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没有新故事。

如果你已经有一个孩子，给你多少钱，你会愿意生二胎？五十万？一百万？那三胎呢？又是多少钱？

中部某省M市给出的金额是：二胎96300元，三胎165100元。

这些生育奖励并不都是现金（尽管当地政府在宣传中常计算奖励总额）。钱将通过两种形式来到你手中。一种是流通货币：二胎、三胎的育儿补助、一次性奖励金等费用总计36300元、45100元；另一种是房券：二胎、三胎分别可以得到价值六万元、十二万元的房券一张。房券占据奖励总金额的62%、73%。

关于奖励的效果，M市有一份答案：2024年，这项生育鼓励的政策落地，该市新生人口较上年增长17%，八年来首次由降转增。当地媒体称：M市用政策“钥匙”打开了生育之锁。这篇文章被同步挂在政府信息网上。

在正常情况下，肉身是个人意志的载体，生育尤其如此——它只能由个人主动发起，由母体独自孕育，并最终娩出新生儿。这一过程无法被任何人替代，也无法被外力介入、更改。M市卫健委负责该项工作的领导显然理解这一点，他曾对媒体表示：“人口工作是一门科学，不是凭想象做的，更不是你想生多少就生多少。”

生育鼓励工作之难，正难在任何政策都无法违背当事人意愿，往女性的子宫里塞入一个孩子。2021年放开三孩之后，全国不同地区都曾有过一些尝试。攀枝花是第一个生孩子发钱的城市（生育二孩、三孩家庭，每月500元补贴，共发放三年），但新生人口数据并无明显变化，此后几年，有其他城市做出尝试，也收效甚微。M市不是第一个生孩子发钱的城市，但却是成绩最亮眼的一个。

外部的政策真的可以影响个人选择吗？成功的为什么是M市？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来到M市小坝镇的三桥村，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中国村庄，全村共有445户人家，一半人口已经外流，村子并无支柱产业。我们试图从这样一个村庄的执行中理解，政策如何打动人们。

但最后，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这里没有新故事。村干部在上级考核下想尽办法完成任务。村民们则大多表现得事不关己，如常生活。至于那些真的生下了孩子的女人们，她们的重要有别样的体现方式：从怀孕起，她们的各项私密数据被询问、登记：末次月经时间、预产期、出院日期、孩子吃母乳还是奶粉。而当一个女性想要打掉肚子里孩子，那就是她最受到重视的时刻。

两个正面典型

三桥村的苏芳一家很忙。2024年12月，她生下了第三个孩子，为此苏芳和丈夫得到了8100元一次性生育鼓励金、每月育儿补贴一千元、价值12万元的购房券，还迎来了领导的慰问，媒体的采访。这一年，三桥村诞生了6个新生儿，其中有两个是三胎，苏芳的孩子是其中之一。

奖励和关注给苏芳一家带来新的烦恼。暑假期间，街道办的工作人员领着十几个人蜂拥而来，有记者也有领导。第一次，一众人都空着手来。第二次，街道办的工作人员问丈夫李亮：“是不是空着手你不欢迎我们？”隔几天送来东西。回答问题时，苏芳按街道办工作人员说的，“问什么就答什么”。记者问她，三胎补助多少？有没有拿到？什么时候拿到？拿到高不高兴？高兴，苏芳回答。她心里知道，“发表这文章，主要目的就是（宣传）政策。”

后来她在今日头条刷到过那篇写自己的文章，记者写错了村子的名字，也写错了苏芳的孩子是几胎。这样的队伍苏芳接待过两次，之后再有媒体找来，她一概拒绝。

孩子的爸爸李亮则纠结于房券是不是真的有用。他去不同售楼部问过楼盘价格，想用房券买来房子后再过户给其他人。销售无一例外先问他是否持有房券，李亮因此怀疑销售根据房券金额虚报高价。他还试图把房券转让出去，给这张价值十二万的房券打了折，定价几万块，但无人问津。李亮和村委会的人聊天，抱怨“我始终怀疑这（房券）是假的。”

实际上，苏芳生下三胎和奖励政策并无关系。她意外怀了孕，不想要，但李亮想要，“我们天天为这个孩子吵架”。他们的前两个孩子都是女儿，李亮一家都想要一个儿子。知道苏芳怀了三胎的人大多劝她去检查孩子的性别，她也考虑过，如果是女儿就拿掉，是男孩儿就留下来。但她没有这样做：现在赚钱这么难，（孩子）总是要拿掉的，何必再花钱？她一直犹豫到孕中期，李亮变得很规矩，每天在家做饭。她不再想打胎了。苏芳问过李亮：如果还是女孩儿怎么办？李亮长叹一声：那就是我的命。

苏芳家门口的衣架上，晾着小婴儿的衣服

三桥村不远处的南洼村，还有另一个生孩子的正面典型——带头生二胎的村支书孙浩。

媒体报道中说，“他多次做妻子工作，宣传家乡建设成效和未来良好发展前景，最大限度地消除其后顾之忧。”

2024年，根据公开报道，整个M市新生人口1049个，同比增长17%。当地媒体称，M市用政策“钥匙”打开了生育之锁。这1049个新生儿中，三桥村贡献了6个，南洼村贡献了2个。

在南洼村的村委会，我见到孙浩。他接受采访的经验比苏芳更丰富一些：从小孩出生两个月起至今，共有四次。每次问的问题都差不多，他感到疲倦，以至于我见到他时，对于每一个问题，他都说：忘记了。

孙浩的妻子怀二胎也是个意外。那时，她刚辞职，打算换一份新工作。妻子问孙浩，要不要把孩子打掉？他不置可否，也不觉得紧张，“打掉了就打掉了”。

当地媒体来问他：决定生孩子的当时是什么想法？生完孩子之后怎么样？孙浩含混地回答：没什么想法，生孩子……我没得想法。

我问他，“但新闻写，你就是为了政策带头小孩？“

“它说是，那就是了。”

我没能见到孙浩的妻子，无从得知她当时经历了什么。她对“媒体采访”更加不耐，听说我“想聊两句生育鼓励的事情”，在电话里干脆地回应：没时间。

两个妇女主任

蓉姐是三桥村的妇女主任。鼓励生育的政策是2024年春耕时节传达下来的。三月底四月初，镇卫健办通知各个村的妇女主任们开会，蓉姐学完会议精神，领着海报、横幅和任务回到村里，再把这些“物料”张贴在村委会办公室的外墙上、村公告栏里、十字路口旁，以及部分村民的家门口。

这些海报上都画着类似的场景：一对父母，三个孩子。最大的孩子是个女孩儿，第二个孩子看不出性别，最小的男孩儿在父亲怀里，留着和爸爸一样的小平头。一家人在舞狮，红艳艳的，在他们的头顶上，写着六个金色大字：“人多多，福多多。”画面风格像是AI生成的。

三桥村村委会外墙，破损的宣传海报，发放补贴的银行卡被称为“生育荣誉卡”

妇女主任是生育鼓励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苏芳的三胎就是由蓉姐发现、上报的，整个孕期，蓉姐按月提醒苏芳做产检。2024年12月，苏芳剖腹产生下一个男孩。

三桥村是个中等规模的村庄，全村445户人家，近一半已经外流。要在这里找到一个孕妇并不容易。蓉姐的工作诀窍在于观察力、记忆力、人脉，以及绝不争先、只求保底的工作态度。

一次，远远瞥到某一户人空置在村中的房子办喜宴，没有被邀请的蓉姐第一反应是“今年结婚，明年大概率会生孩子”，从而四处打听其电话号码。见某家的老太太突然不在村中，蓉姐便与老爷爷闲聊一句：“婆婆上哪了？”

