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三月，春回大地，按说该是万物复苏。但有些地方的法槌落下，却带着点倒春寒的凛冽。告别这个魔幻的三月，盘点那些法治舞台上的奇景，你会发现一条简单粗暴的逻辑正在上演：我审故我在，你辩故你滚。

这不是演习，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剧，主角们身份各异，有法官，有九旬老母，有“被指定”的被害人，还有一群即将拿着二维码的律师。

剧本第一幕，发生在河南南阳。

主角叫毕祺祺，是个90后法官。他妈冀廷梅，一个曾经带着乡亲们搞玉器市场发家致富、拿过各种表彰的能人，突然就成了“黑老大”。

连带着十几个亲戚，咔嚓一下，全进去了。

毕法官觉得这事儿不对劲。母亲冀廷梅搞的市场，商户们交管理费，按材料里的说法，七百多个商户都站出来说“我们自愿的”，没觉得被强迫。可警方不信，非说这就是强迫交易，是涉黑，还放话威胁证人：

“你港片看多了，以为请律师有用？”

甚至连律师都被围堵，被称为“假律师”。

毕法官寻思，别人不顶用，亲儿子总得上吧。刑诉法和司法解释写得明明白白，法院工作人员可以给近亲属当辩护人。这在法律圈，基本算道送分题。他把申请递到南阳淅川法院。结果，法院拿着这道送分题，愣是做成了一道：

奥数压轴题。

苦思冥想了一个多月，法院就是不给答复。上一级法院也打太极，“等回复。”

一个法官，想在法律框架内救自己的妈，发现自己被自己服务的系统给“等回复”了。这扇门，对他这个“内部人”都关得严丝合缝。

毕法官心里苦，但估计说不出。他爹妈被抓三年，他一直试图在体制内沟通，结果发现，越温和，越容易被当空气。

这扇门背后，可能藏着法院的难处。最大的难处，也许是怎么在不得罪某些力量的前提下，把程序走得像那么回事。

毕竟，南阳这案子，怪事不止一桩：七百证人不如几句恐吓，律师阅卷难，看守所玩失联，案子还能拆开审：

程序正义？那是什么，好吃吗？

所以，毕法官能不能给他妈辩护，这真不是法律问题，南阳法院在等什么？等风头过去，等大家忘了，等冀廷梅家属自己放弃？

毕法官的遭遇，像投入水池的一块石头，激起的涟漪不止一圈。

第二幕，舞台转到浙江温州苍南。

这里有个更魔幻的角色，叫王建东。他身兼被告人何华芳的丈夫和“被害人”双重身份。你说这剧本写得巧不巧？

更巧的是，王建东作为“被害人”，想在庭前会议说句良心话：“我没被骗，没损失。”

法院直接给他来了个指令，不准说你没被骗，也就相当于说：

你只能支持、赞成、同意检察机关的意见。

任何不同意见，免谈。

这操作，让人梦回古代公堂——“大胆刁民，还不从实招来？不招就大刑伺候！” 

“兼听则明”的老话，看来没传到苍南。他们可能觉得，司法效率更重要。什么叫效率？就是大家都别废话，跟着检察院的调子走就对了。

王建东的律师想较真，提了管辖权、证据、公开审理这些基础问题。法院更干脆，直接把这些定义为“辩护意见”，然后以此为由：

剥夺了律师的出庭权。

这逻辑闭环了：被害人必须同意检方，律师质疑就是捣乱，捣乱就别来了。齐活。

所以你看，有时候，“被害人”这顶帽子，是你想摘都摘不掉的。你明明没觉得疼，有人非按着你说：

你疼，你必须疼！

第三幕，舟山中院。

九旬老母何英，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要给儿子林军丞辩护。儿子被控敲诈勒索，说是跟舟山首富和海航讨债讨成了敲诈。老太太不信。

法院规格挺高，常务副院长亲自坐镇。一开始也挺客气，法官同意老太太当辩护人，口头也答应了可以复制案卷。

老太太心里刚热乎一下，没想到院长王良军发话了：

“不允许复制，只能在阅卷室查看。”

法条上白纸黑字写着，亲友辩护人“经法院许可”，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卷。关键就在这“经法院许可”五个字。

解释权，看来牢牢掌握在院长手里。

于是，九旬老太太，得在十五天（扣除周末只有十来天）的庭前准备期里，每天跑到法院，一个字一个字地手抄堆积如山的案卷：

这哪是辩护？这是对老太太进行体能极限测试。

法律给了权利，现实砌了堵墙。这墙不高，但对一个90岁的老人来说，就是天堑。最终辩护效果如何？大概率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你看，法院可以让你辩，也可以让你辩不成：

