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起，这就是阿富汗女性必须穿的服装。”

“黑色面纱作为“建议”提出，而如今它是法律。” —— 在上月底阿富汗发布的一份 114 页告示中，所有限制妇女权利的政令被正式确定为法律。

法律中规定，女性在除了自家以外的地方发出声音，都属于非法行为 —— 因为女性声音中有“潜在的邪恶”，而声音应该被视为女性的私密部分。

“如果一名妇女离开自己的家，“她有义务隐藏自己的声音、面部和身体。”

来自颁布法律中第 13 条。

那些歌唱的阿富汗女人们

而这些被剥夺权利的女人，正在用歌声回击这一切。

在社交网络上，抗争的阿富汗女性纷纷上传了自己歌唱的感人视频。

Hakima 曾是一名助产科学生，她因为政府严令放弃了自己的学业，而如今在社交网络平台上，她和她的三个姐妹录制了一段歌唱的视频。

“你们把我变成家中的囚犯，因为生而为女人，所以我有罪。”

她唱：“塔利班，你在哪里？这个世界已经走了多远？”

手中则是一张白纸，上面写着：My face is not intimate 我的面容并不是私密的，以此来回应塔利班“不允许展示面容，不允许发出声音”的禁令。

而在另一段视频中，可以听到一名妇女走在喀布尔的一条人来人往的街道上，她大声喊：

“正是在这些街道上，我们曾经为自己的权利抗议，却遭到残酷镇压，导致我们失去了所有自由。”

“我是一个女人，我是世界，

我歌唱自由和爱

 —— 我立场坚定，

我不怕你的残忍。”

那支被全球通缉的摇滚乐队

这些冒着被枪杀的危险唱歌的面容让人想到了前两年名震世界的 Burka 布卡乐队。

这三个永远以蓝色罩袍示人的女孩，组成了阿富汗第一支女子摇滚乐队，被通缉了 20 年，全球只有十几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

塔利班武装分子曾说，如果逮住布卡乐队的成员，会让 3 万人见证着，在喀布尔奥林匹克体育场的注视下对她们施以极刑。

利用“罩袍”和“音乐”这两样禁令本身，去反抗极权，并且逃过了所谓制裁。布卡乐队的存在，也许真的是很多后来阿富汗女性的榜样。

他们由三名阿富汗女孩（鼓手 Nargiz，贝斯手 Zamina 和主唱 Lorna）在 2003 年组成，以布卡这件阿富汗女性必须要求时刻戴上的东西为乐队名，将阿富汗女性的处境用歌声唱了出来。

We all now wear a burka, 

you don’t know who is who

我们都穿着布卡，

你认不出谁是谁

If you want to meet your sister, 

it can be you uncle too

如果你想和你姐姐打招呼，

那也可能是你叔叔

为了拍这些 MV，她们隐瞒家人，躲到郊区，至于那些户外拍摄的镜头，每拍 3 分钟就会迅速换个地方。

因为处境特殊，大家在收不到她们消息的时候常常想过她们也许已经死了：

的确，很久没有收到关于布卡乐队的消息了，目前 Discogs 上最新发行的单曲《I Care for You》停留在了 2021 年。

但在如今阿富汗女性们的歌声中，布卡乐队早已变成了一种精神，蓝色罩袍下可以是任何面孔的阿富汗女性。

和布卡乐队一样，塔利班掌权后的这几年，有一支姐妹组成的乐队叫 The Last Torch 最后的火炬，她们用歌曲为阿富汗女性发声。

两人冒着生命危险，穿着蓝色罩袍演唱，她们把罩袍比作移动的笼子，“埋葬了所有女性的梦想”。

The Last Torch 有一首很有名的歌，引用了阿富汗已故诗人 Nadia Anjuman 一首著名的诗，她写写这首诗是为了抗议 1996 年塔利班第一次掌权。

我口中满了毒，怎能说蜜呢?

唉，我的嘴被一只残忍的拳头打碎了……

哦，为了有一天我打破牢笼，

从这种孤立中解脱出来，在欢乐中歌唱。

而在今年发布的最新单曲中，The Last Torch 自己写下了这些词：

“那一波波的女声

打破监狱的枷锁。

这支笔写满了我们的血

折断你的剑和箭。

法令渐次剥夺他们的身体所有权，但这些女孩的心灵自由却并没有停止。

除了布卡乐队，之前阿富汗首位女子交响乐队的指挥，20 岁的 Negina，也曾冒着被乱棍打死的危险，用生命演奏；

她带领的 Zohra 是整个阿富汗地区第一支女性管弦乐队，由 35 个 13 到 20 岁的女孩组成，她们都来自阿富汗国立音乐学院的学生。

到今年，这个乐团已经走过 7 年：Zohra，意为“音乐，艺术，耐心和爱的女神”

那些表达的人们

当然也不止音乐。

社交媒体平台上一个名为“阿富汗强大的妇女运动”的组织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里的一张图片，是加入了抗议“被剥夺说话权利”行动的女性合照。

今年在巴黎奥运会霹雳舞项目上大放异彩的阿富汗选手 Manizha Talash，她是奥运会难民代表团的一员。

Talash 并非她本名：在阿富汗，她跳舞的俱乐部因炸弹袭击而被迫关闭，而她也开始收到死亡威胁，为了保护家人，她改名 Talash，意为努力："我为了那些梦想着更广阔生活的女性而比赛。”

