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途奔袭考编的三位姑娘丧命于高速事故，单方事故殒命数人且死状极其惨烈，事关智驾的夸耀式营销及滴血现实，关于小米的种种不是，偶像雷军的A面B面，激发了数日讨论。能说话的都已经说了，观点尽出却无法让人心意难平。‍‍‍‍‍‍‍‍‍‍‍‍‍‍‍‍‍‍‍‍‍‍‍‍‍‍‍‍‍‍‍‍‍‍‍‍‍‍‍‍‍‍‍‍‍‍‍‍‍‍‍‍

这次大讨论，是中央级地方政府扶持国产电车新势力以来，后者遭遇的最大一波舆论谴责。很多人看穿了新势力的营销话术与误导欺骗，心中早有不满，他们借本次惨剧，全面讨伐了电车新势力，强烈批判它们对智驾的致命鼓吹。‍‍‍‍‍‍‍‍‍‍‍‍‍‍‍‍‍‍‍‍‍

类似惨烈车祸，在小米之外的电车品牌商也曾发生过。但因为小米的雷军是新势力营销的扛把子之一，过于突出，且他在刚过去的两会上享受了极大的粉圈光环，更为本次车祸聚焦提供了舆论动能，而舆论首次展露大规模反噬新势力的社情民意。‍‍‍‍‍‍‍‍‍‍‍‍‍‍‍‍‍‍‍‍‍‍‍‍‍‍‍‍‍‍‍‍‍‍

人们从身份上大致刻画了三位死者不算正面的画像，但至今未有像样的人物专稿。她们亲属（父母、男友等）的言论毫无例外地遭到臧否。死者暂时从中心位置隐去，她们成为重要性次于小米和雷军的存在，后两者的表现则受到尖锐指摘与不吝赐教。‍‍‍‍‍‍‍‍‍‍‍‍‍‍‍‍‍‍‍‍‍‍

在讨论所有这些舆论面向时，无法忽略的因素是小米这家公司将公关营销法务深度嵌入社交媒体的企业文化，以及公司文化与粉圈文化因高度融合而构筑的形象护城河。在本次舆论形势中，米粉既激发了大众愤怒，又为雷军唱响一曲曲忠诚的赞歌。‍‍‍‍‍‍‍‍‍‍‍‍‍‍‍‍‍‍‍‍

说千道万，舆论压力也罢，公关策略也好，一个基本判断是，小米或雷军不会因死了三个人受到什么影响。雷军和他的公司既不会在主观上真正地汲取什么教训，也不会在客观上作出什么增益行业的事。全部耿直讨论最多为雷军增添一个赛博污点。‍‍‍‍‍‍‍‍‍‍‍‍‍‍‍‍

包括小米在内，电车新势力在鲸吞政策红利时，实际上得到了虚假营销的“牌照”。有人曾说小米是做贴牌生意的，可所有新势力都贴着爱国与民族牌，据此站住脚跟，再利用泛滥的社交媒体铺开有效的营销攻势，新势力的成功基础是对消费者的洗脑。

在中国情境下，供应端对需求端的意识改造，包括话语话术更新、生活场景重构、视野拦截与重新设置，电车新势力在态度上最积极，手段上最激进，成果上也最丰硕。若将这些作为分析事故走向的背景，就不会对小米雷军或新势力抱有期待。‍‍‍‍‍‍‍‍

正如本次事故信息所示，车祸发生碰撞前一秒，NOA退出，这不仅仅是程序设定，实质是电车新势力狡猾的合规化卡位。也就是说，从事故发生的流程上看，小米或雷军从一开始就把自身摘了出去，车与这些人不必受到合规与否的审查。‍‍‍‍‍‍‍‍‍‍‍‍‍‍‍

至于说在营销的日与夜中倾倒的误导信息，比如能躲避修路的智驾系统、将智驾书置换为自动驾驶的广告、营销头目对撒手驾驶甚至睡觉驾驶的明确鼓吹、绝对安全的电池等等，因为是新势力营销的行业风气，所以也很难成为本次事故责任划分的依据。

