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网最忙五人组”事件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同一组人名，频繁出现在多个地方的行政处罚公示、政府采购公告等公开信息中。尤其是当这种反常现象发生在行政机关身上时，反映出一系列行政法上的制度性问题。

01 真实的谎言：形式合法的弄虚作假

“全网最忙五人组”事件，首先暴露了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中的瑕疵。早在2004年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就已经明确要求“行政机关公布的信息应当全面、准确、真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要求行政机关公开的信息应当“及时、准确”。无论是在何种行政活动中，虚构相关人员名单的做法显然违反了信息准确的要求，严重破坏了政府信息公开的严肃性，影响了社会公众的知情权。

在公开信息真实性存疑的表象之下，可能还掩藏着行政活动形式合法、实质不法的问题。在行政处罚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要求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这意味着，每一个处罚决定的作出都必须有独立完整的证据链和调查过程支撑。即便违法行为真实存在，行政机关也应当核实违法行为人的身份信息，不能张冠李戴。然而，此次事件中曝光的抚顺新抚区城管执法局，在占道经营简易处罚过程中未按规定登记当事人实名，事后在备案和公示材料中使用了虚假人名，明显属于程序失范的行为。

虚构政府采购的评审小组成员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在需要进行招标的项目中，评审专家需要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要求，包括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不得少于评标委员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专家应当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满八年并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等等。

而在湖北省竹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采购中标公告的事例中，很难让人相信不久之前还是书法比赛获奖选手、医学期刊编委会成员的人能够胜任评审专家的职责。虚构评审专家名单，不仅存在程序滥用之嫌，也透支了政府采购活动的公信力。

竹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本级机械设备租赁采购中标(成交)结果公告中，评审小组五名成员与网络文档的前五个名字一致 图源：新京报

因此，重复出现的人名揭示出，一些基层行政机关在工作中仅追求形式完备而忽视实质正义，将公示、备案等程序性要求作为弄虚作假的遮羞布，无异于是对依法行政的嘲弄。

02 信息的孤岛：雷同名单为何能过审？

多个地区和部门的行政机关公示中出现同一组人名，除了系统性的形式主义的问题，也折射出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的严重不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本意，是为了接受社会监督、避免暗箱操作。但是，当信息公开工作各自为政、缺乏联动时，公开信息的不真实反而造成更大的公信力危机。

多个单位不约而同地发布包含相同假名的名单，说明它们之间既没有共享数据，也缺乏基本的信息比对与沟通。倘若这些处罚或评审果真涉及同一批人，那么相关机关显然缺乏横向协调，不知道其他行政机关也在处理或使用这些名字。这种由于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导致虚假信息的传播，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信息孤岛”？

另一方面，此次事件也暴露出行政监督机制的无力。按理而言，多个行政机关的公示中出现高度雷同的名单，本应当在政府的内部审核或者上级监督中被发现。然而，现实却是直到社会公众和媒体质疑才使得虚构名单的问题浮出水面。

这说明一些政府内部的审核监督机制流于形式，缺乏有效的错误发现和纠偏机制。从这点上说，监督部门也位于信息孤岛之上，无法充分地对公示的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核。

打破信息孤岛，需要建立执法信息共享和校验机制。具体而言，需要打破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打通执法信息系统、评审专家数据库等政务信息平台，对各单位公开内容进行智能监测，运用数据比对主动发现不同来源公示中出现的异常模式，并第一时间预警给监督部门。最终，以制度化手段杜绝类似的信息造假在不同机关各自上演。

03 错用的假名：什么情况需要采用假名和匿名？

行政机关假借他人姓名的背后还隐含着一个问题，即是否可以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对行政程序的参加人使用假名。假设此次事件中的行政活动本身真实存在，那么行政机关的做法在形式上类似于域外的假名诉讼，即法院使用特定的假名以保护某一当事人。

例如，在著名的罗伊诉韦德案件中，原告诺玛·麦考维为了保护高度敏感的个人隐私，即以“罗伊”的假名提起诉讼。其他诉讼中常用的假名，还包括“多伊”或者小说中的名字。但是，假名诉讼会削弱司法公开性，因此法院会严格限制；通常只有在当事人证明存在“重大且特殊的隐私风险”且没有更温和的措施可以避免伤害时，法院才会破例准予。

相比之下，此次事件中行政机关使用假名的做法，更加随意和主动，不存在任何限制，这样的做法没有任何法律规范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对涉及……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不当影响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不得公开；但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予以公开。”

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各地普遍制定了相应标准要求对个人信息作适当处理。例如，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公布的《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实施方案》中要求，公开执法决定书全文时，应当对其中的公民姓名、联系方式等隐私予以隐去；即便只公布执法结果摘要，对于自然人当事人也应当隐去真实姓名。

