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在职的最后一天，位于伦敦的主编Gordon Fairlough，来到了香港亲自对我传达这份裁员的消息。他说，这项决定是基于组织重组。”

今年7月，香港记者协会（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简称记协、HKJA）主席郑嘉如（Selina Cheng）遭雇主《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解雇，在本地媒体界引起大量讨论，也引发许多对于外媒在中国与香港政府压力下，自我审查的担忧。

事件起因于6月22日，香港记协改选执委会，华尔街日报记者郑嘉如当选主席，同席间还有多名包括BBC等外媒记者当选执行委员。

然事隔不到一个月，7月17日郑嘉如却遭雇主《华尔街日报》解雇。同日稍晚，她在记者会表示，公司称“内部组织重组”而解雇她。不过她表示，事实上今年稍早，公司高层已多次“建议”她不要参与选举。

在X上，她写下声明，说明详细的事件缘由：

“今天，我被《华尔街日报》解雇了。我感到震惊的是，我在记者协会新主席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宣布自己被裁员，原因是我接下了担任主席的工作。

大约三周前，资深编辑发现我准备竞选HKJA主席，在英国的主管就指示我不要参选。她也同时也要求我辞去执行委员会职位——这是我从2021年就开始担任的职务——即使华尔街日报在我入职时，就已知悉并同意了我的这个身分。（中略）我拒绝了她的要求，随即立刻被公司告知，这与我的工作‘并不相容’（incompatible）。”

《华尔街日报》并未对这些信息做出直接回覆。在执委会参选前后，也有多名执委候选人或当选人陆续退出，让外媒评论更担忧香港的新闻自由。

然而，这并不是香港发生的唯一一起类似事件。根据郑嘉如在记者会说法，另外辞职的几名记协执行委员，部分决定也和他们所属媒体的施压有关，“我充分理解他们的理由，他们担忧面临到跟我同样被解雇的遭遇。”

“所以，我希望我站出来说这件事情，可以让未来记者的群体有比较多贡献，让他们不要害怕。我也觉得自己在这个角色的重要性，是给其他记者起一个激励的作用。我也希望其他传媒的雇主，可以看到这样做，真的是违反人权，也违反法律的。”郑嘉如说。

香港缩减的新闻空间，与外国媒体的离去

在过去，香港一直是外国媒体在东亚设立媒体总部、或重要据点的首选。然而，2019年反送中运动、2020年香港国安法通过、2024年《基本法》23条立法通过，期间陆续发生多名新闻工作者遭到检控和逮捕的事件。过去五年来，包括中国、香港、台湾、乃至东亚地区的外媒部署，也产生诸多变化。

香港记协作为香港的记者工会组织，其前任主席陈朗昇，曾在《美国之音》受访时指“从2021年《苹果日报》、《立场新闻》、2022年众新闻结业；至2024年《香港基本法》正式生效，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华尔街日报陆续关闭或迁移香港办公室员工，可以看见不仅是本地媒体受到政治环境改变逐渐萎缩，外国媒体也考虑撤资离开。”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任23条“应变反驳队队长”后，多次谴责包括《彭博》、《泰晤士报》、《华盛顿邮报》、自由亚洲电台等多家外国媒体，指其“引述‘错误’评论。”并认为：“如果作为外部势力，有心抹黑的话，不论是否犯法，这个我们慢慢研究。用这些来误导香港市民，恐吓香港市民，这并不是事实！所以我必须作出反驳。”

2020年以后，许多外国媒体陆续撤离，或缩减香港办公室。而许多西方编辑台对于处理香港议题亦趋于保守。郑嘉如在接受歪脑采访时，谈及自己之所以被解雇的原因。她指出：

“可能因为是（记协）主席的位置，让高层觉得性质和之前是有分别的。这两年多以来，管理层也换了，做事风格可能有不同。另一个原因也是，我加入的时候还没有Evan那种事件，在那之后，编辑台的态度可能也转向保守。”（编按：《华尔街日报》记者Evan Gershkovich于2023年3月遭俄国逮捕，2024年8月被释放）

“没有任何一个国际传媒在这可以免于自我审查”