手段多得是，总有一款适合你。

第四幕，视角拉到更宏观的律师群体。

安徽蚌埠司法局灵机一动，给律师们发了个专属“健康码”。以后，律师事务所出函，必须带二维码。法院、检察院、公安一看：

蚌埠律师，请出示您的二维码。没有码，对不起，您的业务我们不受理。

美其名曰，“压实律所管理责任，减少私自收案收费”。

这码，仿佛成了律师执业的紧箍咒。以前是认章不认人，现在是认码不认人。万一系统抽风，或者信息录入稍有差池，律师们就得在办事窗口前，体验一把“码到成功”或“码上失败”的刺激。

下一步，是不是要搞律师执业行程码、大数据轨迹追踪？想想都带感。

最后一幕，必须得提提“刑辩不过山海关”的新注脚。

辽宁阜新，退休法官刘学慧被控“滥用职权”。二十年前，他递交审委会后，按院领导指示给一个重病犯人办了取保候审。如今，领导隐身了，他成了背锅侠。

辩护律师李进、杜明怀想调取当年的关键卷宗，法院说：

“没有必要。”

开庭时，律师想发言，刚说几句，法官就开始警告。李进律师讲了十分钟，一次训诫，直接被请出法庭。下午，杜明怀律师更惨，五分钟内，八次警告，一次训诫，也被请出去了。

辩护席空了。法官问被告人刘学慧：“你是自己再请律师，还是我们给你指派法援？”

这效率，啧啧。

律师的作用，在这里被压缩到了极致——大概就是来证明一下“我们开庭了，有律师在场（过）”。

刘学慧想喊：“我要我的律师！” 但声音，可能飘不出那个“没有必要”调取证据的法庭。

把这些碎片拼起来看，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法律条文写得越来越细，程序规定越来越全，但实践中，那句“我审故我在”的潜台词，似乎总能压倒一切。解释权和自由裁量权，有时像个巨大的黑洞，把本该属于公民的权利悄无声息地吸进去。

南阳的毕法官还在等回复；温州的王建东被迫“同意”；舟山的老母亲仍在手抄；蚌埠的律师预备扫码；阜新的刘学慧面对空席…他们都在各自的剧本里挣扎。

这出戏演到最后，主角光环似乎只打在那个高高在上的“我审”之上。至于其他人？无论是想说话的律师，喊冤的家属，还是试图自证清白的被告，剧本给他们的最终指令往往异常清晰：

你辩故你滚。

法槌落下，有时宣告正义，有时，也像重重关上的门。门外的人，看着门里模糊的光影，心里五味杂陈。至于那杆叫“公平”的秤，秤砣可能早就被锁进某个保险柜了，毕竟，当存在感依赖于审判的绝对权威时，异议的声音，自然就成了必须清除的噪音。

古老的铁门变成了如今更精密的玻璃墙，看似透明，却更难逾越。开锁和关门的手法确实越来越艺术化了，但最终指向的目的地，好像从未改变。然而，铁屋子纵然造得再精巧，密不透风，那偶然从门缝里泄露出来的光，或是几个清醒者绝望的呐喊，也足以让外面的人窥见几分内里的景象。毕法官的奔走，何老太的抄写，被逐律师的背影，还有那七百位证人的发声……

这些并非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它们是刻痕，是印记。

当“我审故我在”成为一种傲慢的宣告，“你辩故你滚”成为一种粗暴的驱逐时，总有人会记得，总有眼睛在看着。或许今日的力量对比悬殊，公道看似遥遥无期，但正如黑夜里无法完全禁绝星光，至少，三月的这些喧嚣与被压制的喧嚣，让我们听到了沉默被打破的声音，哪怕微弱，哪怕艰涩。至于那杆叫“公平”的秤，它或许蒙尘，或许被藏匿，但总有人记得它应有的模样，并在寻找让它重见天日的机会。

写于2025年3月31日

蚌埠的律师们，今天迎来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消息：他们有了自己的健康码。这是司法局特意为他们设计的一款专属二维码。没有这个码，无论你再敬业，再专业，你出具的律所函也：

无法被法院、检察院或公安机关立案受理。

这张通知书不无自豪地告诉律师们——

“为进一步压实律师事务所管理责任，有效减少律师私自收案收费问题发生，现决定推行律所出具律师事务所函二维码制度。”