“照顾孩子去了。”

“生二胎啊？”

“有想法，总不过看他们（孩子）吧。”

蓉姐记下了，之后与相熟的人打听：他屋头有孩子没有？没有把握之前，她不会给当事人直接打电话。

此外，消息也靠口口相传。蓉姐有个姑姑，六十多岁，与她同住在三桥村。接到这项工作后，蓉姐悄悄叮嘱姑姑：“关注好外头的新闻啊，要是哪屋里有啊，就跟我说。”姑姑也不负所托，她带来六队一户人家的好消息。现在，别人家的好消息也成了蓉姐的好消息。

妇女主任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宣传政策，但蓉姐并不擅长游说。她通常拿着宣传册照本宣科，再委婉打听两句对方是否有生育意愿，倘若对方表现出摇摆心态，她便多说几句：有补贴总比没有强，想生就趁着有政策的时候赶紧生。谈到生育鼓励这项工作，她最常说：那别人不生你还能逼着人家？

小坝镇国道上空的宣传标语

同为妇女主任，蓉姐佩服隔壁陈庄村的敏姐。陈庄村是2025年镇上新生儿增加人数最多的村子——14个，超额完成任务（原本的考核指标是11个）。因为出彩的工作成果，敏姐接受过领导表扬，还曾向大家分享工作经验。

敏姐爱笑，待人热络。通常午饭或者晚饭后，外出的村民们都已归家，正吃饱喝足溜达消食，敏姐便拿上一沓宣传册，也转悠出去，遇上熟人就招呼：国家现在有鼓励生育的政策了，生孩子有奖励！

很快有好奇的村民凑上来打听：搞么子？

xx，快让你家媳妇生孩子！敏姐抽一张宣传册递给对方，半开玩笑地说道。遇上家里只有一胎的适龄对象，便委婉打听两句：你们家也只有一个小孩，有没有考虑哈？

敏姐劝说对方的主要技巧如下——

如果长辈很希望再添孙子，但年轻一代对生孩子不置可否，就从长辈入手：现在让他们生孩子，你还能帮他们带得动，政策也不是一直都有的。

如果年轻一辈有意生育，但对孩子的看护、抚养能力有顾虑，敏姐就多鼓励：不要看当下，要看以后，有了孩子你们也有努力的动力。她用自己举例子，两个孩子相差十五岁，生二胎时公婆年事已高，不仅帮不上忙，反而还需要她来照顾，但如今儿子走了，自己还有小女儿陪在身边。对老年人则强调多子多福，小家庭在困难的时候，长辈资源应该适当倾斜。

对女性，话术更是五花八门：生二胎对女性身体好，可以防止乳腺、子宫疾病；对孩子个性好，独生子女更容易个性跋扈、自私。

“独生子女容易个性跋扈”的论调，我在不同村干部口中都曾听说。后来我得知，这个“论据”来自各种培训大会。

2024年政策落地以来，培训会常常召开。有时是镇里，有时是市里，有时是卫健系统培训，有时是医院专家来开讲座。怀孕对妇女身体好、对孩子个性好的论调，就来自其中一场。而这场培训具体是谁在什么时候举办的，敏姐已经记不清，左右是“专家在讲”。

不仅如此，培训会还向落实工作的村干部们解读政策。敏姐记得培训会上提到的一组数据：2023年，本市新生儿只有六千人，死亡人口却达到了一万二，照此情况发展下去，M市很快就会成为一座空城。

根据研究，人口降低确实会给经济发展带来直接的影响。2015年，经济学家周天勇研究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的关系，发现二者是两条走向一致的曲线，但前者错后后者二十年。这就意味着，二十年前人口增、降，决定二十年后经济增长或者萧条，两者呈正相关。而一旦一座城市成为一座空城，由人所创造的“社会文化”“经济形势”，都失去了讨论意义。

显然，敏姐从专家“空城”的描述中理解了工作的紧迫性。但听起来，她的方法并无特别之处。我问蓉姐为什么陈庄村生育数据好，她分析说，“她结交能力蛮强。再加上她打牌……工作能力也强。”

但我觉得这也不是决定性因素，便随口猜测：“她们那个村人多吗？”

不想蓉姐竟然真的点点头：“嗯。她们那个村是合并村，原来是两个（村）。”

全镇各村排名中，除了陈庄村，有另一个村成绩也相当耀眼，但蓉姐并不佩服那个村妇女主任，甚至有点讨厌她。蓉姐说，那人会在群里向领导邀功，说自己“电话都打爆了，打停机了。”领导布置工作，要求五天完成，她两天便汇报。蓉姐讨厌这种积极。

蓉姐的指标

今年三月的某一天，蓉姐突然收到镇卫健办领导的微信消息——有人在市医院检出了三胎。消息包含着孕妇末次月经时间、头两胎生育情况等信息，末尾缀着领导的指示：给这位妇女做工作，动员她把三孩生下来。

从执行生育鼓励政策开始，孕妇就是完成每年生育指标的决定性要素，而一个孕妇最重要的时刻，无疑是她决定打掉孩子的时候。

蓉姐对这户人家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住在三队附近，家里已经有了两个男孩。她想着，现在生两个男孩好大压力，怎么还可能生三胎？她回复一个“收到”，将事情放了两天。第三天，蓉姐托会计帮忙打听。会计打去电话：听说你屋头那个又怀了？对面答：有是有的，不过已经拿掉了。会计听罢，回应一句：现在有鼓励生育了，你生了有补贴了！

电话那头声音大了起来：奖好多钱呐？是奖一千万呐？奖五百万我都不生！紧接着，电话挂断了。

某村委会广场外墙的右上角，写着镇鼓励生育办公室的宣传语：“早生得实惠，晚生就后悔”

电话挂断第二天，镇领导发来消息询问三胎的情况，蓉姐如实相告。没有任何回复。领导的不满持续到了下一次开会：有些村里，明明三胎已经怀孕了，又不珍惜。要是你们多努把力，多做份工作，说不定人家把它生下来呢？

没有点名，蓉姐就坐在全镇二十多个妇女主任中间默默地听，蓉姐把领导的态度理解为对三胎典型的热情。她觉得领导“奇葩无聊”。此后又有几个村子陆续出现打掉三胎的情况，镇领导亲自登门去劝。当然对最终结果毫无影响。怎么可能？蓉姐理解那些女人，换做是自己，她也不会生。

蓉姐有两个孩子。2011年，她生下二胎，是一个小女孩儿。当地有句俗谚，“孩子是带着口粮来的”，意指孩子自己带着福气和饭碗，一定可以养活。但这个孩子带来的是一万元的罚款。交了钱，她才能上户口。蓉姐家凑了七千块钱，托人说情，希望计生单位通融，没谈成。七个月后，为了躲避频频上门催收的人，她离开村子投奔外地工作的丈夫。又过几个月，蓉姐一家被起诉到法院，罚款金额从一万变成两万多。此后，她彻底断绝了交罚款的念头。辗转几年后，蓉姐最终留在村里照顾孩子。

我接触到的妇女主任们，过去几乎都曾在外打工或做生意，最后为了照顾孩子，就近找了“妇女主任”这份工作。

蓉姐的二胎成了黑户，好在她从小身体健壮，不大有需要身份证号码的时候，三岁后上私立幼儿园，也规避了没有户口本的问题。直到2015年底政策放开，小女儿终于不需要交钱也可以上户口。

