催眠药物“海乐神”的葡萄酒，“像摆布人体模型一样”，对她实施迷奸并拍摄录像。在被害人的零星记忆里，只有无助和无力反抗的感觉。

　　“她在社工陪同下找到我时，已经严重受惊，几乎无法正常交流。她从未想过他会做出这样的事，那只是他们最初的一两次约会。”律师格布哈德介绍，住院治疗后，这名被害人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仍有睡眠问题，对男性产生信任危机，无法接受男性医护人员的治疗，偶尔还会有惊恐发作。

　　格布哈德向财新坦言，在最初代理这名被害人时，她并没有意识到这背后是一系列迷奸案。“我从没处理过这样的案件。”她表示，“在法庭上出示的聊天记录和视频证据展现出对女性的轻蔑和恨意，让在场的法官、检察官、警察都感到极度震惊。”德国媒体报道称，庭审过程中有多名翻译因过于震惊而中途退出。

　　2024年11月，中德警方合作破获了发生在德国针对中国女性的一系列迷奸案，43岁的主犯Dapeng Z.（张大鹏）落网。执法部门发现，张大鹏活跃于一个8人的Telegram群组，群组名为“德国高级驾校”，周同亦是群成员。他们中多数为旅居德国的华人，有留学背景，年龄多在二三十岁上下。在群组交流中，“车”用于指代女性，“油”指代迷奸药，被麻醉的女性被称为“死猪”，强奸行为则是“开车”。

　　被害人大部分为华人女性，分布于德国、中国和部分欧洲国家，直至庭审，仍有被害人未被识别出来。

　　进入2026年，这一系列案件陆续有了司法结果。张大鹏被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判处14年有期徒刑后上诉，周同被柏林第一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9个月，Zhongyi J.（蒋中懿，音）在慕尼黑地方法院被判处11年3个月，群组中唯一一名医生Zhiting S.（邵之霆）将在5月下旬于柏林法院宣判。在迷奸过程中，被告人使用了多种、大剂量的麻醉药物，审理法官认为，“被害人没有死亡，都是极其侥幸的结果。”

　　该案令人联想到法国女性吉赛尔·佩利科特案。2011年至2020年间，她被当时的丈夫反复下药、迷奸，并被提供给数十名陌生人实施强奸。她的前夫被判处20年监禁，另有约50名共同被告人被判处3年至15年不等的刑期。也因此，法语中发展出一个专门术语来描述此类犯罪，即“化学控制”（soumission chimique）。

　　“这并非个案。”负责审理蒋中懿案的慕尼黑法官对德国媒体表示，此次案件不过是冰山一角。财新注意到，全球各地均有类似的迷奸案件发生，在德国，仅《时代周报》就统计了5起；2025年一名中国留学生在英国对多名女性迷奸，被判处终身监禁；中国境内也有诸多迷奸案相关判决，被告人与此次德国系列案有着类似的群聊用语、作案手法，甚至部分迷奸药物通过跨境寄递的方式，从德国发往中国境内。

　　“这既不是中国现象，也不是德国或法国现象，而是全球范围内的现象。”这名法官说。

“白天的上帝，夜晚的恶魔”

　　2025年夏，律师格布哈德参加了法院对周同为期数月的审理。她回忆，这名被告人始终没有强烈的情绪表达。

　　财新从柏林第一地方法院获得的判决书显示，26岁的周同生于四川成都。2015年，15岁的周同被母亲送往德国参加交换生项目，学习语言并准备之后的大学学业，案发前在柏林攻读机械工程专业。

　　而在周同一位高中同学眼里，周同温和友善，经常与男生一起打游戏，给大家做饭，不善言辞的他会主动开拓社交关系。不过有一次，该同学偶然间发现周同收藏有女性同学的内裤，之后不久周同便转学了。他表示：“看到新闻，我很震惊。”

　　判决书记录，周同对两名女性实施了性侵犯，还偷拍了多名女性。起初他使用iPhone手机拍摄，至2023年已能够预先安装微型摄像头。2024年12月落网时，警方在他的住处搜查出了女性内衣、注射器、“海乐神”等镇静药物，以及多达2TB的视频内容。他在法庭陈述中如此解释：“沉溺于数字图像、视频和幻想中，将情感亲密与控制混为一谈。”

　　在现实生活中寡言内向的周同，在网络世界中上演着一场渴望被认可的“表演”。他在Telegram上自称为“白天的上帝，夜晚的恶魔”。自2023年底，周同开始经常与位于法兰克福的张大鹏互发消息，判决书记录了部分二人的聊天内容。在聊天中周同不无吹嘘，称可以弄些酒店的白床单，“她根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他表示明知大部分强奸案的被害人都不会报警，“但通常我还会给她们喂药”。

　　周同还提到，他总是偷拍视频，等一两年后再拿出来威胁被害人，“她们哭着求我删掉，但压根没想过要报警”；他甚至给出迷奸同时拍摄的指导意见，“可以带上GoPro运动相机，以防你腾不出手来”。他还写道，女性在被镇静状态下的反抗，会激起他的性欲，“在做爱时她哭得那么惨，她的哀号太刺激了”。格布哈德认为，周同在聊天记录中的一些说法，有很大程度的夸张，比如他曾谎称自己强奸了一名网红女子，目的是为了在群内博取其他男性的关注。

　　格布哈德坦言，“德国驾校”案中，周同的行为算不上是最残暴的。周同的辩护律师原本打算争取适用青少年刑法。在德国，18岁至21岁的被告人可经过专家论证判定是否适用青少年刑法。周同第一次作案时20岁，辩方试图将其描述成“为了赢得其他男性崇拜的不成熟行为”，但未能得到法官采纳，周同最终被判处5年9个月的有期徒刑。

主犯张大鹏

　　当前述法国女性佩利科特案被媒体曝光时，张大鹏在聊天群中写道：“遇到这种行动，我真想参加。”

　　现年44岁的张大鹏，是“德国驾校”系列案件的主犯之一。他的迷奸痕迹留在了德国法兰克福、哥廷根、曼海姆等地。这三座城市分属三个不同州，位于中间的法兰克福是德国的金融和交通中心，在德国西部的黑森州境内，其东北方向200公里处为哥廷根，西南方向约70公里处是曼海姆，后两者均为大学城。

　　在三年多时间里，张大鹏先后作案12起，犯罪手段不断升级：从熟人圈子作案到假扮女性租房，从隐秘下药到直接用麻醉剂捂住被害人口鼻，从单一药物到“三步麻醉法”的组合使用，从独自作案到在社交群组中“传授经验”、分销药物。

　　在领英页面上，张大鹏光头、戴眼镜，着西装打领带。他2002年本科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工程系，2005年留学德国，在图宾根大学计算机专业学习，辅修工商管理，自称精通德语、英语和中文。他的领英简介显示曾在德国多家企业的信息技术部门工作，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世界著名跑车生产商路特斯（Lotus）任职。

　　“他很少喝酒，很懂得克制自己，完全看不出来会做这种事。”在朋友眼中，张大鹏是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年男性，温文尔雅、热心助人、随叫随到，有着不错的人缘。他爱好摄影，还曾开过一辆MINI Cooper，车身左右贴有“警察”二字的贴纸。

　　这名友人旁听了几次庭审，他向财新回忆，宣判时，法官罕见地宣读了足足一个多小时的判词，而通常这一过程只需要十几分钟。“张大鹏坐在律师旁边，像往常一样衣着整洁，但面无表情，没有任何情绪流露。”

　　法兰克福地方法院的判决书显示，张大鹏存在有多种性偏好障碍，伴有恋童或恋少年倾向。2020年，他决定将自青少年时期就存在的强奸幻想付诸实现。此前，他在色情网站上观看迷奸视频，通过其中一个广告横幅，加入了一个Telegram群组，那里分享有迷奸、制作视频的指南和经验。

　　据判决书，张大鹏的第一次作案是在加入Telegram群组的数月后。2021年1月，在一周时间内，他先后三次对同一女性下手。张大鹏通过网络与这名女性相识，以帮忙照看猫为由，邀请她暂住在张大鹏公寓的客房中。此时，张大鹏早已准备好了用于镇静麻醉的药物三唑仑和咪达唑仑。

　　三唑仑别名“海乐神”，是一种强效镇静催眠口服药物，具有催眠、镇静、抗焦虑和松肌作用，临床常用于严重失眠的短期治疗。咪达唑仑也有类似的功能，常用于治疗失眠或外科手术时作诱导睡眠用。在中国，三唑仑以及咪达唑仑原料药和注射剂，属于被严格管控的第一类精神药品。

　　在喝下混有数片三唑仑的酒后，这名女性感到困倦。张大鹏一直等到她发出沉重的呼吸声才进入客房，通过一系列触碰测试，确认被害人无反抗能力，然后开始实施性侵，并用头戴GoPro和架设好的手机、相机拍照录像。随着麻醉效用减弱，被害人反抗的动作幅度越来越大，张大鹏逃离，将拍摄内容保存在名为“第一次”的文件夹中。

　　据判决书记载，几个月后张大鹏又购入了七氟烷。这款吸入性麻醉剂被广泛用于临床的麻醉诱导与维持。张大鹏想测试这款药，便伪装成入室盗窃，利用一名朋友交给其的备用钥匙，戴着面具进入朋友家中，但因朋友的妻子呼喊救命而未遂。

　　2022年初，由于工作调整，张大鹏短暂到德国纽伦堡居住，他通过Airbnb寻找短期租房，也是在此时他第一次通过租房来实施迷奸。据判决书，纽伦堡房东收入微薄，独自抚养孩子，还要偿还贷款，便将三居室中的一间短租出去。张大鹏短住期间，将三唑仑与一种白色奶油混合，注射进巧克力中。这些巧克力被作为礼物送给房东。他在Telegram群组中写道：“我把它塞进了一个巧克力球里，喂给了一辆车吃，然后就毫无问题地驾驶着一匹巨大的外国马。”

　　判决书记载，张大鹏曾与他人交流时表示，“最完美的情况是，她在迷醉中途醒来，这样就变成了强奸，而第二天她什么都不记得，这样你一次就能获得多种体验。”

　　2023年12月，在妻子外出度假期间，张大鹏为了实现其强奸幻想，决定在个人和职业圈子之外寻找更多潜在“猎物”。为此他开始特别留意社交媒体上的租房信息。他在网络上假扮女性租客，预约看房，见面时谎称替女性朋友看房，趁房东不备时实施迷奸。判决书记录，以租房的名义，张大鹏共迷奸了4人。

　　最后一次作案，张大鹏挑选了一名女性网红，事后他留下一盒紧急避孕药、两张私密部位的照片，以及一段文字：“如果您担心，可以服用紧急避孕药。我受人之托拍摄了照片和视频，如果你乖乖配合、不吵不闹，你大可以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就当是一场梦。否则，你的朋友圈和整个互联网都能欣赏到这些漂亮的照片。”

　　这也是张大鹏历次作案中唯一一次主动留下线索。法兰克福法院认为，张大鹏表现出自恋型人格特征，在整个犯罪过程中，他从未产生过自己可能被警方逮捕的担忧，“他经常感到自己优越于他人，尤其是警察”。

　　多名被害人报案后，警方根据类似的作案手法，判定是一起连环强奸案。2024年9月，德国黑森州警局罕见地用中、英、德三种语言发布警情通告，提醒公众谨防一名连环强奸案犯，其有目的地寻猎年轻的中国女性，在社交媒体上假扮女性身份，以寻访住房或过夜机会为由，预约见面看房，见面后实施性侵。

　　判决书显示，之后中德警方协作，通过对QQ号核查，查明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馆曾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德方与总领馆合作的重点是预防犯罪。德国警方希望利用总领馆影响力，发动在德华人华侨提供目击或破案线索，防范此类恶性案件再次发生；总领馆认为，尽早缉拿作案凶手是消除针对在德中国女性人身威胁的关键。总领馆在进一步了解案情时发现，嫌疑人和被害人都是中国人，作案使用了微信或小红书中文平台，总领馆认为，对于这一案情特点，中国警方在语言、文化、平台管理以及办案经验等方面都具有优势，能为德国警方破案提供重要协助，主动约见案件主办方推动合作。

　　2024年11月，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馆发文称，在中德双方通力配合下，德国黑森州刑侦局会同联邦刑事警察局、法兰克福市警察局等机构联合侦破针对中国女性的强奸案。

　　据判决书，警方在张大鹏工作地附近的超市停车场将其抓获，还在其住处和办公地点发现了迷奸药物和假扮女性时用的假发，以及7块硬盘，其中存储了超过17万个图像或视频文件，几乎全都是儿童色情内容，甚至包括对女童的性虐待。

　　判决书显示，张大鹏案中的女性被害人，事后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心理创伤。尽管表面上被害人的生活还在继续，但她们难以向身边朋友讲述这些经历，经常哭泣，有睡眠障碍，即便寻求专业治疗有时也见效甚微；有的产生了强烈的恐惧心理，与陌生人打交道时变得更加谨慎，会担心晚上有人闯入房间；有的持续遭受心理折磨，产生了自杀念头。她们共同的担忧是：张大鹏是否在互联网上分享了这些私密照片和视频。

　　2026年2月，张大鹏案一审宣判，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判定，张大鹏犯有12起危险身体伤害罪，其中有4起与特别严重强奸罪、谋杀未遂罪并罚，3起与特别严重强奸罪并罚，另外1起与特别严重性胁迫罪并罚，另外还构成严重性胁迫罪、持有儿童色情内容罪，判处14年有期徒刑，刑满后采取保安监禁措施。目前，张大鹏已表示提起上诉。

危险的“三件套”

　　2024年12月，张大鹏落网三周后，“德国驾校”群组的另一名成员，28岁的蒋中懿被捕。当警方破门而入时，一名女邻居正昏睡在他身旁。就在几个小时前，蒋中懿迷奸了她。

　　28岁的蒋中懿圆脸、戴眼镜，自2026年2月起他在慕尼黑第一法院受审。根据德国《日报》描述的庭审场景，法官马库斯·科彭莱特纳让人取来案卷并宣读：“欧洲合格的全职司机，寻找一辆车”，法官略作停顿，接着提高了声音：“你在7月22日、7月26日、7月27日、7月28日，甚至在7月31日都写了同样的信息。”蒋中懿沉默不语。数月间，他在四个不同的Telegram群组中都发送了类似用暗语写就的信息“欧洲到处都是汽油”或是“寻找一辆车”。

　　蒋中懿所寻找的，是可供他迷奸的女性对象，就像数月来他对自己邻居所做的一样。被害人是一名不到30岁的年轻女性，二人是上下楼邻居。截至案发，他对这名女性共实施了7次迷奸，其中一次持续时间超过3个小时。科彭莱特纳法官认为，蒋中懿的犯罪行为极其冷酷无情，并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升级。

　　2026年4月，蒋中懿因构成谋杀未遂、特别严重强奸罪、危险身体伤害罪及其他罪行，被判处11年3个月的有期徒刑。

　　同前两起案件类似，蒋中懿作案也始于加入Telegram相关群组。慕尼黑法院的新闻稿披露，早在2020年，蒋中懿就加入了迷奸聊天群，这距离他第一次作案有将近4年时间。财新注意到，张大鹏首次作案前，陆续加入了25个相关群组，与多达2000余名拥有类似性癖好的男性联系，交流图片视频或是经验心得。而周同的首次作案，发生在他加入群组，与张大鹏频繁交流的几个月后。

