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到有 V 友咨询如何启蒙三岁的孩子学英语，不得不感叹现在的启蒙年龄真是越来越早了。 评论区里各路 V 友也分享了不少方法，有些我之前都没听说过，还真不错。也有 V 友提议开“教育”节点，可见很多 V 友其实都已经在育儿，教育这条路上了。 现在互联网，AI ，信息爆炸、观点都太不一样了， 有人提倡快乐教育，主张孩子健康成长最重要， 也有人认为“你不卷就要被淘汰”， 有人说，这就是社会规则的设定方式，无法逃避。 我倒不是迷茫，只是好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各位 V 友都是怎么思考和实践孩子教育这件事的？ 刚发现，教育节点有了
我蛮喜欢的德国导演布莱希特说过这样一句话，“最大的罪恶，不是犯规的人，而是制定荒谬规则的人。”
如果说之前没能深切的体会到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那么现在，很清晰了。
重庆有一所学校里，一名学生在道路上给两个穿着迷彩服的人不断磕头，连着磕了一分钟。事实上，他此前甚至还跟在两人后面“跪走”，就像电影里犯了什么大罪，极致恐惧，疯狂求饶那样。
电影里的画面复刻到现实之中，已然荒诞离谱至极。但如果我告诉你，穿着迷彩服的两个人也是学生呢？
根据该校发布的一份回应来看，穿迷彩服的两个学生是“纠察队”的，而下跪磕头的学生则“犯错”被他们抓到了。
原来是犯错，初看视频还以为是犯了什么死罪。要打入十八层地狱的那种。
那犯的是什么错呢？
答：带充电宝到教室去。
我真的越来越看不懂某个群体了。充电宝是炸弹吗？你非要用“充电宝会爆炸，存在安全隐患”的理由，去制定这种奇葩荒谬的规矩，说难听点就是意淫，就是被迫害妄想症，就是恶意制造“权力分级”。
要是充电宝进教室都有这么大危害了，那学校里的停车场是不是全都该砸掉？车总比充电宝的杀伤力更大吧。最好连教学楼也砸了，你说充电宝有爆炸的可能，我还说教学楼有坍塌的风险呢。
你就只是一间教室而已，搞得好像进机场的安检一样。是的，机场，地铁不配，因为充电宝可以带进地铁。
学校的回应也非常离谱，他们重点强调的是“不能带充电宝进教室”，反观学生下跪这个情况，居然是“其实也不是很大的事情”，安抚了一下就ok。
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真的看到这种画面就觉得很恶心。有的家长本能的把自己的孩子代入到那两个穿迷彩服的学生身上，然后自我感觉还良好，无所谓。可事实上，他们搞出来的“纠察队”人数肯定是少数，更多的只有普通学生，负责“被纠察”。
换句话说，如果真遇到这种情况，大部分人的孩子，应该是被管理的，而不是管理者。
下跪的这名学生本身当然也是有点偏激的，他不明白，有些地面，不该碰。扣分你就让他扣，开除你就让他开，没得念就不念，又能如何。
他是有点错。
可学校的纠察队又是什么组织？真就不看一点历史，连文革时期的红卫兵都忘了吗。“学生批学生”和“红卫兵打红卫兵”，都是从一个美名叫“监督同学”、“纯洁集体”的运动开始的。
换句话说，学校里搞个“纠察队”出来干什么？你让学生去管理学生，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是一种破坏学生尊严的操作。
想到一句谚语：凡是以秩序为名践踏人的尊严者，终会被秩序吞没。
这跟法国大革命前，贵族可以不纳税，还能骑马在街上撞穷人有什么区别？
我的理解是，现实生活中，只有成年人和成年人，所以在必要的部门机构上，比如警局、市场监督局里，也别无他选，毕竟我们无法在成年人上面再找出来一个“巨人”。
但是，在学校里却是有孩子和成年人，你都已经有校长、老师来管理秩序了，为什么还要把学生分门别类。而且现在是越分，越离谱。纠察队都出来了，还配了一套“制服”。
下次是什么，扫黑除恶队吗？
有网友一刀切，说这样的学校肯定不是什么好学校。很无奈，我居然跟他们看法一致。毕竟，只顾着让孩子演绎“纪律”，却不教他们什么叫尊严的学校，能好到哪里去。
一个孩子被逼到地上磕头的那一刻，不是他失去了教育，而是教育失去了自己的本质。
我一直认为，教育的终极目的，不是教人跪下，而是让人能站着说话。
看来，是我误会了。
10月11日，南方周末发了一篇名为《辅导员住进学生宿舍楼》的报道。
以一种很纯真的笔触，描绘了一幅高校管理温情脉脉的新场景。
我太疑惑了朋友们。
你们能懂我的疑惑吗？
高校推行的所谓“一站式”学生社区政策，其核心实践居然是要求辅导员全面下沉并入住宿舍区，以实现对学生的全天候、近距离的「服务」与管理。
这也能叫「教育革新」吗？
一个绝对权威、内心充满不安全感的「大家长」（高校管理层），要求一个在关系中处于弱势的「伴侣」（辅导员），以“爱”与“奉献”为名，一步步放弃个人边界，24小时全天候地对其指定对象（学生）进行情感、生活乃至精神的全方位照料。
最终目的，居然是抚平「大家长」深不见底的控制欲与风险焦虑。
这何尝不是一种娇妻文学？
那个掌控一切的“霸总”，拥有绝对的资源与权力，但内心深处却极度脆弱，无法容忍任何失控，所以为自己的妻子精心打造了一个自认为完美的金丝笼。
我真的很理解“上层的压力越来越多”这句话的重量。
自从各大自媒体平台飞速发展，任何一起学生事件都可能演变为一场公关危机，而当代大学生又是“个性化更强、集体意识更淡”、心智不够成熟的脆弱个体。（我个人对此存疑）
传统的、有距离的管理模式无法有效应对。
那怎么办？
学生不能出任何事，不能有心理问题，不能被诈骗，不能有安全事故，甚至不能有超出预期的思想波动。
那又怎么办？
给出的答案是，既然无法通过建立信任和培养学生自主性来获得安全感，只能诉诸最原始的手段，物理监控。
这到底是「革新」，还是「倒退」，恐怕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还有，某大学斥资千万打造的“一站式服务中心”，最终居然沦为自习室。
这种放在喜剧里都很好笑的剧情，不应该好好反省吗？
接着，我需要为广大的辅导员同志们喊一声冤。
「辅导员」，作为被推到前台，表演无私奉献的“娇妻”，TA们是最惨的。
1）要求辅导员100%入住学生楼栋，想要强行抹除工作与生活的边界，成为一个24小时在线的「机器人」。
2）辅导员被期望成为一个情绪稳定、有求必应的角色。不仅要处理行政事务，还要充当心理咨询师、职业规划师、纠纷调解员，甚至半夜陪同就医。
3）物理上的「在场」是很恐怖的。几乎等同于责任上的无限连带，一旦学生出事，入住宿舍的辅导员将成为第一问责对象，甚至是唯一的背锅侠。
那收获呢，朋友？这么累，担这么多责任，收获应该很多吧？
我们又需要回到娇妻文学里。
“家务”、“带孩子”作为无法量化的劳动，是没有报酬（或很少报酬）滴。
它只被视作「职业道德」的最高体现，正如“娇妻”的辛劳被视为“贤惠”的天然属性。
“为学生服务”，是一句很好用的口号。
如果我们的社会大多人坚信，大学生，这群通过了高考筛选的成年人，一旦离开视线，就会立刻崩溃、堕落或走向危险。
那大学也会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剥夺学生的试错权利，犯错空间。
我不知道有什么好沾沾自喜“打通了最后一公里”的。
我看是堵得死死的。
试问，一个没有机会在大事小事上犯错并自己承担后果的人，在未来该如何面对社会？
如何更好地建设我们的祖国和社会？
如果，我们还认可，大学的使命不是管理，而是教育。
就应该再次去考虑「教育的本质」，即所谓启发心智、鼓励探索、独立思考并为自己行为负责之类的漂亮话是不是只能写在书上。
我上一次看到类似老师入住学生宿舍的新闻还是在某音上，幼稚园小孩午睡的时候吵着要老师陪着才能睡着。
我想。
一个社会的悲哀，莫过于社会的最高学府，也不再相信年轻人拥有独立思考和为自己负责的能力，开始用幼儿园的方式，去管理一群本应拥抱世界的成年人。
每年进入“诺奖时间”，全世界都会屏息以待：今年谁又能登上科学的圣殿？
不过，现实却总是让人百感交集。
就在北京时间10月8日傍晚，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尘埃落定，日本再次收获硕果：大阪大学教授坂口志文摘得生理学或医学奖，京都大学教授北川进赢得化学奖。
算一算，自21世纪以来，仅仅25年，日本已经诞生了22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其中3位是美籍日本人），算下来“平均每年产生一个”。
在这个狭小的东方岛国，诺奖已经不再是稀罕之物，而是一种稳定的产出，确实让人感到吃惊。
那么到底为什么会是日本？这个国土面积不大、资源有限的国家，凭什么能在诺奖舞台上成为大赢家？答案远不是“砸钱”二字那么简单。
日本的诺奖奇迹，背后至少有四个原因。
诺奖不是“大力出奇迹”培养出来的“单个天才”，而是从全民教育的土壤里长出来的“自然之花”。
在日本，基础教育的严谨与普及，为科研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实早在二战后，废墟中重建的日本就已经确立了“教育立国”的国策。
从小学到高中，日本的基础教育覆盖面广、标准高，几乎没有明显的“精英教育”与“普通教育”分野。这就让日本孩子能够在一种普遍均衡的教育环境里成长，整个社会都成为人才的沃土。
比如在数学和理科教育方面，日本的教材非常注重逻辑训练，而不仅仅是题海战术。
日本借鉴西方的“质疑权威”模式，学生被鼓励提问，哪怕问题显得稚拙也不会被打压。
日本的课堂并不追求“正确答案”的唯一性，而是重视探索过程本身。许多后来获得诺奖的科学家，回忆起学生时代，几乎都提到过类似的课堂体验：他们是被允许“犯错”的，这让他们养成了自由思考的习惯。
与此对应的，是日本极高的读书率。
图书馆遍布社区，平均每个日本人每年阅读十几本书。在这种环境里，孩子们接触的不只是课本知识，还有跨学科的兴趣培养。科学其实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它潜移默化地与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第一重原因：日本教育把科研的火种，撒进了普通人的心里。当一个社会拥有足够多“带着好奇心长大的人”，就意味着科学创新不会止步于少数天才，而是变成一种群体性的可能。
科学突破往往需要“耐心的孤独”。但如果一个社会贫富悬殊，科研人员必须为生计奔波，那他们自然很难安心沉浸在长达数十年的实验中。
日本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少数几个在发达国家内部依然保持极低收入差距的社会之一。这种环境下，科研机会更多地与个人努力挂钩，而不是家庭背景。
