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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战争已经打了900多天，在宋忠平、司马南、李莉等专家的评论循循善诱、潜移默化下，我明白了以下几个道理：
1：当年日本武装攻占中国，不是“侵略”是“去军事化”；
2：历史上俄罗斯侵占中国几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不是沒有道理的，人家需要一个战略缓冲地带"；
3：当年中国军民奋起抗日是不应该的，白死了不少人！正确的做法是把东北、华北乃至半壁河山让给日本，然后坐下来进行“对话”和平解决爭端；
4.我今天才明白，中日战争中，美国不应该建立驼峰航线给中国军民运送武器弹药，不应该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这是在拱火。

「在加沙和俄乌战争的硝烟之间，一场碳排放之战正悄然展开。」

文：特约撰稿人马碧玉 策划：谢达文

你有否想过，战争中的碳排放，可能比许多国家全年的碳排还要高？

数月前，《卫报》（The Guardian）引用最新研究指出，如果把军事温室气体当成一个国家，那它光在2022年便已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5.5%，约相当于全世界所有客车加起来的年排放量。

事实上，直至俄乌战争之前，国际社会从未就冲突产生的碳排放进行过统计 。而对很多人来说，军事温室气体仍是陌生的领域，因为军事部队不受任何气候协议约束，它的活动也因涉及军事机密而难以量化。

不过，随著近年的俄乌战争和2023 加沙战争开打，愈来愈多人意识到战争对气候变迁深远的负面影响。《卫报》早前报导，在加沙战争的首60天内预计共产生了281,000公吨二氧化碳，这比20多个社会系统难以适应气候变迁的气候脆弱国家一年的碳排放量还要多。而在一片硝烟当中，大部分碳排可归因于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和军事活动，其中包括制造炸药、飞机任务、坦克燃料和爆炸产生的排放。

「这是近数十年来，以巴问题在美国公共讨论中最深刻且具争议的一次。」

端传媒国际组编辑陈婉容、特约撰稿人Tiffany，端传媒音频制作人 陈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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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4月17日起，大规模学潮席卷全美，甚至蔓延至全球各地的高校。对峙、冲突、扎营、罢工，以及停职、休学、拘留和逮捕，成为校园的日常景象。学生、校方、警方和政界人士在各大校园中展开立场各异、行动不同的争论。

这场学潮罕见地将以巴问题推上了美国当下最重要的公共议程。

大规模学潮开始至今已经一个月。不少人会将此场抗争与1968年因反越战而印发的学潮相提并论。两场的学潮起始点都是哥伦比亚大学。

事实上，自去年10月7日，以巴冲突爆发后，美国学生的抗议便未停歇，尽管当时的抗议多半是和平的。然而，今年4月17日，当哥大校长莎菲克（Minouche Shafik） 在一次听证会上出现，保证对公开批评以色列政策的哥大教授进行调查并终止其职位时，引发学生们的不满。

当部分哥大学生和教职员见到莎菲克在国会中为讨好共和党议员而出卖学校成员时、，随即在校园里展开大规模占领行动。这些行动不仅是要求学校撤资以色列，还包括反对哥大在纽约哈林区的征地计划，该计划迫使许多黑人低收入家庭搬迁。这些与1968年哥大学生反对在哈林区建设体育馆并设立“后门”供黑人居民使用的情况非常相似，当时这种做法被广泛批评为种族隔离。

这些相似之处并非巧合，是大学左翼学生有意传承抗争传统的结果；这场学潮并非突然出现，尽管平时不起眼，但学生组织一直存在。在许多自由派大学，比如哥大、伯克利和威斯康辛，抗争传统是有意识地被承继下来的，这才使得在关键时刻能出现如此规模的学生运动。

本期端闻，由端传媒国际组编辑为你深入探讨这场学潮背后的原因，以及我们将采访一位身处哥大的新闻学院学生 Tiffany，听听她在现场的观察。

期待你跟我们分享想法，邮箱地址：podcast@theinitium.com

【制作团队】
出品：端传媒音频
监制：甯卉
主持：甯卉
编辑：HY
制作人：陈莉雅
剪辑、声音设计：“缰河媒体工作室”王伯维、孙圣峰、李白
主题音乐：Axel Kacoutié