　　事实上，“德国驾校”的8人群组，只是众多迷奸群组中很小的一个。德国媒体报道称，有的群组成员多达万人。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也难以说清仅德语区的迷奸群组数量，对女性被害人数量更加缺乏可靠的数据。在这些群组中，迷奸者们交流用药、作案经验，分享各自拍摄的视频图片。

　　“这些犯罪者在交流中形成了一种群体动力。”谈及社交群组交流对犯罪者的犯意启发时，法兰克福的法官在判决书中写道：“这种动力肯定了被告人的幻想，他们在那里与其他犯罪者接触并获得赞同，进一步削弱了不法意识。”

　　南方防务智库特约研究员孔艺桥撰文分析称，社交群组内的共享机制可能创造一种叠加的犯罪动机，即获得群体的认可和赞赏，这一心理与原本扭曲的欲望相互强化，使施害行为更难停止，也使施害者更难从外部看到自己行为的边界；在群组中，作案经验被迅速分享，犯罪能力被系统性提升，施害门槛被系统性降低；而当一种行为被群体定义为“正常”，当实施这种行为能够获得群体的鼓励与奖励，个体越轨的心理成本就会大幅降低。

　　在实施迷奸过程中，Telegram群组还起着药物买卖渠道的作用。有时，药物买卖也通过微信完成。张大鹏曾是一个名为“客服”群组的管理员，向32名成员分销迷奸药物。据德国《日报》，蒋中懿第一次所订购的药物便由张大鹏从法兰克福寄出，伪装成小瓶化妆品。

　　判决书显示，张大鹏已形成了迷奸药物“三件套”的固定组合，其中“三”或“基础”代表三唑仑，“能量（水）”指咪达唑仑，“七”指七氟烷。在分销药物之外，Telegram群组内还会交流药物使用指南，张大鹏会根据被害人的体重、酒量给出建议的药物用量。

　　被指控提供用药指导的，还有一名被告人邵之霆。32岁的邵之霆是一名医学生，2021年前后赴德读博士。公开资料检索到，2025年秋，邵之霆完成在柏林夏里特医学院学业，毕业论文研究原发灶不明癌症中的细胞衰老与衰老后问题。

　　柏林法院提供的案件简介显示，2019年至2021年在北京期间，邵之霆多次对一名女性实施性侵并拍摄影像。指控称，由于其具有医学专业背景，2024年居住柏林期间，邵之霆通过Telegram聊天群组，多次向群成员提供迷奸药物的用药指导，其中一名成员听从其建议后在法兰克福实施了一次迷奸。判决书显示的此次作案日期与张大鹏被控的一起迷奸案日期完全重合，当时张大鹏在群组中询问一种镇静药物的药效和作用机制。

　　“这些药物仅限麻醉医生使用。”据德国《日报》，一位麻醉医学专家出庭解释了医院实施麻醉所需的条件：患者会被连接到麻醉剂吸入氧气，同时监测其呼出的二氧化碳量、心率、血氧量水平，甚至还会配备一根引流管，以防患者呕吐。这名麻醉医师反复强调，现场会有多名受过训练的医务人员，确保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及时响应。他还表示，蒋中懿曾将一种混在饮料中的药物剂量超额5—10倍使用，并且混合了奶制品，这将增加麻醉期间的窒息风险。

　　“被害人没有死亡，实属侥幸。”判决书写道，被害人胃中的食物或呕吐物有可能返流进入呼吸道，麻醉期间缺乏如咳嗽等保护性反射，极大可能会导致呼吸道阻塞或肺衰竭，威胁到生命。庭审现场播放的视频也显示，有被害人昏迷时能够听到一阵阵的呼哧声，经专家鉴定为舌头后坠并阻塞气道的迹象。

　　“明知被害人服用药物后可能的死亡风险，被告人对这种后果持放任态度，唯一的目的就是满足自己的性欲。”这样的指控在张大鹏和蒋中懿的判决书中都反复出现，二人也因而被认定构成谋杀未遂。

　　“三件套”的使用也帮助张大鹏等人数次“涉险逃脱”，不少涉案女性都是在接到警方联系后才意识到自己是被害人。判决书记录，某次迷奸中，被害人中途醒来，询问张大鹏为何赤裸着出现在自己的公寓。“我当时以为这下全完了。”张大鹏谎称丢了东西，二人甚至还聊了半小时，但被害人第二天醒来把一切都忘了。

药从何来？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环食药知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汤建彬代理过多起麻精药物滥用的案例，据他观察，近年形成的圈子中，大部分迷奸者通过境外视频网站下面的广告被引流到相关群组的交流中，圈内还会有分工，“车主”负责提供女性被害人，“代驾”指带药参与迷奸，产业链上还有负责卖药、卖视频、提供迷奸方法指导的。

　　2025年初，秦皇岛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二级警长杨骅公开撰文，对近年来多发的“网约迷奸”犯罪进行分析。他提出，“网约迷奸”是指迷奸行为人在正常活动的掩盖下，采取网络引诱或欺骗方式使被害人在不知情下服用药物，进而实施强奸。这类犯罪近年呈现出犯罪主体的多样化，涉及各地区、各职业以及各年龄段的人员，犯罪动机也出现了寻求刺激、猎奇、报复女性、变态等多种心理需求。

　　杨骅将“网约迷奸”划分为多个阶段：“引流”阶段，指有迷奸犯罪需求的人通过网络社交平台、评论区或暗网链接，开始“拼车”或“打车”（分别指寻求同类人员合作、寻找受害女性），出于安全考虑，发起人会逐一审核并建立私群，或要求入群成员将“工作成绩”（迷奸犯罪过程）发布；“网约”阶段，指小型私群提供合作的空间，随着提供药品、“车主”以及提供上下游黑灰产人员的入群，发展成为迷奸犯罪的产业链生态圈，各色成员在其中交流经验、资源配置和犯罪意向；频繁作案的行为人自身积累足够资源后，会“裂变”组建起以自己为中心的新群，犯罪心理的多样化导致犯罪客体也“裂变”为相对复杂的群体。这一过程中，犯罪结伙去中心化、犯罪人员匿名化都使得案件更加复杂、隐蔽。

　　这条隐秘的犯罪产业链中，最核心的环节是药物供应。在中国，根据《药用类精神药品目录》，三唑仑、GHB、咪达唑仑原料药及注射剂均被列入第一类精神药品，受到严格管制，仅在医学临床上可作为药物合法使用，一旦滥用则被视为毒品。财新梳理既有案例发现，这些被管控中的麻精药品，通过境内外多条渠道流入迷奸者的手中，其中境内渠道主要通过自制或自医院流出。

　　2020年，江苏南京浦口区法院审理了一桩迷奸药制作、分销案件，9名作案人员自制迷奸药水，并以金字塔式的代理网络层层分销。判决书显示，张大伟是这条分销链条起点，他通过网络自学配方，制作含有GHB成分的原液，并以“催情水”名义对外销售，宣传其具有“催情、失忆、昏迷”效果。2018年3月至2019年8月间，他向下家共出售52次，收取毒资6.39万元。

　　中游代理卢松奎从上游处购入原液，在家中兑水稀释、重新分装成每瓶10—20毫升的小瓶，再冠以“夜艳”“午夜”等十余个不同名称对外销售。同期，他还从另一上家处外购含甲基苯丙胺（即冰毒）成分的“眼药水”补充货源。

　　由卢松奎为中心，又发展出两级下线，金字塔的最下层是直接接触购买者。不同层级间层层转卖，赚取差价。截至案发，中游卢松奎从中收取毒资9.45万元，他的两级下线各自获利五六万元差价。浦口区法院认定，张大伟构成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其余多名代理分别以贩卖毒品罪获刑，获刑3年至6年6个月不等。被告人上诉后，该案二审维持原判。

　　2024年6月25日，最高检察院举办“高质效办理毒品犯罪案件 推进毒品问题综合治理”新闻发布会，会上披露，某单位职工王某于2018年至2021年，明知咪达唑仑等系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仍通过“翻墙”利用境外网络聊天工具多次购买入境，并从别处购买麻醉药品七氟烷。此后，王某伙同他人使用购买的麻精药品迷晕多名女性后实施强奸、强制猥亵，被法院以走私、贩卖毒品罪、强奸罪、强制猥亵罪判处无期徒刑。

　　检察机关进一步调查发现，涉案的七氟烷来自山西某医院内部。因医院疏于管理，没有麻醉师资格证的助理医师张某多年来监守自盗，多次使用科主任的系统开具处方，通过窃取手术节余等方式夹带229瓶七氟烷。此后，张某通过网络贩卖麻精药品，使用他人身份证寄送快递，谎称无标签的药品是“洗脚药水”，骗过快递员的检视。据统计，张某共卖出七氟烷144瓶、咪达唑仑15支，非法获利12万元，被抓获时，在他家中查获的七氟烷数量甚至比医院的库存还多。张某以走私、贩卖毒品罪，职务侵占罪被判处3年1个月有期徒刑。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七氟烷尚不属于国家列管的麻精药品。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理事、内蒙古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曹春风表示，应尽快开展风险评估、推动列管。

　　在汤建彬看来，近年来通过境内医院渠道获取迷奸类药物的情况有所减少，多数药品是通过跨境寄递的方式，由境外流入中国境内。他办理的最新一起涉及“三件套”案件中，药物恰来源于德国，收款人也在德国，国内仅有负责获客和统计需求的人员，销售网络遍布北京、山东、江苏等多地；药品被包装成日用品跨境寄递，每套售价约1500—2500元。相较于低廉的药品成本价而言，售卖者所得利润丰厚。

　　财新梳理近三年多起涉麻精药品案件发现，买家多通过Telegram或黄色网站广告与境外卖家取得联系，有些通过加密货币USDT支付，药品从境外发货，发货地包括日本、马来西亚、德国、比利时、塞浦路斯等，部分药品被伪装成护发素、保健品等，还有的夹藏在装有画纸的信封，或隐藏在废旧遥控器内。类似的药物供应链也存在于德国，此前德国媒体曾卧底迷奸群组，发现迷奸药品被标注为“睫毛卸妆油”“头发护理液”等，从马来西亚通过快递进入德国汉堡。

　　财新在一个明确宣称销售迷药和偷拍设备的Telegram群组中看到，该群组有超过1.5万人订阅。置顶消息中，管理员注明销售多款“迷药”，均为苯二氮䓬类药品（三唑仑、咪达唑仑均属此类），每粒报价在78—98人民币不等。发布者声称，这些药物自泰国发货，9—15天即可到货，“没有善后能力别买”。

　　该群组多条晒单记录显示，部分买家以虚拟货币支付货款，另一部分则通过微信小程序下单，微信支付，订单信息显示为槟榔产品。在一则与买家的对话中，卖家称“小程序就是把不合规的东西通过合规的商品来收款”。作为售后，卖家会例行发布收取包裹和应对调查电话的技巧，提醒购买者每购买一单，删除一次交易和聊天记录，并提供药物用法、用量等指导。言谈中可看出卖家设有专人在国外进货，对药品进行换瓶分装，亦有背包客负责转运。此外，卖家还鼓励买家反馈药效。一则迷奸药晒单记录中，来自上海的买家自述，“因为她牙痛，我跟她说这是治牙痛的药，就直接给她吃了”，随后发出了迷奸视频。

　　“互联网交易+物流寄递+电子支付”贩卖迷奸药物的案件，多次被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选为典型案例。司法机关表示，这些案例凸显了物流行业的管理漏洞。

　　“市场有需求，就会有动力。”汤建彬解释，不少迷奸行为人抱侥幸心理，一方面认为药物产生的失忆作用使得被害人难以发现，即便发现也羞于报案；另一方面走私、贩卖相关麻精药物，虽然属于毒品犯罪，但因一般涉案数量较少，量刑通常为一年以下，即使有多次走私、贩卖情节的，对应的刑期也只是3—7年。更令他担忧的是，目前已出现一些GHB的前体物，尚未被作为毒品列管，但进入人体后能够自动合成GHB并发挥麻醉作用，“已经有这样的案件出现了”。

「车」是女性，「油」是迷药，「加油」是下药，「豪车」是说漂亮，「死猪」是说失去意识，这些极致物化的恶心词句，随德国男留学生迷奸案的报道涌入舆论视野。

七名中国男性，一个包含大量中国男性的超过4500名成员的Telegram加密群组，在德国用行动和注视的罪行，完成对迷奸受害者从身体到影像的残酷剥削。

在已被发现的案例中，受害者几乎全部是罪犯身边的中国女性，女友、邻居、同事、学妹，多数人因为迷药直到德国警方找上门才知道自己曾被侵犯、才知道自己曾被这些恶心的暗语一次次谈论。

最令人作呕的是，这套暗语体系并非德国「老司机驾校」的独创。2021年河南鹤壁警方破获的迷奸圈案中，QQ群内流通的黑话与之如出一辙，「车」「油」等等，措辞分毫不差，仿佛两个横跨大洲的犯罪群组共用同一本行话词典。

这当然不是什么跨国默契，而是迷奸地下产业链在不同司法管辖区的两次断面暴露，暗语的高度趋同，恰恰说明它背后存在一个可复制的、已经标准化的犯罪范式，有成熟的药物供应渠道，有分工明晰的组织架构，有将性暴力娱乐化的亚文化社群，甚至有「技术顾问」在线指导用药剂量。这不是一桩迷奸案，而是一条迷奸链的又一次曝光。

而诡异的是，主流舆论场至今仍在用「橘生淮南」的叙事框架理解这件事，好像这些人是被德国的「自由空气」和「犯罪环境」催化才变成禽兽的，而受害中国女性则是「不懂得保护自己」、是「没学会饮料不该离开自己视线」、是「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然而，北大医学硕士邵某，被指控于2019年至2021年在北京对熟人圈多名女性实施迷奸犯罪——这些罪行直到德国警方搜查同伙的存储设备才被发现。

他不是到了欧洲才习得犯罪，他是携带着一整套经过国内实践检验的作案经验出境。鹤壁案中那条从医院内部盗取七氟烷、伪装成「洗脚药水」邮寄全国的药品供应链，和德国案中通过微信购买麻醉药物、伪装成护肤品规避海关的走私路径，在操作逻辑上几乎互为镜像。

这些犯罪简直是彼此的复制品，在群聊内交流获药渠道、分享用药心得、共享性侵影像、以暗语竞相炫耀「战果」，将对女性的系统性侵害经营成一种封闭的、自洽的、带有准社交属性的亚文化圈层、经营成一个将性犯罪正常化甚至戏谑化的生态位。

这条产业链的根系一直深扎在国内的土壤中，德国不过是它伸出地表的一截枝条，恰好被国际视线看见其中的触目惊心、令人发指。

而这株作物至今仍亭亭如盖——有博主进一步搜索推特与Telegram，发现使用同类暗语的中文群组远不止这一个，小红书上甚至出现过「私家车找代驾」这样近乎明文的信号帖。

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里说，最可怖的恶行往往不是疯狂的产物，而是理性化分工与道德冷漠的合谋，当犯罪行为被拆解为「提供车辆」「准备燃油」「技术指导」这样一个个去道德化的环节，罪恶就在这种精密的责任稀释中畅行无阻，每一个参与者都可以说服自己不过是在完成某项无感的技术操作，某种无害的邪念满足——「受害者不知道就不算犯罪。」

