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0日，《2025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正式上线发布。

这份分区表原本应是《2024年期刊分区表》。按照惯例，中科院期刊分区表通常在每年年底发布，但2024年的分区表发布时间却几经推迟，最终调整为2025年，以《2025年期刊分区表》的形式面世。

分区结果公布后，一些传统国际知名期刊（如《Nano Letters》）意外降至二区。与此同时，本土期刊升区势头迅猛。一些原本被科研人员视为名刊拒稿后备选的本土期刊，在本次调整中反超其“上位”期刊，进入高分区行列，导致投稿倒挂现象出现。

本土期刊和国际期刊的待遇的此消彼长，加之此前延期发布，让这份新的分区表引发了一些讨论。

01 分区“黑箱”？

科睿唯安（Clarivate）的《期刊引证报告》（JCR）与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是中国科研圈最为熟悉的两种评价工具。JCR是全球常用的期刊评估体系，以影响因子为核心，通过统计期刊论文的被引情况反映其学术影响力。JCR报告中每个学科的期刊被分成4个等级，各占25%。

中科院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也就是“中科院分区”自2004年发布，主要指标是三年平均影响因子，同样划分4个等级但分布近似于金字塔型，只有少数期刊入选1区。2019年，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发布了期刊超越指数（Citation Success Index）作为分区指标的升级版分区表升级版，替代了三年平均影响因子作为核心指标，2022年后只发布分区表升级版。

2022文献情报中心计量与评价部副主任、副研究员沈哲思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曾介绍，期刊超越指数的计算机制是，从期刊选择一篇论文，其引用数大于从其它期刊选择一篇相同主题、相同文献类型论文的引用数的概率。换句话说，影响因子是对比两本期刊的平均引用次数，期刊超越指数则是期刊的每篇文章引用都要互相对比。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期刊靠少数高被引论文拉升影响因子的问题。然而，复杂的算法也增加了理解的难度。由于计算公式繁琐，且原始数据难以获取，普通科研人员无法验证分区结果，只能被动接受，这无疑加深了他们的疑虑。

2022年初，《知识分子》发布过一篇期刊编辑对于《2022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的评论。文章指出，中科院分区的评价体系的透明度有待提高。

具体来说有两个方面，一是分区的划线标准不透明。JCR分区中的各档期刊严格按照“平均主义”的原则，各区均占25%。但就2022年最新公布的中科院分区来看，各学科1区期刊的比例都不太相同。另外，引用窗口如何确定也不够透明。在2025年的分区表中，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具有多年科技期刊编辑经验的汪磊（化名）指出，中科院期刊分区缺乏透明性问题由来已久。不像JCR分区依赖公开可查的两年影响因子，Scopus分区依赖Citescore，中科院分区似乎既考虑影响因子，又有所谓的超越指数，还有部分人为的拔高，每部分占多少权重也不公开，使其实际上成为一个“黑箱排名”。

汪磊希望评价标准更透明，即便不能做到像JCR分区那样“白箱”，也希望不要过于“黑箱”，把评审标准向公众解释得更清楚一些。

02 支持本土期刊，需要“特殊照顾”吗

《知识分子》关于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的文章中曾经提到。中国科学界的共识是，我们需要本土期刊有更大的话语权，也需要列入国际第一梯队的本土期刊。

但支持本土期刊，是否需要通过给予期刊分区优惠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是科研人员对本次分区有所争议的关键所在。

中国科学院期刊分区始终明确表达了对国内期刊的扶持立场。从2019年起，期刊分区表推出“中国SCI期刊支持计划”，到今年已经开启了第二期（2025-2029），从计划目标“提升中国期刊入选高分区比例”中，不难看出这种支持的具体指向。

不过，自2019年“卓越行动计划”启动以来，中国期刊的SCI论文数量，尤其是Q1（前25%）区论文数量增长明显。根据JCR数据，2019年中国大陆共有241种期刊被收录，其中Q1区期刊79种，占比32.5%；到了2022年，收录期刊总数增至276种，Q1区期刊达到155种，占比攀升至56.2%。即便不刻意“照顾”，仅按影响因子排序，本土期刊在以影响因子为核心的JCR排名中进入Q1已不再是难事。