这句话读起来，总让人想起了社区工作人员在新冠期间那句熟悉又亲切的：请您出示健康码！

五年过去，蚌埠司法局或许觉得：

天下大势，唯码不可破。

生活如此，律界也当如此。于是，“有码走遍天下，无码寸步难行”，一夜之间成为蚌埠律师圈子里的共同心声。

乍一看，这个制度似乎真有点道理，律师办案凭证扫描即知真假，简单明了，的确方便。然而细想之下，却忍不住浮现一个奇妙的画面：律师们举着手机，焦虑地等待机关单位工作人员扫描自己手里的二维码——扫码成功则畅通无阻；扫码失败，场面立刻变得尴尬，仿佛这个码变成了：

律师执业的生命线。

此前，有律师朋友抱怨司法行政机关喜欢折腾，新规不断，今天要求盖章，明天要求备案，后天又要扫码，每次改变规则都要重新适应，就像每天被告知不同的路线去上班，原本熟悉的路却越走越陌生。

也许司法局想借助这一小小二维码，建立起一种更高级别的信任机制，但问题在于，人与人的信任若需要一张码来鉴别真伪，那种信任恐怕也只是脆弱的一层薄膜。

更有趣的是，二维码里的信息一旦与代理案件的信息不匹配，律所和律师们瞬间成为了私自收费的：

嫌疑人。

事实上，这项政策似乎只是增加了一个新的行政环节，让本就疲于奔波的律师们再度增加了一道奇怪的手续。以前律师们是见章办事，现在变成了：

见码办事。

不知道下一步会不会进化成人脸识别或是声纹验证，让大家彻底步入科幻时代。

也有一些观点认为，现在的司法行政管理，越来越接近生存游戏了，只有在不断折腾和考验中活下来的律师，才能笑傲江湖，成为最终的蚌埠律师王。

无奈归无奈，码还是要扫的，路还是要走的。或许蚌埠司法局觉得，律师群体太自由，需要给他们一点适当的束缚，二维码恰恰就是一个完美的工具。这样一想，似乎一切都有了逻辑，健康码证明你身体的自由：

律师码检验你执业的自由。

而司法局则站在背后，怡然自得地看着每一次扫码成功或失败，感受：

权力与技术完美结合的微妙满足感。

于是，蚌埠的律师们之后每天出门，口袋里除了执业证，还必须揣着一个新码。他们或许内心不情愿，但面上依旧保持着平静，仿佛早已习惯了这样荒唐的常态。毕竟，谁还没有几个必须扫码才能继续生活的日子呢？

刚才看到邵玉娟律师发微博称，她在河南杞县法院付集法庭，因复制鉴定意见的问题被书记员叫来法警，手机被抢，三名法警不出示证件、不拿执法依据，就把人按住、给打背铐、殴打，随后又把邵律师拖到执法局办公室：

继续打。

目前我朋友圈里众多律师接力转发此条微博，追问当地部门。

我看到这个消息，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不久之前在锡林浩特法院门口弥漫的辣椒水味道。彼时，几位律师刚在安检处质疑“根据哪条法律不能带手机”时，法警二话不说就喷辣椒水、抢手机、抢律师证。律师们当场被辣得视线模糊，疼到在救护车上：

直跺脚。

这样的画面，看一次心惊一次。法律到底是讲道理的，可当场能不能讲得通，不好说。

法警的脾气似乎比辣椒水还冲，律师们拿法规、规定去沟通，人家一句话怼回：“不按我们的规则办，就出去。”有人问：“‘你们的规则’？不是法律的规则吗？”法警说：

“对，就按我的规则。”

讽刺吗？当然很讽刺。法律体系明明早已完善，刑事诉讼、律师法、安全检查规定……每一条拿出来都是白纸黑字、盖着国徽印。可实际在一些基层场域里，却是另一套“我的规则”。这些规则藏在某些人的脑袋里，说出来等同于“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白纸黑字的一套，扔到墙角落灰去了。

在锡林浩特，几名律师的眼睛被辣椒水喷得火辣辣，视线一度模糊。据后来的诊断书显示，三位律师双眼、眼周都有烧伤。其中一位还出现：

角膜上皮损伤。

那一刻，他们体会到了“疼得想随便签个字，只要能结束痛苦就行”的绝望。这何尝不是某种文明的倒退：律师原本是为了维护正义与公民权利而存在，结果却先被身着制服的法警袭击：

以维持秩序的名义。

更可怕的是，受伤律师报警后，当地公安竟称“不予立案”，一句“此案不属于他们管辖”，就把问题推得干干净净。几位律师联合署名要求公开道歉、追责时，当事法院没有任何回音，也没有一句解释为什么要喷辣椒水、为什么要抢夺律师证。就连那张挂在安检大厅里的“废止已久”的2004年旧规，也在事后神秘消失。它曾是他们对外宣称“这是依据”的唯一文本，如今被拆掉，仿佛案子和辣椒水也能一起消失似的。

