阔别三个月，基本常识今天又能和同温层的朋友们见面了，本来是很开心的事情。

但打开尘封三个月的公众号后台，又让我的心情跌到谷底：

8月6日下午，一位福建读者在评论区留言咨询“帮困境人士点3天外卖”的项目，他说之前看到就挺想留言申请，但一直不太好意思，因为总觉得一定有更困难的人。

11月3日下午，基本常识从“小黑屋”解封，我才看到这条留言。

不知道这位读者是做了多久的心理建设才找我开口，也不知道他是遇到了怎样的困境才终于认定自己成了“最困难”的那一批人。

但是，我辜负了他的信任，没能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回复。

8月4日中午，一位广东读者留言咨询怎样才能申请买饭项目的支持，因为她借了钱给朋友，对方一直不还，现在自己都吃不起饭了。

11月3日下午，时隔三个月后，我才看到这条评论。不知道她是否一切安好。

如果这位读者能看到这篇文章的话，对不起，辜负了你的信任。

11月2日，星期天，一位读者在“建设性意见”公众号给我私信，咨询还能不能申请“拼好饭”项目。他说现在进厂打工，周一到周六厂里包吃，但距离发工资还有10天，他手头只剩下12元钱，周日当天只买了2个馒头吃，希望我能支持一顿晚餐。

很幸运，当然是我很庆幸，“建设性意见”这个号还可以正常使用，我一个半小时就看到了这条私信。

没有错过晚饭点餐的时间。

也没有辜负这位忠实读者的信任。

多亏这位读者关注我很久，知道基本常识还有一个备用号“建设性意见”，在那边找到了我。

点击关注备用账号“建设性意见”

由于公众号后台私信记录仅保留一个月，我也不知道在“小黑屋”里的三个月到底有多少读者给我留言申请买饭。

8月5日至10月5日之间的私信内容，我全都看不到了。在此期间私信申请过买饭项目的读者，我全都辜负了。

一想到这点，愧疚与悲愤就难以抑制，汹涌而起：

说几句话，做一点事，怎么就这么难呢？！

实在是太难受了……

但转念想来我其实还好，心里虽然难受，日子却并不算艰难。真正艰难的，是那些因各种原因陷入山穷水尽，有手有脚却暂时没钱吃饭的年轻人、中年人和老人家。

哪怕悲愤，哪怕失望，事情还是要接着做，“为困境人士买饭3天”的项目还是要继续执行。

项目规则如下：

如果您正面临吃饭的困境，又因为各种原因难以从亲友或政府处获得帮助，可以给公众号“基本常识”或“建设性意见”私信申请。

1.留下您本人能收外卖的地址，并告知我有哪些饮食禁忌和偏好。我和团队小伙伴会按每天约40元的标准给您点3天外卖（每日午餐和晚餐）。如果您不想说，完全可以不需要解释原因，如果愿意说，我听着。

2.目前只接受关注基本常识1周以上且有评论留言记录的读者申请。如有其他特殊情况可以尝试破格申请，不承诺满足。

3.如果您是未成年人或因残障等原因不具备劳动能力，暂时吃不上饭，又无法从监护人处获得帮助，请务必告诉我详细情况，我将尽一切努力帮您争取政府或公益组织的帮助。在此之前，我会承担您的基础温饱支出。

4.个人能力有限，这个项目设置了2万元的支出上限，之前还剩7000多元，现在我把它重新补足到2万元。如果经费用完了帮不上您，还请谅解。

请相信，世间始终有善意存在，碰到自己难以迈过的槛，请一定不要轻易放弃，试着求助看看。

至少在基本常识公众号这里，有一碗热饭菜。

祝一切顺利，每个人。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维权网：是关注中国人权的非政治性非营利的知名公益组织，由一群志愿者运营。其每个月都会发布的《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是记录中国维权人士遭遇的重要平台。

一、美联社：美国政府长期默许甚至协助企业向中国出售监控技术

10月29号，美联社发布了一篇调查新闻。他们发现，尽管历届美国政府公开警告中国在国家安全及人权方面的风险，但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美国政府不仅多次允许，还在某些情况下主动协助美国企业向中国警方、政府机构及监控公司出售敏感技术。报道批评称，这些技术被用于构建中国的监控体系，引发争议。

