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某音上流传着这样一个对口型视频：

视频中的人用不太标准的中国话念着这样的台词：“老百姓负责生孩子，国家负责教孩子，把教育部改成国防二部，所有学校全部军事化，退役军人进驻学校，负责孩子的三观教育，习惯教育、行为教育……”

这个视频的内容让我这个有孩子的父亲不寒而栗。

更恐怖的是，该视频的点赞量高达31万，推荐量1.5万。

和这个视频类似的还有很多，几乎每个都是高点赞、高推荐，背后的能量之大，让人毛骨悚然。

这个说法最早来自疯狂英语的李阳，当时他在一个视频中说：“中国教育唯一的希望，就是把教育部变成国防二部，让3000万退伍军人成为班主任，把我们伟大军队的优良传统，作风，传给每一个中国青少年……”

那段时间司马南老师正因为偷税事件被赶下神坛，李阳的言行，疑似有企图接班司马南的意向。

而这个视频的内容比李阳的话更加激进，例如“老百姓负责生孩子”这种话，完全没把老百姓当人看。

也难怪视频下面有正常人这样调侃：“上一个这样的已经挨了两颗核弹了。”

这话不假。

上一个实施军国主义教育的国家，叫作日本。

正是这个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战争罪行。

而日本所实施的军国主义教育，正是让人变成魔鬼的原始推动力。

其军国主义教育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中小学教科书内容

二战前后日本小学《修身》课本中，常见“二宫尊德（知名农民思想家）夜以继日为国家奋斗”的故事，教导学生“为国家奋斗、牺牲小我”；课文还大肆宣扬“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如“国体之本在于尊皇爱国”，学生被要求背诵、默写。

1939年版《国民修身》小学课本开篇第一句是这样的：“日本是神国，天皇是万世一系的神圣统治者。”

初中历史课本中描述日本对亚洲的侵略时写道：“为开拓生存空间，为大东亚共荣圈实现，乃我皇国青年之使命。”

修身课中一篇叫作《乃木希典将军的自杀》的文章有这样的句子：“将军以赤诚之心殉国，正是我们每个臣民孝忠的榜样。无论生死，皆要尽忠报国。”

军人进驻学校插手中小学教育

如李阳等人所倡导的那样，日本军人早在二战之前就已进驻了学校，1940年代，日本中小学生日常课程中，安排“锻炼身体、培养战斗精神”的军事体操和步枪操演。

许多学校设“国防训练”课，模拟步兵队列、刺枪术，甚至组织学生掷手榴弹、学习建造阵地等。

女生则学习急救包扎、缝制服装等后勤知识。曾有资料显示，有的高年级中学生甚至承担对空哨戒、识别敌机的任务。

学生被要求每天向天皇画像行礼，诵读御真影。

在升旗仪式中，要求学生颂念升誓词： “我等日本国之少国民，誓以纯洁无私之心，为陛下效忠，为皇国繁荣而努力。”（节选自上世纪40年代东京小学资料）

组织学生参拜靖国神社

学生每年需参加悼念阵亡军人的“靖国神社参拜”活动。在参拜过程中，老师会强调“为国捐躯最光荣”，以激发学生的民族责任感。还有“少国民大会”、“出征欢送会”等大规模集会，鼓励学生把参军报国当做终生理想。

参拜靖国神社仪式时，要求学生颂念： “今拜谒英灵，誓学忠烈，将来为皇国而战，不惜舍身成仁。”

在社会上大力实施军国主义宣传

像“大日本少年团”组织，类似于西方的童子军，但宗旨和活动全围绕军事训练与天皇崇拜，比如学习刺杀动作、集体背诵“奉公爱国”誓词。每逢战争纪念日、国庆、天皇生日，全国上下广播宣讲“神风敢死队”等英雄事迹，制造忠诚奉献的社会氛围。

1941年《少年倶楽部》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他们这样给孩子洗脑：“要成为向神风敢死队学习的好少国民，勇敢无畏，将生命献给天皇与国家。”

1944年东京国民动员会的市民告示中这样说：“孩子们，战争是祖国成长的道路，无论男女老少，皆应以必胜之志支援战场。”

1942年，日本教育部（国防二部？）还发行了一部《家庭训诫要览》，发至每个家长手中：“父母应以身作则，教育子女把报效国家、服从天皇视为天命，不畏牺牲，舍身为国。”