郑嘉如事件大概是外媒前线记者和总部编辑最剧烈的一次对于“未知底线”的摊牌，也令外国媒体及记者在中港两地的生存状况一览无余。对于记者的威胁如今已经渗透进入私人领域，在港的媒体机构同样受到严重影响。

虽然当下郑嘉如因为解雇事件，可能面对因六个月内无法回到传媒工作而对她记协会员乃至主席资格产生影响的问题。但是记协作为工会的工作仍在继续，9月12日，记协便召开记者会，郑嘉如在会上公布香港传媒集体被滋扰的调查。调查发现今年 6 月至 8 月期间，数十名记者、其家人或其家人雇主，被人以不同方式滋扰恐吓；有匿名“爱国人士”发电邮或寄信到记者及家人住址、工作地点或合作机构等，试图恐吓削弱家庭收入来源等，透过施压及孤立记者令他们放弃从事新闻工作或工会岗位。郑嘉如指记协大部分执委受滋扰，她本人和两名家人所属机构也收到投诉。

记协指有关滋扰非针对个别记者，而是有系统针对传媒行业，受影响的记者或机构包括13间国际和本地的大、中、小型媒体，包括记协执委、独立媒体、Hong Kong Free Press、志传媒，以及两间新闻教育机构。

郑嘉如在对歪脑记者的访问中说，“有一些本地媒体、主流媒体，编辑部高层会有跟政府沟通的渠道。他们可能透过这个，去知道现在的红线有哪些。收到信息，叫下属改、下架文章。所以在本地媒体，很多时候，有些敏感信息已经不会怎么样写，或者即使写，但会用更隐密的方式发布。比如虽然发在网路上，但没有放在纸本头版，或是藏在内页、或是用标题少引起目光的方式，去进行报导。”

“比如说，（我的）记者会当天，碰到很大的本地媒体没派人来。后来我发现，记者本来是要来的，但上司说这个题目不用报导。”她说。

她坦言，过去几年尽管政治收紧，但许多新闻工作者对于西方媒体仍抱期待。“大家对外媒，相对还是有很大的期望的。他们通常比较有资源、有时间做深度报导，也有很强的媒体操守要求，是世界各地的员工都需要遵从的规定，相对自我审查比较少，这部分确实是真的。”

然而，近年来，西方媒体在香港办公室的气氛也慢慢改变。关于媒体编辑台内部审查的事情在业界时有所闻。

“我不能直接聊直接的做法，但可能每一个媒体，到了本地环境，都不是存在于（真空的）bubble当中，都会受到实际当地的环境影响。也对于新闻自由的限制，可能也会相应做出一些编辑决定上的改变。”

“不论对于华尔街日报或其他外媒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际传媒，在香港可以100%免于自我审查的。只要你一天有记者驻地，他们的采访自由与限制都会受到影响。”郑嘉如说。

红线当头：外媒编辑台和前线记者不同的考量

相似的状况实际上在中国也持续发生着。

2020年4月，时任日本《读卖新闻》驻中国总局长的竹内诚一郎，发布了一篇标题为《“不能道歉的党”的作茧自缚”》（“谢れない党”の自縄自缚”）的文章，批评中国疫情政策，遭中国驻日使馆大力攻击。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称该文“罔顾事实，恶意攻击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发表文章的半年后，竹内被调回东京总社。

竹内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驻地的外派记者，以及海外编辑台对于驻地现场的政治判断，时常出现不同解读。

“身为记者在驻地的氛围，跟编辑台位于总社肯定会有不同。我们是第一线记者，都希望完成工作使命。所以冒着红线做采访的风险，这个都是任务。但是，在东京的总社工作方法却是不一样的。（编辑台的考量是）要是我被抓了，坐牢了，报社是要负责任的，那肯定，东京会比北京的记者做决定更谨慎。”

不少外国媒体公司在处理海外议题时，为查核消息来源，本就多与当地政府维持联系。然而面对像是中国政府、二十三条通过后的港府，政治的红线该画在哪里？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该如何侧面描述议题？对媒体经营者来说，这些决策顾虑，都成了困难考量。

竹内提到，《读卖》在中国境内仍有多名记者，亦有记者负责广州与香港报导。

“现在香港安全方面的问题，也比以前恶劣很多。如果当地记者加入记协的话，当局可能会采取措施。我个人的意见是，首先保障记者的安全，再保留采访的力量。”

