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打工人，前阵子都被一条消息刷屏了。

央视新闻的一期曝光节目，意外炸出了黑外卖窝点：

高分外卖店和废品回收站开在一起，加工环境惨不忍睹……

我本来准备狠狠批判这种行为，结果打开视频，顿时眼前一黑

——视频出现的密密麻麻的名字，一多半都是自己常点的：

根据央视新闻的披露，这些黑外卖的窝点之一，就在传媒大学附近：

编辑部至少有一半人都住在这一带。

传媒大学毕业的同事三三说，除了校庆，已经很久没在朋友圈看到过这么多和母校有关的消息了。

刚刚通关《黑神话·悟空》的凯斯沉默了半晌，放下了正在刷外卖的手机：今天中午，不想吃了。

小心提防，精心选择的外卖，最终还是背刺了打工人一刀。

也许这才是我们身边真正的“黑神话”。

01 外卖刺客，防不胜防

分享自己的外卖经，是办公室最重要的日常社交之一。

老G点外卖，最在意健康和卫生。

他有自己的评判标准：避雷纯外卖店，优先点有门店照片的外卖，尤其是那种看起来门脸不大、只有几张桌子但看起来干净整洁的店。

按他的说法，这样的店，在放心的前提下，最便宜。

老G最爱点的是某家，照片干净又卫生，也没有“外卖避雷指南”常见的国风包装、液体勺子。

处处小心、步步谨慎的凯斯，还是着了道：他最常吃的那家店，明晃晃地出现在了曝光黑外卖的截图里面。

窗明几净的照片，是用来糊弄平台和用户的。实际的现场情况，可能惨不忍睹。

甚至不少有实体门店的品牌，也有自己的纯外卖店铺。

这些窝点（这已经不能叫店铺了）内部的实际情况，机器人看了都要吐出机油来。

纱窗上的油污灰尘比三年没洗过的抽油烟机和吸尘器滤网还多：

门帘子好似陈年老抹布：

光膀子的小伙一边搓泥一边“做饭”（实际是复热各种僵尸肉和料理包），也不知道加了多少料：

照片上的干净又卫生，实际上可能是“杆菌又微生”。

门脸长得像废品站，是因为它本来就是废品站：

记者走进去发现这里是一个废品回收站，各种废品垃圾堆砌有两层楼高，空气里有一股呛人的味道。那家挂着“实况厨房”牌子的餐厅就在距离废品堆五六米远的地方。

现场运送垃圾的工人和骑电动车送餐的外卖小哥穿梭在同一片“园区”，有时候还会合二为一：

也许在这里，外卖和垃圾本来就是同一种东西。

网上学到的那点避坑攻略，在这里完全失效：不仅照片可以作假，连营业执照都不一定靠得住。

没有执照可以找人租，有掮客专门做这种生意。

租不到也没关系，一张“美食城”的执照，够几十家店铺用。

记者采访了穿梭于此的外卖小哥，他们表示：

有良心的外卖小哥有时会忍不住提醒顾客：

吃了暗亏的消费者总结了不少外卖避雷的招数，可惜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黑心商家面前，这些技巧一两个版本之后就会退环境。

也许，只有骑手知道城市里的所有秘密：

于是有人灵机一动，何不借助外卖小哥之力，找出那些真正的放心外卖？

随后便有博主发起了挑战，掏出100元子，让小哥带自己吃附近最干净的店。

抖音@孙谚磊（干净小馆）

这项挑战后来终于流传到了北京，博主如法炮制，找到了自家楼下的骑手兄弟，小哥也是个厚道人，思考了半晌回答：这附近没有。

博主的探店之路出师未捷，首战即决战：

寻找干净的外卖，已经成为一场探险。

《赌上厨师职业生涯的炒饭》，原来赌上的是食客的职业生涯；

《翻滚吧蛋炒饭》，可能是在消费者的肚子里翻滚；

《这一世我重生了开了家外卖店做米粉》，重生是因为上一家店刚刚被查封；

……

吃个饭，还要过五关斩六将。

难道这外卖，就非吃不可？

02 外卖，进入高价时代

对打工人来说，外卖，可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2022年有人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是三分之一的中国人不能做到每天吃早餐，工薪阶层中，这个问题还要更严重。

对打工人来说，从容地吃早餐是一种奢侈。

房租会劝退小本经营的早点铺，漫长的通勤时间，也让打工人没有多余的时间安排早餐。

每个人家里都有吃灰的早餐机和蒸蛋器，比起一顿全餐，多半个小时的睡眠更划算。

早上唯一的能量摄入，是瑞幸9.9咖啡外卖多点的一块司康。

晚餐则随时可能变成加班餐，即使能够幸运地准点下班，班味太重的打工人也懒得自己做饭。

午餐外卖，是打工人一天为数不多的、能自己做主的选择。在美团和饿了么上面精挑细选，怎么不算是一种翻牌子呢？

只是这选择和自由意志本身一样虚幻——我仿佛听到“美食城”老板在耳边说：点吧，满屏都是我的人，你拿什么跟我斗？

黑外卖能打动消费者，最大的杀手锏还是价格——现在的外卖，越来越贵了。

以前20元钱挑花眼，如今一份像样的外卖，均价普遍来到了30+：

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价格的调整，实际上可能分量也变小了。

在这方面，紫燕百味鸡的忠实顾客李周最有发言权。

作为一个卤味爱好者，紫燕百味鸡曾经是李周的白月光，在不断涨价的周黑鸭和绝味面前，眉清目秀的紫燕简直是良心企业。

最近当了好几年“紫门”信徒的李周，发现紫燕百味鸡越来越高攀不起了。

首先是分量变小：包装盒像洗过的 H\&M T恤，吃一次缩水一次。

小红书@金毛杜鹃

再薄下去，紫燕的包装要变成平面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有人对咱的外卖发动了降维打击。

好在碗底精心设计的鼓包会提醒你，这仍然是个3D 的世界。

小红书@yioooooo

鸡贼的还有计量方式，你以为外卖平台上标记的重量是裸重，其实是连盒带盖的总重量：

有些事不上秤没有四两重，上了秤也没有

紫燕只是一个缩影。对打工人来说，外卖存在一个不可能三角：健康、味道与价格。

K 记与麦门，大概是不可能三角中兼顾的最好的。

如今就连它们，也在悄悄改变。

去年年底，麦当劳中国宣布全线提价，助力产品普涨0.5～1元。

被戏称为“穷鬼套餐”的随心配1+1，则在此之前就已经涨了两轮，从最开始的12元涨到了13.9元。

一些闪转腾挪的小心思，也让所谓的随心配看起来并不那么随心：

除了这些明面上的缩水，还有一些口口相传的“暗改”，也成了麦当劳鸡贼的证据：巨无霸和巨字已经没什么关系 ，那么大鸡排应该改名没那么大鸡排。

更不用说9块钱的配送费，更是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打工人一步一步掉进低价黑外卖挖的坑里，也就不奇怪了。