对小米雷军的批评明智地指向新势力的夸大宣传与虚假营销，这是近乎饮鸩止渴的生产与消费取态，具体品牌既然完成了狡猾的合规建设，断然无可能主动切割这些暗黑行风。而为新势力保驾护航的那些人，态度暧昧，尚无促改变的动作或指令。‍‍‍‍‍‍‍‍‍‍‍‍‍‍‍‍‍‍‍‍‍‍‍‍‍‍‍‍‍‍‍‍

电车新势力被政策催熟的业绩有目共睹，某些明面上的行业大佬看似不可一世，但不过是宣传起来就无法停下来的XX。行业问题由他们显示，可哪怕沾着血雨脏脏的东西，新势力的“科技向善”也无法靠行业自觉来完成，行业“智驾”的开关不由雷军掌握。‍‍‍‍‍‍‍‍‍‍‍‍‍‍‍‍‍‍‍‍‍‍‍‍‍‍‍‍‍‍‍‍‍‍‍‍‍‍‍‍‍‍‍‍‍‍‍‍‍‍‍‍‍‍‍‍‍

在夸大营销这个生命力的中心之外，新势力构筑了公关与法务两大基本阵地，它们时刻监视社交媒体中的异见声音。行业内的逡巡与警戒，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新势力的负面舆论，新势力之上之外的话事人，闭目塞听，也容易陷入自我说服的麻木不仁。‍‍‍‍‍‍‍‍‍‍‍‍‍‍‍‍‍

这也是三位女孩魂断智驾路上的唯一意义，她们的死掀动了新势力发展史上最强烈的谴责声浪，汇聚了对所谓智驾及其致命宣传的最广泛质疑。雷军被推进风头浪尖，坏了金身或他的赛博污点并非关键，促成对智驾的更高层面的问题意识及法规限定更重要。‍‍‍‍‍‍‍‍‍‍‍‍‍‍‍‍‍‍‍‍‍‍‍

在从社媒消失许久后，真名于力的司马南传来消息，北京市税务局以偷税名义处罚了他，补缴税款加罚款逾900万元。税局的通稿是无感情的行政文本，似乎努力给此事定性为公事公办，可风闻此事的网友仍将其视作一个强烈信号：司马南完了。‍‍‍‍‍‍‍‍‍‍‍‍‍‍‍‍‍‍‍‍‍‍‍‍‍‍‍‍‍‍‍‍‍‍‍‍‍

整整一天，网络的空气里洋溢着欢快的气氛。即使那些最中立的自由派人士，也展露了笑颜，好像在庆祝有生之年终于等到了司马南“确实倒掉”的好消息。一个人的倒霉能为无数人带去欢乐，从人神共愤到普天同庆，司马南做到了。‍‍‍‍‍‍‍‍‍‍‍‍‍‍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做派中，针对网红人物的查税，往往是一种被包装成经济惩戒的遏制手段。使用税务稽查的名义，实质上就是为了脱敏。用偷税的名义查办司马南，人们更愿意相信是将其从舆论场移除、解除其影响力的和缓方式。‍‍‍‍‍‍‍‍‍‍‍‍‍‍‍‍‍‍‍‍‍‍‍‍‍‍‍

一个很明显的证据是，税局说查到司马南偷税，是大数据侦测的结果，那为何大数据偏偏在这个时候发挥作用？司马南偷税持续好几年，在他风头正健时为何不见大数据立功？所以，只以偷税角度谈论此事，而不牵涉其他，要么是拿衣无要么是诡辩。‍‍‍‍‍‍‍‍‍‍‍‍‍‍‍‍‍‍‍‍‍‍‍‍

司马南似乎还在挣扎，间接递话给媒体，说万一能再复出，就讲讲他是如何偷税的——避谈因言招致的雷霆，仍在税上偷换概念，打转求取回环余地，渴求不被封杀之心昭然若揭。而偷税污点能否就此钉死司马南，将其逐出舆论场，并不好说。‍‍‍‍‍‍‍‍‍‍‍‍‍‍‍‍‍‍‍‍‍‍‍‍