今年稍早，有传闻《读卖新闻》驻北京记者撰写一篇将彭丽媛比为江青的报导，再次引起中国高层不满。他指出：

这几年报导空间也是越来越小，我完全同意。最后在北京的一段时间，我也感受到无奈。以前经常吃饭喝酒的朋友，体制内的、社科院学者、或大学教授，跟他们约吃饭，以前都愿意接受，慢慢地，感觉都不太能约到，采访空间小了、不接受邀请了，听不到当事者的真实声音，怎么写文章。

这也牵涉到外国编辑台如何保护驻地记者，以及与政府当局斡旋的矛盾点。“在（中港）里面，依然有记者观察情况，是非常宝贵的事情。很多撤退的记者都回国了，作为媒体机关，现在要怎么知道在大陆发生什么？虽然没有以前那么自由，但我们还是很需要有人在里面。”

“所以说，我们不得不对采访活动谨慎些。以前的话，很多题目都是可以写的，现在的话，要考虑自己之外，还有采访对象的安全。这也是除了日本外，每个外国媒体，都会面临的问题。”

曾替包括彭博社、《大西洋》、《纽约时报》等多家媒体撰稿的美国自由撰稿人何贵森（Chris Horton），目前长驻台湾。2000年到2012年，他在中国念书与工作。13年到15年间，他赴港担任驻地记者，记录了有关香港占中运动、天安门纪念事件等报导。

“2012年以前，写什么几乎都可以，只要不逾越清楚的红线。像是，在写天安门大屠杀时，我并没有称其为‘屠杀’，而是称为‘1989年6月4日之后的事件’。”

约在2013年前后，中国内部出现了剧烈改变。习近平就任后，发生了《南方周末》新年特刊献词事件，其后中国不仅限制发放外媒采访签证，更陆续出现人权律师、国内外记者、社会运动者的大逮捕或大驱逐。尽管大部分西方媒体中心留守，也有部分媒体工作者开始转移重心，迁往社会运动逐渐升腾的香港。

何贵森回忆：“2013年春天以后，我到香港当记者，那是与在中国写作相比，更自由的时光。当时香港的政治空气还十分清新，我采访了许多亲民主派和亲北京派的政治人物。然而不幸的是，我的一些受访者，现在却也因为支持民主而入狱，包括前立法会议员毛孟静和长毛。”

他补充，自己长年身为自由记者，并不清楚、也无法评论媒体编辑台内部的具体决策过程。但他提到彭博社记者范若伊（Haze Fan）的例子，她在2020年于北京遭羁押三年，于去年获释，却在今年8月被港府拒发工作签证，其后被公司安排前往伦敦分社工作。

“这几年，北京与香港当局，对记者日益增加的敌意，替这些尝试做好自己工作的记者与编辑们增加了更多不必要的困难。”他说。

只是，尽管来到台湾，如何报导呈现中港台议题，仍有许多难以言说的“红线”存在。“不点名具体的媒体或编辑，但自从2015年我搬到台湾后，我被编辑台清楚告知，我不能称台湾为国家。”取而代之的是“自治岛屿”（self-ruled island）、或是“那个岛屿”（the island）。

“但我不喜欢这样做，因为这清楚地是削弱主权的内容。因此我在报导中，尽量称其为‘台湾’。在写作的过程中，同样需提到，中国共产党声称台湾是它的一部份领土。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补充事实，即中共从未真正拥有过台湾控制权。这两个事实，都对于外国读者理解脉络相当重要。”何贵森说。

Thompson Chau 过去曾驻仰光，2年多前来到台北。他先后于《缅甸时报》、《日经亚洲》等媒体任职，目前担任台湾外国记者会（Taiwan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会长。他观察到，随着香港、北京、乃至亚洲部分地区情势恶化，台湾也成为部分记者撤退的方向。他将其称为“新闻记者难民们的避难所。”

“比如我，也是2年半前，从仰光撤退过来的。”他提到，今年5⽉，台湾也取代香港过去的历史性⾓⾊，举办2024年⼈权新闻奖，并由时任总统蔡英⽂担任颁奖人。“这并非巧合”。

不过，矛盾的也是身为新闻记者，在公司替员工的安全考量、或政治判断的决策下，一旦远离了事件现场，无论下一步是台湾、新加坡、英国、美国，对原驻地的了解，也都将出现难以弥补的采访断层。