这种情况不仅在于科学界。我看到过一个日本足球运动员的采访，他说自己敢于走向足球道路，是因为即便不成功，去做普通的工作生活也会很幸福。
一个日本年轻人如果立志从事科研，他大概率不用担心“读不起博士”。学费和奖学金制度能为他兜底，大学研究室愿意收留，企业研发部门也常常敞开大门。
更关键的是，日本社会对科研人员的尊重，远远超过对明星、对资本大鳄的追捧。科研在日本并不是“清贫的象征”，而是一种体面而受人敬仰的职业。
日本很多诺奖得主，其研究方向看似冷门甚至无人问津，几十年如一日钻研下去，最终却迎来“水到渠成”的发现。
因此，第二重原因在于：日本的社会结构相对均衡，科研人员能获得相对公平的机会，不必被过早裹挟进“生存焦虑”的漩涡。
日本文化里有一个独特的气质：谦逊与耐心。这种气质，同样深深渗透进科研。
在外人眼里，诺奖得主是站在科学巅峰的“巨人”。但在日本，许多获奖者却常常说：“我只是很幸运。”比如南部阳一郎、山中伸弥等科学家，都曾用“偶然”来形容自己的成果。
这不是虚伪，而是日本人真实的文化心态。
这种态度非常有利于科学研究：失败再多次，也不轻易放弃；成果再显赫，也不自我神化。
日本科研人员习惯于长期积累，很少有急功近利的心态。正因如此，他们常常能在几十年的坚持后，守得云开见月明。
其实还有一个细节值得称道：日本社会高度重视团队协作，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这也是日本足球崛起的原因。
日本许多诺奖级的成果，往往出自跨学科、跨机构的合作。正因为没有过强的“个人主义冲突”，科学家们能够在合作中保持耐心，慢慢把成果打磨出来。
这就是第三重原因：日本文化中的谦逊与耐心，让科研成为一种长跑，而非一场短跑冲刺。
与外界印象不同，日本的诺奖得主，并非都来自顶尖大学或国家科研机构，相当一部分人，最初的研究背景竟然是企业的研发部门。
比如曾获得诺奖的白川英树，他的“导电塑料”研究就是在工厂环境下完成的。
许多企业像东芝、日立、松下，都在上世纪投入巨额资金，设立自己的实验室，不以短期利润为唯一考量，而是愿意培养科学家自由探索。
这在日本社会中并不奇怪。企业与科研之间，并非泾渭分明的两条线，而是紧密交织的共同体——科研人员可以在大学研究室与企业实验室之间流动，而不必担心“身份不纯正”。
社会对“科学+产业”的认同感极强，这让科研成果更容易被应用和转化。
所以，第四重原因在于：科研不是孤立于象牙塔，而是与企业、社会紧密相连，科学家的成果能得到真正的支持与认同。
日本的诺奖奇迹，本质上是社会结构、教育制度、文化心态、产业支持共同作用的结果。
教育让他们拥有探索的勇气，社会给予他们平等的机会，文化塑造了他们的耐心与谦逊，企业和公众则给予他们支持与尊重。
这，才是一个国家能否持续产出顶尖科学家的真正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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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四环外一家网球馆里，十岁的轩轩拖着疲惫的步伐走进球场。
刚换的成人网球拍比自己胳膊还长，100英寸的拍面与单薄身形极不协调。
每次挥拍后，他都会下意识地抬头看向场外的母亲张岚。“儿子练网球的时候，我一般不看手机，就一直盯着他。”
两年前，体测报告显示儿子50米短跑不及格、协调性偏弱，张岚顿时紧张起来。她想培养儿子的体育特长，也想让孩子强壮一点，于是把目光投向了网球。
他们为孩子的“网球路”定下启动预算——年花费10至20万元，用于上课、练习和观赛、参加训练营。
原以为这是笔可控的投入，谁知很快就远远超出预期，这个家庭的“网球梦”，似乎越来越远。
去年，中国网球选手接连取得历史性突破，“网球热”更是达到巅峰。
“朋友圈里都在晒孩子打球、晒夏令营合影。认识的几个妈妈都觉得，带孩子练不成下个郑钦文也没关系，选对赛道就像买对了基金，肯定值。”
网球场成了家长新的炫耀场。“让孩子练网球的都是对教育有期待的人，他在这个圈子里结交的朋友也不会差。”
丈夫是企业高管，张岚是互联网公司中层，每日与数据、KPI打交道，让她深感竞争的残酷：除了语数英，孩子还能靠什么为将来做准备？在她看来，运动似乎是一条尚未被完全“内卷”的路径。
最初设定的20万元预算看似充裕，但仅私教课（一小时700元、每周三次）、装备采购和俱乐部充值，就让这20万很快蒸发殆尽。
去年暑假，一家人远赴欧洲参加著名网校夏令营，两周花费约15万元。张岚还专门请假带孩子去墨尔本看澳网，一周行程又花了5万。各种球拍与废旧的网球包、装备一起，堆在卧室一角，几乎成了一座小山。
“三年下来，林林总总下来，估计花了80多万。”
“网球热”绝非个别现象。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相关统计与媒体报道，截至 2024 年 8 月底，中国网球人口已超过 2518 万人，比 2021 年增长约 28.03%。而网球场地数量也从 2021 年的约 49700 片增加至 53805 片，增长了 4038 片，增幅达 8.12%。此外，全国市场化网球培训机构数量达 5592 家，其中北京就有 743 家门店。
在产业规模上，2024年中国网球运动整体市场同比增长 14.4%，规模达到 367.5 亿元。其中，青少年网球培训作为行业重要细分市场，正处于“爆发期”。
美团去年发布的《体育运动消费报告》显示，一些网球体验课、网球培训季度课包在平台热销，网球运动相关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 172%。北京也是全国网球培训机构最密集的城市之一。
这种大环境下，可供中产家长选择的范围被放大——不加大支出，就很可能在网球青少年社群里掉队。
但是，支出的大幅增长不一定带来显著的效果。轩轩在俱乐部内比赛成绩一般，并未达到母亲的期待，“教练说如果想认真走这条路，得把时间投入、经费投入、身体投入、心理投入都翻倍”。
轩轩也开始出现放弃的念头，“练了一年多，换了三四个老师，今天正手比反手打的好，明天反手又有感觉了，一直在试错，他自己觉得太难了，打球的那种手感很难成为肌肉记忆”。
真正想按下暂停键，是去年年底。张岚因为陪孩子练球太多，积累的工作量没有完成，年终考核被上司警告，身体疲惫之余，心理上也越来越焦虑。丈夫更是火上浇油：“花了这么多钱，换来了什么？如果将来没能在体育上走得更远，这笔投入就算亏了。”
他们不是唯一一个内心动摇的家庭。我们采访到几位有相似经历的家长，都处于犹豫和摇摆阶段，这些声音在家长群体里越来越常见，从最初拼谁投入多打的好，到后来大家的心态都在发生微妙变化。
生活在大连的庞娜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庞娜的家庭和网球有着天然的缘分。“我母亲以前是个老体育人，她四五十岁的时候开始打网球，我大学里跟体育学院的老师也学过网球。所以算下来，我家三代人都接触过网球了。”
正因如此，她很自然地把网球当作一种体育启蒙运动。“刚开始学的时候，孩子也不太懂，是我们带着去打的。最初给他报的教练很凶，专业能力强，但孩子接受不了。后来换了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男老师，一对一，反而更适合。”
不同于北京等一线城市的高投入高强度训练，庞娜给孩子安排的频率是一周一次。“算下来一年的费用不到两万，跟那些一年动辄七八万、十几万的比，我们真的投入很少。”
她并非没考虑过加大投入。“最开始是计划全身心押在网球上，后来发现孩子进步挺慢的。孩子在各种比赛中有一些成绩，但没有很拔尖。人家付出的多，成绩确实更好。我们年收入也就四五十万，没法每年投十几二十万砸在一个项目上。”
在庞娜的家庭教育理念里，运动是多样性的。“儿子现在还在练足球。我们一家三口会一起滑雪、跑步，两岁就让他用平衡车，后来带他去游泳、长跑。运动其实贯穿了他的整个童年。”
她的孩子在足球上也展现出了不俗的天赋——在当地的赛区拿过第一，即便如此，她也只是希望儿子能坚持下去，享受这个项目。“将来能跟三五好友约场球，这就够了。”
“有一次，我们一家三口在长白山雪场滑雪。那一刻，我觉得特别值得——运动不是成绩，而是我们在一起的快乐。孩子因为常年运动，学什么都快，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收获。”
对张岚来说，庞娜的选择像是另一种答案。
在今年夏天的一次课后，轩轩脱下球鞋对她说：“妈妈，下次我想去打篮球。”她愣了一下，没有拒绝，同时内心也有些释然，“那种感觉像是从一场看不见终点的比赛中退出”。
她心中明白，网球不仅花钱，也花心力。它需要高频训练、持续投入，更需要强大的心理韧性。中国首位获得大满贯冠军的李娜在自传《独自上场》中也曾说过，网球场上没有同伴，唯一的对手是自己。那种孤独的对抗、对节奏和情绪的掌控能力，是极少数孩子真正能承受下来的。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这份孤独，未免太沉重了。
张岚和丈夫最终决定停掉所有课程。今年夏天，他们在网球上的花费只有一张50元的中网欢享票，她带儿子去看了辛纳的练习赛。
那天走出球场，轩轩说打网球太无趣了，也太孤单了。还不如篮球，有人一起跑。
“也许他比我们更早明白，运动的意义不是赢，而是快乐吧”，张岚说道。
新媒体内容总监：TAN HAO
采访/撰文：Joey, Jonas
编辑：Sebastian
最近看到又有一些人跳出来说，鲁迅的作品“太过阴郁、太过讽刺，不利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从鲁迅一些文章被“踢出”教材，这种争议就始终没有停止。
于是，一个略显荒诞的问题就再次被摆上了桌面：鲁迅会带坏青少年吗？
对于问这个问题的人，我建议他们也同时发问：
李白会不会让学生染上酗酒习惯？
屈原会不会带坏孩子跳江？
不过话说回来，鲁迅这个问题放在当下，看似倒真有几分合理性——毕竟，现在人们都觉得青少年更需要积极向上、充满阳光的“正能量”，而不是冷冰冰的现实主义批判。
既然发明了“正能量”这个词，似乎鲁迅必然会被归到“负能量”那边去。顺理成章地，鲁迅似乎就是会带坏青少年。
不过我在此想唱唱反调：如果哪个青少年被鲁迅会带坏了，反倒说明那个青少年有救。
鲁迅写的是什么？《狂人日记》批判的是传统文化糟粕如何泯灭了人性，《阿Q正传》剖开了国民劣根性，《药》里用人血馒头讽刺那些“麻木看客”……
在有的人看来，这些文字的确阴森恐怖，会让孩子们失去生活的信心。