塔利班颁布新的条令之后，图书馆，教育资源，女性最基本的权利保障都在陆续消失。

当然还有音乐 —— 如果你演奏乐器，那么你的乐器会被公开焚烧，无论男女。

她们也有短暂走在光下的时刻，而如今是至暗的。

女性仍然是抗击塔利班斗争中的主要力量，其中一名叫 Zuhal 的女孩说，她不害怕，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

“我们不会投降，因为如今的未来让人没有希望，我认为如果我不反击，我就会把我所有的梦想带进坟墓。”

阿富汗人常说，希望才是最后消亡的东西。

参考资料：

1. Afghan women are singing to protest a new Taliban law

2. Afghan women raise their voices in song in online protests against Taliban’s bid to silence them

“在传统审查制度下，艺术家与审查员曾经是天敌，新的审查制度的目的却是要消除这种对立。艺术依然会受到审查制度的干预，但这种干预不再只是迫使艺术家们沉默，而是确保他们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也是艺术家们的根本利益所在。历史上第一次，艺术家和审查员有了共同的目标，他们一道培植艺术的花园，正如波兰诗人斯坦尼斯罗·巴兰察克所言，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严格的道德区分。”

今天的推送摘自学者景凯旋为《天鹅绒监狱》所写的导读。

高墙内的作家自白

景凯旋

卡夫卡晚年曾写过一个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主人公把自己关在笼子里，向世人表演绝食。饥饿既是他的谋生手段，更是他的艺术追求。然而，尽管他想要达到饥饿的极致，却得不到世人的真正理解。几年后，那些喜欢看热闹的观众就把他淡忘了，纷纷涌向其他表演场所。饥饿艺术家最后在孤独中死去，临终前他对看管人说，他只能忍饥挨饿，没有其他办法。据说，这是卡夫卡最喜欢的作品之一。在病逝前一个月，作家躺在病榻上校对这篇小说的清样时，仍然禁不住流下眼泪。

这篇小说含有丰富的隐喻，可以从多种角度解读。比如，伟大的艺术是一种牺牲，也不可能得到世人的真正理解。艺术家要想衣食无忧，甚至享尽荣华富贵，就应当改行做别的事情。卡夫卡生活的年代，艺术家是独立而匮乏的，常常要忍受孤独和穷困的处境。作家无法预见到，艺术家有一天也可以被国家养起来，他与社会不再是对立的关系，既不必忍受饥饿，也不需要表现饥饿，哪怕才气平庸，也会拥有众多读者，成为一名被掌声和鲜花包围的艺术家。这种美妙情景不是梦想，它曾在苏联、东欧国家实现，匈牙利作家米克洛什·哈拉兹蒂1986年写成的政论随笔《天鹅绒监狱》中，就详尽地分析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文化体制。

△《大声说！》，Selcuk Ozis，2009年Freedom of expression海报竞赛获胜者之一

在这种文化体制中，不存在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因为文化掌管者和创作者已经是合作的关系。既然饥饿艺术家必须把自己关在笼子里，为什么他不可以把自己关进监狱里而不致忍饥挨饿？这就是哈拉兹蒂想要阐明的理由，尽管笼子代表的是艺术的自律，监狱高墙代表的是体制的限制。明眼的读者当然不会认为哈拉兹蒂是在为体制辩护，实际上，他是匈牙利一位最有独立性的作家。他出生于1945年，父母都是犹太人，尽管他自小生活在红色家庭，但他却是一个天生的异见者。20世纪70年代初，当哈拉兹蒂还是一个大学生时，就因为思想自由而被大学开除，去工厂劳动了一年，这段经历使他写出《一个工人国家的工人》一书，并以萨米亚特（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出版。为此，他遭到逮捕和审判，被禁止发表任何文字。此事曾成为轰动一时的国际新闻，哈拉兹蒂也因此被视作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代表。80年代，他成为匈牙利第一份萨米亚特刊物《讲述者》的编辑兼撰稿人。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是在与审查制度的冲突中度过的。

△米克洛什·哈拉兹蒂

哈拉兹蒂在《天鹅绒监狱》中想要阐明的是，“国家艺术家”是怎样炼成的？他采用一种反讽的调子，从一位“御用作家的良心”角度，阐释他所说的“审查的美学”。审查制度源于权力对自由言论的控制。早在17世纪，弥尔顿就在他的名文《论出版自由》中指出，上帝赋予人自由意志来对善恶做出选择，如果人民选择善，却被阻止知道恶，这样的选择是没有意义的，根据良心进行自由讨论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审查制度是徒劳无益的，因为真理必然会战胜谬误。但在哈拉兹蒂笔下的御用作家看来，弥尔顿的言论大谬不然，审查制度完全可以带来文化繁荣。与通常人们谈论审查制度不同，此书没有对审查制度展开控诉，而是极力为审查制度寻找理由。用作者的话说：“这本书描述了审查的美学，以及艺术家和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书中研究了国家用于操控文化的努力；探讨了艺术家与他们所处社会的执法者之间的合谋共犯关系。”

