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被关进精神病院，怎么证明自己没有问题呢？苏联的特色精神病历史，给出了答案。其中的要义，不在于证明自己如何正常，这无法证明，而是要证明你对苏联的建设有利。当你不去谈论任何的敏感话题，而是正确的认识到自己已经太久没有工作，急需履行建设苏联的义务。当你声情并茂的说出广阔的西伯利亚大有作为时，你离出院就不远了。

在喀山精神病院的墙壁上，刻着这样一行字：我以真理之名发疯，你们以健康之名犯罪。这句痛彻骨髓的呐喊，如同刺穿历史迷雾的利刃。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把精神病院描述为白色的古拉格。这个比喻揭示了一个惊人的历史真相：苏联政权把精神病异化成了思想控制的工具。

1977年2月22日，某报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为了在国内强化法西斯专政，他们利用“精神病院”作为镇压苏联人民的工具。他们对不满和反抗其反动统治的革命者和持不同政见者，扣上“精神病”的帽子后，投入“精神病院”任意迫害，其手法之残暴，比希特勒当年的集中营和监狱有过之而无不及！

仅仅了解一点苏联史的人，心中都很自豪：你们天天骂苏联经济不好，那苏联的街头为何没有流浪汉？一开始，英美也觉得很奇怪，最初还以为苏联有最起码的救济兜底政策。可是，到了1983年，西方便发现了猫腻。

1983年，世界精神病学代表大会在奥地利召开，会议提交了一份报告，决定将苏联同行逐出大会，原因就是这份报告收录了大量的案例，证实了苏联当局在系统的滥用精神病学，比如把流浪汉送到精神病院。

作为亲历者，时任莫斯科第15市立精神病院的医生卡缅琴科，回忆时说道：当时，不少患者是强制收治的，主要分成四类：一是流浪的，二是告状的，三是突发奇想的，四是讨说权利的，他们大多数是被从街头、火车站，或者机关接待室直接送过来的。

其中三类，字面意思好理解，最令人好奇的是突发奇想。这要归功于苏联的御用首席精神病专家斯涅日涅夫斯基，他首创了呆滞型精神分裂症，然后自己还不满意，又发展出了温和型精神分裂症，也就是：本身没有任何病症，但是思想可能存在异见。斯涅日涅夫斯基称之为：温和精神分裂症的潜伏者。

在具体的诊断实践中，斯涅日涅夫斯基制定了一套精密的症状对应体系：怀疑官方媒体的，属于现实认知障碍症。坚持个人政治观点的，属于偏执性固执症。喜欢看书的，属于过度智力兴奋症。喜欢西方文化或者少数民族文化的，属于文化分裂症。

被誉为俄罗斯诗歌太阳的大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就因为文化分裂症，被送进精神病院5年。苏联著名的女诗人娜塔莉娅，就因为诗词中有一句：我思想故我有罪。被认为是在腹诽苏联当局的政策，从而导致她被诊断为病理性理想主义症，被关进精神病院3年。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截至1989年，苏联1020万人被登记为精神病人。

苏联精神病管控制度的巅峰有两段，一段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开始是直接物理清除，或者移送古拉格劳改营，但随着国际影响越来越大，便调整为送到精神病院接受电气化改造。

在这个体系中，克格勃第5局与卫生部精神病管理局形成了完美的管控闭环。首先由克格勃进行政治定性，随后由指定的鉴定专家进行医学鉴定，然后被强制收治。正如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所说：诊断书取代了判决书，白大褂取代了黑面具，但手术刀与子弹同样致命。

1961年，莫斯科谢尔布斯基研究所的专家们，为了实现把异见者关进笼子里的梦想，开天辟地的创造出了“改革妄想症”，具体病理性症状是：对现有体制的任何不满、批判、建议等等，都属于改革妄想症。

《耳语者》记录了一个经典的画面：普通家庭在餐桌前突然沉默，邻居间交换眼神时欲言又止，有些不安分的年轻人刚高谈阔论几句，就被警告：小心把你送到卡申科精神病院。

另一段巅峰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彼时全苏专门收治突发奇想症的精神病院多达16所。历史学家梅德韦杰夫统计，1965年到1985年间，78%的异见者遭受过精神病迫害。苏联解体后，圣彼得堡精神病院的临床医生普利休克在忏悔录中写道：我们发明了新的医学术语来掩盖古老的行刑方式，当听诊器不是为了聆听心跳，而是检测忠诚度时，苏联的医学文明已经倒退回到了巫医时代。