「“在美国，国家暴力更缓慢，更无孔不入，导致你说不出来什么道理的情况下，就被去政治化了。”」

特约撰稿人 龚玨 发自华盛顿

自4月17日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扎营抗议以来，学潮在美国与世界多国高校蔓延。据《纽约时报》统计，截止5月13日，全美共有几十所高校的2800余人因参与扎营与抗议而被拘留或逮捕。在风暴中心哥伦比亚大学以外，这场学潮在美国不同州和不同学校呈现出迥异的表现形态，抗争也引发了校务和行政当局的不同回应：有的学校在抗议萌芽之际即被铁拳镇压，有的学校始终一声不吭、假装无事发生，有的学校校方与抗议者达成了协议。

以下是来自六所美国大学七位师生的讲述。Erwin 积极参与哥大研究生罢工，搜集关于警暴证言，他从拉美革命的历史中汲取了行动的经验；Vova和几十名学生一起被哥大错误停学，维权经历和在法学院所学让他对美国的司法制度有了更切身的领会；西北大学是全美第一批与宿营学生达成协议的学校，然而参与宿营的 John 并不认为这是一次胜利，曾经亲历白纸的他如今对自由有了新的理解；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素来是美国学运的重要据点，Zo 在这里见证了本科生、研究生与教师如何携手抗争；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营地则汇集了费城三所大学的抗议学生和当地的社运名人，YH 加入了宿营，但如何处理恐惧却是她在这里学到的最宝贵的经验；弗吉尼亚大学地处南方腹地，近年来学生的社运组织备受打压，当地社群成员 Anne 目睹了毫无社运经验的学生如何小心翼翼地试图加入学潮，但希望的火苗又被校方迅速掐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韩籍则结合其专业知识与对美国社会的长期观察，评估了此次抗议的前景。

他们中，有人积极见证、参与甚至组织了所在学校的抗争，有人被卷入学校的镇压攻势，大家都结合自己的经验与知识，深入观察了这场运动。 以下的口述，来自端传媒记者对这几位亲历者的采访：

Erwin，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

“我们什么都没做错，不需要你来原谅。”

我在哥大哥伦比亚学院历史系读本科，没有专门研究过中东历史，但巴勒斯坦始终是我们左派学生关心的议题。在学习拉美历史的过程中，我发现20世纪后半期拉美军事独裁者，只要和右翼沾点边，一定都会有以色列的支持——感觉只要你干了足够多的坏事，什么事一查就总会查到你。

「当一切罪行都是以犹太人为名而实施，当犹太人被彻底与以色列政权绑定在一起，反锡安主义的犹太人的在场就更加重要。」

特约撰稿人 斑戈 发自柏林

我经常在柏林不同的巴勒斯坦活动场景中遇到乌迪·拉兹（Udi Raz），她总是戴着一顶西瓜图案的基帕（Keppah，犹太小帽），在众多库菲耶（Keffiyeh，巴勒斯坦头巾，巴勒斯坦支持者间最流行的表达团结的符号）中显得别具一格，也成为了辨识她的标志。西瓜图案象征着巴勒斯坦，因为“红、绿、白、黑”的四种颜色刚好是巴勒斯坦的国旗色。在西岸和加沙被以色列占领后，巴勒斯坦国旗在那里成为了禁忌，人们开始使用西瓜图案来代表国旗。而如今，西方世界对于声援巴勒斯坦声音的全方位压制，让这个象征再度焕发出反审查的生机。

乌迪生理性别男，倾向使用的人称代词为“她”。她是支持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行动网络“Jewish Voice for Just Peace in Middle East”的成员，也是原定于4月12日在柏林开幕的“巴勒斯坦大会”（Palestine Congress）的组织者之一。“巴勒斯坦大会”预计举行三天，由世界各地的巴勒斯坦团结运动的支持者发起，讨论加沙停火、以色列违反国际法，并谴责德国是大屠杀的共谋。然而，开幕当天大会就被警察断电清场。德国各大主流媒体在大会开幕前夕就开始了抹黑运动。市长凯·韦格纳（Kai Wegner）在推特上评论巴勒斯坦大会时说，“柏林对‘反犹主义’零容忍”。

在大会现场被逮捕的人中，有两个犹太人，其中包括乌迪。她被逮捕的那个视频极具象征意义，戴着基帕的她一边被警察押着往楼梯下走，一边朝着公众喊“Free Palestine”。身后一个女声朝着警察大喊，“你们正在抓犹太人！”