鹤壁案中警方找到的20余名受害者无一知晓自己曾被侵犯，有人看到视频后仍然不愿相信。德国案中，受害者长期出现头晕、记忆断裂乃至轻生念头，却一直以为是睡眠障碍。

药物抹去了她们的记忆，而沉默的文化又抹去了她们被侵害的可能性，一个女性如果连「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她要向谁报案，她要如何开口，她甚至不被允许成为一个受害者。

据网络报道，德国主犯在群内说过一句话，「中国女生最怂，不会报警」，这份笃定与其说是对个体的判断，不如说是对整个文化机制的精准测算，他赌的不是某一个女性的软弱，而是社会面对性犯罪时那套久经考验的沉默装置——受害者在媒体标题中被点名道姓，在大V博主评论里被审判动机，在一个个网络角落被攻击意淫。

超过4500人的群组中有多少成员身在国内、是否仍在活跃、是否正在其他平台重建同类社群，至今没有任何系统性排查的公开信息。我们拥有最强悍的技术和操作力度，当面对一条横跨欧亚的迷奸产业链时，难道反而无能为力吗？

德国法官宣判时用了三个词，罪大恶极，蔑视女性，反人类。这三个词不只是对某个人的量刑依据，它是对一整条产业链的性质判定。

而最「有辱国格」的，最令人难堪却又无法反驳的是，这条产业链的菌根的的确确不在慕尼黑，不在法兰克福，不在柏林，而在你我脚下。

2026年5月4日，柏林地区法院刑事法庭就邵之霆_（Zhiting S.）_迷奸案进行第二次庭审。

旁听席上几乎坐满了人。来的大多数是中国年轻女性——有从科隆赶来的，有从汉堡赶来的，也有专程飞来柏林的。记者席上坐着一名来自《taz》_（在德国柏林发行的一份左派独立报刊）_的女士，这家报纸对当天开庭的案件相关的，基于Telegram华人群组的大规模迷奸案，持续跟踪报道已逾一年。旁听席上，几位中国女性到场。有一位带了几张纸和一盒水彩笔，在开庭过程中，她用红色水彩笔不断写下“中国男性有辱国格”；另几位女性也画了邵的速写。此外，一位持有中国律师执照的女律师也来到了庭审现场。

庭审现场也有华人面孔的男性旁听者。其中两名男性的对话提及了那名已经畏罪自杀的嫌疑人，有人问：“如果你被抓了，你会自杀吗？”

被告邵之霆走进法庭时戴着口罩，一直没有摘下。他缩在被告席与墙壁的夹角，情绪始终平静，没有太大波动。为他辩护的两名律师都是中年至中老年男性，非亚裔。他向法官表示自己不会德语，庭上有检方配备的中德翻译，为他进行实时互译。

作者在旁听席上画下了邵之霆的速写，其佩戴框架眼镜，并用口罩遮掩了面部。（图_吴娜/绘）

邵之霆，上海交通大学本科，北京大学医学硕士，2021年秋抵达柏林，在夏里特医学院攻读博士，研究方向是侵袭性癌细胞。案发时32岁。

检察方指控他利用这一医学背景，在犯罪群组内为其他成员提供药物指导——如何对受害女性下药，用什么药，用多少量。此外，他还被指控在2019至2021年间，在中国境内对一名女性实施多次性侵。德国检察方认为，两项指控均在德国法律的追诉范围之内。

据网络公开资料，邵之霆于2018年被北京大学医学部肿瘤学硕士项目录取。（图_网络）

法官在描述案情时明确使用了“das Mädchen”_（这个女孩）_一词，这意味着，在他的案件中，受害者有未成年女性。

检察方陈述的手法包括：在饮料或水中加入大量冰块以稀释药物的异味，以及将药物掺入烟草，使受害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摄入。

法官还强调了“兜底条款”_（Auffangklausel / Catch-All-Klausel）_的使用。德国《刑法典》经过2016年的重大改革，引入了“‘不’即是‘不’”原则，包括一个兜底条款：不需要证明暴力、威胁或受害者无力反抗，只需证明行为违背了对方“可识别的意愿”。

庭审进行到第二个部分之前，法官询问在场有没有社会组织的代表；现场的旁听者都表示是个人自发前来。随后进入视频物证和证人环节，转为了不公开审理，旁听者被请出了法庭。也有旁听者猜测，邵之霆觉得来了太多旁听的中国人，他希望此案转为不公开审理。

这是邵之霆案自2026年3月中旬开庭以来的又一个庭审日。随后5月18日和20日还有两次庭审，预计5月中旬作出判决。

参与旁听的另一位中国女性画下的邵之霆案第二次庭审现场。（图_小红书@ManyKartoffeln）

这批案件的调查始于2024年下半年。法兰克福警方陆续接获多名受害者报案，并于当年11月逮捕了主犯之一张大鹏（Dapeng Zh.）。此后，对张大鹏数字设备的取证工作揭开了整张网络的连接关系，案件版图从法兰克福延伸到慕尼黑、柏林，跨越大西洋后，落在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校园。已知受害者大多是中国女性，已进入司法程序的施害者都为中国男性。

邵之霆是这批案件中第四名走进法庭的被告。在他之前，三人已在德国不同城市相继被判决。在他之后，洛杉矶还有一个人在等待宣判。

连接他们的是一个叫“德国老司机驾校”的Telegram群组，以及一套精心设计的犯罪语言。

暗语：犯罪系统的内部词典

群组名称叫“德国老司机驾校”，具有掩护性。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某个兴趣社群，内部则是一套完整犯罪信息交换体系的入口。

“开车”是这套语言的核心词，意思是对失去意识的女性实施性侵。侵犯者自称为“司机”。与之配套的词汇还有：“加油”，指对目标女性下药；“死猪”，指因药物而失去意识的受害女性；“汽车”，指被选中的目标；“豪车”，指相貌出众的目标；“私家车”，指侵犯者的伴侣。

群组核心成员是8名男性，其中6人在德国生活，1人在荷兰，1人在美国加州。核心层之外还辐射多个关联群组，规模最大的一个约有4500人，长期活跃、参与讨论并分享内容的超过2000人。群组是私密的，只能通过邀请加入。

据《黑森新闻》[1]_（hessenschau）_对全案的深度报道，群组成员之间互相分享对女性下药、实施侵害的经验，交流获取麻醉药物的渠道，并在群内传播犯罪影像。

法语中有一个词，描述这种通过化学手段实施的性暴力：soumission chimique，直译为“化学驯服”。

张大鹏：

在这个犯罪系统里，张大鹏是最早被逮捕的核心成员，也是这张网络的组织者之一。

张大鹏在德国生活已逾二十年，案发时43至44岁。其本科就读于哈尔滨某大学土木工程专业，2005年赴德，在图宾根大学取得计算机学硕士学位，辅修工商管理。毕业后留在德国从事IT行业，最终任职于著名跑车制造商路特斯（Lotus），负责信息技术，住在黑森州大盖劳地区，在德国置有房产。

据LinkedIn资料，“德国老司机驾校”Telegram群组的管理员张大鹏就职于路特斯汽车公司，为该企业的IT经理。（图_网络）

《新京报》梳理了张大鹏在网上留下的很多痕迹：当年德国华人圈流行在“萍聚社区”论坛上交流，张大鹏在那里的账号数据至今可查：注册于2007年2月，发帖110条，回复1896条，在线时间累计2390小时——相当于将近100天。他活跃在技术版、摄影版、汽车版，回复问题，分享经验。他还管理着一个摄影爱好者群组。2024年11月，他被捕的消息传出后，有群友在群里惊问“真的是你吗”，随后这个群解散，有人另建了新群。

线上的活跃与线下的疏离之间，有一道始终存在的缝隙。《新京报》在案发后采访到认识他的人，描述他在现实生活中比较沉默、冷淡，给人一种距离感。

根据庭审陈述，2020年，他在某色情网站上偶然点进了一条Telegram群组链接，由此进入这个犯罪世界。他开始活跃于相关群组，逐步成为核心管理者之一，在群组内部销售药物，提供剂量建议，散布犯罪影像。

《taz》[2]在全案深度报道中写道，当2024年法国女子吉泽尔·佩利科特_（Gisèle Pelicot）_遭多人迷奸案被欧洲媒体广泛报道时，他在群组里留下了一条消息：“哈哈，这样的事我也想参与一次。”

2011年至2020年间，吉赛尔·佩利科特遭其前夫多米尼克·佩利科特（Dominique Pelicot）多次下药，导致昏迷，并被前夫招募来的70余名男子实施了强奸，期间拍下数千份影像证据。此案被称为法国史上最大规模强奸案，2024年12月，多米尼克被判处最高刑期20年，其余罪犯则被判3至15年有期徒刑。（图_Getty Images / AFP / CLEMENT MAHOUDEAU）

根据法兰克福地区法院判决书，张大鹏从2021年就开始性侵身边的女性，包括朋友、邻居和同事。

《黑森新闻》的报道记录了他早期作案的一个案例——那时他的目标尚不限于中国女性。他以沙发客身份借住于一名独自带着11个月大婴儿的女性家中，那名女性正在对外出租自己的公寓。他送给她一颗掺有安眠药的巧克力。据法院认定，他对她实施侵害长达数小时，期间不断追加麻醉药物以防她醒来，令她处于具体的生命危险之中。婴儿中途醒来，他给婴儿喂了奶，然后继续实施侵害。事后，他在群组里用暗语写道，他“驾驶了一辆大型外国车”。这名女性是从警察那里，才得知自己遭到了强奸。

2024年起，他将作案范围转向陌生人，选择的入口是华人之间的租售房市场。在那里，同语言、同文化背景带来一种默认的信任感。

他在中文社交平台小红书和微信上，寻找在大法兰克福地区发布房源的中国女性，伪装成女性账号与对方取得联系，约好看房时间后独自上门作案。黑森州警方于2024年9月的联合通报显示，他接触的房源类型包括出租房、出售房，以及沙发客式的临时住宿。

2024年1月至11月被捕前，他在法兰克福、曼海姆、哥廷根共留下四起报案记录，受害者均为中国女性，年龄在19至33岁之间。这四名受害者在意识恢复后向警方报案，成为整个侦查链条的直接起点。

被捕时，警方在他的电子设备上发现了大量性侵视频。据《taz》报道，设备上的图片文件数量逾千万张，其中包括最严重程度的性暴力内容。

2024年9月，黑森州警察局以中、英、德三种语言同时发布警情通告，呼吁年轻中国女性警惕一名极可能是中国籍的连环强奸嫌疑人。这在德国警方的日常工作中极为罕见。通告发出后，消息在德国华人社群中迅速扩散。

2024年9月，黑森州警察局以中、英、德三种语言同时发布警情通告，呼吁年轻中国女性警惕一名极可能是中国籍的连环强奸嫌疑人。（图_网络）

2025年10月，法兰克福地区法院开庭审理。检察方提起22项罪名，包括谋杀未遂、特别严重强奸、危险伤害、传播暴力色情内容，以及非法经营麻醉品和药品。庭审期间，张大鹏对绝大多数指控作出承认，检察官要求判处无期徒刑。

2026年2月7日，法兰克福地区法院对张大鹏作出14年有期徒刑的宣判，外加对其刑满后“预防性羁押”（Sicherungsverwahrung），每名受害者须获得五位数欧元赔偿。预防性羁押是德国法律中独立于刑期的一项制度：刑满后，若法院评估认定当事人仍对社会构成危险，可继续将其关押，并定期重新评估，理论上可无限期延续。辩护方已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判决尚未生效。

在庭审现场，张大鹏使用红色T恤遮挡面部。（图_Jürgen Mahnke/BILD Fotoservice)

张大鹏的案件是这张网络里最先进入司法程序的。在对他数字设备的取证过程中，调查人员找到了通向另外几个人的线索。

蒋中懿：恋人关系内的侵害

张大鹏被捕约三周后，调查人员循着数字取证的线索，找到了下一个人。

蒋中懿（Zhongyi J.），留学生，案发时28岁，在慕尼黑修读硕士。他与受害者同住一栋楼，后来发展为恋人关系，两人之间也有过正常的性关系。从外部看，这是一段普通的海外留学生恋情——同语言，同文化，生活半径高度重叠。

2026年4月，蒋中懿接受庭审现场。（图_Theo Klein / BILD)

2024年，蒋中懿多次将强效镇静药物混入受害者的饮品，在其失去意识后实施侵害，全程拍摄记录。受害者一无所知。2024年11月下旬，警方循着数字取证的线索找到他的住所，破门而入时，受害者正睡在他身边。据《taz》报道，在那几小时前，他刚刚对她实施了侵害。

受害者此后在法庭上得知了事件经过。当犯罪视频在法庭上播放时，她“完全难以置信”。此前她与蒋中懿有过双方同意的性关系，她完全不知道还有另一段被侵犯的历史与那段关系并行存在。

庭审自2026年2月初在慕尼黑地区法院举行，历时17个庭审日。

检察方的指控核心，是药物对受害者生命构成的威胁。蒋中懿使用的是通常只在手术室使用的麻醉药物。在医院环境下，患者使用这类药物时，须连接监测血压、血氧、心率的仪器，并由麻醉师全程监护。蒋中懿在自己的学生公寓里使用这些药物，有时甚至在受害者失去意识后独自离开。庭审中出具证词的麻醉师指出，他的用药存在过量情况。

检察方因此提起七项谋杀未遂指控，最终法庭认定其中两项成立。录像证据显示，在这两次侵害中，一次持续时间超过两个半小时，另一次超过三个半小时。

蒋中懿与张大鹏交流甚密。从2023年11月至2024年9月，两人在Telegram上往来消息超过2000条，内容包括药物使用的效果讨论，以及他对自己犯罪经过的详细描述。

与此同时，他还在不同群组持续发消息寻找新的目标。法官当庭宣读了其中的内容，他以群组暗语写成：“欧洲全能老司机寻找汽车”，将消息发到至少四个群组。

庭审第10日，法官科彭莱特纳_（Markus Koppenleitner）_在开庭五个小时后，直接向蒋中懿发问：他对第一名受害者是否感到厌倦了？翻译传达了他用中文给出的回答：不，从未厌倦。法官随即让人取来案卷，当庭宣读了蒋中懿在不同群组里发送的消息——这些证据显示，蒋中懿在与受害者保持恋人关系的同时，还在持续寻找新的目标。蒋中懿对此沉默，没有回答。

2026年4月，慕尼黑地区法院宣判蒋中懿获刑11年3个月，罪名包括两项谋杀未遂、六项特别严重强奸。

检察方要求判处无期徒刑，并附加预防性羁押。科彭莱特纳法官解释了为何未予采纳：被告年轻，没有前科，庭审中部分认罪，并已向受害者支付2万欧元赔偿。法官也承认，11年3个月的量刑“偏低”，不过他同时表示，预防性羁押的法律条件也已经具备，将在刑满后另行评估是否启动。

蒋中懿在庭审现场，试图用纸质文件遮掩面部。（图_Malin Wunderlich/dpa）

宣判结束前，科彭莱特纳还提及法国佩利科特案，他称：“这不是法国现象，也不是中国现象，而是德国和全球共同面对的问题。”他还说了一句被德国媒体反复引用的话：“我们在这里进入了法律的无人区。”他解释称，这类案件此前既无联邦最高法院先例，也从未有重罪法庭处理过同类案情，法官们不得不一遍遍看那些录像，在没有任何参照的情况下作出判断。