同样的剧情，如今又在杞县法院重演。

只不过，从喷辣椒水到直接殴打、上背铐，似乎升级了暴力的手段。对方也没有拿出哪条哪款的“法条”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倒是拳脚和冷冰冰的手铐让律师切身体会到了法警不会跟你讲道理。

有人说，法庭是一国司法尊严的象征，讲理、讲事实、讲公平。可偏偏总有些人喜欢往“理”里头塞点“私货”，让讲道理的地方变得寸步难行。律师在法庭上要做的事很简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记录法庭过程，核对证据材料。但在某些地方，你要先过一道“你们的规则”考验：手机要不要上交？能不能带进去？复印卷宗是不是冒犯了谁？质疑规则是否合法会不会引来辣椒水……

就像锡林浩特法院门口，有律师眼看着安检大厅里贴着一份2004年版且已经被废止的所谓“司法警察安全检查规则”，堂而皇之挂在墙上当“法律依据”。当律师要求给个说明时，法警却说：

“没必要向你解释。”

律师说：“那请出示证件。”法警又冷笑一句：

“我让你看警号。”

随后，开喷辣椒水。

法警应该干什么？维护法院秩序，确保审判安全，而不是随心所欲、借着制服之便踩在法律头上。可现实中却冒出了另一个问题：普通公民或者律师被法警喷辣椒水、戴背铐、殴打后，再去公安部门报警，却往往碰上“相互推诿”、“不予立案”等情况。原本依法维权都变得困难重重，这让人不禁怀疑，法律还在吗？规则还在吗？

在案发现场，法警拿着辣椒水或者挥拳的那一瞬间，就像变成了另一个“法律”：当你问他“根据哪条法律执法”时，他只会用拳头或者喷雾告诉你，这里没那么多道理好讲：

我说行，就是行；我说不行，就不行。

管你拿着律师证还是公民身份证，都得给我上交。在一个原本该“讲理”的地方，不讲理反而通行无阻。

万幸的是，尽管有人被喷，被打，被抢手机，还有人愿意把这些事情掀到阳光底下。一条微博、一则新闻，就是刺破黑暗的针。虽然未必能在第一时间改变现状，但至少让更多人知道：在有些角落里，还暗藏着如此粗暴的“私刑”；而某些维权之路，其实比想象中更曲折。

回到这句标题：“法律是讲道理的，但法警不讲。”法律在纸面上从来都是明明白白：任何强制措施都必须有正当程序，任何搜查、扣押都需要正当事由。当律师在履行职责时，更需要得到基本的尊重与保障。这都是写在法条里的应然。

可惜，在某些司法实践中，书面条文抵不过现场的：

几瓶辣椒水、几记捶打。

锡林浩特的律师说，他们最后收到了“不予立案告知书”；杞县的律师说，她被突然带走殴打，连法警的证件和执法手续都没见到……当事人一遍遍给大家上演“如何将法律抛诸脑后”——看似极端，却并非个例。因为只要惩戒缺席、追责无门，下一次还会有“辣椒水”或更严重的暴力继续发生。

法治的尊严，不是镌刻在法院外墙，也不是印在法警制服上，而是写在一个个合法、合规、透明的程序里。无论是法院、检察院，还是公安机关，都应该以敬畏之心对待法律，让权利受到真正的保护。倘若法警“我的规则”凌驾于“法的规则”，那就是违法滥权；如果发生了殴打还可以毫无顾忌，一告就被挡回，那就是执法者与某些司法环节的双重失职。

此刻，杞县案的结局还未见分晓；锡林浩特案里，律师们已经提出控告和要求追责。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有关部门能正视此事，依照法律对打人的法警作出应有处理，对受害律师给予合理补偿。至少，让“法律是讲道理的”这句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能在现实中站得住脚的根本。

因为，在我们的社会，只有真正维护法治与公义，才配称之为“法庭”。否则，喷人的辣椒水与打人的拳头，会破坏的不仅是一个律师的眼角膜，更是社会对司法底线的信任。

无论是哪个省份、哪个地方，法警们都该记得：制服并不代表可以任意行使暴力，法律面前无制服特权。如果法警只服从“我的规则”，那么法律的尊严又何在？同样的疑问也留给那些将来想要继续喷辣椒水、挥拳头的人，若这把辣椒水瓶最终被问责，会不会影响你下一次再喷人？如果不会，那法律的脸面又该往哪儿搁？

愿每一位为法治奔走的律师，都能不再担心突然被“依法喷”或“突然挨打”；也愿那些打人的法警，早日明白，法庭本该讲理，不是用来打人的。

写于2025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