中科院期刊分区标准同样以引用和影响因子为主要依据，在这方面，本土期刊已展现出明显优势。以材料科学领域为例，本土期刊已占据1区近半数席位，反倒是科研人员印象中的一些老牌国际期刊落到了2区。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对国内期刊追加支持，只会让情况更不平衡。

此外，即便是在本土期刊之间，待遇和支持力度也并非完全一致。分区是否真正做到一视同仁，这一点也受到科研人员质疑。

按照汪磊的观察，总的来说，由知名国内出版社运作的期刊，得到的提升比较明显，例如清华出版社参与的Nano research，还有《中国科学》系列。例如，由中国科学院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同主办《中国科学：材料科学》（Science China Materials），去年影响因子只有6.8，今年却排在一区，而很多其他国内材料期刊就没有明显提升。

具体哪种期刊获得了分区上的支持，在本次公布的期刊分区表中是可以查到的。以《中国科学：材料科学》（Science China Materials）为例，在期刊分区表它的相关条目页面中，标注了“中国SCI期刊支持计划”。

“中国SCI 期刊支持计划”需要各期刊主动报名申请，由期刊分区表官方审核通过，过去这类支持信息并不公开，如今通过页面标注可以了解到。但是“提升中国期刊入选高分区比例”具体要增加多少比例的中国期刊，是否会压缩国际期刊的1区、2区占比，这些细节仍然没有公布。

影响因子1.1，今年从四区直升一区引起争议的《科学通报（中文版）》（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Chinese），则受益于另一种本次分区提出的新机制。在分区表系统中，其条目标注了“中英文科技期刊‘同质等效’评价”。官方对它的描述是，“探索中英文科技期刊‘同质等效’评价，被WoS平台收录的中文科技期刊，按照中文引用数据和专家意见划分分区”。

中文期刊和日文、俄文等非英文语种期刊类似，在获得国际引用方面天然不占优势，导致影响因子长期低迷。从规定的细节上来看，中文期刊和Review期刊、数据期刊类似，虽然被赋予了分区，但不会挤占其他常规期刊的位置。

即便如此，形式多样的本土期刊支持项目和评价机制，仍让科研人员在理解和接受上感到困惑。“如果中科院的分区希望更支持国内期刊，还不如国际、国内分开，国内期刊搞一套排名，国际期刊再有一套，两套分区可以按照不同标准。而不是让国际期刊去陪榜，进而引发争议。”汪磊说。

03 个人评价标准的缺位

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出于招聘、晋升、考核的压力，得按照中科院分区的标准来调整自己的投稿方向。更合适的，可以用来评价个人科研水平的标准，实际上是缺位的。

中科院分区表一直以来都明确提出“直接将分区表数据用于个人评价需谨慎”，更直白的说法是“不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将分区表用于微观科技评价，由此引发的争议和纠纷，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不承担任何责任”。

按照官方的说法，期刊分区的功能本应该是，“评估国际学术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可为学术投稿提供参考、为科研管理部门的宏观判断提供支撑[7]。”分区表依据的是期刊整体的数据，反映的是期刊的平均影响力，而非单篇论文的具体质量或影响，天然不适合用来衡量研究者个体的学术成就。从这个角度看，用期刊分区来评价个人的学术成果显然是一种误用。

然而，在实际评价中，这种误用却成了主流。本不该用于个人考评的指标，却成了决定科研人员晋升和奖励的关键标准。中科院分区表的分区结果，特别是论文发表在一区或二区的期刊上，往往被认为是重要的学术成果，这样的评价标准应用非常广，基本成为了各大高校以及科研院所的招聘、晋升、奖励评价标准。

例如，某双一流建设高校人才引进要求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不少于3篇（中科院1区），或5篇（中科院2区及以上）。某医科大学建立分级激励制度，对中科院一区论文给予IF值×10,000元/篇的奖励，二区论文奖励标准降为IF值×5,000元/篇。中科院旗下的部分研究所，部分研究岗位招聘时也要求中科院SCI分区一区论文1篇及以上者优先。

有些机构可能并不是完全沿用中科院期刊分期标准，但也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改动。汪磊解释，一般较高水平的研究院校不会照搬中科院分区，但或多或少都会参考这个分区结果。在这个分区基础上，略加增减，用于高校师生的学术评价。

