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人想坐上穿越到苏联的列车。那么，对于生活在苏联的普通人而言，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一些人记忆中的苏联，是宏大的五年计划，是战争的英雄史诗，而在毛细血管的日常里，却是无数看不见的边界和禁忌。生活在苏联的普通人，必须恪守六大禁忌，它们虽然不是写在刑法里的重罪，却是刻在每个苏联人骨子里的生存红线。

第一、思想的禁忌

《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这句笑话，道尽了思想禁忌的本质。这个禁忌，是苏联的第一禁忌，也是最根本的禁忌。在这种禁忌下，任何与官方口径不一致的思想，哪怕仅仅是一句私下的抱怨，都可能被视为异己。

1945年2月，战争英雄索尔仁尼琴在前线被捕，原因是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了一句：那个留胡子的老板，是他把我们引向了毁灭。信还没到朋友手里，索尔仁尼琴就已经到了劳改营，罪名是反苏，刑期是八年。

令人窒息的是，这种禁忌遍布社会的角落。勋宗时期，有数万人因触犯思想禁忌而被关进了精神病院。比如一位莫斯科工人，仅仅因为在车间里抱怨了一句“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待遇却一年不如一年”，次日就被带走，从此杳无音信。

第二、迁徙的禁忌

莫斯科不是你想进，想进就能进。这句笑话，道破了苏联迁徙的禁忌。1932年，苏联建立了严格的人口管理制度，任何人离开居住地超过24小时，就必须持有单位开具的证明。进入莫斯科等等几个大城市需要专门的介绍信，否则就被视为非法滞留，轻则罚款、重则劳改。出境更是遥不可及，苏联存在的69年里，和平年代的出境率不到千分之三。

苏联的迁徙禁忌，一方面源于计划经济的需求，计划经济需要将劳动力锁定在计划的岗位上，不能随意变动，否则就会影响计划。另一方面是为了缓解资源分配的压力，毕竟，莫斯科是苏联的门面，哪里的面包都可以缺，莫斯科不能缺。

第三、经济的禁忌

苏联，应有尽有，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句笑话，道破了计划经济的虚伪。在计划经济下，普通人的经济生活被两大禁忌所束缚：一是禁止脱离计划而生存，二是禁止有劳动能力而不工作。

苏联的商品短缺是常态，所有都需要凭票供应，排队4个小时购买一磅面包是普遍现象。在这种背景下，在黑市讨生活成了普通人生存的必备技能，可一旦被抓住，就会被定性为投机倒把。比如莫斯科的一位家庭主妇，用在家中自制的果酱交换邻居的手套，被举报后定为投机分子，最终被没收全部财产，并罚款500卢布，这相当于她8年的工资。

苏联的计划经济，因为分配极不合理，所以劳动积极性极低。于是苏联出台了反寄生罪，在街头和公园抓闲人，如果不能证明自己正在上班途中，轻则被带走调查，重则移送劳改营。苏联大诗人布罗茨基因为不愿意烧锅炉，就曾被判社会寄生罪。

第四、文化的禁忌

麦当劳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工具，口香糖是西方世界的颓废象征。这句苏联口号，突出了苏联文化禁忌的诡异。

苏联的文化要求是，歌颂宏大、赞美积极、发扬向上。也就是，你只能歌颂光明，不能揭露阴暗；你只能塑造英雄的幸福，不能描写凡人的苦难。即便是真实，如果不符合发展中的”真实”，那也是禁忌。所以任何偏离这种基调的文化作品，都可能被视为反苏宣传。比如《古拉格群岛》被定性为叛国作品，流行音乐被视为资本主义的颓废声音，严禁收听，否则就要被罚款劳教。

第五、社交的禁忌

在苏联，和谁做朋友，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生存的抉择。这句感慨，是苏联心照不宣的禁忌。