因此，现行法律已经划定了明确的边界：只有在法律、法规授权的情形下，才能对公开信息做去标识化处理；而且，处理方式应遵循必要、适度原则，不得影响信息的真实性和社会监督效果。

本次事件中的行政机关，即使有保护相关人员的隐私的正当考量，但所采取的假借他人姓名的做法，既存在侵犯第三方姓名权之虞，也会对社会公众产生误导。为杜绝假名滥用，行政机关应建立严格的审批和审核机制，在决定采用化名、匿名公开前，评估是否符合法规依据，并采取明确且不误导公众的方式标示。

“全网最忙五人组”这一荒诞现象，虽然表面上可能是个别人员敷衍塞责所致，但深层反映出行政执法领域的一系列制度漏洞。唯有严格依法行政、加强部门协同、畅通信息共享，才能重塑政府公信，避免类似事件再度上演。

急迫的交通需求，可以带来巨大的收益，但是当一些并不太需要的交通基础设施，也在“要想富，先修路”的口号之下被论证通过，修建成功之日，债务黑洞翩然而至。

撰文丨李中恪

11月11日下午，四川省马尔康市国道317线红旗特大桥轰然坠入河中，烟尘冲天的视频，传遍全网。这座今年1月才完成主跨合龙、号称“云中之桥”的关键工程，通车不到十个月就意外垮塌，让人震惊。

我看过几个建筑专家的事故分析，都十分有道理。真实原因是什么，恐怕还需一段时间才有定论。但联想到中国像红旗特大桥这样，建在崇山峻岭之间的公路铁路和隧道桥梁并不少，而且很多还地处地震带上或地质条件脆弱的地方，不由得对它们安全性产生一丝丝的担忧。

01

在全世界范围内来看，幅员辽阔的中国，堪称世界上地质条件最为恶劣的国家之一，东部少数地方，中西部很多地方，说起来都不太适合人类居住。

清代以来随着人口爆发式增长，平原地区人满为患后，人们向山地迁徙，高山之巅，峭壁之侧，都能见到农田、村庄或小城镇的影子。能砍伐的森林已经砍伐一空，开垦成耕地；一些水草丰美的草原也被开成耕地，以求更大的产出；条件一般的草原更是过度放牧，导致沙漠化十分严重。

1978年以后，农村体制改革加上技术进步，中国粮食问题在世纪之交得到迅速解决。

这个时候，中国政府适时推出退耕还林、退耕还牧和天然林保护工程，那些被开垦出来做耕地已经几十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地方，重新变为森林和草原。

也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城市化进程轰然启动，成千上万农村人口大规模涌入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那些列入退耕还林、退耕还牧和天保工程的地区，甚至一些平原地带，迅速“人去村空”，中国迅速成为全世界森林面积和森林覆盖率增长最快的国家。

如果这个趋势能够延续下去，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那些原本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成为新的自然保护区或森林公园。原来的居民经过一两代人，逐渐搬迁到大中小城市，成为新市民，而农村，只留下一小部分农业工人从事高科技农业。

同样也是这个时候，依靠经济高速增长，中国成长为“基建狂魔”。

每个特大城市都有一望无际的摩天大楼；凡是可以建地铁的城市，都当仁不让建起了地铁，未获批准的城市，仿佛低人一等；很多县城里也不乏大公园，大广场，大湿地；20多个省市已经建成通达每个县的高速公路网络，没有实现这一目标的省份，正在努力追赶；10余个省建成通达每个地级市的高铁网络，没有高铁的地级市，仿佛被抛弃在世界经济的版图之外一样。

这股基建大潮，当然也迅速覆盖到地质条件恶劣的地方，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

中国的每一座城市，外观上都美轮美奂，免签之后进入中国旅游的境外博主，每每对中国的基建成就，包括城建、市政和交通设施等等，发出阵阵惊叹，中国人从中获得极大的自豪和满足。

02

但自豪和满足之余，也有那么不易察觉的一丝丝隐忧。

前段时间，我去西部某省参加一个活动。活动结束后，主办方派车送我去机场，去机场的路程有100多公里，基本都是高速公路，但车辆很少。我疑惑地问司机怎么车很少。司机说，原因很简单，过路费太贵，一公里要一块多钱，司机们出不起这个过路费。

我于是联想到从上海开车到石家庄，1000余公里，过路费不过500多一点，一公里不足0.5元，几乎便宜一半，我想其重要原因，是该省基本都在山地造高速公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外人看来，真是牛×得不行。但比东部平原地区的造价，恐怕贵了一倍不止，过路费自然要贵一倍以上。

而当地人的收入不仅远不如东部地区，过路费还要贵上一倍以上，他们如何用得起？什么时候用呢？节假日免费的时候，高速公路上挤满了车。

除了过境路段，该省的高速公路营收是很差的。疫情前，我们有两家人曾经在该省做过为期9天的自驾游，以前该省以交通不便著称，但如今的便利让人印象深刻。

但那时候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除了少部分过境路段，高速公路上的车很少，甚至一些服务区都关门歇业了。