秘诀仅仅在于，从前的艺术创作都是个人性的，东欧则实现了艺术创作的国家化。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主要有两点：一是保障艺术家生活的作协和文联组织，二是推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用哈拉兹蒂的话说，这是“一种新的审美文化”。国家取代市场，成为艺术的唯一雇主。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曾经让艺术家们饱受屈辱和贫困，艺术国家化则是对艺术和艺术家的解放，它解决了艺术家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双重问题，使他们成为有组织的专业人士，他们“期望着这样的国家不会把他们扔给无情的市场。这预期也的确实现了”。政府把艺术家看成是自己人，对他们关怀备至，让他们充分感受到社会的需要和尊重。国家承诺“保障艺术家在物质、工作、和个人生活方面的需求；加强艺术和受众之间的联系；引导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利用物质刺激，推进执行艺术或政治目标”。饥饿艺术家们从此成为社会的主人，不再挨饿，不再孤独，甚至还能享受其他阶层所没有的特权。

按照哈拉兹蒂的叙述，在匈牙利，国家通过作协和文联向艺术家提供大量财政支持，以鼓励其艺术创作。当局给艺术家提供住房，工资和养老金，还有收入补贴及其他各种临时津贴，并且经常设立各种艺术奖和基金，其成员可以接受奖学金、长期免息贷款或财政援助，可以入住基金会的疗养院和工作室。保加利亚作家乔治·马尔科夫（Georgi Markov）也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曾与一位诗人坐在作家俱乐部里，紧张地等待入会申请被批准。他们渴望得到认可，这种认可不是来自读者的欣赏，而是来自作协所发的会员证，这是成为一个国家艺术家的唯一标准。马尔科夫本人最终也因发表一部小说进入特权阶层，从工厂调到编辑部，分配了新的公寓，有了私人小汽车，可以在特供商店购物，还可以经常出国旅游，到作协的别墅度假，只要递交一份写作提纲，就可以获得特殊的资金与补贴。

△乔治·马尔科夫

艺术家们不用再担心自己的作品没有受众，作为艺术家保护者的国家对艺术的需求量是巨大的，并且会不计成本地予以推广。为了控制工人的思想，匈牙利当局要求每个工人都必须参观博物馆，阅读或起码谈论几本书，或是看上一两场电影。在保加利亚，公众参加读书活动同样是一种政治义务，作协经常会组织作者与读者见面。有一次，马尔科夫受邀去外地会见参加暑假劳动的大学生，这些学生正在山区修筑一条公路。当地政府预先就宣传作家即将来访，准备好了鲜花和照相。一切都是组织好的，事先会安排几个读者阅读他的作品，准备几句赞扬话。这不是真正的对话，而是各自背诵相同的独白。听众一般很聪明，不会问一些敏感的问题，诸如生活的真实及文学的虚假之类。

由于艺术家成了制度的最大受益者，艺术家与国家的利益已经高度一致。对于艺术家来说，教育人民总比服务市场的感觉要好得多，也要有保障得多。当然，艺术家们需要经常表态向人民学习，但他们知道自己的地位在人民之上，这是从前的饥饿艺术家所没有的荣耀。聪明的艺术家是不会轻易放弃这样的优渥待遇的，哈拉兹蒂在书中讲述了一个情节，20世纪70年代，匈牙利当局曾打算对文化产业进行改革，流行艺术由于缺乏“价值”或“教育意义”，不值得国家大力支持，因而当局想把它们推向市场，参与竞争和自负赢亏。这个措施竟然引起许多官方艺术家的强烈反对，市场化使他们受到侮辱，他们抗议艺术再度成为商品，批评这种物质主义和公共事务中的不负责任，担心危及自己的崇高地位和作品销量。这使当局感到欣慰，艺术家们不会再反对官方的艺术标准和审查制度了。艺术家们曾经愤怒地指控资本主义的罪恶，原来是因为他们更喜欢安全，而不是自由，“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愤怒，多半来自于对纵容的愤恨”。

在传统审查制度下，艺术家与审查员曾经是天敌，新的审查制度的目的却是要消除这种对立。艺术依然会受到审查制度的干预，但这种干预不再只是迫使艺术家们沉默，而是确保他们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也是艺术家们的根本利益所在。历史上第一次，艺术家和审查员有了共同的目标，他们一道培植艺术的花园，正如波兰诗人斯坦尼斯罗·巴兰察克所言，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严格的道德区分。面对真实的生活，艺术家们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出于利益考量，他们学会了自我约束，完全能够做到自我审查，通过“创造性妥协”和“自我纠正”，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以至于审查制度似乎都显得不再必要了。“就连孤独这类负面情绪，也统统被国有化收编。”艺术家们已经被体制化，无力产生不自由的感觉。最终，他们证明了自己与普通人一样，在高墙内呆久了，习惯了依靠高墙而生存。