价格敏感型用户，可能是近几年中国消费领域增长最快的东西。

03 月薪几万，才能吃上放心饭？

被“外卖刺客”频频中伤的年轻人，开始拥抱堂食。

和外卖悄悄涨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线下餐饮的价格大战。

麦当劳的“随心配”缩水不久，就有人明牌偷家了。

老对手汉堡王中国宣布，从8月5日起推出“9.9元时代”，每周提供一款仅售9.9元的汉堡，小皇堡、果木鸡腿这样的王牌单品，也被打到了10块钱以内。

众所周知肯德基做得最好的就是鸡，所以当他们把原味鸡汉堡、香辣鸡腿堡都放到9.9套餐，肯定就是要整狠活了。

华莱士的4.8汉堡，德克士的1元鸡腿……为了吸引打工人进店，快餐店已经卷成了红海。

有博主根据各家的“穷鬼套餐”制成了日历：

周一可以光顾麦当劳的会员专享日；周二则是塔斯汀的会员“买一赠一”福利日；周三可享必胜客和达美乐披萨的七折优惠；周四则属于神秘代码 KFCV50……

线下餐饮还从来没有这么卷过。就像麦当劳 CEO 说的一样：“无论是在我们这一行业，还是在广泛的消费品行业，消费者非常非常想要寻求优惠。”

连以高端自居的品牌，如今也不得不放低身价。

连海底捞，都打起了“性价比”的主意。

去年，海底捞推出了平价副牌“嗨捞”火锅，走起了人均80元的亲民路线。今年价格更是下探到了50～60元，直接攻入呷哺呷哺腹地，最近还上线了39.8元的工作日午餐。

连海底捞自己的客单价都跌破了百元，一夜回到解放前，降到了2017年的水平。

怂火锅、楠火锅、凑凑、呷哺呷哺……有名有姓的火锅品牌都在降价，回转小火锅也凭借19.9的地板价秽土转生。

人均40+的高端养生面和府捞面，一波降价把自己打到了30元以内，必胜客，也推出了评价品牌必胜客 WOW。

从菜单中歪歪斜斜看见了几个字：萨莉亚

快餐档口也成了好生意，从物美到盒马，纷纷化身打工人食堂，明厨亮灶、30元四菜一汤，让超市重新伟大。

这两年新晋的网红餐厅小放牛和费大厨，干脆直接拒绝了外卖：

图源：费大厨微信公众号

外卖越来越贵的同时，堂食们反而依靠低价攻城略地。

堂食虽然好，但却有一个最大的隐性成本：时间。

对上厕所可能都要掐表的打工人来说，堂食虽好，却没有什么可行性。

至于食堂，更是只有体制内单位和部分大厂才有的待遇。

你说自己带饭？

对大多数人来说，一天的时间被工作、通勤占据得差不多了，回到家再折腾洗切配，炒菜5分钟，忙活一小时。

偶尔调剂一下还可以，天天带饭，好比多打了一份工。

兜兜转转，到最后外卖还是打工人无可奈何的选择。

预制菜，我们忍了；高油高盐，大家也心知肚明。口味什么的，将就将就，也不是不行。

偏偏这些黑外卖，挑战的是大家的心理底线，食品安全。

自从黑外卖事件之后，办公室已经开始集体带饭。

但外卖不可能永远不点。只希望以后，那些垃圾都到他们该在的地方去，不要跑到我们的饭盒里来。

圈子里的人都在为“蛋糕渣”努力

一个周五晚上，叶佳邀了几个朋友，聚在客厅里。桌上，是几道简单的餐食，花销不超40元。

这样平实的生活，契合上海浦东老社区的气质。这里的房屋建于上世纪90年代，6层楼高，没有电梯。

好在租金实惠，7千块能住上三室一厅，三人平摊下来，也不算高——要是换在东方明珠周边，这钱只够一居室。

这里的日与夜，一半是生活，一半是谋生活。

叶佳租住的小区 图源：受访者

晚上通常是生活气息最浓的时刻：“叶佳们”围炉夜话，爷叔阿姨安然入梦。到了白天，爷叔阿姨还在畅聊昨日，“叶佳们”已是行色匆匆，藏在人潮里，赶往地铁站。

叶佳即将抵达的是陆家嘴站。车厢门一开，告别平实的社区生活，接受摩天大楼的迎接。

这是一般人看见浦东的A面，一片集齐“最高”“最快”“最大”“最前沿”等各种“之最”的土地上，这些密集的摩天大楼撑起了经济高速增长。

但叶佳见到更多的是B面。在监管层的三令五申下，证券公司薪酬下调成为趋势。摩天大楼里的机构陆续采取了精简人手、“砍”预算等措施。

据东方财富choice金融终端和各家上市券商年报统计，截至今年6月30日，券商从业人员总数为340100人，较年初减少了10371人，降幅达到3.39%。

叶佳聚会时的饭菜 图源：受访者

明星投研的天价薪酬时代过去，反映到“叶佳们”的直接体现就是，他们开始接受“平替”，日常用的香水，从爱马仕变成性价比更高的国产品牌；

手里的那杯咖啡不再是星巴克、Manner，而是9块9的平价连锁；

午餐从人均五六十的Wagas变成了不过30元的外卖，晚餐从简。

在叶佳眼里，金融精英的滤镜正在褪去。

“过紧日子”

叶佳和多数金融精英一样，有着令人羡慕的履历。

她是浙江人，本科读的是重点高校的金融专业，此后远赴法国读研。2018年毕业回国，成为国内某证券公司的研究员。

她就职的企业在上海金融核心区——陆家嘴金融城，那里集聚了8000多家金融机构。

一般而言，证券公司的收入来源于这几个渠道：经纪业务、资产管理业务、投行业务，以及自营业务。2019年之前，经纪业务曾是证券行业的第一大收入来源。

叶佳说，市场红火的时候，在公司下设的营业部，入行四五年的销售，工资加奖金达到30-50万/年，基本是常态，百万年薪的不在少数。

她负责的是资产管理，每月底薪3万。行情好的时候，她的季度奖金10—15万不等。

拥挤的地铁 图源：受访者

与之对应的生活是：叶佳出门从不坐地铁，吃的是人均200元往上的西餐。连她室友都说，聚餐专挑贵的吃，“能报销”。

她说，圈子里的人普遍过的都是相当体面的生活，比如：

住的房子，基本都是月租七千起，一年花销十几万；一年买几样奢侈品，开销至少是十万；偶尔的境内境外游，消费两三万。

“那都是以前了。”

现在，叶佳的熨烫机晾在客厅——跟客户见面少，商务装穿得少，平时也就不用那么精致了。

她说，以前一周能见上三四次的客户，去年年中就发现很难约。再进一步沟通，客户才告知，因为业务收紧，暂时不考虑扩张性投资。

即便是运气好约上了客户，她递出去的研究报告和投资建议与市场后续反响不太一致，让客户难以信服，后续的态度也会变得冷淡。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叶佳的工作从忙碌到平淡。公司亦如是，她说，领导的说法是，公司业绩下滑，都得勒紧裤腰带，“连报销都被卡住了”。