负责调取证据的一名女性调查人员曾出庭作证，她说那些视频是“她这辈子见过最糟糕的东西”。

蒋中懿是张大鹏被捕后第一个被牵出的人。但对张大鹏数字设备的取证还在继续，更多名字随之浮现。

周同：受害者文件夹

周同_（Tong Z.）_1999年生于中国，15岁只身赴德就读寄宿中学，后在柏林修读机械工程，案发时25岁，在德已生活约十年。

从外部看，他是一个在德国长大的中国年轻人，在柏林读机械工程，在约会软件上认识新朋友，与邻居有日常来往，没有什么让人警觉的迹象。

但在Telegram上，他有另一个身份。他的显示名称是“白天是上帝，晚上是魔鬼”——这句话后来出现在柏林地区法院的判决书里。

据《黑森新闻》引述柏林地区法院判决书，从2023年11月至2024年9月，他与张大鹏在Telegram上往来消息超过2000条。他在那些消息里描述自己的犯罪经过，并写下心理反应：当受药物影响的受害者出现抵抗时，他的兴奋感随之增加。他还在消息里写道：“不能让她醒过来。”

他在约会中对女性下药并全程录像；他在邻居的浴室里安装隐藏摄像头，拍摄她如厕和洗澡。据柏林地区法院认定，他在个人电脑里为每一名受害者建立了单独的文件夹，其中一个文件夹名叫“床垫上的女人”。

据《taz》报道，他在约会平台上认识的一名受害者有轻度身体和智力障碍，柏林地区法院在判决书中描述她“像孩子一样天真轻信”。

周同在Telegram消息里对张大鹏讲，他一共侵害了18名女性。法院最终认定的受害者只有9人。据法院陈述，这些受害者都是在警察询问时，才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

2024年12月，柏林刑事调查局收到黑森州刑警局的线索，随即多次搜查他的住所。警方在现场发现了避孕套、女性内衣、注射器和药物，床下抽屉里藏有两板安眠药，数字设备上提取的数据量超过2TB。

2025年夏，周同在柏林地区法院受审。庭审中，他对所有指控全部认罪。他在庭上说：“我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非常后悔，我真诚地道歉。在法庭上看那些视频非常痛苦，我感到无比羞耻。”

周同在庭审现场，使用深色外套遮盖面部。（图_Olaf Wagner/BILD Fotoserver)

2025年8月，柏林地区法院判处周同5年9个月监禁，涉及针对9名受害者的13项罪行，罪名包括强奸及侵犯个人私密领域。

这个数字让很多人感到难以接受。13项罪行、受害者包括一名有智力障碍的女性、作案记录横跨近两年——最终换来的是不足六年的判决。判决宣布后，多家德国媒体和法律观察人士公开提出质疑。不过目前没有报道显示检察方就此提出上诉。

就在德国的判决陆续作出的同时，这张网络的另一条线索已经越过了大西洋，触及美国加州的大学校园。

翁偲喆：大洋彼岸的同一张网

2025年1月，德国联邦刑事调查局向洛杉矶市警察局发出情报通报，指认了一名曾在德国活动的群组成员。

被指认的人叫翁偲喆（Sizhe Weng），英文名Steven，1995年生，中国公民，2021年起在南加州大学_（USC）攻读博士，同时担任助教。南加州大学的校园记录显示，他是一名正常的在读学生，有固定的教学职责，没有任何公开的异常记录。洛杉矶警察局（LAPD）副局长艾伦·汉密尔顿（Alan Hamilton）_在记者会上专门提到这一点：正因为他担任助教，警方相信可能还有更多受害者。

翁偲喆在南加州大学维特比工程学院（USC Viterbi School of Engineering）的网站页面，显示其为电子工程博士生。（图_网络）

洛杉矶警察局在接获通报后展开调查。2025年8月28日，翁偲喆在洛杉矶被捕，警方同步搜查了他的住所。据ABC7洛杉矶[3]_（ABC7 Los Angeles，为南加州主流电视台）_报道，警方在其住所发现的证据可追溯至2021年，涉及多名受害者，其侵害行为持续至2025年。

根据洛杉矶郡检察官办公室的指控，他在2021至2024年就读南加州大学博士期间，对至少三名女性在食物或饮料中掺入麻醉药物，趁其失去意识后实施性侵。他面临八项重罪指控，涉及以药物或麻醉手段实施的多种形式性暴力，包括强奸及其他性侵罪行。

2025年9月2日，他在法庭上对所有指控不认罪，被无保释金羁押。案件目前仍在审理，尚未宣判。若所有罪名成立，他将面临25年至无期徒刑，外加56年刑期，并须终身登记为性罪犯。

洛杉矶郡检察长内森·霍克曼_（Nathan Hochman）_宣布起诉时，呼吁潜在受害者出面，并提供了洛杉矶警察局劫盗及谋杀组的联系方式。警察局副局长汉密尔顿在记者会上展示了翁偲喆的照片。

洛杉矶警察局副局长汉密尔顿在记者会上展示了翁偲喆的照片。（图_Los Angeles Times）

南加州大学也发表声明，称学校已采取措施禁止翁偲喆进入校园，并正在配合警方调查。

在这批案件中，受害者因药物遗忘机制而无法举报的情形，已反复出现。她们不知道自己是受害者，自然也无从报案。翁偲喆案是这个困境在大西洋彼岸的重演。

顺行性遗忘：药物如何制造不知情

苯二氮䓬类药物_（Benzodiazepines）_具有一种被称为“顺行性遗忘”的神经效应：药物干预大脑将短期经历转化为长期记忆的机制，使服药者在意识恢复后对药效期间的经历毫无记忆。受害者能感知到的，只是随后出现的身体症状，如疲倦、头痛、身体异常，而这些症状通常会被误认为是生病或过度劳累。

这个机制，在这张犯罪网络里被精确利用。

慕尼黑庭审记录显示，蒋中懿使用的药物剂量超过安全标准五至十倍。他通过在饮料中掺药、以浸有麻醉剂的棉布捂住受害者口鼻等方式施药，期间受害者多次出现呼吸暂停。录像证据显示，在两次侵害中，受害者的舌头向后滑落阻塞气道，而他没有停下来，并两次在受害者失去意识时独自离开公寓。科彭莱特纳法官在宣判时说：“她能活下来，在所有案件中都是极大的幸运。”

苯二氮䓬类药物常用作抗癫痫药和抗焦虑药。临床常用药物包括地西泮、艾司唑仑、阿普唑仑等。（图_网络资料)

这个机制还造成了统计层面难以弥合的证据缺口。周同在Telegram消息里自称侵害了18名女性，但正式起诉的被害人为9人。可能有更多受害者从未举报，至今仍将当时的身体异常理解为一次普通的不舒服。

柏林受害者支持机构Lara的心理学家夏洛特·希尔茨_（Charlotte Hirz）_在蒋中懿案判决后说：“现在进入公众视野的案件，只是冰山一角。”她指出，这类犯罪大量发生在亲密关系或熟人环境中，受害者因为毫不知情，无从举报。

群组成员对这个机制的后果并非不知情。蒋中懿在庭上陈述，群组内曾有成员提到，深圳有一名女性因此死亡。他说他以为那只是个例外。

那名在深圳死亡的女性，没有出现在任何判决书里。

破案：一次跨国执法合作

德国警方在这批案件上独立侦查了约十个月。最初的报案分散在法兰克福、哥廷根、曼海姆三地，均为张大鹏的作案地点。各地起初独立立案，后移交法兰克福警察局主办，再升格由黑森州刑侦局牵头。

但侦查遭遇了一道结构性障碍：嫌疑人通过微信和小红书与受害者建立联系、约定见面，而德国警方既无法直接获取这两个中文平台的账号和通讯数据，也缺乏独立解读的语言能力。

据《新京报》报道，2024年9月底，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馆在例行警务交流中得知了这批案件，随即主动约见案件主办方，提出合作框架，并联系中国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协调国内警方介入。

2024年11月14日上午，中国警方将经技术核查的关键线索通过双边渠道递交德方。当天下午，黑森州刑侦局在劳恩海姆_（Raunheim）一家汽车公司内，当场逮捕了正在工作的张大鹏。德国检察官多米尼克·米斯（Dominik Mies）_事后表示，警方在“创纪录的时间内”完成了DNA比对。从中方递交情报到嫌疑人落网，中间只隔了半天。

2024年11月15日，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馆发文，通报此前法兰克福领区接连发生的针对中国女性强奸案告破，43岁中国籍嫌犯（即张大鹏）落网。（图_网络）

黑森州刑侦局次日致函中国总领馆，感谢其“迅速传递了极其重要的信息和良好的合作”。

张大鹏的落网，成为揭开更大犯罪网络的起点。警方对他的电子设备进行数字取证，使得“德国老司机驾校”核心群组的通讯记录进入调查视野，包括成员身份、药物流通渠道、影像交换记录，以及成员之间往来的地理分布信息。

德国警方随后扩大抓捕行动：张大鹏被捕约三周后，蒋中懿在慕尼黑被捕，警方破门而入时受害者正睡在他身边。同年12月，柏林刑事调查局收到线索，周同随后被捕。此后，邵之霆也被锁定。另有一名核心成员据称在抓捕行动启动后自杀身亡，未及受审。2025年1月，德国联邦刑事调查局将线索传递至洛杉矶，同年8月28日，翁偲喆被捕。

同一次数字取证，触发了分布在欧洲和北美的多条并行司法程序。它也揭示了跨国数字犯罪侦查的一个现实：犯罪网络可以在加密通讯的掩护下跨国扩展，但一旦其中一个节点的数字设备被打开，整张网的连接关系便可能一并呈现。

司法争议：同一张网，多套逻辑

这批案件横跨德国和美国，同一个犯罪网络的不同成员，因为受审法院不同，或案发地点不同，面对的是截然不同的法律逻辑。

争议最大的，是德国三个法院给出的三个结果。

张大鹏获刑14年、蒋中懿获刑11年3个月、周同则获刑5年9个月。三个案件，同一个法律体系，却获得三个差距悬殊的结果。

慕尼黑法官承认给予蒋中懿11年3个月的量刑“偏低”，却仍做出了这个判决。他的理由是：被告年轻，初犯，部分认罪，已赔偿受害者。这是德国刑法的一贯逻辑：刑罚的目标之一是帮助罪犯回归社会，初犯和认罪态度会带来实质性的减刑。

批评者的问题是：当犯罪涉及系统性预谋、精确的药物知识、且为长期反复实施，而受害者因药物遗忘效应完全无法保护自己，“年轻”和“初犯”是否仍然应该带来同样分量的减刑？这个问题，目前在德国法律界没有统一答案。

周同获刑5年9个月的争议更大。共13项已认定罪行、受害者涵盖身心障碍人士，不足六年的判决让许多人难以接受。但判决宣布后，目前没有报道显示检方提出上诉。

法官科彭莱特纳在宣判时说：“我们进入了法律的无人区。”这句话的另一面是：这批判决本身，正在为德国处理此类案件建立参照体系。它们的结果不同，也在于法院此前从未面对过这类犯罪，每一个判决都在摸索。

德国与美国的判决放在一起看，差距更为直观。同一张网络，因为在哪里被捕，刑期可以相差五十年。

如果检方提出的全部罪名最终成立，翁偲喆在洛杉矶面临的刑期上限[4]是25年至终身监禁（25 years to life），外加 56年有期徒刑，并且将终身登记为性犯罪者（register as a sex offender for life）。这个数字已超出任何人的寿命。加州的逻辑是：每项罪名独立计算，结果叠加，确保惯犯无法在有生之年出狱。德国刑法的逻辑是另一套：刑期与罪责相称，保留罪犯回归社会的可能。两种逻辑各有立场，但结果是：同一张网络的成员，仅因在哪个国家被捕，可能面临从5年9个月到理论上终身监禁的量刑差距。

邵之霆案还带出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德国有没有权力追诉他在中国的犯罪？

检察方同时起诉了他在德国参与群组的行为，以及他在中国境内的性侵行为。但德国法律对境外犯罪的管辖权有严格限制，他在中国的行为在中国既未被举报也未被起诉，德国法院是否有权追诉，是真实的法律争议。如果最终认定德国无权管辖他在中国的行为，这意味着类似情形的人，可以以“境外无法追诉”为由减轻在德国的指控。邵之霆案的判决结果，将成为此后类似案件的参照。

所有判决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被触碰：群组里那2000个人。

目前所有判决针对的都是亲手实施犯罪的人。群组里长期活跃、比较剂量、分享影像、互相讨论的超过2000名成员，尚未受到系统性追查。他们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共谋，如何界定，目前没有答案。

这大概是这批案件在法律层面留下的最大悬而未决的问题。

2026年5月，邵之霆的案件仍在审理，判决预计于5月中旬作出。翁偲喆在洛杉矶等待宣判。张大鹏的上诉仍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等待审查。

那个群组里的其他2000人，还没有受到任何追问。

参考资料

[1] https\://www.hessenschau.de/panorama/frauen-betaeubt-und-gefilmt-serienvergewaltiger-in-frankfurt-angeklagt-v1,anklage-vergewaltigung-100.html [2] https\://taz.de/Sexualisierte-Gewalt/!6164544/ [3] https\://abc7.com/post/sizhe-weng-arrest-usc-grad-student-accused-drugging-raping-3-women-several-years/18013679/ [4] https\://da.lacounty.gov/media/news/usc-phd-graduate-charged-multiple-drug-facilitated-sexual-assaults-2021

最近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有个大案很轰动，在国内竟然没什么大规模报道吗？每个人都应该看看，看看某些男的，某些别人的“出色儿子”，暗地里能禽兽到什么程度！提高安全意识。

我预判你们在看的过程中，下巴会持续掉下来。

一群在德国留学的中国高材生，利用信任感，在数年里实施大量药物迷奸案，受害人全是中国女性，包括他们的妻子、女友、发小、同学、同事、被诱骗来“租房”的陌生女子等等。

他们偷偷用药物令女方失去意识后，把性侵过程多角度拍视频发群炫耀，交流“经验”。核心小群有8人（也是核心作案人），大群有4千多人。

核心八人里有北大医学硕士，指导用药，用的是手术级麻醉镇静剂，自带遗忘效果。

所以大部分受害人是案发后，从警方那里看到了视频才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才知道那个信任的人是什么禽兽，身心受到极大创伤。

他们很善于隐藏。在Telegram建群，有阅后即焚功能，在群里都用代称。群名是“德国老司机驾校”。

物色女性=找车；自己女友或妻子=私家车；迷药=汽油；买药地点=加油站；实施过程=开车、驾考……

那么事情是怎样被发现的呢？随着他们的被捕和庭审的开展，作案图谱逐渐完整。

我现在梳理一下，同时介绍各个禽兽（竟然还有人觉得曝光太丢脸畏罪自杀了）

_00_.案发

2024年6月，一个在德国放租房子的中国女性，被上门看房子的人捂嘴迷晕，醒来后下体疼痛、记忆断片，怀疑自己被性侵。

她在网上寻找附近有没有类似经历的人，果然被她找到了两名受害者，经历高度相似：

她们都在网上加了一个微信头像为女性的人，语气亲昵，自称 “帮朋友租房”，到场看房时趁她们不注意，捂嘴迷晕，她们醒来失忆，身体不适。

禽兽就是利用女生在异国语言不便利、畏惧报案、证据不足，再加上羞耻心理，极可能就“算了”。

三个女生还是勇敢报案了。一个人或许证据单薄，三个人在不同时间都经历了离奇事情，德国警方就迅速行动了。

通过微信账号溯源、IP 定位、查监控等措施，捉了第一人：张大鹏。他是团伙的头目、大哥。

_01_.张大鹏

张大鹏，44岁，2002年毕业于哈工大土木工程系本科，后在德国图宾根大学拿下计算机硕士，被捕时是法兰克福车企（莲花汽车）的IT经理。

警方在他家搜到的电子证据震惊庭审全场：巨量的色情影像文件，其中数万段是他亲自性侵视频。

他会用手机、相机、头戴GoPro多角度拍摄过程，上传8人核心群，供围观、点评、交流经验。

从2020年到2024 年11月被捕，持续作案4年。庭审现场两名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就用了67分钟。