不过我也想问一句：难道青少年的生活本来是阳光普照的？每天面对着从早上6点排到晚上11点的严格作息表，面对着无穷无尽的课业压力，毕业以后还要面对高房价、低工资、职场打压、996的夹击，难道看几篇鲁迅，才算“被带坏”？
拜托了，他们所面对的压抑环境，可不是看点“正能量鸡汤”就能被改变的。
恰恰相反，如果青少年真的能看懂鲁迅，并且愤怒地说一句：“原来我们的困境早就被人写过”，那说明他们的心还没彻底钝化——这才是真正的“阳光”。
更何况，鲁迅还写了那么多真正的“正能量”文章：从“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热风·随感录四十一》），到“我只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北京通信》）。
以上哪句，不是炽烈的、充满生命力的、毫不虚伪做作的“正能量”？
其实，鲁迅带坏的不是青少年，而是社会希望他们“听话”的那部分灵魂。
真正会带坏青少年的，不是鲁迅，反而是那些假的“正能量”。
一些人整天有精力去质疑鲁迅，还不如多质疑质疑现在打着“正能量”旗号的劣质文化产品和价值取向。
相比之下，鲁迅的作品虽然刺耳，但至少真实。
真实从来不会带坏人，谎言才会。
当然，青少年成长需要温柔的梦，但也总得有人告诉他们，梦醒之后，现实还有刀光剑影。鲁迅就是这把刀，他不会让你沉溺于幻想，他会让你睁开眼睛，看见周围的荒谬。
只有看穿了荒谬，才能达到“绝望之谓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而不是一直做温室里的花朵，听各种各样美妙的言辞，进入社会以后却被连续毒打，这时候如梦方醒但已经晚了。
读鲁迅，当然疼，但疼才是清醒的证明。怕疼的人说鲁迅会带坏孩子，其实是怕孩子太早看穿世界的真相。
说白了，大人们并不是真的关心青少年心理健康，而是怕他们读过鲁迅之后拥有自由意志，从而不再听话。
大人怕他们像《狂人日记》里的狂人一样，突然发现“僵化的传统文化桎梏会吃人”这回事。
怕他们像《阿Q》一样，照出整个社会的丑态，发现自己的父母其实就是阿Q。
所以，他们才宁愿孩子被虚假的温柔麻醉，也不愿接纳鲁迅的锋利冷刀。
既然质疑鲁迅会带坏孩子，那么就要问一句：假如没有鲁迅，青少年的心灵会更健康吗？
如果没有鲁迅，大概他们会多读一点无害的童话，多背几首不痛不痒的诗歌，作文里学会用满篇漂亮但虚伪的假话把世界写得一片美好。
我见了太多的青少年，他们写作文毫无灵魂，只会堆砌漂亮的语言句子，但内心一片空洞甚至灰暗。现在这么多青少年抑郁，我认为读鲁迅反而有益于他们——至少他们会获得生命力。
顺从一切的青少年，表面上看会更加“正能量”，但其实就等于更加懂得顺从主流，成为毫无自我意志的“空心人”。
直到有一天，他们自己成了新一代的阿Q，却没有意识到“精神胜利法”是个笑话；或者他们成了“体制内孔乙己”，灵魂慢慢死去，却还在嘴里念叨“四书五经”。
这是健康吗？这是一种集体性的麻木！
但这种麻木，恰恰就是反对青少年读鲁迅的人，最想要的！
他们希望孩子成为一个没有灵魂的、只知道随声附和、随大流的人，不要像鲁迅描述的那样成为火光、讲真话、追求自由。
真正健康的青少年，不是那种每天高喊空洞口号，却对社会没有任何独立思考的机器。健康意味着能够直面问题、勇敢发问、质疑权威。
人要健康，得有生命力，生命力首先得有勇气；倘若一个人没有勇气，还谈什么健康？
所以，与其说鲁迅会带坏青少年，不如说鲁迅会让青少年过早清醒。而在某些人眼里，清醒本身就是坏的。
其实我们最怕的不是鲁迅，而是没有鲁迅。
我常常想，如果今天的孩子们从来没接触过鲁迅，那么几十年后，当他们长大成人，看到社会的矛盾、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会用什么来形容？
他们可能连“麻木”、“吃人”、“精神胜利法”这些词都不会用。他们只会觉得，这就是生活，本来如此。
那种集体性的麻木不仁、集体性的“沉默大多数”，才是真的可怕。
鲁迅的存在，至少让我们知道荒谬亦有名字，痛苦存在根源，每一个问题都可以被指认！哪怕解决不了，起码你不会被困在“这就是命运”的骗局里。
所以，不怕鲁迅带坏孩子，就怕没有鲁迅让孩子们失去质疑的能力。
“鲁迅会带坏青少年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早就写在鲁迅自己笔下。他说过：“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说到底，鲁迅带坏的不是青少年，而是带坏了那条“麻木的路”。因为他让孩子们知道：路可以质疑，可以拒绝，可以重新开辟！
于是最后我想说：如果一个民族害怕自己的孩子读鲁迅，那才是真的被带坏了。
最近某音上流传着这样一个对口型视频：
视频中的人用不太标准的中国话念着这样的台词：“老百姓负责生孩子，国家负责教孩子，把教育部改成国防二部，所有学校全部军事化，退役军人进驻学校，负责孩子的三观教育，习惯教育、行为教育……”
这个视频的内容让我这个有孩子的父亲不寒而栗。
更恐怖的是，该视频的点赞量高达31万，推荐量1.5万。
和这个视频类似的还有很多，几乎每个都是高点赞、高推荐，背后的能量之大，让人毛骨悚然。
这个说法最早来自疯狂英语的李阳，当时他在一个视频中说：“中国教育唯一的希望，就是把教育部变成国防二部，让3000万退伍军人成为班主任，把我们伟大军队的优良传统，作风，传给每一个中国青少年……”
那段时间司马南老师正因为偷税事件被赶下神坛，李阳的言行，疑似有企图接班司马南的意向。
而这个视频的内容比李阳的话更加激进，例如“老百姓负责生孩子”这种话，完全没把老百姓当人看。
也难怪视频下面有正常人这样调侃：“上一个这样的已经挨了两颗核弹了。”
这话不假。
上一个实施军国主义教育的国家，叫作日本。
正是这个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战争罪行。
而日本所实施的军国主义教育，正是让人变成魔鬼的原始推动力。
其军国主义教育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中小学教科书内容
二战前后日本小学《修身》课本中，常见“二宫尊德（知名农民思想家）夜以继日为国家奋斗”的故事，教导学生“为国家奋斗、牺牲小我”；课文还大肆宣扬“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如“国体之本在于尊皇爱国”，学生被要求背诵、默写。
1939年版《国民修身》小学课本开篇第一句是这样的：“日本是神国，天皇是万世一系的神圣统治者。”
初中历史课本中描述日本对亚洲的侵略时写道：“为开拓生存空间，为大东亚共荣圈实现，乃我皇国青年之使命。”
修身课中一篇叫作《乃木希典将军的自杀》的文章有这样的句子：“将军以赤诚之心殉国，正是我们每个臣民孝忠的榜样。无论生死，皆要尽忠报国。”
军人进驻学校插手中小学教育
如李阳等人所倡导的那样，日本军人早在二战之前就已进驻了学校，1940年代，日本中小学生日常课程中，安排“锻炼身体、培养战斗精神”的军事体操和步枪操演。
许多学校设“国防训练”课，模拟步兵队列、刺枪术，甚至组织学生掷手榴弹、学习建造阵地等。
女生则学习急救包扎、缝制服装等后勤知识。曾有资料显示，有的高年级中学生甚至承担对空哨戒、识别敌机的任务。
学生被要求每天向天皇画像行礼，诵读御真影。
在升旗仪式中，要求学生颂念升誓词： “我等日本国之少国民，誓以纯洁无私之心，为陛下效忠，为皇国繁荣而努力。”（节选自上世纪40年代东京小学资料）
组织学生参拜靖国神社
学生每年需参加悼念阵亡军人的“靖国神社参拜”活动。在参拜过程中，老师会强调“为国捐躯最光荣”，以激发学生的民族责任感。还有“少国民大会”、“出征欢送会”等大规模集会，鼓励学生把参军报国当做终生理想。
参拜靖国神社仪式时，要求学生颂念： “今拜谒英灵，誓学忠烈，将来为皇国而战，不惜舍身成仁。”
在社会上大力实施军国主义宣传
像“大日本少年团”组织，类似于西方的童子军，但宗旨和活动全围绕军事训练与天皇崇拜，比如学习刺杀动作、集体背诵“奉公爱国”誓词。每逢战争纪念日、国庆、天皇生日，全国上下广播宣讲“神风敢死队”等英雄事迹，制造忠诚奉献的社会氛围。
1941年《少年倶楽部》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他们这样给孩子洗脑：“要成为向神风敢死队学习的好少国民，勇敢无畏，将生命献给天皇与国家。”
1944年东京国民动员会的市民告示中这样说：“孩子们，战争是祖国成长的道路，无论男女老少，皆应以必胜之志支援战场。”
1942年，日本教育部（国防二部？）还发行了一部《家庭训诫要览》，发至每个家长手中：“父母应以身作则，教育子女把报效国家、服从天皇视为天命，不畏牺牲，舍身为国。”
……
作为受害者的中国人，我们很清楚这样的教育模式把数不清的日本人变成了丧失良知的禽兽。
更清楚的是，这个被军国主义异化后的国家，遭到了怎样的惩罚。
我国有句古话叫作：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今年是战胜法西斯80周年纪念，作为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中国人，绝不该、更不会走上同一条道路。
那些倡导把“教育部改为国防二部，所有学校全部军事化”的人，并不是爱国，而是想破坏我们的国家，毁掉我们的未来。
“熟读本文并背诵……”每每学到新的文章，总要先看看课后题，当这几个字出现在眼前时，总有一种“吾命休矣”的感觉涌上心头。
被语文课后题支配的记忆还历历在目，但让你“备受折磨”的语文课文到底是不是“原来的配方”呢？
五月底，有位B站up主发出一则名为《那些语文课本里的“已删节”》的视频。七百多万观看量，六万多条弹幕，引发了大量讨论，也将语文课文删改的话题再次摆上了“辩论台”。
那么，语文课本到底是如何删改的呢？视频中着重说到了以下几点：
在《冬阳·童年·骆驼队》一文中，编者把他们认为的不文明用语“秃瓢儿”换成了“头”。
在课文《口技》中，其原文：“遥闻深巷中犬吠，便有妇人惊觉欠伸，摇其夫语猥亵事，夫呓语，初不甚应，妇摇之不止，则二人语渐间杂，床又从中戛戛。既而儿醒，大啼。”
编者便是删去了“摇其夫语猥亵事……戛戛”这段有关“性”的描写。
在《风筝》这篇文章里编者将“偷偷地撕了作业本儿”改成“再找来几张纸”进行了替换，因为“偷偷撕作业本儿”可能会错误引导青少年行为。
其实除了视频中提到的以外还有很多课文也进行了删改，如林海音的《窃读记》。小学课文的结尾是“记住，你们是吃饭长大的，也是读书长大的！”到这里便戛然而止。
原文被删去的真正结尾是“但是今天我发现这句话还不够用，它应当这么说：‘记住，你们是吃饭长大的，也是读书长大的，更是在爱里长大的！’”