文章封面截图

报道指出，自2023年9月以来，美国国会曾四次尝试关闭一项关键的出口漏洞，即中国企业绕过芯片出口禁令，通过美国云服务租用高性能AI芯片。但每一次立法都因科技企业及行业协会逾百名游说人士介入而失败。与此同时，仅在2024年，中国就从美国企业购买了价值207亿美元的芯片制造设备。

更具争议的是美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美联社披露，特朗普政府在今年8月同意解除对英伟达 (Nvidia) 和AMD的先进芯片出口限制，以换取15%的销售收入分成，并宣布政府持有英特尔10%的股份。对此，民运人士周锋锁批评称：“美国政府让企业主导议程，忽视它们如何帮助北京监控和审查人民……这是战略性的失败。”

美联社还通过调查公开记录、会议证词、游说文件及数十次现任官员访谈指出，美国政府曾通过商务部下属的美国商业服务机构，为本国企业与中国公安系统牵线搭桥。早在2007年，美国商务部就曾举办题为“如何向中国安全市场销售监控工具”的讲座，并提供“市场渗透策略”。

文章批评称，美国政府对外“公开强硬”，但私下仍与企业合作：“即便在警告国家安全和人权侵害问题的同时，美国政府……仍一再允许甚至积极协助美国企业向中国警方、政府机构及监控公司出售技术。”

此外，云服务成为新的漏洞。尽管一些中国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但它们依旧可通过微软 Azure 和亚马逊 AWS 使用高性能计算及视频监控存储服务。例如，国有企业国投智能公司曾寻求访问 AWS 和 Azure 的大数据平台；上海齐治研究院则计划采购价值 28 万美元的 Azure OpenAI 服务。美联社还发现，尽管微软称未与受制裁的中国企业海康威视合作，但公开资料显示，海康威视仍使用 AWS 向海外提供 “HikCentral” 监控平台。

美联社还引用新疆维吾尔族幸存者古丽巴哈尔·海提瓦吉的证词。她曾因中国警方使用基于美国技术的监控系统被标记为“恐怖分子”。她表示，“再教育营”中“连厕所都装有摄像头”。她控诉说：“美国明知后果严重，却仍出售这些技术，令人失望。”

在国会层面，关闭漏洞的努力持续受阻。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 (Chris Smith) 表示：“我们过于天真甚至共谋……把足以摧毁西方民主的能力卖给一个敌对政权。”民主党参议员罗恩·怀登 (Ron Wyden) 则批评称：“这些公司的共同点就是为了钱。”尽管拜登政府将中国监控技术公司列为“非凡威胁”，并提出限制面部识别与 AI 设备出口，但相关规则仍因企业反对而被搁置。

最后，美联社指出，美国科技企业在中国监控体系中的角色远超公众认知，而政府在经济利益面前的犹豫，使人权与国家安全问题持续陷入僵局。

二、维吾尔人权专家：欧洲忽视中国跨国镇压风险，制度与应对机制严重滞后

达里娅·因皮翁巴托 (Daria Impiombato) 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曾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工作，并因研究维吾尔人权问题而知名。

近日，她在《外交家》杂志 (The Diplomat) 上刊文，指出西方国家对跨国镇压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问题的关注正在上升，然而欧盟却仍未能建立足够有效的防护机制，来保护居住在欧洲的异议人士、少数族裔与海外华人社区。文章称，中国等威权国家正在通过合法与隐蔽手段在欧洲境内施压异议人士，而“欧洲对此准备不足，执法体系与保护机制存在明显漏洞”。

文章封面截图

文章引述欧洲议会一份研究报告称：“欧盟成员国在履行保护面临危险的人权维护者的义务方面未能尽责。”据悉，G7 国家今年 6 月联合承诺加强合作以反制跨国镇压，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也呼吁各国对应此类行为“零容忍”。

然而，文章指出，北京已形成系统性策略，针对对象包括异议人士、维吾尔人、西藏人、港人、记者、学生和流亡政治活动者。不仅通过官方渠道如引渡协定、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施压，还广泛依赖“秘密手段”，例如网络入侵、监控、威胁在华家属等。国际调查记者联盟 (ICIJ) 今年披露，在 23 个国家（其中包括 10 余个欧洲国家）发现“中国跨国镇压”案例，称其为一场“精心策划的全球性活动”。