如今，孩子已经上了初中。每天早上，蓉姐五点多起床，帮孩子准备早饭，把孩子送到学校；晚自习后再将孩子接回。在第一节课与晚自习之间，她和发小一起吃早餐，去市场买菜，或者工作。除此以外，她大多待在家里。

2024年，蓉姐的工作任务没完成。尽管当地卫健委相关领导在公开采访中表示，“人口工作是一门科学，不是凭想象做的，更不是你想生多少就生多少。”但实际执行过程中，这项工作仍有考核指标。2024年隐形的指标是，各村新生儿数量不得低于上年。六月底，这一年的摸排结果出来，三桥村只会有6个新生儿，比2023年还少了2个。（孕妇怀胎十月，下半年怀孕的人无法在年内生产，也就无法计入当年的数据。除非运气好，有人在外地早已怀孕或者生孩子。）

这一年的七八月份，是蓉姐最焦虑的时候。镇里的计生会上，领导点名批评未达标的村子：看看你们去年生了几个、今年生了几个，是不是宣传还不到位？有没有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是不是还有没摸排出来的数据？自从政策落地以来，计生会经常召开。这项会议没有其他议程，只讲数据。各村妇女主任人手一张单子，23年、24年新生儿数据列成两排摆在上头。领导挨个村点评。

蓉姐感觉丢脸，就像“一个学生天天被老师点名”。可是又能怎么办？蓉姐无奈，也觉得委屈：“生不生又不是我能控制的。去年生孩子的人多些，今年村里能生孩子的人自然变少。”

三桥村废弃的民居上，写着鼓励生育的宣传口号

2025年，蓉姐的运气变好，新生儿指标虽较去年增加一个，却早早完成了。稍有不确定的是，其中一个孩子的父母早已将户口迁出本村，孩子也跟着落户外省。

按照政策规定，只有新生儿落户本市的家庭，才能算作本市新生人口，领取生育补贴。但在去年，有村子上报过落户本省其他市的小孩，也算了数。村干部对此有种普遍的解释：“根儿是我们村的”，因此可以算成本村工作数据。

实际上，村干部的数据是否有效，由镇里决定。所谓的“根”，是村里完成指标的弹性空间——假如一个村民落户其他城市，但同意妇女主任在本村给新生儿建卡，那么本村指标便又完成一个，也即本镇生育指标又完成一个。区别只在于，这户人家无法领取本市生育补贴。

但落户外省的情况此前并未出现。蓉姐请示镇里领导：这种新生儿落户外省的情况能不能算？领导回：先报上来吧。她按领导的意见上报了。镇里最终会不会算这个孩子，蓉姐不知道。

敏姐的数据

有一天，我和敏姐一起待在她的办公室里，听到她和一个产妇打电话。她询问产妇术后恢复情况：“现在是母乳喂养还是混合的呢？”

“吃奶粉，全部奶粉。”

“全部奶粉？”敏姐重复一遍，语调有些犹疑。

对方加重语气再次笃定：“对，全部奶粉。这样方便更换照顾者，就不用一直缠着妈妈。”

“对对对，谁都可以照顾。”敏姐赶紧笑着附和，随后声音放轻了，“那母乳的话，你是怎么处理的？”

“吃下奶药。”产妇语速急促起来，像要解释自己的选择，“因为我还要管大的，我要是喂奶的话，就没法睡整觉，情绪不好会对老大很有影响的。”

敏姐点头：“现在奶粉反正基本上营养也都供得上。”随后继续问起新生儿出生体重、是否打各项疫苗等情况。这通电话最终以敏姐提醒产妇按时复查结束。

敏姐的办公室墙面

这样的电话，敏姐要打很多通。妇女主任需要和村里每一个适龄妇女（通常是40岁以下）建立联系，掌握她们的婚姻情况、生育情况，如果有人怀孕，这样的沟通还会更细致、私密。例如，她们需要打听到这些女性的末次月经时间，以便推算她们的预产期。预产期如果在年内，意味着这一年全村鼓励生育任务的完成多了一分保障，否则只能算到下一年。

女性生育后，她们必须在产妇出院七天之内回访，掌握产妇的生产方式、胎儿出生体重、健康情况，并最终填进一份表格，拍照留痕，汇报上级，再将纸质文件留底。

掌握母乳/奶粉喂养情况也是工作要求，但敏姐并不知道为什么。根据公开信息，800元、1000元的每月育儿补助，依据的正是奶粉和尿不湿的成本。尿不湿价格浮动较小，奶粉则参考国产产品中等价位。

这一天，敏姐在电脑前忙碌了很久。她先登录一个全省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信息系统，又从左手边拿起一个文件夹，随后将电脑系统里的信息逐项手写填进表格里。

她要处理的数据看上去来源复杂。敏姐填上几格，就停下来，打开电脑里的不同表格、人口信息系统、育儿补贴系统之间穿梭，又或者打开手机翻找聊天记录。有一会儿，她写着写着就抬起头，先翻看手机，随后眼睛向斜上方看天花板，嘴里喃喃：“16号……19号……” （后来我知道她在确认产妇的生产日期）随后眼光继续在电脑、表格、手机之间来回跳跃。

期间，她还接到一位镇上领导的电话，确认某个新生儿是第几胎，应该领多少生育补贴。

在与那位产妇通完话之后，敏姐的工作终于要结束了。她两指在手机屏上快速一滑，截了个图。然后她放下笔，举起手机给纸质表格拍照。最后，她把产妇术后情况、表格图片及视频聊天截图，悉数发到镇卫生院某位领导的微信上。

此时已到中午十二点多，她终于能赶回家去给上小学的二女儿预备晚饭了。不到一小时后，她还要再到村委会开会。敏姐曾坦言，以自己现在的心智，或许当时她不会要二胎，因为压力太大。“但是咱们去做工作，肯定不能把这些负面的东西带给人家，是吧？肯定会给人家宣传一些正能量。”

人心

蓉姐所在的三桥村和敏姐所在陈庄村都属于小坝镇。今年10月，我在这里停留了二十多天，访谈村干部和村民。

到镇上的第三天，我在人流最大的十字路口听到鼓励生育的宣传广播：

M市朋友们，现在为大家播报鼓励生育好政策。2024年4月1日到2027年5月1日，只要在M市民政局结婚的夫妇，不管您户口在哪，都能拿到6万元购房认购券补贴。生孩子更有惊喜……生二孩一次性生育奖励共计6500元，三孩8100元。……这么好的政策，大家赶紧了解起来，抓住机会，为家庭添丁增口，共享幸福生活！

夜色里，甜美的女声突然从高处的喇叭里传出来，不断重复这段话。喇叭下面，骑电动车的居民、低沉轰鸣的重型卡车快速驶离。

镇幼儿园门口，陪小孩玩耍的家长，大多数是爷爷奶奶

在镇上和村里，我见到的普通老百姓普遍对此政策态度不满。老年人关注的大多是生养孩子的花销：养育孩子的物质、人力成本，最终都能换算成明码标价的金额，而政策奖励的钱显然还不够多。

一个老年妇女说：

“我不想要（孙子），我要了，她（儿媳妇）向我要钱，我没得钱！她向我要钱怎么办呢？”

“（补贴）那太少了，要生一个孩子，起码得20万。你奖我20万，我就给你生个孩子了，是不是？”

一个老年男性说：

“你看现在一个小孩扶起来要多少钱？从小孩出生到大学最少100万。政策说的是鼓励好多钱，奖励好多钱？能不能（给）这些？”