2023年10月7日后，远超其所占人口比例的犹太人在德国因“反犹”指控而被“取消”。今日被滥用的“反犹”指控，让这个词在今天彻底丧失了其意义，任何声援巴勒斯坦或谴责以色列政权的人都可能被指控“反犹”，真正的反犹主义反倒藏在了这个“保护伞”下免责了。

另一方面，犹太大屠杀的历史在声援巴勒斯坦的群体中逐渐成为了禁忌。这个创伤被主流政治不断调用，成为了压迫性工具，甚至是正当化另一场大屠杀的武器。深受其害的阿拉伯人自然对它嗤之以鼻，甚至否认大屠杀真实发生过的阴谋论，在普通阿拉伯人那里也越来越有市场。进步的犹太人群体更不知如何再提及已经被“劫持”的集体创伤。

4月14日，“巴勒斯坦大会”被关停的两天后，我在同一时期进行的一场抵抗运动上见到乌迪。那是发生在德国国国会门口一场占领运动——“Occupy against Occupation”（“占领国会，反抗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这场运动至今已持续两周，截至本文发稿时间，人们仍苦苦坚守着营地。我抵达现场时，正逢一位说唱歌手的演出，在唱到“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从河到海”）这一句，警察突然冲了过来，把歌手抓走，并且暴力地和人群发生了冲突，救护车来了，几个被警察袭击的女孩子被担架拉着送上了车。

在一起见证了那场警察暴力后，我问起乌迪“巴勒斯坦大会”的那一天她是在什么情况下被逮捕的。她告诉我，警察嘲讽她头上戴着的西瓜基帕，她便反击说，“你们反犹了”，接着就被警察带走了。我忍不住笑出了声——德国竟然也开始生产“苏联笑话”了。联想到愚人节那一天，一家艺术媒体 Hyperallergic 的 instagram 账号上发了一条推送，称德国的各大美术馆撤掉了描绘“河”和“海”的作品，当天看到时觉得是个好笑的愚人节笑话。然而乌迪的事情和营地的暴力发生后，我恍惚几秒，问营地里的朋友们，那条推送该不会是真的吧？

在这场访谈中，当乌迪犹豫不知道使用“巴勒斯坦”还是使用“以色列”来指涉那片地区时，经常就说“从河到海”间的人们。“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Palestine will be free”是一句由来已久的反占领口号，在1960年代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最早喊出来。其中的“River”指的是约旦河，“Sea”指的是地中海，那之间是70年占领之下这片冲突无休无止的土地，它有时候被叫作以色列，有时候被叫做巴勒斯坦。这句著名的口号源远流长，被众多抵抗组织和民众使用过，它的意涵也不断被丰富着。去年10月，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发生后，这个口号被柏林检察院列为一种“反犹”和“煽动仇恨”的形式，使用者将受到刑事处罚。

在德国，遍布城市街道的犹太纪念碑和“反犹主义”指控的滥用，让这个揹负着大屠杀历史负担的国家看起来似乎像是患有一种道德自虐癖。曾被德国高法以“反犹主义”起诉的犹太活动家 Ronnie Barkan 在几年前我对他做的访谈中曾指出，“德国在二战后的历史教育是让人们感到‘愧疚’或‘恐惧’的压制性教育，它把战前根植于这个社会的种族优越论的集体意识压制了下去，却从未真的处理过这些问题。也因此，被压制的集体意识一直都存在，甚至还会反弹。”

在乌迪看来，今天这看似矫枉过正的局面正是纳粹时期同一种意识形态在当下的重复。随着中东难民抵达欧洲而伴生的伊斯兰恐惧症，德国当权者开始以犹太人之名来制造仇穆的氛围。只有死于大屠杀的犹太人和当前支持另一场大屠杀的犹太人，在德国才配拥有“犹太人”的身份。

当一切罪行都是以犹太人为名而实施，当犹太人被彻底与以色列政权绑定在一起，反锡安主义（作者注：锡安主义，又译作“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的在场就更加重要——这不只是为了巴勒斯坦人的正义，也是为了犹太人可以重新夺回自身的身份，夺回其被劫持的历史与现实。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采访了乌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