例如，中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扩大海外执法影响。文章称，北京频繁使用“红色通缉令”请求，使欧洲警方卷入“政治动机驱动的拘捕”。尽管欧洲人权法院在 2022 年以“中国政权具有威权性质”为由确立拒绝引渡的先例，但部分国家仍与中国签署或推动新的引渡协议。比如文中提到，“中国近日与匈牙利敲定了新的引渡条约，据报道该条约还允许中国执法人员与匈牙利警察共同巡逻。”

此外，隐性恐吓也在蔓延。文章提到，今年有两名外国代理人因雇人恐吓批评习近平的美国居民而被捕。达里娅指出，此类行为“破坏社区内部信任，助长自我审查，并削弱侨民知识储备”。

报道强调，仅靠惩治间谍或外交层面抗议是不够的。“若仅将跨国镇压视为国家间干涉，则可能掩盖更隐蔽的镇压形式。”因此，她建议欧盟必须制定法律定义，建立跨机构监测和数据收集机制，并将处理跨国镇压纳入欧洲刑警组织的权限。

文章还建议欧盟应借鉴加拿大经验。例如，加拿大将跨国镇压视为“加拿大主权和民主面临的最大战略挑战之一”，成立“外国干涉监察机构”、推动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并通过新立法。

最后，达里娅警告称，如果欧盟仍停留在政治表态而非实际行动，“威权国家就将继续在欧洲境内恐吓社区，侵蚀欧洲本土的民主韧性”。因此，欧盟需要采取行动，刻不容缓。

三、维权网：十月中国新增52名良心犯

维权网（公民维权志愿者联网组织）于 2025 年 10 月 31 日发布《十月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报告显示，上期名单中的 32 人已刑满释放，并获悉有 2 名被羁押者被判刑，22 人狱中有新动态。同时，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 28 人以及被判刑 24 人，共计 52 人。被捕的主要原因包括从事宗教活动、少数民族维权、维权上访以及参与民主人权活动等。

1. 本月获悉上期名录中刑满释放的 32 人名单：

王巧芳、崔建秀、邓天玉、季玮、李华、
李巧莲、李新、刘红霞、刘敏娜、刘庆余、
刘卫汝、刘珍俐、马海云、潘晶、帅仁兵、
司孝洪、唐雪英、王凤英、王迦勒、徐永清、
杨波、杨树珍、曾琴玲、张娟、周海燕、
陈如勇、李桂林、赵云峰、付雁丽、石锐、
杨桂娟、余钱

2. 本期获悉狱中羁押者遭判刑的 2 人名单：

9 年：彭立发
4 年：赵春红

3. 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的 28 人名单：

李贵文、黄琳婷、胡洋、马树涛、李向阳、

“109 锡安教案”：金明日、王林、刘江、孙聪、高颖佳、尹会彬、刘炳彬、稳成林（原名：林书斌）、孙学、汪中。被羁押的十三位女性信徒包括：王聪、杨丽君、米沙（原名：魏云斐）、明丽（原名：朱明立）、崔晓乐、吴小雨、李盛娟、胡燕子、战歌、图雅、安梅、黄春子、M 姐妹。

锡安教会牧师金明日，图片来自维权网

4. 本期新增被判刑的 24 人名单：

8 年：白鸿敏、
7 年：侯秀英、
6 年：李玉芬、
5 年 6 个月：吕先锋、樊云鹏、杜长江、
5 年：李瑞花、
4 年 9 个月：盛桂兰、
4 年 6 个月：杨福军、
4 年：张芝榕、刘金果、
3 年 6 个月：袁轶群、王君平、
3 年 5 个月：左秀云、
3 年 3 个月：王杏妹、
3 年：吴少川、余梅、
2 年 6 个月：郭海成、赵彩霞、
2 年：李庆胜、朱细霞、
1 年 6 个月：李坤芳、王均恒、
1 年：李桂芹