根据起诉书，他的第一名受害者是他的女友，后来成为他的妻子。他被捕后，妻子才知道他是如此禽兽，自己竟然是他的实验对象，非常崩溃，也加入了报案。（此类罪犯通常会先拿身边人“练手”）

他的作案对象还有同事、邻居，以及专诱骗初到德国、无亲友的中国女留学生。在群里说“中国女生最怂，不会报警”。

同时发现，张大鹏加入了25个中文聊天群，在群内与他人交流 “下药、性侵、拍摄” 的内容。

搜查到的硬盘显示，多名受害者由于用药过量途中出现呼吸骤停，血压骤降，所以他的罪名包含“谋杀未遂”。庭审过程，他态度冷漠、没有悔意。

2026年 2 月，法兰克福地方法院以22 项罪名判处张大鹏14年监禁（德国性侵案最高15年），及刑满后预防性羁押（德国针对具有高度再犯风险者的长期监管措施，完全解除风险才能放，他这约等于终身监禁）。赔偿受害者 25 万欧元。

_02_.邵之霆

警方破译张大鹏手机，顺藤摸瓜发现一堆蟑螂。邵之霆，是他们的军师（用药指导、供应）。

邵之霆，1993 年出生，河北医科大学本科、北大医学部肿瘤学硕士，2021 年赴德读博。

他为群成员选定药物种类、给药剂量、方式（口服/注射/吸入）。张大鹏在群内直播时，邵之霆实时在线指导用药剂量与时机，精确到毫克，确保受害者全程无意识、无反抗、无记忆，还算好代谢时间。

邵之霆在德国不亲自作案，享受做“远程军师”感觉，但是检方找到证据指控他在2019-2021年在中国国内期间对熟人圈多名女性用药迷奸。

中国的受害者或许是因失忆没有发现，或许是没有证据，所以没有报案。他那些药，令人连过程都记不起。Anyway，这些会在德国一并被起诉。

前几天，5月4日，是邵之霆的首场庭审。他在庭审现场全程表情平静，语气冷漠，否认所有指控，称 “只是学术交流、药物讨论是医学探讨、直播指导是玩笑、国内案是诬告”。

他在打“无罪辩护”，说德方出示的影像是2019-2021在北京发生的，德国无权追溯他在中国的行为。据说已经有受害者飞去德国指证他了。后续在5月18日、5月20日开庭。

主审法官说：“没有邵之霆的专业指导，该团伙不可能实施如此多、如此‘专业’的迷奸，他是犯罪网络的关键支点”；“利用医学专业知识系统性加害同胞，冷血、精密、毫无道德底线”。

现在还没宣判，但是证据很足，量刑估计跟张大鹏差不多。

_03_.翁思哲

核心八人群的第三名：翁思哲（也有翻译成翁偲喆）。

1995 年出生，兰州大学理论物理本科，美国南加州大学（USC）电气工程博士，2025 年毕业。

这个不在德国，在美国洛杉矶。德国警方通报FBI与洛杉矶警方协助，洛杉矶警方秘密跟踪监听半年。

2025年8月，洛杉矶警方突袭其公寓将其当场逮捕，查获多瓶麻醉药物、针孔摄像头、蛇形相机（一种专为复杂狭窄空间设计的柔性内窥相机）、硬盘（含数十段下药+捆绑+性侵视频）。

他2021 年加入 “德国老司机驾校” 群，从邵之霆那里购强效麻醉药，接受远程指导。

翁思哲的作案对象，竟然包含他的童年发小。发小来美国旅游找他玩时被下药，醒来头疼浑身不适，以为是旅途疲劳且有时差。是啊，正常人哪会往那么变态想。

2025年9月2日，他首次出庭，否认全部重罪。2026年1月14日，预审听证，方提交全部证据，法官裁定证据充分，可正式审判。

美国检方根据证据，指控他8项重罪，其中包含药物鸡奸罪（经肛门的意思，属于加重型性侵，单独成罪）。

根据加州法律，各罪刑期叠加，他极大可能会判25 年起步至终身监禁，终身登记性犯罪者。今年会宣判。

_04_.蒋中懿

核心八人群第四个，蒋中懿（Zhongyi J. 网传也叫 “钟义”）。

28岁，在慕尼黑工业大学攻读机器人学硕士。这是德国排名第一的大学，在欧洲仅次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估计是父母的极大骄傲吧，私下却是数一数二的变态，爱好极端施虐，多次差点用药过量死人。

他频繁下手的对象竟然是自己的女友。其实一开始就是受害者，是他巧言令色把受害者发展成了女友。

他的用药近乎致死量，受害者出现呼吸停止、面部紫绀（舌头后坠堵气道），他仅用力摇晃，然后继续长时间施暴并拍摄分享，非常冷血。

受害者观看录像后崩溃，以为自己一直以来的长期失忆与莫名精神创伤是因睡眠不好，身体不好，压力大。哪想到是身边“好学生”的所作所为。

2026年4月，他被判11年3个月监禁。（德国量刑比美国轻）大陆媒体竟然称呼他“小伙”，还怪亲密的呢\~

_05_.周同

核心八人之五，周同（也有翻译周彤，Tong Z.）25岁，在柏林留学读硕士。

他与张大鹏私信2000多条，长期交流诱骗、下药、偷拍、规避警方经验。他的受害者确认超10人。

调查发现，周同还活跃于多个厌女聊天群，这些群的成员人数在5万至15万之间，群里的言论充满了对女性的“极度蔑视”。

他的其中一段视频中，拍摄了一名裸身熟睡的女子，将一张纸放在她的隐私部位前，上面写着：“白天是上帝，晚上是魔鬼”，这是他在群里的名字。那么拽，怎么不敢露面？

他还用女邻居的应急钥匙，潜入女邻居家浴室卧室安装针孔摄像头，长期偷拍，视频群分享，讥笑。

2025年8月宣判，量刑居然才5年9个月，因为德国对年轻、初犯、认罪量刑偏轻，这引发受害者不满。

_06_.许徐开元

许徐开元，被捕后已经在狱中自杀（自缢死的），审判流程也就此终止。

1999年出生，网友挖到他的父亲是高校物理系教授，他本人喜欢弹吉，唱德语歌比赛获奖，表面是个阳光文艺男。

他在德国欧洲应用科技大学毕业，从事物流与跨境贸易，同时任职于一家生物医药公司。

所以，他可以利用职务便利从中国走私手术级麻醉药物至德国，分销给其他成员。

他仿效张大鹏，在微信假扮女性，以各种正当理由诱骗华人女性见面，受害者至少5名，包含留学生、职场女性。

2024年底在汉堡看守所被捕后，因无法接受身份暴露，于羁押期间畏罪自杀（自缢），法律追责终止，死前叮嘱律师不要透露国内货源和链条。

_07_.邹振豪

核心成员共八人，上面说了六人。还有两个，在逃，未归案，资料不明。

除了这八人，还有一个必须说，邹振豪。他的案子在英国非常重磅。

他不在八人德国核心群，但是同在极端厌女的网络群，干一样的事（迷晕、拍摄、发群）。

邹振豪1997年出生，案发时在伦敦大学学院（UCL）机械工程在读博士。受害者确认身份的有11 名，伦敦警方根据搜到的巨量证据，说受害者超50人。

很多受害人不敢出来也能理解，这禽兽住在伦敦西区月租3万多元的公寓，受害者一定会被网络指责拜金，“你为什么要去他的公寓？”禽兽很清楚，即使他用“补课”理由骗去了的，女方也解释不清。

他家境优渥，父亲国企高管，母亲重点中学教师，从小到大有“优秀”光环。其实他在高中偷拍女厕所被抓，母亲花钱和求情压下事件；在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因嫖娼被拘留，父亲托关系摆平。

这混账父母把他“鸡”到英国UCL，终于在英国伦敦法院被判终身监禁，申请 “化学阉割” 减刑被法官驳回。死得其所。

有没有媒体采访一下他的父母啊？哪个国企那么赚钱啊？怎么养的孩子啊？怎么恶男的隐私总是保护得特别好。

_08_.群员们

有人说，这些人出国学坏了。呵，现在被揪出来的，是这八九个留学生。别忘了，他们有多个千人大群。

不是“留学生”特别恶劣，而是这群人里面有留学生，留学生被抓了。是国内很多，蔓延到国外去了，懂？

看看↓，就上个月，男人给未成年女孩下药结果过量把女孩毒死了，判刑很轻，媒体报道标题也是突出“少女、酒吧、误食”，好像没男的啥事。这还是出人命了才能上新闻，其他呢？

其他成千上万的群员，拥趸，绝大部分都在国内。是谁的丈夫，谁的男友，谁的儿子？

又有多少个现在看起来还算正常的中小学男生，过些年就要烂掉成为群员了？现在的小孩都很懂通过网络找到自己的兴趣组织，然后在群体里强化了本来就歪的三观。

女的厌男，只是不婚不育不恋爱，在网上骂几句男的，然后被骂极端女权。看看男的厌女，能干出什么事？震撼寰宇！！！

不知道怎么说了，好恶心。好恶心。好恶心。

———END———

2024年，德国和中国警方联合破获了一起涉及在德中国公民的下药性侵案件，被逮捕的是43岁的中国籍男子张大鹏。后续调查中，两国执法部门进一步发现，张大鹏背后是一个作案团伙，成员分布在德国法兰克福、慕尼黑、柏林，荷兰、美国洛杉矶等地。除张大鹏外，还有蒋中懿（Zhongyi J.）、周同（Tong Z.）等5人。此外，S.之亭(音，ZhitingS.)与翁某(音，SizheWeng)等人也被指参与下药、性侵女性，两人分别被柏林和美国洛杉矶检方提起刑事诉讼。

根据德国司法部门提供的文件和简报、德媒报道以及洛杉矶警方通报，上述5人均涉嫌通过麻醉剂、镇静剂等药品使受害人失去意识，随后实施性侵。他们还通过加密社交软件“电报”（Telegram）交流作案手法，分享药物使用剂量和经验，还分享偷拍受害人失去意识、或被性侵时的影像。

“应该不是他”

2025年春天，读到在伦敦就读的中国博士生邹振豪下药强奸女性案的报道时，陈怡并没有想太多。一年后，朋友又给她转发了另一起涉嫌下药、性侵的系列案件。她看到其中一名涉案的“柏林男子”，名字很眼熟，身份信息显示他“出生于1999年，15岁时来到德国”。

陈怡立刻与朋友核对信息。两人很快通过新闻报道确认，这名“柏林男子”，是她们共同在德国认识的中国留学生周同（Tong Zh.），“难以置信，和共友通话时，我们都语无伦次，不知道说什么”。

这是一起调查和审判已持续数年的连环强奸案——2024年底，中国籍男子张大鹏被德国警方逮捕，后被指控下药性侵多名女性。中德警方在后续调查中，发现了一个基于加密社交软件的群聊，群组成员接连出庭、被宣判，而周同是其中一员。

图为蒋中懿（Zhongyi J.）接受庭审现场

柏林第一地方法院向本刊提供的判决书显示，周同于1999年出生于四川，出生仅几个月后父母分开，他最初与母亲生活在一起，但从约两岁起被送到亲戚家居住。周同在判决书中自述，他曾受过亲人殴打、在学校期间受教师虐待。2015年，周同被母亲送往德国一所寄宿学校，因为学业表现不佳而一度辍学回国，后来又回到德国，此后多次在德国北部、东北部和南部几座城市之间搬迁，2022年9月搬到柏林。

陈怡回忆，确认自己认识的“周同”是案犯后，她几乎一晚上没有睡着。陈怡告诉本刊，她与周同相识于2022年2月，当时她在柏林留学，曾和朋友、周同一起吃过饭。

陈怡说，周同常自称“老柏林人”，对柏林很熟，主动要带她“出去放松放松”。她表示拒绝后，周同会攻击她的文科生身份，“你们文科哪那么难，论文随便写写都能过。我学理工的都没你们这么忙”。

后来，陈怡离开德国去其他国家交换，出发前，她有两箱衣服需要找寄存处，在朋友圈求助时，“周同跳了出来，表示愿意帮忙。我想只是衣服，应该问题不大”。交换期间，尽管她明确表示过自己有男友，但周同一直发消息问候、示好。

“有一次我放假回德国，他说要来接机，我拒绝了，他就自己查了航班信息，来机场蹲我，还带了一枝玫瑰花，”陈怡记得，当时周同在机场推着手推车，一直追着她，要送她回家，“好在我没带什么行李，自己跑掉了”。

交换结束回到德国后，陈怡联系周同取行李，后者表示，可以带上行李去机场接她，再将她连人带行李一起送到住处。在机场碰面后，两人商量流程，“他说他要去他老板那里一趟，让我在他车上等，如果困了的话可以睡一会儿。我拒绝了，和他说我住的是多人宿舍，周同就提出让我自己坐公共交通回去，之后会把行李箱送到我住处。我表示不便，因为洗漱用品都在箱子里。他就让我把洗漱用品拿出来，坚持要之后把箱子送到我住处。当时我很疑惑，接机不应该接的是人吗？”

两人争执不下，陈怡最后自己带着行李回家了。她说，周同的一些行为让她感觉“尴尬”，后来专门将其屏蔽。

陈怡记得，周同对自己的求学经历、所学专业含糊其辞，而且学业不忙，有时会向周围人宣传自己提供接机服务。她当时认为，在德留学生多多少少会打工补贴生活，并没有多想。加上周同相貌普通，身高大约1米7出头，种种气质都“没有攻击性”，也没有让她感到威胁。

2022年，华人李真因为合租而认识了周同。李真告诉本刊，在决定合租前，周同还在另一座城市上学，她和周同视频“面试”时对他印象还不错，“感觉他是个有点羞涩的学生，特别爱做饭，喜欢猫，是个小暖男，比较单纯善良，也很有礼貌”。

图为周同庭审现场

判决书显示，周同大部分空闲时间用于电脑，他的现实社交关系不多，尤其不与德国人建立友谊。他认为德语是障碍，并因语言问题经常感到被排斥。他的私人交往仅限于中国籍人士。判决书还提到，周同喜欢旅行，曾参加过团体旅行或通过网络有针对性地寻找女性旅伴。

慢慢地，李真和友人发现，周同在线上线下是“两副面孔”，线下行为举止有些局促、不自信，甚至“不敢看她”，“在公共场合碰到你，不会直接打招呼，但是事后会给你发微信，告诉你‘刚刚碰到你了’，而线上聊天就比较’亲密、暧昧’”。

后来因租房需求不同，李真没有和周同一起租房。但在此后两年里，周同比较频繁地，同时向她和她的一位女性友人张琳示好，邀约一起活动和旅行，但她们从未应约。张琳告诉本刊，当时她感觉周同“边界感有问题”，但由于周同比她们年纪小几岁，也没有多想，“在德国的华人之间一般是选择信任。在网上认识，见面后决定一起合租的情况很常见”。