进退维谷的外国媒体

由于报导涉及中港政府的政治红线，加上许多媒体公司目前仍在当地有部分派驻人员、特约记者、研究员等，顾及到员工与公司安全，在记者撰稿期间，找到愿意具名接受采访的记者、主管、新闻助理均相对困难。

另一名无法透漏身分的资深记者，有多年派驻中国经验。目前，她正为一家美国媒体工作，并已离开中国，派驻在第三地。她和许多同业一样，离开的原因，跟北京政府拒发记者证有关。

“中国当局公然无视他们自己（经常变化的）外国记者规则，使得我无法续签中国记者证。”在做政治报导的期间，除记者证派发外，她也遭受许多由上而下的干扰与施压：

“频繁的网友攻击、官方媒体的骚扰、先前明明知情同意采访的受访者改口说要提告、加上地方当局的干扰──这指的是，至少派一、两辆车跟踪你的采访行程，并让安全或政治宣传部门官员在你出门时拦截，或者通过向消息来源施加压力，强行取消采访。过往采访结束后，受访者接到要求撤回采访的电话，转过来告知我的情况并不少见。”她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体公司往往需要谨慎精准的判断，以维护记者的人身安全。她认为：“如果媒体有所谓的‘自我审查’，那肯定是为了保护员工。（与我合作的）编辑们几乎都是真诚地希望记者能得到最好的采访结果，他们也认为，任何报导都不值得冒着让外国与本地雇员出现被捕的风险。”

有些记者即使没有编辑的劝说，自己也会自我审查。因为过往看到太多中国的此类报导，因此他们害怕‘踩线’发言。目前我认为，在‘维护新闻自由’与‘保护记者安全’之间，很难掌握平衡。因为大多数新闻机构都难以在这个把媒体政策设计得充满报复性和限制性的国家提供充分报导。

“理想情况下，一个大型媒体机构应该有至少十多名派驻中国的记者，其中包括国内与海外的雇员。但我们放眼望去，没有任何媒体组织能拥有这些资源。”她说。——这也是为何，她指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能理解道琼斯（即《华尔街日报》总公司）解雇这名员工的原因，“毕竟参与记者协会，无法为公司带来直接且即时的利益。”

她强调：“但尽管如此──尤其是像中国大陆和香港这样的地方 ──那些有能力的大型媒体公司也应该站出来，肩负起提倡新闻自由的责任，以更努力保护那些较小的媒体和更脆弱的记者，进一步的，像道琼斯这样的大公司，同样也会随之受益。毕竟太多时候，我们看到大公司依靠独立记者和小媒体来推动新闻自由，自己收获好处，而不承担任何风险。”

结语

“记者免于恐惧的工作权益，不仅应受法律所保障，而是更应该被我们自己所保护：记者、编辑、媒体公司。”郑嘉如说。

今年9月，香港《立场新闻》案、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持续开庭。面对打压，身处不同位置的香港新闻工作者，仍持续追踪报导。

“我临走的时候，有个同事给我拥抱，但大家都知道事情敏感，在办公室就没有那些送别仪式，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跟公司的关系不是太好，但私底下很多同事给我信息，包括海外，新加坡、美国，都有很多支持，我非常感动。”郑嘉如说。

代表《华尔街日报》母公司道琼斯公司位于美国的总工会“印刷商雇员独立协会”（The Independent Association of Publishers’ Employees, IAPE）亦发起联署，要求公司将郑嘉如复职，已累积超过335份签名。根据《香港自由新闻》（HKFP）引述，该工会指出：

“《华尔街日报》应该争取新闻自由、并与记者站在一起，就像它在俄罗斯反对所属记者Evan Gershkovich遭不公正监禁一样。”

因刊发潦倒失意女子身死出租屋一文，公众号“贞观”被认为触犯了互联网规定云云，已被封号处理。尽管很多人不认同该篇稿件的编辑处理，但也对如此死亡方式感到心寒。在贞观之死的阴影中，自觉某些东西的漫长，想必是人之常情。

