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编辑注：原文2020年5月19日发表于“国际特赦组织”中文官方网站。

采集十指指纹、双眼虹膜、DNA，这听起来像是科幻片里的情节，我从未想过会这么快发生在自己身上。

我来自新疆，汉族人，尽管考上大学后离开，我每年都会回去一两次看望亲友，新疆永远是我的家乡。两三年前的冬天，当我被通知要回新疆办理“第三代身份证”采集生物信息时，我深切感到新疆是我身上不可抹去的一个印记。

办理那天人很多，但只有三位警察办公。我进去时，负责拍照的警察不停地跟一位烫了头发的中年女性说，“你把头发压一压，太高了，我这照不全”，那位中年女性说，“我已经压了半小时了，要不你帮我p 一下吧”，警察无奈地将电脑屏幕给她看，“都快p 成光头了，还是照不全啊！”全场哄笑。

但我至今记得在众人的哄笑中感受到的荒诞，对于生活在新疆的人来说，这一切改变越来越习以为常。

每个来排队的人都是从照相开始的，可是每个照相的人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好不容易过了照相关，采集指纹的机器总是识别不出指纹，每过一阵它都会大喊“请同时按捺左右手拇指”，然后用维语再大喊一遍。负责采集指纹和虹膜的警察时不时提醒按指纹的人，“你的手太干了”。采集虹膜的时候，她会说“看红点”，拿着虹膜机器的人往里看，果然有个红点。有一次，她跟被采集虹膜的人说，“你的眼睛怎么是歪的呀？”全场又哄笑。

最后一步是采集DNA，在手指上扎出血，沾在写着你身份证信息的试纸卡片上，警察在结束的时候轻声一句“好了”，你就可以用棉签捂着手指出来了。

所谓的“第三代身份证“我最后并没有拿到，也许只是把我召回来采集生物信息的幌子。

但我至今记得，在基层工作人员的无奈与众人的哄笑中感受到的荒诞，相似的场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上演，像是对监控公民这个宏大目标的消解，而对于生活在新疆的人来说，被消解掉的更是个体的警惕——即这一切改变越来越习以为常。

新疆——中国最安全的地方

不只一位亲友跟我说，新疆是中国最安全的地方。这甚至是有些新疆人引以为傲的成就。

这几年，每回一次新疆，我感受到的氛围都要收紧一些，受到的管制都要更多一些。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进到任何一座建筑中：餐厅、商城、电影院、医院、超市等等都需要通过安检，一道检查包，一道过人，还要刷身份证。所以亲戚们经常开玩笑说，在新疆，没有身份证你连小区都出不了。

有一年冬天，我和家人去加油站，因为加油站只能允许司机一个人进入，其他乘客要下车步行到出口等加完油之后再上车。我只好在零下二十几度的寒冬里走下车，走到出口瑟瑟发抖等车开出来。

十九大期间，乌鲁木齐街上有很多专门检查手机的警察，如果发现你的手机上发过什么“反党言论”，就会受到处置。

体制内的朋友，工作也变得如履薄冰，每个单位都重点盯防那些不抽烟不喝酒的少数民族，认为他们“有问题”。一位在国企工作的朋友，成了“访惠聚”的成员，被安排住在少数民族家中，和他们同吃同住，“培养民族感情”，一起“学习”，甚至连过年也不能回家。

当我向家人、朋友表示对这些措施的不理解时，往往获得的回答只是一声叹息，“这就是新疆啊”。有时候我觉得我离开那里已经太久了，所以这一系列大家习以为常的管制才让我无法忍受。

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界限

刚离开新疆的那些年，我都在逃避这个印记，因为在新疆之外，这个印记意味着意想不到的麻烦、污名，同时也是“偏远、落后”的代名词。但是在新疆，汉族算是享有一定特权的个体。对少数民族的生活，我没有切身体验，却都看在眼里。

春节回家过年时发现，非本地的少数民族出火车站必须有单位持介绍信，或亲属写保证书才能出站。每隔两百米，就有一辆警车；每个单位都被分配了不同数量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维吾尔族），他们是从南疆来的，每个单位必须给他们安排工作。表现不佳的，将被送去某个地方“学习”。