站在21世纪的长河边回望这段历史，苏联特色精神病的幽灵好像仍未消散，历史依旧在重演。但是，有一个最根本的事实是：当权力开始害怕思考，它自己就变成了真正的精神病人。任何自诩掌握绝对真理的权力，终将在疯狂的追逐游戏中，走向自我解构与分裂的历史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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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被普遍认为是中共的“喉舌港媒” 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将巴拿马运河经营权转卖给美国财团。

香港大公报对长江和记港口交易的口诛笔伐引发墙内外网民的热烈讨论。许多墙内网民将矛头对准李嘉诚，指责他是典型的汉奸卖国贼，是“押宝中美对抗美国会赢”。而一些墙外网民则调侃李嘉诚嗅觉敏锐，总是在关键时刻政治避险、全身而退，并对大公报所谓的“黎明”持怀疑态度。

目前，中文互联网上关于李嘉诚的讨论仍在持续，但其中部分文章遭到审查删除。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与此事件有关的三篇404文章。

一、建设性意见｜李嘉诚犯了什么错

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作者项栋梁发布文章，详细说明李嘉诚“并未犯错”。在这篇被删除的文章中，作者写道：

稍微复杂一点来说，李嘉诚卖港口的事情是这样的：

1.李嘉诚执掌的长和公司近日发布公告，拟出售旗下3家控股公司的股权给美国贝莱德财团。其中两家公司的业务囊括了全球23个国家共43个港口的经营权，李嘉诚准备卖掉长和公司持有权益的80%。最受关注的是位于巴拿马运河两端的2个港口，李嘉诚计划出售90%的股权给贝莱德财团。

长和公司在全球经营的港口业务分布

2.这笔交易计划中，不包括任何位于中国大陆、中国香港的港口经营权。

3.上述港口的主权、所有权均归属所在国家，根据法律不同，有些港口是永久经营权，有些是限期经营权。同时，上述港口的经营行为全部都需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规定，与控股公司的国家无关。

4.港口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枢纽，历来都是国际资本合作的前沿。不仅巴拿马的港口有外国公司的股权，中国的一些港口也有外资股权。

5.李嘉诚出售巴拿马两个港口的经营权，可能有规避“美国控制巴拿马运河”风险的考虑。一旦巴拿马运河主权发生变化，那么港口对应需要遵守的法律法规也发生了变化，港口背后的政商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如果美国真的“拿下巴拿马运河”，那么李嘉诚原先在这里经营的政商关系就将付诸东流。

相应的，如果是一家中国公司买下这两个港口的股权，也将面临这样的风险。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李嘉诚计划出售的对象是美国财团，而不是中国公司。中国公司不是买不起，而是没人去买。