人们愿意相信，用偷税来黑化司马南，是他被切割、被放弃的一种明证。不管这种推断是否成立，如果存在着一个使用司马南影响力的人，那对这样的人来说，司马南确实是一个负资产，不再有必要的舆论价值，就连商业价值都在“出血”。

司马南的舆论价值为负，不是自由派臆想出来的，而是被舆论场景反复证明的现实。不管司马南参与主题清单上的什么话题，他都会被奚落与耻笑——这种场面早已固化，这让那些在他身上寄托任何舆论人设的想法，都变得不可能，像是自取其辱，‍‍‍

司马南的确在某个阶段成为压制民企叙事的舆论主力，但正因为得计太久，以致于想要改变民企的文宣口径，都变得困难，都必须搬开司马南这个人。如若查税司马南有深层考虑，原因不一定是民企的地位更高了，而是他妨碍了文宣的灵活性。‍‍‍‍‍‍‍‍‍‍‍

有一个粗略的印象，司马南有可能早已察觉他作为舆论棋子，已经制造的僵局。至少从他直播胖东来、大唐不夜城等动作就可推测，司马南似乎也在努力变更赛道。但作为初代时政网红，他的直播主转身并不顺利，其扮相乃至被门槛绊倒常被笑话。‍‍‍‍‍‍

司马南的舆论价值与商业价值是二位一体的，但对他的主流评价，早已经合并了蔑视、耻笑与侮辱三个面向。在这种对冲之下，司马南想要再去扮演引导舆论的角色，肯定踢到全面抵制的钢板，有心引导而无能实现，经营商业模式却又颓相毕露。‍‍‍‍

以舆论价值谋取商业收益，一手托两边，司马南曾有游刃有余的时候，但现在显然不能。他每一次发言总能引发比“舆论引导”更大规模的哈哈大笑，其舆论价值流失到无法止损的程度——这种情况下，沾染司马南同样会被带入流沙中，谁还会继续捧他？‍‍‍‍‍‍‍‍‍‍‍‍‍‍‍‍‍‍‍‍‍

偷税查办900万，司马南从此将背上一个更直接的污名标签，而这个偷税标签直接与“不爱国”挂钩。在这种情况下，司马南再难以爱国者自居，也再难据此敷衍出更多的宣传立场。没有偷税前，尚可一辩；偷税身份坐实，就不干净了，爱国立场也会被污染。‍‍‍‍‍‍‍‍‍‍‍‍‍‍‍‍‍

舆论价值归零且为负分，商业价值则因舆论价值负向而掏空基础。但凡再与司马南沾边的商业品牌，将落得个与偷税分子同流合污的风评——相信有基本判断的品牌商家，即使有立场倾向，只怕也要算算划不划算，钱不分左右，但也不会扔水里。

至于说，交了900万之后，司马南是不是就能得到某种意义上的“从宽”，假以时日，不难见到真章。如果真要忤逆风向到这个地步，司马南未被彻底放弃，对他个人当然是好事，可社会评价将继续此前的差评指向与恶评模式，哄堂大笑将继续越过他，直奔目标。

3月12日晚，湖南师大官微推送了胡适的名言：“教育是给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镜，能明白观察；不是给人穿一件锦绣的衣服，在人前夸耀。”

做梦也没想到，这条微博居然引来了一些百万、千万大V的疯狂攻击，吓得官微编辑赶紧将“胡适”二字删除。

湖南师大删除"胡适"二字的闹剧，像一把锋利的柳叶刀，剖开了我们这个时代最隐秘的病灶。

在这场看似荒诞的符号清除运动中，胡适早已超越具体的历史人物，成为检验当代社会精神成色的试剂。当极端分子对着一具文化遗骸张牙舞爪时，他们暴露的不仅是知识匮乏，更折射出某种集体精神贫血症。

一、思想猎巫

那些高喊"打倒胡适"的喧嚣声浪，完美复刻了中世纪猎巫运动的思维模式。他们将历史人物简化为非黑即白的符号，用"汉J"、"战犯"的标签替代理性思辨，这种"塔基亚法则"式的批判，本质上是思想懒惰者的护身符。