一位朋友告诉我，十九大前后，他们单位很多少数民族（主要是维吾尔族）突然消失了，朋友、家人、同时都不知道ta 去了哪里，直到几天后才传出消息，说这些人已经被抓，至于为什么被抓，原因五花八门：不配合安检，发表过不当言论，以及此前有案底的不管有无再犯，都一律被抓。而所谓的案底，并不仅是那些犯过政治错误的人，曾经有偷盗、抢劫等犯罪记录，或曾留过“不符合政策”的大胡子的少数民族，都因为十九大被抓了起来。

在这充满偏见的社会结构之下，我们之间的关系如此不平等。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个制度的受益者，同时也天然带着那些偏见与歧视

在生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没有歧视少数民族。还记得小学时，我和两位维吾尔族男生特别要好，他们比我强壮很多，每天放了学就教我翻双杠，我们每天分享同一袋零食，喝同一瓶水。但偶然得知一位高中同学（汉族）的专业是维吾尔语。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要学维语？那有什么用？” 从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生长在这充满偏见的社会结构之下，我们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如此不平等。我作为一个汉族，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个制度的受益者，同时也天然带着那些偏见与歧视。

许多年以来，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所展现出来的新疆人，都是以能歌善舞的维吾尔族人为主要形象的，在每年三月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少数民族一定会穿着传统的民族服饰亮相，这种单一刻板的形象让人们失去了了解这个民族真实生存状况的可能，看不到他们的困境和真实的社会地位。

就像是我身边的长辈都非常喜欢新疆舞，但他们似乎从未把那些跳新疆舞的维吾尔族和身边存在着的维吾尔族联系起来。 一位在工厂工作的亲戚无意间提到厂里的少数民族学技术太慢，觉得他们没有汉族人聪明，另一位在大型资源型国企工作的朋友说，他们的单位根本没有少数民族，也不打算招聘，还有一位同学跟我提到，她坐火车最讨厌“遇到维族”，因为他们“又吵又臭又脏”。

“牺牲一代人”

有一年我心血来潮想要回母校看看，发现母校的围墙上，都用铁丝网围了起来，也许不了解的人，会把它当成一所监狱。我看着这个我曾经学习多年的地方，心里感到悲哀极了。现在的那一批学生，会不会把铁丝网当成理所当然呢？当他们毕业，长大，去到其它地方，看到那些没有铁丝网、没有围墙的学校和建筑，他们是会感到自在和自由，还是会大骂那里不在意人们的“安全”呢？

这几年，我越来越发现自己对新疆几乎一无所知。那里的文化，那里的历史，那里发生过的一切似乎都在一点一点的消失。

现在新疆所实行的政策，就是要“牺牲一代人”，而牺牲的这一代人，包括少数民族和汉族。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都是命运的共同体。

我曾在火车上遇到过一位在新疆政府部门工作的人，他很直白地告诉我，现在新疆所实行的政策，就是要“牺牲一代人”，而牺牲的这一代人，包括少数民族和汉族。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都是命运的共同体。

对于大多数新疆的汉族人来说，最实际的自救方式，大概就是沿着这条漫长的体制爬啊爬，其中一些，可以爬出新疆，爬到其他地方，然后在那里小心翼翼地掩藏起自己的口音，了解当地的人情世故，融入那里的文化。

对于新疆的少数民族来说，很多人甚至没有条件选择这条路。对被“牺牲一代人”的我们来说，或许只可以借着那些零碎的片段来拼凑记忆中的故乡，那是我们回不去的新疆。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女权学论：是由“一群海内海外学习和研究女权主义的人”建立的网络社群，旨在“分享对女权主义思想的激情和热爱”和“追求社会公正、人类平等、生活正义”。该组织每月会发布《女权学论电子报》，第一时间向读者提供活动预告、回放、性别新闻、学术资源等讯息。

自由娜拉NORA：是一个缘起于“铁链女事件”民间行动的独立媒体，持续关注和监测中国人口贩运和精神障碍权益的最新新闻和政策动向，推动相关问题的政策倡导、学术交流和公共传播。

一、世界最大太阳能电厂正在为维吾尔人种族灭绝漂绿

近日，位于纽约、专注于气候变化的杂志 Atmos 发布了一篇文章，探讨新疆建成世界最大太阳能电厂背后的争议与隐忧，也批评了西方气候活动家、可再生能源倡导者等人无视维吾尔人权问题的虚伪行为。

据悉，该电站于 2024 年投入使用，规模高达 3.5 吉瓦，占地超过三万英亩，其发电量相当于欧洲国家卢森堡全国的用电量。文章指出，该项目一经推出便得到了国际媒体与环保组织的盛赞。