“更是在爱里长大的”一句，包含了林海音成年后对儿时那句话的新的理解。
删除这句话，或许是编者考虑到了小学生的文学水平暂不足以理解行文之间的视角切换，他们的阅历也难以对这句话产生共鸣，所以直接让课文全篇保持小孩的叙述口吻。
鲁迅先生的作品《社戏》入选了全国多个版本的语文课本，但这些课本也都不约而同地删去了大部分编者认为不适合学生学习的一大截戏曲内容。
其实在不断的发展中，语文教科书收录的课文早就经历了多次的删改。
据《语文天地2018年05期》上作者刊登的文章数据来看，初中六册《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语文实验教科书》中明确指明被删节过的课文共有25篇，而这25篇课文数量更是接近一册教科书的课文篇目数。
而在2019年，全国小学语文教材全部一次性更换为统编教材的同时，初中课本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整个初中课本都没有《陈涉世家》了。”
有网友发现，最新版初中语文教科书删除了几代人耳熟能详的经典文言文《陈涉世家》。
对于《陈涉世家》的删除，人教社回应到，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交叉重复，初中统编历史教材七年级上册《秦末农民大起义》一课专列“陈胜、吴广起义”，已详细介绍了史实并引述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不仅是《陈涉世家》，最新版人教版语文教科书中，“诗圣”杜甫的名篇《石壕吏》也被从八年级上册语文课本中删除。
有分析认为，《石壕吏》描写的霸道官吏或许会让学生心理上感觉不适。
其余如《杨修之死》（三国演义节选）《香菱学诗》（红楼梦节选）《小圣施威降大圣》（西游记节选）等，新教材也均不再收录。
就连《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雷锋日记》《草船借箭》《曹冲称象》《爬山虎的脚》、《司马光》等这些“暴露年纪”的课文也早就变成了现在小学生们体会不到的“童年回忆”！
语文教科书为什么修改？
这样看来，语文课文被删改的地方确实很多，那么语文教科书选编工作者为什么一定要删改这些内容呢？
关于语文课文的删改，叶圣陶先生也曾说过：“作家的文章选作课文 , 看来没有不需要修改的。”
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也认为，有一些文章不适合小学语文课本，应该被修改 。
学习语文课程的是学生，学生都是年龄尚小的孩子。
正在学习阶段的学生年龄都比较小，理解水平有限，并且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删减一些不容易理解的部分有助于学生们的学习，同时也有利于学生的成长。
毕竟，作品是作者的自我表达，在知识的传播过程中需要考虑到作为受众的学生的特殊情况。
作家创作文章并不是专门为学生学习创作的，所以选编进语文课本时必须要进行适当的修改。
而这适当的修改，在语文课程标准中便有一些说明——对中小学生的语文教育应该尽量做到吸取人类优秀文化营养，培养学生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
因此，一些有可能影响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内容就必须得删去，如：人教版二年级下册一篇语文课文《丑小鸭》。
对比原文，小学课本的《丑小鸭》明显删改了大量篇幅，只留有300多字。删去的大部分是“丑小鸭”蜕变成天鹅前的曲折经历。
除此之外，很多语言也被改动，如“大家都叫它‘丑小鸭’”，原文为“丑八怪”；
“养鸭的小姑娘也讨厌它”，原文中“小姑娘”应为女佣。
这些词汇的改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小学生对不文明用语和带有阶级色彩词汇的接收。
还有一些语文课文的删改是修减繁琐的语句，如五年级下册《祖父的园子》这篇课文。
萧红的这篇文章我们再熟悉不过了，那段与祖父的童年回忆也是无比幸福的。
这篇文章是以孩童视角来写的，语言就难免带着稚气和儿童的想象力。
删改后的文章主要删去了一些多余的“了”“的”和一些重复用字，原文的一些词汇和句式也被修改。
“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改成了“凡是在太阳下的都是……”
原文中“拍一拍”应指“拍一拍大树”，改动后变成了“拍一拍手”，“叫一叫”改为了“叫一两声”。
最后一句“就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也被改为“好像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
删改过后的文章语言变得更加规范，也更加适合学生学习。
不仅如此，上文提到的《司马光》等课文的删除，也是为了避免对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有不利的影响，如《司马光》中砸缸的危险动作就有可能引起学生的竞相模仿。
另外，在知识的传播过程中，学生也并非是完全被动的状态，他们会根据自己的主观想法对课文进行理解。
因为阅读是读者和文本进行交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意义的产生。
同时由于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个体差异，与日常生活中的对话相比，二者之间的对话交流具有间接性和开放性的特点，读者在阅读时不会完全顺应文本意义，或认同，或冲突，有正解，有误解。
如在《丑小鸭》这一篇课文中“大家都叫它‘丑小鸭’”，原文为“丑八怪”，写者无意，但作为读者的小学生来说“丑八怪”很有可能成为他们口中的“口头禅”甚至是给同学起的“绰号”。
但另一方面，语文课本的删改仍存在一些争议。
清华大学的王文湛教授曾表示，目前的小学课本删除了中国从古至今流传的精华，而且吸收了国外的糟粕，这样的方式有些跑偏。
如《雷锋日记》《黄继光》《刘胡兰》等英雄文章从小学语文课本中删除，而取代这些文章的是一篇无从考证的小故事《爱迪生救妈妈》。
删除这些英雄文章，或许是编者考虑到了英雄壮烈牺牲的惨烈场面对学生的心理影响。
但英雄“牺牲小我为大我”的奉献精神也正是学生应该学习的。
所以对于语文课文到底为什么删改、怎样删改，还是需要仔细考量，做到最适合学生学习！
写在最后
其实对于某些课文，如果担心影响学生，又希望学生深入学习，也可以分阶段多次选编进语文课本。
如上文所举《丑小鸭》这篇课文，在初一下册的课文中又重新被选入课本。白居易名作《卖炭翁》也重新被选入教科书，放置于八年级下册（第24课）。
初中学生的理解能力与接受能力相比小学生有了很大的提升，所以之前删改的部分也都再次加入了回来。
总之，虽然开头提到的b站热门视频受到了一些争议，但视频本身提出的问题却值得我们深入探索。
究竟语文课文怎样地删改，才算是有意义的删改？才算是适合学生们学习的删改？
语文课文的选编删改，这个问题本身就值得我们反复思考，不断探究，共同寻求一种最合适的方法。
但无论怎样删改，有意义的、适合学生们学习的删改才是最完美的，也是对语文学科最大的尊重。
注释：
文章中出现的课文原文均来自于网络电子课本，如有不妥，请多指正。
《丑小鸭》原文来源于：《安徒生童话精选》，叶君健译，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2002年,第1-16页。
《祖父的园子》原文来源于：萧红:《呼兰河传》,见《萧红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08-209页。
参考文献：
[1]温立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小学语文教材论争及思考[J].中国教育科学,2015(03):211-229+210.注：
文章篇幅有限，所举例子皆选取了一些笔者认为比较代表性的能够反映文章删改工作的课文，所提出的观点和解决方法也不能面面俱到。
就像前文所说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思和讨论的问题，欢迎大家积极参与讨论！
还有人记得卢安克吗？
这可能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他的故事曾在十多年前被中国人热烈地讨论，如今再提及简直像上个世纪一样久远。这个出生于中产家庭的德国人，在中国广西一个贫穷的小村子里教了十年的书，当时的人们称呼他是当代白求恩，不计报酬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中国教育事业，他曾被提名感动中国候选人，但他写信拒绝了。
在那个大家都想从乡村去往城市，急切地想通过个人努力和时代机遇改变命运的年代里，卢安克没有任何功绩主义的目的，做教育不是为了改变和成果。有人看到卢安克的故事说，这样的人绝不能多，“会引起很多矛盾，他在颠覆。”后来，在各种压力之下，这场教育实验以失败告终，他离开了那所学校，自此消失了很多年。
在消失的日子里，关于他有许多谣言，有人说他被驱逐出境，有人说他来中国目的不纯，他被谣言困扰，一个个举报那些造谣的视频，即便无效也不断重复举报，因为这些关注他不敢做事，偏头痛严重的时候他起不了床，头脑里一直重复一些幻觉。这些年他辗转多地，经常遇到签证的问题，但他始终没有离开过中国。
今年六月，我在广西防城港见到了卢安克，还有他曾经的学生。他造了一艘帆船，每天出海。那个曾经对教育投注了巨大热忱的青年变老了，他失去了某种理想，接受了一些失败，但似乎也获得了新的自由。
去见卢安克之前，他在邮件里重复了好几次，“我不希望你来记录我的生活。我想保留自己的隐私，害怕作为公众人物。”我向他承诺，在得到他的允许之前，我不会写，他答应见我一面，随即就要删除我的微信。
在更早前写他的文章里，一位记者说，一个电视台同行曾要挟卢安克，对他说，“你要不接受采访我就从楼上跳下去。”他同意了，但这个节目最终没有播出，记者猜测，因为媒体的常规经验，在卢安克面前行不通，片子没法编出来。