在苏联，普通人不能有外国的亲戚朋友，不能看外国的书籍资料，否则就可能被定性为反苏分子。如果一个人被定性为反苏分子，那么他的家人、朋友、同事，都可能受到牵连。比如1956年，匈牙利事件爆发，一名莫斯科大学的教授，仅仅因为与匈牙利的学生有过师生经历，就被撤销职称，流放到西伯利亚。当一名孩子的父亲成了所谓的人民公敌，他母亲做的第一件事往往是销毁父亲的所有物品，并告诉孩子那个人不是他们的父亲。这不是残忍，而是为了活命。

第六、隐私的禁忌

在苏联，没有真正的私人生活。这句耳语，是苏联私人生活的无奈写照。

苏联执行集体宿舍，厨房是共用的，卫生间是共用的。你的脚步声、孩子的哭声、夫妻间的争吵，都会被邻居听得一清二楚。你的访客是谁，你几点回家，都在他人的注视之下。并且，苏联还出台了《居住区使用规则》，禁止在厨房讨论政治话题。

于是私人生活就成了禁忌，这个禁忌使得苏联人从小就懂得：隔墙有耳。比如一名莫斯科工人，在集体公寓的厨房中向妻子抱怨了黄油难买，次日就被克格勃带走。

苏联时代的六大禁忌，本质上是权力对个人生活的全面渗透。从言论到思想，从迁徙到出行，从经济到社交，从隐私到文化，权力的触角无处不在。透过这六大禁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苏联普通人小心翼翼的生存状态，更看到了苏联如何一步步走向覆灭的过程。

苏联解体的原因千头万绪，但不可否认，人心向背是最终的判决书。当苏联需要依靠无处不在的禁忌来维持运转时，它离停摆就不远了。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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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基因》书评：极权主义在民族国家中已经被制度性编码，无法通过改革消除

2月26日，政治学者裴敏欣在网络媒体中国书评 (CHINA Books Review) 发表了一篇书评，讨论经济学家许成钢的新书《制度基因：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文章指出，该书提出了一个理论：中国的极权主义并非历史偶然，而是由制度结构长期“编码”而成，因此难以通过（政治）改革来改变。

书评封面

裴敏欣总结了该书的三个重要意义。首先，它回答了学术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政治体制究竟属于何种类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处于极权体制，这一点基本没有任何争议，但问题在于，“毛时代的结束是否意味着中国从极权主义转向另一种独裁形式？学界并无共识。”常见的解释包括“后极权主义”或“新威权主义”。然而，裴敏欣认为，这些概念都难以解释中国政治的结构性特征。文章指出：“中国并未因为放弃阶级斗争、拥抱资本主义而不再是极权体制，因为其基本制度并未改变。”

对此，裴敏欣在文章中推崇了许成钢书中提出的新概念——“区域管理式极权主义” (Regionally Administered Totalitarianism, RADT)。在这一框架下，中国政治权力仍然高度集中，例如党对产权、司法和干部任命的控制；但经济管理和行政事务则在很大程度上由地方政府执行。裴敏欣写道，这种结构意味着“政治权力是统一集中的，而经济管理却是分散的”。

书评进一步追溯了这一制度的历史来源。许成钢认为，其雏形可以追溯到1958年的大跃进。当时，毛泽东削弱中央计划机构的权力，将大量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结果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动力：地方官员通过政治激进或夸大经济成绩来争取中央认可。

文章以大跃进为例指出，这种竞争机制曾造成严重灾难：“各地竞相建立‘土法炼钢’的小高炉，生产出的钢铁毫无价值；与此同时，各地虚报粮食产量，并向农民强行征粮，最终导致大饥荒，饿死三千多万人。”

不过，这一制度也在改革年代产生了不同的效果。邓小平时期，中央将地方官员晋升与经济绩效挂钩，从而形成地方之间的经济竞争。许成钢认为，这种竞争推动了许多地方政府采取市场化措施，例如吸引投资、保护企业产权等。

然而，书中也指出了该制度的结构性限制。由于国家仍然拥有干预和侵犯私有产权的能力，资本主义在这种制度中只是服务于党的政治目标的工具。文章指出，当政权认为私营经济威胁政治控制时，“它可以改变法律并实施新规来限制私营部门”。