过紧日子的不止是叶佳的公司。

Wind数据显示，截至8月30日，43家A股上市券商的上半年业绩均已披露完毕，合计实现营业收入为2350.23亿元，同比下降12.69%；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为639.61亿元，同比下降21.92%。

半年报情况进一步传递证券业经营承压的现状。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在接受新京报贝壳财经采访时曾表示，受到资本市场下行波动影响，券商行业整体业绩承压，这直接影响券商员工的绩效收入。同时，为防止过度激励和风险积累，监管部门加强了管理券商薪酬事宜，带来政策导向性的薪酬压缩。

2024年已过大半，叶佳的工资明显下降，去年的奖金都没拿到。

与圈内很多人一样，她的生活开始转向“性价比”，譬如出门的交通工具从打车到地铁，吃的不再是西餐，而是熟食店里买来的下酒小菜。就连办公用的笔，都从进口换成了国产。

身边不少同行都没有以前卷了，“每天开盘等着收盘，点点鼠标，时不时敲几个字，写一些不咋样的报告”。

叶佳说，再这样下去，也许不出一年，在这行业待不下去了。

直到有同行从高楼一跃而下，喧嚣再起：有的道出各种小道消息，有的表达对生命消逝的惋惜。不过，话里夹杂着高频的关键词，比如高薪、高学历，千万房产。

“好像没有人在意这个（金融行业）的变化。”叶佳叹气道。

热闹、风险与压力

叶佳怀念四年前的生活。

那是2020年，在公司经过两年磨练后，叶佳站稳脚跟，有自己专门负责的业务板块。

“热闹”，可以说是叶佳当时工作环境的最佳形容。

股市，热闹——2020年，两市全年成交额206.83万亿元，同比增长62.3%。有媒体报道，那一年，1.76亿股民，人均赚超11万元。

公司，热闹——资本市场的利好消息，通过信息、邮件，涌进叶佳的手机、电脑。客户、同事的即时反馈，让她不得不加快工作速度：更新市场信息后，以行业或公司进行分类、汇总，再通过分析，形成研究报告。

一直忙到下午，叶佳还得做相对应的服务工作，那就是向机构客户，传递投资建议。

这只是她的基本工作。因为金融属性决定了工作的趋利性，尤其是金钱的敏感度，哪里钱多就得往哪追。

叶佳的研究生导师说过，金融从业者本身不创造实体价值，但他们得利用知识来帮助企业、政府，乃至国家来进行建设。

“有限的钱就像一块蛋糕，从业者研判该把蛋糕切完之后，拿到哪里？中间掉落下来的蛋糕渣，相当于是自留的利润。当这些蛋糕渣积少成多，也就成就了从业者的‘高薪’。”

圈子里的人都在为“蛋糕渣”努力。

回到家里的叶佳根本闲不下来，她得翻开电脑，紧跟国内外的各类信息，小至某个公司发了什么新品，大至国际关系、地区冲突等，她都得一一了解。否则，只要有一个信息节点没有跟上，预测就会产生较大误差。

一忙，基本就到了凌晨。

不过，高薪的另一面，必然是与风险、压力并行。

她说，机构客户不同于散户，“散户几十万、上百万往股市里投，可机构客户一下手就是千万、上亿的资金，一旦出现大的亏损，与我脱不了关系”。

毕竟，机构客户的利益与叶佳紧紧相连：机构投资有回报，叶佳的公司获得收益，她也能从中分得红利。但如果叶佳的报告出现较大误差，也就意味着巨大的亏损，公司及其个人也会受到影响。

至于研判结果，全靠经验。

叶佳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2021年1月初，她向客户提交了对某家企业发展的研判预测。

彼时，海外医疗配套产品缺失，依赖于中国产品出口。当月2日凌晨，还在电脑前搜集资料的叶佳看到了苏黎世运河公布的收入数据——比往年上涨不少。

这意味着，产品出口物流畅通，海外需求在当下有增无减。对于医疗制造的下游企业，叶佳认为可以重金投资。根据她的报告，客户分批次买入，在股市中重仓。

意外接踵而至。先是6日，美国政局不稳，美股下跌，后续反应至国内，企业股票同样受到影响。

当时，被重仓企业的股价约在80—90元之间，而她的预期价格是120元。一旦失误，客户一天损失的资金，约等于一套价值上亿的豪宅。

直至月底，企业的股价达到叶佳的预期，甚至超过——相较于月初，将近翻了一番。

这一次，叶佳赚足了口碑。就连与客户负责人见面时，对方都变得非常客气，认真听她说的每一句话。

那年的年会穿插诸多奖励环节，在场的大多数人都分到千元现金红包，现场还有几十台苹果手机、电脑作为奖励，优秀员工的奖金从3-10万不等。

会后，是彻夜的狂欢。当晚，叶佳和几个同事醉倒在愚园路的酒吧门口。

她以为这是行业本来的样子：无所不在的高压，风险共存的高薪、疯狂释放的消费。

那两年，叶佳保持着忙碌且充实的工作节奏，薪资稳步提高。拉上室友、朋友聚餐是她释放工作压力的方式，日料、西餐、海鲜，一顿饱餐过后，开销过千是常态。

那时，她和许多身处行业的人一样，几乎不用为钱发愁。每隔三个月，一笔奖金就会到她的账上，数额足够支付老家的购房首付。

被审视的高薪

这样的生活，只持续到2022年中旬。

当年5月至7月，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证券公司建立稳健薪酬制度指引》和《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指引》，财政部也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的通知》。

三份文件指向的是，隶属于金融行业的不少机构需要优化内部收入分配结构，科学设计薪酬体系。同时，还对高管的薪酬和总额制定相关要求。

券商薪酬下滑，另一个背景是随着注册制改革的稳步推进，券商的投行业务板块狂飙突进，在外资投资总额（FDI）下滑的情况下，满地的热钱使得收益逆势增长。

针对行业高薪是否合理的疑问被进一步放大和审视。

叶佳一开始并不解。“能在金融圈里，站稳脚，是极其艰难的过程。”

在金融圈，相比从业者众多的银行、保险，券商投行是金字塔尖的代表，这里通常聚集着最顶尖学府的人才。

即便是履历令人折服的“清北复交生”们，都得为了项目熬到深夜；时刻握着手机，因为不敢耽误一条信息；为了贴近客户，组饭局、谈人生，在酒桌上觥筹交错，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也是常有的事。

叶佳算过自己的工作时长：除了吃饭睡觉，她至少有12个小时是在做与工作相关的事情，包括周末。若是把自己的收入以小时来掰开计算，不过70块钱。

“但舍弃了很多东西，”她说，为了在圈子里站稳脚跟，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甚至没有自己的朋友，这让很多圈外人不能理解。

“当然，外人可能不在乎。”