我怀着好奇与忐忑，做好了只是见卢安克一面的打算。对于很多人来说，卢安克也许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在久远的时间里听过，但已经淡忘。他是一个来中国乡村支教的德国人，但和那个年代的很多支教老师不同，他不是要送小孩走出大山，他就是喜欢乡村和小孩，他不喜欢城市有太多的要求和压力。在那个大家都想从乡村去往城市，急切地想通过个人努力和时代机遇改变命运的年代里，卢安克没有任何功绩主义的目的，做教育不是为了改变和成果。有人看到卢安克的故事说，这样的人绝不能多，“会引起很多矛盾，他在颠覆。”
卢安克个人网站
卢安克最后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是在2012年的央视采访里。那时候媒体和公众眼里的他，是一个理想化的存在，一个出生在德国中产家庭的年轻人，克服种种困难来到中国广西的贫困乡村做了十多年志愿教师，大家称呼他是当代白求恩，不计报酬将青春奉献给中国教育事业，他曾被提名感动中国候选人，但他写信拒绝了。
巨大的声名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不断有人给他写信，甚至坐在他床头等他醒来，很多人被他吸引去支教但又很快离开，有陌生女性崇拜他，要嫁给他。小学校长对人说，如果他再不走，我都快成精神病了。为了避开这些，他曾短暂回到德国，但后来又重回板烈。他曾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其实我有承受的能力，只不过现在的情况要求我学会和发挥比以前更大的承受能力。你放心，我会学会。”
但现实比他预料得更加复杂。2012年后，他几乎消失了，不再接受采访，不参加公共活动，但互联网上关于他的传言更多了——有人说他被驱逐出境，有人说他的网站被关停，还有人诋毁他与学生的关系。
这些事情持久地影响着卢安克。2018年，做理疗和研习“能量”的朋友大白为卢安克治疗身体，那段时间，卢安克每天坐在门口等大白，下雨了他也蹲在门口，“孤独、真诚同时又渴望着什么”，大白告诉我，他那时见到的卢安克，身心疲惫，腰椎受损，偏头痛，精神状态很差，正被各种不真实的、编造的、无中生有的网络内容困扰，他又无力去说明。大白感觉卢安克很需要跟他聊天，他们有时什么也不说，卢安克就在空白的A4纸上写作，这后来集结成《寻找你内在的自然》，卢安克写：“有人给我转发某些人制作的关于我的大量视频，我看到是那些转发率超级高的。我受不了这种关注，都不敢做事，怕控制不了这件事情后失去自己原本自在的生活。于是，我就去举报这些视频，即便无效也不断地重复举报。”
如今的卢安克已经不叫卢安克，10多年前他放弃了这个名字，他不想当网络报道里的神话，只想过一种没有期待的、自在的日子。他现在的名字是卢恩卡，学生和朋友们都叫他老卢。
我给他发邮件，那时他正在福建的村落里，后来他来到了广西防城港。他答应见面后仍然很忧心，我后来知道，在我们约定见面时，卢安克正住在大白家，他跟大白说有人要来找他，“大白以后你帮我把关，往后想找我的人先经过你，你安排的我才见，你不安排我不见。”
我们约在广西防城港的帆船基地，见面那天，卢安克从一个小房间走出来，个子很高，驼背，因为很瘦，篮球服在他身上显得空空荡荡，他黄色的头发还和十多年前一样，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他今年58了，右眼有时会陷在层层叠叠的眼皮里，他就像一株蕨类植物，迟缓，安静，很少直视人，为了不那么显眼，他从很小就一直弓着背，他因为长太高而不好意思。
因为帆船技术好，卢安克被朋友拉来帮忙，离开板烈后，他不愿意上班，只是想有地方玩帆船。
事情比我想象的顺利，他几乎很快就答应了让我写他的故事，还让我见见他的朋友们。 他提出一些要求，不能写隐私，一旦问及他就会生气；他不想只写他自己，他想要写他的伙伴们，那是他在板烈的学生，他们在筹备成立户外活动公司。这也正是我的计划，几天后，阿辉和文道来到防城港。
阿辉和文道都很瘦，他们是壮族人，皮肤黝黑，阿辉23岁，文道22岁，他们背着户外徒步背包直接来了帆船基地，放下包就跟着老卢干活。卢安克每天带他们训练帆船，他们总是一起行动。从阿辉和文道有记忆以来，卢安克就来了板烈。他们一起游泳、捉鱼、爬山、找野果，每个周末，孩子们都要排队等卢安克的时间，邀请他来家里玩，他们大都是留守儿童，卢安克从一个山头走到另一个，陪伴完一些孩子又去陪另一些。有一次他们四个人在楼顶上睡，看到一颗流星，“它的光是黄色的，尾巴的光是绿色的，在飞行过程中爆炸了两次，我们四个人同时看到了，有你在吧？”他问阿辉。
谁抓到眼镜蛇，谁又很会捉泥鳅，老师们还经常截胡他们的泥鳅和田鸡，他们的对话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卢安克说文道一直是一个快乐的人，他记得文道小时候很喜欢爬树，板烈村口有一棵很高大的树，他们喜欢像小鸟一样在树上吹风，有一天文道爬到树上，摇啊摇，最后跟着断了的树枝一起滑下去，茂盛的树枝和叶子护住了他。
海边的下午，太阳暴烈，卢安克坐在树荫底下，背对着沙滩。我问他为什么离开板烈、不再做老师，他说有两个原因——两个都不好说。“我不想讲，讲会伤害到别人。”
卢安克和阿辉
沉默了一会后，他说，他也早就觉得做老师让他头疼，要满足上级要求，管好纪律，但他只是因为兴趣想跟小孩一起创造。
这种疏淡的回答让我有些困惑，他在2009年的央视采访里说，“我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他们了”，这个地方有他的命，如果离开，命就没了，“心都死去了”。他那时对教育的热忱和坚定，为学生的忧心和情感，与此时再谈及教育的平静，形成一种极大的反差，那种极为强烈的情感消失去哪了？
1998年，30岁的卢安克在德国给广西教育厅、初中学校和100个与慈善有关的部门写信，说他想去中国最穷的地方当老师，除了食宿不要钱，但是没人给他回信，直到后来朋友有一个中德翻译的工作，他才得以来到中国。
他的教育实验没有标准和规则，让教育去适应学生，他觉得每一个标准的建立，都是在剥夺学生的感受和特点。他根据生活的需要去寻找一些真实的任务，他会带着学生观察植物的生长凋谢，记录一种植物从萌芽、生长，到开花、凋谢和结果的不同阶段。他会让他们蒙着眼睛摸树，爬坡，感受石头之间的河水，再根据触摸的印象把树画下来。把墨汁滴入河流，观察河水的流动。
卢安克刚去板烈小学时，他发现这里的小孩特别喜欢打架，疯狂地比武，甚至会想伤害对方，拿石头砸对方。学生都喜欢看电视，卢安克就写了一个《和平剑》的剧本，让大家拍摄，主角容志历经冒险得到和平剑，但剑有两面，一面是保护一面是伤害，只有抵制诱惑和欲望，容志才真正成为英雄。一年的拍摄结束之后，他给孩子们谈了和平、宽容多样的生活，也谈到了放弃报仇的历史故事。“这一天，我们班里非常和平，完全是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的一种美好，我想假如没有我们的电视剧，学生就不会好意思说认真的话，我们的谈话也不可能这么有深度和力量。”
他还带着学生修建了一个游泳池。从水深、面积、如何省材料、山洪暴发等等情况开始讨论，他提问，学生来找解决方式，让他们画图设计、测量河段宽度和河流坡度，学生们从教室走到河边，突然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在现实里去测量宽度、坡度、高度，但有几个学生完成了任务，还有三个头脑灵活的学生爬到了树上去观察。让卢安克感到意外的是，最后学生画出来了可以用的水坝设计图。
大人们对这个项目也很感兴趣，自愿来帮忙，他们加入以后学生又不敢做了。“因为他们觉得大人不承认他们的世界，不把它当成认真的。”大人们都在担心孩子们能不能把水坝建好，想要自己干或是请师傅做，只有卢安克担心孩子能不能经过自己参与学到东西。他不让大人干，否则孩子们不会参与到有意思的任务里。
没有了大人的加入，孩子们合作的很好。完成水坝建设后，孩子们每天中午都去里面游泳，高兴极了。他还带着学生们一起创作了建水坝的歌。
班主任对卢安克说：学生这几天写的作文比以前有活力、有趣和有特点了。他让卢安克多多发起一些活动。
卢安克发现学校的教育用考试和标准去对待学生，只会消灭他们原本的情感和思想，让他们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不相信自己，否认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所以他做的教育不是教学生去思考，而是教育他们的行为，思考就自然会出现。
但这样的教育没有标准和目标，常常让家长和学校感到害怕，这样怎么能管好学生成绩？他曾这样回应质疑他的家长，“我的学生要找到自己生活的路，和生活带来的、自己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任务。我想给学生走这条路和完成任务所需要的才能和力量。可是什么是他们的路和任务，我不可能知道。”
去板烈村之前，卢安克遭遇了很多失败。他有时候心情低落，“我还是失败了，失败的是我这个人，是我这种性格的人，不是我的教育。我这种性格的人不适合我们的社会。”在南宁的中学教学时，他想教有创造力的英文，如果学生能写出“Run like the kite；I can fly a bike”，这是多么有想象力的句子，但是在中国的考试里，这些句子都是错的。在考试时，他教的班级英文成绩最差，只有六个学生及格，家长不满，他停止了英文教学，去往更贫穷的山区。
2001年卢安克在东兰县隘洞中学教初二，每隔几个星期班上就会减少几个学生，无法达到学校和父母期望的“标准人”只能被淘汰，卢安克在书里中写：“我不想再参加这场淘汰赛，也不想再看到我的学生数量越来越少。教育是不是只为了优胜者？如果我也加入到这场淘汰赛，毫无疑问会失败。”他说他尝试过写中考英语试卷，连80分都得不到，而在东兰县的中学，中考如果每门课不超过90分，就上不了高中。直到他来到更加偏远的板烈村，这里的学生家长家长对他没有任何要求，没有教学标准概念，他们常年外出务工，回来就请他吃饭，感谢他把受伤的孩子送去医院。
卢安克最初来到中国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狂飙，中国社会对外部世界抱持着一种善意、好奇和开放的态度，和其他国家的民间交往也变得更多。一批批带着理想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外国志愿者也在那时陆续进入中国，他们参与英语教学、扶贫援助等社会服务工作。比如1996年到1998年，作家何伟就以“美国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去重庆涪陵教英语，在他去之前，学校里有来自德国、澳大利亚和墨西哥的志愿者。