△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

正是在这里，我们才完全意识到哈拉兹蒂与他的叙述者的区别。这是一本表面上赞扬不自由的书，因而在阅读此书的同时，还应当阅读契斯、巴兰察克、马尔科夫和马内阿等作家有关审查制度的文章，他们从批判的角度互补了哈拉兹蒂充满反讽的赞扬。比如，哈拉兹蒂没有提到艺术家在当局心目中的真正形象，这一点由马尔科夫写到了，在艺术国家化的制度下，保加利亚的作家们不断被告之，是“我们使你成为作家的”。事实上在所有东欧国家，艺术家们都不得不忍受这种屈辱。这还不够，为了体现国家具有言论自由，当局更希望作者能够自我审查。那些持有异议并拒绝自我审查的艺术家都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会被贬低为一个政治抗议者，其作品则被看成是为了表达政治上的不满，而不是真正的艺术。如果艺术家要想发表作品，只能选择屈从官方；如果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只能选择放弃出版。但无论结果怎样，他都是一个失败者。

△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

这种体制内不会产生真正优秀的作品，真正的读者也不会对此长期保持沉默。马尔科夫回忆道，当他那一次与学生座谈时，谈到每个人都应当对社会负有责任。一个学生马上问道：“那你如何使你的信念和你的特权相协调？外面停着昂贵的西方小汽车，这看上去难道不矛盾吗？”所有人都在等着他回答。马尔科夫沉默了，他知道学生的质疑是对的，他每月的收入就相当于他们父母一年半的工资。学生们纷纷发言，批评当代作品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他们不明白作家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如果说这是在反映生活，那么作家或者不懂得生活，或者是在撒谎。最后，马尔科夫问学生们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作家，他们异口同声提到从前那些著名的名字。这些老一代作家大都穷困潦倒，但从不出卖自己的才能，他们用自己的作品照亮了时代。

那些坚持艺术自律的艺术家终究会发现，国家艺术家与艺术独立是水火不容的。许多东欧艺术家都有与马尔科夫一样的感受，他们并非都忘记了艺术的真谛和自己民族的文学传统，在创作了大量毫无价值的作品后，留给他们的只是无尽的忏悔。马内阿最终选择移居国外，当罗马尼亚发生巨变后，一位作家朋友写信给他，不无悲哀地说：“我们过去四十年里写的那些文学作品，有多少能留传于世？它们利用了历史事实，有时甚至对历史事实视而不见，这样的文学不就是一些应景的只有短暂价值的东西吗？这些文学作品将成为历史的一些插曲，未来的人们会觉得毫无意义，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们根本无法理解。”

本文作者 米克洛什·哈拉兹蒂，1945年出生在耶路撒冷，后随父母回到匈牙利。他是匈牙利当代重要作家、思想家、人权运动者、大学教授，同时也是匈牙利民主派异议者最重要的地下期刊《讲述者》的编辑和突出贡献者。20世纪70年代匈牙利民主与自由出版运动发起者之一。2004—2010年曾指导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OSCE）媒体自由监督机构。另有著作《工人国家的工人》。作品被翻译多种语言，在欧美影响深远。

作者：［匈牙利］米克洛什·哈拉兹蒂

译者：戴潍娜

出版：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年：2015年10月

匈牙利道德勇气的标志性人物

言说东欧艺术自由与禁忌

对国家社会主义之下的艺术家而言

做一个创造者意味着什么？

本书是一部探讨东欧“被囚禁的艺术”、泄露统治者内心秘密的地下文学，由一个天生爱唱反调的人以一种“御用作家之良心”的口吻所写。它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地剖析了被“审阅”的文学和匈牙利艺术家、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极富洞见地描述了“镣铐下的美学”、艺术家与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

事实就是这样：碰不得的禁忌，不宜居的生活，不可说的言论，无形的条条框框，永久流产的不被接受的思想，这一切并没有让我们的作品在审美意义上贫瘠乏味。艺术大厦就从这些国家设置的栅栏里拔地而起。我们巧妙地在艺术宅邸里改组家具。我们学习在规训中生活，那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的一部分，不久我们将变得渴望它，因为没有它，我们就无法创作。

我宁愿不把这种文化刻画为一种审查制度，这么做会掩盖其新颖性：正确的理解是，我们的……审查制度形成了一种意在根除审查制度的自相矛盾的文化。我希望这本书成为这一深刻文化变革的记录者。我们的新文明，不仅与真正的艺术自由相背离，与被认定为与自由背道而驰的传统审查制度亦是相距十万八千里。

——米克洛什·哈拉兹蒂

大家好，我是谭秦东。

近日，我与几位故人围坐一桌，话题不经意间转到了2018年我历难的那段日子。“还记得你批药酒的那篇文章吗？就两千多的阅读量，粉丝也才五个。”一位老友笑道，“那时候，咱们谁也没想到，这么小的动静，竟能引来那么大的风浪。”

我苦笑不已，是啊，那篇文章，如今想来，更像是命运的一次不经意间的玩笑。正当我准备开口，另一位故人，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缓缓说道：“其实，你那次出事，背后有些细节，你可能不知道。”

众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他身上，空气中弥漫起一丝微妙的气息。他顿了顿，继续说道：“竟是当时你朋友圈里的那位石家庄的女校友，她举报了你的文章。我当时也觉得很不可思议，毕竟我们都是校友，本该是相互支持的啊。”