在围绕该篇网文的争论中，贞观博主曾有过数次简短的说明，中心意思都是它是个真实的故事，它也尽到了审核的义务，读者的反响或有过度阐释，但板子不能对打在贞观身上。坚持他的“真实”观，不认错，是贞观博主给人的印象。

在公号被封后的，贞观博主有写了长篇的说明文，拒绝咪蒙式虚构创作的标签，重申之前的观点：“事件经历真实存在”。在这篇说明文中，博主还提供了一些资料证据，佐证尽到了事实核查的义务。解释与自辩之间，颇多怨愤。

在看完8月至今的这些公号主的申辩文，尤其涉及到对事实核查的认知、信源的采用方式等关键问题，不揣冒昧地讲，贞观博主在在这一方面到底是外行。现在看来，对那篇网文的真实性争论，并非是事实核查的程度问题，实在是它的有无问题。

从所谓的贞观之死，现在导出一个流行的看法是：机构媒体对该篇网文事实部分的求证，导致了公号被封。贞观博主同样抱着这个意见，认为机构媒体以“局部细节虚假”否定了网文，从而招致了主管部门的雷霆打击。这些看法的出发点其实都是错的。

从贞观博主最新的编辑复盘过程看，我们一直认为存在争议的“事实核查”，实际上并未能有效展开。贞观博主所理解的事实核查，说白了是只要是警察（作者、派出所民警）说的他都信，只要是家人（父亲）讲的他都信，而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事实核查。

贞观博主强调他只稍微动了一下原稿，就凭借对作者的警察身份的无条件信任，以为做到了力所能及的“事实核查”，此处显示他对事实核查在文本上的留痕也是陌生的。简单来说，它对故事中涉及到的人物引语，竟然丝毫没有考虑其呈现方式。

当然，用诸如“派出所警察对我说”“她父亲告诉我”之类的引用方式，有可能会让这篇网文变得不那么流畅——但文本的流畅与否，与是否纠结引语出处的明置，最能说明编辑有没有事实核查意识及能力，但从贞观博主的长短篇申辩中看不到这点。

给人的感觉就是，贞观博主似乎并不理解事实核查的含义及专业做法，好像这个词是他在争议起来后才学到的新词，而他也只是将对信源的盲目信任移植到这个专业词汇下，以为这就是“事实核查”。哪怕支持他的人，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贞观被封号后，有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那就是把事实核查视作机构媒体的专有权力，自媒体不需要有，或者说可以潦草应付。可事实上，也有在事实核查上做得相当厉害的自媒体，比如刘虎的公号；同样也有事实核查做得很烂的机构媒体。

如果贞观博主真像他自辩的那样，敏于事实和真实，且该公号真像他说的那样每周有几十万的阅读量，恐怕会对该篇叠满BUFF的网文有所警惕，对它有更谨慎的编辑处理，而不是全然将事实核查的稳固建立在（文本无痕展示的）身份之上。

贞观博主强调公号为普通人的故事提供出口，好像只要够普通就万事大吉了，但它的遭遇再一次说明言论环境的不确定性。这里并不是说，只要做到了事实核查，就能确保公号的安全。表达的各种风险一直存在，事实核查不是也不可能是避险的唯一盾牌。

之前，希望机构媒体供应一篇人物特稿，并且也讲到供应的难度。现在看来，人物特稿的难产与贞观之死共享某些必然的背景。但凡理解这一点，都不会把机构媒体视作贞观的敌人，要它们因事实求证的举动而为贞观封号负责。

无论机构媒体还是自媒体，对求证的疏忽，并不总是带来风险。事实核查的门槛其实并非想象中那么高不可攀，非得某些授权才能去做或才能做到。实际上，事实核查不尽人意是常态，但事实核查的技术操作可以容纳这份不完美。

或许机构媒体和自媒体无法比肩事实核查的权限，但事实核查的教训是一致的。31年前，由通讯员供稿的一篇名为《袭警案》的虚假报道，让南方周末的事实核查程序尽数失守，虚假文章得以见报，引发严重后果，足见事实核查是公私媒体通用的自保工具。

在一个共享的广义上的表达局限下，真正具备事实核查意识的人，看到的是一个个构建世界的信息碎片，清楚知道质疑的必要与求真的限度，也了解舆论场中不无凶险的作者读者互动，定然不会扭曲真实性的概念，将力所不逮的挫败甩锅给临时定义的敌人。