事实确实如此。金融圈出现在网络上，多数与“高薪”“多金”有关。即便是行业整体薪酬缩水之后，叶佳这样的研究员比起很多人来说，依旧属于“高薪阶层”。

据Choice数据及半年报梳理，今年上半年，43家上市券商薪酬总额约745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逾百亿，同比下降约12%。

另据Wind及公司中报，有可比数据的41家上市券商中，八成（33家）上半年人均薪酬下滑，9家降幅在两成以上。

“如果说2023年是奖金少了，今年就是收入断崖下降。”

叶佳说，她们所仰仗的奖金是多以团队为单位分发，首席（高管）有分配权。但按照相关要求，不通过直接按比例分成等独立考核方式实施过度激励，“（首席）部分奖金被砍了，我们自然也就无法幸免”。

习惯了高消费的圈内人，有点不太适应。

叶佳说，行业里的人一方面离钱很近，市场行情好的时候，赚钱来得快，自然习惯了高消费。

比如花钱买名牌，只为了装备一身行头；再比如在房价高位、房贷高位的时候置业，只为了留在这座大城市。

金钱的反噬，落在行业的每一个人身上。

有的人选择卖房离场，有的人选择退出行业，有的人选择以极端方式逃避一切。

叶佳庆幸自己不算是高消费人群——除了吃喝，顶多就是拿到第一笔奖金时买过一次名牌包，她每月都有固定的储蓄计划，为的是日后安稳。

但几重重压下，她正在挣扎，不知道该离场还是该坚持。

“曾经爱过这份工作”

叶佳不太愿意谈未来。

她是家中独生女，靠着努力一路从县城走到欧洲，再到上海，见过“牛市”，尝过高薪的甜头，也体会到落差：付出同样的努力，收入还不到原本的一半。

但她有点懵，“就像条风雨中飘摇的小船，什么都是不确定的”。

她说自己不是矫情的人，但为了这份工作，自己付出了很多，“生活就是吃饭、睡觉、工作这三件事，就连社交话题也是为了工作，更别提恋爱了。”

一个周末，她正趴在电脑前工作，室友忍不住发问，“为什么连周末都要维持这么高的工作热情？”

叶佳早就没有什么周末的概念了。至于原因，她说不清楚，可能是工作带来的麻木，或者是正向反馈，尤其是拿到奖金那一刻的快乐。

“但快乐一下就没了，你得不停地运作，才能让自己不要陷入快乐后的空虚。”

如此往复，她沉浸在工作里，“我是爱这份工作的，至少曾经是的”，叶佳说。

而今，邮箱里的未读邮件少了，她的生活被工作填满的时间也变少了。

行业内的人也少了。据中国证券业协会数据，截至9月5日，证券行业从业人员为34.11万人，较去年末减少11026人，降幅为3.13%。

叶佳有朋友准备离开上海回老家，说自己在外漂了5、6年，多少存了点钱，回家找个相对安稳的工作。

还有朋友辞职去了海外，说做美元理财提成最高能达到20%，一年赚一两百万不费劲。

也有人劝叶佳辞职，利用休息的时间沉淀自己，静候机会。

叶佳租住的小区门口，开花的栾树 图源：受访者

叶佳依然在观望。

与圈内的消息，总是容易引起喧嚣：“上市券商上半年减员超7000名，分析师与投顾两大条线反逆势增员”“从业人数锐减近万人！多家头部券商降薪近两成，部分证券逆势加薪”。

但叶佳已经没有太多感觉了。

那个周五晚上，她和室友的对话是，“想谈一次恋爱”。说这话的时候，叶佳的室友告诉她，“你的脸上，有了笑容”。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的“叶佳”为化名）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中国数字时代长期关注中国大陆的审查与抗争，但是我们也留意到墙内墙外也并非泾渭分明。一方面，中共大外宣遍及全球，另一方面包括华人在内的全球民众也在戮力捍卫自由。为此，我们设立“CDT关注”栏目，旨在发掘并助推中国境外网络中反抗中共专制的努力，尤其是华人世界勇敢的声音和行动。

一、莽莽｜深度报道｜中国互联网审核员的罪与罚

莽莽是一家位于德国柏林的中文媒体，诞生于白纸革命。可想而知，这也是一家被404的媒体。然而，不久之前他们却采访了“墙”的一部分——中国互联网审核员，听他们谈论他们眼中的“墙”和“圈禁下的人生”。

莽莽网站截图

这是陈哲明第三次接受心理咨询。

在电话中，他直言他的心理咨询师要价每小时400元人民币，是他三天的工资收入。他很心疼，但他觉得这钱花得值。

“起码和咨询师沟通完后，接下来的几天我是能睡着觉的”，陈哲明说。不过因为咨询费太过高昂，他无法遵照心理咨询师的建议每周抽一天时间去进行这项活动。因此，他每个月至少有10天整宿睡不着觉、大量脱发、经常性全身无力，以及因为免疫力低下而患带状疱疹。

“当时的武汉有很多人通过录制视频向外界求救，求助的内容五花八门，有求药的、有求食物的，当然更多的人在哀嚎希望可以去医院就医。我一边删这些内容一边哭，那个瞬间我真的觉得我是在作恶，但没办法那是我的工作，我不得不做”，陈哲明说。而这也成为了他心理压力的最初来源。

而另一位审核员王家凯则表示，历史专业出身的自己做这一工作是在帮“帮助国家平乱”：

对于加入互联网公司做审核员的初衷，在邮件中，王家凯表示自己从小便对历史感兴趣，所以大学报考了历史学专业。他很崇拜历史上的一些开国名将，如果唐朝的尉迟恭和秦琼，他期待自己有一天也可以像这些历史上的英雄一样为君王开疆辟土和守土一方。

“所以成为一名涉政审核员，审核掉那些对国家可能有害的信息，从而确保国家的稳定安宁，在我看来和古代的大将军帮助国家和君王平定叛乱没什么不一样。我这个工作真的就是在帮助国家平乱”，王家凯强调说。

他同时也毫不避讳地承认自己是“毛粉”（毛泽东的粉丝），在他眼里毛主席功在千秋，赶走了日本人、打跑了蒋介石，千古一帝的称呼实至名归。在读大学时，他甚至是学校里“毛选研习小组”的负责人。

然而，许多审核员从事这份工作的原因不过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工作：

李文斌出生于1995年，即中国全面接入国际互联网的元年。作为穷人家的孩子，李文斌一路跌跌撞撞读到了大学，而在高考结束后的填报志愿时，因不懂各个专业以及以后的就业方向、职业具体分别是做什么的，他自己填报了一个看上去高大上的专业——工商管理，但是没想到，毕业即失业。

“穷人家的孩子，哪有家族企业和人脉关系让你直接去做管理呢，当时真的什么都不懂。外界很难想象，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家墙上还贴着毛主席像，我读大学前，和外界建立联系的唯一途径，是用一部杂牌手机打开百度”，李文斌在电话中说。

2018年大学毕业后，李文斌辗转上海、杭州、东莞等多地，做过仓库管理员、外贸公司销售、国企安全督察员等多个工作，直到2020年互联网公司超大规模招聘内容审核员，他第一次去到了北京。