听罢，我的心头一震，那段记忆如同被尘封的往事突然被翻开，带着一丝苦涩和不解。原来，背后的故事竟是这样。

“是啊，”好友叹了口气，“你出事后，我们好多校友朋友都聚在一起，想办法怎么帮你。可她就一直各种使坏，好像巴不得你更倒霉似的。后来，还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士告诉我，说是她把你的文章当成了‘小报告’，直接举报给了药酒那边。”

说到这里，聊天的氛围似乎凝固了，我们每个人都陷入了沉思。望着窗外，心中五味杂陈。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恩怨情仇，竟然可以如此微妙而复杂，一篇文章，五个粉丝，却足以掀起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波……这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人性的复杂，更是告密者阴暗面的真实写照。

告密者，往往隐藏在人群之中，他们或许是我们的朋友、同事，甚至是同学。他们以一种看似正义的姿态，实则怀揣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将他人的隐私、秘密或言论举报给相关人员。他们的行为，如同暗夜的利刃，无声无息却锋利无比，直刺人心。

为什么人人都讨厌告密者？因为告密者的行为触碰了人性中最基本的底线——信任与尊重。在人际关系中，信任是基石，尊重是纽带。而告密者却以背叛信任、践踏尊重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或达到某种目的。这种行为，无疑是对人性的一种极大亵渎。

告密者的阴暗面，更在于他们内心的扭曲与分裂。他们一方面享受着揭露他人秘密带来的快感，一方面又害怕被他人揭露自己的阴暗面。这种矛盾与挣扎，让他们的人性变得扭曲，也让他们的行为变得更加不可预测和危险。

那位石家庄的女校友，或许就是这样一个告密者的典型代表。她以举报我的文章为手段，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她的行为，不仅让我陷入了困境，更让一群本该相互支持、共同进退的校友朋友之间产生了裂痕。这种破坏力，是告密者最为可怕的地方。

告密者的阴暗面，破坏互信的人际关系和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其实全社会都应该倡导一种基于信任、尊重和理解的人际关系，我们也应该学会保护自己，避免成为告密者的下一个目标。

我们从来没想过要害人，但却不得不学会如何提防人！

呜呼哀哉！

在如今，你还会选择买一台相机吗？

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爸从深圳带回来一台奥林巴斯，那是一台使用 135 规格胶片的傻瓜相机，在往后十年的时间里，它承担了记录一家人的影像的重任。

那时候，一台胶片或是数码卡片机，是一个家庭在温饱外重点考虑的「家具」之一。

时过境迁，人手一部的智能手机已经在影像上卷出了花，不说动辄一英寸的大底与三摄四摄的旗舰影像，价格更为友好的中端机也可以拍出清晰优质的照片，更别提手机作为多功能设备，更擅长数据传输、回看整理、社交媒体分享等等任务。

在「记录生活」这份工作上，手机已经足以负责，并能做得更好。

对于专业摄影师而言，手机还满足不了超高的解析力、可更换镜头系统、14/16 Bit 色深等需求，相机依然是必需的工具，这部分用户是厂家的核心用户；但对于普通爱好者或是更纯粹的家庭影像记录者而言，手机的升级也有着足够大的诱惑力。

愿意掏钱去买一台额外的相机的人，也随之越来越少了。

这张图表，无论谁来都看得明白，相机市场已经进入最低谷，甚至有行业内人士预测：

在五到八年内，除了极少数高端机型，其他相机会彻底消失。

虽然时代的浪花很难抵御，但相机厂商也不乐意眼睁睁看见自己的市场被蚕食一空。

于是，厂商们开始寻找一条新的路径，想方设法地避开海浪的冲击。

如今的困境，有两家欧洲相机厂商已经提前遭遇过了。

在胶片时代与数码时代更替时，徕卡与哈苏这两家厂商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

这两个品牌都曾以专业性与可靠性为自己赢得赞誉：徕卡制造了第一台商用 135 规格胶片相机；哈苏则随人类进入太空，拍下阿姆斯特朗在月球的第一个脚印，两者的功勋奠定了自己在胶片时代的标杆地位。

但在数码浪潮的冲击下，以前的荣誉不足以成为坚实的堤坝，被日系厂商的电子化相机一举冲毁，徕卡与哈苏先后宣布重组几经周折后，一家花落大疆，一家归于 ACM 与黑石集团（它还投资了范思哲与希尔顿）。

在被收购后，两家欧洲厂商开始了新的尝试：由于在电子技术上已经失去了竞争力，只能再从自家特点上寻找别的优势。

于是，上百年的相机文化成为了两家厂商的救命稻草，哈苏与徕卡选择将相机作为企业文化与相机文化的载体，贩卖这份「情怀」。

用徕卡举一个例子。

徕卡相机曾因其便携性和高质量，成为众多新闻和纪实摄影师的首选。亨利·卡蒂埃-布列松便是其中之一，他在上世纪 30 年代提出了「决定性瞬间」的概念，主张摄影师应在场景中人物、光线和构图达到最佳状态的瞬间按下快门，捕捉稍纵即逝的画面。

布列松通过徕卡相机践行这一理念，创作了无数经典作品，深远地影响了后世的摄影师。徕卡因此被认为是捕捉「决定性瞬间」的最佳工具之一，其品牌形象也与高端纪实摄影紧密结合，成为最佳卖点。