但近十年，随着环境的变化，很多外国志愿者都离开了中国。卢安克不想离开中国，但对他来说，自由的教育实验空间越来越小。曾经他和学生都有着极大的自由，他们玩水、爬山、抓泥鳅，但慢慢地，学生只有周末才能出学校，教育也变得有越来越多的规范和规定，他之前能做的，后来都做不了。他的居留身份也出现了问题，他原本在广西共青团做志愿者，用志愿身份解决工作签证的问题。但后来政策收紧，他不得不“入职”某民间教育公益组织，组织希望靠他获得更大的影响力，要求他培训老师、参与媒体活动，这给他带来很多压力。
板烈村的变化也很大，通了水泥路，盖起了楼房，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县城。2013年，阿辉也离开板烈去读县城更好的小学，30多人转走后班上只剩10多个人；2021年，村小被撤。
卢安克在板烈村的教学一直都处在半合法半非法的状态，随着关注度变大，某个负责人让他远离教育活动。也总是有人对他有很多期待和要求，希望他承担更重要的角色。“我并不想指导他们该怎么做，只想自己做而已。在满足不了他们期待的时候，在心里产生的压力让我感到无法呼吸，让我生病。”
那几年他得了甲状腺肿瘤，医院问他有没有保险——有保险的直接办住院，没保险的“先回家观察”。他没有保险，他知道那是因为压力导致的。他辞掉了那份涉及媒体、培训、影响力的工作，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一年半后再去医院检查，肿瘤消失了。
现在，卢安克平静地告诉我，他觉得教育“不好玩”，“是不自然的，是人类制造的东西”，而那个持续十多年教育实验他已经记不清目标，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那时候又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热忱。
卢安克有家族遗传偏头痛，前几年被谣言困扰时，他发作得很严重，最疼的时候他躺在床上一周，起不了身，头脑里一直重复一些幻觉。后来他就不去思考那些会让他头疼的问题，他也主动避开那些可能会让他偏头痛的人和事情，他常常记不清年份，事情和因果。
唯一清晰的事情是，他仍然喜欢自然和小孩，不做老师之后，卢安克还是会找很多机会偷偷回板烈玩。一放假他就从南宁回去，跟原来的学生一起在山林里探险。“我的身体离开了板烈，但心是拿不走的。”他写，“到了城市之后，我就成了一个没有心、没有灵感的人。再也创作不出什么了，心像枯萎了一样，什么感觉都没有了。”
身为教育者，卢安克最终做到了什么吗？这场极其理想主义的尝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那些孩子？卢安克说，他不知道，他让我去问他们。
煎蛋在晚上10点多跟我通了电话，这时他才刚刚下班回家。他现在在深圳一家证券公司做客服，他不懂股票，接受了一周的入职培训，很快他就考证上岗，一开始还是不会，公司的人教给他一些话术，他现在觉得很简单，几套话术来回用。这份工作收入五六千，要求他996，入职没几个月，他就想辞职，但他想存一点钱，坚持到年底，明年去防城港加入他们。
煎蛋不喜欢深圳这座节奏太快的城市，在路上走慢一点，后面的人会踩到他的后脚跟。每周放假的那一天他哪都不想去，像醉了酒一样地活着，工作会累到车钥匙都忘记拔，鞋也没脱，就倒在床上睡到第二天。
他过去在一所大专学校学计算机，学校安排的实习单位每天上班12小时，煎蛋待四天就走了，班上有一半多的人都坚持实习了半年，最后还有几个人转正，过着每天上班12小时，工资4000的生活。尽管不知道喜欢什么，要做什么，但是他知道自己不想过这种生活。
阿辉也有着类似的经历，他大专学幼教，不喜欢，转去学汽修，一两个月他就没兴趣了，进厂实习，他待了八天就走了。他跑去福建东山岛找老卢学帆船，那是他第一次看到大海。后来老卢带他认识了做户外的朋友，学校也不念了，阿辉穿着拖鞋短裤开始做户外，后来把煎蛋、文道、大象也带到这家户外公司，他们待在一起很快乐。
不过有时候，这家公司让他们做了很多跟户外活动不相关的事情，比如装修房子，搬东西。老卢介绍他们来，怎么也得干，不然老卢人情怎么算呢？但公司只有在暑假时收入才不错，平时钱很少，如果大家都留下来，每个人分的钱就更少了，半年前煎蛋和文道决定离开去找别的工作。
卢安克、阿辉和文道
他们也会跟老卢吐槽，老卢说这确实不应该，他跑去跟朋友说，“他们干那么多活，你们怎么给他那么少的钱呢？”但是这基本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老卢这个人是比较单纯的，别人说什么他就会信。”于是后来老卢说不如做我们自己的公司，阿辉和煎蛋说干就干。
在一个以成绩决定如何对待小孩的环境里，卢安克的学生们都遭受了很多否定，老卢不这样，只是跟他们一起玩，但他们难以清晰地表述这其中的影响。但他们似乎最终都成长为了相似的人，喜欢就做，不喜欢就逃，不勉强自己，也不依赖某个体系、文凭，宁愿自己去闯荡，他们相信自己的直觉和力量。
但生活也不是完全自由的，煎蛋正在平衡一些事情，比如家人的期待、对金钱的不安全感。前段时间老卢说煎蛋，“被深圳的工作害得变得没有心了”，老卢觉得他对公司的事情不上心，他不理解他的不安，他叫煎蛋来防城港，煎蛋不去，公司刚刚起步，去了也没有工作，吃啥？“你来了不就知道有没有了？”他反过来说卢安克不吃肉，不花钱，对钱完全没有概念。
阿辉和煎蛋在板烈村小学出了名的顽劣，还在读二年级时就去找五年级的单挑。煎蛋经常和阿辉打架，他经常被打哭。打完了，老卢就会过来问问他们，要不要一起去游泳？于是他们又和好了。老卢不会制止小孩打架，只会要求不能用工具，并建议他们在水里打。煎蛋后来意识到，老卢把他没有地方释放的精力和攻击性，从对人引导去了自然，上山下水比抢人弹珠好玩多了。
大专毕业时煎蛋不知道做什么，迷茫又慌张，阿辉叫他去厦门做户外教练，他问老卢的想法，老卢问他，你是不是真的想做这件事？你真想去做才有意义。刚带团，他心里没底，不确定要不要模仿别人的风格，老卢说没必要参考，你想怎么带就怎么带。有一次活动他的手上被烫出巴掌大的水泡，脾气变得暴躁，老卢说你平时不是这样的，你试着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他翻译过一本非洲人的书，“火的试练”章节有说到类似的事情。煎蛋一边觉得他是个老神棍，一边又会试着去相信他，最后发现是有用的。卢安克从不强势地引导和干涉，说的话都很平常，但煎蛋觉得很有力量，待在他身边总是很平静。
那本非洲人的书是关于考验和疗愈的，很难总结，大概讲了一些水、火、土、矿等自然的试练，以及集体如何通过接纳、观察、支持来治愈人，让他找到自己的理想。这很触动卢安克，作者Malidoma Somee在4岁被带去西方接受教育，20岁回到传统部落，他和部落中的年轻男性一起接受迟来的成年仪式。Somee活在西方的系统思维和家乡的自然思维之间，这就像卢安克，活在西方的系统思维和壮族的自然思维之间，他说自己就像一个链接者，他的使命或许也像Somee一样帮年轻人找到使命。在板烈的时候，他曾创造出一个能给他归属感的世界，但是最终被破坏了，他又开始重新寻找新的使命，但下一个，他还没有找到。
出版社的编辑曾出题想测试卢安克的教育成果，看看他的学生和普通学生有什么不同。他不感兴趣：“那测不出来我关心的事。我关心的是，他们有没有归属感。”
段高明，创新教育从业者，他也好奇过这个问题。段高明是阿辉的朋友，他想认识老卢，阿辉跟他说，你先跟我们玩，再跟老卢玩，这更自然。后来卢安克告诉他，板烈小学的学生，有人当老板有人进工厂，有人死了有人有孩子，很多人不愿意告诉卢安克在干嘛，卢安克知道因为他们在做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二十多岁的声音听起来像四五十岁。
因为都是教育者，段高明看央视采访卢安克的视频看得热泪盈眶，他感叹一个学生这样理解老师真值了——“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家，他家人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学生，学生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人类的发展，那么人类就是他的后代。”但老卢告诉他，说出这句话的孩子，长大后去做了传销。
就像抬杠一样，但是段高明知道卢安克说的是真的。他说自己能感觉到卢安克的遗憾，卢安克说完这些，便不会再继续说什么。他也感觉这是所有教育者都会面对的问题，你陪伴学生的时间始终是有限的，影响也是。卢安克之前总是跟他说，对学生不要有目的和期待，优秀积极努力这种标准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一堵墙。但是放下期待很难，他又去问老卢，卢安克说可能等你经历更多事情，等你更老了，也就更容易放下了。段高明想起《心镜》里有一句台词是：“所有的意图都会带来相反的结果。”
央视记者每年底都要送节目去评奖，2009年记者提交了卢安克的专题节目。对方打电话来说，这个主人公没有做出什么成果，不容易得奖，换一个吧。很多人看卢安克的故事后的第一反应都是：他在乡村到底有什么成果？教出了什么牛人吗？面对这些问题，记者难以回答，因为非要衡量的话，卢安克更像是一个世俗标准上的失败者。卢安克刚来板烈小学时的一届学生，46个人里只有8个人坚持到初中毕业，大部分都去城里打工，一个孩子父亲指责他说，儿子就是因为学了你才变得老实吃亏。
关于失败，卢安克曾在书里这么写。“如果我的父母希望我满足社会承认的一种角色，我的做法也会让他们失望。世界上很多人看起来好像他们没有安排自己生活情况的能力。我的中国朋友经常对我说，你帮不了自己，你怎么要帮别人？他们不理解我。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发现这种失败其实是一种特别强的优点，并给予了我能够不依赖任何腐败做法的能力。我虽然在社会中安排不了自己的生活，可是能做到超过角色的一些事。德国著名哲学家、作家席勒也属于这种情况。他在学校时是他们班语文最差的一个学生。我以前在上学时也是这样一个‘失败者’。因为我的外语太差，我不能上高中。当时我也不想上。后来我从来没有赚过正常的工资，也好像永远成不了家。不过我现在在社会上做的事，别人不敢做。”
目前，卢安克生活在贫穷、简朴和自由中。他的工资常年都是一个月500块。老板问他一个月需要多少生活费，他说500，于是就这样定下来。有时到了月底，大白开玩笑问他，500花完没有？还剩几十块，他要请大白吃面。
在大白的调理下，卢安克的身体好了很多，但一旦坐久了，他还是不舒服，他就要站起来走一走，双手往后抻一抻，左右晃晃脑袋。大白觉得他的身体要继续调理，但是卢安克不敢接受，“他知道我收费很贵，他觉得亏欠我太多，没办法再接受我的帮助。”