团伙作案

根据柏林第一地方法院的判决书，周同最早从2019年10月起，在对方明确反对、反抗的情况下，对女性1号（受害人，以下编号仅为区分，不代表真实受害人数量）实施了性侵，并用手机拍摄了视频。同年12月，周同在旅行期间，用手机偷拍了旅伴、女性2号洗澡时的私密视频。2023年，周同利用安装在自己住所浴室里的隐藏摄像机，拍摄了女性3号洗澡时的视频。同年，他以“紧急情况”为由获取了邻居、女性4号家的备用钥匙，在其浴室里安装了秘密摄像头并拍摄视频。此外，他还在自己、其他女性或旅行期间的住所里，偷拍了多位女性的视频。

2024年，周同与一名通过网络相识的女性5号共进晚餐。判决书显示，女性5号有轻度精神障碍，心理发育未达实际年龄水平，认知和社会判断能力较弱，肢体也有轻度障碍。期间，周同通过给女性5号倒酒、投放高剂量处方安眠药，导致其昏睡、几乎失去意识，随后在女性5号无法反抗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强制性行为，并拍摄视频。

如果没有外部因素，周同的行为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被人察觉。判决书显示，多名女性直到接受警方问讯，看到警方出示的影像后，才意识到自己被性侵或被偷拍，遑论向警方报案。

2024年，德国和中国警方联合破获了一起涉及在德中国公民的下药性侵案件，被逮捕的是43岁的中国籍男子张大鹏。这年12月，德国黑森州刑事警察局提供一条线索：在对张大鹏住所进行搜查时，警方查获并分析了大量数字证据，随后发现多个和犯罪相关的“电报”（加密社交软件Telegram)群。群成员会交流自己的强奸行为、如何实施麻醉和获取麻醉药物的方法，以及对被麻醉女性实施性犯罪的经验。为展示行为，他们还会互相分享女性受害者的视频和照片。

根据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向本刊提供的一审判决书，张大鹏最初是2020年看到了迷奸女性犯罪相关视频，随后通过一个色情网站的链接加入相关群组，里面的成员在讨论迷药和性侵。2020年秋天，他第一次在网上购买迷药。到2021年1月，他开始把群里学到的“技术”付诸实践。

与此同时，张大鹏也自己建立和管理群。这些群组规模不同，有的人数众多但松散，有的人数少但联系紧密。根据判决书，张大鹏参与了25个聊天群，其中一个群人数最多时有2316名成员。他同时还是一个32人的群组管理员，该群主要用于出售麻醉药品并和“买家”交流。此外他还活跃于一个8人的小群，名叫“德国高级驾校”。正是从这个群里，警方发现了周同等人。群里8人中，5人住在德国，1人住在荷兰，还有2人在该判决书发布时未查明身份。

成员们用一些彼此听得懂的隐语来交流，其中用“3”指代安眠药三唑仑，“油/燃料”指药物，“加油”指使用药物，“车”指女性，“开车”指性行为，“司机”指实施者，“死猪/半死猪”指失去或部分失去意识的女性。

被查获的群聊里，张大鹏已将自己形容为“熟悉麻醉药使用的专家”了：他曾给群成员非常详细地解答有关使用麻醉药的建议，包括用量、投放方法、工具、场景等。他还向其他群成员出售这类药物。

群成员们也有私下交流。周同的判决书显示，在2023年11月到2024年9月期间，他和张大鹏私聊超过2000条，其中周同对张大鹏声称自己至少强奸过18名女性，还分享了自己在强奸麻醉后女性时的感受和情绪。周同告诉对方，自己将每一位受害人的影像资料都建立了单独的文件夹，这一点后来被德国警方的鉴定专家所证实。影像中的所有受害人的外貌特征均为亚洲女性。

慕尼黑地方法院向本刊提供的起诉书显示，群成员、中国留学生蒋中懿也是张大鹏的“学员”之一。他被指在2024年对同一名女性A，至少7次投予镇静性药物。其中一次，他被指先给予投放了安眠药的饮料，再施用两支咪达唑仑注射液，随后又使用了数量不明的吸入式麻醉剂，最后他被指对女性A实施性侵，并将拍摄的视频通过“电报”发给张大鹏。

这些行为事实上还对受害者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起诉书提到，这些镇静药物“会作用于中枢及其他维持生命的重要生理过程，足以导致受害人死亡，在受害人没有保持适当空腹的情况下，可能由于呕吐物或胃内容物反流进入肺部而导致窒息。

起诉书强调，蒋中懿了解这一风险，但为了实施强制性行为而执意如此。慕尼黑检察官多次在起诉书里写道——“受害人最终未出现致命结果，仅仅出于偶然”。张大鹏的一审判决书里，检察官也多次采用类似描述。

除了如何使用麻醉药剂，群成员还会交流如何物色侵害对象，如何实施犯罪。张大鹏曾和一名群成员（具体身份在一审判决书中被隐去）频繁交流自己对强奸的幻想和自己的计划。一审判决书记录到，张大鹏不仅通过在网上浏览租房信息贴，或搜罗中文社交媒体上的“网红”来约女性见面，还瞄准了现实生活中的熟人。

有一次，张大鹏带了含有迷药的饮料前往女性乙家，为了不让对方怀疑，他为自己准备了一杯不含药物的饮料，并当着女性乙的面当场喝完。但由于迷药没有起效，他离开时坚持把两杯饮料都带走。

隐蔽的罪恶

张大鹏曾在一次聊天里写到，警察永远不会发现他们。但在2024年，张大鹏伪装成女性沙发客，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寻求留宿，他找到一位愿意接待他的女性，编造了一个“男性友人会先到家准备物品”的谎言。他自称是那位“男性友人”，设法进入这位女性家中，用麻醉药迷晕了女性，随后对其实施强制性行为。为了消除痕迹，张大鹏离开时带走了她的手机并将之丢弃。这名女性醒来后发现手机丢失、自己疑似被侵犯。正是她首次向警方报案。

2024年秋季，德国三个城市警方均发现类似手法的报案，遂合并调查。期间张大鹏被警方问讯，否认了自己的行为。随后，德国警方向中国政府请求了调取张大鹏的社交媒体账号，以调查此事。2024年11月14日，张大鹏被逮捕。

法兰克福地方法院认为张大鹏犯有12项危险身体伤害罪，包括多项危险身体伤害罪和谋杀未遂罪，以及藏匿儿童色情物品罪等，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对每一位原告支付2.8万元到7万欧元不等的赔偿，并附加利息，未来还将对其实施预防性羁押（Sicherungsverwahrung）。蒋中懿被判处近12年有期徒刑。周同因首次犯罪时年龄较小，在少年法庭受审，被判处五年零九个月有期徒刑。法兰克福和柏林司法部门告诉本刊，由于张大鹏和周同均已提出上诉，因此两人的一审判决目前不具备法律效力。

关于群组中的其他成员，2026年5月，S.之亭的案件开始柏林地方法院进行审理。柏林刑事法院发言人莫里茨·雷曼（Moritz Lehmann）向本刊提供的简报，生活在柏林的S.之亭是一名医生，他被指在2019年到2026年间多次实施性侵，其中一次性侵发生在北京。他也被指通过“电报”向群成员提供麻醉药物的使用建议。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德国联邦刑警调查一起性犯罪案时，发现该案中有一名居住在美国的嫌疑人翁某（Sizhe Weng）。他从德国汉堡的供应商处购买大量麻醉药物，收货地址是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附近。2025年10月，洛杉矶检方以强奸罪、使用管制药物实施强奸等多项罪名，向翁某提出提起刑事指控。

德国媒体报道这一系列案件时，通常会提到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它的普遍性在于，全世界范围内都有此类下药性侵案发生。它的特殊性则在于，疑犯在网上创造了一个高度“隐蔽”的群组：张大鹏等人通过海外加密群聊来交流，受害者几乎全部都是中国女性。他们的行为既不为群组外的人所知，又因使用中国社交媒体和中文交流，不易被德国社会所发现。

曾在德国留学的小轩告诉本刊，法兰克福等德国大城市房源紧张，又因为德国法律规定，在德租房必须有工作收入证明，对留学生而言租房“难上加难”，许多人会通过留学生或华人群体私下看房、租房，有时连租房交易都通过现金或中国支付软件来完成，在德国社会的监督系统之外，客观上便于张大鹏等人通过租房等“陷阱”来诱骗女性见面。

使用网络通讯软件交流犯罪手段和事实，是本案的另外一个特征。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心理咨询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杨发辉向本刊分析，认知行为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操作性条件反射”，在本案中，加密通讯技术让这些群组成员的犯罪行为难以被发现和惩罚，会加强他们的侥幸心理。另一方面，人在群体中容易有责任推脱的心理，认为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涉案人员最初犯案时，可能会感到紧张、害怕，但实行过程中，可能会得到一些平日里体验不到的亢奋和快感，这些情绪又会成为他的“奖赏系统”，“责任少，（情绪）’获益’多，种种因素相互作用”，杨发辉说。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这一系列性侵案的标签从张大鹏带来的“高知”、“中产”等等，逐渐扩大了范围：涉案人既有体面的大企业管理层，又有名校留学生，也有学业普通的人。性教育专家方刚告诉本刊，性犯罪者通常没有具体画像，“各种年龄、阶层、种族，甚至性别，都有可能性侵害者”。

德国法医心理学家吉尔达·吉贝尔（Gilda Giebel）常年从事性犯罪者的预防性拘留工作，她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分析，性犯罪者有很多不同类型，一方面，有些人社会融入度低、自尊心低，常遭拒绝；另一方面，有些人以权力为驱动，追求控制和优越感；还有一些人存在“性欲倒错”，例如对毫无防备或熟睡的人产生性兴奋，这些类型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相互交织。而他们的共同点是缺乏同理心，将他们的施暴对象看成一个“躯体”，而不是一个人。

吉贝尔认为，此类涉及性犯罪的加密群聊中，成员们彼此之间产生了归属感，互相支持，甚至会展开“竞争”——去比较谁的行为更加肆无忌惮？谁发的影像更加令人不安？

（应受访者要求，陈怡、李真、张琳、小轩均为化名；由于司法程序进展不同，本文对涉案人员的姓名予以不同程度的呈现）

2026年2月6日，德国法兰克福地方法院。一名44岁的中国籍男子穿着深色西装、戴着金边眼镜，面无表情地站在被告席上。法官宣布：14年有期徒刑，并附加预防性羁押——这意味着，即便服满刑期，只要评估认定他仍对他人构成威胁，就不得获释。

他叫张大鹏。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德国图宾根大学信息技术专业本硕连读，事发前就职于知名汽车制造商路特斯，担任IT部门经理。在德国生活了二十年，拥有一份令人艳羡的履历。但在这副精英面具之下，他管理着一个以迷奸中国女性为目标的加密群组——“德国老司机驾校”。

加密群组里的“驾校”

“德国老司机驾校”，是加密通讯软件Telegram上的一个私密群组。核心成员约8人，均为居住于德国的中国籍男性，大多拥有高等教育背景——哈工大、北大、慕尼黑工业大学、图宾根大学，这些标签拼凑出一个令人无法置信的“精英”犯罪图谱。

这个群组拥有一套完整的暗语体系：受害女性被称为“汽车”，伴侣或熟人称“私家车”，外貌出众者为“豪华车”；下药行为被称作“加油”，麻醉药物是“汽油”或“机油”；而被药物迷晕、失去意识的受害者，则被蔑称为“死猪”。

每一次侵害，群组成员都会用这套暗语交流剂量、手法和经验，事后将录制的视频和照片上传炫耀。性犯罪在这里不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被系统性地训练、总结、传播的可复制的犯罪模式。他们给自己的罪行起了一个名字——“驾校”。网络下设多个相关群组，其中一个大型群组成员规模达约4500人，长期活跃、参与讨论下药经验及分享偷拍影像的成员超过2000人。

从2020年到2024年间，这个网络中的成员利用了同一种身份底色——名校理工科留学生或职场精英——对同为中国女性的熟人、邻居、女友和陌生人，实施了持续性的下药迷奸。受害者多为在德中国女性，包括留学生、找租客的房东，以及被告的同事、邻居和女友。

在这些案件中，受害者往往极度地信任了施暴者。多位受害者在被侵害后因药物作用出现记忆缺失，醒来后仅有头晕、恶心等症状，曾一度怀疑自己精神状态出现问题，直到警方出示视频证据后才得知真相。

主犯与核心成员判决

警方截至2026年5月已陆续逮捕了该网络的多名核心成员，德国多地法院相继作出一审判决。这是一宗高度复杂的连环犯罪，各核心成员呈现明确分工，仅目前可确认并判决的三起案件，就涉及至少40余名有据可查的受害者。

张大鹏：核心组织者，被判14年

张大鹏是该群组的组建者及核心管理者，先后在法兰克福、哥廷根、曼海姆、纽伦堡等至少五个城市作案，涉及22项罪名，包括特别严重的强奸、谋杀未遂、非法持有及传播暴力色情物品等。2026年2月6日，张大鹏被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刑满后附加预防性羁押。

他的作案手法极具欺骗性：通过微信和小红书等平台，伪装成女性账号，以“替朋友租房”或“短租看房”为由接触发布出租信息的中国女留学生。进入受害者住所后，用浸有高浓度麻醉药物的手帕捂住口鼻，或在饮品中投放药物。警方在其电脑中查获逾一千万个性暴力影像档案，其中包括多名受害者的被侵害过程。

即使面临22项重罪指控，法院认定他“再犯风险极高”，张大鹏依然认为检方的指控“荒谬可笑”，毫无悔罪之心，已经提起上诉。

蒋中懿：机器人学硕士，被判11年3个月

2026年4月14日，慕尼黑地方法院作出判决。28岁的中国籍男子蒋中懿，慕尼黑工业大学机器人学硕士，因两项谋杀未遂、七项严重强奸及侵犯个人隐私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3个月，并保留后续预防性拘留。

当法官宣判时，受害人就坐在法庭旁听席上。她是一位中国女留学生，是蒋中懿的邻居（部分媒体报道称两人曾为恋人关系）。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她多次被蒋中懿下药后失去意识，遭性侵并全程录像，却因药物引发顺行性遗忘而浑然不觉。蒋中懿将手术级麻醉药——咪达唑仑等——以超出医疗标准5至10倍的剂量掺入饮料、牛奶中。受害者在遭性侵期间曾发生抽搐、呼吸受阻、面部发绀等危及生命的征象，而蒋中懿不仅未施救，甚至两度离开现场，将她独自留在昏迷中。

德国检方指出，蒋中懿所用的麻醉药正是从该群组中获取，他也在群里分享自己的作案视频并交流下药剂量和拍摄机位。主审法官在庭上直言，被告行为具有“高度计划性与专业化”，表现出“令人发指的蔑视女性倾向”。

周同：惯犯，获刑5年9个月

2025年8月，柏林地方法院对周同作出判决。这名25岁的机械工程专业留学生，青少年时期即赴德就读寄宿学校，网名为“白天是上帝，晚上是魔鬼”。法院认定其11项强奸和13项侵犯隐私指控成立，判处5年9个月有期徒刑。