JCR分区同样是部分高校参考的评价标准，但相比竞争对手JCR分区，中科院期刊分区是更“适合国情”的，更多国内机构参照了中科院期刊分区。

汪磊指出，现在国内论文科研水平和论文发表水涨船高，竞争激烈，往往只有发表在顶刊的工作才被认可。大家之所以愿意参考中科院期刊分区，很大原因是因为这个分区是金字塔结构，各学科一区期刊占比远比JCR分区中的一区期刊数量少，因此可以被视作“顶刊”的标准。

实际上，无论是JCR分区还是中科院期刊分区，都是针对期刊整体状况而非具体一篇论文好坏的评估。以这类期刊分区标准评价个人的工作，是犯了以刊评人的错误。

一位科研评价领域的专家向《知识分子》表示。期刊分区结果应该是个人评价的参考，而不是全部。对高校来说，要给全校科研人员评绩效，从工作量的角度考虑肯定要依赖一些量化指标，但这只是一个基础的数据。如果要评价个人的成绩，下一步还需要各领域的专家对他的学术贡献作出具体评价，包括每篇发表文章的学术价值，由此来评定他的成绩。现在大部分机构只有第一步简单的量化评定，缺少了第二步。

这其实是中国科技评价体系的无奈，中科院期刊分区一直倡导期刊分区结果只能作为个人评价的参考。但现在没有人承担起对研究者个体学术水平的评估责任，想来想去，似乎也只能依这个标准。理想的状态是，学术共同体应该发挥作用，为科研人员提供个性化的学术评价。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歪脑：是为讲中文的年轻一代度身定制的新闻杂志。歪脑以鼓励独立思考为本，力图为观众读者提供另一种看世界的眼光。歪脑欢迎坦诚的对话，希望在这里建立起一个多元、真诚、安全的线上社区，碰撞出无边界的知识江湖。

一、民主期刊：DeepSeek增强中共监控能力，中国输出数字极权威胁世界民主自由

2025年初，中国初创公司DeepSeek发布了一款开源人工智能（AI）模型，震惊全球科技界。该模型性能媲美ChatGPT，却能以极低的成本和计算需求运行。这不仅引发了硅谷的担忧，也促使多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限制其使用。

3月底，民主期刊发表了一篇题为《DeepSeek为何如此危险》的文章，作者是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中国数字极权专家瓦伦丁·韦伯（Valentin Weber）。文章指出，这项技术的真正威胁远超经济与技术竞争，更可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强化监控国家、输出威权统治的工具。

韦伯表示：“尽管DeepSeek的成就对金融、经济、技术和国家安全的影响已被广泛报道，但其对威权统治的意义却鲜有人讨论。DeepSeek拥有巨大潜力，不仅能增强中国本已无处不在的监控体系，还将使中国共产党（CCP）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拥有自动化、自主性和科学化的镇压工具这一目标。”

他将中共的监控体系比喻为一场棋局，技术是其保持优势的关键。韦伯梳理了中国监控国家的三次演变：

1. 态势感知（2000年前后至2010年代初）：通过闭路电视和数据处理，中共得以掌握公民的行踪和行为。例如，面部识别技术帮助当局监控维吾尔族等群体。韦伯将这一阶段比作设置“棋盘”，了解“棋子”（即中国公民）的动态。
2. 决策支持（2010年代中期至今）：“2010年代中期，中国的监控产业实现了巨大飞跃。如今，人工智能监控网络不仅能追踪公民（棋子）的下落，还能为中共提供建议，指导其采取何种行动、使用哪些数据以及制定何种策略。”2016年，阿里巴巴在杭州部署的“城市大脑”系统成为一个转折点。该系统可实时处理数据，在抗议发生时为警方提供应对方案，甚至决定是否出警。韦伯将这一步称为“追踪棋子”，为当局的决策提供建议和支持。
3. 自主智能（正在发生）：DeepSeek标志着第三次转型的开端。韦伯指出：“随着中国监控国家进入第三次演变，这项技术开始从单纯提供决策支持，转向真正代表中共行事（即下棋）。”此外，他表示，第三次转型不仅局限于中国国内，AI技术的发展还可能助力中共监控全球。

韦伯设想，未来AI可能直接执行警务任务，例如取消异见人士的旅行计划，或通过电话分析情绪、警告潜在抗议者。他写道：“中共拥有大量中国公司的数据，可以利用DeepSeek以多种方式执行法律并恐吓对手。”