我也尝试和育龄中的壮年人聊天（每一个家庭都有二胎），他们则更加漠然。有人笑着回答我：（我都生了）两个了人家还鼓励？有人则充满戒备，冲我连连挥手：没听过，我不知道。我已经有两个小孩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大孩子十几岁了，还有什么二胎三胎的事情？

或许也因此，找到孕妇显得困难。根据上级要求，妇女主任（及村委会其他干部）需要给全村人打电话摸排信息、宣传政策。蓉姐还曾被镇领导叫去现场办公，与别的妇女主任一起打电话。几乎没有任何效果。大多数人都客气地表示自己没有生育意愿，也有一部分人态度更加糟糕，被挂电话也是常有的事。

我问了接触到的每一个村干部：新生儿到底是动员的结果，还是出自生育者本人的意愿？绝大多数人听到这个问题都会发笑：谁会因为几张房券和几万块钱补助就去生孩子？

我也问蓉姐：“你怎么判断，新生儿到底是宣传的效果，还是别人想生？”蓉姐告诉我：就是人家自己想生，现在没有谁能左右别人。

“政策落地后，没有一个人是因为你们做了很多工作，她原本不想生，后来想生的？”

“没有。没有人是动员的，都是有这想法，刚好有一个政策，我们只是以宣传为主，但是你说要我们上门去跟别人（动员），那怎么说，那个不现实。”

这几乎是村干部的共识：想生的自然会生，不想生的动员也没有用。生育是家庭内部的事务，难以被外部力量影响。但正如蓉姐某一个间隙的感叹：“没办法，工作还得做”，对于这项工作，村干部们的另一个共识是：“政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顺其自然

来到村里的第六天，我收到镇计生办、宣传统战部、妇联主席杨主任的好友申请。她正是镇上主管生育鼓励工作的领导。我们约定下午三点钟在她办公室见面。二十多平的办公室里摆着两张办公桌，一进门，杨主任就在她的办公桌背后招呼我。

杨主任看来三十多岁，头发结成一个髻垂在脑后，嘴唇有些爆皮，声音也有些沙哑，说话一高声就破音，看来有些憔悴。她问我的名字，问我毕业的学校，问我现在的职业、就职的单位。我一一回答，她则不住动笔，我猜想是在记录我的信息。不多久，同屋的年轻女孩回来了，给我拿来一杯水。我接过水，她没坐下，反而掏出手机拍照。见我有些诧异地回头，两人纷纷解释：就是工作需要，不会公开发布的。

搞清楚我的来意后，杨主任表示我想知道的一切都可以在新闻上看到。她向我总结鼓励生育工作的关键：常态化宣传。“像意识形态一样的，默默地潜移默化地改变人的一些思想。”“之前的计划生育，改变人们生育观念，也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基本上用了一代人的时间是吧？……现在慢慢的话要鼓励多子多福，那也是要慢慢地来宣传的。”

杨主任还给我算账：生育的三座大山，是教育、医疗、住房。追求教育质量，就需要买学区房，之前学区房不就是这么炒起来的吗？她用本市房价和我举例：每平米均价四千，如果按15%的比例缴纳首付，40万元的房子，按政策优惠可以直接抵消首付。一个无法拿出数十万元支付首付的家庭，在这一政策优惠的帮助下便能够按月付房贷。讲到房价时，她专门补充了一句，起码房价也不再涨了。

但苏芳家的账是另外一本，生下三胎后，以最粗疏的方式计算，每月固定支出至少增加一千多元：奶粉一罐183元，一月四罐，共计732元；纸尿裤每月消费200-300元。这是促销时的价格，一旦活动结束，支出还会上涨。逢孩子生病感冒的意外情况，打针每天固定支出80元。其他零碎支出，苏芳并未专门统计。

为了省钱，苏芳会在直播间和人拼单，买诸如擦脸油一类的日用品。我遇到过一次苏芳拼单：她一手端一个手机，左手在直播间抢下一单，右手便拍下付款页面，发给朋友。她们经常如此操作，一做就是个把小时。苏芳还在抖音发现了赚钱的方法，反复刷广告、点赞，每天能赚十几到二十块钱。从怀三胎开始，她一共赚了三千多。代价是，即便感到“伤眼睛”，苏芳也无法放下手机。

这是和房券毫无关系的一本账，也是大多数村民的账。苏芳的丈夫李亮每天在镇上市场卖鱼，公公婆婆操持农活的同时帮着苏芳带孩子，二女儿在一两公里外的镇幼儿园上学，只有大女儿在市里高中寄宿。生活的重心全在村庄，房券对苏芳一家毫无意义。有村民曾向我嘲讽房券：“现在生孩子的谁还没个房？”更何况，正如杨主任所说，“房价也不再涨了”。接触到的妇女主任们也表示，没有一个因生育得到房券的人最后兑换了这张优惠券。

苏芳家的婴儿床摆在客厅中间，拼单时，苏芳就坐在婴儿床对面的地垫上

我不知道杨主任对这一切是否知情，她困惑的是，为什么大家不愿意生孩子。“有一部分女生（不愿意生孩子），会不会就像有些境外文化入侵，在鼓吹女性的自我权利，或者男女对立，有没有这种方面的思想？”

我反问：“但是生育不是女性的权利吗？”她没有正面回答，继续提起网络上描绘的，女性生育后的压力：照顾小孩、工作，兼顾人情世故。

“那这个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吗？”我指的是她口中所说的女性的压力。杨主任自己也有两个孩子，是一对双胞胎，正在读幼儿园。

“你说这个，具体存不存在，说实话我也打个问号。”

我不知道她打问号的到底是境外势力，还是她所提到的、女性在生育后的压力。

在镇上的最后一天，我去向杨主任告别时，我们又聊起鼓励生育的工作，她再一次回答“常态化宣传”。就像当年一样，“全覆盖宣传，好多转转角落的墙壁上都写着，‘计划生育是国策’，‘家事国事天下事，计划生育是大事’。”

或许每个人的记忆里都留存着关于那场政策不同侧面的口号。在一些村干部的记忆里，它们是“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上吊不剪绳，下河不拉人”。在我的记忆里，则是“农村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

我问杨主任：“你要不要再带头生一个？”

她努了努嘴，随后有些嗔怪地笑了：“我有两个了，我再生是第三个了。”

“咱们现在不是鼓励三胎吗？”

“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吧。”她把头偏向一边。

文中地点和人物为化名

过去中国有一句老话，“摆事实，讲道理。”健康的公共讨论，事实在道理之前。而在现在的社交平台，大家爱说的一句话是：“抛开事实不谈……”，很多人认为事实不重要，或者根本就没有事实，重要的是立场。

在中国，我们平均每天花费在互联网的时间接近8小时，每天拿起手机117.9次，浏览近1000条信息——这意味着，我们每个月都被动沉浮于近万条信息的洪流中。根据抽样调查，保守估计，这其中有上百条是虚假信息。以2025年6月为例，全国受理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1849.6万件。

这些虚假内容如同思想领域的雾霾，看似无害，却在无声无息地污染我们的大脑。它们通过短视频和社交媒体，可在几分钟内覆盖蒙骗百万受众。

信息污染是怎么充斥互联网的？为了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在互联网上找到一些散布虚假信息的账号，找到它们背后的公司，从网络来到了线下。在浙江金华、天津、湖南长沙，我们见到了这些账号背后的具体的人。他们有人写剧本，拍摄虚假视频；有人购买大量账号，批量散布虚假信息；有人训练AI制造谣言和擦边视频。他们非常普通，使用的工具也毫无技术含量，却轻松月入7万、甚至90万。