至于其他港口的业务出售，可以理解为李嘉诚不再看好港口码头这门生意，所以把资产卖掉回笼资金，投入别的领域，或者用来享受生活，都有可能，都很常规。

所以，总的来说，李嘉诚出售港口业务大概率是一个政治避险操作，其中可能也涵盖了业务结构调整的考虑。

由于没有中国公司洽谈购买上述股权，实际上李嘉诚只有“卖给外国公司”和“自己继续持有”两种选择。

按照《大公报》的道理，李嘉诚错就错在没有拿长和公司的资产去赌一把：

赌赢了，巴拿马运河的主权不变，李嘉诚的生意照做。

赌输了，巴拿马运河的主权变了，李嘉诚的生意承担损失。

反正《大公报》作为“爱国媒体”横竖是不会亏的。

一点建设性意见：

建议最爱国的华为公司或者鸿星尔克公司去找李嘉诚竞价，用同样的价格把那些港口的经营权都买下来，别让美国佬抢走了。

二、兽爷｜夹缝中的李嘉诚

微信公众号“兽爷”发布的一篇遭到删除的文章中也写道：

特朗普对巴拿马运河的觊觎，很大程度上来自华尔街巨鳄拉里·芬克的怂恿。拉里·芬克，正是贝莱德的CEO。

特朗普刚一上台，拉里·芬克就主动上门推销收购巴拿马的生意：

只要贝莱德买下一头一尾的港口，甚至都不需要动刀动枪，就能直接拿下巴拿马运河。

多年来，拉里·芬克一直觊觎和记，在此之前，他认为和记的股价不到账面价值的三分之一：

太适合抄底了。

这场世纪交易谈判进度极快，李嘉诚亲自出山，长子李泽钜共同参与谈判，各方仅通过视频会议和电话，就在几个星期内达成了228亿美元的交易。

长和手里原本有52个港口，除了巴拿马2个港口，还有墨西哥、西班牙、英国、荷兰、印尼、马来、韩国、泰国、巴基斯坦的港口，连上海和宁波的泊位也一起卖了。

最后只保留了规模最大的香港和深圳盐田几个码头。

贝莱德开出的价格，让李家无法拒绝。

228亿美元，几乎和现在整个长和的市值差不多了，是长和2024财年港口业务预计收益的13倍。

李家不仅能直接拿到将近200亿美元的现金，更重要的是，从特朗普的冲击风险中脱身了。

大洋彼岸，李嘉诚自然而然成了出卖民族利益的人，在“别让李嘉诚跑了”之后，他又一次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甚至连公司的业绩会都不敢公开了。

3月13日到17日，香港大公报连续发表三篇评论，从“商业版图与国家战略背道而驰”到“企业家应有家国担当”，措辞一次比一次严厉，甚至直言：若再不回头，将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评论里为李嘉诚指明了出路：

那些在民族史册上熠熠发光的伟大的企业家，无一不像伟大的将军，坚定勇敢地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大义。

唯一的问题是，李嘉诚并不愿意被写在民族史册上。

在李嘉诚眼中，港口只关乎商业。在中国做地产，在英国做自来水生意，都是同样的逻辑；他的每次腾挪，也只是卖高买低。

但现在，世界早已分岔。那个“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理想社会，早已没有，甚至可能从来没有存在过。

三、捉刀漫谈max｜李嘉诚若把港口卖给俄罗斯怎么办？

微信公众号“捉刀漫谈max”则是以假设李嘉诚把港口卖给了俄罗斯的方式对中文互联网上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进行讽刺。

在这篇遭到审查的文章中，作者写道：

如果李嘉诚把港口的经营权卖给俄罗斯，还会遭遇道德的审判吗？难道一边夸普大帝有圣人风范，一边批李嘉诚卖国求荣吗？

当人们要求把“道德经”摊在股东大会的会议桌上，把“忠君赋”变成财务报表的唯一注脚，这场从商鞅变法延续至今的荒诞剧，终于迎来了最魔幻的章节。

当人们对企业的要求不再是守法经营，不再是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而是忠君爱国与道德表演。那么，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自然就会换成《演员的自我修养》。

某大佬挥毫写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从而登堂入室，却扭头打起了公摊的主意。某手机品牌把民族脊梁写进了广告词，售后服务却学会了三十六计走为上。某位热衷cosplay的企业家，把爱国税改写成了研发投入，用口号分贝替代了技术创新。某个餐饮企业，用情怀广告取代了明厨亮灶，把爱国表演当成了最好的营销文案。他们刚才还在镜头前大呼天下为公，扭头就登上了飞往加拿大的飞机。

他们能把“道德经”的第八章倒背如流，却永远记不住《劳动法》的第三十八条。他们能把忠君赋朗诵得催人尿下，却对《食品安全法》的第四章选择性失明。

可悲的是，世人在这场魔幻现实主义的大戏里，既是观众也是演员，就像是一群斯德哥尔摩症患者。他们挥舞着道德的打分牌，敲击着爱国的计算器，却从不过问产品的质量。他们吃着黄焖鸡为老板的百万豪车鼓掌，他们品尝着地沟油给企业的爱国营销点赞。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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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当英法联军冲进圆明园的库房时发现，英国送给清朝的武器和工具模型都在里面，甚至还有西方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详细资料。这时有人就会有疑问，既然清廷统治者早已知道先进的制度和科技，那为什么他们宁愿选择苟且偷生、割地赔款，也不愿意锐意改革、让利于民？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历代王朝的末世图景里，就会发现这样一个吊诡的现象：统治阶层宁愿玉石俱焚，也不愿意改革让利。这便是皇权体制下的末日困局。

第一、权力固化与利益集团的裹挟

我们常说封建社会，其实过去的两千年，不是封建体制，而是皇权专制。皇权专制，不仅是一种权力安排，更是一种利益分赃。商鞅的变法，表面上看使秦国朝廷的实力大增，但实质是将权力和生产资料，从旧贵族转移到了君主和军功集团。然而，军功集团又会蜕变为新的权力阶层，重新成为抵制改革让利的主力。屠龙者终究成了恶龙，这种改革者变成新特权集团的怪圈，便是皇权体制下的权力运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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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秦王朝确立皇权体制之后，皇帝便通过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进行统治。这种结构之下，官僚集团既是皇权的执行者，又是生产资料的受益者和垄断者，官僚集团还会通过联姻、门第等等方式，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因此皇权若想要权力稳固，便不会动官僚集团的利益。换句话说，动官僚集团的利益，亡皇权；不动官僚集团的利益，亡天下。正如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所说：利出一孔者，其国危。