著名的人文摄影师塞巴斯蒂安·萨尔加多提到：

徕卡相机代表了一种对摄影艺术和文化的深刻理解。徕卡在推动摄影文化方面的努力，使得它不仅仅是一个相机品牌，而是一种艺术表达的象征。

换而言之，徕卡出售的已经不再只是相机，而是背后所代表的摄影文化。

在 2021 年与 2022 年，徕卡的销售额连续增长了 16% 与 9%，哈苏虽然没有公开自身的销售数据，但至今仍需要排队的镜头足以表明情况。

徕卡与哈苏，经历了坎坷的探索，证明了这条路可以走通——厂家将自己的故事与文化打包成产品，而用户通过付更多的钱，去购买这些工具属性之外的额外附加值。

品牌「升维」之路

有了哈苏与徕卡遭遇的前车之鉴，日系厂商开始未雨绸缪，为有朝一日的「式微」做准备。

现在，这一天来了。

尼康进入航空航天领域；佳能占领办公器材、富士与奥林巴斯杀入医疗市场…… 日系数码厂商纷纷凭借自己擅长的技术进入到更大、更有发展空间的领域。

除了对外寻找更多的机会，相机厂商对内开始学习徕卡与哈苏曾经走过的路。

2011 年，富士推出了一台在彼时相机市场有些「特立独行」的相机——FinePix X100。

在数码相机销量的尖峰时刻，这台复古相机出现在 2010 年的 Photokina 展会上，并于 2011 年 2 月正式发布，除了一些专业摄影师选择作为备机外，只在从胶片时代走来，尚有旁轴情怀的「老玩家」群体中引起关注——对于大多数用户来说，那时候的军舰头才是专业与高端的代名词。

从专业角度来看，这台相机实在过于像个玩具——没有合适的人体工学、银色的漆面（普遍认为，相机外观低调更有助于拍摄）、非单反结构、复古的参数转盘、不可更换镜头，在才推出的时候，甚至只支持拍摄 JPG 照片。

只是没想到，这台「玩具」，反而让富士成为第一位找到方向的相机厂商。

2022 年，这个相机市场有史以来最萧条的时间里，FinePix X100 的第五代继任者 X100V 凭借巨大的热度迅速出圈，一度加价 50% 都一机难求。

与徕卡和哈苏相似，富士也有自己的文化底蕴：在胶片时代，它除了与哈苏联手生产过 XPAN 这样的传奇机型，更是唯一可以与柯达抗衡的胶片制造商，在胶片品种上全面对标柯达，前后生产了七十多种胶片，一度在全球市场上逼近柯达的市场占有率，拉开全线竞争。

而现在，富士将近百年的相机技术与胶片积累摆在了 X100 系列相机上，而它也没有让富士失望——不仅把同为 X 系统的其他型号带火了一把，也让很多曾经对相机不感兴趣的人来了解富士的「胶片模拟」与机身设计，并为之买单。

玛格南图片社的摄影师大卫·艾伦·哈维曾长期使用富士 X 系列相机进行创作，他提到：

富士相机的设计与胶片模拟让我回想起了胶片时代的拍摄体验，同时又能满足现代数字摄影的需求。

在今年早些时候的采访上，CEO 后藤祯一丝毫没有掩饰富士的企图：

富士要保持自身品牌力，就像德国的徕卡一样。

换而言之，富士也企图让自己的相机「升维」——成为自家胶片文化与历史的载体，再出售给认可这些理念的人。

选择这条道路的日本公司，不止富士一家。

尼康在 2021 年与 2023 年前后推出了自家的复古无反相机——Z fc 与 Z f。

这两台相机虽然还保持着较高水平的性能参数，但从专业角度已经抛弃了很多工具属性——比如握持感与操作，但尼康将经典的 F 系列胶片机身回归，也受到了大家的认可与追捧。

这条「升维」之路，黑胶也走过。

在二十世纪后期，随着磁带与 CD 的兴起，黑胶逐渐被淘汰，到了二十世纪末，音乐产业全面转向了数字音频格式，黑胶成为一种小众与复古的收藏品，生产和销售量趋近于零。

二十一世纪，黑胶却慢慢复兴起来，千禧一代对「有实体的音乐」以及背后代表的音乐文化展现出浓厚的兴起，甚至有歌手开始继续出版黑胶专辑。

专门为歌手制作黑胶唱片的公司中，最为知名的一家是 Vinyl Me, Please。

这家公司为各种艺术家和乐队制作定制黑胶唱片，还会与一些知名歌手（如 Taylor·Swift）合作发行特别版或限量版的黑胶唱片。

VMP 的联合创始人 Cameron Schaefer 曾在采访中表示：

黑胶唱片不仅仅是听音乐的方式，更是一种体验。你不仅是在听音乐，你是在接触艺术，触摸历史，感受音乐家在创作时的心境。

简而言之，黑胶也和相机一样，从单纯的音乐载体，变成音乐文化、理念与乐曲的象征了。

相机在式微，但相机品牌在升维

直到现在，富士 X100V 的继任者 X100VI 已经发布半年时间了，依然需要加价在二级市场购买，而尼康 Z f 与 Z fc 也吸引着源源不断的视线。

购买他们的人并非都是摄影爱好者，他们并不关心相机的工具作用，也不看重相机的性能与参数，而是它带来的附加价值。

这些附加价值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个体的使用感受：相机带来的仪式感、色彩以及拍摄时提供的正反馈，这台相机让人们愿意带它出门，人们就会选择它。