他惯常使用约会App接触受害者，并在住处安装隐蔽摄像头偷拍女性更衣、淋浴甚至如厕画面，按受害者姓名和特征分类存储。最为恶劣的一起案件中，受害者是一名具轻度身心障碍的年轻女性。周同在其饮品中加入高剂量麻醉药后实施性侵并录像。受害者直至警察出示视频证据后，才得知自己被侵害，之后出现严重的社交恐惧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邵之霆：北大医学硕士，充当“技术顾问”

邵之霆，案发时32岁，北京大学医学硕士，在德国攻读医学博士学位，案发前在柏林从事医疗相关工作。在“德国老司机驾校”群组中，担任专属的“技术顾问”，群内昵称“邵指导”。

在核心成员被陆续拘捕前，邵之霆在群组中向其他成员系统提供麻醉药物选择、调配方式及剂量控制等指导。多名成员案发前的聊天记录显示，其曾在张大鹏性侵过程进行直播时在线实时指导用药，以使受害者维持无法反抗的状态。检方同时指控邵之霆在2019年至2021年期间，曾在中国境内实施多宗性侵行为，相关罪行此前始终未被揭发。

邵之霆案仍在审理中，柏林地方法院预计于2026年5月中旬作出判决。

许徐开元：自杀身亡

许徐开元，在德国生活的中国籍男子，“德国老司机驾校”等核心群组成员之一。2024年底至2025年初的拘捕行动中遭锁定，在进一步司法措施执行前或被捕后不久于汉堡自杀身亡。

不是“女友”，是犯罪网络

部分媒体对此案的报道，多有“迷奸女友”“留学生对女友下药”等标题，刻意使用“女友”一词来指代受害者。这是一个需要纠正的叙事偏差。

对钟义一案的受害者，她确实是被告的同楼邻居、是其在德国的“熟人”，但此案的犯罪手段、性质和量刑清楚表明：这不是亲密关系中的私事，而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涉及众多成员的恶性犯罪。将受害者称为“女友”，在被害人身上附加了一层“私人关系”的滤镜，不仅遮蔽了犯罪者背后那个精密运转的加密群组，也削弱了犯罪本身的公共属性。

我们需要看见的，不是一段私人关系，而是一个犯罪网络。

从法兰克福法院“极端蔑视人性与女性”的定性，到慕尼黑法院将过量下药致人呼吸停止的行为判定为“谋杀未遂”而非简单“过失”或“伤害”，都清晰传达了：这种系统性侵犯已经成为跨越国界的新型犯罪模式，其核心是熟人作案与网络传授、加密群组传播与模仿的叠加效应。

而在德国接受审判的，远远不是这场犯罪的终点。当被问及是否“人在中国是否可以免于德国刑事追究”时，邵之霆的态度轻描淡写，认为德国的法律“管不到他在中国的罪行”。但法律并非如此。根据国际法中的属地管辖原则，犯罪发生地所在国拥有优先管辖权，德国司法机关对上述所有发生在德国境内的罪行，均有权依法审判和惩处。同时，按照我国《刑法》第七条属人管辖的规定，中国公民在境外实施犯罪，我国同样可以行使刑事追诉权。即便这些人在德国服完刑期，一旦回到中国，仍可能因其所犯罪行被依法追诉，严重的暴力性犯罪更不在“可以不追究”之列。

邵之霆以为德国法院管不到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事，这是一种错判。而所有参与此案的人，迟早会明白——不管是德国的法庭还是将来的中国法律，没有任何罪行可以轻易翻篇。

注：关于本文未配发涉案人员照片的说明：由于德国法律严禁在法庭内进行拍照和录像，通过正规渠道获取涉案主要犯罪嫌疑人在审判过程中的影像资料极为困难。为保证文章的严谨性及对信源的尊重，本文未添加未经核实的个人照片。

附：信源出处

1. 南方周末：德国版“N号房”：加密群组中的性侵暗网（2026-05-01）
   链接：https://news.qq.com/rain/a/20260501A0638000
2. 南方周末：在群聊中训练暴力：“赛博性犯罪”，呈现新特征（2026-05-04）
   链接：https://www.infzm.com/contents/320782
3. 南方网：德国版“N号房”：加密群组中的性侵暗网（2026-05-03）
   链接：https://news.southcn.com/node_64549305f1/704b2350e8.shtml
4. 腾讯新闻：28岁在德留学中国男子，多次下药迷奸女友被判刑（2026-05-03）
   链接：https://news.qq.com/rain/a/20260503A048Z800
5. 搜狐新闻/深圳新闻网：在德留学男子多次下药迷奸女友并分享作案手法和视频，被判刑11年3个月（2026-05-04）
   链接：https://www.sohu.com/a/1018285274_121384220
6. 新浪新闻：在德留学生张大鹏涉连环谜奸案被判14年，查获千万性暴力影像
   链接：https://k.sina.com.cn/article_6858239618_m198c86e8203301c6tc.html
7. 搜狐新闻：我没夸张，这真的突破人类下限了（2026-05-05）
   链接：https://www.sohu.com/a/1018618792_121124720
8. 网易新闻/一网荷兰：德国老司机驾校Telegram群组大规模迷奸案涉荷兰（2026-05-06）
   链接：https://www.163.com/dy/article/KS74HHVN0514DCDB.html
9. 羊城晚报·羊城派：在德中国留学生多次下药迷奸女友，曾在色情犯罪群炫耀迷奸视频（2026-04-15）
   链接：https://news.ycwb.com/ikimvkotjn/content_54064762.htm
10. 点新闻：德国连环迷药强奸案｜中国籍疑犯藉睇楼性侵 北大医学硕士指导下药 以暗号沟通群组涉千人（2026-05-04）
    链接：https://www.dotdotnews.com/a/202605/04/AP69f86672e4b09ea2331451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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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14日，德国慕尼黑地方法院。

主审法官马库斯·科彭莱特纳（Markus Koppenleitner）在宣判时用了三个词："罪大恶极、蔑视女性、反人类"。

被告席上的28岁中国留学生蒋中yi（也是社媒上常说的“钟义”）沉默地接受了11年3个月的刑期。

(因直接写人名会被家属举报，因此部分名字会进行打码）

“我知道我做了可怕的事情，也知道它造成了可怕的后果，”三个月前，他在慕尼黑一家法庭上说道。

蒋中yi，28岁，在德国排名第一的慕尼黑工业大学攻读机器人学硕士。

（庭上的蒋中yi）

2024 年2月至12月期间，蒋中yi至少七次给邻居下药并进行强奸。期间他在过程中反复追加药量，以确保邻居在整个过程中不会苏醒。其中最极端的一次，邻居的呼吸停止了整整30秒，他拍醒她后继续施暴。检察官称，蒋中yi明知故犯地给受害者使用了危及生命的镇静剂和麻醉剂。

当警方在2024年12月突袭他的公寓时，受害人正处于昏迷状态。他的手机里存着850多张色情照片和大量视频，旁边放着药物和开口器——这些都是最直观的证据。

蒋中yi并非一人作恶。

在慕尼黑的审判是针对八名男子的一系列调查的一部分，这八名男子都是一个名为“德国老司机驾校”的加密Telegram群组，除一人外，其余均为中国人，且除一人外均居住在德国。

他们已确认身份的受害者——几乎全部是中国女性，她们是这些男子的伴侣、同事、朋友或熟人。大多数受害者直到警方联系她们之前，都不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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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校光环下的危险人格：教育过滤不了恶

涉案人员的履历，让公众在震惊之余更感困惑。除了蒋中懿外，还有几名作案人员已经被判刑，目前立案十余人。

涉案人员1：邵之ting

上海交通大学本科、北大医学部硕士、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北京肿瘤医院前医生、德国医学博士，目前柏林送审，审判日期5.20号

邵之ting是这个团伙的"技术骨干"。他凭借自己医生的身份，为群成员提供下药剂量指导、麻醉剂，甚至在大头目张大鹏直播性侵时提供实时药物使用技术支持。

讽刺的是，他考取的德国医师资格证，本应是救死扶伤的通行证，如今却成了法庭上的加重情节——一个受过系统医学伦理训练的人，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些药物会对人体造成什么伤害，却依然选择用它来剥夺他人的意识与尊严。

涉案人员2：张大鹏

哈工大毕业、图宾根大学信息技术硕士、兰克福莲花汽车Lotus经理，目前被判14年监禁

44岁的张大鹏是这条犯罪链的"组织者"。也是第一个被警方逮捕的人。

此前他的几名受害者在德国中西部黑森州报案。2021年1月，张大鹏在一位女性朋友的晚餐中掺入镇静剂，强奸了她，并用手机、数码相机和固定在头上的GoPro拍摄了犯罪过程的照片和视频。之后，他又对多名女同事下药并实施了强奸。 

该团伙的活动在2024年1月曝光后，嫌疑人张大鹏开始以寻找转租公寓的女性为目标。通过国内社交平台发布虚假租房信息，引诱刚来德国、人生地不熟的女留学生上门看房。在看房过程中，他用浸透麻醉剂的布捂住她们的口鼻，强奸她们并拍摄了作案过程。四名受害女性均记得案发经过，并向警方报案。2024年11月，他最终被捕。 

涉案人员3：邹振豪

UCL博士，英国终身监禁

30岁的邹振豪在英国落网，被判终身监禁。

邹振豪家里连空气清新剂上都装有针孔摄像头，24小时内性侵两位女生，留下无数视频作为"证据"，事发后还在群里炫耀

其行为曾获得他人配合与协助，呈现出明显的群体化特征。

涉案人员4：翁思zhe

南加州大学电气工程博士，美国受审，检方求刑25年至终身监禁

31岁的翁思zhe展现了另一种犯罪人格：高度理性化的对抗。

他拒不认罪，但已站出来指控的受害者至少三人——他的发小、国内好友、读博的同学。这些人因为有多年交情而完全不设防，来美国旅游时找他玩，在自家吃饭时被下药。醒来后头疼，还以为是旅途疲劳和时差。

检方给出的量刑范围是25年至终身监禁，外加额外56年加州州立监狱刑期，身份必须登记为性犯罪者。

涉案人员5：周tong

柏林大学生，5年9个月监禁

25岁的周tong是六人中年龄最小的，于2025年8月被判强奸罪。他没有邵之ting的医学背景，没有张大鹏的组织能力，没有邹振豪的"技术设备"——他只是复制了一套已经成熟的犯罪模板，然后执行。

他曾在一次约会中给一名女子下药并强奸了她，还拍摄了犯罪过程。此外，他还利用安装在浴室的隐藏摄像头秘密拍摄了另外八名女性。他的聊天群昵称是“白天是上帝，晚上是魔鬼”。

涉案人员6：徐开yuan

于2024年底至2025年初的拘捕行动中被锁定，但在进一步司法措施执行前自杀身亡

蒋中yi是慕尼黑工业大学机器人学硕士，张大鹏是哈工大毕业、图宾根大学信息技术硕士，在莲花汽车任职。邵之ting是北大医学部硕士，考取了德国医师资格证。还有英国UCL博士邹振豪、美国南加大博士翁思zhe……这些案件串联起来，无疑是在告诉我们：名校光环与道德底线之间，并没有必然的正相关。

这些施暴者并非社会边缘人。他们有正常的社交圈，看起来友善、热心、前途无量。但正是这种"正常"，让他们能够接近猎物、获得信任、隐藏意图。正如一位博主“毛毛虫Claire”分析的："他们是有找女友的能力的，所以他们的需求并非’性’，而是对女性的掌控、践踏和羞辱。’发泄’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二、完美猎物：熟人社会里的信任陷阱

案件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施暴者与受害者的关系结构。

蒋中yi与受害者是邻居，后来发展为恋人。张大鹏最初对朋友、同事下手，后来甚至在小红书上发布虚假租房信息，引诱女留学生上门看房时实施侵害。周tong则以"找老乡交朋友"为名在社交媒体上专门接触华人女性。

这正是熟人暴力（Intimate Violence）最恐怖的地方：它发生在你卸下防备之后。

你刚来一国他乡，抱着老乡见老乡的心态，看见了一个学长对你很友善，你请他吃了个饭；你周末无聊，刚好留学生们约好了要一起出去玩；你正在接受一个男孩的追求，你觉得“啊，挺不错”遇上和他在一起了——这些都是多么正常的社交场景。

但就在这些"正常"里，药物被掺进了奶茶、鸡尾酒，浸过麻醉剂的棉布捂上了口鼻。一旦你失去意识，对方便会架起摄影设备，开始他长达数小时的兽行。

受害者无一例外都是中国女性，甚至全是身边的中国女性——女友、同事、朋友、学妹。

这些施暴者利用的，恰恰是同胞之间最基本的信任。

三、暗语体系：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犯罪网络

如果说单人作案是"恶"，那么群体协作就是"系统性的恶"。

在Telegram聊天群里，这些男子使用暗语讨论用什么药物迷晕女性、剂量是多少，以及在女性失去意识后对她们做什么，包括使用的工具和物品。他们还分享犯罪的照片和录音。

“寻找汽车”指的是寻找新的受害者；“油”或“燃料”是镇静剂的暗语；“豪车”指的是特别漂亮的女性；被迷晕的女性则被称为“死猪”

施暴者对待受害者的方式如此明显地体现了非人化（dehumanization）：当受害者被物化为"车"，当侵犯被美化成"驾驶"，施暴者就能在心理上彻底剥离对受害者的共情。

群成员们在群内疯狂交流药物剂量建议、作案心得，甚至互相交换受害者的私密录像和照片。

他们达成了一个极度扭曲的共识：“只要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就不算强奸。”

Telegram群组这样的在线聊天群组，助长了对女性的非人化进程，并助长了男性厌女的幻想。没有社会纠正，没有人从外部观察并说，‘这里发生了什么？’或者‘你们真的疯了吗？’，这些暴力幻想在团体中很快便获得支持。

德国法官在判决书中明确指出：被告的行为"极其蔑视人类和女性，令人发指"。

这不是临时起意的犯罪。

四、结构性困境：海外华人社群的沉默螺旋

为什么这样一个庞大的犯罪网络能存在四年之久，成员数以万计，却无一人走漏风声？

第一个答案是技术层面的：Telegram的加密通讯、黑话体系、不留敏感词，让监管难以渗透。

但更深层的答案在社会心理层面。海外华人社群存在一种特殊的"沉默螺旋"：一方面，受害者因为羞耻感、语言障碍、对异国司法系统的不信任而选择沉默；另一方面，社群内部存在"家丑不可外扬"的压力，担心负面新闻影响整体华人形象。

这种沉默恰恰成了施暴者的保护伞。张大鹏在群里嚣张地称"老大"，甚至在讨论法国轮奸案时留言"哈哈，我也想参与其中"。他的狂妄，正是建立在"没人会举报"的笃定之上。

值得庆幸的是，最终是几位性格强硬的女性受害者串联起来报了警，德国警方也成立了40人专案组，通过基站数据分析、网络行为追踪等手段层层突破。

但正如微博博主"说好的5872"追问的："迷奸组群抓不到证据的活跃分子可能数量庞大，这些有经验又变态的败类还会被留在当地？他们数量有多少，他们都是谁？我们社会公众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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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律在追赶，而恶魔早已跑在前面

目前，德国司法部已着手推动立法，要把传播此类犯罪影像的行为明确列为刑事犯罪。但法律的修订速度，永远追不上技术赋能的犯罪进化速度。

这个案件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愤怒和恐惧，更是几个必须直面的追问：

第一，关于教育。 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过滤了智商，却过滤不了危险人格。当北大、哈工大、慕尼黑工大的精英成为犯罪骨干，但多少人对于高学历人才存在滤镜？就像大家一想到“德国留子”想的都是辛苦读书的高素质人才，多少人便以为其中不存在人渣。