比如西汉末年，仅占人口5%的官僚士绅，竟然控制着全国70%以上的土地。还比如张居正改革时，全国80%的免税土地，集中在仅占人口0.3%的官僚士绅手中。当张居正打算清丈土地时，整个官僚集团都在抵制。这种权力固化和利益固化形成的路径依赖，正如《大明王朝》的经典名言：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则掠之于商。

第二、财政困局与改革成本的矛盾

加税则民反，减税则兵溃，王朝末年常常陷入这样的财政绝境。改革试错的成本，在皇权体制下会被无限的放大。因为改革必然会涉及到权力结构的重塑，所以都有可能引发系统性的崩溃。正如20世纪著名的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的洞见：对皇权体制而言，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刻。

比如唐代推行两税法，本意是简化税制，却导致地方财权坐大，最终催生了藩镇割据。比如王安石最得意的青苗法，由朝廷垄断贷款，实施低息贷款，一举两得，但在执行中却是强制摊派。表面看是惠民之政，实际却是害民之器。据《宋史》记载，青苗钱的年利率实际高达40%，远超于民间的高利贷。

这便是著名的黄宗羲定律，历史上的改革，实际出发点都是财政困局，但都会打着为农民好的幌子。因此农民的负担在短暂下降之后，往往会反弹并超过之前的水平。黄宗羲定律说明了一个事实：在缺乏制衡机制的情况下，权力结构的任何调整，都有可能打开潘多拉魔盒。因此明清两朝便不敢再越雷池一步。

比如明朝末年，面对着农民军和后金的双重压力，明朝统治者可以选择向勋贵集团征款，也可以选择向官僚集团纳税，但最终却选择加征三饷，从而激化了民变。还比如清朝的洋务运动，李鸿章考察欧美回国后曾经说过：我办了一辈子的洋务，练兵和制器其实都是纸糊的老虎。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老虎？答案显而易见。这种明知体制弊端却不敢触碰核心的囚徒心态，便是统治阶层对改革失控的深层恐惧。

第三、等级秩序与意识形态的禁锢

董仲舒构建的天人感应理论，将王朝兴衰与天象挂钩。这种意识形态，只会让民众认为社会治理不善只是因为皇帝失德，而不是因为皇权本身。正所谓：只反皇帝、不反皇权。历代王朝，不断巩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强调忠君、等级、秩序和稳定。所谓的祖宗之法不可变，本质是为了维护权力，因此任何触及统治秩序的改革想法，都会被视为离经叛道，从而遭到朝野内外的彻底封杀。

比如乾隆一方面标榜自己仁政，号称十全老人，另一方面又奢靡无度、固步自封、纵容腐败、大搞文字狱。这种意识形态的虚伪性，自然就会让改革失去道德的支撑，专制皇权自然也就走不出道德的困境。正如明末启蒙思想家王夫之的怒骂：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荒诞的道德表演，以及虚伪的意识形态，长此以往，自然就会失去底层民众的信任，统治秩序的瓦解便进入了不可逆的阶段。比如1628年陕西大旱，明朝皇帝宁愿下《罪己诏》，也不开仓赈灾。这种道德表演与现实治理的割裂，无疑加速了明末统治合法性的崩塌。

王朝的末日困局，本质是权力、利益和意识形态三重异化的必然结果。因此站在历史的长河边回望，我们便会发现：王朝的末日困局，不是偶然的决策失误，而是皇权体制演进的历史必然。

从商鞅的专制设计，到黄宗羲的制度批判，历史反复验证着权力不受制约必将反噬自身的铁律。当改革需要触动既得利益集团时，整个统治阶层宁愿选择集体沉船，也不愿放弃特权。“改革找死、不改等死”的历史闹剧，便会一次又一次的上演。