报告称，截至目前，中国共有 1706 名在押政治犯、良心犯，其中死缓 11 人、无期徒刑 17 人、有期徒刑 1419 人，刑期不明 28 人，羁押未判 259 人，另有大量人员被精神病或强迫失踪情况未完全记录。

每位政治犯、良心犯的被捕原因详情可访问维权网：《维权网：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2025 年 10 月 31 日）第121期（共1706人）》。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YouTube频道三个水枪手：E87 三套理论，一个怨恨的中国人：苹果安卓×性压抑×力工梭哈 | B站 | 户晨风 | 峰哥 | 三体

一、民主期刊：中国正在变成人工智能驱动的超级监控国家

在全球为人工智能的无限潜力而欢呼之际，一堵由高科技筑成的“AI高墙”正在中国拔地而起。10 月 4 日，《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 发布了一篇名为《中国：人工智能驱动的监视国家》(China’s AI-Powered Surveillance State) 的论文，指出中国当局正在利用最顶尖的 AI 技术，实现“对人民的全景式控制”，将中国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利维坦”时代。

报告封面截图

这篇论文并非只是对现有监控现象的简单记录，它更揭示了一种全新的、由技术赋能的治理模式。作者指出，中国对 AI 的投入，其最终目标只有一个：“提升控制力，以维护政权安全。”他还认为，这种控制力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物理监视，进入了对社会行为、个人思想甚至潜在不稳定因素的“预测性”干预阶段。

文章首先指出，AI 技术帮助中国当局构建了无孔不入的“数字警网”。目前，中国已经部署数以亿计的摄像头，并将其升级为具备深度学习能力的“智能探头”。“这些 AI 摄像头集成人脸识别、步态识别、车辆识别和目标跟踪等功能，使得一个公民从踏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处于‘全息’追踪之下。”

文章引用了最令人震惊的新疆模式来佐证 AI 监控的强度。“在新疆，AI 系统与生物识别技术（包括虹膜扫描、DNA 样本采集）相结合，其强度已远超一般意义上的监控，构成了对整个维吾尔族群体的系统性压制。”这里的 AI 不仅是捕捉犯罪的工具，更成为了一道筛选和标记特定族群的“电子种族隔离墙”。

作者表示，更具奥威尔式 (Orwellian) 色彩的是，AI 技术正在为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注入灵魂”。这套系统通过整合公民在金融、交通、网络言论、甚至人际交往等各个领域的海量数据，为每个人生成一个“社会信用分”。

“低社会信用分的惩罚是显而易见的——限制购买高铁票和机票，阻止某些就业机会。但其更深层次的影响是，它制造了一种‘自我审查’的氛围，促使人们按照算法预设的‘符合规范’的脚本去生活。”

此外，作者也特别提到中国的“预测性警务系统”(Predictive Policing)，他表示这是中国 AI 监控中最可怕的未来趋势。这种系统可以通过对海量数据（如社交媒体讨论、集体投诉记录、实时人流模式）的分析，在不稳定事件爆发前，甚至在异议思想成形之初，就向中国当局提前发出预警。

“系统能够识别出在敏感事件发生前的‘异常聚集’或‘突增的负面评论’，并向安全部门发出指令。这实质上是让国家安全机构能够‘在犯罪发生前进行干预’，而这里所谓的‘犯罪’，往往是政治异议。”作者评价道，这种能力使中共能够高效、低成本地“将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扼杀在摇篮之中”，极大地提升了政权的“抗风险”能力。

最后，这篇论文向国际社会发出了严峻的警报。作者指出，中国正在积极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威权或半威权国家出口其 AI 监视技术和一整套“技术威权主义”(Techno-Authoritarianism) 的治理蓝图。

作者称：“这种技术输出并非仅仅是摄像机和软件的交易，它是一种治理模式的‘捆绑销售’——即‘用效率换自由’。它让其他独裁者看到了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实现永久性、精细化控制的可能性。”