如果说互联网是一片已经被污染的“信息之海”，我们溯流而上，试图还原这个“污染”的过程，虚假信息如何一条又一条诞生的？谣言和AI如何联手污染信息？在文章的最后，我们和魏星——事实核查平台“有据核查”的发起人，聊了聊虚假信息和事实核查不对等的“竞赛”。为什么越辟谣，阴谋论越盛行？如何重建公众对真相的信任？

看似无害的虚假内容

“涛子”是一名“骑手”，他会拍下自己送外卖的日常。视频都是涛子的第一视角，他不露脸，用挂在脖子上的运动摄像机拍摄送单过程。视频节奏很快，这一秒他在骑电动车，下一秒他拎着外卖站在小区楼下等门禁，然后，他站在门外敲门。门开了，顾客接过外卖。画质很低，镜头随着电动车的颠簸和涛子奔跑的步伐摇晃，收音有呼呼的风声和噪音，顾客的脸被打码，视频却因此显得更加真实。

顾客接过外卖后，故事才刚刚开始。开门的通常是女性，因为脸部打码，观众的视线自然地落在女性的身体上，女顾客穿着紧身露腰的T恤和短裙。“我蛋糕怎么这样了，我怎么吃啊！”顾客拿起形状被损坏的蛋糕，向涛子发难。涛子连忙道歉，表示可以赔偿。顾客说：“这样吧，你陪我过生日吧。”

涛子推辞：我还得送单呢，不方便啊。“你给我摔成这样，我不投诉你不错了！”涛子妥协了。画面随着涛子走进顾客的家，干净温馨的独居公寓。涛子坐下，面对着桌子上的蛋糕和女顾客。

“你怎么一个人过生日啊，小姐姐。”

“我刚搬来这里，也没有朋友。”女顾客情绪陡然转变，有点委屈地说。

二人开启了聊天，女顾客强势引导，主动让涛子给她带生日帽、喂蛋糕、一同喝酒。期间，女顾客还叫了一个药物外卖。涛子觉得很不安。上厕所的时候他搜索药物的名字，发现这是某种提高男性性能力的药。再回去后，涛子喝下酒觉得头晕，女顾客扶他上床休息。视频结束。

这则视频点赞超过7万，转发超过3万。评论区里，有的网友将信将疑，有人似乎相信这是真的，“又想骗我送外卖。”“啥好事儿都让你碰上了。”“我什么时候能遇见这样的啊。”

除了外卖员和女顾客的故事，涛子的其他视频内容有相似的套路：外卖员给酒店或者家里送外卖，男顾客接到外卖后发现是自己的妻子或女朋友点的，打开外卖发现是壮阳类或妇科药品，而这单外卖本该送去某某酒店。（如果是女顾客收到外卖，同理，单是男朋友下错的。）

用户“英姐（正能量）”发布的则是“外卖员”的悲情故事。她在社交媒体有55万粉丝，她发布的视频，有骑手当街乞讨，称母亲重病急需手术费。还有穿着外卖员服装的年轻男性抱着啼哭的孩子送外卖，请求她：“我孩子饿了，能用开水帮我孩子冲下奶粉吗？”这时，英姐会抱过孩子，让保姆立刻给孩子冲奶粉，并邀请外卖员进入她的别墅客厅休息。在客厅的沙发上，外卖员对英姐讲述自己的故事：他的妻子，孩子的妈妈，抛弃了他们，他不得已一人抚养孩子。

这条视频点赞两万，评论区是整齐的“大拇指”表情和“好人一生平安”的祝愿。

可惜，这些视频都是假的，这些骑手都是“演员”——英姐既是这些视频的导演，也是演员。“外卖员给女顾客送蛋糕”的视频，涛子的主页有4个，用了4个不同的女演员。涛子自己兼任编剧和导演——在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平台上，长年活跃着一批“真导演”和“假骑手”，他们大多通过编撰悲惨故事来博取同情心，再利用受众的善良进行金钱变现。

这些视频看起来无害，因此有些人会觉得即便是假的也无所谓，反正是看个乐子，得到短暂的心理刺激，或者心理慰藉。

除了短视频平台，你可能还在互联网上刷到过许多类似的内容，比如：“54岁河南阿姨考上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一位“阿姨”在帖文中写道，“54岁硕士研究生今天去开学啦。从河南县城考到北京大学圈，我用了30年时间。”网友们获得短暂感动后，中国政法大学党委宣传部回应，称经该校研究生院核查，已录取的2025级硕士新生中，没有50岁以上的河南籍人员。

今年7月，多家新闻网站和社交平台广泛传播一则消息：“短剧《特朗普爱上白宫保洁》在海外火了，美国观众边骂边付费追剧，该剧在三个月内狂收1.5亿美元，好莱坞演员拍短剧收入暴涨7倍。”新加坡的媒体《联合早报》网站上也发布了《中国霸总短剧风吹到美国》。

事实上，《特朗普爱上白宫保洁》短剧并不存在。假消息中流传最广的一段真人画面，出自美国综艺节目《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于2017年拍摄的片段。截图之外，另外一段疑似特朗普与“保洁”的“亲密照”则为AI生成画面，从手部穿模、眼神失焦等细节处可以看出，这些片段均为AI生成。

网传《特朗普爱上在白宫当保洁的我》“剧照”来自美国综艺片段截图

假骑手：剧本、流量和金钱

今年8月，我们以学习和合作为由进入了“英姐”的团队。该团队老板叫“阿森”，共有16人，有至少8个账号。在浙江金华横店秦王宫景区门口的广场上，我们见证了一场由阿森带领的拍摄。

阿森30岁左右，留着寸头，身高170出头，穿一身黑衣服，带着3个小弟。横店景区附近有很多群演，阿森很快招募到他需要的演员。8月6日这天，他招到了一个是白瘦纤细的女孩——她将饰演送外卖的外卖员。在一个租来的黑色奔驰旁，一行人准备拍摄。

首先是讲戏。阿森塞给女孩一沓人民币，告诉她故事的“剧本”：女孩骑着电动车与一辆奔驰车相撞，她鞠躬道歉，掏出身上仅有的300元，请求车主原谅。车主当然不同意，最后阿森饰演的另一位老板“英雄救美”，给了女孩一沓修车的钱，并关怀地问她家里的情况。女孩这时要说，她由父亲养大，从小没有见过母亲，现在父亲病重，她不得已跑外卖挣钱。

“外卖员因送餐着急出车祸被车主辱骂”，“外卖员恳求顾客不给差评”，这类“骑手遭顾客刁难”的虚假故事极易挑起社会对立：富人对穷人的，好人对坏人的，既能激发人们的道德愤怒，又能突出账号主体的善良和大爱。

故事的核心是戏剧化的冲突。阿森对饰演车主的小弟喊：“你要吵起来啊！你就是个地痞无赖！”女孩在一旁默念：说到我妈的时候要用伤心的哭腔。她摆出快哭了的表情，夸张地用手臂抱住了头。

涛子的团队在天津。我们以演员的身份联系到了他。被问到是否有剧本时，他回答：“很多本子，得现场讲解。”7月底，在天津市南开区，我们见到了涛子。他与一民宿老板长期合作，把民房或酒店作为拍摄场地，费用200元一天。团队成员都是男性，需要招女演员合作，演员费用每小时150元。

剧本都是涛子写的，他说：“每天都写，想起来就写。”剧本通常有1000字左右，最少有2个人物，“外卖小哥”和女顾客，或者和男顾客。剧本的关键，“要么擦边，要么低俗。”之所以选择这个赛道，涛子说：“外卖员”苦情卖惨的剧本不行，因为“网络不允许，卖惨是被打击得最厉害的”，而且“大家下班了，本来今天过得很苦逼，还来给我卖惨，这样不行的。”