当键盘侠们用百度百科式的碎片知识审判胡适时，他们其实在表演一场魔幻现实主义的"知识祛魅"仪式，通过否定复杂性的存在，来掩饰自身对思想深度的恐惧。

胡适的复杂性恰恰构成了现代中国的精神棱镜。他既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曾对苏俄制度抱有幻想；既是自由主义的布道者，又出任过驻美大使。

这种看似矛盾的轨迹，实则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间的艰难求索。

就像顾颉刚所说："胡适是开窗的人，我们不过是站在窗口看风景的后辈。"若以今人的上帝视角苛责前人，无异于要求婴儿必须会跑。

二、文化裁缝

湖南师大的妥协暴露了当代知识生产的畸形生态。

当大学从真理殿堂退化为文化裁缝铺，教育者便沦为历史的整容医师。

这种"消除符号"的操作，比焚书坑儒更危险，它用技术时代的删除逻辑，制造出记忆的曼德拉效应。就像普鲁斯特笔下的玛德莱娜蛋糕，当胡适的名字成为需要抹除的"敏感词"，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历史坐标，更是文化基因。

这种自我审查的病毒正在腐蚀知识分子的脊梁。

从鲁迅文章的课本争议到高校教材的悄然删改，公共空间正在经历温水煮青蛙式的精神萎缩。

当学术争鸣让位于政治正确，当思想交锋退化成举报竞赛，我们正在见证波兹曼预言的"娱乐至死"变异为"审查自戕"。

那些叫嚣要踏平胡适墓碑的人，浑然不觉自己正在给未来的思想镣铐打造锁链。

三、容忍的勇气与自由的重量

胡适留下的最大遗产不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论，而是"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精神境界。

在1929年的人权论战中，他顶着压力为思想自由辩护；在1950年代的批胡运动中，他依然坚持"除了思想，我还能是啥"。

这种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节，恰如钱理群所言："胡适教会我们用平常心做非常事。"

历史证明，所有对记忆的篡改都是对未来的透支。

当岳麓书院的后人在数字空间挥舞删除键时，他们正在解构千年学统的精神根基。

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删除异见者的名字，而是在思想碰撞中锻造共识。

七十年前那场针对胡适的全国性批判，堪称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奇观。XXX亲自指挥这场思想战役，文坛大哥郭沫若扛起批判大旗，艾思奇、侯外庐、范文澜、黄药眠、冯友兰、何其芳、尹达、张天翼、聂绀弩九大护法组成豪华阵容，各自领兵从九个学术领域发起总攻：

哲学战线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政治理论领域清算他的改良主义，历史学界声讨他的"历史虚无主义"，文学阵营围剿他的白话文运动，连《红楼梦》研究都成了批判战场。

曾经与胡适共事的朋友、教过的学生、学术上的同路人，此刻都调转枪口加入声讨大军。

这场思想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各界人士纷纷跟风表态。唯有双目失明的史学大师陈寅恪拍案痛斥："一犬吠影，百犬吠声！"

如同陈寅恪展现的文人风骨一样，今天我们更需要守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火种。

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回望，胡适之问依然振聋发聩：

一个民族若不能容忍故纸堆里的幽灵，又如何面对现实世界的纷繁？

当极端蠢货忙着给历史人物贴封条时，真正的思想者正在时间的暗室里冲洗真相的底片。

或许正如胡适在《不朽》中所说："现在便是将来的过去。"我们今天对待历史的态度，终将成为后人评价这个时代的量尺。

在记忆与遗忘的拉锯战中，愿我们选择做清醒的记录者，而非狂热的清除者。

湖南师大官微3月12日的“晚安体”遇到了麻烦，它引用的一段胡适语录招惹了攻击，攻击者说胡适是“汉奸”，还当场举报给网警，希望扩大声势。湖南师大官微随后修改了该条博文，删掉了胡适的名字，仍保留了语录，换一种方式保卫“胡适”。

胡适当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汉奸，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后世的攻击者能用白话文来构陷他，本身也得益于他的历史性贡献，这些都由别的作者做了详细考证。这些考证当然不会让攻击者消停，但有助于普及常识，这是互联网健忘的悲哀之处。‍‍‍‍‍‍‍‍‍‍‍‍‍‍‍‍‍‍‍‍‍‍‍‍