……

作为受害者的中国人，我们很清楚这样的教育模式把数不清的日本人变成了丧失良知的禽兽。

更清楚的是，这个被军国主义异化后的国家，遭到了怎样的惩罚。

我国有句古话叫作：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今年是战胜法西斯80周年纪念，作为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中国人，绝不该、更不会走上同一条道路。

那些倡导把“教育部改为国防二部，所有学校全部军事化”的人，并不是爱国，而是想破坏我们的国家，毁掉我们的未来。

武大开学典礼整了一批白椅子，在白椅背上，特意贴上了红圈圈，瞬间炸了锅。

图书馆的前事本就尚未了结，裤兜还没擦干净，不小心在抗战胜利的大好日子里，再来这么一轮视觉冲击，踩中了公众敏感神经。武大这轮实在想唾面自干都不容易。

不过武大吸取教训，这次倒是回应得很快。回复大意是，事发时间为研究生开学典礼，为了引导师生就坐，在部分白色座椅和蓝色座椅靠背上用红色、黄色等不同颜色和圆形、五角星形等不同形状的标签进行了分类标识，其中部分白色座椅靠背所贴红色圆形标签引发误读。

现场确实这么排布，解释整体还算合乎情理。不管有理没理，武大本就终究是为挑逗敏感神经致了歉。在大背景下，也不怪公众神经过于敏感。

按理说，9月5日武大就这事儿道了歉，到这就应该了了。

可大河报不甘心。致歉2天后，9月7日中午，它突然发布檄文，三问武汉大学座椅标签事件”，剑指武大没有守住民族大义。

大河报的灵魂三问是这样的：

一、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活动刚刚结束，武汉大学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工作疏忽？

二、既然标签有不同的颜色和形状，为什么一定要在长方形的白色椅子靠背上贴圆形的红色标签？

三、座椅标签争议是没注意细节问题，还是没守住民族大义？

这三板斧发文，你很难说是毫无道理，但又有一种活脱脱一副“我抓着大问题了”的亢奋模样，不知道的，还以为它代替相关部门发现了什么惊天秘密。

这几个问题是阴狠的。它先入为主，不管对方已经回复说清了事由，直接关联上了“抗战胜利纪念日”刚结束后这一特定时间节点，把小工作失误进一步升格成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

第二个问题，阴狠点在问题里“一定”这两个字上。武大确实贴上了圆形红标签，但它从来没有“一定”要这么贴的意思。而这句发问，把“一定”这顶主观动机的帽子，偷偷藏在了贴圆形标签这件客观事实的罅隙里面，夹带私货，生怕武大不被一锤砸到地板上去。

第三个问题就更夸张了，它抛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二选一选择题。这种带有恐怖主义的问话逻辑，似乎在历史的长河里面从来就没少听过，令人记忆犹新。

很难想象，这是一份曾经声名遐迩的都市大报，经过三审三校能发出来的评论。

姑且不论长方形的卫生巾沾了血，还是一大片红点。本身是可大可小的工作失误，口诛笔伐也就够了，人家也表示了歉意。经过它们一番“上纲上线”的操作，一下把一所985大学打成了民族罪人，精日间谍。

媒体的职责本应该是客观报道、理性引导。可大河报在这件事上，既没有去深入采访武大工作人员，了解事情和武大的回复是否有明确出入；也没有采访在场同学，了解同学在现场对这件事的观感和态度。它反其道而行，一上来就带着预设的批判立场，把小事放大，把失误扭曲。

很难说，这是在维护公平正义，还是在消费公众的爱国情感，把严肃的 “民族大义”变成自己博眼球的筹码。

这份吹毛求疵的劲头，要是用在监督真正的社会问题上，也不至于现在让人觉得它在“没事找事”。

受大河报这篇评论启发，我也有三个问题想问问大河报：

一、大河报的“大河”，为何与大和民族的“大和”同音？背后有什么深意？

二、你们这红底白字的LOGO，为什么这么像一个“日”字？既然图形有各种各样的组合，你们是不是别有用心？

三、你们是彻底忘记了侵华战争里的国仇家恨，还是想潜移默化地美化小鬼子的罪恶行径？

这次，轮到你们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