涛子写的剧本

剧情里常有一些擦边画面，比如“外卖员”抱着昏倒的“女顾客”、“外卖员”送外卖到酒店发现一男一女在床上。涛哥要求女演员穿着暴露的衣服和丝袜，在沟通时他直接说明：“会有一点肢体接触，我们剧情都擦边，但是会打码。”当我们表现出犹豫时，他说：你觉得不合适的话，我给你50块钱，你打车回去吧。

涛子反复强调，他要找“有悟性”的女演员。什么是有悟性的？他也说不清。大体是女演员要有信念感，语言动作都比较自然，既不能有明显的性暗示或者擦边，又不能过于紧绷和放不开，要通过肢体语言和语气向观众传达性暗示。

7月底，在天津市西青区某公寓的一间民宿里，我们观看了“涛子”团队成员“暴躁小邓”的拍摄过程。“暴躁小邓”先给女演员讲戏：外卖小哥给女顾客送的蛋糕形状被压坏了，女顾客说，那这样吧，你陪我吃饭吧，我生日没人陪——这是涛子拍过多次的“骑手送蛋糕”戏。

“暴躁小邓”对女演员总结：“整体剧情就是仙人跳，你骗我进屋吃饭。还给我在酒里下药，之后门关上了。”

“仙人跳？”女演员撇了下嘴，面露难色。

“就是让网友感觉到这是仙人跳，我们不明说，不会违规。”“暴躁小邓”赶紧解释。

在涛子团队发布的视频中，“药物”成为了戏剧的“钩子”，它毫不隐晦地指向“性”，瞬间抓住观众眼球，“为什么点这个药？”、“给谁用的？”这些问题自然在观众脑中形成，“送错地址”的剧情，又满足了观众作为“上帝视角”揭露秘密、参与道德审判的“抓奸”快感。

这些“药物”都是广告。接这些药品的广告，是涛子团队的主要盈利方式。他透露，每个广告大约3000元，一个月他可以接20个左右的广告。今年7月，他靠这些药品广告收入将近7万。

涛子强调，“还不算流量”。流量能带来额外的收益。涛子说，他在全平台收益每个月将近1万。以百家号平台为例，一条内容，每产生一万阅读，创作者能得到20元左右收益，传播10万加的文章、视频会给账号主带来多则2000元，少则100元的收益。在今日头条上，收益根据阅读量和互动情况计算，一条10万阅读量的文章会带来约440元的收入。

除了接广告，平台发的流量收益，流量变现还有更多的方式。有人通过直播带货、收取打赏，将流量转化。“英姐”团队重要收入来源是直播。直播中，假扮成骑手的女主播不断卖惨，声称自己母亲患病，父亲去世，家境困难，并且鼓动观众向其打钱。直播过程中，账号挂了一个名为“请我吃饭”价值399元的链接，鼓动观众去购买，该399元没有任何对等货物。仅当天就售出40多单。

当天，他们还在直播中挂出一个价值4999元的箱子，声称是个盲盒，被人拍下后，显示这是一个“金条”状物体，但主播并未说明该物体价值。随后，他们又挂出5单999元的私人定制礼盒，分别开出制作较为粗糙的“艺术品”。

这些虚假的内容并非无害，也绝不只是“乐子”。假骑手的视频背后，是一条从人设打造、剧本编造、专业拍摄，到最终流量变现的成熟灰色产业链。这些所谓的内容生产者并不在乎互联网上的信息污染，利益驱动下，他们会把每一个普通人卷入其中，我们的每一次点击都在为虚假内容付费。

不仅如此，虚假内容还在持续污名化骑手的形象，并且刻意制造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这些人为制造出来的虚假矛盾，正长期作用于真实的物理世界。

伤害具体的人

只有愚蠢的人会相信谣言，你也许会这么想。但如果是平台把这些被污染的信息推送到你面前呢？如果散播谣言的包括主流媒体机构呢？

今年8月，武汉大学图书馆事件引发网络舆论。事件进程中充斥着各种未经证实的说法，比如“杨某某硕士学位论文被评为优秀学位论文”“肖某瑫遭遇网暴致使其学业中断”“杨某某舅舅系武汉大学某中科院院士”“肖某瑫遭遇网暴致使其爷爷去世、外公成植物人”等。这些虚假信息的发布，进一步扰乱了舆论场。

这个事件中，主流机构媒体也不再是公众了解真实信息的途径。8月，武汉大学图书馆事件引发网络舆论。多家主流机构媒体跟进报道：杨某某博士录取资格被撤销！

该假消息最初由某自媒体账号发布，发表时间为8月7日下午6点13分，标题为《香港浸会大学撤销杨XX录取资格》。两个多小时后，8点57分，某都市媒体以《杨某媛博士录取资格给撤销》为题进行报道，很快阅读量10万加，吸引了一大批机构媒体跟进报道。次日，香港浸会大学回应称：“学校不会公布同学个人隐私，一切以官方消息为准。”

报道被证明失实后，媒体删除了稿件，但并未进行任何澄清或致歉。

虚假信息不仅虚假，而且有害，它使得真实信息被淹没，损害个人判断，引起舆论割裂。它伤害的是具体的人。

今年2月，艺人大S徐熙媛去世。有网友发布她在日本箱根町立医院就诊经历，患者血氧89，因为订了回程机票不就医等等，这些信息都是谣言——箱根没有“町立医院”。但这份就诊记录上了微博热搜榜。同样在微博热搜榜的还有另一条谣言：“大S去世前还想穿跟汪小菲结婚的白纱”。这条谣言累计在榜时长超过12小时。谣言同时引导了网友对大S家人的网络暴力。

今年9月，演员于朦胧坠楼身故。事后，不少传闻在网上流出，“大佬要潜规则他，狗腿子替大佬组局，他被灌醉后侵害，想不开跳楼”等谣言在社交平台迅速传播。多位演员、导演被怀疑牵涉其中。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女演员宋伊人，有用户将她与“于某某酒后意外坠楼身亡”相关联，在网络上散布关于她“杀人犯”“拉人陪酒”“潜逃国外”“拉皮条”等虚假信息，对宋伊人进行攻击、造黄谣，引导针对她的网络暴力。

9月21日晚，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通报于朦胧坠楼身亡事件相关谣言，对造谣者采取强制措施。而将宋伊人与于朦胧强行关联的言论，仅仅是因为宋伊人此前曾居住在于朦胧坠亡案发小区。

AI也是污染源

当我们问：是谁编造的虚假信息？一个答案是，或许没有人绞尽脑汁地按照某个套路捏造谣言，抓取关键词并生成虚假信息，这些AI就可以做到。

互联网的“信息之海”，是AI的数据来源。如果这是片被污染的“海洋”呢？研究显示，当训练数据中仅有0.01%的虚假文本时，模型输出的有害内容会增加11.2%；即使是0.001%的虚假文本，其有害输出也会相应上升7.2%。

AI可以生成虚假的文本。今年7月，一则《演员王一博案，判了》的新闻疯传，刷屏互联网。一批机构媒体均发布了报道。报道显示，人工智能公司DeepSeek因内容审核疏漏，就关联不实信息向演员王一博道歉，还援引了一份刑事判决书。随后，#DeepSeek向王一博道歉#一度冲上热搜。