防城港东方红快餐店的老板小志让卢安克免费去他店里吃饭，他跟家里人说，老卢就吃几个青菜，花不了什么钱。一起去吃饭时，我们的餐盘上都放了计价牌，“你看，我的没有，阿姨都认识我。”卢安克很开心，他和很多人分享了这件事。
有段时间卢安克住在小志家里。为此小志说服了有洁癖的、在异地的妻子，“他尽心尽力在一个村落付出自己的青春去陪伴那么多小孩，我觉得也不应该到这种地步，能帮肯定要帮。”
卢安克会在抖音橱窗上卖一些球服和户外用品，这些平均每个月给他带来两百多块的收入，好的时候有1000，他会跟朋友高兴地分享。不止一个人质问他是不是真的卢安克，他回复说：“当然，一个传说不会加橱窗的。但我是一个普通的需要吃饭的人。”
这些年他当然不缺赚钱的机会。有人建议他办学，他说他喜欢陪伴小孩，但做校长要陪伴领导。也有人建议他发挥影响力，邀请他去演讲，他说他不会讲，他们让他站在旁边，找人替他讲，半个小时8000，他不去，这不真实。
一个占据全球市场份额20%的皮划艇公司老板曾跟卢安克说，等船完善好以后，他可以批量生产。但卢安克已经有了一个船，他不想再做，他把新的设计图放在网站上，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下载使用，他不想通过信息、方法和资源赚钱。
设计了“归属自然”的户外活动风格后，朋友注册了品牌，但答应他会做到开放共享，后来其中有人想把这个风格变成课程体系。“别人想把归属自然品牌垄断，我只能努力表达我的态度，让别人知道这不是我想的，但是最终他们还是会干，事情要发生就允许它发生，否则自己要拼命的，活不久。”
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发生。有人建议卢安克办交流活动，他不办，但对方自己偷偷发了招募通知，以卢安克的名义举办创新教育活动。他帮朋友的户外公司设计线路，疏通关系。他问过朋友，有没有设计费？对方说没有，他就不再问。营期收费单价很高，但其中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分的少了，“数字那么高，欲望就大了”，卢安克听人说，因为钱朋友会变成敌人，他不想这样，就不再去要。卢安克承认他委屈，但“委屈就委屈，人生是这样。”
在帆船领域，也有一个朋友要做课程体系。朋友在电话里描述着要怎么设计，大白听到电话里的声音，沸腾，热血，做大做强，垄断，他又看了看卢安克的表情，没有任何的波动，没有兴趣。
卢安克总是在一个领域做一些年就离开，因为事情总是变的更加体系化，人的感受被标准替代。他描述这些朋友，他们都想做大事情，“但是我做不了，我能力有限，就只能做简单的事情。”
从小到现在，卢安克从来都没有依循过一种标准。卢安克用“非常不正常，也非常奇”形容他的成长过程，他和哥哥性格内向温和，对外部世界没什么表情和反应，但是其实他们的感受很深。他说，当身边有别人被骂时，即使不是骂他们，他也会非常敏感和在乎，并且被吓得不敢在别人被骂之后吃东西。他无法分清楚犯错的是自己还是别人。
因为他没有反应，别人总是欺负他，甚至后来为了让他有反应去欺负他，“可是，他们一次也没有成功地让我参与打架”。在他13岁时，他不懂反抗别人的欺负，内心甚至希望别人把他杀掉。老师想要教他们如何去反抗，但是很快放弃了，大人给他们讲许多英雄要面对问题的故事，痛苦并不是没用，他从痛苦的经历里得到面对问题的力量，他这样总结。
有人对他妈妈说，她的两个小孩总是白日做梦、没有意志、太虚弱，想让她改掉他们的弱点，妈妈不听，愿意让他们按照自己的特点发展下去。爸爸本来是建筑设计家，受他们的影响他开始对教育产生兴趣，在45岁时改行做了一名注重孩子天性的小学老师。父母为他们选择了一所注重孩子天性的学校，上学没有课本，都是学生们自己写的。
他们一家四个兄弟姐妹，只有卢安克读了大学，其他人都不想上大学。卢安克没上过高中，不过后来他把自己的工业设计品给汉堡美术学院的教授看，教授认为卢安克已经具有了学院也无法教育的创造性，可以通过增加知识让他实现头脑里的东西，最终接受了他入学。
一个曾在西藏拉萨开办盲人学校的德国盲人对他说：“因为我小时候成了盲人而遭受欺负，因为社会不把我看成是一个完整的人，我就需要培养我自己的一种力量，帮我自己再找到社会中的生活。我长大之后，我就依靠这种因为受到欺负而培养的力量，一个人去西藏办学。”卢安克觉得自己跟她很像。在他的成长过程里，别人也一直不承认他的性格和个性，他也一直依靠受到欺负而培养的力量。
在卢安克身上有一种矛盾，受伤的、想要消失的欲望和身为教育者想影响人的、不断表达的一面，大众以为他消失的时间里，他在抖音上更新了两百多个视频。很多人把他当作人生导师，一个从农村一路读书考出来的女生，毕业后进入一家大公司工作，但她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无数次想离开，她想去拜访卢安克，想像他一样服务他人，做类似的事业。卢安克回复说，“我没有为他人服务，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来拜访我不如你听从自己的内心，直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有人问他，什么样的教育才能培养出像你一样的强大内心？他说“我还觉得自己比别人弱。很多时候是放弃了目标和要求，才变成我现在的样子。”
顺着风浪往大海走，有种走向无限的感觉。卢安克喜欢玩帆船，因为玩帆船不需要思考，所有的反应都从感觉中来，风浪大时，他控制着船几乎垂直于海面，在将要翻船的极限，我们都用力往后仰，不自觉地想用身体去平衡船倾斜的力，卢安克直直地坐在边上。
卢安克的帆船叫Amaran，在马来西亚文中是“注意安全”的意思，他曾在印尼碰到一群小孩，他们告诉他自己来自Amaran岛。
离开板烈后，卢安克经常去印尼，在哥哥生活的村子待几个月。卢安克来到中国乡村做支教时，他哥哥给国际组织绿色和平做志愿者，后来去了印尼的渔村，他们都过着一种没有保障的，没有要求的，自在的生活。
印尼渔村没有任何必须要做的事情，不需要上班、完成指标，只需要依照自然的节律打渔，自给自足，人和人是伙伴而不是雇佣关系。他的朋友威尔说，“如果人生建立在交易竞争效率上，追求更多更好更快，并不会带来更幸福的生活，这几年我们也都感受到了。卢安克一直都践行另一种路径。”
卢安克跟威尔分享过一个小事。渔村里的人不对生活进行任何计划，正吃着饭呢，看一眼天就决定出去打渔，路过时会问一句，“你来不来？”你不回答，渔民也不等你。如果你放下所有的恐惧和准备，站起来就跟他走，那你可能会收获一场从未遇到的冒险。这种无目的无期待无计划的生活很吸引他，他不喜欢被控制的、单一的人生，他就喜欢那种回答不了为什么、不为了结果的人生，他在这里找到了内心的某种平静，
6月中旬，在我离开防城港的前一天，卢安克和学生的公司注册遇到问题，这意味着他的签证办不下来，他可能要离开中国。那是我第一次见他露出沮丧与焦躁。他不想回德国。他在中国更自由，有朋友，偶尔做一些事情就可以。但德国有很多标准，工资标准，建房标准，买保险的标准，他要找一份工作。
他也慢慢变老了，去年卢安克受过一次伤，爬树掉下来骨折了，让煎蛋有些担心，“小时候我们爬那种树他根本不可能会摔，跟猴子一样，从那一刻我就觉得他确实真的老了，那时候也真正意识到他50多岁了。”
小时的学生，现在的伙伴，他们每天坐在海边，等着风来，风来的时候，就可以出海了。海边经常下雨，雨大的时候天空迅速染成墨黑，海面也变得灰暗，近海处一片显出波光粼粼的亮色，阿辉问卢安克，那一片是风更小吗？是的，卢安克说，他们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向他提问——有的他知道，有的他不知道。小时候，他们最常问的是：“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死了之后呢？”现在不问了。
雨大的时候，风会停。等雨停了，卢安克选了一件亮黄色的救生衣，他和阿辉坐在一旁，看着刚学船的文道练习。文道手上忙一会儿就卡住，抬头看老卢，老卢一点点教他，直到帆升起。他们三个人合力把帆船从沙滩上推入海中，用力一送，当船快飘出去时，他们跳上去，卢安克坐在船尾，握住舵，风推着船往海中央去。
八月，我收到了他的好消息，他托学生转告我，手续办下来了，他可以在中国再待两年，但等到60岁他就没法再办理工作签证，到时候要去哪里呢？他也不知道。
以下文字來自網路，是博主小姐姐本人從去年至今收集整理的
值得人們深思
當大多數人覺得能休息一會的時候 手裡的贖罪券就立刻貶值
老一輩標榜苦難，不意味著他們能吃苦甚至愛吃苦，而是因為他們除了吃苦之外，沒有其他人生選擇。但凡有選擇，正常人根本不會自討苦吃。
有的人想不通，吃苦很多情況下不是必須，而惡劣環境下長大的人容易把吃苦當做生活的必須。
https://x.com/435hz/status/1683314811625672704
評論：沒怎麼吃苦的人，性格更溫和
說到吃苦，很多人覺得一個家境貧苦的人更能吃苦，而有錢人吃不了苦。
其實是把「苦」的定義理解的狹窄了，家境貧寒的人吃的「苦」是忍受惡劣環境的「苦」，比如持續的高強度體力勞動、在惡劣物質條件下的忍受能力。
苦一定會留給能吃苦的人。這是毋庸置疑的。你越是能吃苦，未來你吃的苦就會越多。
「知足常樂」固然是一種值得追求的人生信條。但這裡隱含一個前提——「美好生活是否可能」。
若這個前提不存在，一味強調知足常樂，無異於教人忍氣吞聲，無論大環境如何，挨著、受著就好。如果美好生活本身是一種可能，那麼知足常樂，才顯示一個人的境界。
有人說苦難會讓人變得高風亮節，其實不然，有時幸福的生活才會讓人的情操變得高尚，苦難在大多數情況下只會讓人變得心胸狹窄，苦大仇深。 ——毛姆《月亮與六便士》
苦難能讓人格高貴，這話不準確。幸福有時候倒有這種作用。但是苦難，多數情況下，衹能讓人變得偏狹，起報復心。——毛姆《月亮和六便士》
苦難不會製造偉大。 相反，正如狄馬所寫，苦難「毀壞了人的尊嚴，傷害了人的心靈，扼殺了天才的創造力」。國人講吃苦，常將辛苦與苦難混淆。 一個人若要在一個領域有所成就，必須要付出巨大努力，比如音樂領域的「一萬小時定律」，但這樣的辛苦跟社會對個人施加的苦難，完全是兩回事。
幸福的生活更容易培養高尚情操，相較之下，苦難往往更易使人心胸狹窄，積深仇厚。
世界上最無恥、最陰險、最歹毒的讚美,就是用底層人的艱辛和苦難,當作勵志故事去愚弄底層人。——王朔
人是一種會自己欺騙自己的動物。我們吃了很多無益的苦，虛擲了不少年華，有人就想說這種經歷是崇高的，這種想法可使他好過一些，所以它有些好作用。
很不幸它還有些壞作用：有些人據此以為，人必須吃些無益的苦，虛擲一些年華，用這種方法達到崇高。這種想法不僅有害，而且有病。——《沉默的大多數》
May the 4th be with you!