在他看来，这是他迄今为止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公司给缴纳五险一金，所以我没什么可抱怨的，人应该知足不是吗”，他说。

二、工事有料｜高温、炙热与缺失的保障——夏日里的劳动者

刚刚过去的七八是中国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在农历中被称为“三伏天”。然而，今年的“三伏天”尤其的热。根据中国气象部门的数据，中国多地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8月份。

然而，炎炎夏日中的打工人们却消失在了大众视野之中。对此，劳工新闻媒体工事有料近日发布了最新的打工日记，记录了大批夏日劳工者的心声。

工事有料网站截图

中国数字时代摘录如下：

进了厂才知道，原来空调不是给人吹的，是为了给机器降温。人只配顶着铁皮厂房40度的高温和早已湿透的衣服埋头苦干12个小时。办公室里领导吹着空调，喝着冰饮料，看着监控里的我们，计划着如何让我们再多打一些产量。
@零伍捌【工厂暑假工】
2024.07.07
合肥市-当天当地最高气温36℃

外面温度高、太阳大，铁管被晒得很烫。搬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小臂就被烫了碗口一样大的一个疤。用应急箱的药擦了一下。外包公司也不管我，烫了就烫了呗。没有劳务合同，没有什么“工伤”，没有什么赔偿，只有自己处理。伤虽然就是普通烫伤，本来也应该可以好得很快，但高温环境继续工作就一直出汗，每天汗浸在伤口上面，后来还感染了。以后估计肯定得留疤了。
@好墙不倒【装修工人】
2024.07.17
重庆市-当天当地最高气温37℃

高温一直上班是真受不了，站着干久了都快晕了。上班一天就快燃烧了1500多卡路里。穿黑衣服上班的话，一天下来背后出汗析出来的盐巴都可以炒菜了。每天喝水都要喝2瓶1.5L的矿泉水。消耗太大了，吃饭的时候也就只有疯狂地多吃点米饭。还有用餐时间要求！
@熊哥178【快递分拣工】
2024.07.20
上海市-当天当地最高气温38℃

工地上又有工友中暑倒下了……看到经常有人在网上埋怨农民工，说天这么热也不知道休息，现在中暑了、热射了、倒下了，活该吧。其实你们不知道，我们干一天就少一天，歇息谁给钱啊？要不是身上千斤担，谁愿拿命换明天？
@工地老许【建筑工人】
2024.08.04
临沂市-当天当地最高气温36℃

最后，作者表示实际上这些工人的处境严重违反了中国相关的用工规定：

与劳动者相关的防暑降温措施，尽管国家对于用工方有明确的规定，包括调整人员管理和排班、使用可控温的机器、日常温度检测、放发防暑降温物资、设立降温与休息设施以及中暑应急预案等等（来源）（来源）；然而我们可以从劳动者的讲述中看出，这些规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尤其是最重要的达到一定温度应缩短用工时间或停工，以及高温补贴——现实中的劳动者却仍在40℃的高温长时甚至高强度工作，并且很少得到符合当地标准的高温补贴，甚至根本得不到。工人们都自嘲，自己的高温补贴就是苦涩而难以下咽的藿香正气水。在炎炎夏日，也许比太阳更加光热而值得注意的，就是身体已被烧红了的劳动者们。8月即将结束，一年中最难忍的高温终将过去；可是属于劳动者们的那个不再炙热伤人的季节何时会来临呢？

三、中非峰会开幕，墙内全网“禁评”，墙外网友群嘲

每三年召开一次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9月4日拉开帷幕。然而，中国墙内大媒体基本上开启了“评论精选”模式，禁止网友评价。

不过，网友则在海外社交媒体对此纷纷批评，称这是中共当局不顾经济下行的又一次“大撒币”行为。此外，部分海外媒体也指出，中国当局这一行为实际上是在拉拢非洲，以和欧美进行地缘政治的竞争。

中国数字时代摘录部分网友和海外媒体评价如下：

Hanbris：开启新一轮大撒币

Jack Li：大撒币萨格尔王。搜刮民脂民膏去养活亚非拉国家

Jay Yates：中国率先在非洲国家实行了免费医疗，免费营养午餐，免债的3免政策。瞧！大撒币多自豪啊~~~

田丁：中国政府不断地鼓吹自己对非洲的援助，其实非洲国家是从中国获得另外渠道的资金。从无偿援助来看，中国比美国，甚至比欧洲不大的国家都要少得多。而中国对非洲的有偿贷款和贸易现在居首位。中国许多人不明真相，要么抱怨政府给非洲太多的援助，不知实际是给非洲的某些统治者太多好处。另一种人，就跟着井底蛙式自我宣扬，不知其它国家对非洲发展的贡献。

湾区范儿：非洲国家的官员统治阶层腰包鼓了，老百姓中能去中国留学的也得到了实惠。其他民众要为中国基建项目还清贷款，继续勒紧裤腰带吧。

llq中美18：美国相比较于中国，是真正为了非洲好，给非洲转移技术啊，低利息贷款给非洲呗。

EternalNevermore：就是类似马歇尔计划啊，非洲大陆地大人多，有资源有矿，贷款给它基建，把生产工具移植过去，当地人拿着先进生产工具赚钱后开始消费，然后国内终端消费商去收割的那一套

Jazzlike-Bid2664：客观来说可以理解为大撒币，我当年政治学教授（加拿大华人）就是这么开玩笑的。不过问题是，不要管体制，非洲要不要发展？人都要恰饭的。美国不给钱，世界银行不给钱，IMF也不给钱，老中给你贷款咯。效果的话见仁见智吧，不宜尬黑或尬吹。 从现在来看，非洲的资源，消费潜力，亲中程度都可以帮助老中消化过剩产能。 但是500亿美元仍然超出我的预计。可能个人低估了非洲对华的盟友程度。

纽约时报：习近平取悦非洲国家是中美地缘政治大战的一部分，近年来，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和中国对台湾的挑衅姿态，这种竞争愈演愈烈。“中国正在尝试利用美国和欧洲在非洲留下的空缺，”中国全球南方项目(China-Global South Project)网站的主编埃里克·奥兰德说。“中国看到了真正加强接触的机会，而不一定只是靠资金。”

华尔街日报：中国将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的捍卫者，强调其承诺的稳定性，并试图推广其现代化、安全与国际关系方面的理念。在台湾地位等存在国际争议的问题上，中国也希望得到非洲国家的支持。专注于非洲问题的咨询公司Development Reimagined的首席执行官芮婉洁(Hannah Ryder)表示，非洲大陆在联合国拥有54票，中国认识到获得这么多国家的支持有利于其国际形象。

BBC中文：非洲国家占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的55个，他们在中美对峙加剧，联合国会议剑拔弩张的氛围中经常支持中国。中国能获得的另外一项战略资源是矿产。非洲拥有30%重要矿产储量，另一个富矿地区澳大利亚，则在近年来与中国龃龉不断，更突显出非洲的地位。