多家媒体发布文章《演员王一博案，判了》

你或许很难相信，这条AI制造虚假信息的新闻，也是假新闻。这则消息被证实为虚假信息，被经纪公司澄清，法院也判定系谣言。追溯“道歉”新闻源头，或许来自于一则社交媒体中的帖子，该用户让AI生成了一份给王一博的道歉声明书，同时附上了（纯虚构）的法院判决书。这则帖子下方，还有“本回答由AI生成，内容仅供参考，请仔细甄别”的黄色提示词。

AI也可以通过图像和视频造假。通常，这些虚假消息并不像“特朗普爱上白宫保洁”一样带着娱乐性。近年来，Deepfake（深度伪造）色情规模不断上升，AI把受害者（通常是名人或者普通女性）的脸“替换”进色情影像或合成裸照并散布，对受害者个人造成严重的名誉损毁和心理创伤。

这些伪造的视频和图像甚至会扰乱民众、军队、甚至国际舆论和外交决策。比如，在俄乌战争中，出现了大量伪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呼吁乌克兰士兵投降的视频。这段视频被证实为Deepfake伪造视频，泽连斯基本人也在推特上发文辟谣。

虚假信息是AI制造的，而训练这些AI的人很可能是个你想不到的普通人，他们使用AI制造信息，月入90万。

在长沙市岳麓区，我们以应聘者的身份来到了长沙三匹马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全员30余人，其中有超过20人是负责AI软件发文的基层员工。在“三匹马”的公司介绍PPT中，着重强调了“AI在三匹马科技业务中的核心价值”。该公司称，他们已经掌握了AI智能创作文字大模型，“可以自动生成新闻报道、科技论文、小说等长篇文本，甚至可以根据特定风格和口吻进行创作。”

PPT上有一行醒目的红字，“目前我已经为您做到：全自动采集、全自动改写、全自动发布！”

公司里电脑数量比员工更多，大部分房间都用来放电脑。公司对外的PPT上还展示了公司的“手机墙”，28部放在架子上的手机，都在开机自动运行程序。

长沙三匹马科技有限公司对外宣传的PPT截图

通过参加该公司的面试，接受作为新员工的试岗调查后，我们发现，公司主要的盈利模式是在百家号发文，赚取平台流量激励，他们还研究出了一套用AI抓取、改写和分发文章的流程。

他们使用软件“创作罐头”来抓取网络热点文章。这个软件覆盖今日头条、百度、小红书、抖音等主流平台，整合多个平台的热榜，实时追踪全网爆文及热点内容，并按照话题进行分类。公司建议员工优先选择“国际”，要避开的话题则是“时政社会、健康、汽车”。

公司还自研了一个叫“三匹马”的AI软件，可以实现从洗稿、发布到发布后自动采集账号收益数据的全流程功能。

读取此前抓取的热点内容后，选择改写模型，在软件中灌入AI角色词：

“你是一位多领域、多题材的内容编辑，深谙百家号动态和用户偏好，化身为情感丰富、真实自然的内容创作者。”

同时输入文章要求提示词：

“文章使用简单明了的短句，避免长句子，保持流畅易读。全文保持口语化、非正式的风格。在必要时可加入稍正式的表达以保持平衡。数据和细节描写应适度，避免过多影响文章的流畅性。

必须使用数据、例子（历史、影视、生活中的例子），通过对比、反问、调侃等手法增加文章张力，但确保不涉及敏感话题，保持轻松幽默的基调。

如果文章适合互动，可以在结尾提出开放性问题，或者邀请读者分享他们的想法。如果文章基调较为严肃，可以以总结或呼吁行动的方式结束。”

还要给AI输入文章的语言特点：

“语气非正式，幽默诙谐，允许适度使用方言、谚语、金句和网络流行语。

情感强烈，有带动性，能引发读者共鸣。”

使用该软件，1分钟可以自动洗稿生成10篇初稿；只需要两个小时，就能洗出约上千篇短动态稿件，且每篇都是不同的内容。

在“三匹马”公司账户发布的内容中，充斥着大量虚假、低质信息。比如：“特朗普政府无奈承认，他们对俄罗斯确实没招了”“阿富汗请求中国送给他们2只猪。”“被猥亵摸腿的脱口秀女演员复出，平时在台上讲黄段子脸不红心不跳的人，被摸个腿咋就扛不住了？”“一个男人年收入破了500万，基本70%–80%都会有两到三个老婆，且这些老婆之间大多都能和谐相处。”

通过AI发文，“三匹马”利用点击率赚取平台官方的创作者激励、平台广告分成和读者赞赏等收益。依照这个模式，公司5月共盈利90万元。参与该公司月度全员分红大会的知情人士透露，在分红大会现场，公司给员工每人发放现金400元，管理层800元。

灰产就在你身边

为了深入虚假内容制造链条，今年5月，我以兼职的大学生身份，认识了山东济宁某MCN机构的老板张滕泽。

张滕泽称可以“免费带副业”，“教人傻瓜式搬运视频号，1天30分钟收益1373元，复制、粘贴头条号，10分钟1篇，30天净赚5360。” 

我加入了张滕泽大量雇佣兼职、有偿发文的群组。他和我谈了分成模式：我加入他的MCN机构，成为他众多“子账号”中的一个。我在百家号发布内容，收入来自平台流量激励，账号的收益由他提取，他会转给我账号百分之45的收益。平台打款周期为3个月，他先垫付钱给我日结。

此后，张滕泽发来了20个素材，称“直接发，百分百不会侵权，素材一共就20个，来来回回的发，每天发10条。”他强调：“我提供的素材，都是别人发完，有播放量我整理出来的。”

张滕泽发来的素材，几乎都是虚假信息。大致可以分为4类：

一类关于女明星：包括女明星被潜规则的内幕——“某导演给戚薇500万，让她陪去澳门散心”；另一类聚焦女明星的身材，配图往往是女明星的胸部。

3月底，大S徐熙媛刚刚过世，张滕泽发的素材中也有关于大S的谣言：大S在ICU中抢救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举动，她意识到已经模糊，竟然掐着女儿玥玥的手。其时谁都知道，大S在挂念着她的前夫汪小菲，谁能想到，她在生死关头挂念的却是自己的女儿呢？ 其实这也不能怪她挂念着前夫，毕竟两人恩爱了那么多年，大S还曾说过，汪小菲是她这辈子最爱的男人。

素材充满错别字、语句不通、逻辑混乱，也几乎没有详细的时间、地点、人物等信息。一个众所周知的名字，拼凑一段空穴来风的事件，就变成了一段可能被多次传播的谣言。

另一类关于金钱：“哈尔滨一姐姐存了840万，原本想存5年定期，结果银行工作人员出了大岔子，给她办成了71年期的保险。”

另一类谣言是关于女性的“黄谣”，关键词是出轨、性、和女性的身体。做出不忠行为的往往是女性，她可能与男人在酒店出轨，也可能在家被老公捉奸在床。这种素材不需要更多信息，有时只需要一张女性穿着裸露的图片和对此的批判。

再下一步，张滕泽让我把账号的登录方式发送给他，他会进入账号后台，把视频和文字素材保存到草稿箱，我只需直接点击发布——这意味着他完全控制了这个用我身份信息注册的账号。

搬运并发布这些素材的群内成员，每天要发布不少于10条帖子，且帖子“爆了”，才有可能获得每天10元左右的收入。多数人的账号每天收入只有几毛钱。如果你真的认真地在做这项“工作”，那么你账号会成为大量相同的谣言合集，充满厌女的信息和图片、“知音体”的小故事、和各种猎奇的谎言。