因此，作者呼吁，面对这种以 AI 为载体的“威权主义全球化”，民主国家必须联手建立有效的国际规范，以确保 AI 技术的未来，不至于成为压制人类自由的工具。

二、被连坐的童年：国家暴力下的人权捍卫者子女心理创伤研究报告

在人权研究与公共讨论中，国家暴力常被视为针对异议个体的直接打击。然而，中国情况特殊，国家暴力经常会连累受害者的家人。

10 月 10 日，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 HRIC) 发布了一份深度报告，揭示了一个在中国的残酷事实：“暴力的效应并不会止步于被针对的个体。它像涟漪一样向外扩散，渗入家庭结构，并以隐蔽却持久的方式波及到最脆弱的群体——儿童。”

报告封面截图

中国人权通过多个家庭的惨痛个案，集中呈现了国家权力如何通过“连坐”机制，系统性地剥夺了这些孩子受教育、健康成长和免于恐惧的权利，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复杂性心理创伤。

具体来说，中国人权捍卫者子女主要面临五个方面的问题：家庭结构频繁破碎；教育权受严重剥夺，被作为打压工具；心理健康危机普遍存在；跨代创伤延续并沉默化；海外流亡并非终点，而是新困境。

报告首先指出，中国人权捍卫者子女的童年从一开始就是不幸的。父母因维权、信仰或社会行动而遭遇监控、拘押或流亡，孩子们被迫卷入无休止的政治博弈。国家暴力以司法打压和隐蔽的日常侵扰两种形式显现，“深深嵌入儿童的生命经验之中，成为他们成长的底色。”

作者表示，家庭结构的破碎与亲子分离构成了这些孩子遭遇的共同脉络。报告指出，“大多数孩子在关键时期经历了依恋对象的缺失或动摇”。例如，人权律师余文生之子余镇洋的案例：他“在十八岁青春期时同时失去父母的陪伴，出现多次自杀行为”，在报告收录的案例中被标注为“两次自杀未遂，抑郁严重”，面临“高危自杀风险”。

另一典型案例是人权律师唐吉田之女唐正琪。她因父亲长期遭软禁而被迫赴日，孤身一人在异国。“唐正琪则长期陷入抑郁，多次尝试自杀，在身体上留下明显的自伤痕迹。”据悉，2024 年 2 月，唐正琪因罹患肺炎在日本东京去世。然而，中国当局却不允许唐吉田离境，导致他未能如愿出席女儿的遗体告别式。

此外，教育的中断与受限是所有案例的共同模式。报告总结道，对于他们而言，教育“不再是向上流动的通道，而成为国家施加惩罚的工具”。比如，人权律师王全璋之子泉泉长期与母亲遭到逼迁、监控，“多次中断学业”；谢燕益的孩子在课堂上被公开贴上“反革命子女”的标签，遭到师生霸凌。

更为惨烈的是何方美的四个孩子。母亲被捕入狱后，“他们被强制分散寄养，甚至被送入精神病院，失去了与家庭的基本连接”。报告直指这种命运：“这样的命运不仅剥夺了儿童的教育和康复权，更构成了一种制度化的忽视。”

报告从心理学视角分析，这些孩子所承受的是“复杂性创伤”。他们“被迫生活在对未知风险的持续警觉之中”，这种生活形态是“复杂性创伤的社会化再生产，它在代际之间延续”。

最后，报告提出，应当以儿童为中心，承认他们独立的权利和需求，并从社会、法律和国际层面推动保护，具体总结为“三大原则与六项行动呼吁”：

原则一：承认儿童独立权利。 未成年人不应因父母的维权行动而被连坐。所有涉及政治打压的行动都必须排除未成年群体。

原则二：建立有效社会支持网络。 在国内，应推动公益机构、教育工作者和民间社群为这些孩子提供补偿性支持，包括心理辅导、学业帮助、社会融入等。在海外，应由跨国公益组织和侨民社区共同承担接纳与帮助的责任。

原则三：强化国际监督机制。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儿童权利委员会等国际机制应将这些案例纳入议程，敦促中国履行《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义务。