昂贵的房租、漫长的通勤，让许多在北京这样大城市里的打工者，冒出过以办公室为家的念头。社交网站上，不时见到这样的问题：不想租房，办公室里能住么？大多数人对此保持怀疑态度，也有短期居住过的人现身说法，“工作和生活没有了分界，生活没有了空间”。

尽管如此，依然有人选择偷偷在办公室里居住。住在办公室，意味着全部家当必须装得进一个行李箱，意味着一种舍弃下班后私人空间的生活，也意味着更少的成本和通勤时间。

这样的生活，有人断断续续体验过，有人坚持过两年，有人还在继续。

文 | 李渔
编辑 | 张轻松
运营 | 泡芙

“在哪儿还不是睡个觉”

晚上十点，南城灯光渐渐黯淡，老刘准备就寝，先将充气床垫在地板上展开放平，等到气一打满，铺上了床单，码好枕头。前后五分钟的时间，娴熟地处理好了一切，他来到门口，按下墙壁上的开关，再摸黑回到两排办公桌夹成的空地上，悄然躺好，鼻尖刚好与椅脚齐平。

老刘住在办公室已经快一年了。他在北京工作，但没有租房。

全部家当是一个20寸行李箱，一个背包，和一张床垫。床垫日常塞在办公桌底下的纸箱里。行李箱和背包是他“移动”的家，销售人常年出差，办公室放行李箱大家也见怪不怪。里面塞得下几件衣服、常用药物、电脑、酒店里拿的一次性用品，甚至还能装下两本书。

老刘的床铺。图 / 受访者供图

入夜后的办公室，键盘声响消失了，工作上的讨论与争执也变得无影无踪，一百多平方米的房间变得如同喧嚣落幕后的戏台子，只剩下风扇发出低沉的呜咽。办公大楼的中央空调每晚下班时间准时关闭，北京今年格外闷热，老刘就指望着这台风扇能够带来阵阵凉风。

他知道在这个时间，同事一定不会再出现，于是干脆脱去了上衣，又脱掉了裤子，仰面对着天花板。不过就算如此，皮肤还是很快变得黏黏哒哒，最后他不得不起了身，拧开卫生间的笼头，毛巾沾上凉水，在周身上下一通擦拭，再次躺下，阖上眼，双手抱于胸前，努力入睡。

这是老刘住在公司的第五十天。他是一家传统行业公司里的销售，在过去的十一个月里，只要不出差，他就将办公室当成自己在北京的居所。

在他自己看来，这个举动很寻常。毕竟，在这座城市里，一千多万人正日日为了生计奔波，人们就像觅食的蚂蚁，白天聚作一团，等到夜幕降临后，四散到城市的角角落落。有房的人可以归家，而无家的人和无根的浮萍没什么两样，在哪里，都只是短暂地找个地方度过黑夜。

从这个角度来看，住在办公室和住在其他地方，其实没什么差别。老刘每天十点后入睡，早上七点，天一亮，便按时起床。当大多数人争分夺秒追上地铁，奋力在车厢里挤出一个能够站立的空间时，他忙着一边整理衣物，收拾床铺，一边打开窗户，让新鲜的空气灌满空间。

同事们几点工作，他也几点工作。同事们几点下班，他也几点下班。唯一的区别在于，他从来不会迟到，而且一直是公司里最早出现的员工。

他将自己住办公室的经验分享到社交媒体上后，引来了许多人的热议。大多数人好奇“办公室要怎么才能住人？”“怎么洗澡？”也有人对住在办公室的行为无法认同，直言“窒息”。

在加班晚归，或者早起通勤感到痛苦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吐槽过“还不如住办公室得了”。一些北漂刚来北京、收入捉襟见肘，能租到的房子也说不上能提供多少尊严，但真的选择住在办公室，还是件令人难以接受的事。

一来，办公楼属于商用大楼，原则上不允许住人，住在办公室“偷感”很重，被发现后还可能被同事“嫌弃”。另一方面，更多人认为，住在办公室完全混淆了工作和生活的边界，不可接受。还有人担忧，公司万一丢了东西，可说不清楚。

但真的住了，“也就是睡个觉而已，在哪儿还不是睡个觉”。从2017年到2019年，王森曾在办公室里连续住了两年。回首那段时光，他直言“想一想，也有点儿辛酸”，但另一方面，他也承认，一旦住习惯了，其实就跟租房没多少区别。

小六曾从2022年夏天开始陆陆续续住办公室，入冬后，更是直接“定居”了半年。夏天的烦恼是蚊子多，有一个晚上，一觉醒来，她赫然发现手臂上被咬了十几个包，密密麻麻的红点，她成了“自助餐”。冬天一入夜，她便把自己蜷缩在睡袋当中。虽然这样可以御寒，但也有新的苦恼，睡袋毕竟是一个口袋，束缚着身体，犹如被困在了一个茧里面，没法自由伸展和翻身，小六睡得很不踏实。

她始终不敢让同事知道自己住在办公室。每天一早六点，她就要早早起床，将瑜伽垫和睡袋小心翼翼卷好，藏在摄影器材旁边，然后一溜烟儿跑到食堂，一直磨蹭到单位有人出现。等到下班时，别人离开，她也离开，在楼内的休息区里藏到晚上九点之后再回办公室。

身为本地人，住在办公室，肯定是没有住在家里舒服的，可与此同时，每天不用花费大量时间往返于家和公司，能够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么一比较，舒不舒服这点事儿，好像也没那么重要。她更愿意将住在办公室看做一场“生存实验”，“等过了很多年，再想一想这段经历，一定会十分的有意思”。

“你可以住在公司啊”

在北京工作，住宿是一笔昂贵的开销。

安居客上的数据显示，虽然这两年房屋租金略有降低，但北京一居室的平均租金价格仍旧维持在3800元上下。而根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信息，2023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1761元，租到一个平均水平的一居室，需要花掉收入的三分之一。对于低于这个薪资的人群来说，房租更是一个沉重负担。

每一个住在办公室的人会反复提到一个词：时间。根据《2023北京通勤特征年度报告》，北京通勤的平均时长在51分钟，位列全国前茅。长时间的通勤，是对体力的考验，也是精神上的损耗。

人们选择住在办公室，最重要的目的，便是为了省下房租或时间。

2022年夏天，因为家中房屋准备装修后出租，小六举家搬到了六环外的昌平乡下。从住的地方到单位，需要先步行半个小时去公交站，再搭乘公交车来到城区，最后还要在地铁里耗费半个小时。一趟两个小时，每一次上班都如同逃命一样匆匆忙忙。

在公司附近租房当然可以省去许多烦恼，但房租实在昂贵，哪怕与人合租，一个月也要两千多块，而自己到手的工资才不到六千元。尤其她从事的行业，出差是常态，这意味着每个月一半时间里，出租屋都要空置。细细一算账，她马上便意识到：这不等于自己花了双倍的价格来租房吗？