这条产业链与我们的距离或许比想象的更近。连续发布了两天张滕泽给的虚假信息后，我放弃了这项“兼职工作”。5个月后，今年10月，国庆假期回到家，我看到姥姥每天晚上7点，准时学习“AI课程”。她拿着小本，记录得很认真。我凑上去看，才发现她上的课程，正是打着跟张滕泽一样的旗号：“免费带副业”，“用AI在头条发文，10分钟1篇，每天净赚50。” 

姥姥的手机里传来一个女声：“同学们想不想跟老师赚更多的钱？在头条上发文只是能赚小钱，想跟老师赚大钱的扣1。”直播间里“1”开始刷屏。

在“兼职群”里，张滕泽仍然不间断地催促人发帖，他不断辱骂发帖不积极的人：“26号（那天），为什么不发？” “不干的，给我退群”“我不带垃圾”。由于大量发送不实信息，有的人账号被封禁了。对此，张滕泽的回应是：“知道为什么会封号吗？正是因为封号了 ，你才有机会赚到钱，如果不封号，你连赚到钱的机会都没有 。”

被摧毁的信任、被立场撕裂的真相

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的虚假信息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假新闻，谣言，和更广义的虚假内容。上文中提到的，主流机构媒体报道的《杨某某博士录取资格被撤销！》属于假新闻。谣言是在人群中传播的、未经证实的信息，反映了公众的恐惧和焦虑。今年9月，热贴“福州市和赣州市的中学组织签器官捐赠承诺书”引发广泛关注，后被证实是谣言。数量最大的一类是平台上的虚假内容，比如伪造的信息、有剧本的“假骑手”视频，这些操纵性的内容往往是为了流量和谋利。

与虚假信息对应的是事实核查。由于数量和传播方式的差距，虚假信息和事实核查，是信息生态系统中不对等的“竞赛”。

你极有可能刷到谣言，却不太有可能刷到一则辟谣的信息。谣言有传播的“先天优势”，由恐惧、愤怒等情绪驱动，更容易触发大众的转发和评论——高互动内容又会进一步触发平台算法优先推送。如果谣言经其传播节点的加持，某个大V的转发，媒体矩阵的转发，那它更会指数级别的传播。

辟谣则很难出现同等传播力度，辟谣经过调查和核实，往往滞后数小时甚至数天。一则辟谣的消息不太可能复制原先的爆款路径，当谣言已经沉淀为“集体记忆”，辟谣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有据核查”是一家专门核查流传于中文互联网国际资讯的平台。我们访谈了有据核查的发起人魏星。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根据俄罗斯互联网安全联盟在2022年4月发布的报告，互联网及各类媒体上传播的涉俄假消息大约有550万条。与虚假信息爆发式增长对应的是，有据核查有100多位志愿者，一天仅能核查8到9条虚假信息。

2021年7月26日，东京奥运会男子铁人三项比赛结束后， 金牌得主挪威选手 Kristian Blummenfelt 和一些其他选手跪地呕吐。中文网络流传说法称：“铁人三项选手集体呕吐，因为赛场水中大肠杆菌严重超标”“铁人三项选手在粪水中游泳”等。

核查这一说法的关键是要搞清楚，东京奥运会铁人三项比赛的水质到底是否符合标准?

首先，团队在谷歌中输入一些基本的关键词，比如Tokyo Triathlon water quality，发现在过去几年里有关东京奥运会铁人三项游泳开放水域的水质问题确实是一个关注的焦点，但这些偏新闻类的报道都没有直接回答上述问题。

团队转换思路。尽量找到比较权威的信息、原始出处。首先要找到的信息是：铁人三项比赛的水质标准是什么。在谷歌输入关键词 Triathlon water standard filetype:pdf，第一个搜索结果就是世界铁人三项联盟(World Triathlon)——管理铁人三项运动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官网发布的有关水质问题的技术规定文件，浏览文件，可以得到世界铁人三项联盟对水质的硬性要求。

从这一文件上溯，继续在世界铁人三项联盟的官网上翻查，发现在 Documents-All documents 项目下，有东京奥运组委会在男女铁人三项赛事赛前举行的技术会的完整文件。这两份文件都是在比赛开始前两天上传到该网站公开的。其中，针对引起简体中文网络关注的7月26日男子铁人三项赛的水质报告显示：最终水质检测结果为:1 级 – 水质优良(Level 1: Very Good Water Quality)。

这份男子铁人三项赛的水质报告是针对网络流传说法的至关重要的决定性证据，足以证实所谓“东京奥运铁人三项选手喝超标粪水导致呕吐” 的说法不实。

事实核查员也会尽可能联系相关当事人或者相关方，以便获得直接证据或者支持性的证据。

比如2021年9月，中文社交网络流传一篇文章称，据新加坡《海峡时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一次会议上说：中国战胜美国的唯一前提，就是必须克服自身体制内的“官僚主义”。

核查员将流传的有关微博和微信链接通过李显龙官方 Facebook 账号发送至其办公室查询，李显龙办公室很快回复：“你发送的微博链接是虚假新闻。李总理没有说过该文作者在他的帖文中声称的任何信息。”

“有据核查”核查的多是国际资讯。魏星发现，中国人对国际新闻的关注度很高。相比于自己身处的城市，蔬菜的物价，身边的小事，我们更关注国际大事。且相对非洲、拉丁美洲等“小国”，我们更关注美国和日本。简体中文互联网七八成的虚假信息都和美国有关，其次日本。

虚假国际新闻有一套固定的叙事：“我们很牛”“美国不行了”“外国吓尿了”。这类国际新闻相比于本地的新闻更“安全”，也能带来更多的流量，继而带来收入。

2022 年5月5日傍晚开始，微信群、微博等中文互联网平台疯传拜登儿子在钢铁厂被抓

有据核查诞生于2020年，现在5年过去，魏星的感受是信息污染越来越严重，人们也越来越不相信事实核查。面对辟谣或证据时，人们非但不会改变原有观念，反而会更加坚定地相信原来的观点。

胡鑫宇事件是中国互联网舆论中的里程碑事件。少年于2022年10月14日从学校失踪，经过111天的搜寻后，2月2日，江西有关方面公开通报调查情况，“胡鑫宇系自缢死亡。”111天内，谣言大量滋生，“学校二楼出现白布裹尸”、“后山发现带血衣被”、“化粪池发现碎骨”、“被光头老师杀害”、“器官被割”等说法广为流传。即使后期警方发布了非常详尽的通报，但单纯依靠“发布事实”已经无法有效说服公众，人们仍然觉得，有什么真相被隐藏了。

这背后当然存在受众的心理问题。魏星说：不仅仅是中国，在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左派右派、保守派和进步派的割裂越来越严重。过去中国有一句老话，“摆事实，讲道理。”健康的公共讨论，事实在道理之前。而在现在的社交平台，大家爱说的一句话是：“抛开事实不谈……”，很多人认为事实不重要，或者根本就没有事实，重要的是立场。

受众心理极端化背后，是信源的单一化。“很遗憾的是，最近两三年，发生热点事件后，最终我们等来的只是一个单一口径的信息。”魏星说。从前，除了当地政府的通报和回应，还有大量的媒体报道。有时二者是契合的，有时二者是矛盾的，但受众掌握多种信源，可以对这个事件有更多认知。而现在，信息来源渠道过于单一，连媒体也在等通报，反而给了虚假信息生产和滋长的空间。

信任被摧毁了。如何重建信任？重要的是公开透明地披露信息和调查过程。魏星说：“我们可能不能就谣言谈谣言，就辟谣谈辟谣。”

实习生蒋一凡对本文亦有贡献。

作者———张苹

编辑——于蒙插画——陈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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