裴敏欣表示，在定义了中国政治体制是一种极权制度之后，该书又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即中国极权主义的“制度基因”。“在他看来，尽管这种独裁形式出现于20世纪，但其制度基因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然而，他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独裁基因如此强大：“既然所有社会最初都由专制统治，为何有些社会建立了宪政，而另一些社会却滋生了极权主义？许成钢的答案是，传统专制政权演变过程中发生的关键性制度变革，决定性地塑造了其未来的政治秩序。”

书中表示，中国的关键性制度变革分别是郡县制、皇权对土地的控制以及科举制度。“郡县制构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体系，使皇帝能够直接掌控人事任命，并将日常行政权力下放给地方官员。这种安排确保了地方官员的政治忠诚，也使得统治庞大的帝国成为可能。同时，皇帝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土地是农业社会中最宝贵的资产——确保了皇帝对经济的控制，并阻止了独立社会群体积累财富。科举制度则为皇室提供了招募和同化最有才华、最有抱负的人才的手段，并控制了他们的向上流动。”这些制度共同塑造了一种高度集中权力、缺乏独立社会力量的政治结构。

该书最后一个重点在于回答另一个困扰学术界的问题：中国这样的极权体制是否有可能通过改革转变为更加宪政的政治秩序？

然而，书中的结论非常悲观：历史经验显示，极权体制很少能够通过渐进改革转型为民主制度。正如文章所总结的，“这一理论迫使我们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极权主义很可能是无法改革的。”

徐成钢引用台湾的民主转型来强调不可改革的极权主义和可改革的威权主义之间的区别。在思考中国的未来时，人们很容易将目光投向台湾的民主成功，认为中国可以效仿台湾的道路。但徐先生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因为台湾从未拥有过同样的极权主义制度基因。台湾并入中华帝国的时间很短，因此支撑大陆专制统治的三大要素在台湾并不存在。与此同时，宪政主义的制度基因，例如私有财产权和民主政治，是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更重要的是，1949年后统治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是威权主义而非极权主义，它缺乏像大陆毛泽东政权那样在台湾实施社会控制的制度能力。

因此，该书认为，唯一能够成功推翻极权主义的方式是通过革命而非改革。

裴敏欣认为，许成钢的研究以比较政治和历史制度分析为基础，为理解中国政治体制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框架。而该理论也“迫使我们面对一个诚实却残酷的真相：极权主义的确是不可改革的”。

二、美国企业研究所：中国经济预计在2030年开始趋向零增长

3月5日，美国企业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 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试图回答一个长期困扰经济学界的问题：在当前结构性束缚之下，中国经济是否会进入“增长终点”。报告认为，如果缺乏重大制度改革，中国经济将会从2030年开始滑向“零增长”，并在2030年代后期彻底停止增长。

文章封面

报告开篇即指出，中国经济在2020年代的表现可能“比官方承认的更为疲弱”。作者认为，许多常见政策工具只能带来短期效果。例如，“最常被讨论的解决方案，例如刺激消费，并不能在一年以上时间内产生显著而持续的影响。”

在分析中国增长前景时，报告提出三个核心结构因素：债务、改革停滞与人口变化。其中，人口趋势被视为最关键变量。报告指出，中国劳动力人口正在迅速减少，而老龄化速度却持续加快。研究认为，“人口结构的变化本身就足以保证中国在2030年代后期基本停止增长。”

报告特别提到，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口红利与资本投入。但随着出生率下降和社会老龄化，劳动力规模将持续收缩。相关研究也显示，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在全球范围内都属罕见，未来几十年退休人口比例将显著上升，这将直接削弱经济增长动力。

除了人口因素，债务问题同样被认为是增长瓶颈。报告指出，中国在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领域积累了大量债务，而这些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稳定。作者认为，继续依赖债务驱动投资，将使增长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