她坚持在城区和郊区之间往返了一阵子，但很快便遇上了一个新问题——公司加班是常态，回去的末班车是晚上八点，哪怕紧赶慢赶，自己依然常常错过。赶不上车时，只能打车，车费就要一百多块，“简直就是在贷款上班”，她觉得十分荒唐。

渐渐地，在办公室凑合一宿的念头冒了出来。第一个晚上，小六全无准备，不知道要睡在哪里，只能坐在工位上，推开键盘和文件，朝着桌面一趴，跟鸵鸟一样，把头埋于双臂之间。这样的姿势很难让人睡得踏实，几次入睡，又几次醒来，一夜处在半梦半醒之间，脑袋昏昏沉沉。不过一想到自己省下的金钱，她又觉得心中格外欣喜。

后来，她开始时断时续以办公室为住所，这样的状态一直维持到十月底。入冬后，北京昼短夜长，下了公交车后，眼前的那段路上不光没有路灯，连人影也罕见。一个女孩子，孤身一人走在黑夜当中，这样的氛围让她十分不安，“就怕突然来个人，把我给噶了，扔河沟里面”。

小六下班的夜路。图 / 受访者供图

于是她干脆就不回家了，买来了一个瑜伽垫和睡袋，开始在办公室常住。

王森也是被房租一步步逼到办公室的。2017年，因为在老家天津找不到合适工作，他来到北京，进入了一家国企。起初和单位里许多北漂一样，为了省钱养家，他和其他同事在公司附近租了一个房间，两个大男人同挤一张床，一同分担房租。每月一千多元的花费，对于彼时只有七千月薪的他来说，是承受的上限。

但这样的日子只维持了半年，同事辞职离开北京，他再难找到其他人一起合租，不得不搬到郊区顺义，上班一个半小时，下班一个半小时，挤在公交车和地铁上，像被抽干了空气的气球。

他不怕苦，“反正来北京就准备好了要吃苦”，可有些问题并不是吃苦就能解决的。有一次单位加班，直到十一点才结束，错过了最后一班地铁，他站在单位门口盯着荒凉的街头，心有不甘，又无可奈何，觉得自己成了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那一晚，他被迫在办公室里过夜。然而出乎意料，“住在办公室里的感觉还不错”，不用急着赶公交车，也不用怕上班迟到，一觉醒来，甚至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在食堂里吃一顿早餐，更何况，不用花一分钱。

犹如发现了新大陆，一刹那，王森就冒出了搬到办公室里的念头。那时恰逢有人离职，留下了一张免费的折叠床，他干脆捡了回来，开始安营扎寨。

和前两位不同，在进入公司之前，老刘就已经做好了打算，自己就要住在公司。

这个决定源自于过往的一段失败经历。2019年，他和朋友一起创业，拿出全部积蓄，加上借贷，在老家那座三线城市投资两百多万，开办了一家教培中心。这个举动虽然冒险，但彼时教培行业十分火爆，也不失为一个前景明亮的投资。然而疫情骤然来临，老刘苦苦维持了两年时间，终于血本无归，借来的钱要偿还，学生的钱也要退回去，他不愿意做“老赖”，不得不走上了打工还债的道路，“自己挖了坑，跳进去了，就自己再想办法爬出来吧”。

还债就像是在完成一套复杂的拼图，一步一步，全离不开算计。2021年底，老刘先在深圳跑了一阵子快递，只因为“对方能够提供三个月宿舍”；接下来，他找了一份销售工作，月薪6000元，驻地北京，那间两室一厅的房子，既是办公室，也被员工当宿舍使用，用不着为了住宿额外花钱，“也还行”；2022年9月，为了多赚些钱，他又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被派到了南京，虽然需要租房，但很快，他就寻觅到了一间房子，与四人合租，一个月租金只要800块；在南京做了三个月后，他开始负责起了华中地区的销售业务，日日出差，这回连800块的租金都省了。

然而，个人再如何努力算计，在大环境的碾压下，也是无能为力的。没做几个月，公司效益不好，团队面临裁撤，处于安稳生活中的人大可以选择顺势而为，老刘却不得不争分夺秒，为了接下来的生活好好筹谋。

他再次换了工作，来到北京。可不到三个月，公司高层变动，他莫名其妙遇上裁员，还被拖欠了两万元的报销款。如今提起这段经历，老刘依旧忿忿不满，“一些公司看似正规，其实处处在琢磨着怎么剥削员工”。

对亟需偿还巨债的人来说，赚钱不仅仅是维持生计的手段，也是重回正轨的希望。要回这笔报销款，花费了老刘两个月时间，也改变了他的许多观念，他觉得公司大小无所谓，重要的是“只要能拿到工资，能拿到绩效”。

另一方面，他对开销变得格外谨慎。他想起在南京租房时，一个同事对他说的话：“你可以住在公司啊。”放在当时，这只是一句调侃，但时过境迁，再一次想起来，老刘心中有了不同的念头。

9月份，他入职了新公司，需要经常出差，但也免不了要在北京逗留。入职那天晚上，他拿来了几张硬纸板，在地面上展开，拼出了一张“床”，悄悄度过了第一夜。

住办公室的智慧

办公室是公共场所，没有太多隐私可以容纳。选择住办公室，就必须选择一种极简的生活方式，私人物品没有太多空间放置，欲望也就被无限压缩。唯一重要的，只是如何睡得安稳。

睡过第一天后，老刘就发现了，只靠硬纸板没法长久。地面很凉，也很硬，早上醒来时腰酸背痛。于是第二天，他花了几十块，买来了一个充气床垫，如此将就了两个月，到了冬季，他从家里取来了一条毯子，放在身下，保暖又舒适。

老刘的床铺。图 / 受访者供图

洗衣服是一个问题，洗澡也是一个问题，但很容易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没有洗衣机，衣服就全靠手洗，夏天时挂在窗边一晚就能干；至于洗澡，则更加简单，干脆不洗，如果天气实在炎热，大不了在卫生间用凉水擦擦身体，也能消暑，反正过不了一两天，他又要出差。

一个月里，他曾经辗转于十六个省份。从4月底到8月初，更是三个多月里，七十几天在外奔波。其实，很难说是因为出差如此频繁，老刘才住在办公室，还是因为住在办公室里，老刘才出差如此频繁。他自己坦言：“如果和同事一样在北京有住所，说不定可以换一个安排方式。”

小六与老刘一样，能不洗澡就不洗澡，反正冬天也不怎么会出汗。衣服也用不着换得频繁，反正自己不怎么出门，也就不会太脏。到了周末，有时她回家，有时干脆就在附近找一间青旅，花钱住上一夜，睡得好坏无所谓，重要的是有洗衣机和淋浴。她也惊讶于自己年纪轻轻，居然能找到这些解决办法，“真的感觉就像在城市里探险一样，总有新的发现”。

但并不是谁都能像小六一样，在办公室足不出户，窝上一整个冬天。王森的公司虽然有暖气，可因为节能，温度并不高，他又实在不好意思再在办公室里放上一床棉被。出差是一个好办法，不过不能日日出差，一个月，最少也有半个月要在北京度过。不出差的日子里，他就像一个流浪的波西米亚人，四处搜寻过夜的地方。