新学期开学，上了一次课就被叫暂停。

被叫暂停的原因是高温天气。

星期一上午，给新一届两个班的学生上了“第一课”。按照惯例，第一次课都先不讲课程内容，而是讲课程学习的相关须知，包括五个部分：权利与权力、课程要求及标准、课堂行为规范、课程成绩的获得、师生共勉。

最后一部分，师生共勉，只有一张PPT，几句话。

共勉4条，其实也就是审辨式思维（以前叫批判性思维）的基本要求。正常的教育应该是从小学阶段就训练学生区分事实和观点；训练学生保持质疑，不盲从，不轻信；训练学生保持智力诚实，等等。

之所以会在每个班第一次课与学生分享这4点共勉，因为台下那些18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此前的整个学涯基本上就没有接受过这样的告知和训练。别说审辨思维，他们的小学、初中、高中，恐怕连逻辑思维也没有被有意识地训练过。

在分享到第2条时，我举了一个例子：

前不久网络上热传西安某211大学毕业的33岁女生死在出租屋里，引发了舆论的热议。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关于这名女生是如何以及因何死亡的可核实事实披露，那么所有热传的观点和结论都不靠谱，保持质疑，不要轻信。

引发热议的某公众号文章，细节鲜活，讲得有鼻子有眼，带来上百万的流量，许多人都在转，都在议，但是没有任何可核实的基本事实支撑它的观点：女生究竟是怎么死的？这需要进行尸检，开展缜密的调查才能得出靠谱的结论。

如果真是饿死的，当然可以据此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和分析，并且形成观点和得出结论。但是，在不能排除是因为心脏骤停而猝死，或者其他疾病原因、身体原因、甚至社会情境原因而导致的亡故前，一口咬定是饿死那就是罔顾事实。

一旦罔顾事实，那么据此做的任何分析、推演，形成的观点，得出的结论统统都不靠谱。

这时，台下有学生提问：老唐，如果他的观点和结论碰巧与真相吻合呢？

我的回答：那么，如何检验它与真相是否吻合？通过什么方式核实？我们唯一能够得出的结论就是：不知道。

这就好比，一个班40名同学，其中有一名同学是一对同卵双胞胎的其中一个，在不提供也无法查询双胞胎的任何事实信息之前，你如何辨别出谁是那一个双胞胎？你随便指定一名同学，都有可能与真相吻合，但是你始终不知道如何核实这名同学到底是不是。所以，无论你指定哪一位同学，都是不靠谱的。

一个女生死在出租房里，在没有搞清楚她是如何以及因何而死的基本事实前提下，对这件事无法形成有效观点，也不可能得出任何有效结论。在事实不清不明的情况下，可不可以议这件事？当然可以，但是只能怀疑她可能是饿死，并且通过调查、分析来看看这个怀疑假设到底有没有事实支持。如果始终找不到可以支持的充分事实材料，那么不要轻易传播你的怀疑假设。再退一步，即使传播，也要坦言你的怀疑假设就是猜测，并且讲清楚在没有充分事实支持的情况下怀疑假设的逻辑链条。

既没有可核实的事实支持，也没有自洽的逻辑链条，言之凿凿地把猜测的怀疑假设有鼻子有眼地传播，甚至炮制不实的细节，无论从哪个立场、视角、层面都是不严谨、不负责任，乃至败坏的。

有意思的是，发布这件事热传文章的公众号“贞观”在昨天曝出被封号了，有学生给我私传了这条消息。

我的看法是，它未必是因为传播了罔顾事实的信息而被封，而是造成了不良影响而被封。这与大V胡锡进近一个月的噤声性质类似。越是正能量的自媒体，越不能造成不良影响，这是底线。

不过，我没有这么给学生说。我说，嗯，传播罔顾事实的信息受到了惩罚。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华语自由创作社区大声（大聲- Dasheng）：“我们致力于构建自由、有尊严的华语精神生活。由资深新闻工作者和专业人士组成的团队，凝集数百个跨越地域的创作者，通过新闻策展、采访编辑和深度访谈，以及一站式无审查的图书、影视和资讯共享社群，维护体面与美的华语文化圈层。要联结，也要大声。”