《连线》杂志的创始编辑 Kevin Kelly 就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

最好的相机就是你随身携带的那一台，因为只有随身携带的相机才能真正捕捉到瞬间的美好。

此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文化、历史与理念，用户认可这些内容，就会购买相应产品。

简而言之——一些商品已经成为了「文化资本」的载体。

文化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概念：

文化资本不仅是学术知识和技能积累，它还包括了人们的品味、习惯和文化背景。

相机「升维」，就是成为物质文化资本积累的载体：用户通过购买自己喜欢的，有长久历史或代表了某种摄影理念的相机，为自己打上一个「身份标签」，以便在群体中迅速找到自己的位置与同好。

蕴含文化资本的产品无处不在，哪怕是工具属性最强的东西，一样有自己所代表的文化，你所选择的每个产品，都在帮你打上身份标签。

一台相机、一张黑胶，无一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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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持续大半年的劝导，太太终于同意我给她换一台新手机，用来替换掉手上这台已经被生活摧残得不灵光的旧手机。一开始她很不愿意，一来觉得还能勉强接着用，其他开销的优先级都远高过于她自己；二来也是从小到大被上一代人灌输的那种「自己不配」的心态，总说算了算了。直到最近聊到自我能量的进出，她才终于把自己的优先级往前挪了挪，我也才有机会给她换新。

挑型号的时候，为了避免她有价格上的心理压力，也因为她多次强调不要高配置，加上她大部分的使用场景里没有很明显的电量焦虑，所以我推荐了 iPhone 13 mini 给她。她之前也在店里上手试过，小巧的手感和屏幕尺寸都很合适。尤其是把 mini 和现在用的 7P 放在一起时，mini 这个与 6s 相当的体型里装着和 7P 一样尺寸的屏幕，平衡的尺度是拿捏得相当好的。

于是她同意了。

上周一看了下取货信息，显示深圳益田店里没有现货，要从广州寄过来，于是我就计划周五再下单，周六可以直接寄到家里。但周五我再看的时候发现，已经变成了店内有现货，于是我果断下单，趁着中午休息的时间直接去店里提了。

为什么选白色？

其实一开始也看了别的颜色，曾经犹豫过红色、粉色和绿色。但实际看下来以后，一是觉得这一款的红色不够正，绿色又偏黄有军绿色的感觉，粉色又太淡了，质感不足；二也是觉得为什么女生非得是红和粉呢？所以最后，按照实际的颜色表现，挑了她觉得真机表现最好看的白色款。

其实她之前的 7P 也是黑色款，并没有选那些所谓的女性颜色。

这也是我多年来对一些数码厂商的做法表示高度质疑的点：女性一定得被特殊处理么？

如果女性就得用女性手机，那么从逻辑上来说就应该有所谓的男性手机。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哪个厂商会这么做产品和宣传，唯独把女性作为一个单独的点拿出来营销。当我们习惯了「女生是粉色，男生是蓝色」的时候，其实忽略了在一百年前，蓝色是女性的颜色，而男性是拥有红色的。颜色和性别的关系，完全是被文化构建出来的，是纯属虚构的产物。

任何人选择一款产品，应该是基于自己的需求，而不是被文化构建，更不该被消费主义用概念绑到某个象征的座位上。设计师在考虑产品的时候，重点的也该是产品如何满足场景中人的需求。人与人之间客观的差异应该被看到和重视，但为了细化市场而刻意构建差异以降低设计的包容性，这是不该鼓励的。

至少我们可以从挑选颜色开始，把「粉色适合你」换成「你喜欢哪个颜色」。

问题来源：为什么大多数人不能接受《海贼王》橡胶果实变成尼卡果实？

我的观点：

因为尾田既坚持了热血王道漫的套路，又打破了读者既定的期待和幻觉。

无论你作为个人是否承认，但你无法否认一件事，人们喜欢看热血王道漫的一个基本心理预期是：把自己作为故事的主角代入进去，感受那种拼搏到最后，获得成功的痛快！但这个故事套路在大部分人的心中有一个基本模板，那必然是由下至上的成长与逆袭，因为这是绝对多数读者的真实愿望。人们知晓自己的渺小，但渴望成功，这才造就了这类题材的大热。不接受「尼卡」并非不接受这个名字，而是不接受「自己无法继续代入」，无法继续成为「由无名之辈进阶到封侯拜相的故事主角」。人们所失望的，是「那个王不是自己」。

想必很多人不同意这个观点，但我想提三个问题，请各位一起想一想：

1、艾斯死的时候，岩浆凌驾于火焰之上，可以接受吗？

2、获得了同一颗果实的萨博所打出的炎帝，和艾斯的是一回事吗？

3、香克斯能结束顶上战争，五老星也得给面子，真的是面子果实吗？

我的一些浅见是：

一、多数人并没有因为艾斯的死而质疑果实上下级的关系，最核心的原因在于，几乎没有读者会把自己代入到艾斯的角色里，不会觉得自己的愿望无法达成而失望和愤怒。因此可以比较冷静地从旁分析果实上下级的合理性，去理解这个设定的前因后果，甚至认为尾田这么画是故事推动到此处的必然，是故事的神来之笔。