这样的高速公路，有什么盈利和还贷/还债能力？有朋友在该省遇到过一个外省搞基建的老板，该老板被当地欠了几个亿的工程款，根本还不出，当地政府作为高速公路的最终业主，每年只能付出几百万，利息都不够，该基建老板徒唤奈何，更不敢打官司：关系搞坏了，几百万恐怕都没有了。于是整年整月周旋在那里，看看能不能用当地其他资源把这几个亿置换出来。

据统计，截至2024年底，全国高速公路企业总负债超过5.8万亿元，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就超过3200亿元，运营维护总支出就超过了3000亿元。2024年的通行费收入约为6582亿元 ，总体而言是个亏损行业。

鉴于各地经济状况差异较大，除了珠三角和长三角个别路段是个钱袋子，很多路段盈利状况很一般，还有一些的债务窟窿是个无底洞，白送人都无人敢接手。

高铁状况与高速公路类似。最新的数据显示，国铁集团2025年上半年总负债6.19万亿，资产9.76万亿，负债率约63%。与高速公路一样，高铁的盈利区域主要在沿海地区，集中在两个三角洲地区。

不得不说，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本世纪的很多年里，中国人发现了一条真理性认识：要想富，先修路。只要把路修好，一定财源滚滚。于是通过各种凑资修路的方式都使出来了，既有财政资金，也有地方债券，中央专项资金，还有吸收社会资本的BOT（建设-经营-转让）、肥瘦搭配、BOT+EPC（工程总承包）+股权合作等新模式。资金来源上，既有金融市场融资，也有资源补偿模式。

交通改善也存在类似财富增值的边际效应递减。急迫的交通需求，可以带来巨大的收益，但是当一些并不太需要的交通基础设施，也在“要想富，先修路”的口号之下被论证通过，修建成功之日，债务黑洞翩然而至。

很多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作为业主方，当金融机构合规要求甚高，不肯轻易放款之时，业主方面对不知就里，蜂拥而至的EPC方，灵机一动，计上心头，要求EPC方垫资修建，或者工程完毕，以种种理由，结不了尾款。

且不说垫资修建，还款遥遥无期，即便是尾款，也是工程利润甚至需要倒贴户头，这样，一大批建筑工程公司一下子被拖入债务危机，如果是国有建筑工程公司，还可以靠政府信用背书，挺过难关，民营建筑公司只好关门歇业。

交通基础设施如此，其他一些盈利性的基础设施也是如此。有一次我们得到一条商务信息，去帮人看看某个国有的大型写字楼如何招商。抵近一看，环形的底楼大堂大概100多米长，10多米宽，差不多有两三层楼高，光是大堂，就占了总建筑面积的将近20%。来考察的商务团队直摇头，如此阔大的底楼大堂，非但是巨大的浪费，入驻商户也不知道该拿它来干什么，也不知道如何让它产生经济效益，只好告退。这幢大楼要出租出去，困难重重。

至于大量先进超前的公益性基础设施是不是只看社会效益，是否需要，以及如何测算经济效益，似乎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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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和朋友谈起这个巨大的反差，问我怎么看，我想了半天，觉得这不是单纯好还是不好的问题。我想打个比方，可能可以解释问题所在。

我的收入只住得起三室两厅。呆在三室两厅里，我可以正常吃喝拉撒，可以孝敬长辈，养育孩子，可以下馆子，适时外出旅游，等等。也就是说，我在固定资产上的投入，并不影响我的正常开支和消费，投资和消费之比是正常的。

但是，现在有人游说我说，住在陆家嘴的大平层更好，说了种种好处，包括房产继续增值可以覆盖新增成本，可以接触到高级人士，机会更多，以及更有面子，等等，还替我办好了一切手续，房子都准备好了。

我于是就搬进去了。固然一出门就灯红酒绿，路上行人的口中都是“亿”为单位，也十分有面子。

问题在于，房产并没有增值，我的收入付完物业费所剩无几，我只好拼命压缩其他开支，粗茶淡饭，尽量少出门，也不敢轻易置购其他消费品，总之，能省的开支都一律省掉。这就是投资过大，必定压缩消费。房产增值没有了，投资成了无效投资，甚至面临资产贬值，面临过大的维护成本，以及庞大的贷款利息。

投资和消费不匹配，投资压倒消费，这就是我的困境。很难简单说这个好还是不好。说它好，是因为这是全中国最好的资产，说它不好，是因为拥有它，搞得我都快揭不开锅了。

打比方说理，总是漏洞百出，且不去管它，意思到了就行。

最后一个问题，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

记得很多年前，我在某个单位上班，我们的一把手在即将离任前，又上马了一个新的基建项目，即将接任一把手的二把手有些生气地问，你能不能给我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