澳大利亚非政府组织 Climate Energy Finance 的能源政策分析师董旭阳 (Xuyang Jess Dong) 表示：“这个项目向世界表明，随着太阳能电池板和太阳能组件价格的大幅下降，技术创新可以使太阳能项目更上一层楼。”

然而，作者称这些专家和机构却完全忽略了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这一清洁能源“壮举”坐落于维吾尔人的家园——新疆。自 2018 年以来，有证据显示中共当局正在对当地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

作者引述多位流亡海外的维吾尔族裔人士，如阿巴斯（Rushan Abbas）与伊尔特比尔（Elfidar Iltebir）等人的观点。他们认为，这座太阳能电站非但不是“绿色转型”的荣光，反而是中国长久以来对维吾尔土地、文化与人民施行压制、剥削与殖民政策的延续。他们指出，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中国政府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便不断向这一地区移民汉族人口，控制土地与资源，挤压维吾尔人的传统生存空间。在他们看来，新疆的自然富饶——煤炭、石油、硅材料与矿产等资源——长期被中国政府利用以满足经济和工业野心，却没有让当地维吾尔人受益。今日的巨大太阳能电站不过是在清洁能源的幌子下继续这种剥夺与控制。

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所谓的“绿色漂绿”（greenwashing）。本应抗衡化石燃料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却被用来粉饰和掩盖人权侵犯的罪行。作者强调，虽然国际气候政策专家与环保人士急于看到中国加速推进可再生能源以期减缓气候变化，但他们却忽视了项目所在地的社会与人权代价。

这些智库普遍称赞中国太阳能产业，然而“当被问及维吾尔族的人权问题时，中国能源政策分析师董旭阳 (Xuyang Jess Dong) 和气候能源财经都拒绝回答”。

文章指出，这一太阳能发电场的宣传资料中没有出现任何维吾尔人的身影与声音，更未提及他们的权益与利益。相反，电场建设与管理都主要掌握在国有企业手中。

作者称，中国在新疆的太阳能产业与煤炭使用紧密相连：受补贴的新疆煤炭为太阳能面板的制造提供了廉价能源支持。这意味着所谓的“绿色转型”并未真正摆脱对高碳能源的依赖；相反，它可能只是旧有资源掠夺模式的再包装。作者援引人权商业资源中心（BHRRC）的报告显示，清洁能源企业在人权保护方面整体落后，尤其是中国相关企业未能就土地权、劳工与原住居民权益等问题建立充分标准与透明度。

应对这种局面，作者提出“自由、事先知情并同意”（FPIC）这一国际原则，以确保当地社区对项目规划有话语权和参与度。然而，在新疆全面的国家管控和人权侵害背景下，FPIC 原则根本无从落实。

最后，文章将新疆的案例与其他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相似问题联系起来。在西藏、内蒙古等地，大型清洁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同样引发对当地语言、文化及生态的严重冲击。由此，文章得出结论：气候变化的应对不应以牺牲少数群体的权利、尊严和文化为代价。如果“清洁能源”的扩张忽视基本人权、未惠及当地居民，并持续压制、驱逐和同化原住民族群，那么它仅仅是换了面貌的资源掠夺与殖民行为。

因此，作者呼吁国际社会与环保运动者正视这一问题：在称颂中国“清洁能源”进步的同时，也须直面背后的种族灭绝现实与人权侵害。只有当能源转型与人权保护齐头并进，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与公正的未来。

二、哈佛学者：“对华强硬”已经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政治正确”

2023 年春，美国国会成立了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the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其听证会引发了对美国对华政策一致性的担忧。CNN 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 (Fareed Zakaria) 将这种一致性比作“麦卡锡时代”，认为这种“群体思维”可能导致军备竞赛或战争。

哈佛大学博士 Michael Cerny 和普林斯顿大学副教授 Rory Truex 近日联合发布了一份对美国外交政策人士的调查报告。报告发现，尽管对中国作为“竞争对手国家”的定位基本达成共识，但对具体应对措施仍存在多样化看法。

作者对 495 名外交政策专业人士进行了问卷调查并进行了 55 次访谈，得出了三点发现：

首先，尽管倾向于共和党、白人、男性及具有军事背景的专业人士更容易表现出对华政策的“鹰派”倾向，但各政治阵营间态度彼此交织，内部差异巨大，难以简单归类。许多“威胁感知”上的强硬者在具体政策建议上未必如此强硬。总而言之，大家普遍对中国的定位和认知具有共识，但如何应对则看法不一。