湖南师大官微编辑的修订动作，也受到了批评，认为是不必要的屈服。考虑到这件事已经引发舆情，官微删掉胡适名字也算是一种应对措施，关键在于官微没有彻底妥协，还是保留了胡适语录。这仍然可以理解为一种倔强，一种风骨。‍‍‍‍‍‍‍‍‍‍‍‍‍‍‍

攻击者的套路很明显，就是对湖南师大使出了一根意识形态大棒，他们明白这是大学的敏感点，很容易因此屈服，而不管具体情形。假如湖南师大删除了那条博文，反倒是不利的，因为倒像是印证攻击者的“有理”，去掉名字保留语录是恰当的技术应对。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一百多年前的建议，多多少少体现在湖南师大的舆情应对中。当然，官微被迫修改绝对不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事实上，官微事件关系到的攻击者与支持者，都不满意，任何一方都无法宣布纯粹的胜利。‍‍‍‍‍‍‍

晚安体作为官微的常备题材，本来就是一种鸡汤文字，用来填补官微的素材短缺，同时体现一下存在感。对于湖南师大的官微风波，其实不用上升到意识形态斗争的高度，它就是一种常规的应激反应，要是无限拔高放大反而不必要地助长攻击者气焰。

这件事当然也可以作为一个例证，说明前些年那些“保卫社会”的说法与做法，已经有着显著的萎靡不振，“保卫社会”这种宏大的命题，越来越集中在一些碎片化的具体冲突中。保卫“胡适”，就是保卫社会这种话题的生动体现，这是一个观察角度。‍‍‍‍‍‍

经历过这番折腾，也许胡适语录乃至于他的名字，都可能成为所有大学官微的禁忌，不再被引用。这种合理推断，有着令人沮丧的一面，可也间接地说明，据说面临全球大败局的文科在其精神内核上，是有一点不服的，这是文科的光荣与弱点所在。‍‍‍‍‍‍‍‍‍‍‍‍

复旦大学校长金力日前在谈论复旦改革时，曾说文科在一个成熟的社会是不可或缺的。不知道这位遗传学院士，在面对湖南师大官微风波时，会否想到这些问题：现在的社会是成熟的社会吗？文科要是处在一个不成熟的社会，是否就并非“不可或缺”？‍‍‍‍‍‍‍‍‍‍‍‍‍‍‍‍‍‍‍‍‍‍‍‍

经过三十多年的反复，大学专业所预示的社会风尚似乎又回到了理工科吃香的老路上。文科遭到普遍鄙视，文科生似乎拖累了什么了不得的事业，抬不起头来。金校长言必称改革的“赌一把”，同样建立在认为文科臃肿、将文科老师视作“存量老师”的前提下。‍‍‍‍‍‍‍‍‍‍‍‍‍‍‍‍‍‍‍

湖南官微的小小风波，从大学改革的风险管控角度来说，或许印证了金力主持的复旦改革削弱文科的必要性，即使非金校长本意，却也是歪打正着的。可要是看到这场风波所引发的强烈的道德情感，又会觉得复旦拿文科为改革祭旗，背叛了深层的人文情操。‍‍‍‍‍‍‍‍‍‍‍‍‍‍‍‍‍‍‍‍‍‍‍‍‍‍‍‍‍‍‍‍‍‍‍‍‍‍‍‍‍‍‍‍‍‍

文科教育的理想或许有很多，但其中一个，可能就是可以让围绕胡适的争论来得更猛烈些，但一所大学不会因引用胡适而感到惶恐。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这是文科无法自保、备受苛责的大背景，至于那些以文科为代价为大学改革，反而困在了狭隘的历史视野中。‍‍‍

十年前社会争论大学改革，重点是教授治校等治理架构的改革，专业革新也有，不过是技术末节；可观察被金力校长期许为“排头兵”的复旦改革，文科成了摆在餐盘里的“硬菜”。这时候再对照看湖南师大的官微风波，就会清楚地意识到，金校长的改革可能仍是“茶杯里的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