如果李嘉诚把港口的经营权卖给俄罗斯，还会遭遇道德的审判吗？难道一边夸普大帝有圣人风范，一边批李嘉诚卖国求荣吗？

当人们要求把“道德经”摊在股东大会的会议桌上，把“忠君赋”变成财务报表的唯一注脚，这场从商鞅变法延续至今的荒诞剧，终于迎来了最魔幻的章节。

当人们对企业的要求不再是守法经营，不再是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而是忠君爱国与道德表演。那么，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自然就会换成《演员的自我修养》。

某大佬挥毫写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从而登堂入室，却扭头打起了公摊的主意。某手机品牌把民族脊梁写进了广告词，售后服务却学会了三十六计走为上。某位热衷cosplay的企业家，把爱国税改写成了研发投入，用口号分贝替代了技术创新。某个餐饮企业，用情怀广告取代了明厨亮灶，把爱国表演当成了最好的营销文案。他们刚才还在镜头前大呼天下为公，扭头就登上了飞往加拿大的飞机。

他们能把“道德经”的第八章倒背如流，却永远记不住《劳动法》的第三十八条。他们能把忠君赋朗诵得催人尿下，却对《食品安全法》的第四章选择性失明。

可悲的是，世人在这场魔幻现实主义的大戏里，既是观众也是演员，就像是一群斯德哥尔摩症患者。他们挥舞着道德的打分牌，敲击着爱国的计算器，却从不过问产品的质量。他们吃着黄焖鸡为老板的百万豪车鼓掌，他们品尝着地沟油给企业的爱国营销点赞。

某保健品传销组织，甚至把《山海经》改编成了洗脑术，大爷大妈们听得老泪纵横，却不知自己的养老金正化为人家的迈巴赫。这样的群体癔症，完美复刻了古代农民给土地庙上贡时的虔诚——只不过，贡品从五谷杂粮换成了花呗账单。

古代的商人必须捐个监生才有资格穿长衫，一旦发现产品质量问题，那必是重刑伺候。而现代的老板喊两句赢麻了，就可以自诩爱国企业家，从而给商品质量镀上了一层免死金牌。商业的江湖里，爱国表演艺术家们发明了独特的生存法则，那就是案头摆的不是《民法典》，而是包浆的“道德经”，他们不再研读《公司法》，而是摇头晃脑的背诵《忠君赋》。

这种表演艺术，在数字经济时代，甚至进化出了赛博形态。某网红高喊：家人们为国产芯片助力，购物车里的商品却是国产壳、外国芯。某电车老板在发布会上高喊：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但消费者提车时才发现，这个口号和续航五百里的承诺一样，只是个口号。

在这个魔幻剧场里，《劳动法》成了艺术家们最不欢迎的畅销书。毕竟高举“道德经”可以立人设，能做忠君赋更是可以提升品牌溢价，但熟读《劳动法》却容易引火烧身。

这场道德的通胀危机，其实比美联储大放水还要凶猛。当爱国情怀变成产品溢价，当传统文化沦为营销话术，道德和爱国这两个词的含金量，就被他们埋汰得比隔夜的柠檬水还不如。

或许，千年后的考古学家会这样记载：在21世纪的商业遗址中，出土最多的文物是鎏金的道德经竹简，以及碳化的忠君爱国PPT硬盘，还有无数印着民族品牌的泡沫包装盒。而最耐人寻味的是墓志铭，某位企业家陪葬的是鎏金牌匾，正面刻着爱国表演艺术家，背面的铭文则是《劳动合同法》第37条。只不过，关键条款早已被铜锈腐蚀得模糊不清。

或许，当企业家们放下“忠君赋”，转而研究《公司法》，当爱国营销培训教材让位于劳动法的实操课程，当质量的显微镜代替了道德的放大镜，当法治的标尺替代了情怀的卷尺。这场从秦帝国演到数字时代的荒诞剧，才会得到真正的破局。毕竟，真正的爱国是让消费者放心购买，让员工安心工作，让企业活过下一个经济周期。

苏联社会最大的硬通货是什么？不是最新一版的卢布，也不是粮票和布票，更不是排队分房的名额。这些虽然得来的艰难，但随时可以被拿走。

解读苏联历史的名作《耳语者》，就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画面：当你看到货架上空空，当你在医院里买不到药品，当你在集体宿舍里艰难的转身，你就会猛然醒悟，原来人脉关系才是苏联真正的流通货币。

Блат一词，在俄国的意思是通过人脉关系获取稀缺资源的系统性行为，本质是制度缺陷导致的逆社会化现象，也就是人治大于法治、人情大于制度。这种行为，我们形象的称之为托关系或者走后门。