对于当下的中国经济问题，作者提出了三种中国当局可能选择的解决办法：1. 进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国家主导和过度生产；2. 通过加杠杆加大刺激力度，旨在提振市场情绪，而非像2008—2009年那样应对危机；3. 重新推行房地产市场。然而，作者认为后两者都是饮鸩止渴，并且在债务和人口的束缚下效果不佳，只有第一种能够提振经济。

然而，作者表示，“真正的市场化改革对习近平而言将是一次重大的政策逆转，其初期影响将包括国有企业在产能过剩行业的萎缩——这会带来政治风险。有意义的市场化改革可能被否决。”

报告同时对当前政策讨论提出批评。近年来，中国政府多次提出通过扩大消费来推动经济转型，但作者认为，这一策略难以改变长期趋势。报告指出：“刺激消费或许可以带来短期增长，但难以形成持续的增长动力。”

在这种背景下，报告提出了一个更为悲观的结论：即使中国继续保持一定的经济扩张，其增长速度也会不断下降，并最终趋近于零。作者写道，债务积累、人口下降以及改革不足“共同保证了一个结果：到203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基本停止增长”。

不过，报告也指出，这一前景并非完全不可改变。作者虽然认为可能性不高，但仍然认为，如果中国实施大规模制度改革，例如改善资源配置、减少国有部门对经济的主导、提升生产率，增长仍可能维持更长时间。但正如前文所承认的，这类改革在政治和制度层面都面临较高难度。

总体而言，这份研究为中国经济长期前景提供了一个颇为严峻的预测：在结构性压力不断累积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可能逐步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长期停滞阶段。而这一转折点，可能比许多观察者预期得更早到来。

三、外交政策：美国退出气候领导后，寄希望于中国领导并不切实际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近日发表了一篇分析文章，讨论一个日益突出的国际议题：在美国退出全球气候治理之后，中国是否可能填补领导真空。该文给出的结论是，中国可能会继续在清洁技术等领域发挥领导作用，但是中国更倾向于“在气候谈判中争取利益，而不是承担全球治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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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文章的背景是美国气候政策的重大转向。2026年初，美国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成为少数不参与该协议的国家之一。分析认为，这一决定削弱了美国在国际环境治理中的影响力，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重新塑造全球气候政治格局的机会。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角色成为讨论焦点。文章指出，尽管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但它仍然坚持参与国际气候机制，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迅速扩大投资。文章分析了中国愿意留在《巴黎协定》中的三个原因：气候变化在中国被视为现实威胁；中国希望维护国际形象并扩大外交影响力；能源转型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

然而，作者表示，中国是否能够成为真正的气候领导者仍然存在疑问。文章指出：“中国在气候外交中日益活跃，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准备承担全球领导责任。”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经济结构仍然高度依赖煤炭和工业生产，这使其在减排问题上面临巨大压力。

文章以能源结构为例说明这一矛盾。一方面，中国在太阳能、电动车等绿色产业上占据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其能源体系仍依赖化石燃料。分析指出，这种“双重结构”意味着中国既是能源转型的重要推动者，也是全球排放的重要来源。

与此同时，国际政治因素也影响着气候治理格局。作者指出，美国退出气候合作体系不仅削弱了多边机制，也改变了各国的战略计算。文章写道：“当美国放弃气候领导地位时，世界将面临一个新的问题：谁来制定规则？”

在这一问题上，中国的外交策略显得尤为关键。近年来，中国不断扩大在气候技术和绿色产业领域的投入，例如大规模建设太阳能和风电设施，并推动电动车产业发展。这些政策使中国在清洁能源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作者表示，这更像是一种“绿色重商主义”的行为。

文章提醒，将中国视为“气候救世主”可能过于简单。作者指出，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仍然强调“发展中国家”身份，并坚持各国应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种立场意味着中国在气候治理中更倾向于扮演谈判者而非领导者。

最后，文章的结论并不乐观。虽然美国的退场为中国提供了扩大影响力的空间，但全球气候治理仍然缺乏一个稳定的领导中心。正如作者指出的，“美国的退却并不会自动让中国成为新的气候领导者”，“全球气候治理至少在未来三年内可能仍将处于失灵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