第二，关于性别文化。 群组里数千人围观、学习、分享侵犯女性的"经验"，这种规模暗示了一种深层的厌女文化。它不是某个人的病态，而是一种被群体强化的共识。如果不从文化层面瓦解这种"物化女性"的集体无意识，打掉一个"老司机驾校"，还会有下一个。

第三，关于社群自救。 海外华人社群需要建立更有效的支持网络：如何让受害者在第一时间获得母语帮助？如何在租房、社交等日常场景中建立安全机制？相关的安全意识培养是否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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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懿在庭审时说："我知道我做了一件可怕的事。"法官回了一句："你很幸运没被判终身监禁。11年，已经是从轻了。"

这个对话的荒诞之处在于：他后悔的不是对女性尊严的践踏，而是"被抓到了"。

在“德国老司机驾校”的暗角里，在那些加密群组的深处，还有多少人在用黑话交流、用药物控制、用录像收藏、用群体的喝彩喂养自己的恶心欲望？

我相信，无论如何，无论阴暗的角落里还有多少只蟑螂，犯罪者终将获得法律的严惩和终身的耻辱。

而那些还在暗处的、未被揪出的、以为“用海外社交平台就能逃避一切”的人——法网正在收紧，技术侦查在进化，受害者打破沉默的勇气在累积。

没有一片阴影能永远藏匿阳光之下。

这个系统最核心的部分，不是某一个恶魔般的个体，而是一种被常态化、匿名化，甚至娱乐化的“结构性共谋”。比如说：加害者不是少数“变态”，而是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他们可能是同学、同事、公务员。

受害者选择沉默并非单纯的个体选择。“除个体性格差异，还与社会文化结构有关，比如羞耻感，以及环境的压迫。如果求助，也可能带来更大的伤害，所以选择不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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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陌生人。”在慕尼黑地方法院的判决书中，这一点反复被提及。

2026年4月14日，28岁的中国籍男子Zhongyi J（以下简称钟某）因两项谋杀未遂、七项严重强奸以及侵犯个人隐私等多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零3个月。受害者，是与他相识、同为邻居的女性。

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钟某利用高剂量麻醉剂对女友实施了至少8次强奸，甚至在受害者数次呼吸骤停、濒临死亡的情况下依然没有停止暴行。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犯罪并非孤立个案。调查发现，钟某活跃于一个名为“德国驾校”的加密群组，群内成员以隐晦暗语交流，对女性实施侵害的过程被记录、传播，甚至被总结为可模仿的“经验”。

这不禁让人想起几年前韩国一场26万人参与的集体“性侵”——聊天室放未成年人淫秽视频，26万人看直播。震动韩国社会的N号房事件也展示出类似的犯罪结构：借助加密聊天工具，施害者通过诱骗、威胁等方式控制受害者，并将性侵过程转化为可传播、可交易的影像内容。

公开资料显示，该事件涉及超过26万名付费或围观用户，受害者中包括多名未成年人，最小年龄受害者为年仅11岁的小学生。主犯赵主彬曾拥有良好的学业背景，曾任学报编辑部编辑局长，却在匿名平台中构建出一套以性剥削为核心的地下秩序。

精英身份下的信任陷阱

在德国“N号房”案件中，施害者并未以典型的“危险”面目出现。

被告钟某自2022年起与受害者居住在同一栋住宅内。2023年，两人发展为恋人关系，并长期往来密切，也为其后续行为提供了进入更私密空间的可能。

钟某以中国留学生身份于2023年抵达德国慕尼黑，进入一所全球知名的顶级学府攻读机器人学硕士学位，拥有清晰的学业路径和体面的社会形象。

在案发前，钟某在旁人眼里几乎是完美的代名词。他有着专业的学术背景，甚至邻里间也维持着一个温和、体面的形象，几乎没有任何异常迹象。

类似的路径，也出现在另一位受访者周雨（化名）的经历中。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无论是小学、初高中还是大学，周雨都曾遭到熟人猥亵。“到目前为止，对我做出过猥亵行为的有三人：表叔、亲哥，还有一个是聊得来的老师的朋友。”

“外人对他的评价还不错。”周雨回忆，那名施害者同时也是一名机构的招生老师，稳定的职业身份与他人评价，让她最初放下了警惕。

在这些看似彼此独立的个案中，一个相似的前提反复出现：施害者往往拥有某种“被社会认可”的身份——学生、教师、亲人，或是被视为前途可期的“精英”。

这种身份不仅降低了他人对风险的预判，也为其进入更私密的关系提供了正当性。

当信任成为进入关系的通行证，暴力往往不再以突发的形式出现，而是在日常互动中被一点点嵌入。

在心理学视角中，这种反差并不罕见。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心理咨询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杨发辉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像钟某这种高教育水平和稳定社会身份的人群犯罪，更像心理学家荣格所说的人格面具僵化。一个人在社会中越是依赖稳定、体面、可被认可的身份形象，这种‘外在自我’就越可能被固化。人格面具背后会压抑一些阴影，包括压抑的部分甚至人性的恶。”

杨发辉进一步解释，在关系层面，当信任被建立之后，个体的边界感往往会随之降低，对异常信号的警惕也会被削弱，从而更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或合理化对现实的偏离。

熟人作案

“既感到羞耻，也缺乏证据。”周雨说。

在德国“N号房”案件中，这种由模糊与不确定构成的经验，使得熟人猥亵案件难以被确认，也难以被讲述。不同于以对抗力为特征的暴力形式，施害行为往往嵌入在既有关系之中，使其难以被及时识破。

在2024年数月时间里，钟某多次在受害者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实施性侵行为，并将三种强效镇静及麻醉类药物混入饮品中，使对方长期处于昏迷或接近昏迷状态。

综合媒体报道，慕尼黑重罪法庭认定，28岁的被告钟某至少七次在其伴侣失去意识时实施强奸。主审法官马库斯·科彭莱特纳（Markus Koppenleitner）表示，其行为“极其蔑视人类和女性，令人发指”。法院同时认定，被告在多次造成受害者呼吸停止的情况下持续施暴，已构成杀人意图。

在这一案件中，受害者在反复失去意识与记忆断裂中，逐渐失去了对现实的确认能力。

根据公开资料，德国警方调查显示，一个以“德国驾校”为名的加密网络中，多名成员分享下药、拍摄与规避风险的经验，使性侵行为在群体中被模仿与复制。居住在法兰克福的团伙头目张“大鹏”（代号）是最早被警方逮捕的成员之一。2021年，张大鹏在一位女性朋友的晚餐中掺入镇静剂后实施性侵，并使用手机及运动相机记录过程。此后，张大鹏又对多名女同事下药并实施强奸。 

另一名成员，来自柏林的学生童某，于2025年8月被判强奸罪。他曾在一次约会中给一名女子下药并强奸了她，还拍摄了犯罪过程。此外，他还利用安装在浴室的隐藏摄像设备长期偷拍多名女性，其在聊天群的昵称是“白天是上帝，晚上是魔鬼”。

案件曝光后，相关犯罪手段甚至进一步演化。嫌疑人张大鹏开始以寻找转租公寓的女性为目标，在看房过程中直接实施药物控制和侵害。四名受害女性均保留记忆，并向警方报案。2024年11月，他最终被捕。

从钟某的亲密关系，到同一网络中以社交、工作乃至陌生接触为掩护的行为路径，可以看到一条逐渐外扩的路径：利用关系降低警惕，在缺乏对抗的情境中完成控制。这也使熟人作案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亲缘或熟识关系。

暴力也出现在更多未进入司法程序的日常经验中。

许宁（化名）回忆，从幼儿园时起就非常抗拒穿裙子。“因为那时幼儿园就有男生开始会掀女生的裙子。”遭遇过熟人性骚扰的她，儿时的噩梦回忆一直纠缠着她的记忆。

“小学时被我表哥按在床上亲吻，当时我很抗拒，一直挣扎，他一直按着我。之后尤其是青春期，我对亲密边界特别敏感，和爸爸、弟弟单独待在家时会不适，甚至做梦梦到被侵犯。”

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创伤后应激障碍相当严重，从幼儿园开始每个人生阶段，从亲人到路边的陌生人，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言语和身体冒犯。一个人走在街上都会紧绷，如果路边有陌生男性对我说话或者在背后有什么大动作，我都会吓得尖叫”。

许宁看到家里的小外甥女和她小舅舅单独待在房间时，“我会非常在意甚至反胃，敲门把他们喊出来”。

杨发辉指出，受害者选择沉默并非单纯的个体选择。“除个体性格差异，还与社会文化结构有关，比如羞耻感，以及环境的压迫。如果求助，也可能带来更大的伤害，所以选择不求助。”

“煤气灯效应”

在德国“N号房”案件中，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在关系已经建立、异常不断发生的情况下，受害者为何难以及时识别正在发生的伤害？

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佩奇·L.斯威特（Paige L. Sweet）曾提出，亲密关系中的“煤气灯”是一种通过持续操控现实感知，使受害者逐渐怀疑自身判断的心理控制方式。在这一过程中，施害者往往借助既有的性别权力结构与不平等关系，将对现实的解释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至1944年的电影《煤气灯下》（Gaslighting）：主人公宝拉（Paula）在婚后不断察觉生活中的异常，格雷高利（Gregory）将煤气灯调得忽明忽暗，但其丈夫始终否认这些变化的存在，然后坚持告诉宝拉那是她的幻觉，并反复暗示“问题出在她自己”。在持续的否认与暗示中，宝拉逐渐失去对现实的信任，开始相信自己“出了问题”。

在钟某和受害者的关系里，伤害伴随着药物控制、意识丧失、记忆断裂与日常互动交织。

受访者金晴白（化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曾在一位已婚朋友家中目睹类似过程——一个本应最私密、最安全的空间，却成为操控发生的场域。作为在场者，她看到对方在日常细节中悄然制造偏差，又迅速将其否认。

在一次她在场的情况下，对方甚至当面移动了桌上的水果摆放位置，却依然坚持否认这一改变。

她强调，这些行为并非偶然。“他们通常不会一开始就做很明显的事情，而是从这些最不起眼、最不容易被外人察觉的细节入手。”

“比如钥匙、门禁卡这些小东西，本来是固定放在进门的托盘里的，但他会时不时把位置挪开，然后反过来说，是你没有放好。”她说。起初，这些变化看似无关紧要，但当类似的情境反复出现，对方又始终否认时，受害者会逐渐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会觉得是不是自己记性真的不好”。

金晴白进一步回忆，这类操控往往并不集中在某一件事上，而是散落在日常生活的多个细节中。最典型的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否认。她举例说，有一次早上，她的朋友清楚记得自己已经吃过蒸鸡蛋，但回到家后却发现锅里仍然放着一个鸡蛋。对方随即否认她的记忆，暗示“你并没有吃过”。

类似的情境还出现在家务细节中。她的朋友出门前曾将早餐用过的碗碟清洗干净，但回家后却发现这些餐具重新出现在水槽里，而对方坚持称“你根本没有洗，也没有吃”。甚至在生活秩序层面，已经收纳好的夏季鞋子，会在某一天突然出现在鞋柜显眼的位置，使人产生“是不是自己忘了整理”的怀疑。

在这些反复出现的细节中，被改变的不只是物品的位置，更是对“事情是否真实发生过”的判断。金晴白说：“当类似的情况一再出现，而对方又始终否认时，人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是哪一部分记错了。”

在钟某的案件中，受害者长期处于意识受损与记忆断裂状态，本就缺乏稳定的现实参照，而一旦与关系中的信任结构叠加，个体更容易陷入对自身经验的怀疑。

数字犯罪

在德国版“N号房”案件中，对现实的不断修正与否认，并不只出现在一对一的关系之中。随着影像被反复传播、讨论与再加工，受害者的经验在数字空间中被不断重写，甚至逐渐脱离其原初语境，转化为可被消费的内容。

在对该案的解读中，韩国《N号房追踪记》译者叶蕾蕾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分析路径。在她看来，这类案件的关键从来不只是个体的恶。

“这个系统最核心的部分，不是某一个恶魔般的个体，而是一种被常态化、匿名化，甚至娱乐化的‘结构性共谋’。比如说：加害者不是少数‘变态’，而是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他们可能是同学、同事、公务员。平台提供了技术庇护，使犯罪变得低风险、高收益。司法系统长期以‘抓不到’‘处罚轻’‘受害者也有责任’为借口，事实上纵容了这种犯罪。媒体与公众在猎奇与冷漠之间摇摆，有时无意中成为二次加害的帮凶。”

2020年7月2日，韩国大邱地方法院安东分院当天对文亨旭进行公审。文亨旭是“N号房”的创始人，涉嫌以多数未成年人为对象，制作并传播性剥削视频。（视觉中国 / 图）

这一判断，在德国“N号房”中同样可以得到印证：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参与者并非局限于某一极端群体，而是分布在日常社会关系之中。

这种共谋，首先体现在技术条件上。

技术平台的匿名性与弱监管。Telegram的强加密、自毁消息、海外服务器等特点，使加害者几乎零风险运作。书中多次出现加害者嘲笑“警察抓不到Telegram”的对话，这说明技术庇护是他们敢于为所欲为的核心信心来源。

长期存在的性别歧视文化。书中“火”和“丹”的个人成长经历反复表明：从初中到大学，女性身体被评价、被侵犯、被调侃是“日常”。

与之相伴的，是根深蒂固的“受害者有罪论”。穿短裙、晚上出门、上传过自拍，都被视为“给了加害者可乘之机”。司法、媒体、家庭中都存在这种将责任悄悄转嫁给受害者的叙事，使加害者的行为获得某种隐性的豁免。

数字性犯罪认识的代际断层。国会议员分不清N号房和Deepfake，甚至问“难道自己偷偷看也要处罚吗”。老一辈对数字空间的性犯罪严重性缺乏认知，导致立法和执法长期滞后。

“观看者经济”的驱动。博士房（即N号房）的收费会员制度说明：不是几个加害者在作恶，而是成千上万的人在付费观看。这种需求本身就在不断在生产新的受害者。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德国“N号房”再次出现，这绝对不是巧合，而是一种可预测、可解释的社会机制。

“2026年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只要一个社会具备匿名平台、性商品化文化、法律监管不足、厌女结构这几个要素，‘N号房式犯罪’就一定会出现。就算发生的国家不同，其掠夺逻辑也完全一致。所以跨国的‘N号房再现’是一种必然，而绝非意外。因此，当类似案件在德国、日本、美国等地出现时，不是‘N号房模式’被复制了，而是同样的结构性条件在另一个语境中被激活。区别只在于：司法反应的速度、媒体伦理的程度、公众意识的觉醒水平不同。”

对于叶蕾蕾而言，《N号房追踪记》的警示意义正在于此：所谓的“N号房”事件，并不能简单看成是“韩国的丑闻”，它只是数字时代性别暴力的一个典型样本。

“我清楚地记得，翻译这本书时，我就想过——这绝不只是韩国的故事，而是每个数字化社会都可能发生的故事。2026年的今天，我更加确信——它离我们从来都不远。任何一个社会，只要有技术平台提供匿名庇护、有性别不平等提供思维土壤、有轻判提供侥幸心理，同样的事情就会发生。这本书是韩国的故事，但它不是‘只有韩国才会发生’的故事。它是一个数字时代性别暴力的预警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