在具体行动层面，报告提出六项呼吁：

教育保障： 立即停止基于父母身份剥夺儿童入学机会的做法，提供补偿性的教育资源。

心理健康支持： 为受创伤儿童提供专业心理辅导和长期干预，避免危机恶化。

家庭团聚权利： 停止强制性的亲子分离，保障儿童与父母团聚的权利。

反歧视保护： 学校和社区应建立反歧视机制，防止“政治犯子女”在日常生活中被污名化。

流亡援助： 为流亡中的儿童提供奖学金、临时住所和语言培训，减轻他们的生存压力。

国际倡议： 鼓励国际 NGO、学术机构与媒体持续记录和发声，防止这一群体的处境被掩盖。

三、北京的人口焦虑与女性的退步空间

“婚育不仅是关系个人幸福的家事，更是关乎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大事。”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在 2023 年的一份倡议书中如是写道。在德国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 (MERICS) 看来，这句话精准体现了今日中国当局对人口问题的重新定义：从家庭选择转为国家安全。

10 月 8 日，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生育问题的报告。结果指出，中国正经历“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危机，然而当局想要扭转这一趋势却困难重重。

报告封面

2022 年中国全国总和生育率降至 1.09，远低于 2.1 的更替水平；65 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15%，劳动人口比例持续下滑。“中国的人口自 2023 年开始负增长，警告早在二十年前已发出，如今的政策转向，只是太迟的觉醒。”报告写道。

报告表示，过去四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留下了沉重的阴影：被迫绝育与堕胎的记忆尚未消散，性别失衡与小家庭观念根深蒂固。报告形容，北京如今“必须逆转自己制造的社会结构”，而年轻一代“早已习惯于小家庭、不婚或丁克的生活方式”。

自 2015 年起，中国陆续放开二孩、三孩政策，但该报告指出，国家并未真正退出家庭领域。“计划生育体系依然健在，只是换上鼓励生育的外衣。”

2021 年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强调“家庭是社会细胞，女性在生育与养育中具有天然角色”，并规定“国家支持适龄婚育”。报告认为，这种“以生物学为依据的道德号召”使女性再次被固定为母职角色。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生育”已写入《国家安全白皮书》。在官方话语中，“人口安全”被视为维系经济、科技与军事竞争力的关键——一种“将生育纳入国家战略的安全化转向”。

在政策层面，中国推出了首个全国性育儿补贴：每名 0 至 3 岁儿童每年 3,600 元人民币。报告称这一金额“杯水车薪”，仅为平均养育成本的八分之一。地方政府动作更快：四川攀枝花与湖北天门率先实施现金补助、延长产假、购房优惠，被中央媒体誉为“可复制的成功样本”。然而，这些地区也显示出一个事实——鼓励政策往往带来短期反弹，难以改变长期趋势。

与此同时，宣传攻势不断升级。自习近平提出“积极培育婚育新风”以来，各地陆续举办集体婚礼、婚俗改革活动，并要求高校开设“婚恋教育课程”。一名地方官员被引述称，年轻人“结得少、生得更少”，必须“用新文化唤醒责任感”。但现实却讽刺地相反：2024 年全国结婚登记跌至历史最低，仅 610 万对。

此外，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特别指出，“人口安全”正在压倒女性权利。报告援引多项地方政策，显示对单身女性冻卵、非医疗性堕胎及男性绝育的限制愈发严格。2023 年成都法院甚至裁定“未经丈夫同意堕胎侵犯男性生育权”，引发舆论震动。“过去被迫堕胎，如今被逼怀孕。”一位网友在微博上的评论被报告引用，成为社会反感的象征。

在网络空间，年轻女性不断发问：谁能负担得起孩子？谁来承担职场歧视与育儿成本？《三联生活周刊》报道一位母亲说：“我从小镇考上名校，却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当留守儿童。”企业界同样怨声载道——全国妇联代表李承霞指出，“企业为产假埋单，直接导致不招 25 至 35 岁的女性，这是一种制度性歧视。”

最后，报告总结性评价中国的生育政策为“太晚、太少、太像命令”。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在结论中指出，北京在旧有社会工程与现代福利思维之间左右为难：“若将生育完全纳入国家安全范畴，强制与宣传的结合将侵蚀社会信任，并可能引发反弹。”

作者认为，这一轮“鼓励生育运动”行动过晚、投入过少、方式过于行政化，难以扭转人口下滑。随着中国筹备纪念《北京宣言》三十周年的全球性会议，政府或将高调宣扬妇女进步——但现实中的女性，仍被卷入一场以“国家未来”为名的身体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