尽管DeepSeek增强了中共的镇压能力，韦伯也指出其潜在风险：过度依赖AI可能导致警方忽视对系统决策的审查，最终使治理失控。他问道：“在紧急情况下，警察会再次核查，还是简单点击‘确认’？”这种依赖性可能在系统层面引发中共内部危机。

最后，韦伯再次警告全球，DeepSeek的诞生“可能会让中共维持更长时间的统治，并推动中国人工智能监控系统向世界各地输出”，最终损害全世界的自由。

二、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2025年度报告指责中国宗教自由状况持续恶化

3月25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SCIRF）发布了最新的2025年度报告。报告继续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Country of Particular Concern, CPC），批评其宗教自由状况持续恶化。

报告强调，2024年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仍是全球最差的国家之一。中国政府坚持推行“宗教中国化”政策，强制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融入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伊斯兰教、道教等宗教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宗教团体和信徒实施系统性压制。

报告指出，中国当局通过大规模监控、逮捕和拘留，限制宗教自由，尤其针对新疆的维吾尔穆斯林、西藏的藏传佛教徒以及法轮功成员等群体。

报告还特别提到，中国政府利用人工智能（AI）、大数据以及面部、声音和步态识别技术，对基督徒、法轮功成员和少数民族宗教群体进行大规模监控。中国还将这些“智慧城市”技术和产品出口到超过100个国家，威胁全球人权和宗教自由。此外，中国通过跨国压迫手段限制海外宗教异见人士，例如2024年9月美国政府成功促成被中国监禁近20年的美国牧师大卫·林（David Lin）的释放。

另外，报告记录了中国对多个宗教群体的持续压迫。2024年，中国当局对藏传佛教徒的宗教自由施加更多限制，美国国务院特别协调员乌兹拉·泽亚（Uzra Zeya）在会见达赖喇嘛时重申了对藏人人权的支持。在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继续面临严格监控和拘留。报告还提到，截至2024年，USCIRF记录了810名因宗教自由或信仰问题在中国被拘留或监禁的受害者，其中532人仍未获释。

最后，报告呼吁美国政府采取行动。USCIRF建议特朗普政府迅速任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并对中国实施更有力的政策，包括制裁侵犯宗教自由的中国官员和实体，以及限制对中国的相关技术出口等。

三、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中国多达65%的政府官员涉及腐败

3月20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ODNI) 发布了一份最新的报告，指出尽管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自2012年起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但腐败仍是中共政治体系的顽疾，高达65%的政府官员涉及其中，甚至包括中国最高领导层。

其中，即便到了2024年，反腐运动的发起人、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家族仍保留着数百万美元的商业利益与金融投资。

公开研究显示，中共高层的家庭财富令人震惊。报告引用《纽约时报》调查报道称：“2012年，温家宝的家族——包括其母亲、妻子、儿子和兄弟姐妹——控制了至少27亿美元的资产。同样的，习近平的兄弟姐妹、侄女和侄子持有超过10亿美元的商业投资和房地产。”尽管“没有证据直接将这些投资与领导人本人联系起来”，但其政治地位无疑为家族提供了便利。

从2012年至2022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了近500万名政府及中共官员，其中470万人被判定有罪。然而，报告强调：“腐败是中国的固有特征和挑战，因政治体制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共、缺乏独立的官员监督以及透明度有限而得以滋生。”学术研究估计：“大约一半的中国官员曾参与腐败，尤其在地方层面。”贿赂和贪污平均可使官员收入增加四至六倍，高层官员因更大权限获利更多。

报告指出，这场运动不仅旨在清除腐败，更深层反映了“党主导的安全化”，即“针对不守政治纪律和意识形态不纯者的打击，特别是政府最高层”。此外，在反腐运动初期，打击明显针对与习近平政治对手有关的官员。

然而，报告提到：“政治关系如今并不能保护官员免受起诉，包括那些与习近平本人关系密切的人。”例如，2023年被免职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上将及2024年被调查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上将，“两人均被指控违反党的纪律”，显示反腐已超越派系斗争，旨在确保忠诚与效率。

最后，报告表示，目前中国的反腐运动仍在进行，但对其前景并不看好。“腐败在中国的结构性特征——集中权力、缺乏独立监督，阻碍了系统性改革。”习近平的反腐虽取得成果，但“中共不愿允许外部监督，反而优先考虑自我纠正”，使彻底改革遥遥无期。这一矛盾可能长期影响中共的合法性及其长远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