一、香港新闻自由持续恶化，创11年来新低

自2013年以来，香港记者协会（记协）每年都会发布一份香港新闻自由调查报告。8月20日，最新的2023年度报告出炉，调查显示香港新闻从业人员对新闻自由的评分创下新低，只有25分，较去年下降0.7分。

而公众评分则上升了0.8分至42.2分，但仍然处于2019年以来的低位。记协表示，尽管公众评分有所回升，但公众对新闻立场的多元化取态仍存在悲观看法，只有13%的人认为香港新闻自由状况有所改善，较去年减少6个百分点，53%的人认为新闻自由在过去一年中有所倒退，新闻从业人员持有此看法的则高达92%。

调查显示，92%的新闻从业者认为23条立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即《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对新闻自由造成重大损害。相比之下，只有39%的公众认为23条立法对新闻自由有重大损害。与2020年港区国安法立法时相比，公众对此次立法讨论的关注度较低。记协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新闻自由已在国安法实施时受到限制。

而新闻业者评分下降的主要原因包括批评特区政府愈趋顾忌（-0.4分）、法例未确保可获取所需资讯（-0.3分）及监察功效评分下降（-0.2分）。据悉，此次调查中有251位新闻工作者进行了回应，回应比率约25.6%。

记协统计，在过去11年中，新闻从业员和公众的新闻自由评分均明显下跌。新闻从业员评分从42分下降至25分，而公众评分则从49.4分下降至42.2分，均未达到50分的中位线。

报告还发现新闻工作者认为一些事件对新闻自由造成了重大影响，如黎智英违反国安法案件的审理、外国记者入境被拒、以及《南华早报》记者失踪等事件。

据悉，本次报告由香港记协委托香港民意研究所 (PORI) 进行调查。该所在2024年3月至5月期间，以随机电话访问的形式向1,007名公众和251名新闻业者进行了调查。

二、华日：中国补助制造业堪称新一轮贸易战

中国数字时代曾多次报道过中国经济的问题。政府汲取了大量财富用于基建和产业政策但却忽视社会福利，最终导致中国人均收入和福利占GDP比例偏低（根据不同机构的统计口径，大约在40%至60%，美国约为80%左右），以及政府自己债台高筑。

然而，这其中还有一个问题，产业政策导致部分产业产能过剩。8月22日，华尔街日报就发文指出中国补贴带来的产能过剩影响外溢到其他国家，造成全球市场受到中国冲击，堪称“中国发动了新贸易战”。

文中作者探讨了中国政府在面对国内经济增长放缓时，如何通过大力发展制造业和扩大出口来应对这一挑战，然而这种策略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后果并造成了贸易冲突。

文章以相关案例开头，指出美国初创公司CubicPV曾在2022年计划在德克萨斯州建造一座硅晶片工厂，但由于中国硅片产量激增导致全球价格暴跌，该项目被迫搁置，造成了失业和投资损失。同样地，智利的钢铁制造商CAP由于无法与廉价的中国金属竞争，不得不关闭一家大型钢厂，导致数千工人失业。这些例子反映了中国的经济政策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新一轮贸易战。

华尔街日报表示，为了振兴国内经济，习近平政府决定加大对制造业的投资，特别是那些具有出口潜力的行业。这一策略背后的逻辑是，通过支持制造业，中国不仅可以维持经济增长，还能增强工业韧性，即使在面对外部制裁时也能保持经济稳定。文章提到，中国的工业生产从2021年底的房地产危机中反弹，制造业贷款增加，政府补贴也显著增长。通过这样的政策支持，中国制造业不仅维持了国内生产，还在全球市场上攻城略地。

然而，这一策略并非没有风险。文章指出，习近平的“先立新，后破旧”战略虽然在短期内促进了工业生产，但也可能导致长期的产能过剩问题。而中国的政策顾问和经济专家也对此表示担忧，认为这种过度投资最终会威胁到中国产业本身，使得补贴过后这些行业无利可图。

另一方面，这一政策也导致了全球其他国家开始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比如提高关税和发起反倾销调查，以应对中国廉价产品的冲击。欧盟、美国、印度等国就纷纷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化学品等产品采取了贸易保护措施，这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贸易紧张局势。