但其实岩浆是高温融化的石头，火焰是氧化反应的表象，两者根本不在一个维度上，除了温度高低外并没什么关联，但没人会在乎这种类型的 bug，因为它不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没人会觉得自己是艾斯，给我个差不多的理由就行。

二、如果两个人拿到同一颗果实后，施展出的是不同的招式，那么我们可以说，个人对果实能力的开发至关重要；如果两个人施展出的是同一种招数，只是训练强度不同，造成的效果强弱有差异，那么，个人对果实的开发就不是那么关键的，而是训练的效率更为重要。

回到艾斯和萨博的例子上，这一招炎帝，是属于艾斯的，还是属于果实的？

很显然，既然萨博能够打出和艾斯差不多的炎帝，那就意味着，炎帝不是艾斯的专属，是任何一个拥有这个果实的能力者都可以训练出来的一门技术。那么，作为一门技术，它能否发挥出强大的效果，是取决于果实本身，还是使用果实的人？我相信黑胡子很清楚这个道理，否则他不会那么执着于获得白胡子的果实，更不会坚持要打造最强的全员能力者海贼团。因为他是懂得技术的价值与人的关系的人，不然他干嘛要隐藏那么多年，一心选定暗暗果实呢？尾田把手术果实安排给艾斯的话，合理吗？

再进一步，既然贝加庞克能够复制果实能力，能够把血统因子工程化，那就意味着无论是果实还是种族，在海贼世界的设定里就是科技树的一部分。但凡是科技，是刀杀人还是人杀人的争论就绝对不会停止，但无论怎么争论都必须正视一件事：没人使用的科技，啥也不是。

换句话说，尼卡这门技术可以交给任何人，但最好是路飞。

因为那么强大且令人发笑的能力，最好交给最纯真的那颗心来驾驭。这样的剧情安排才合理，否则这个从一开始就贯穿至今的「Joyboy」到底「Joy」在哪里？让巴基来 Joy 大家吗？一个胆小怕事的真小丑，你觉得能够让大家 Joy 起来吗？还是交给黑胡子这样的终极大恶，最后用橡胶锤打扁他？

我相信 Joy 不是那么肤浅的快乐。

它最好由一个没心没肺、吃人一口饭就念着报恩的傻子来实现。

三、比起路飞的宿命，这个红发男人的宿命就不值得失望和愤怒了吗？

这个男人串起了消失的一百年、月球文明、世界政府的巨型草帽这种超巨大的谜团，这样的人会因为一个村子的小孩吃了个橡胶果实不能游泳就舍弃一条手臂？已经把新世界的希望堵在这种事情上了，哪个脑回路清晰的作者会把解题的重点放在刻苦开发果实能力、卷赢其他能力者这个方向上啊？

大家都是东亚文化圈里熏陶出来的人，尾田会真心觉得卷是路飞的出路吗？香克斯和路飞一出场就把牛吹那么大，一个随意进出世界政府的面子人，咱们平心而论，他罩着的主角要只是个逆袭屌丝，你觉得这样的安排跟玛丽苏/杰克苏有什么区别？

宿命，不是原罪，无力面对宿命才是。

假如后期的剧情，路飞成为尼卡果实的表演者，失去了作为他自己的个性，没有主导和实现自己的想法，那么我会说很失望；如果接下来的路飞依然是那一千多话的没心没肺大笑、快意恩仇不拘小节的大傻子，做判断的依据仍然是他的纯真内心，那他就是尼卡的主人。

很多人觉得自己只要也拥有了一个亿，就也能干出一番伟业来。这是宿命论者们最喜欢相信的谎言，也是被宿命打击时最容易失望和放弃的原因。但事实上不是的，你拿着顶尖的武器，没有使用它的方法和能力，你什么也做不了。

海贼世界里，哪个能力者的果实和他的个性不是对应关系的？这就不是宿命了？这有一颗果实，无论什么属性，是它主宰你，还是你主宰它，这才是宿命与否的唯一判断。

我不认为随着剧情的推进，尾田一点点把世界观和科技树铺陈开，这有什么问题。尤其是当你知道，古代的科技远超今天，此时的科技全靠考古的时候，一切都说得通了。那么果实这种科技产品，作为一项工具被人使用，就一定不会是卷中之卷的通关秘籍。

路飞拿了一手好牌就令人失望么？

不是的，他把好牌打烂了才令人失望！如果没有前面一千多话的历练，那么尼卡果实就是个普通的橡胶球，路飞也不过是个不会游泳的普通人；为什么在打凯多的时候觉醒，恰恰是因为凯皇才配得起这个巨大的份量，只有被三番五次打败后的路飞，才有机会完成历练，让尼卡成为尼卡，让自己成为配得起尼卡的那个人。

路飞正在成为可以直面和挑战宿命的那个人，把自己代入到主角视角的读者，也应该有这份心情和觉悟，才能体会到「命运管不着老子」的热血王道漫之精髓！尾田是真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