好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都有无数人离开，也留下了许多还未到期的出租屋。只要支付一点费用，就能短暂地在这些房屋内待上一段时日。正如有人拼车，有人拼团，王森“拼房”，他如同一只勤奋的蜜蜂，这里停留一下，那里停留一下。他住过通州，住过房山，最远的地方到了昌平农村，只花了六百块钱，就住了将近三个礼拜。他戏言：“不要说外地人了，就算很多本地人，也未必解锁过这么多的地方。”

相较而言，他还是喜欢夏天一些，只是夏天也有烦恼。他常常出汗，虽然换洗衣服可以等周末回到天津解决，但无法洗澡总归是个大问题。他不敢在公司的卫生间里大张旗鼓地洗浴，“公司那么多人，万一被加班的人看到，不合适”。但连续一个礼拜，仅靠毛巾简单擦拭，显然不能遮盖住身上的异味，“没办法，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自己臭，感觉同事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不敢停下脚步

王森的同事都知道他住在办公室，他也从未刻意隐瞒过。他想，反正大家收入都不高，谁不是想办法在北京生存下去呢。

办公室里一共四个人，全是北漂，各自有各自的辛苦——有人房产在燕郊，每天光上下班就要三四个小时；也有人在北京买了房，只有五十平方米，塞进了一家五口人，自己只能睡客厅；领导固然收入高一些，却同样负担不起租房的费用，只能在附近租一间地下室，四面无窗，不知日夜。用王森的话说，“大家就谁也别嫌弃谁了。”

小六则很怕被同事发现，她说办公室内斗严重，被发现了，“不知道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但饶是谨慎，也有被撞见的时候。有几次周末，她正在办公室里看剧，突然之间有同事跑来加班。她便也只好装出一副努力工作的样子，在工位上认真地面对着电脑，“感觉是在被迫营业”。

老刘住办公室的事，则更像一个“公开的秘密”。刚入职时，他谎称借住在朋友家里，也和小六一样，每天若无其事装作下班，等估摸着所有人已经离开，再独自悄悄溜回。

直到一天晚上出差归来，他正要入睡，突然遇上同事来公司加班，一时四目相视，场面极度尴尬。他只好编了个理由搪塞，无非时间太晚，不想去打扰朋友云云。听上去颇为合理，同事好似也并未质疑，只是后来，老刘发现，似乎连领导也对这件事心知肚明。

那次他和老板一起出差，本以为会在外地过夜，未曾想老板径直开车回到了北京。午夜时分，望着静默的街道，老刘心中不断盘算着要在哪里下车，才既可以回到办公室，又不被老板发现。谁知道还未说话，率先开口的却是老板，“一会儿我就先把你送回到公司吧？”

老刘觉得，老板应该是发现了的。不过从那以后，彼此之间，谁也没有去详细提及这个问题。老板不问，他自然也不会说，双方就这样保持着微妙的默契。

在同事之间，他在办公室过夜的事情渐渐也不再是秘密。同事偶尔会询问他在办公室里住得好不好，好心地提醒要注意身体。等入冬时，有人担心天气冷，特意告诉他单位有个“小太阳”，记得要打开。

住在办公室，省下通勤时间后，这些住办公室的人，也没有“闲着”，而是像这个城市的很多人一样，尽可能将多出的时间转化成“生产力”。

老刘开始尝试在小红书上做直播，聊一聊自己以办公室为家的生活。尽管还没有带来什么物质上的收益，但每天跟陌生人谈一谈天，暂时从债务的压力下抽离而出，不失为一种放松。

小六不愿意无所事事。她曾经在补习机构工作过一段时间，于是操起老本行，开始利用下班后的空闲，给学生做线上家教。楼道尽头凹进去一块小隔间，摆了一张闲置的办公桌，她安静地坐在那里，支起平板电脑，对着屏幕细细讲解立体几何和抛物线。被同事问起，便说自己堂弟正在准备高考。

一堂课两个小时，收费三百块，每个月可以获得将近两千元的收入，对只有几千元工资的她来说足够惊喜。她格外享受这种足不出户，就能搞定一切的生活状态，唯一让人有些忧心的是，因为懒得出门，体重直线飙升，“几个月里，足足长了几十斤”。

两年间，王森的精力全花在了学习上。同事一离开，四下安静无声，办公室就变成了一间天然的自习室。他坐在电脑前，日复一日地啃着书本，换来四本证书。因为公司政策，这些证书每个月可以给他带来额外一千多元的收入。而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这些证书，让他后来找到了另一份工作。

新工作还是在北京，月薪一万多块，重要的是提供宿舍。居住不再是难题，他把折叠床送给了别人，从此结束了办公室的寄居生涯。对于人生，这称得上一次巨大飞跃，但偶尔他也会怀念在办公室里居住的经历。他感恩同事的包容，也庆幸正是那些拮据的日子，让自己没有办法蹉跎岁月，“在那种条件下，不敢停下脚步”。

在办公室住了四个月后，因为父亲生病，小六不得不辞职去照顾家人。等2024年再次回归工作时，城中的家早已装修完毕，她也像许多本地人一样，开始了家与单位两点一线的日子。回首住在办公室里的那些天，她的心态十分矛盾，一方面感叹当时自己真能吃苦，“天天睡眠不足，感觉人都变傻了”；另一方面，她又觉得在这座昂贵的城市里，自己的做法很理智，那点儿苦也没什么，“就像走夜路，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幽暗得让人害怕。可当你一直向前走，走到灯下，就发现幽暗的地方也很寻常”。

她至今无法理解，当时一个同事在单位附近与人同租，“一个月里半个月在出差，却要花一半的工资来租房。工作是为了赚钱，却为了工作花钱，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么？”

结束办公室居住的人，都打开了新的生活篇章。而还在住办公室的人，还要继续为了下一步的生活而奋斗。老刘还不知道要住到什么时候，总之，“先做着”。眼下最重要的事情，依旧是还清债务，每个月一万二的工资一到手，便被他悉数转走，去填充创业留下的黑洞，手上只剩下一些周转资金，用来应付出差和日常开支。

对于现在的生活状态，他十分“知足”。在北京安家或许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但享受当下，有时候并不需要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家”。他喜欢逛博物馆，也喜欢看演出，就算拮据，也会省出一两百块钱来，去看一场不知名的话剧表演。

但当人们有更多选择时，谁又愿意住在办公室？宋晨是陕西人，因为工作关系，被借调到北京四个月。他原本打算住在远郊区的亲戚家，“可北京实在太大了”，每天五个小时的路途“堪比成吉思汗西征”。在坚持两个多月后，他无奈地搬进了办公室。

这也改变了他原本希望可以留在北京的初衷，“没有房子，幸福感太低，就算收入高，这么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在办公室断断续续住了两个月后，他已经决定回老家了。北漂，已经不是他的选项了。

（讲述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