此外，文章还进一步分析了习近平政府选择这一策略的背景。面对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和经济增长的放缓，中国领导层曾面临一个关键的选择：是继续依赖传统的制造业和建筑业，还是转向更多的国内消费。然而，习近平最终决定继续推进制造业的发展，以保障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并避免在中美紧张关系加剧时受到制约。作者表示，这种选择背后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即习近平反对美国式的消费模式，认为这种模式是在浪费资源。

最后作者总结道，中国当前的政策虽然在短期内稳住了国内经济，但从长远来看，世界无法容纳如此大规模的中国制造业扩张，因此一定会引起他国的强烈反弹，最终酿成更严重的贸易冲突。

三、荣鼎报告：低收入、低福利，分配不均和高负债严重阻碍中国家庭消费

中国数字时代曾做过多篇报道，指出中国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在于消费不足，其中特别是居民家庭消费。近日，知名咨询公司荣鼎发布一份报告，特别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提出了解决方案。

报告一开始就指出，中国经济的投资拉动型增长已达到顶峰，因为金融系统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快速扩张信贷。因此，随着这一传统增长模式逐渐失效，家庭消费的增长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当前的家庭消费增长面临多重挑战，需要一系列深刻的经济和财政改革来扭转局面。

荣鼎分析称，近几年中国的家庭消费增长显著放缓，并且质疑了官方数据，称真实情况还要更加严重。2022年，家庭支出下降，而2023年和2024年初的复苏也仅仅是温和的。消费者信心处于低谷，储蓄率高企，家庭借贷受到房地产市场低迷的压力。

例如，2022年，由于严格的疫情封锁措施和经济不确定性，许多家庭选择减少支出并增加储蓄。阿里巴巴的在线销售数据显示，2023年产品的平均价格下降了12%，这表明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折扣商品。此外，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显示，2019年约三分之一的家庭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支付日常开支，情况在过去四年可能进一步恶化。

报告中列出了四项制约中国家庭消费增长的因素：低收入、低福利，分配不均和高负债。其中，荣鼎认为收入低是主要原因。他们统计，即使算上广义的社会转移（其实涵盖了许多政府消费），中国家庭收入也仅占 GDP 的 61%，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荣鼎还指出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家庭收入差距大，贫富悬殊，甚至福利系统也偏向富人，比如城市富裕阶层反而享受到了更多的诸如医疗等社会福利。此外，他们还表示，中国缺乏社会安全网，居民预防性储蓄和巨额家庭债务也是造成经济家庭消费不足的原因。

荣鼎分析，中国家庭消费增长的前景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但大多数分析认为，在没有重大改革的情况下，家庭消费增长率可能会维持在每年3%至4%之间。这种增速将仅对GDP增长贡献约1.2至1.6个百分点，远低于2010年代的水平。

因此，报告认为要改变中国家庭消费疲软的现状，必须进行深刻的经济和财政改革，包括收入再分配、税收调整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北京当局需要将资源从政府和富人手中转移到低收入家庭，以促进更平衡的经济增长和更高的家庭消费水平。

具体来讲，荣鼎提出了以下几个具体的政策建议和案例：

收入再分配：通过向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财政转移支付，可以直接增加这些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例如，在韩国和巴西，政府通过实施更加渐进的收入分配政策，成功提高了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支出。

税收调整：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主要面向生产者而非消费者。调整税收政策，尤其是提高对富裕家庭的资本所得税和实施房地产税，将有助于增加财政收入，并为社会转移支付提供资金。以巴西为例，该国通过增加税收来支持社会支出，提高了贫困家庭的消费能力。

社会保障改革：加强社会安全网，尤其是在医疗和养老保险方面，可以降低家庭的预防性储蓄需求，促进消费。例如，挪威通过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成功地降低了家庭的预防性储蓄率，促进了国内消费。

户籍和土地改革：放宽户籍限制和进行土地改革，允许农村居民更自由地参与城市经济活动，有助于释放大量的消费潜力。中国政府已在一些较小的城市试行户籍改革，允许更多的农村人口享受城市社会服务，这将有助于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

最后，荣鼎表示，尽管这些改革面临重重挑战，但如果能够顺利实施，中国经济有望实现更加可持续的增长模式。政府政策的转向将是关键因素，而家庭收入增长和消费模式的改变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十年内能否实现良性发展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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