其次，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感受到了职业和社会压力。他们表示，自己受到压力只能发布“鹰派观点”而非真实看法。这种压力尤其体现在持温和立场的人群中，如希望进入政府的年轻专业人士及女性、少数族裔等边缘化群体。其中，亚裔和华裔美国人面临更高压力，他们不仅需要强调对美国的忠诚度，还常被低估其专业能力。

最后，压力导致了对华政策建议趋向鹰派化。一些受访者在实名情况下更倾向表达“美中对抗”的观点。访谈显示，许多人在公开和私下表达的观点并不相同，公开场合更倾向使用鹰派语言，以迎合当前政策框架。这种“话语镜像”使得鹰派观点被放大，而温和立场被忽视，形成了一种“多元无知”现象，即公众高估了“鹰派”的支持度。

最后，研究者认为，尽管存在广泛的观点分歧，但公开场合的讨论未能充分展现多元声音。因此，针对这一现象，他们建议通过鼓励质疑假设和促进健康辩论来提升决策质量，从而避免“群体思维”对外交政策制定的潜在危害。

三、中国民主季刊：纪念香港自由的捍卫者张语轩博士

2024 年 7 月 29 日，知名香港法学家张语轩博士因病去世。《中国民主季刊》特别发布了一篇悼文以纪念他对香港民主自由的奋斗和坚持。

2024 年 7 月 29 日，我们痛失了张语轩博士——一位卓越的学者、法律专家以及香港法治、人权与自由的坚定守护者。张博士的离世不仅令学术界失去了一位才华横溢的研究者，更让关心中国与香港问题的人权坚守者失去了一位无畏的声音。张博士为《中国民主季刊》所做的一个访谈，是他留下的最后作品。

张博士于 1986 年 6 月 5 日生于香港，后随父母移民加拿大。尽管移民海外， 但他对故乡始终爱的深沉。他在香港工作和生活了 20 年，见证了这座城 市的变化。张博士在推动香港的法治与自由方面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坚持。 他不畏挑战，始终坚定地为香港发声。他的同事和朋友们始终记得他对自 由和民主的坚定信仰，称他为“法治的守护者”和“捍卫香港的勇士”。 无论是为香港的未来抗争，还是在国际社会传播香港的困境，他都毫不动 摇地为自由而战。

作为加拿大皇后大学法学院的助理教授，张博士专注于国际法、比较宪法与人权法。1 他的研究揭露了中共政权如何滥用法律，侵蚀香港的自由过程，尤其聚焦于 2019 年反送中运动和 2020 年《国安法》实施后的急剧变化，直言不讳地批判了中共政权的打压。正如他在完成于国安法实施前几天的博士论文《滥用的法律主义》(Abusive Legalism) 中所尖锐指出的那样，新威权主义者把法律当作工具，表面上维护秩序和公正，但实际上却用来迫害或控制他人，法律不再起到应有的保护作用。张博士早在 2014 年就预测到了香港的陷落，并不断警醒世人。他的学术成就对全球的法律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产生了广泛影响。

作为学者，张语轩的锐利与勇气得到了同事和朋友的高度评价。在学术界，他的朋友和同事普遍认为他是一位温暖亲切、充满智慧、风趣幽默且无畏真理的人。在皇后大学任教期间，张博士是一位热衷于激励和引导他人的导师，深受学生的喜爱。

张博士参与的最后一个学术项目是代表《中国民主季刊》对戴大为 (Michael Davis) 教授进行专访。2 在这次访谈中，张博士和戴教授深入探讨了北京对香港的专制干预如何导致自由的沦陷。他与戴教授一起剖析了《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原本对香港法治的承诺，如何被强加的《国安法》一步步侵蚀。戴大为教授评价道：“Alvin 认真阅读了我的书，提出了很多出色的问题，促成了一场难忘的对话。我非常享受与他共事，会怀念他的智慧和风趣。”

张语轩的离世对于朋友、家人、同事和整个学术界、人权界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但他的勇气、智慧和对自由的坚定信念将永远铭刻在所有认识他的人心中。我们对他的母亲 Minnie、他的遗孀王爱玲 (Alyssa) 和他的女儿张嘉礼 (Elizabeth)、张嘉乐 (Margaret) 深表慰问。我们将永远怀念这位为法治与人权事业献身的学者与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