比如1986年，莫斯科大学的社会学调查显示：76%的苏联民众认为，走后门才是必要的生存技能。莫斯科大学83%的学生加入苏布是为了人脉关系，68%是为了获得晋升，只有9%填写的是理想，总而言之，他们认为：关系即权力，权力即财富。

那么，苏联人为什么执着于走后门？

第一、短缺经济模式下的生存伦理。

苏联执行计划经济，权力是商品的唯一分销商和近乎唯一的生产商。因此谁掌握了分配权，谁就是他人的衣食父母。但计划经济的通病是商品匮乏，一切生活物资都可能成为稀缺品，因此计划经济又被称为“短缺经济”。

长期短缺的经济，必然导致走后门成为必备的生存策略。罗曼罗兰、纪德等著名学者在苏联考察的记录中，都有类似的情形：普通人在国营商店排队数小时却一无所获，只有通过关系才可以获取紧俏的商品，比如面包、香肠、罐头等等。甚至到了1979年，莫斯科人均排队时长依然高达每天3.2小时。其中最悲惨的一个群体显然是女性，为了换取必须的生存物资，经常不得不委身他人。

但在大名鼎鼎的"小白桦"商店，里面稀缺的进口商品应有尽有，最新款的索尼音响，最美味的“瑞士巧克力”等等。可惜的是，普通人拿不到外汇票证，低级别的官员只能通过走后门才能得到。在叶利钦的回忆录中，到处都是他走后门办事的案例，在写到这个商店时，叶利钦说道：当我第一次走进小白桦的仓库，我才明白苏联原来早已腐烂透顶。

第二、官僚特权制度下的权力寻租。

对于苏联人来说，权力是一切的中心和无处不在的存在。国家像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生活监管者，发放和要求源源不断的文件和许可证，没有文件和许可证，最简单的日常生活都不可能开展。比如找公寓、找学校、找医生、换工作，甚至结婚、生孩子等等，都需要官员通过“批条子”来分配，他们通过控制国家的一切，将公共权力转化成了私人财产。

比如《苏联社会学研究》披露，苏联高校招生中存在内部推荐制度，莫斯科大学有很多名额属于内定的关系户，普通家庭必须要有官员的推荐信才能入学。

最可怕的是医疗系统，苏联的医疗资源高度依赖职位等级和关系，官僚阶层一个电话指令便可以为亲属安排床位。而普通患者则需要忍受漫长的等待，必须通过贿赂或者走后门才能获得服务。据俄联邦统计署报告显示，67%的医生承认自己收到谢礼后才会安排病床。

第三、全盘腐败环境下的群体妥协。

苏联民众时刻面临着一个道德困境，那就是自己既批判腐败，又依赖走后门维持生活，从而形成了诡异的群体妥协。倘若自己的某个亲朋严格遵守规矩，他反而不相信，也不理解。

为什么会这样？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在他的名著《古拉格群岛》中解释了这个现象，索尔仁尼琴指出，古拉格劳改营不仅是肉体的囚牢，更是道德的绞肉机，囚犯必须向看守行贿才能获得活命。而苏联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古拉格劳改营，劳改营的生存逻辑外溢到社会，就形成了“行贿即生存”的集体无意识。

为此，索尔仁尼琴痛斥道：任何将权力转化为特权的制度，终将收获全民的道德报复，俄罗斯整个民族都将失去道德的罗盘。

所以在苏联，芭蕾舞演员通常会选择用身体贿赂官员，只为换取一个独舞的机会，从此艺术便沦为了权力的装饰。科研人员通常会将科研报告署名自己的领导，只为换取可以发表的机会，从此科学便沦为了权力的附庸。

"我们不是齿轮，而是压垮骆驼的稻草。"《古拉格群岛》的这句判词，恰好可以概括苏联群体妥协的终极代价。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整个社会竟然一片静悄悄。《解体岁月》记载道：莫斯科的街道安静的可怕，没有反对声，也没有哭喊声，只有寒风掠过脸颊的呼呼声。那么彼时，2000万苏布成员在干什么？苏联民众又在想什么？

答案是：托关系、走后门。要么是托关系在新政府中谋个一官半职，要么是走后门往自己家多抢点国营物资。

走后门，是苏联人民的生存伦理，也成了这个帝国最后的挽歌。当生存的伦理碾过制度的尊严之时，任何宏大的叙事都显得那么苍白可笑。正如莫斯科地铁里的涂鸦：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付钱，只有走后门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