学校要我提供学生对我这个班主任的采访，我只好向我所带两个班级的部分学生求救：
麻烦你一件事，学校让我提供这么一个东西：“我眼里的这个班主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随便说一段话给我吧（语音也行，文字我来组织，有我们的照片更好），顺便我也想知道老师这几年当你们班主任哪里做的不好……真实的就好~恭维老师没有必要啦。
我以为很难收到回复，因为他们在校外实习，也马上要毕业，不必理会我这个班主任了。没想到很快收到几个同学的回复，摘录如下。
在大学里，谭老师是我的班主任，他不仅是我们专业学习上的指导者，更是我们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在我看来，我的大学班主任就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存在，在找实习单位的时候会用他的工作经验指引我们就业的方向。
首先，我的班主任具有非常高的专业素养。他不仅在自己的学科领域里有着深厚的学术造诣还有丰富的经验，还能够将这些知识与经验应用到实际教学中，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专业领域的知识。他经常会在班级会议上引用一些前沿的研究成果和案例，让我们了解到最新的学术动态和实践应用。
其次，我的班主任还非常注重我们的个人成长和发展。他经常会在课后找我们聊天，了解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并给予我们很多宝贵的建议和指导。他不仅关心我们的学业成绩，还关心我们的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在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他总是能够给予我们鼓励和支持，让我们重新找回信心和勇气。
我觉得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他总是对我们很关心，无论我们在学习上还是生活上遇到什么问题，他都会很耐心地帮助我们解决。他也很注重我们的心理健康，经常找我们谈心，了解我们的想法和需求。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他与我们的关系不止是师生，更像是朋友。这几年没有在课堂上传授我们知识成了最大的遗憾。
班主任确实是那种深深关心学生，又学识渊博的师长。他不仅在日常中细心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更在关键时刻展现出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比如有一次舍友牙痛的事件，他能够迅速行动，直接载去医院检查，这种行动上的关心和支持，无疑给了学生很大的帮助和安慰。而在学术方面，班主任的博学多才和耐心讲解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实习期间，我遇到不懂的问题向他请教，他都能够耐心解答，让我受益良多。这不仅体现了他作为教育者的专业素养，也彰显了他对学生的负责和关心。总的来说，班主任是一位既关心学生生活，又注重学术指导的优秀教育工作者。他的存在无疑给学生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是学生们成长道路上的重要引路人。
我刚开始以为这位同学是用AI编写的，后来一问才想起确实有送学生去医院这回事，那是疫情期间，只好自己开车送学生去医院。后来这位同学实习期间，问我水泥方面的知识，我耐心解释，学生当然没想到我对水泥方面这么懂行。
我眼里的班主任对我来说是亦师亦友的存在。他不仅学识渊博，耐心解答我学业上的疑惑，更在生活中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每当我遇到困难，他总是第一时间伸出援手，让我倍感温暖。他的教诲和指导，让我在大学期间收获满满，不断成长。
“亦师亦友”这个形容，我很喜欢，我和学生之间，我始终持着平等尊重的态度，职业角色上我是老师，但人格上我和学生是平等的。
谭老师是我们的良师，更像是益友。与他相处的时候如朋友般放松。他很愿意走近我们，主动为大家的成长想办法，设身处地的为我们进步解难题。他总能妥善处理好与同学之间的关系。我们焦虑迷茫时，他会像朋友一样倾听后，以其见闻给我们分享好的经验做法。
难忘的是在寒冬里的一次徒步经历，谭老师带着我们几个学生徒步北峡，历时将近五个半小时，这期间因为环境因素曾试过放弃，在谭老师的鼓励下，我们重新振作精神，继续前行。最后顺利完成了这次徒步活动，也让我们有了这次难忘的经历。这次徒步活动也成为了我们宝贵的回忆，激励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下去！
这位同学一样有良师益友的感觉，并且和学生一起徒步的经历，学生的印象这么深刻。
原来和他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我自己都快忘记了，但他们都记得很清楚，仔细回忆，我传递给他们的理念和想法，虽然当时他们似乎没有什么表示，让我有一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但现在来看，含蓄的他们都能感受并体会到，看来功不唐捐。这大概也符合我当年投身教育“教书育人”的初心。
唯一不足的是带了两个班，有点忙不过来，也因为各种原因，学校没能安排我这个班主任所带班级的课程，对他们只有“育人”，没有“教书”。也因此，管学生工作的年级负责人前几天亲自找到我，希望我再承担班主任工作，我满口答应，只有一个要求：一次只带一个班。
我始终认为，教书育人的事情不能和赚钱的事情相关，否则以我场外搞钱的能力，这就亏大发了。对我来讲，付出这些点点滴滴的工作，为年轻人的成长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就像看到了当年一样迷茫、焦虑的自己，自我感觉意义重大，正如上面收到学生们对我的反馈，很是欣慰。
近一年来，我非常低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成功的经历。
小时候大家受到的教育都是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这是错误的，或者说，这句话的成立是需要一些前置条件和约束范围的。成功之前可以有很多次失败的体验，但这个失败的体验必须是完整的。你得经历完整的周期，这样你失败的时候才有机会好好复盘，看看什么地方可以改进。每次周期结束后，都能获得一些经验。这样才能谈得上进步。
但如果你的失败是浅尝辄止，是一次次的试探，那么不会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你没有触及到失败的原因。
失败不会是成功之母，原因在于，一次次的失败不仅仅会击溃你的信心，也会一次次重创你的认知体系。最近《繁花》热映，大家都说「王家卫受害者联盟」壮大了。从所有控诉王家卫工作过程的演员嘴里说出来的，都是一次次的尝试和自我怀疑，是导演方法对演员自我信念的挤压。在我看来，王家卫就是拿着大量斯坦尼派的优秀演员，却用布莱希特的方法来达成自己目标的创作者。你给我五十种表演状态，我来剪辑成我想要的表达。这对创作者而言是开心的，因为手里拿着大量优秀素材，我想怎么搞都可以，我可以历遍无数种可能成功的体验；但对于经历其中的演员，就是既不知道什么可以，也不知道什么不可以，他没有经历过完整的失败和成功，他甚至不知道导演最终会剪出什么东西来，他是迷茫和无助的。这就是我目前的状态。我很清楚知道我可以，但在此刻这里，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
回到失败这件事上来说，我这几年来的工作距离设计是越来越远，但我依旧可以从一些产品和项目的工作上获得少许的成就感；可是最近一年来，对接了那么多的人和事，都是非常飘渺的互相试探和观望。一次次的无疾而终和信息不对称性，让我一次次地触达不了失败的核心。我在这些事情上的体验，是不完整的，是稀碎的。
这让我感到非常心累。
我一直对前沿的技术趋势、市场、人性保持着观察，不断培养自己的洞察力，但这些东西在我目前的工作内容中都使不上力。或者说，这个体系和架构中，无力于实现那些尝试。
破碎感因此愈加清脆。
这些事情拖着我，以至于我连完整的视频都几乎没有产出过。此前，我还能通过做视频来给自己制造完整的创作流程和体验，从话题、逐字稿、拍摄、剪辑到封面设计和发布，整个过程既满足了我表达欲的抒发，也提供了「成功」的体验。这个「成功」指的不是视频成为爆款那种，而是在这件事情上的完整经历和反馈。这曾经是我的一个出口。然而，今年以来我因为各种事情而停滞了，视频创作所带了的成功体验也停滞了。
持续缺少正向的反馈，让我感到很疲惫。
最近在 Netflix 上看《贝克汉姆传》，正看到他当年因被罚红牌出场，导致英格兰队输给阿根廷后，举国上下对他持续的精神暴力。在那无数的负面反馈中，支持他走出来的，是父母和维多利亚，是曼联的兄弟们，是曼彻斯特的民众，对他的保护和鼓励。我不自觉地会联想到此时此刻的自己，除了筱烨和小柒，我感到孤立无援。这一年来，我能获得正反馈的渠道非常狭小。哪怕就是三月份去了一趟上海，跟熊小默、苏兆阳、小泽、akira 他们待在一起的两三天，都足以安抚我一整年。
失败是失败之母，成功才是成功之母。
人一定需要从一些事情中获得「成功体验」的正反馈，才能脱身。因此，我正在制作的年度回顾视频中，说了这么一段话：
人要直面自己的困境，用语言把它描述出来，它的可怕就消解了一半，直面它、盯着它、分析它，会再消解一半，开始动手，无论是多小的一步，一旦真正动起来，会再消解一半。此时，当你想要打破它，只需要做八分之一的功，这叫做「一八定律」。
我观照到了自己的问题，就得去解决它。
恢复体能训练、多做一些短的视频表达、多完成一些品牌合作、多做一些 AI 创作和表达的尝试，从一件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上获得「成功体验」，把自己从中拉出来。这是我接下来半年，对自己的责任。Flag 就不立了，立了不吉利；但从这篇日志开始，从目标在二月前一定要发布的年度回顾视频开始，我得拉自己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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